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攷卷二

译因为他是长子。

汉上朱氏说：“天地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养万物。‘元’是万物生长的开端，是众善的首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仁德。仁德之人，适宜处于尊贵的地位。所以君子践行仁德，就足以统领众人。对所有人都具有统领的作用。”

译紫阳先生说：“元，是善的统领。元，是万物生长的开端，天地的德行，没有比这更优先的。所以对应时节是春天，对应于人就是仁，是众善的统领。君子体认仁德，以仁为根本，那么就没有一样事物不在所爱之中，所以足以统领众人。”“元者，善之长”以下四句，是讲天德的自然而然；“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下四句，是讲人事的方法。然而元只是善的统领，万物生长的道理都从这里开始，众善百行都统摄于此，所以对应时节是春天，对应于人就是仁。元亨利贞，春夏秋冬，这是天德的自然而然。君子应当从事于此的，就必须体认仁德，才足以统领众人。体，是以仁作为我的根本，我以它为根本，仁都从我发出，所以没有事物不在所爱之中，因此能统领众人。元者，善之长，也就是仁罢了。体认仁德，那么痒痛疾苦都切身感受，所以足以统领众人。“生”的意思是仁，乾卦的元亨利贞，本来是说占得此卦则大亨而利于守正。而《彖辞》、《文言》都把它当作四德，我常怀疑这类说法，都是另立学说，以阐发一种意思。《易》中说“元者，善之长”，说得最亲切，没有疏漏。仁义礼智无非是善，这个却是善的统领。仁是有滋味的东西，说成知觉，却是无滋味的东西。仁有所归属，如孝悌慈和柔爱都归属仁。伊川语录中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说得太深，没有把握的地方。《易传》的手笔，只说：“四德的元，犹如五常的仁。”偏言则是一件事，专言则包罗四者。又说：“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传》在这两处说仁，说得极平实，学者应当精看这两处。问黄直卿：“伊川‘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这一个能包得那数个？若问着一个便包数个。”回答说：“只说是有一个公，在这里看得分明吗？”说：“以前看康节诗，见得这个意思，如说‘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已与程子所谓‘静后见万物有春意’相同。且如这张桌子安顿恰好时，便是仁，盖无乖戾处便是生意。穷尽天地，贯穿古今，只是一个生意，所以仁包四德。”说：“如此体认仁，便不是生的意思。”桌子安顿得恰好，只可谓之中，不可谓之仁。仁只是……初底意思如木之萌芽，草之发芽，其在人如恻然有隐。初来的意思，所以程子谓看鸡雏可以观仁为是。那嫩小的便有仁的意思。以一身观之，元如头，所以人头亦谓之元首。穆姜也说元是体之长。今若能知得所谓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贞，上面一个元字便是包那四个下面字，下面字则是偏言乎一事者。又要知得所谓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贞之元者，盖见得此则知得所谓只是一个元也。若以一年言之，则春便是元之元首，夏清和是亨之元，孟秋是利之元，初冬便是贞之元也。所谓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正如天官冡宰以分职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则又统六卿。以用言之，则元为主，以体言之，则贞为主。且如阴阳，其初亦只是一个进，便唤做阳，退便唤做阴。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仁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也，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仁为四德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犹元为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发散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局。此理循环不穷，脗合无间，故不贞则无以为元也【回曰：此说出于周子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体仁如体物相似，人在那仁里做骨子，故谓之体仁。仁只是个道理，须着这人方体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说却觉见不是。四德的元，犹如五常的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此段只于《易》元者善之长与论语言仁处看。若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则贞又包四者【回曰：贞之妙如此，贞固足以干事事之骨也】看此一段须与太极图通看干事事之骨也，犹言体物也干之元亨利贞，天道也；人得之则为仁义礼智之性问：孟子言仁义礼智，义在第二；太极图以义为利，却在第三。曰：礼是阳，故元

译将元亨利贞称为仁义礼智，就如同东西南北；所说的元亨利贞，就如同东南西北。一种说法是相对而言，一种说法是从一边而言。东莱吕氏说：君子体现仁德，足以领导众人。仁，就是人；合起来说就是道。世人将仁与人分为两样，所以君子体现仁德而将其合而为一。君子体现仁德足以领导众人，《易传》说：亲近并效法它叫做“体”。仁者，就是人；合起来说就是道。他为人不能自然合一，所以必须亲近并效法它。“体仁”并不是把仁当作我的本体，我的本体全都是仁。元，是善的首领。《春秋传》记载穆姜所诵读的话，说元是体的首领，觉得“体”字更好，是一体的首领。

译沙随程氏评论说：汉宣帝杀害赵广汉、韩延寿、盖宽饶、杨恽，我（回）说：“这四个人都是贤能之士，虽然宣帝严酷刻薄、缺乏恩德，但也因为恭显等人掌管中枢机要，刑罚杀戮过于过分。《易经》说：‘体认仁德足以领导众人’，皇帝如果每次都能以仁心自我体认，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呢？”

