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九

译夫子推崇德行、报答功绩，其影响万世无穷。而渊源延续不断，凡是那些辅佐阐释经传、作为大道支柱的人，都能被列入“见知”、“闻知”的行列，共同享受光荣的祭祀。因此，道统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学术像龟甲镜鉴一样清晰，这确实可以说是天下风俗统一、九州道理相通。然而，太学是四方效法的标准。王化的推行，应当从近处开始。辟雍的典礼，历代朝廷都极为尊崇。不仅仅是梁柱、酒器、悬挂的乐器、行列舞蹈之类，其礼仪细节和规格制度，辉煌完备，绝非地方郡国所能比拟。就连几案席位的升降、名号的异同，也经过历代增减修改，记载在法典之中。但四方之人尚且未能完全知晓，那些有志于古代学问和礼仪的人士，难道能不加以阐明并深入剖析吗？恭敬地思忖

译圣明的天子考察古制，尊崇文化，敬重先师，表彰绝学，使天下万世之人知道效法的准则。臣下有幸身处这个时期，亲身踏足这块土地，日夜恭敬地侍奉，担心自己无法引导哪怕万分之一的道理。只是瞻仰孔庙的围墙，奔走于祭祀的礼器之间，仿佛见到了孔子其人，凛然如亲见其风范，希望能体现仰慕高洁、景仰大道的意义，但又私下担心这艰难得很。张君璿担任典簿一职，恭顺庄重，恪守职责非常谨慎，在灌酒献祭之余，不仅仅遵循旧例、奉行文书而已。因为祭祀的典章制度虽然定于太学，却没有编纂成书流传给文人学者，于是他从先师孔子开始，依次到四配、十哲、先贤、先儒，按照次序罗列陈述，汇集众人的言论，收集事迹，详细而有证据，深奥而有条理，从此远方和近处的人，得以了解圣朝教化推行、首善之地的礼制以及尊崇的盛况，而且千载上下，创作与记述相互继承，那些用来端正内心、修养身心、启发民众、规范风俗的道理，可以一目了然。翻阅书籍而存在，那么凡是作为圣贤门徒的人，面对在上位的君主，参照在旁的榜样，应当如何感发而奋起呢？唉！如今假使有志于古学礼制的人，都像这样，也确实值得嘉奖推崇啊！所以我在这本书中乐于看到它的完成。

石鼓文跋 朱彝尊

石鼓上的籀文虽然与大篆稍有不同，但距离钟鼎上的铭文不远，它是夏商周三代的器物是可信的。而各家有人怀疑它，马子卿甚至说是宇文周时期刻的，这确实是粗鄙之人的言论。十个石鼓过去缺失一个，在皇祐年间才找到，欧阳永叔最早见到它，文字留存四百六十五字而已。薛尚功则说岁月久远，残缺侵蚀几乎殆尽，现在铭文所载的是从前人刻石得到的，相比欧阳永叔仅仅多了两个字。胡世将《资古绍志录》说所见的是先世收藏的本子，在《集古录》之前，仅仅增加了九个字。到了潘惬山作音训时，只存有三百八十六字而已。杨用修说从李宾之那里得到的唐人拓本，多达七百零二字，又提到见到苏东坡的本子，人多对此感到疑惑。我考证第三鼓，潘氏音训有“众既简”一句，《古文苑》脱漏了“字”，有“众”字，杨用修不采纳，改成了“六师”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马其冩六辔□骜”一句，“骜”字上面脱漏一字，《古文苑》本“骜”作重文，杨用修也不采纳，改成了“六辔沃若”。第五鼓“霝雨”上面，《古文苑》有“□□”二字，薛氏、施氏本则有“天”字，杨用修也不采纳，增加了“我来自东”四字。车攻狩猎在东边，所以说“驾言徂东”，东边有甫草，如果岐阳在镐京的西边，怎么能说“我来自东”呢？至于第六鼓“因民间洼以为臼”，上面模糊不清，用其他石鼓验证，每行多的七字，少的六字，这鼓每行仅四字，上面都缺失两三个字，杨用修每行增加一字，勉强成文。又如第七鼓，杨用修增益“徒御啴啴会同有绎，或羣 or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与小雅同义”，不知道石鼓文每行字数有定数，难以增益。更有奇怪的是，石鼓有“□文”，郭氏说恐怕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泽”也，杨用修于是把“恶兽白泽”放入正文中，这也太欺骗人了。考证李宾之《石鼓歌》中说：“家藏旧本出梨枣，楮墨轻虚不满握，拾残补缺能几何，以一防埃裨海岳。”既然欧阳、薛、胡各家所见只有四百多字，如果李宾之的本子有七百多字，拾残补缺也已经很多了，李宾之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苏子瞻的诗说：“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後，强防偏旁推〇画，时得一二遺八九糢糊。”一半已经像疤痕，诘曲还能辨认脚跟肘部。苏子由和诗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藓，文字皲剥因风雨。字形漫汗随石缺，苍蛇生长角，龙折股。”既然杨用修的本子是从李宾之传下来的，自苏子瞻是。苏子瞻能看见全貌，苏子由也能在苏子瞻那里纵观。苏子由也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杜甫诗有曰：“陈仓石鼓久已讹〇。”苏州诗有曰：“风雨缺譌苔藓〇。”而韩吏部歌曰：“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又说：“年深岂免有缺画？”那么石鼓在唐代已经没有全文，所以韩吏部见到张生的纸本，认为难得。吴立夫诗也说：“岐右石鼓天下观，骆驼载归石尽爛。”既然唐宋元人没有见到全貌，杨用修独自见到。这是陆文裕也不敢相信的。由石鼓推之，杨用修其他的考证，我也不能不怀疑。无怪乎陈晦伯有纠正杨用修一编的工作了。

监本兰亭跋 朱彝尊

书法到王右军进入圣境，王右军的书法到《兰亭序》而变化无穷。后人评品，以定武本为最好，是欧阳率更所临摹的。流传的有玉版，有石版，有棠梨木板；字有宽行，有刻损，有肥，有瘦，有始肥终瘦，各本不同。相传石晋广运年间，契丹用车运回，丢弃在路中，而荣次新说：宋定国出使金国说，在中京。中京，是辽的南京，金海陵改为中都，就是燕京。我乡沈先辈虎臣撰写《野获编》说：万历乙酉、丙戌

译不久，北雍在整理土地时发现了《兰亭序》石刻，其行款、笔画的肥瘦与定武本大致相同。识货的人怀疑这是广运殿所废弃的石刻。当时，长洲人韩存良公担任国子祭酒，拓印了几百本赠送给亲朋好友。结合次新所叙述的情况，或许就是薛氏摹刻的，但也无法确定。

译石鼓记成德予每次经过国子监，在石鼓之间徘徊，总是肃然起敬地说：“这是夏商周三代礼器中仅存下来的，远方的儒生或许很少见到，我身在京城，时常在石鼓下抚摸摩挲，难道不是极大的幸运吗？可惜它到唐代才开始显扬，于是导致疑议纷纷。《元和郡县志》说：‘石鼓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数量超过十个，大概记载的是周宣王在岐阳狩猎的事，文字使用大篆，是史籀所写的。’自从贞观年间苏勉开始记载这件事，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李嗣真、张怀瓘、李阳冰、韩愈各位公卿都称颂其古朴奇妙，没有异议。等到欧阳修则怀疑：‘从周宣王到宋代，将近两千年，按理难以独自保存。’岣嵝山的文字，岳麓山的石碑，年代更加久远，尚且还在人间，这不足以成为怀疑的第一点。程大昌则怀疑是周成王的器物，因为《左传》记载成王在岐阳狩猎，而宣王未必远猎丰西，如今在岐阳发现石鼓，既没有经书的明文记载，而帝王的足迹可西可东，这不足以成为怀疑的第二点。至于温彦威、马定国、刘仁本都怀疑是后周文帝所作，大概是因为史书记载大统十一年西猎岐阳的缘故。查考自古以来善于书法的如斯冰、李邕、李瑗，没有不著名的，哪有书法如此高超却不留名姓的呢？况且其文辞尤其不像后周人的口语。李阳冰、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近在唐初，也不会如此糊涂，这不足以成为怀疑的第三点。至于郑樵、王应麟都怀疑五代之后石鼓丢失了一个，虽然经过补入，不知真伪。然而向传师早有题跋说：‘十个石鼓中第十个不类，在民间访得一个石鼓字半缺的，比较验证非常真实，于是替换以补足数量。’这不足以成为怀疑的第四点。郑樵又怀疑靖康之变后不知在哪里；王应麟又怀疑世传北去时丢弃在济水河中。曾考查虞集曾有记述说：‘金人将石鼓迁徙到北方，藏在王宣抚宅中，等到集言向当时的宰相陈述，才得以移置到国子监。’这不足以成为怀疑的第五点。我因此断然采信《元和志》的说法，并且庆幸它们都保存下来没有伪作。曾经感叹三代文字，经过秦火之后，历经数千百年，虽然尊彝鼎敦等器物出于山岩屋壁、田野坟墓之间，只要有铭文，学者尚且应当珍视并考证。何况石鼓是帝王的文字，陈列在国子监内，岂止像一件器物，供耳目奇异之玩赏呢？谨记其由来，以告诉世上喜好古物的人。

祭酒司业题名记 俞正健

国家设立学校，首先重视国子监。因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没有比这更优先的道理了。钦仰世祖章皇帝尊崇儒术，在定鼎之初，亲临讲学。我皇上崇尚文治、重视大道，登基第八年即亲自幸临辟雍，又制作训诫士子的文章，立碑于太学。如云汉般的天章，作为人寿考存神的依据，教化流行，文治极盛之时，在此担任长官和副长官的人，都是一代的大学者，文章华美，道德温和醇厚，所以有的入朝掌管诏命，有的出外担任地方长官，有的在朝廷扬名，有的在仕途高升。数十年来，光彩照人，照耀前后。我等才能浅薄承当此职，喜逢异数，永远感念恩荣，谨辑录本朝以来两厢官员的姓名刻在石碑上，以垂永久。虽然，名声因官职而显，官职因人而重。我们担任此职的人，果真能仰体圣天子培育人才的至意，端正自己、率领下属，广泛推行教化，大概不至于辱没师儒之名，那么名声与官职才真正不朽。如果仅仅因官职而传名，后世看到这块石碑的人，称颂这些人，将怎么说呢？这是可以警戒的。

