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国子监志卷五十五

译大抵广泛弘扬国学，选拔防范古人（注：此处“防”疑为“仿”或“方”之误，结合语境意为效法古人或选拔人才，依文意译为选拔效法古人的制度），年龄在十五岁以上、十岁以下，资质优良者一百人，百官子弟以及平民中俊秀者一百人，使他们的俸禄供给各有定制。选拔德行学业完备、足以作为师表的人，担任司业、博士、助教等职来教育他们，要求他们的教学必须以人伦为本，阐明事物之理，为他们讲解经书，传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其下又设立数科，如小学、律学、书法、算学之类，每科设置教授，各自让他们以本专业的知识进行训导。小学科则让他们诵读经书，教导应对进退、侍奉长辈的礼节；律学科则专门让他们通晓吏治事务；书法科则专门让他们熟悉字画；算学科则专门让他们熟练精通算数。或者精通一门技艺后，再改授其他科目；或者在一天之内轮流学习各科，由国子学官员总领其事，经常加以考核，务必要求全都通晓，仍以义理为主。

有余力的人，听任他们学习写作文章。日、月、年、时，根据他们资质的利钝，各自要求达到相应的成就，通过功课考核他们的勤惰而给予赏罚。勤勉的人则升入上舍，懒惰的人则降入下舍，等待他们改正过错后再升上去。假日则听任他们学习射箭，除非假日，没有缘故不让他们离开学校。

几年以后，上舍学生学业有成就的，才听任学官保举，仿照古人规定何种品级，各类人如何仕进。那些尚未成就的，暂且让他们依旧学习，等到他们能够从政时，然后每年听任学官举荐其中的贤能者，让他们依照惯例入仕。那些终究不可教导的，三年后听任他们离开学校。凡是学政的因循变革、生员的增减，如果能够及时奏闻朝廷，那么学校就没有弊政，而天下的人才也都会因受感化而兴起了。

然后继续设立郡县的学校，寻求以此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没有做不到的。臣等愚昧年幼，从书中看到、从老师那里听到的就是如此，不敢断定一定可行，伏望圣慈将臣此章下达，让诸位老先生与左丞王赞善等人商议条陈奏报施行。臣等不胜至愿。

译国学议 袁桷

成周时期国学的制度，大致见于《大司乐》；其中遗留下来可供效法的礼仪，见于《文王世子》。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情况，详细情形已无法得知。汉武帝表彰六经，兴办太学；到了东汉时期尤为兴盛。唐代制度略微有所增补，但其制度更加详密，如今尚可考证。宋朝承袭唐代的旧制，而国学的制度日渐败坏。到了绍兴年间，国学更加荒废，虽然名义上有三学，但国学已不是真正的国子监了。所谓三舍法，是崇宁、宣和年间的弊端。到了秦桧时又加以增补，每月书写、每季考核，比唐代明经科的帖括弊端还要严重。唐代杨绾曾说：“进士诵读当代文章而不通晓经史，明经只记忆帖括，或者自行投牒举荐，这不符合虚心求贤的本意。”宋朝末年，大抵不出此列。如今科举已经废除，而我朝国学的定制，深得古代通过经典学问教育贵族子弟的意旨。如果能够像唐代制度那样，五经各自设立博士，让他们专门研究一经，互相问难，以穷尽其义理。至于当世的紧要事务，则大致像宋代胡瑗设立湖学的方法，如礼乐、刑政、兵农、漕运、河渠等事，也朝夕诵读学习，或许足以见到经世济用的实效。过去朱熹议论贡举法，也想要用经说来防范弊端。如《诗经》采用郑氏、欧阳氏、王氏、吕氏的注解；《尚书》采用孔氏、苏氏、吴氏、叶氏的注解之类。先儒用心良苦，实在是想要将其体现在实际行动中。自从宋末尊崇朱子之学以来，人们口舌磨破，只局限于四书的注解。凡是刑狱、文书、财政、户口等细微出入的事务，都认为是俗吏所为而争相鄙弃。清谈危坐，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而无可挽救。近来江南学校的教法，只限于四书。年幼的学生互相为师成为风气，字义精熟，几乎没有遗忘。一旦有人诘问，就茫然无法回答，这又接近宋末的情况，更严重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学问不能通达。于是用大话来掩盖，议论礼仪只停留在诚敬，谈论音乐只停留在中和。那些不涉猎史书的人，说自汉代以下都是霸道。那些擅长词章的人，被称为玩物丧志。又认为过去大臣在行事中的表现，都基于“节用而爱人”这一句话，功业盛大，有什么不可以呢？却不知道通达事理深刻的人，必定通晓天下的利害，滋润膏泽、养护根本，最终不能脱离六经的格言。又古代的教育方法，春夏学习干戈舞，秋冬学习羽籥舞。至于射御书数，都可以称为学习，不像现在所说的仅仅如此。儒者广博但缺乏要领，所以世人常常用“儒”来辱骂讥讽。从国学教化天下，将看到儒者的作用，不可胜尽。儒者怎么能成为世间的弊病呢？【清容居士集】

请作养人材以宏治道疏 叶李

臣恭敬地看到先帝的诏书，在创业时，军务繁多，尚且招致士人。如今陛下统一天下，停止武备、修习文治，怎能不培养人才以宏扬治道？各道儒学提举及郡学教授，实在是教化风俗所系，不宜罢免。请求重新设立提举司，专门提调学官，督促诸生讲明治道，并将成才者上报太学，以备录用。凡是儒户的徭役，请求一律免除。【元史本〇】

乞増广国学生员状畧 苏天爵

过去世祖平定中原，革新各项制度，知道治理国家必须依靠贤者，培养贤者必须以学校为根本。至元七年，初次任命左丞许衡为国子祭酒，来教育公卿大夫的子弟。当时学徒没有定额，后来政教修明，学者逐渐增多。到了仁宗时期，增加到四百人。然而近年以来，名额已满，致使贵族子弟无法入学，这实在不符合祖宗开设学校、广泛培养群才的美好意旨。【苏天爵集】