紫阳方氏说：“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汉高祖‘仁而爱人’，班固在《汉书》中称汉高祖‘宽仁爱人’，班固的论述不如司马迁深刻多了。”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曾对《易经》所说的“体仁足以长人”有所感悟。夏商周三代之后，幸好有汉高祖这样的天性资质，于是成就了天下四百年的基业，救活天下的生灵不可胜数。我抄录了孔子两句话，以及明道、伊川、横渠、广平、汉上各一段话，紫阳乡先生朱子二十二段话，东莱四段话，只有沙随这一段。关于“仁”的论述，伊川用“比而效之”来解释“体”，东莱跟随他，朱子坚决不赞同，独自认为“以仁为我之骨，我以之为体”，他的学说很精妙。而程沙随却认为“体认”的说法见解尤为低下，所以附记在这里。我曾读鹤山《易集义》，在这章末尾批注道：“仁，是天道的元始，是春天，是生养万物的心，人禀受它作为本性。仁包含礼、义、智、信，就像元包含亨、利、贞，春天包含夏、秋、冬一样。然而本性中有这仁，必须表现于情感，然后仁才开始施行。大概仁没有人就不施行，人用来施行仁，所以先儒说仁与人合而为一。仁依靠人来施行，所以称为道。天下的大道理，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仁是人的骨骼，人是仁的载体，人能体认仁德就伟大，可以君临天下，小则一邦、一州、一县、一司、一宗的领袖，都不是不仁之人所能担任的。秦始皇以不仁作为这身骨的根基，而这身四肢全然不仁【佛家说五体投地，四肢和头为元体，也是如此】，怎么会不灭亡呢？汉高祖天性资质仁厚而爱人，于是拥有天下，孔子的话在这里得到验证。鬼神的德行，体现于万物而不可遗漏，鬼神没有形迹，万物都是鬼神的载体，就像所说的天道运行不止，水流不息，万物生长无穷，都与道为体一样。仁与人为骨，人与仁为体，能体认仁德就能领导众人，应当详细观察朱子的论述，而元包含四德，没有贞就没有元，仁与智交接之间，乃是造化的机轴，至精至妙，学者尤其不可不深入探究啊。

《论语》第一个“仁”字

紫阳方氏说：“孝悌，大概是仁的根本吧？”这是《论语》中的第一个“仁”字。程子说：“践行仁德以孝悌为根本。”论及本性，则仁是孝悌的根本；践行仁德，从孝悌开始。孝悌是仁的一件事，说它是践行仁德的根本，可以；说它是仁的根本，则不可以。我说“其为仁之本与？”少一个“为”字不行。对父母孝，对兄长悌，推展这种心，就必定不敢冒犯上级了。上级，是指君主、老师、官吏、乡里、亲友中比我尊贵的人。既然没有冒犯上级的心，又怎么会肯喜好做悖乱之事呢？春秋时作乱的人不一而足，他们太不仁了。都是从不孝不悌开始的，所以圣贤教人，必定从幼少时就知道侍奉父母、侍奉兄长的道理。有子这句话，下面有一个“与”字。朱子说：“这是疑词，表示谦退，不敢断言，是对的。”我说：“用爱来谈论仁，不如用孝悌、不犯上来谈论仁。”朱子说：“记录者想让学者知道应当致力做的事，所以这是《论语》第二章。”

《论语》第二个“仁”字

紫阳方氏说：“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这种人很少有仁德。”这是《论语》中的第二个“仁”字。朱子说：“在外表上刻意修饰，务求取悦于人，那么私欲就会放肆，而本心的德行就丧失了。”专门说“鲜”，那就完全不可知了。我说：“小人用巧好之言，和善之色取悦于人。”浅薄的只止于谄媚，深藏的内心叵测，所谓蜜中的鸩毒。外表取悦于人，而内心有杀人之心，世上多此辈人。朱子说：“记录者想让学者知道应当警戒的事，所以这是《论语》第三章。”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

紫阳方氏说：“仁是心的德行，爱的道理。”朱子《或问》论述详细，黄干直卿《通释》尤其详细。朱子引用程子的话：“干是四德的元始，就像五常中的仁。”偏而言之则是一件事，专而言之则包含四者。推此而言，就可以明白了。大概仁是五常之首，而包含四者；是恻隐之体的根本，而贯通四端。所以仁的含义，偏而言之则说“爱的道理”，孝悌是仁的根本就是如此；专而言之则说“心的德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就是如此。我说“爱的道理”兼仁的体用而言。其说“恻隐之体，贯通四端”，恻隐，就是爱；体，就是理。百行万善，无非是本性所禀受，心所获得，都称为德，而仁为首，包含百行万善。那么专门以仁为心的德行，而义、礼、智、信的德包含在其中了。朱子深思非一日，发出这两句话，这四书所以对万世有功。我因此表彰并指出它。