石鼓音训跋 李周望

石鼓文的始末，各家辩论得很详细。唐贞观以来，苏朂、李嗣真张怀瓘、窦防、窦臮、徐�，都认为这是史籀的手迹。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有墨迹奇妙的称誉。杜甫《八分小篆歌》序历代书法，也将它列在仓颉、李斯之间。李贺《石鼓歌》说：“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公兮炜煌煌。”又说：“飞湍委蛇相纠错。”乃是宣王的臣子史籀所作。韩愈歌曰：“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奋起挥大戈。搜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都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刻石作鼓隳嵯峨。”梅尧臣《呈祭酒吴公诗》：“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发怒狩岐阳。”苏轼诗：“旧闻石鼓今见这，文字郁律蛟龙走。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史籀变蝌蚪。”这几位都是好古的名贤，他们的言论必有考证依据。朱熹《诗传》遗说曰：“石鼓有说是成王时的，又有说是宣王时的。然而其文辞类似《车攻》《甫田》，恐怕是宣王时也未可知。”由此看来，石鼓是宣王的猎碣，史籀的书法无疑。起初丢弃在陈仓野外，韩愈任博士时，请求祭酒用几头骆驼驮到太学，没有成功。郑余庆将其迁到凤翔文庙中，经过五代战乱，又散失。司马池知凤翔时，用车拉到府学门廊下，用木栏防护，而丢失了一个。大概散失后，百姓有挖其中作臼的，就是现在的第六鼓。皇祐四年，向传师求得它，十个石鼓才齐全。大观年间，从凤翔迁徙到汴京，徽宗以金

译填刻文，最初放置在辟雍，后来移入保和殿。靖康末年，金人将其用车运到燕京，剔取其中的金子，把它安置在王宣抚的宅邸中，那宅邸后来就是大兴府学。元朝大德十一年，虞集担任大都教授，在泥土和杂草丛中将其清洗、扶正并加以保护。皇庆元年，虞集担任助教，向当时的宰相进言，将它安置在现今太学大成门内，左右各放五个，用砖砌的台基承托着，又制作了稀疏的木窗格和锁钥来封存它。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只有这个留存下来了。

译崇实轩、振雅轩壁记，李周望撰。

往昔我在国子监任职，担任司业，正期望振兴文教，修举荒废的事业，不到一个月，便升任翰林院侍讲，因而离职。等到后来巡视湖北、湖南、河南三地的学政，事务结束后返回京城。

朝廷再次任命我为国子监祭酒。从甲午年到现在，多次担任教育人才的职务，受到的特殊恩宠有加。我凭借什么才能胜任而不辜负期望呢？

京城是首善之地，国子监的官员，是海内的表率，典礼在这里成就，贤才在这里产生。然而那些向国子监生请教经义的学生，进出匆忙，没有休息的地方，这不是让他们安心治学的方式。季度考试和月度考核，无论风雨寒暑，拿着纸笔，来不及完成学业，就担心京城城门关闭，这不是让他们恭敬做事的方式。

于是在彝伦堂后面，东厢左右建造了两间屋子。东边的轩室叫崇实，西边的轩室叫振雅。明亮的窗户，温暖的房间，笔架、茶灶，几案、席子、帘幕之类，细微之处都具备。学生们在这里比较技艺、竞争胜负，悠闲自得，吟咏诗文，想到崇实就能去除虚名，振雅就能远离俗气，深入研究，仔细思考，一律以古人为标准，而不屑于平庸浅近，那么这方寸之地也不是没有补益。

又担心人员混杂而事务繁多，于是大规模修缮官舍并使其焕然一新，让各位教师分科勤勉办事，希望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没有互相侵夺的意思。

从前宋代儒者胡安国在湖州任教，设立经义、治事两个斋舍，让他们分别居住其中，专心学习，他们的才能都可以被世所用。后来他在太学任职，学生更多，太学容纳不下，就借用旁边的官舍安置他们。元代儒者许衡担任祭酒，也大规模修缮学舍，让子弟住在各斋，担任斋长，儒教大兴。我怎么能与前贤并驾齐驱呢？

只是恰逢崇尚文治的时代，圣天子关注辟雍，乐于培养众多士人，一时的同僚，精诚专一，同心协力。我与学生们分析疑难，订正义理，早晚如此，庆幸伟大的教化有所成就。这难道不是承蒙空缺而任职的幸运吗？至于遵守规则，长久不废，或者加以扩大，那么不能不对后来的君子有所期望。

《国学礼乐录》序，李周望撰。

国子监掌管音乐的职务，是礼教的地方。始于虞舜朝廷，风尚已经很久了。周代完备了四代的音乐，王畿之内，称为辟雍，大概是为了阐明首善的意义，与乡学不同。秦朝焚书之后，学校沦陷废弃。汉朝到元狩年间，才开始由董仲舒提议建立。中元、成帝时期，学生增多。光武帝重新振兴太学，亲自讲论，设立十四位博士，传授五经。明帝练习射箭、养老，章帝大规模召集儒生，一时之间虎观讲经，文雅兴盛。晋武帝崇尚儒术，以贾逵、马融、郑玄、杜预、伏生、孔安国、王肃、何休等人，分立八家儒学，命令张华、刘实统领太常。咸宁之后，才设立国子学，教育贵族子弟。东晋士大夫崇尚庄老，流及六朝，南北兴废无常。到隋朝开皇年间，国子寺才不再隶属于太常。唐代则六学都归国子监。宋代增加三馆，而学规之善，没有超过胡瑗的。三斋杂仪，始于元代许衡。六堂考课，沿袭明代永乐年间。日久逐渐松弛，仅属空文。

本朝定都京城，振兴文教。世祖章皇帝视察学校，释奠祭礼，百废俱兴。我皇上生知好古，重道崇儒，即位之初就亲临辟雍讲学，隆重礼遇先师，超越百代。特别制定训诫士子的文章，立碑造就，加意劝诫惩戒。时际太平，礼明乐备，长久教化成功。又修订诸经，阐发性理，辨别律吕，审定元音，汇集道统之大成，作为君师的最高典范。近来又升附名儒，增加博士，凡是用来光辉俎豆、鼓舞人才的典礼，无所不至。多么美好啊！士人生在金声玉振的时代，获得菁莪棫朴的风气，真是厚幸。

我自从甲午年承蒙空缺担任司业，随即升任侍讲，就奉命校试士子，在湖北、湖南、河南的日子，与学生们撤帘讲学，务必趋向醇正古朴，以应昌期。

公务结束后再次担任司成重任，受恩深厚，报答无从，于是与方山谢公冰竞共同发誓，宏扬圣训，督课勤奋，而学生们文风也日新月异，虽然如此。

国家储备贤才培养士人，难道只是以文章华国、润色大业吗？要求实行，以资大用。我认为古代教育士人，从小学到大学，已经通晓六艺，必须陶冶性情，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入德有方，修道有序。兴诗、立礼成乐，次第明显，不可改变。太史公到鲁国观看孔子庙堂车服礼器，学生们按时习礼，其家乃故事之可证者。何况国学贤关，人才渊薮，士列桥门之下，如果不辨礼仪乐奏之详，典祀损益之故，又如何自立于儒雅之林，备异日庙堂之选乎？

于是采集志书，统合诸书，剔除繁冗，稍作编次，录成一书，以展示给学生们，使他们知道国学礼乐所在。片刻不可离开身体，亟宜研穷义理，考核名实，以礼谨其节，以乐发其和，庶几由博而约，逐渐达到希圣希贤的境界，仰承圣天子寿考作人之化，行且比隆周室，远接虞廷，汉唐以后曷足道哉。

这是序言。

进士题名碑录序，李周望撰。

译科举取士的制度由来已久了。《周礼》中记载，大司徒用乡三物来教化万民，并选拔推荐他们。又说：“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考核人们的德行、道义和才艺，将贤能者的名册呈献给君王。”君王拜受名册，将其登记在天府之中。这是多么谨慎啊，这是多么重视啊。那时的人才只出自乡学和国学。乡学由乡大夫掌管，而任用人才在大司徒；国学由大乐正掌管，而任用人才在大司马。乡学中选拔出来的人称为选士，升入国学后称为造士，大司马所甄别评定的人称为进士。这就是乡三物选拔推荐的典礼。汉代距离上古不远，举荐士人的制度有三类：贤良、孝廉、博士弟子。后世的科举岁贡制度由此发端。隋朝大业年间，专门以文章辞赋考试士人，称为进士。唐朝采用三科十九目的分类。从学校馆舍出来的称为生徒，从州县推荐的称为乡贡，都提升到有关部门进行升降考核。由天子亲自下诏选拔的称为制举，用来等待非常之才，没有固定的科目。科举制度在唐朝确立，确实如此。天授初年，武则天在洛城殿策问贡士，殿试从此开始。宋朝进士等各科，秋天取得解额，冬天在礼部集结，春天考试，合格者在尚书省放榜。开宝六年，殿试贡士成为永久制度。开宝八年，开始分三甲。熙宁年间推行贡举新法，废除诗赋，专考经义。建炎以来，兼用经义和诗赋，分为两科。元朝仁宗确立经书取士法。八月举行乡试，二月举行会试，都考三场。首场考四书义两篇、经义一篇；二场考诏、诰、赋、表内科一道；三场考时务策一道。经义采用朱熹的《章句》《集注》，策问则用自己的见解阐发，限制三百字。分为左右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太祖开始在奉天殿策问殿试中式者。赐一甲三人进士及第，赐二甲进士出身，赐三甲同进士出身，依次授予官职。洪武十八年乙丑，授予一甲三人修撰、编修，都进入翰林院。让二三甲进士在各司观政。那些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衙门任职的称为庶吉士。到了永乐二年甲申，选拔二十九人为庶吉士，在文渊阁读书。此后只有翰林院有庶吉士。将及第第一人称状元，第二人称榜眼，第三人称探花，是仿照宋朝制度。而当时士大夫又通称二三甲第一名为传胪。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乡试第一名称解元。乡试在子、午、卯、酉年举行，会试在辰、戌、丑、未年举行，后来虽然条例多次更改，但其大纲本来是不变的。