明

论太学疏 李贤

我私下认为，太学是天下贡士聚集的地方，是培育贤才的所在，所以天下的士人之所以贤能、之所以成才，都由此产生；之所以兴盛、之所以衰败，都与此相关。那么，百姓的休戚、风俗的美恶、国家的安危，难道不都与此相关吗？洪惟太祖高皇帝圣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都金陵，首先推崇这一道统。当时，宫殿城池尚未完全建成，各府诸司尚未完全创立，佛寺僧道尚未完全建立，却在国都建立了太学，宏大其规模，极其壮丽。凡是教育士人的方法、告诫士人的条规、居住士人的供养、士人的器具，无不详细审慎、周密完备。又考虑到表率之职，实在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务必选拔天下学问明达、品行修养好、在海内享有重望、士大夫所仰慕归依、足以师表一代、名盖一时的人，然后任命为祭酒，尊崇师道，以振兴文风，以增强士气。他爱护诸生如同慈母照顾婴儿，珍视他们如同席上的珍宝，恩惠极其隆重，无以复加。于是天下进入太学的士人，居住无不端正，习尚无不端正，衣服无不齐全，饮食无不充足，没有饥寒扰乱，心无邪僻堕落的行为。他们所从事的，是治理礼义，明辨人伦，穷究修身治人的方法，务求致君泽民之术。所以当时贤才俊杰之士，济济辈出，遍布内外，大纲一旦端正，万目自然张开。自古太平盛世，未能有超过它的。《易经》说：“圣人培养贤人以便惠及万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永乐初年，皇帝驾临北京，太学的设立，沿袭元代的旧制，各项规制来不及更新。洪熙、宣德以来，依然未曾举事，至于教育告诫、居住供养之道，颓然废弛，无暇顾及。师儒之职，大都是平庸之人

译我常自忖，学问品行荒疏浅陋，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准则。虽然还有遗留的规矩，也不过是顶着虚名作为形式上的摆设，沿袭旧例应付差事罢了。于是天下进入太学读书的士人，轻视教化的严肃，没有正当的居住和修养，把礼义当作身外之物，把廉耻看得像锱铢那样轻微，致使他们做官不过只追求富贵罢了，还怎么能指望他们尊崇君主、庇护百姓，建功立业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所处环境造成的，难怪会这样。唉！天下的士人在地方学校中修养品德，却在太学中败坏德行，这正是贾谊所说的令人叹息的情况。现在陛下正值壮年，继承大统，凡是每一个举措，都不能不慎重。该做的就去做，那么天下的人没有不欢欣的；不该做的却做了，那么天下的人没有不离心离德的，能不慎重吗！我朝定都北京以来，有废弃松弛而不恢复的，有创新而不该做的。其中废弃松弛的，没有比太学更严重的；其中创新的，没有比佛寺更多的。举措像这样，我认为是不对的。然而既成事实不必多说，废弃的应当恢复。如果重修太学，极尽壮丽也不过花费一座佛寺的费用。况且佛寺对朝廷没有益处，而太学确实关系到国家的治理根本。恳请皇上兴办废弃的事业，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计算材料兴工，使太学焕然一新，培养人才，重新选拔教师，给予厚待和关注。如果真能这样做，将会看到几年之后，贤才众多，文风大振，百姓因此安定，天下因此大治。我太祖皇帝培养贤才、惠及百姓的功效，再次出现在今天太平盛世的景象中，不期而至，而国家社稷将永远享受无尽的福泽。我天性平庸鄙陋，没有什么见识，偶然有所见闻，怎敢隐瞒沉默，冒犯天听，心中惶恐流汗到了极点。

译请求广储书籍的议奏 邱濬 臣按：宋朝以文教治理天下，在书籍这一件事上尤其用心。历代相承，大都崇尚，屡次下诏搜访遗书，有的给予赏赐，有的赐予官职，凡是能得到书的方法无不留意。然而还担心出现非常变故，每卷书都有副本，分别贮存在各处。因此真宗时崇文秘阁发生火灾，却还存有太清楼的藏书。徽宗设置官员提举，招募工匠缮写，一份放在宣和殿，一份放在太清楼，一份放在秘阁，其用意深远啊。我朝不专门设置管理阁库的官员，凡是前代所谓的省、监，都归于翰林院，专门设置官员掌管经籍图书，名叫典籍。国家所有的古今典籍，都在其掌管之下。又在国子监设置典籍一员，掌管太学所有的经籍及刻版之类。臣考察：唐人把人的博学称为行秘书，而宋代的评诗者也说胸中没有国子监不可读杜诗。凡是书史中有错误差错的，必定校正它，以监本为标准，这两处乃是自古贮存经籍的地方。我朝馆阁的职掌，凡是前代所谓的集贤院、崇文院、秘书省、秘阁都不再设置，只在翰林院、太学设置这两个职位。如今翰林院秘藏的书籍都在文渊阁，其典籍固然有所职掌，只是两京太学的典籍近乎虚设。臣听说永乐年间，太宗皇帝开始建设北京，敕令翰林院将南京文渊阁所贮存的古今书籍，从一部到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往北京，其余全部封识收贮如旧，这样两京都有贮存的书籍。天下书籍都归内府，人家所拥有的大概也不多了，其中有很多人家所没有的，如今幸好还保存着。万一有所疏漏遗失，就永远断绝了。如今国家无事，正是天子崇尚儒学、重视文治的时候，怎忍心让古圣贤垂世立教的话语，载道为治的工具，流传千百年的，一旦有意外变故，或者到现在完全泯灭，岂不是留下千古的永叹吗？臣请求敕令内阁儒臣，将两京文渊阁的书籍，凡是有副本的，在南京内阁及南北两监各分贮一本，没有副本的将原书下发两监，敕令祭酒、司业征调监生抄录，给予工匠纸笔，责令各堂教官校对，不限年月，陆续交付本监典籍掌管。这样一本书就有数本藏贮，又分别在不同地方，永远没有疏漏遗失的担忧了【文庄集】

维持风教的疏奏 谢铎 我私下认为人伦风教是首要的，人伦不可以不明。臣希望端正祀典以究明人伦的实质。仕途风教所系，仕途不可以不清。臣希望重视科举贡举以清准入仕的途径。冗员是风教的泛滥，冗员不可以不革除。臣希望革除冗员以重视京府的制度。捷径是风教的羞耻，捷径不可以不堵塞。臣希望堵塞捷径以澄清国学的源头。臣愚钝，最近看到礼部尚书傅瀚等人因地震事题奏准各该衙门条陈所见。臣知道天下之事应当说的不止于此。凡是政本的蛀虫，侵蚀官吏的贪渎，导致生民的困苦，军士的疲困，灾异屡次出现，边境失去安宁，这些都是宗社安危所关，而朝廷日夜忧虑所急的。只是启沃论谏各有其职责，越位言高尤其忌讳。只有这四件事关乎风教学校的事务。臣虽然不才，职掌专门在学校，又怎容许最终沉默而不说一句话呢。因此条列所见，冒昧陈述。希望圣明加以注意。天下幸甚，斯文幸甚。臣不胜恐惧待罪之至。