译圣朝定都京师，声威教化遍及四海。世祖章皇帝裁定科举法度，制度完备；我皇上道德崇高盛大，长寿育人，鼓舞振兴不遗余力，而且以圣学为范，以帝文施教，长久推行教化而成，与天同辉，因此得士之盛，直追唐、宋、元、明而上，比肩汉周，无人能与之争。太学题名碑记，元代仅有存者，明代石刻随缺随补。本朝自顺治丙戌至康熙戊戌，共二十八科，只有壬辰、乙未两科分满汉二榜，各设三名鼎甲及二甲、三甲。此后历科仍合为一榜，未曾分开。士人脱去布衣入朝，则必题名于太学，师生济济，接踵而至，取士至今日而极盛，无以复加！我皇上登基以来，揭榜已二十一次，以后更不知凡几，非算数所能测度。啊，盛世乐育英才，遍布于朝堂；大僚前二三十年间，先帝的旧臣参错在位，直到今日，无一不是对我皇上的清问应对者。有的在一门之内，祖孙父子兄弟相继登上高官，有的异姓之交，师长提携子弟，层层累积，源远流长未分，而并登华贵者，更不可胜计。假如进入太学，游历桥门，所见高大石碑林立，无不摩挲指顾说：“某某以德行传，某某以功业显，某某以文章辞翰称，奎壁光华，先后辉映，岂不是千载之胜览吗！”我自幼禀受庭训，继迹科举，承乏担任司成，滥登宫尹，不敢忘记题名之所自，谨录。国朝历科题名碑姓氏为初集，待次第增益，使多士观感踊跃，皆知我皇教泽深厚，文治极盛，以垂示无穷；而元明旧碑在辟雍者，一并附录，备考镜焉。这是序言。

国学礼乐录序 谢履忠 考成周教士之制，乡学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太学有四术：礼、乐、诗、书。虽然教之详略不同，皆以礼乐为先务。至于敦厚和睦、辨别适宜，化民成俗，调动四气之和，以彰显万物之理，则礼乐明备，天地各司其职。礼乐之用，大矣哉！然而历代制作，互有损益，其存而可考的，独萃于国学。我皇上聪明圣哲，久道化成，希天之日新之学，崇正之功大阐，广励学宫，超越前人。士人生于此时，无不沐浴元化，涵泳圣涯。况且领师儒之官，持教育之柄，其感激思奋，润色鸿猷，诚有不能自已者。大司成李南屏先生，曾为国子司业，又典三楚学政，日日训士孜孜不倦。今之复领成均，穆然深念曰：“时教必有正业，谁有大于礼乐者乎？”于是殚心研思，纂为《国学礼乐录》一书，明先师之统系，扬御制之褒崇，纲领昭然。序世家列传，所以浚礼乐之源；详祀典，述经志，绘图谱，陈仪注，所以备礼乐之事。附上石鼓音训，见三代之轨物，而歧阳之狩亦礼也。缀以题名碑记，皆奉行礼乐之人。盖先生为此书，采择广，咨访切，辨正严，次序确。即使浅陋如我，通怀商榷，析疑订误，至再至三，先生娓娓不倦。于是见先生虚公之衷，不仅用于抡才造士，而陶淑人心之雅意，将通亿载而为津。余于先生为后进，铅椠之间无能为力，适以戊戌春先后受事六馆，规条详加厘正。至剔屏浮，除嚣振雅，予与先生去私见，持大公，毋激毋随，同心共盟，同襄厥职。两年以来，人知重廉耻，习惯礼让，士亦相敦以实行而不务声华，皆先生维挽之力，而我与有荣焉。然则是书之成，足范士心，兴民行，敬承圣天子中和之德，以溥斯世于仁寿之域。凡有志于礼乐者，由此悉其源流而探其本末。其所裨益，岂止一时一人而已哉？这是序言。

石鼓文钞序 孙岳颁 盖闻六书初肇，始变虫鱼；八法相生，未离蝌蚪。篆籀自史游开，实着金针之奥；册书定于许慎，式垂玉尺之文；载在钟彝，乎金石。斯则伏羲创卦之岁，即成书；神禹铸鼎之年，非无古画；藏诸汲冢，不委残灰；列于明堂，犹存旧物者。自昔岐阳薄伐，阅武于田，姬室中兴，成功告庙，爰凿石以作鼓，遂镌笔以播词。车攻马同，懋纪行猎之盛；建旄设旐，侈陈俘获之多。圭璧于焉会朝，獫狁因之作贡。龙文螭篆，尽典核之妙；斗错星盘，肆纵横之势。文词则申甫而下，书法则李斯之前，既已珍比和钧，非徒

译“玩”字与“琬”、“琰”二字同类。等到皇位转移至洛阳和镐京，西京的祭祀礼器随之沦丧；战火燃起于咸阳，东鲁的诗书被焚烧抛弃。土制的鼓槌和陶制的鼓，全部淹没在寒烟之中；郜鼎和商盘，大半归于茂密的荒草。这就好比磬沉入泗水，哪里还能传来大吕的乐音；宝剑跃出延津，想要化身为干将的质地。纵然被称为神物，也一同付之于劫难尘埃；更何况山陵与河谷变迁无常，兴盛与衰亡交替更迭。秦始皇的战垒，只白白遗留了金属箭头；汉天子的离宫，珠盘终究还是破碎。年年荆棘丛生，铜驼不少；处处荒废的陵墓，玉盎颇多。于是星象移动，万物变换，石头腐烂，海水枯竭。鸟迹最终被埋没，龟甲上的纹路全部侵蚀。张华观察云气，徒然识别出龙泉剑；柯萼登山，又遇见石上的篆文。起初在陈仓的原野，得到这虫蛀剥落、苔藓侵蚀的残迹，急忙迁至清庙之中，放置在左钟右虡的行列。龙蛇盘曲交错，自成一家；甲乙文字斑斓，仅存九种。幸好夜明珠最终归还合浦，连城之璧未在秦庭破碎。确实有鬼神呵斥，竞相守护符玺。等到大观年间，再次迁徙至汴河。天子亲临辟雍，仍然登上璧水。苔藓斑驳脱落，凭借金质作为陪衬；风骨嶙峋，比起银钩更加陡峭。不久尘埃飞扬于辽海，战马放牧于中原。焦桐之下，一半填满了沟壑；庙中的欹器，顿时委弃于土丘。骆驼运载于市场，骏台前仅剥落黄金一箧；沉沦于跃龙池畔，谁来抚摸那千言绿字？此后碣石开设宫殿，燕山建造居室。搜罗珍贵的宝物，无需烦劳博士上书；珍惜特殊的珍宝，愿意听从成均的提议来从事。空旷的廊道和素白的墙壁，一同收藏柱下史遗留的典籍；荒废的石碑和残破的碑刻，共同映照出斗牛星间的气象。直到

译圣朝顺应天命，定都燕山。

皇上以干戚之舞止息战争，在尧的殿堂上刻写戒铭，各种警戒之言都完备地采纳，掖庭中的河图洛书，每日陈设在讲论的帷帐之中，旌旗在长杨、细柳的郊外出猎，玉帛使节来自黥面文身的国家，应当推崇这些法度器物，媲美那宫廷悬挂的钟磬，曲折的龙纹图案，配合六堂的钟鼓，苍凉的鸟篆文字，照耀四库的典籍，自古已然，如今更为兴盛，唉，日月销蚀，只留下黑闼之名，地老天荒，谁能辨认赤文之字，渊源可以追溯，还剩下苏轼、苏辙的诗篇，意趣格调难以寻觅，哪有钟繇、王羲之的墨本，虽然桓荣稽考古事，已遗失断简残篇，束晳补亡，哪有空暇辑录一二残编，然而见到蔡邕的鸟篆，则传观的人都惊讶其精妙，看到安道的鸡碑，则好事之徒都惊叹其奇妙，模糊的一个字，尚且抵得上千缗钱，灭没的双钩法，还听闻二雅之声，不凭借阐发演绎，怎能倚仗揣摩，于是有高阳的才子，防水的名流，志在墨池，享有卫瓘一台的赞誉，情寄碧篆，习练王中正八体之书，薤叶韭花，兼长刻画，烂铜破玉，不废雕镂，穿着草鞋背着行囊，仿效陆机入洛，携琴载笔，效法司马相如游梁，偶然客居金台，闲寻石鼓，摩挲青绿，怀疑是脉望虫留下的痕迹，抚摸丹青，不再有金躔的聚集，因而剜除苔藓，逐渐搜索苍颉的踪迹，补缺拾残，直接锤炼女娲补天的石头，得到三百多个字，历经两千多年，亥豕交讹，已经精于剖析，鲁鱼同异，必定谨慎参稽，假以三冬时间，汇编为一卷，悬挂于都市，超越吕览的春秋，传播于洛阳，并驾齐驱太冲的词赋，陆龟蒙的小名片录，不足以比其宏通，李万卿的说苑一编，怎能方其淹洽，遗文可读，长作为凤阁的奇书，古学传承，永远认识龙鳞的初体。

太学十咏序 黄叔琳

古代在太学教育贵族子弟，用正直温和、宽厚简略来教育他们，改变他们的气质，进而用诗歌引导他们表达志向，涵养他们的性情。大概温柔敦厚的准则，流连讽咏，可以陶冶身心，而播于清庙明堂，于是鼓吹休明，表彰风化。确实诗歌的教育非常重要，而学习的人应当首先重视。钱塘王先生在太学分教诸生，在授受之余，倡导十咏。三舍生纷纷唱和，成卷。大概人文汇聚的地方，其英华之气必定有所凭借而抒发，以鸣其盛而宣其豫。遥望古人，触景生情，既推原教育贵族子弟表达志向的意义，又足以导扬盛美，那么不要说这本书与国家文治无关。门人邵子屺拿来请我指正。我回忆担任贰长，已经四十多年了。桥门苍翠，石鼓嵯峨。阅读诸诗，简直像昨天一样。近来棫朴菁莪，蒸蒸日上。诸生更从王先生涵泳优游，勉励他们未达到的地方，而进于古行。且听歌钟鼓，正风扢雅，而观教化之成。