第一，端正祀典以究明人伦的实质。臣愚钝私下认为学校的设立，都是为了明人伦。人伦没有比父子更先的。儿子即使圣明，也不先于父亲进食。为何承袭讹误旧习，让颜回、曾参、思孟三位弟子配享于上，而他们的父亲却都列祀于庑下，冠履倒置，有这样的道理吗。现在的计策，不如在阙里立庙祭祀叔梁纥，而配以颜路、曾皙、孔鲤等贤人，如先儒熊去非的说法，或许能各自保全其尊严而神灵安妥。人伦没有比君臣更大的。殷朝的顽民尚且不忍心忘记纣王，为何忘记君主侍奉仇敌像吴澄那样？亲自作为宋朝的遗臣，竟然接受前元的官禄，名节扫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应当以春秋大义约束，罢黜从祀以列入莽大夫之列，或许能不掩盖其恶而人心信服。前一件事，人们虽然屡次言说却未见施行。后一件事，臣也曾言说而未蒙允准。臣并非不知道重复啰嗦言说确实可恨，只是每当奉祀对越之际，辄起皱眉不安之心。心中不安，又不得不发出言论。如果蒙圣鉴，乞请敕令礼部翰林院重新考定，使祀典端正人伦明了，那么用来维持风教的作用就不小了。

第二，重视科举贡举以清准入仕的途径。臣愚钝私下认为科举贡举的设立，都是为了罗致天下的贤才而任用他们。科举这一途径，虽然号称得人，为何考试等官，大都是御史方面所辟召，职分既低，学问也与职位不相称，恩惠所加，势力也随之而来。于是又以外帘之官预定取舍，或许多有防范，而实则关节内外相应，完全凭借指使，而科举之法日益败坏了。臣愚钝乞请敕令两京大臣，各举荐部属等官素有文行的，取自上裁，每布政司特别差派二员作为主考，如往年诸

译臣所建议的，是希望前弊稍加革除，而真正的人才也可以逐渐得到。岁贡这一途径，虽然近来已有，但近来提学等官大多姑息纵容，在选拔廪生之初，不是依仗权势就是凭借贿赂，不是救济贫困就是优待老人。等到他们来贡的时候，又听任他们自己请求担任教职，往往名义上是陛考，实际上却是虚文，上下互相包庇，最终没有可否之分，而岁贡之法更加败坏了。臣愚昧地请求敕令礼部，将岁贡中愿意授予教职的人，先送到翰林院、国子监，按月考试，在一年的时间内，选择那些确实通晓三场考试的人，才允许陛考，授予职事，希望前弊稍加革除，而教官也不至于过于滥竽充数了。凡是这两件事，衡量人情和格例，未免窒碍难行。臣私下反复思考，积弊之深如此，必须出自皇帝的旨意，大力斡旋，然后科贡可以重视，仕途可以清明，而用来维持风教的方法，不外乎这些了。三曰革除冗员以遵循京府的制度。臣愚昧地认为，京城是四方的极点，天下所视以为准则的地方。私下看到顺天、应天实际上是京府，大兴、宛平、江宁、上元四个县都是附郭县。现在学校的设置，只有两个府有，而四个县都没有，虽然统属于所属辖，实际上府学的学生都是四个县的俊秀，与其储备培养过于泛滥，不如选择精英才更好。如果不这样，难道因为京城首善之地，而吝惜这一学校的官员吗？现在天下附郡县分，不论多少，都有学校，这与京府相比实际上过于冗滥。臣愚昧地请求从顺天、应天的制度，凡是附郭的一个县，例增廪膳十名，随着县的多寡来增加，上面由府县教授兼领其事，生员虽然增加但官员不多，希望冗员稍加革除，而风教的责任也稍加重了。臣也深知现在做官的人，大多喜欢添设，而难于裁减，却不知道增加一个官就增加一个官的费用，宽一分则民受一分的恩赐，天下冗员可以减去的，难道只是这些吗？四曰堵塞捷径，以澄清国学的源头。臣愚昧地认为，国学聚集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们，都是为了准备国家日后的任使。选拔科贡，还担心不够精。近年以来，大开捷径，如纳马、纳栗之类，都是因为他们有资助国用的缺额。却不知道得到利益的人不到十分之一，而受到危害的人已经千百，这难道是盛世所应该有的吗？往年因为这些人不懂文理，凡是拨到各衙门写本的，都以雇人艰难为借口，日前流害极其严重。如果节省纳乞敕、内府等衙门的事例，允许年月相应的人送科写本，也让他们挂选出身，希望怨嗟稍息，而风教的地方也稍清明了。臣固然知道国家养士不厌其多，但关键在于恩幸的滥进、昏晓的杂处，实在可忧。那么捷径应当堵塞的，难道只是这些吗【桃溪净稿】

译关于孔庙从祀的奏疏 程敏政

臣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把祭祀典礼看得很重，这是为了尊崇德行、报答功绩，从而垂示世间的教化、使人心向善。所以，对当时有功德的人，当时就祭祀他，朝代更替就停止；对一方有功德的人，一方就祭祀他，超出那个境界就停止。然而尚且想要劝勉当时的人，范导一方的人，都不敢轻易议论。何况先师孔子对天下万世都有功德，天下祭祀他，万世祭祀他。那么在他庙庭之间，陪祭的人，怎么可以苟且了事呢？必须得到文才与品行兼备，名声与实质相符，对圣门有功而于公议无瑕疵的人，才足以符合尊崇德行、报答功绩的意思。如果不是那样的人，不仅先师降临，神灵不愿享用，还将使作为典范的人，不知道教导什么；作为弟子的人，不知道学习什么。世间教化不明，人心不善，通达于天下而施及后世，它的关系，岂止是一时一方可以相比的呢？近来言官想要剔除。文庙从祀诸贤中有罪的人，皇帝下诏让礼部集议。臣愚钝也在参与议论的行列，怀疑他们所说的还有未尽之处，而议论的人互相僵持，畏惧改变旧制。臣考证于书籍，揣度于心，不敢妄自表示异同，谨画出一条条陈述，冒犯圣上阅览。恳请皇上显扬宏大的文治谋略，主张这道，仍然下达集议，采纳并施行，彻底洗刷前代沿袭的陋习，永远作为百世可以遵循的典制，使世间教化有兴起的益处，人心得到趋向公正。这对于治国之道，并非没有补益。