【谨案：大学十咏，一曰周宣石鼓，二曰元代老槐，三曰柏庭翠阴，四曰石井甘泉，五曰两序书生，六曰六堂灯火，七曰长廊步语，八曰射圃归鸦，九曰辇道路明，十曰桥门雪霁。学正王廷云所撰，共五言律诗十首。当时和者有陈宪祖等十四人，集刻为卷】

续刻进士题名碑录序 孙嘉淦

皇上登基的第八年，岁在庚戌，殿试扩大名额至四百多人，我既奉命担任副考官，又兼任司成，因而得以观看诸进士在太学释褐。随后循例刊刻题名碑，树立在桥门外，是很盛大的典礼。考查唐代进士自神龙以来，杏园宴后，都在慈恩寺塔题名。后来有成为将相的，就用朱笔书写其下。宋代进士诸科放榜后，缀行期集，排列叙述名氏、乡贯、三代，书写下来称为小录，都没有刻在石头上。明代自永乐二年，命令工部在南京国子监建立进士题名碑。十三年，会试天下贡士于北京，考谓是年，就命令在国子监立石。然而现在没有了，有的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开始。

本朝自顺治丙戌至今，丰碑林立，继此者三年一增，人才的兴盛不可计量，这难道只是准备故事显示观美吗？士人生在圣世，贵在能有所建树以垂不朽。题名一碑，将使历年久远而睹其姓氏，以考其德行事功文章的实，贤不贤的迹，一一可指数。这是劝惩由此兴，法戒由此备。但是碑石既多，不能家家拓印而保存。蔚州宗伯李渭湄先辈，担任国子祭酒时，于是汇编诸碑而镂之板，共若干卷。迄今十有余年，士风日益强盛，人文日益众多。于是庚戌诸子，谋划所以继承李公之志者，而问我作序。我说：“这可以使天下后世出此途者，循名责实，思自树立，以免辜负”。国家兴贤育才的盛心，于是乐为之书，其缘起如此。

进士题名碑录序 宗室德沛

夫学以从政，临事始不苟。执古制名于后，能永传。所以诗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书以君为元首，臣

译作为辅佐君主的大臣，大概是因为君臣如同身体与四肢相互依存，才能成就大业。沛年轻时喜欢读书，但不拘泥于对经书字句的训诂考据，而是在六经和各种史书之间自由游历、广泛涉猎。临近年老时，他担心名声不佳，总是害怕自己无法胜任实际事务。

译天子因为沛公崇尚研读儒家经典，让他以少宰的身份兼任祭酒，并且命令他教导庶吉士，那么国子监和翰林院的事务都由他掌管，他怎敢谦让呢？查阅太学进士题名录，倡导者是蔚州李公，等到庚戌年续刻时，则由合河孙公作序。如今乙丑年的各位学子又补刻了近期科考中缺失的部分，恭敬地记录下来。

世宗宪皇帝有一道上谕：“冠冕端正，像康熙己未年、乾隆丙辰年两科的博学鸿词科，姓名都依次编排记载。又在钱塘王孙芸家中得到明代贡举志，于是增入了洪武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乐甲申、丙申、甲辰，共九科的记录，从此科目制度完备。甲榜（进士）至此才齐全，这是以前名录中所没有的。”沛公当时正在编纂国子监志，核查题名碑，发现现存于桥门外的有：元代三碑，是本朝吴祭酒在启圣祠的土中挖出的；明代七十六碑，始于永乐十八年李骐榜，止于崇祯十六年杨廷鉴榜。有人说始于宣德五年林震榜，这大概是错误的。其中缺失的只有万历八年、崇祯十年两碑而已。

本朝三十九碑，始于顺治三年傅以渐榜，直到现在的钱维城榜。以往看到的《日下旧闻》及其他刻本，都有错谬难以依据。于是按照各碑的行列次序编排，分编入《监志》第九卷，可以阅览。现在又续刻这本名录，名录与碑刻相互补充，使科第功名与典籍记载流传无穷。然而考察这些人，有的善有的恶，有的湮没无闻无可称道，难道是上天让他们这样的吗？大概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罢了。如今位列在这名录中的君子，应当想到风云际会、虎变龙飞，不仅仅是一时的奋起，而在自身前后所建立的功业，在于内外不懈怠以取悦君主，使后继者兴起，各位君子不能指出他们的名字作为借口，这就差不多可以了。

唉！这本书，实在令人敬畏啊！实在令人敬畏啊！

从祀考：沈德潜说，礼制规定开始设立学校时，向先圣先师献祭，所谓先圣，是指像周公、孔子这样的人；先师，是指历代明经之师。唐武德年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贞观二年，用天子礼乐在武王庙祭祀周公，而提升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享。贞观二十年，下诏让左丘明等三十二人（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逵、何休、王肃、王�、杜预、范宁）配享孔子庙堂，这都是为了报答他们传注经典的功劳，所谓代代使用他们的书籍，流传于国家学子之中。开元八年，将四科弟子闵子骞等列在二十二贤之上，而其他七十子之徒都得以从祀。曾参是大孝子，坐在十哲的次位，是重视他的德行。宋元丰七年，开始进荀况、扬雄、韩愈三人入祀。有人说祭祀这三个人，是因为王安石配享，王雱从祀的缘故。政和三年，封王安石为舒王，在殿上配享，王雱在诸贤的次位。钦宗时，听从杨时的请求立即罢黜，后来一并罢黜了荀、扬二人。宝庆三年，进朱熹一人入祀。淳祐元年，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景定二年，祭祀张栻、吕祖谦二人。咸淳三年，提升颜回、曾参、子思、孟子的配享地位，而进邵雍、司马光二人。元文宗时期，进董仲舒一人。明成化三年，祭祀胡安国、蔡沈、陈�三人。嘉靖九年，进欧阳修一人，而罢黜戴圣以下十三人（戴圣、刘向、马融、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后来又进陆九渊一人。后来又进元代儒者许衡一人，而明代儒者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陈献章也都从祀。我朝圣祖皇帝因为朱熹对《四书章句》及《易本义》《诗集传》等书有功，将他列入十哲的次位，而进范仲淹一人，位次在欧阳修之右。圣皇深明睿智，不是那些议论礼制的儒者所能企及的。

我私下考察，唐武德以后，历代所确定的从祀人选，都很公平允当。只有明代嘉靖年间，听从张璁的建议，罢黜戴圣等人，实在有不安妥之处。因为经学遭受秦火之后，散失隐匿，不绝如缕。各位儒者怀抱残存的经典于灰烬之余，笺注疏解，辗转传授，以等待宋代儒者的兴起，专门名家，各有所长。这些人虽然品行未必纯粹，也不能废弃他们。何况十三人中，除了马融行为败坏之外，像何休、范宁等人，也没有太多缺失啊？那么贞观年的制度，不应该全部更改。

再想一想，自汉代以来，表彰经学，未曾从祀的：传授《易经》如田何，传授《诗经》如申培，传授《尚书》如大小欧阳，传授《春秋》如胡母生，传授《论语》如夏侯胜，传授《孝经》如长孙氏，都应该增祀。而唐代儒者如孔颖达、颜师古、王恭等人，注疏群经，功劳与汉代儒者相当，现在选择其中行为没有缺失的，也应该一并祭祀。再想一想，卜子夏既然列在十哲之中，那么先儒二十二人，已经缺了一人，而《六典》中国子祭酒司业条，仍然称二十二贤，与数目不符，应当改正，斟酌施行，不流于泛滥，不接近于……

译严苛，增添了吾道的光辉，端正了经学的纲纪，这在于担任礼官的人。

译论著附

元

国子学先师庙碑

程钜夫

皇庆二年春，皇帝下诏说：“我元朝继承百代圣王的统绪，建立万民归仰的准则，承受天命，成为君师。世祖皇帝统一天下，屡次修明文教。成宗皇帝建立庙学，武宗皇帝追尊孔子，这都是为了崇尚教化、培养人才。朕继承大业，鉴察前人制定的法度，期望达到大治，可以在庙中树立石碑。负责起草诏令的文臣，由臣钜夫跪拜叩首，奉诏陈述道：‘臣听说，上古之初，百姓生活淳朴，风气逐渐败坏，圣人对此感到忧虑。于是设立庠、序、校、学等教育机构，天下的治理都由此产生。中统二年，任用儒臣许衡担任国子祭酒，选拔朝廷官员的子弟充当学生。至元四年，建造都城，划定宫城以东作为庙学的基地。二十四年，配备监学官员。元贞元年，下诏建立先圣庙，但长久未能建成。大德三年春，丞相哈喇哈斯逹尔罕非常担忧，无法实现皇帝的德意，于是亲自承担此事，整顿五种材料，召集众多工匠，责成工部郎中贾驯，用心筹划指导，早晚不懈怠，工匠们因此受到鼓舞。十年秋，庙宇建成。谋划建立国子学，御史台官员再次请求，皇帝批准。至大元年冬，学校建成。庙宇占地半顷，大殿四面有檐，高六十五尺，宽度是高度的两倍，深度比高度多十尺。配享的圣贤各有位置，从祀的贤者各有行列，重门长廊，斋舍厨房仓库，共有四百七十八根柱子。学校位于庙宇西侧，面积比庙宇少十分之二。国子监东西六馆，从正堂到门，环绕排列如鱼鳞般紧密，贯通教养的区域，共有一百六十七间，制度更加完备。

加封孔子为‘大成’的称号，用太牢祭祀，配合释奠雅乐。江南免除四十户人家的赋役，专门负责春秋两季的祭祀，事先必定命令大臣代理事务。皇帝即位，提升先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司马懿、张载、邵雍、朱熹、张栝、吕祖谦、许衡从祀孔子。选拔学生三百人，进用平民子弟中的俊秀之士，互相观摩而向善，学业精通、品行成就的人每年举荐从政。又诏令天下，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比，选拔贤能之士，于是高大的殿宇、升高的台阶，陈列着礼器、服饰和冠冕。

圣师巍峨庄严，仿佛就在上方。学习有课业，休息有居所。亲近老师，喜爱朋友，学生们各自安心于学业。大家都说：‘伟大啊，天子的仁爱！极致啊，相臣的贤能！工部官员的勤勉，他们懂得政治的根本啊。’臣私下认为：天地极其神奇，如果没有风雨霜露，无法成就其功业；此道极其广大，如果没有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无法实现其教化；人性极其善良，如果没有诗书礼乐，无法造就其才能。历代圣王相继传承，认为天下可以用武力平定，但不能用武力治理，所以尊崇夫子，建立辟雍，恢复科举，确实是希望人人都能践行儒家行为，为天下国家所用。那么，百姓改变风俗、和谐有序，难道不就在于此吗？唉！隆重啊！臣钜夫恭敬地跪拜叩首，献颂曰：‘皇元承受天命，建立京城，以安抚万邦。既然完成了武功，又修明文教，选拔俊良之士，庄严的宣圣垂下典范，道尊至极而彰显，说道：‘你们的子弟如果不致力于学业，怎能教化四方？’用学业聚集他们，供给他们粮食，日渐进步，月有长进，大德继承前业，于是建立孔庙，经营辟雍，考察制度，衡量人才，审时度势，适宜地完成了功业。辟雍广阔，冠冕服饰辉煌，群士景仰跟随。圣道已经阐明，涣散的号令已经加强。我皇执掌天道，秉持中正之道，规范事物，启迪百姓，恭敬谨慎。帝王的学业日益宏大，万物和谐，我的教化得以宣扬。提升儒师的祭祀，选拔群材，光大继承先业，效法古代的盛世，宏大的谋略和远大的规划，无不源于贤人。上天赐予皇祖，神圣文武，拥有万国。威严何曾不施加？政令何曾不执行？何曾有所求而不得？只致力于学业，只培育人才。下民确实遵循，以及左右的臣子，都具有一致的德行，以辅佐君主。遵循帝王的法度，臣子能够思念，众多贤才济济一堂，礼明乐备，永远作为神主。传颂不已。’”

【雪楼集】

贾侯修庙学序

吴澄

世祖皇帝统一天下后，在大兴府北部建立京师，其祖庙、社稷、朝廷、市场的方位，以及纵横道路的规制，宏大的规划、深远的谋略，是前代所没有的。至元二十四年，设立国子学，命令建立孔子庙，以及顺德忠献王哈喇哈斯协助成宗皇帝，终于继承先帝的意愿完成了此事，而工部郎中贾侯主持这项工程。庙宇位于东北纬涂的南面，北东经涂的东面。大殿四面有檐，高十七仞，南北五寻，东西十筵的三倍。左右翼楼的宽度也如此，横通两庑。两庑从北到南七十步。中门高九仞四尺，长度是宽度的一半，宽十一步。门东、门西的庑廊各宽五十二步。外门左右作为斋宿的房间，按间计算各七间。从大殿到庑廊，从庑廊到门，从门到外门，内部到厨房仓库，总共四百七十八根柱子。开始谋划于大德三年春，完工于大德十年秋。当时设立官员教导国子已经二十年了，寄居在官舍中，名称不正当。丞相认为这不符合兴崇文教的实质，于是在庙宇西侧营建国学。中间的厅堂作为监院，前面用于公共聚集，后面用于宴饮休息，旁边有东西舍夹着。东西各有一堂，用来居住博士。东堂的东边、西堂的西边有房间，东室的东边、西室的西边有仓库。仓库前面是六馆，东西向，用来居住学生。一馆七室，助教居中以管理。馆的南边、东边、西边是两塾，隶属于门屋。

译四周贯通一百间房屋，超过一年才建成，不仅仅

译圣师孔子的宫庙巍然耸立，成为天下的最高所在，而首善之学的建筑也雄伟地耸立，承载着天下人的期望。远近前来观看的人，没有不惊讶、赞叹其高大壮丽、宏敞开阔的。大概如果没有丞相，谁能赞颂圣明天子的德意呢？而如果没有贾侯，又谁能阐发彰显贤宰相的盛心呢？贾侯在督理工程时，早晚亲自监督视察，不避风雨寒暑，安排规划，一一用心计算并指挥工匠，没有人能做得像他那样。他升任本部侍郎，又升任本部尚书，外出负责其他地方的营造事务。身体虽然在外，心里却不能忘记庙学。至大二年，他回朝拜任户部尚书，首先来到庙学，环绕四周瞻仰顾盼，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唉！世上做官的人，大抵只致力于文书期限、刀笔案牍，知道政治有本源、名教可尊崇的，有几个人呢？人们都以为这是迂腐，而贾侯却恳切急切，惟恐落后，大概他的资质见识卓越啊。〇他年轻时是宪府的属官，宪长诬陷他的副手是柄国者的仇敌，想置他于死地，几十人都将连坐作证，迫于拷打掠夺，全都附和以成全这诬陷。贾侯也在其中，唯独坚守正道不阿谀顺从，被淹留囚禁三年，最终没有改变。被移职受诬陷的人借此得以脱罪。他从户部尚书转为参议省事。恰逢有罗织罪名的案件，贾侯详细审议判决，大大违逆了当时的宰相，几乎与同罪，依靠救援才得以免除。唉！贾侯为人如此，适宜他对圣道儒术深有契合。如果不是资质见识过人，谁能做到呢？贾侯常以范仲淹的标准期望国学的诸生，我吴澄听说后感到惭愧，往往面红汗下。范仲淹之所以成为范仲淹，没有别的，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罢了。唉！怎么能让人人不辜负贾侯的期望呢？贾侯名驯，字致道，是济南邹平人。他将返回故乡，所以写下他对于庙学有功绩的事迹作为颂文。至大四年三月初一，国子监丞吴澄作序。诗曰：“光辉显赫的皇元，恩泽遍布八方；庄严的京师，教化率先推行。”

孔道昌盛光明，如千古日月。皇帝说：“建立庙宇以对应光辉业绩，显赫忠信的庞臣，恭敬辅佐神孙。继承祖训，遵循往圣。宰相名叫贾驯，履行他的职责。于是奠基构建，于是粉刷铺砖。贾侯只遵从宰相的话，不懈怠以防备新宫，巍巍高耸其势。宫墙之西，学宫于是建成。我扩大你的居所，你努力你的学业。你的士人来游学，四方都瞻仰。你的准则不远，形象容貌肃穆庄严。诚恳的贾侯，能够敦厚能够勤勉。谁挫伤他的廉洁，谁混淆他的界限。一心正直不阿谀，百折不回。家族纠纷，恢恢地裁断。庙学的崇高，天子的德，丞相的功，贾侯的力【草庐文集】

崇文阁碑吴澄我朝以神武平定天下，我世祖皇帝认为不可偏尚武力，广泛延请四方德高望重的贤才，共同谋划商议，于是能够辅助皇上的谋略，修举各项政务，文治渐渐兴盛起来。中统年间，命令儒臣教导贵族子弟；至元年间，完备国子监的学官。成宗皇帝光耀继承祖业，宰相哈喇哈斯恭敬承奉皇上旨意，在京师建立孔子庙，御史台进言：贵族子弟的教育，寄居在官舍，狭隘简陋不合适，上奏请求。

在孔庙之西，营建国子监学，用御史府所储存的公款充作费用。等到仁宗皇帝，文治日益隆盛，大家认为国子监学藏经书，应当有重屋来存放并加以防护，又命令御史台的臣子办理这件事。于是在国子监学的北面构架书阁，阁是四阿顶檐三重，按照工匠的测量，它的高度四丈有一尺，南北的深度六寻有余，东西的宽度比深度加倍稍少。延祐四年夏天开始动工，六年冬天竣工。材木瓦砖等物的价值，工役饮食的费用，全部出自御史府，雄伟壮丽，焕然一新，增添了国子监学的光辉。命名这座阁为“崇文”。英宗皇帝讲求施行典礼，装饰太平，文治极盛了。御史台的臣子请求在崇文阁下刻石，用来记载告成的年月。皇帝命令词臣撰文，臣吴澄轮次执笔。当今皇上盛大继承圣业，举动遵循世祖的成法，对于尊崇儒学重视道义恳切不已。定元年春天，颁布诏令，国子监立碑如御史台臣所奏。臣吴澄恭敬地抄录所写的文章进献。臣听说：古代有训诫，平定祸乱叫武，规划天地叫文。武与文，各自适合所用。然而平定祸乱，用于一时，而已经规划天地，则从古到今，不可没有。为什么呢？日月星辰，是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地之文。人文与天地相互规划，也就与天地相互长久，可以一天没有吗？我世祖匆匆用武，日不暇给，却汲汲崇文，惟恐落后，这他的高识深虑，超越百王，宏大的规划远大的典范，垂示后世，作为圣子神孙的法程。这难道是常人所能测知的吗？大概创业之初，非武无以弭乱；守成之后非文无以致治。武犹如毒药治病，病除即止；文犹如五谷养生，无时可无。有文治的君主，必有文治的臣子。文治的臣子，如果不是教育习练有素，他也茫然，谁知道文之所以为文呢？所以建立学校以兴办文教，畅达文风，涵养培育人才，将与君主共同治理天下。这文，对内修身齐家，对外治国平天下，言动的礼仪，伦理纲常的秩序，事物理义的准则，礼乐刑政的器具，凡是灿烂相接，焕然可述，都是文。古代圣贤用世

译这些文章，记载在典籍中，如果不考察古人之所以被世所用的原因，就不知道今天之所以被世所用的人是怎样的。那么圣朝崇尚文治，难道是徒有虚名吗？阁中收藏的，是古代圣贤的文章。设立老师，让他们用这些文章来教导；设置弟子员，让他们用这些文章来学习。教导他们使之成才，学习他们使之具备能力，那么游学居住在国子监学习的人，众多而整齐，文雅而美好，人人都熟悉言谈举止的礼仪，通晓伦理纲常的秩序，广博通晓事物道理义理的准则，详细探究礼乐刑政的具体制度。将来辅佐我们的君主，使一个时代的文治达到尧舜和三代的兴盛，就是从这些人中选拔的。像这样，可以说没有辜负圣天子崇尚文治的明命和美德了。至于那些不能潜心研读典籍，真正获得古圣贤所说的文章精髓，而是泛览浅薄末节，炫耀浮华辞藻的人，这能算是文章吗？皇上所崇尚的，下面的人之所以被世所用的，大概不在这方面。