一、唐贞观三十一年，才开始让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子庙庭，大概当时圣学不明，议论的人没有见识，认为释奠先师，就像《诗经》有毛公，《礼记》有高堂生，《尚书》有伏生之类，于是把专门从事训诂的学问，当作是得到了圣道的精髓，并且牵连到马融等人，实行至今，实在不能不考证实行它的得失与义理的是非，而在大明有道之世加以厘正。臣考证历代正史，马融起初应邓隲的召请，担任秘书，历任南郡太守，因为贪污污浊被免官，剃发服劳役于朔方，自杀未死，又不拘守儒者的节操，先前教授生徒，后来陈列女乐，为梁冀起草奏章杀害忠臣李固，作《西第颂》来赞美梁冀，被正直的人所羞耻。由此看来，那么众丑集于一身，五经为之扫地，后世却以他的空言视他为经师，让他陪坐在孔子的庙庭，臣不知他有什么说法。刘向起初以献赋进身，喜欢诵读神仙方术，曾经上言黄金可以炼成，铸造不灵验，交给官吏应当处死，他的兄长阳城侯救了他，才得以免罪。他所著的《洪范五行传》最为错乱驳杂，使箕子经世的微言，流为阴阳术士的小技。贾逵以献颂为郎官，不修小节，专门依附权贵，图谋防范以获取显贵，大概是左道乱政的人。王弼与何晏倡导清谈，所注《易》专门祖述老庄，而范晔追究晋室之乱，认为王弼、何晏的罪过深于桀纣。何休则只有《春秋解诂》一书，贬低周朝而尊崇鲁国，又注《风角》等书，排列在《孝经》《论语》之后，大概是异端邪说的流派。戴圣担任九江太守，治理行为多不守法度，害怕何武弹劾他而自行免职，后来担任博士，在朝廷上诋毁何武。等到他的儿子宾客做盗贼，关在监狱里，何武平心决断，使他得以免罪，于是他又造访谢恩而不觉得羞耻。先儒说戴圣是礼家的宗师，而自己身为赃吏，儿子为贼徒，可以作为世间的鉴戒。王肃在魏国，把女儿嫁给司马昭，这时司马昭篡夺魏国的势头已成，王肃作为世臣，封兰陵侯，官至中领军，却坐观成败。等到母邱俭起兵讨贼，又为司马师出谋划策，以助成其恶。如果喜好阿谀，已经是他的小过。杜预所著的只有《左氏经传集解》，他的大节也没有可称道的。如守卫襄阳，就多次馈赠洛阳的权贵，欺骗人说：“是害怕他们为害罢了，不是以求取利益。”伐吴之际，因为砍瘿树的讥讽，尽杀江陵的人。作为官吏不廉洁，作为将领不正义。凡是这些人，他们在名教方面得罪不小，而议论的人说能守其遗经，转相授受，以等待后学，不是没有功劳。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守其遗经，像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之于《春秋》，伏生、孔安国之于《书》，毛苌之于《诗》，高堂生之于《仪礼》，后苍之于《礼记》杜子春之于《周礼》，可以当之无愧。大概秦火之后，只有《易》因为卜筮而仅存，而其他经典如果不是这九个人就几乎熄灭。这是他们的功劳不可磨灭，让他们从祀是可以的。如果马融等人不过是训诂这九人所传的罢了，况且他们的书行于唐代，唐代姑且为了凑足经师的人数，祭祀他们。现在正当理学大明之后，《易》用程朱，《诗》用宋儒，《书》用蔡氏，《春秋》用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必取用汉魏以来驳杂而不正的人，让他们安享天下的祭祀呢？之所以祭祀他们，不只是让学者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将要认识他们的人而使他们崇尚交友。臣担心学者习得他们的训诂之文，对于身心未必有补益，而考察他们奸谄淫邪、贪墨怪妄的事迹，将自甘于效尤之地。说：“先贤也这样吗？”其祸害儒道，将有不可胜言的了。至于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寗五人，虽然好像没有过错，

译然而他们的行为尚不足以窥见圣人的门径，他们的著作尚不足以阐发圣人的学问。如果这五个人得以参与从祀，那么自汉、唐以来应当参与从祀的人还很多。臣愚昧，请求将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这八人剥夺爵位、停止祭祀；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这五人各自在其家乡受祀。后苍在汉初解说礼制数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戴圣等人都是继承他的学业，大概现在的《礼记》一书，如果没有后氏就不会流传于世了。请求加封爵位，让他与左丘明等人一同从祀，那么伪儒就免去了欺世盗名的恶名，贤者受到了专门学派的祭祀，这样情理和礼文就两全其美了。

译孔子弟子见于《孔子家语》的，自颜回以下共七十六人。《家语》一书出自孔氏家族，应当符合事实；而司马迁《史记》所载，多了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文翁在成都庙壁所画的，又多了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前代儒者说这是后人根据所见增加的，大概不可凭据。臣考察宋代邢昺的《论语注疏》，申枨在《家语》中作申续，在《史记》中作申党，其实是一人。如今庙庭从祀，封文登侯的申枨在东庑，封临川侯的申党在西庑，重复无据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公伯寮进谗言陷害子路以阻挠孔子，是圣门中的害虫；而孔子称蘧瑗为夫子，决不是孔门弟子。林放虽然曾问礼，但《家语》、《史记》、邢昺《注疏》、朱子《集注》都不把他列入弟子行列。秦冉、颜何，怀疑也是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像申枨、申党这样，只是无法考证罢了。臣愚以为，申枨、申党的位号，应当保留其中一个。公伯寮、秦冉、颜何、蘧瑗、林放五人，既然不在《家语》七十子的数目中，应当罢免他们的祭祀。如果蘧瑗、林放二人不能没有祭祀，那么请求在卫国祭祀蘧瑗，在鲁国祭祀林放，或者附祭在当地的乡贤祠，保留他们原有的爵位，以显示优崇贤者的意思，这样大概名实相符，而不违背礼制了。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杨砥建议，请求罢黜扬雄，追崇董仲舒。太祖高皇帝赞许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实行了。主张这种道统以教化人心，可以说是很大的功绩。然而荀况、扬雄实际上不相上下，而荀况认为人性本恶，认为礼是虚伪的，认为子思、孟子扰乱天下，认为子张、子夏、子游是卑贱的儒者，所以程子有“荀卿过错太多，扬雄过错太少”的说法。如今进言的人想要一并罢黜荀况的祭祀，是适宜的。然而臣私下认为，汉代儒者没有比得上董仲舒的，唐代儒者没有比得上韩愈的，而还有可以议论的，就是王通。王通的言行，前代儒者的议论已经很多，大致认为他僭越经典而不能与董仲舒、韩愈相比。臣请求用程子、朱子的说法来参证。程子说：“王通是隐德君子。论他精纯的地方，大概不是荀况、扬雄所能赶上的。至于续写经典之类，都不是他的作品。”那么程子哪里是偏私于王通呢？正是因为他言论精纯，才知道他不是僭越经典的人。朱子说：“文中子论述治国大体的地方，高过董仲舒，但根本不如；爽利过董仲舒，但纯厚不如。又说：韩愈《原道》等篇，如果不是王通所及。然而不免有文人的习气，追求显达。如果纵观古今的变化，付诸事业，恐怕不如王通精到恳切而有章法。”至于河汾师道的建立，出于魏晋佛老之后，到现在人们认为很兴盛，那么他确实是豪杰之士。如今董仲舒、韩愈并列从祀，而王通不参与，怀疑是缺漏的典礼。臣又考察宋代儒者自周敦颐以下九人同列从祀，而还有可疑的，就是胡瑗。胡瑗的言行，前代儒者的议论很详细，大致认为他著述少而不能与周敦颐、程颢、程颐相比。臣也用程子、朱子的说法来参证。程子看详《学记》说：“应当建立尊贤堂，来延请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张载、邵雍，使学者得以效法。朱子《小学》一书，也详细记载胡瑗的事迹，作为百世的法则。臣认为自秦汉以来，师道的建立，没有超过胡瑗的。况且程子在胡瑗活着时，想让他与张载、邵雍一起居住在圣贤之堂；他死后，却不能与张载、邵雍一起配享在宣圣庙，这缺漏的典礼太严重了！况且宋端平二年，议定增加十贤从祀，胡瑗也在其中。如果说胡瑗没有著述的功劳，那么元代的许衡也没有著述，但以身教的美德，与胡瑗相望，确实有不可偏废的。考察礼制，有道有德，施教于学者，死后称为乐祖，在瞽宗祭祀；乡先生去世，则在社祭祀。如果王通、胡瑗两人的师道，百世如新，能加封爵位，使与许衡同列，在学宫祭祀，最符合礼意。

自唐宋以来，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在堂上，而颜子的父亲颜无繇、曾子的父亲曾点、子思的父亲孔鲤，都坐在庑下。考察礼制，儿子虽然齐圣，不先于父亲进食，而三代的学校，都是为了阐明人伦的。孔子所教导的与各位弟子所学习的，不过是阐明这个罢了。如今却让儿子坐在上面，父亲坐在下面，难道是礼吗？如果认为这是论道德之功，那么自古及今，没有不讲人伦而言道的。纵然出于后世的尊崇，也不是各位贤人的本意。臣担心各位贤人在冥冥之中，必定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受非礼的祭祀的。臣考察，元至顺三年，曾封颜无繇为杞国公，谥文裕。孟子的父亲孟孙氏，也曾封为邾国公。臣愚，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在各地庙学像乡贤祠的制度，另立一祠，中间祭祀启圣王，以杞国公颜无繇、莱芜侯曾点、泗水侯孔鲤、邾国公孟孙氏陪享，希望不失去以礼尊奉圣贤的意思。臣又私下观察圣学失传一千五百年，到程子、朱子出现，然后孟子的道统才开始延续。那么程子、朱子的祖先，也不可缺。况且程子的父亲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先在属吏中识别濂溪周子

译（胡瑗）推荐（程珦）来代替自己，并且让两个儿子跟随（胡瑗）游学。朱熹的父亲韦斋先生朱松，追谥为献靖公，在临终之时，将朱熹托付给他的朋友籍溪胡氏，从而得以获得程氏的学问。程珦因为不依附王安石的新法，退居洛阳；朱松因为不依附秦桧的和议，在福建奉祠。他们历任官职和修身行事，都有值得称道的记载。臣愚昧地请求，将永年伯程珦、献靖公朱松配享祭祀于启圣王庙，使求学的人知道道学的发展必定有开创者，明辨人伦的道理就不会成为空洞的虚文了。

译〇山先生从祀议 程敏政谨按：各位儒者能够配享孔庙，必定是对道统有功劳的。然而道不是后学者容易知晓的，必须考证大儒的学说，这样才能符合人心的公论。我私下考察程氏《遗书》及朱子《伊洛渊源录》所载，〇山杨氏的行状、墓志、碑文，都称他修养深厚长远，实践纯正坚固，温和而没有疾言厉色，与明道程子相似。当他学成归来时，程子目送他说：“我的道向南传播了。”既然这样，那么这道难道容易言说吗？自从两程子继承孔孟中断的道统，门下的士人得以因道而被赞许的，只有〇山一人罢了。大概〇山一传为豫章罗氏，再传为延平李氏，传授给朱子，被称为正宗。文定胡氏亲自承受指授，而《春秋》的传承作南轩张氏，上溯渊源而阐发太极之义的心学，全都本源于伊洛，使得天下的人清楚地知道虚寂不是道，训诂不是学，辞藻华丽不是艺。〇山传道之功，不可诬蔑了。崇宁、宣和年间，京黼执掌国政，把王安石提升到配享位次，排在孟子之上，而颁布他的新经来选拔士人，士人尊崇王安石为圣人，不再知道有孔子；诵读新经，当作圣人的言语，不再知道有古训，僭越圣人、背叛经典，长达数十年。〇山入朝，首先请求罢黜他的配享，不让他厕身于宣圣之庙；废除他的新经，不让它蛀蚀学者的心术；又请求罢免纲运以收拢人心，斥责和议以壮大国势，放逐权臣以端正国家法度，培养君主德行以崇尚治理的根本。高论正言，虽然不完全被采用，然而使得天下的人知道邪说应当止息，偏颇的行为应当抵制，淫靡的辞藻应当摒弃，那么〇山卫道之功也不可掩盖。有人怀疑他出仕与隐退的时机，而轻视他著述的功劳，那么也有可以辩驳的。朱子说〇山的出仕，只有胡文定公的话最公正，说：“当时如果听从任用，必定能救得一半。”而文定也说：“蔡氏怎么能玷污他。”既然这样，那么因出仕与隐退而被怀疑的，是没有考察的缘故。〇山正值洛学党禁之后，指示学者以根本所在，体验的功夫辗转传授，而朱子得以听闻他的指诀，这见于何镐的书。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论述，称他年高德盛而所见更加精微，这见于《西铭》的跋。总之，没有〇山就没有朱子，而〇山的道，不是有德行的人，大概不可以轻易议论。既然这样，那么因著述而被轻视的，也是没有考察的过错。又按《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为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已经将〇山与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真氏都加封爵位，列入从祀。因为世变没有来得及遍行天下，这大概接近于礼所说的“有开始做的，没有人敢废弃”。既然这样，亲自受教于〇山如文定，私下效法〇山如朱张，都在陪祭；而近来私下效法朱子如蔡真，远地私下效法朱子如许吴，也在陪祭。唯独他的老师有传道、卫道之功，可以继往开来，抑制邪说、振兴正道的，反而不在其中。衡量人心，确实是缺漏的典制。考察大儒的定论，弥补前代的过失，实在是伸张弟子尊师之义，安慰后学向道之心。将〇山提升到从祀之位，完全符合公论，谨此议定。