译国子学张贴大成殿新匾的告示文。吴澄说：京城建立先圣庙，在落成后的第二年，当今天子即位，于是加封“大成”的尊号。恭敬地思惟先圣道德高深厚重，与天地并列，是万世帝王的老师。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对于先圣的位号庙祠，务必做到尊崇至极，以教化四方。庙中的殿堂称为大成殿，庙中的门称为大成门。虽然沿袭前代的旧制，但“大成”二字，确实是当今天子所赐的匾额。将这名号施行于今天，尤为适宜恰当。选择吉日良辰，于是将新匾悬挂在殿前门外，使人们尊敬仰慕。先圣进入那门，登上那堂，得以瞻仰。谨以洁净的牺牲和甜酒，用来申述敬告。

国子监后园赏梨花乐府序。虞集说：至大二年（庚戌）的仲春，大成殿的登歌乐曲完成，恰逢及时雨降临。我们的司业先生喜爱雅乐复古，又欣慰甘霖适时而至，于是创作喜雨诗，推究根本归功于成均的和谐。于是三月辛巳日，国子监后园的梨花盛开，先生率领僚属在林中亭子上设席，酒杯中有甜酒，盘中有蔬菜和肉块，杂陈摆放，劝酒酬答交错。饮酒过半，命令擅长弹琴的人演奏一曲古乐，禽鸟飞翔起舞，风云低回徘徊。先生于是歌唱《木兰引》，以寄托这文化的至乐，而歌颂圣恩的无穷无尽。第二天，僚友斟酒唱和；又过一天，诸生的首领斟酒唱和，气氛和谐，辞意畅达，真是盛大啊。虞集起身说道：“古代的教化，必定借助音乐，所以感动人心很深，而成就德行容易。任命大夫时，尚且让他们登高赋诗，来观察他们的才能。这件事很久没有听到了。如今我们的师友僚佐，得以在讲诵之余，从容咏歌，差不多接近快乐而不淫逸的境界，这也是成均的意义所在。”命令弟子辑录成卷，赠给喜好此事的人阅览。

崇文阁上梁文。蒲道源说：我环顾四方，京城是首善之地。考察夏商周三代，国学是宣扬教化的源头。皇帝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仰承祖先的足迹，崇尚文治德行，创设儒学科目。政府休养生息，期望阐发宏大的谋略。中台聚集商议，担心缺少的典章制度尚未兴起。认为教育贵族子弟，既然已有成均，尊崇圣经，怎能没有宏伟的楼阁。恭敬地秉承皇上的旨意，大量发放积蓄的金钱。官府不向百姓摊派需求，费用都依靠预先的筹划。农民不妨碍耕作，全部招募闲散民夫。朝廷官员监督工程，木匠施展技艺。前方朝向离位，后方镇守坎宫。银河光辉回转，菁莪乐育人才。圆桥门内冠带整齐，收藏阙里的诗书。选择吉日举起虹梁，协调众人的诚心修筑燕贺。伏愿上梁之后，朝廷清明安宁，礼乐兴盛推行。洋洋洒洒的诵诗之声，济济一堂的登进之士。

国子监营缮官舍记。陈旅说：至顺三年春天，南阳人富珠哩先生以集贤直学士兼任国子祭酒，国子监有隙地在居贤坊。大德年间，有关部门商议用建学的余力筑屋来安置师儒，没有成功。第二年五月，用中统钞二万余缗，占卜吉日，筹划工匠和费用，清理东北的地面，划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各建五间房屋，中间三间作为居室，旁边两间作为肃清官具和准备饮食的地方。住宅的门朝东西，门巷朝南北。巷北距离通衢，设立大门。巷南多余的土地可以种植蔬菜，东边挖井，西边置屋居住的人，让他掌管大门的钥匙，用盈余的资金整治坊中旧宅的两个区域。其中西边的房屋倒塌严重，更换腐朽的椽子和茅草，补上新瓦并粉刷墙壁，旁边建屋如同北坊的规制。东宅西偏建室，形状像船，可以居住并放置琴书，东南建接待宾客的室，叫宾庵。七月开始动工，九月建成。

进士题名记。杨荣说：永乐辛丑年，实际上是皇上正大统的二十年。在此之前，皇上巡视北京，营建都城；至此宣告完成。春正月元旦，于是驾临奉天殿，接受朝拜。万国来朝，天命更新。而这年正好是会试贡士的时期，通过乡试聚集在京城的有三千人。礼部选拔出特别优秀的二百零二人。三月望日，皇上亲临殿前考试。过了两天，以曾鹤龄为第一，刘矩其次，裴纶再次。赐予进士及第，其余赐予进士出身，有差别。在长安门外张贴黄榜，公卿大夫以及士人百姓，都认为都城刚刚建成，而人才如此汇聚进用，这难道是偶然吗？无不欢欣鼓舞，认为亲眼目睹盛事，确实是旷世的嘉遇。有关部门又向国子监进呈题名，皇上命令臣杨荣作记。臣认为从前周武王迁都到镐京，讲学行礼，以宣扬教化，以造就新的人才，而他的子孙传承基业直到永久，大概是因为开启者有其道啊。如今都城宣告完成之日，圣天子咨询治道，登进贤良，以兴隆文明的气运，迎接千万年的太平。这个时代这些人，是多么幸运啊！各位君子遭遇明时，在太学题名，太学的贤才，天下公论自有其名，应当有其实，来与之相称。《诗经》说：“古人不厌倦，赞誉这些俊士。”这是皇上的盛德。又说：“济济众多士人，文王因此安宁。”这是对各位君子的期望，请努力吧！臣杨荣谨记。

译详细记录。保存这一条作为其余事例的范例。

译国子监题名记

张业

主管太学教育的官员，以祭酒为总领，以司业为副贰，以监丞为辅佐，以博士、助教、学正、学录为分职，而典簿、典籍、掌馔等则由专职人员负责。本朝自永乐年间建立这所太学以来，担任官职的人不止一个，时间久了，他们的姓名将要泯灭。于是成化丙戌年秋天，河东邢公从翰林院出任祭酒，振兴废弛，举荐遗落的人才，开始将他们的姓名刻在石碑上以示后人，司业安成张业记载此事说：“国家以贤才为元气，贤才兴盛则国家兴盛，贤才衰败则国家衰败。太学，是贤才兴盛或衰败的根源。究竟是谁使之如此呢？难道是气运的不齐整、人性的不一致吗？关键在于师道的贤良与否罢了。如果担任老师的人确实像古代太学教育人的那样，先在自己身上做到极致，然后推广开来教育别人。又像《学记》所说的那样，知道教育兴盛或衰败的原因，引导而不强迫，勉励而不压抑，启发而不直接告知，发扬优点而补救过失，以此来乐于培育天下的英才，如同沐浴春风，化育时雨，成就德行，通达才能，在语言文字之外相互熏陶，在鸢飞鱼跃的真趣中相互鼓舞，那么贤才的兴盛会达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老师年老没有可效法的榜样，言语不谦卑，行为没有规范，蔑视教诲的根本，计较利禄的厚薄，把这里当作藏污纳垢、隐藏弊病的地方，那么朝廷将怎么使用他们呢？这难道仅仅是贤才的蛀虫而已吗？说到这些，心中不感动、内心里不惭愧的人，会是谁呢？从当今追溯以往，自汉朝以来，历经一千多年，在太学任职的人不可胜数。然而像韩昌黎、杨龟山、许鲁斋这样的祭酒，有几人？像孔宪公、杨谏议、吴草庐这样的司业，有几人？像胡安定、孙泰山这样的其他官员，有几人？他们留芳青史，足以激励后世并挽回颓废的风气，实在令人仰慕。我朝在此任职的人，其中固然有像韩、杨等君子那样确立师道的人。至于成为贤才的蛀虫，而对各位君子感到惭愧的人，难道也少吗？唉！后人看现在，就像现在看过去，这话真是没错啊。从此以后，我们这些人认识到这一点的，应当相互警戒惩戒啊。

书《国学群书残编》后

何乔新

元朝拥有天下，将近百年，颇为推崇儒雅。收藏在国子监的经籍版刻非常丰富。明军攻入燕京，百官安居，经籍存放如旧，没有被毁弃的。宣德以来，掌管看守的人不放在心上，虫蛀鼠咬之余，膳奴监工或许偷用来引火，残破脱落磨灭，一百本中仅存一两本。然而那些保存下来的，字画既美妙，刻工也精细，不是现在书坊粗制滥造所能比拟的。虽然是残篇断简，使人把玩不忍放手。如今大司成京口费公，爱惜它们珍贵但不完整，于是摹印装订，合为一卷，偶尔赠送给我。我阅读之后，发现如《夏小正》、《考仪礼》逸经、江文通的《文集》，都是当今世上所不流传的。而且它们的字体偏旁多用古法，精致可爱。因此给它们题名曰《国学群书残编》。时常拿出来阅览，也足以助长嗜古的癖好。从前有人得到漆简，珍视而收藏，这一编难道仅仅是漆简所能比拟的吗？于是书写下来以昭示后人。

新立祭酒公馆记

林瀚

自古以来祭酒没有公馆，先后担任此官的人，都租屋居住。弘治三年冬天，我以春坊谕德的身份接受任命上任，也住在征南将军黔国公的府邸里。每年收入白银八两，作为常例。过了五年，甲寅年秋天，于是用日常膳食的资费在公库中积累的百三十五两，购买了文庙第三巷郎雄指挥旧宅一处，与司业安成刘公震商议，委派监丞林大猷经营此事，又专门命令掌馔王永主持工程，拆除旧的建造新的，增加第二重三间。等到建成，计算所花费的与所购买的价钱相等。第二年乙卯年冬天，再建第五重三间。又过一年丙辰年秋天，又建门楼两间，所用的费用与前次购买的价钱又相等。按间计算共二十六间，深约二十丈左右，宽度则是前窄后宽，东西以墙为界，前面有一棵槐树，是戊午年春天我亲手种植的。东边的石桥也是这一年，拨给工钱五两修缮的。我开始搬来居住，公卿大夫大多带着酒来庆祝落成，说：“此举盛大，前所未有啊。”己未年秋天，我转任吏部侍郎，庚申年夏天晋升为南京吏部尚书，应当辞任。