圣驾临幸太学谢表 林文俊 伏以：典礼更新，百代仰慕大君有所作为；辟雍临幸，四方占卜泰运正隆。举行久废的礼仪，光大旧典，欢欣遍及朝野，喜庆融洽天人。这大概是因为遇到皇帝陛下，圣明出于天赋，德行与日俱新，伦理有序而五典得以敦厚，礼乐兴起而百事都端正。况且这首善之区，尤其需要留神，暗中契合圣心，大力清除俗见，认为孔子称王本非礼制，应当正先师之名；元人塑像为不经，特别遵循皇祖的制度，另设启圣祠，明确父子之伦；配食先贤，尽去公侯之号，礼仪没有僭越亵渎，道更加尊崇。鉴于这典制的革新，烦劳至尊来增重。正当四海同文之日，恰逢登基一纪之初，于是选择吉日，修治盛事。六龙捧御，远临止于学校；万乘执圭，亲自奠祭于先圣。崇儒重道，稽古诹经，喜悦溢于章缝，光辉流传简册。执豆笾而奔走，乃有三氏之子孙；环绕桥门而听观，何止六馆之英俊？瞻仰威颜于咫尺，奉行法语之丁宁。建立皇极以敷陈言论，这真是到了极致。观察人文以成就教化，这就是所说的吧？臣等职位愧居师儒，亲身遭遇盛美，有幸目睹大人的虎变，愿先于多士而骏奔。赐坐而讲《易》《书》《书》，觉得荣幸已过；教人必先忠孝，发誓图报于将来。伏愿配乎天，配乎天，皇朝绵延一统之图；作之君，作之师，天子享有万年之寿。

途中申明学规事 湛若水 臣认为太学是贤关之地，祭酒是风教之首，如果不是德行道艺卓为儒宗，就无法造就人才以辅佐圣治。顾念臣是什么人，凭什么胜任此职？拜受任命以来，日夜兢兢业业，害怕不能称职，以致辜负大任。茫然好像涉入深渊，不知道渡口；惆怅好像前往远道，不知道要路。边走边想，寻求得其道。等到取出监志，反复阅读，才见到圣祖、神宗的睿谕良规，浩浩荡荡，浑然示人以简约。

译条理清晰而鲜明地展示给人看，真是广博啊。就像上天无所不覆盖，大地无所不承载，将其引申扩展，触类旁通而增长，用来谈论教学的事情，可谓完备了。那些已经看见并实行的，没有多余赘述的必要。至于圣上的训谕深奥渊远，难免有尚未阐发的蕴义；良好的规制沿袭日久，恐怕有玩忽懈怠的隐患。臣恭见征求言论的诏书，斗胆陈述自己的一点浅陋之见，谨分条陈述六件事上报：第一是推崇圣人的学问以阐明道术。臣恭见洪武十五年二月，圣祖敕谕国学师生说：“古今贤能之人，首先以学问为根本。其次特别依靠操守和辅佐，这两件事实行之后，就能在天地间留下美名了。”臣仰见圣祖的学问，与尧舜的精一

译孔子广博而简约的学问，〇解说告高宗学习古训、知晓并践行道理的学说，虽处不同时代却契合一致。大概学习就是认知，操持就是践行。认知用来觉悟，践行用来恒久坚持。圣人的学问没有多余的蕴藏了。又在本年六月，新建的国学落成，皇帝敕令太学生说：“在此尊奉师道，招收学生来接受学业，期望在于培育君子，必须切实履行。”

孔子的道，用来辅助后代子孙，共同安定天下百姓。如今师生都已到齐，如果不以学习大道的志向来告诫他们，以扰乱常伦的法规来明示他们，就恐怕培养的不是君子，任用的不是贤人。臣又仰见，伟大的皇上的言论，确实开启了一代道学的源头。而太宗文皇帝亲临国学时的敕谕，也称太祖在御筵上讲书，是坚守帝王的心法，继承圣贤的道学。臣私下认为，圣祖所说的道学，其志向在于谦柔恭谨，其道在于阐明伦理万物，其实质在于孝悌忠信，其作用在于开物成务，其蕴藏在于圣经贤〇，其践履在于诚敬笃厚。从普通人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平常明白，没有那些探求隐僻、行为怪异、高远难查、脱离日常常规而称之为道的做法。近来士人习俗不同，道德不一，风俗各异，崇尚辞藻华丽的士人大多诋毁遵守礼法的人。虽然也有后辈萌芽之时，但生长起来不能抵御风雨的摧折，却不知道祖宗重视道学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是远宗先王非道不学、非道不用的宏大用心。臣现在论述学问，或许担心没有证据使人不信，请求得以会同司业、率领监丞、博士及六堂教官，让诸生钦服圣训，以道学为目标，以知行为功夫，以文艺为华彩，以事业为成果。就像树木有根本，花实才能形成，那么所培养、所任用的都是君子贤才，昌盛而天下安定了。

第一，显示大公以取信于学生。臣伏见正统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英宗皇帝敕谕北京国子监祭酒说：“南北学生贫富不齐，进入国子监有的一个月或几个月或一年两年，就能被拨派到各衙门办事，也有随即出身做官的。利益能够改变人。有的人坐在监里十几年，贫穷不能出身，让他们艰难嗟叹怨恨，难道能忍心吗？又与各衙门交往，凡是办事的人一个有缺额，求取拨补，简帖动不动就一二十张，有势力的人最终能得到。假说是被势力所逼迫，为什么不拿着奏章上奏？老师的行为如此，怎么来表率激励学者？又说：拨派历练事务的人必须依照资历次序，不允许〇越。办事的人也必须公正得当，不允许徇私。只要有私下嘱托，就听从，不上奏报告的，必定治罪不赦。”臣谨慎地根据圣谕推论，拨派历练这一件事务很小，似乎与师道无关，但师道的实行与否却系于此。师道不能实行，是由于学生心志不信任，奔走钻营不停息。心志不信任，那么言语就不被相信；言语不被相信，那么教训就不能实行；奔走钻营不停息，那么礼让就不能兴起。礼让不兴起，那么教化就不能普及。这两者是师道的弊病。其原因在于祭酒拨派历练独自专断，而没有显示大公的法度。所以人们得以私下求取，士人得以私下怀疑。这就是心志不信任、奔走钻营所由产生的原因。臣请求在拨派历练的时候，祭酒会同司业、召集监丞、博士、六堂教官在公署集合，共同按次序拨派。先在诸生到监之日，不仅仅在墙壁上排序，而且祭酒、司业以至六堂教官，每人各写簿册作为凭证。到了按次序拨派时，如果有请托求取的人，各官就秘密写在各自簿册的本名之下，监丞又在记录过错的簿册上明确写下，作为惩罚，严重的就遵照敕谕上奏。这就是所谓显示大公的法度。这样那么心志信任，奔走钻营停止，而教化实行了。

第二，建立邻里朋友以激励道德学业。臣私下认为，生员在堂上讲习，有相亲熏陶的意义，已有定规。退下后或许放荡逸乐，常情有所难免。臣更想在各生居住同一号舍的人中，抽签确立十人为朋友，设立簿籍。务必使退堂之后，出入互相友爱，道德学业互相为师，做事互相效法，仪容举止互相观察，进退互相揣度，疾病互相体恤，有无互相救济，过失互相规劝。一人过错罪恶暴露，九人连坐罚跪；一人行善卓异，九人连赏。这样那么进有公堂，退有私居，无不是逐渐磨砺夹持的好处。如果长久实行，士人习俗应当有变化。