圣庙的司业黄公珣，正代理太学印章，命令典籍徐英请求记载此事。于是撮取这公馆的始末，用来刻在石头上，使后来贤良继任居住的人，如果遇到破损漏雨，就拿出膳食资费修缮，以等待后来的贤良，不必计较所花费的而要求偿还。后来的贤良又以此对待再后来的贤良，那么这公馆应当与庙学一同长存了。姑且记载这些以启发后来贤良的思考。

跋吏部举荐谢祭酒咨文

吴宽

台南谢方石先生，在弘治初年，以翰林侍讲的职位升任南京国子祭酒，当时人们认为得到了合适的人选。不久，先生称病离职，隐居山中，著书自乐，断绝了仕途进取的念头。而进言的人认为先生学问品行纯正，应当表率当世，推荐奏章接连呈上，皇上深深采纳。然而不想用繁琐的政务打扰他。前三年，恰逢祭酒职位空缺，吏部于是将先生拟任上报，而先生上疏再次辞谢，没有得到允许，才勉强上路。到达之后，诸生都认为得到了良师，而士大夫则祝贺朝廷得到了贤才。当先生起用之时，吏部有三份咨文，他的弟弟谢业跟随他一起来

译选取其中的词句剪贴成卷，拿着它互相展示。宽阅览之后，不仅看到了先生的贤德，又由此看到了下级对贤能之人的举荐，上级对贤能之人的任用，以及恭敬秉承旨意的情形，这些在大臣身上也得以体现。唉，这是多么兴盛啊！所谓咨文，不过是公文往来的一种体裁罢了。起初通上有宽的押字，大概是因为宽当时在吏部担任佐吏【匏庵集】

译《成均观善录序》湛若水

《成均观善录》，是记录观察善行的书。为什么要记录观察善行呢？《礼记》说：互相观察而取法善行叫做“摩”。事物不是单独成就的，成就也不是独自完善的，两种事物相互切磋，然后最精纯最完善的成果才会产生出来。事物尚且如此，何况是人呢？何况是作为君子的人呢？甘泉先生说：从我观察成均堂班的制度，通过相互学习而知道王道是容易实行的。从前帝王时代，挨家挨户都可以封赏，人人都有君子的行为，并不是他们的本性天生如此，而是他们的习惯使他们这样。比、闾、族、党相互学习，习惯养成而达到化育变化的境界，所以化育变化的道理，是从士人学习的风气开始的。成均的制度，有堂，有班。在堂上互相观察，在班上互相观察。班中的人在堂上互相观察，堂上的人在老师那里互相观察，这样先王道德、行为、道艺的教育就成就了。因此记录观察有八种善行：出入时观察其善行，是相互友爱；德行学业上观察其善行，是相互为师；做事时观察其善行，是相互效法；仪容举止上观察其善行，是相互观察；进退时观察其善行，是相互揣度；过失上观察其善行，是相互规劝；气质上观察其善行，是相互熏陶；德性上观察其善行，是相互涵养。所以我所以说记录观察有八种善行，说的就是这个。不只是八种善行罢了。观察善行的记录有四种益处：有名，有氏，有祖考，有籍贯。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退隐时就观察他的修养，做官时就观察他的行为，世代就观察他的显赫，居住时就观察他的乡里。不要因为退隐就独居离群，而修养不如现在这样；不要因为做官就怠慢事务、贪污财物，而行为不如现在这样；不要因为松懈于立身行道，而给父母带来羞辱，玷污这记录中的世代芬芳；不要因为贪财败坏官声，日后不被乡里所齿列，而辱没这记录中的籍贯。各位学生践行八种善行并具备四种益处，那么这记录，大概是用来互相观察、互相勉励，以进入至善的归宿，圣贤的境界的。六堂的各位学生仕藻等人来到甘泉先生面前，请求在记录的首篇写下序言。甘泉先生说：嘻！各位学生要共同勉励啊。我早就有所尝试了。

《重修祭酒公馆记》张衮

我自从调任太学，宿舍旁边有一处宅院荒芜不治，官吏告诉我：“这是祭酒的公馆。”梁柱倾斜，墙壁破损，不能居住。我去查看，墙壁间的碑记是前南京吏部尚书谥号文安的三山林公所撰写的。林公在弘治庚戌年曾担任祭酒，端正自己以率领众人，教化施行，浸润太学，至今人们还在传诵。那座堂是林公另外建造的，不是他居住的屋子，林公的碑记未曾提及这里。嘉靖甲午年，林公的儿子少司空廷防曾经修缮过一次，不久因为无人看守而容易损坏。我于是和司业王公同祖商量，说：“文安的遗迹声望，历经朝代，教化由此而出，可以丢弃而不治理吗？”于是召集工匠，计算费用，审视材料，开辟土地，向司空请示以兴办此事，用修缮太学的剩余钱若干缗资助。夯实基础，堆积台基，拆除旧的，建立新的。开工于壬寅年夏季五月己亥日，完工于秋季七月乙夘日，总共三个多月。重修的轩廊，宏大的屋宇，坚固的砖石，优良的木材，黑白相间的粉刷，焕然一新，增添了旧日的景象。前面建有三间门的门楼，环绕着围墙。堂后面建有一座亭子，屋檐四角，中间空虚而外部宽敞，宾客有座位，游息有处所，这是现在增饰的。我曾听说，高明的燕居休憩的器具，君子凭借它，都足以启发聪明而辅助内省。宋儒张伯玉也说：“先王的教化，想要人们容易接受。创设事物，考量制度，郁郁乎声名文采的兴盛，先用来耸动人们的耳目，然后清新启发人们神明的府库，大概可以不劳而成功。”由此看来，堂屋的修缮与否，对于教化似乎不是很紧急，但关系到政体，意向所指，我还不敢稍有懈怠，何况是应当首先勉力去做的事情呢？堂屋建成后，各位公卿来歌唱，来游玩，举杯落成。我退下来和各位学生在其中揖让，仰慕前人的遗规风范，仿佛存在，考察德行，辨别学业，追求不坠于圣人之道，思考所谓高明的境界，那么这座堂屋也对我有所警醒了。这次工程中，大司空西蜀甘公为霖实际兴起此事，督理事务以完成者，营缮郎中周君如砥。于是刻写辞文于石，放置在右壁，与林公的碑记一起流传。

《国子监祭酒司业题名记》孙应鼇

我太祖平定元朝动乱，就在乙巳年建立国子学。等到成祖定都北平，南国子学仍然沿袭旧制没有改变，于是改北平学为国子监，首先命令大学士胡公俨从内阁出来统领监事，他推崇这个职位如此重视。成化丙戌年，河东邢公让排列前人的名氏，使有考证。凡是监丞以下的官员都附入其中。年代久远，石碑已经写满，隆庆丁夘年，钟陵万公浩又立碑继续刻写。嘉靖以来，名氏石碑又写满了，于是和新城沈公复商量，命令工匠磨石，汇集两碑所载，祭酒从胡公俨开始，司业从赵公季通开始，补充遗漏，纠正错误，汇总两碑，都空出左方以等待后来的贤哲。监丞以下的官员繁多，人数众多，不能全部记载，所以不刻写。工程告成，我于是再三审视，凡是各位长官和副长官在这里任职的，有声望光芒被掩盖的不论，至于那些有的以道德闻名，有的以节义著称，有的以文章显达，有的以功勋业绩盛大，彬彬然前代修明的达官轨范，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都是我愿意学习但未能做到的，多么兴盛啊！大概这个职位的重要很久了。国家兴办治理依靠人才，造就人才依靠老师，得到老师就得到人才，得到人才就得到治理，古今同一准则，没有能够改变的。考察人才最兴盛的时代，没有超过唐虞，也没有超过成周。看《虞书》司徒用五典施行教化，典乐兼用四德教育贵族子弟；《周礼》师氏用三德三行教育国子，保氏养育国子

译用大道来教导六艺和六仪，其设立教化的谨慎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担任老师的人必定是合适的人选，这是可以知道的。在那个时候，品德高尚、吉祥贤良的人显扬且常有，至于百官众职，正如《诗经·思齐》所说“赞美那些俊秀的士人，培养那些年轻的后生，没有谁不有德行、有成就”，其人才之兴盛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政治教化的成效就可以知道了。于是我太祖皇帝恳切地命令国子监的老师，端正心性、实行实学，崇尚道德、重视道义，检点自身、整饬品行，率领下属、训导士人，不专门局限于文辞和记诵。成祖皇帝重申告诫师范之道，务必首先端正自己，讲习学问、潜移默化，以涵养心性、美化自身，这与成周时期有什么不同呢。一时之间，杰出的人才超越前代，是有原因的。然而近年士人的风气大多浮薄，倘若比不上从前，自从我因人才匮乏而继位以来，上查考成法，常常搁置而不能推行，下观察众人的情况，大多懈怠而难以振奋，即使想要稍微颁布命令以期广泛激励他们，恐怕根本的原则没有确立，终究不能宣扬和有序地推行教化，职责办理之际，皇上幸临，诏令官师诸

译先生体悟践行六经，勤勉学习，期望辅佐文明之治，风气树立，恭敬回应，自不……无法对……休命，诚愿继承大雅，君子防备。

阐发德意，培养英才，共同崇尚根本，恢复二祖时培养的旧制，追随虞、周，那么我虽然以不肖之身名列此石，私下也感到荣幸了【碑文】

国子监奉旨刊刻十三经注疏，先进孝经跋。

陶望龄

天子崇尚学习，仰慕圣人，关注经术，诏令臣等校勘翻译十三经注疏，在辟雍重新刻印。《孝经》最先完成，恭敬叩首进献。而防鄙谬为言，附在后面说：从前

孔子赞《易》，删《诗》《书》，订正《春秋》，礼乐宏大，纲纪政事，考察风谣，厘定名分，极尽仪物等级，而精微者包罗阴阳纲纪，通达神明奥秘，博大精微，至极了！然而还退而寄托于述者，而后世尊经者由此。

孔子也未尝命名为

孔子的经其系

孔子说：“断然以经命名的，只有这本书而已。生来就能做到，不教导而人明白，这是天下最近、最容易的。其博大精微者，”