第三，视察学生以体恤病痛苦难。臣伏见洪武十八年我圣祖颁降敕谕内一款“饿死生员，其罪应当由亲自教导的老师承担。”金文徵诬告祭酒饿死监生，祭酒本来提纲挈领。生员有病，亲自教导的老师必须存问，饮食必须记录在簿册上。病重的用文书上报，药饵尤其经过有司失于存问，饮食药饵不节制，或者有伤害生命的，罪责由亲自教导的老师承担。臣仰见圣祖爱护养育诸生的盛典，而尤其想要宽贷崇重祭酒的宏大用心。私下认为，民胞物与，痛痒相关，况且祭酒对于诸生恩义兼重，岂敢推托于不知道？所以公堂上坐受，请问跪拜，是义分的严格；退下后开导晓谕，委婉对待疾病，存问恩礼的尽致。两者并行而不违背，然后师徒交相信任，而教训可以实行。臣想要遵照圣谕，生员有病，令亲自教导的老师先前往询问，严重的司业、祭酒应当亲临查看，体恤他们的饮食，节制他们的医药，不幸而死，那么临敛时如例给具。如果亲自教导的老师不前往，而祭酒听

译知道这一点，也应当率先亲自前往，以使他们内心感到惭愧，不嫌违背正道去博取虚名。

一是慎重提升等级以确立奖罚。臣私下看到洪武十六年学规中的一条，规定评定生员三等的高下，评定六堂师范的高下。又说：凡是生员通晓四书但未通晓经书的，在正义、崇志、广业堂坐堂一年以上的，如果文理条理通畅，允许升迁到修道、诚心堂。坐堂一年半以上，经史兼通，文理都优秀的，升迁到率性堂。又根据坐堂实际天数的多少来升迁。除此之外还有积分的方法，非常精密。臣私下认为，作为师长的人，用来激励人心，鼓舞士风，不可没有进退抑扬，来寓含奖罚。这是圣祖设立三等法规的原因。近来虽然有季考，专门考察文艺，但勤勉懒惰、贤能愚笨混杂而不分。臣想在已经拨入六堂的学生中，虽然不能一下子改变制度，但对于诸生，或者通过季考他们的文艺，来检验他们心思的精粗；或者通过他们坐堂次数的疏密，来考察他们学习的勤惰；或者查访他们的品行道义，观察他们的举止，听取他们的讲论，来评定他们人的贤否，从而依次升迁。那些上等的人，如果堂长、友长、侍直有空缺，也同司业、博士、六堂教官一起公开推举选拔。而他们拨入历次的快慢，一律依照序壁先后的次第，这样圣祖的良好规制就不会废弃，而人心也可以得到奖罚，士风或许可以鼓舞振作了。

一是委任长材以备任使。臣私下认为

译孔门的教化，在于使众人同心于仁德；四科贤才的培养，则是顺应其天性而使其成就。因此，宋代儒者胡瑗担任教授时，也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根据学生的资质来造就他们。他的教育必定以德行、道艺为根本，不必违背时势、反对古制。科举应试与德行修养合为一件事，凡是读书作文，都应当收敛心神，随时随地体认道理，不至于放纵心志，以此确立心志，涵养德性，内蕴为德行，外发为事业，表达于言辞，都是一贯的，这就是所谓的“二业合一”之说。等到学生成才，人人各有专长，就像四科贤才那样。其方法是，每三年由各学之长，会同府州县的正官，根据学生的专长进行考核，定为二等。称为德行、才能，某人擅长某事。如德行，就指明孝悌忠信的实绩；才能，就区分水利、兵农等方面的专长，登记在各人名字之下，如同如今内外官府考语的制度，上报给提学官。提学官又召集一等专长的人进行考核，分别登记他们的德行、才能，如同各学的制度。等到有考中举人或岁贡生时，就将所登记的品行才能连同履历送达礼部。礼部下达给国子监，那些举人、监生在国子监读书一年的，祭酒、司业根据提学官所登记的内容，会同监丞、六堂官员进行考核，分别登记他们的德行、才能。与国子监考核相符的，就根据其才能德行加以任用，不枉费其实际才能。即使终身升迁，所登记的内容也随之记录，如同脚色文书的制度。登记不崇尚虚名贿赂而容许私情，后来有败露的，追究登记者的责任。如果所登记的人有功绩德行显赫卓著的，也连带奖赏登记者。这样，所任用的必定是所培养的，所培养的必定是所任用的，任用得到贤才，贤才得到任用，这既不违背当今科举的制度，又兼顾了德行、道艺的教育；不违背当今考察的方法，又蕴含了乡举里选的意思。日后逐渐恢复古制，也可以扩充这个意思而彻底实行。这样，贤才自然兴起，善政自然推行，风俗自然淳厚。这与当时那些只凭科举应试进身，一旦进入仕途，却无所作为，将二者截然分开，完全不明白祖宗立法本意的人相比，其得失相差甚远了【本集】

选拔师儒以敦厚教化疏 谢存儒臣听说国家的兴衰，取决于风俗的盛衰，关乎学校的兴废。所以古代的明君，知道风俗形成的根源，振作其关键以转移风气，那么风尚就会端正，治绩就可以成就了。臣私下看到，近年之间，上下臣僚，廉耻之道沦丧，名节不能树立，把保全自身、保住职位当作贤能，把竭尽忠诚、坚守节操当作愚蠢，把严酷苛刻、聚敛事务当作才能，把拱手曲膝、卑躬屈膝当作恭敬，假借公平来掩饰欺诈，借着义理的名义来徇私情，隐藏贪婪奸邪来显示廉洁，凭借威权来毒害众人，财物贿赂在豪门之间流通，虚伪矫饰欺骗君主。善于逢迎的人以此为能事，端庄正直的人被嫉妒为偏执，礼义消亡，风俗败坏，长此下去不革除，国家何以昌盛？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当今学校政令不修明，道义的实质不彰显。太学，是天下首善之地，是风化教化的兴起之处。近世的师儒，仪范不能树立，开导没有方法，只知道勾校簿书，不再专心精研德行道艺，考核学业仍然沿袭抄录，计算积分依据班资。监生则苟且度过岁月，沉溺于博弈。那些侥幸以学业自勉的人，又揣摩剽窃以应付时务，文章僻裂轻艳，理义支离破碎，不过是借此作为显贵荣耀的阶梯。对于立身行政，未曾推行。古代做学问，是为了端正其性情行为，明晓其经术，成就其才能，以等待被举荐任用。所以当时，做士人的以廉耻节义著称，以礼让公正自立，有的面临危险濒死，甘愿坚守节操，而不后悔，这是因为他们的学术素来明晓，而不被利害私欲所迷惑扰乱。现在幸蒙圣明烛照，知晓习俗的弊病，特命宪臣严加考选，以革新其服饰，这正是辨别善恶邪正的关键，安危治乱的缘由。臣愚以为，应当趁着品择之余，广泛寻求硕儒，阐明正学，开导仁义礼乐的实质，激励忠节廉耻之道，以周代教人的方法，作为课习登进的规范。必须经术明晓、行为修善，才能可任，然后辨别其等差而任命其官职。或者参考宋儒胡瑗在苏州教学的方法，设立经义、时务两斋，使各人根据其天性相近的方面，勉励修习学业，朝夕讲明。每月初一，查考其勤勉懒惰，召集而教导他们；年终，大会僚属，考核其学行修明的人，奖劝激励他们，否则严厉责备他们。三年，向朝廷论荐其贤能的人，以备任用；学业荒废亏损的人，就罢免归乡而斥责其服劳役，又将此法颁行天下，使督学宪臣一律以此为准，那么就不致于听信浮词而相信其实。行为有经术疏通而蔑弃礼义的，就罢斥他们，不予齿列。其行为检点端庄而学术疏浅的，稍待再次考核而议论，致送太学以另行议论其任用。其分教天下，必须选择学术通明、性情行为端洁的人来统领，不让老钝无耻的人混杂其间，以败坏士风。这样，风俗自然端正，而人勉力于士君子的行为。平时则有羔羊正直的节操，立朝则有正色犯颜的风气，临难则有仗节死义的人士。礼义修明而民俗大变，太平之风，这就是基础【经世编】