夫子既附之删述，而取夫近且易者，自名其书。圣人所称的道，其可识也？上下不同，远近不等。故或有……素之懿行，而帝王同之者，以天子抚有四海之隆贵，而术不必加于士庶人？则天之明，因地之利至德备焉，又何其博大而微渺哉？《书》言“君陈惟孝友于兄弟，克施于政”，而汉儒杨雄也说：“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静神莫大于得四海之欢心。”盖施庭内而谓之政，浃四表而谓孝，非二端也。天子既以敦崇孝养，又身帅之正令，为父子兄弟足以垂万世法，于以宁静两宫，欢悦四表，所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者，何以加于兹？则今日刻经之意也【歇庵集】

两雍议汤来贺程子曰：治天下以得到人才、端正风俗为本。太学者，人才由此造就，风俗由此形成。国朝旧制，举人贡士必须入监学习，大司成率领其属员每月考核并教导，学习十年然后允许入官，还担心其不熟悉吏治。在考核职务之前，又拨到各衙门经历事务数月，勤习政事，然后咨送铨选部，量才定职。比较临轩策士，其法更详细，难道不是制度尽善者吗？乃世人视为故事，苟且塞责，举人入北雍者，以白银七两给与长班，令其按期报名，而学习之规可以尽废矣。至谒选时，再用数金而拨历俱免。呜呼！司成及各部，其地位与权力不可谓不尊贵了，乃听一长班之指使，天下可叹有甚于此者乎？旧冬特奉明纶，举人必入监学习，又允许南北就近，此大厘积弊，真为圣朝之举，可以造就士人而维系风俗矣。愚生即遵旨迅速前行，初见雍中礼貌严肃，跃然欢忭，以为可以进德也。乃与月课者三所试者文而已。司成接见诸士，所议者也文而已。课文兼出小题，课后数日列榜高下，若生童就郡县试。呜呼何其小也？夫八股之业，童而学之，何益于苍生？何裨于实用？而烦司成之讲究乎？且举人已以七艺获售，岂不能八股而犹待于雍课乎？大司成之造就士人如斯而已乎？盖数百年来积习相沿一时难以遽变耳。今皇上特隆旷典诸士不惮跋涉远者数千里近者亦数百里赴兹盛举以为必讲理学必筹经济以备他年实用乃徒督课于八股斯已过矣。且甫逾一月输银数两即告假而归仍习为故事矣不亦大负朝廷而轻当世之士哉？

夫治道莫先于教化，倘诚心力任，未有不能行；虽当积弊，未有不可行者也。昔程子为晋城令民有事至县必告以孝悌忠信乡必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之正句读。张子为云岩令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防县庭亲劝酬之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朱子主同安薄兼领学事选邑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及差发南昌军事数诣郡学与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其留心教化何若斯之亟也！他如陈襄令仙居蔡襄守泉州刘珙知潭州皆以劝学兴善为急务。况司成为职专在教人而可以自怠乎哉？诚能专重德行讲求义理委曲教导以化其气质之偏而成其为有用之才则数十年后士风丕变而天下

译贤才便不可胜用了。然而未能做到这样，为什么呢？是因为懈怠不勤，而萎靡不振。《礼记》说：“尊敬老师然后道术才能尊贵。”又说：“教导人必须竭尽诚心。”让国子监祭酒不顾惜情面，如果不是父母确实患病或自身患有重病，不允许请假；即使请假回家的人，也勒令迅速返校。并且要竭尽精力、确立诚心，以勤勉地履行职务，每天坐在公堂上与诸生讲学，不因寒暑而间断。所讲授的经书之外，一定要深入阐释性理之学以及《纲目》《通鉴》，并归结到亲身实践上。一定要仿效胡安定的做法，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以勉励实学。偶尔考核文章，也一定要试写论防、试写奏疏，听任他们尽力发挥，而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这样人才就可以被了解。又在国子监中选取那些卓然有实用价值的人，每天加以奖励，并特别推荐给朝廷，以激励诸生。既然勤于亲自讲学，又让诸生各自陈述所见，以观察学术的深浅。如果能深入研究性理之学，或具备经世济民的非凡才能的人，不拘泥于资历，一定要奖赏并提拔他们。那些不在学宫而愿意来听讲的人，也不禁止。这样人才就会兴盛，风俗就会美好，大概可以不负皇上培育人才的宏大心意，而天下的太平就可以拱手等待了。

译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九

<史部，职官类，官制之属，钦定国子监志>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国子监志卷六十

艺文四

诗赋

初任国子祭酒，在太学举行释奠礼，作此诗。王士祯：礼仪音乐和谐之地，殿堂屋宇深邃肃穆。洁白的雪花纷纷飘落，苍翠的青松浓荫密布。堂上悬挂着钟架，壁间传来丝竹管弦之声。末流学者愧对师承，自抚身躯实在难以胜任。邹鲁之地文学兴盛，流风余韵至今令人感怀。早年进入矍相圃，长期侍奉于缁帷林。未能熟习礼器，致使华美的簪缨蒙受玷污。

圣朝广布文德，远方邦国皆来进献珍宝。高耸的白虎观，众儒士如美玉般璀璨。议郎们皆秉承皇命，老成者多具豪迈襟怀，徘徊于宫墙之下，宛如聆听师襄的琴声。

丁香花诗【并序】谢履忠

太学东序相传有一株丁香，前朝大司成龙石许公再次掌管国子监，因出任南京少宰，感慨今昔变迁，对着花寄托情怀，写成诗歌。此后仰慕追随者，有司成张水南、司业王前峰等诸位公卿，将诗全部刻在石上。历经年代久远，诗石尚存，询问那株丁香，却再也找不到它的踪迹了。万物兴衰更替哪有定数？显露则显著，隐藏则晦暗。千古灵秀之地奇异之境，前人开辟之后人忽视不理，归于烟消云散者，岂能胜数？如今得以目睹这块诗石，犹见古人，品味其遗言，惟恐失传。于是与大司成华西坡、李南屏、司业登宣之等诸位先生，探究此事，依照图样选定地基，重新修建三间房屋，再次种植数株丁香。时值春末，花开素雅，花苞繁茂，色彩飞扬，光华绽放。公务之余，群贤毕至，抚景抒怀，开阔而深邃，足以令人快乐。阐明往昔传闻以启迪未来，难道不是流风相续的一个契机吗？我向来窥探翰墨之林，如今以教导为业，思慕追随先贤的清尘，希望增添学宫的雅致情趣。于是综合《圣教序》半截碑的字，集成为五言古诗，并引出其开端以记录时日。

愧对掌管国子监，教化宏道，愧对清明盛世。石室契合前代哲人，往昔踪迹劳我梦思。名花种植在幽静之境，风月明朗四垂。遥远啊历经百年，得以目睹翰墨遗存。怀念贤者引荐同志，鉴古寻访高基。逐日剪除荒秽，庭院空旷东维。并非没有众卉美丽，丁香向来所期待。一朝恢复清观，心仪实在在此。餐霞仙侣相接，问业诸生跟随。早春见花苞茂盛，还凭借化雨滋润。胜事常不朽，游息确有资益。愿言追随足迹，将使后来者知晓。

石鼓歌 陈廷敬

石鼓歌者，韩愈与苏轼，我今捉笔捋虎须，蚍蜉摇树何为乎？推寻鸟迹，闲来自娱。皇颉古愁凝滞片刻，浮云变化万事消逝。斗宿下临，群灵趋附，羲娥掩苒焚劫之余。陈仓之野，累累高穹如屋，厚土铺陈古物，敢侮明神扶持。博士西顾空嗟叹，伟哉余庆亦是一夫。凤翔庙置烦枝梧，此时十鼓一鼓殊。伪有作者，其谁与之？师向氏何雅儒，殷勤求访，鼓不孤。辟雍保和皆卑污，大观靖康尾毕逋。东迁北徒凤在笯，王宣抚宅湮没榛芜。虞集矫矫真吾徒，罗列于国子森然津途。安顿妥帖星当枢纽，圣道无害于此无虞。天作石鼓宣示籀书，欧阳虽疑理不诬。献、襄、宇文、宣所奴，宝玉岂可与碔砆相比。呜呼！石鼓穷尽锼镂，流浪岂惮奔驰驱驰？艰难历尽形貌糢糊，鳞甲剜落中不枯。人生谁能如汝鼓？时运不遇生良虚。我歌石鼓排解郁纡，韩苏歌后补其所无。

古栢行 吴苑

夫子庙柏数十株，托根自与寻常殊。霜实时时垂玉琲，风枝往往鸣笙竽。含坚贞挺节，亭亭耸立严整，如冠剑森然相拱。小者犹留十数围，枝干交错屈曲如铁，烟涛涌起。一株参天，气势更奇。郁结盘踞元气，何等淋漓！摩挲岁月，犹可识别。许公手植，非无嫌疑。蛟龙攫拏，雷雨大作。黛色翻从半空落下，斑鳞防范尽秋后霜。百片青铜光灼烁，新斧山头樵径封闭。武侯祠堂碧草丛生，西川东鲁遥远莫致。何由突兀撑持晴空？当年元儒推为第一，遗经辛苦穷尽编葺。嘉树栽培用意深，周公楷模孔子典范千秋准则。至今偃盖拂动云端，雍容子弟趋步盘桓。岂徒材大资为梁栋，直欲香清聚集凤鸾。君不见上林崇台千尺高，青棠赤椑皆凌霄。若论岁寒卓然坚骨，坐使万木惭愧丰标。雍池管领真遭际，南荣岁岁涵蕴葱翠。苍轩櫺门映日寒冷，素华璧水萦波细微。攀枝摘叶有所思，六馆三舍应当以之为师。豫章七年人始知，不然，丹漆将安施？

石鼓歌 吴苑

辟雍钟鼓罗列俊奇，愧临六馆重任皋比。庙楹扫尘释菜完毕，顾视石鼓环绕庑墀。彭亨菌蠢数盈十，刻画文字符应鼎彝。文百二行字五百，从甲至癸完整无遗。始终纪述渔狩之事，中载命令诸臣之词。细文浅刻坚且好，阅三千载光耀娥羲。曾经缺齧受风雨，岂用蟠负承鼇螭。韦、韩、二苏染大笔，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