乞定真儒从祀疏 魏时亮恭敬地认为，国家道德教化广泛普及，至今已超过两百年，士人生于其间，遵循正道，遵循道路，深入肌肤

译深入骨髓的，固然没有不是杰出人才；但如果要寻求足以光大当代、不辱没人文的人，在于

译孔子门下，以颜回、孟子为心法传承者，在宋代可屈指算来，只有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几位，实际上也不过寥寥数人罢了。这几个人，上天确实降生他们，用来辅助我朝国家的宏大教化。我朝明白这一点，足以追随前代真正的儒者。如今这些人去世已久，名声与实绩都已得到公认，恰逢圣明君主，如果不加以甄别提拔、表彰宣扬，最终使得圣人门下缺乏当世贤才，而国家虚设崇尚儒学的典制。凡是配享祭祀的，只以前代称为盛世，那么本朝的道统教化就会隐晦而不彰显，万世人心将对今日感到不满。大概我皇上在承平已久之后，正值圣王兴起、万物昭著之初，先朝未曾推举的，正有待于此时，而新政所崇尚的，又关乎风俗教化。恭敬地看到英宗皇帝的新政，命令推举宋代儒者胡瑗、蔡沈、真德秀配享从祀。

孝宗皇帝初年，也特别命令考正孔庙配享从祀的人选。等到我先皇帝，又进而推举欧阳修等数人，无非是因为重视道统、尊崇儒学，是帝王的首要事务。然而都没有推举我朝的人，是因为先后几位儒臣去世不久，而先皇帝又有稍待将来的考虑，正是留待陛下以光大今日的新政罢了。臣愚昧地考察，理学名臣姓名很多，都可以为师法。如果寻求学问有真正心得，如臣所说的以颜回、孟子为心法，屈指算来只有周、程那样的人，只有三个人最为显著罢了。臣恭敬地看到河东薛瑄、余姚王守仁，近来由言官题请配享从祀。礼部覆议，对于薛瑄说：励志于圣贤之学，修养多有实践之功，潜心于濂洛之学，造诣深得精微之蕴。意图虽不专于注疏，但片言只语，动辄示人楷模；心思虽不系于事功，但伟大节操和恢弘谋略，都可师法。实在禀受乾坤间的正气，足以称为当世的真儒。至于王守仁则说：资质本来超凡，事理由妙悟而得，学问以良知为本，独自洞察性命之源，教化以勤讲习为功，善于阐发圣贤的微言大义。当时亲受教化的都乐于依归，至今私下效法的无不尊信。这也是百年的豪杰，一代的儒宗啊。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两位大臣显扬当世的人文，真是圣门的羽翼，可以并列宋代儒者配享孔庙，大概没有疑问了。

只有生于薛瑄之后而崛起于王守仁之前的人，臣又得到一位。臣愚昧地谨慎考察，岭海陈献章在壮年立志于圣学，心得于自得，在舞雩中默然契合，见到勿忘勿助的真谛，万古日星沛然仁义，江河之用，学问已造至乐之境，诚意已足以动人。所以充养完粹，得到彭韶的推荐，章懋忠孝具陈，感动宪宗皇帝亲自阅览。罗伦与他定交，贺钦以师礼事奉他，姜麟称他为活孟子，章懋称他为第一流。至于去除支离破碎而保全不测的虚灵，即在日用常行中见到鸢飞鱼跃的飞跃，尤其能远迈朱熹，追随周敦颐，因此风动广南，师范天下。有这样的臣子，与薛瑄、王守仁前后相望，确实是名世的大贤，理学的深造，圣明的涵濡之功至此可谓极盛，而上天生材之美至此可谓独优了。如今薛瑄、王守仁伏蒙圣旨，钦依下詹事府等衙门会集议，至今数月，回奏未闻。难道皇上崇儒的盛美可以虚设，而两位儒者心得的真传可以泯灭吗？薛瑄已经经过昔时的公议，一考可知。至于王守仁，破除俗学，独契本真，领悟孔氏的微言，阐发后贤所未发的；良知与性善同功，求仁与万物为一体。虽然其少年时的豪迈有闻，但也是张载的席子，勇撤而顾，岂可终被掩盖呢？至于学习王守仁者的谬误，那固然不是王守仁的过错。然而道旁的屋舍，建成则难；众言淆乱，适宜折中于圣人。伏乞催集公议，取自圣裁，只宜专责詹事府总集多官的议论，汇为一册进览，然后议事有纲，复奏有期。至于陈献章，则素行毫无可指责，而所学纯乎自得，仍乞敕令一并撰写献章的学行上闻。昔日学士何文渊、编修某某等撰写议大儒之学，至今与大儒名论并传。（宋末陈光祖的禁令，万世罪之于朱熹、元定，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由今之世，虽然间有口谈儒学而行为不掩言语者，但不可举一废百，而尽疵天下之正学了；又不可由今议昔，而并弃既往的真儒了。昔人谓读书未到康成末，敢高议汉代儒者；若知道学圣儒者，如果不是身与颉颃，实难评议。邹智能言：乾坤谁执？仲尼权便，敢删从己酉年，大概是指献章之诗，无敢轻意删定，何况三儒之学，又谁敢轻意轩轾其中呢？倘蒙皇上轸念，古今真儒难得，此三儒，实万世光我国家人文之要务，速集朝议，取自圣心早正从祀之议，大慰明时之望，则上可彰道化的隆盛，下可开来学的兴盛，前可绍往古的追崇，近可成圣朝的盛典，而天下万世人心，鲜有不心悦诚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