《论语》第三个“仁”字

紫阳方氏说：“泛爱众人而亲近仁德，一是孝，二是悌，三是谨，四是信，五是爱众，六是亲。接近仁

译具备上述品德的人，践行这六件事，如果还有闲暇精力，就用来学习《诗》《书》和六艺的文献。圣人教导后辈子弟，应当像这样。现在的人在对父母尽孝、顺从兄长方面有所亏缺，行为不一定谨慎，言语不一定守信，常常怀着伤害他人的心思，不打算亲近仁德之人，却急切地学习浅陋的诗篇、轻浮的文章，他们与古人相差太远了。亲近仁德之人，尤其是最紧迫的事。不选择朋友而喜欢跟随小人做坏事，现在的人尤其多。」

译回答有人问为何要考证“仁”。

紫阳方氏说：“有人问回子，你续写鹤山的书，选取《汉高纪》作为考证古今的书。高祖仁爱之效，是可以的。但广泛论述仁的本体与作用，这是为什么呢？”回子回答说：“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桀纣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凡是史书传记中所说的，大多讲仁的作用，而很少讲仁的本体。私欲完全清除，是仁的本体；广泛施予恩惠、救济众人，是仁的作用。汉高祖天性中的仁，表现为爱护百姓，这就是所说的‘天下怎么安定？安定在于统一，不嗜杀的人能使天下统一’。但如果探究其极致，那么他在私欲完全清除、完全具备本心之德方面，还未能达到。所以我在泛论一篇之外，引用《易经》中‘体仁’的说法，以及《论语》首章中三次提到‘仁’的话。用朱子‘爱之理，心之德’这六个字所界定的仁，来加以推广。大概意思是说，古今考证各书都论述制度、名物、治理天下的工具，而根本所在，自古圣人贤人治理天下的道理，不过是‘仁’。孔子回答孟武伯关于仁的讨论，仲由、冉求、公西赤都不被允许称为仁，那么即使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仁却并不充实。至于子张的提问，令尹子文的忠、陈文子的清，都不足以称为仁，必定像颜回那样才可以称为仁，所以有‘克己复礼’的赞许；仲弓可以称为仁，所以有‘恭敬、推己及人’的赞许。高祖天性仁爱，约法三章，彻底洗刷了秦朝政令及商鞅、李斯的酷烈，因此得到天下；但他这样做的原因，不符合天理、不根源于天德的，也有很多。所以我考证论述孔门乃至诸子之所以谈论仁，有本体有作用，不仅期望世人努力求学以承担仁，也期望当世士大夫就近寻求本心的仁，致力于孝悌，警惕巧言令色，爱之理、心之德，涵养源头、培植根本，并且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希望达到颜回那样的克己复礼，践行仲弓那样的恭敬推己及人，以此修养自己，以此对待外物，必定不仅仅羡慕高祖一时功臣的狡诈奋发、侥幸成名，而且也不会在不久之后失败。所依据的礼制损益可以知晓，这是古今考证的事；那或许继承周礼、百世可知，这是古今考证的意旨。”

附录陈太和论仁

永嘉陈钧说：“尧舜禹不谈仁，并非不仁。和睦九族，协和万邦，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敦厚德行、诚信宽厚，好生之德，融洽于民心。没有一个人、一件物不包容在仁之中。商汤以征伐而君临天下，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都不做。这不是仁吗？然而在亿万百姓倒悬之苦刚刚解除、惊恐防备尚未安定之时，必定能够宽厚、能够仁爱，才能在天下彰显信义。宽厚说的是小的方面，仁说的是大的方面。万世谈论仁，实际上始于这里。汉高祖也以征伐而拥有天下，班固说：‘宽仁爱人’，大概有所依据。然而仁是天性本然的理，宽是仁心显现的迹象。本体与作用、重与轻，不可不仔细考察。”

紫阳方氏说：程门常让学者分类汇集孔门谈论仁的地方观看。张南轩曾经分类汇辑了。真西山《读书甲记》第六卷《五常门》记载仁、义、礼、智、信，第七卷、第八卷上下专门记载仁。自从书写《仲虺之诰》“克宽克仁”，开始陈钧字太和，永嘉人，现在居住在金坛，担任浮梁州知州。借回子这本书观看，书写这一段来教导我，因此附在这里。古今考证，用《汉纪》考证古今。张南轩分类汇辑，真西山记载仁，不能在这里全部书写，学者应当另外专心考证。

拔剑斩蛇

紫阳方氏说：古代的君子必定佩戴玉。天子佩戴白玉，〇组绶带；公侯佩戴山〇玉，朱组绶带；大夫佩戴水苍玉，纯组绶带；世子佩戴瑜玉，綦组绶带；士佩戴瓀珉，緼组绶带。而妇女也有佩饰。卫灵公夫人南子环佩璆然，就是如此。儿媳侍奉父母、公婆，各自有所佩戴。男子右边佩戴玦，捍管、遰、大觽、木燧；左边佩戴纷帨、刀砺、小觽、金燧。妇女右边佩戴箴管、线纩、大觽、木燧；左边佩戴纷帨、刀砺、小觽、金燧。男女未行冠礼、笄礼，衣襟系带佩容臭。《诗经》说：童子佩戴觽，佩戴韘。觽像锥子，用来解结，或用角，或用蒙。韘也叫防，也叫弽，也叫极。射箭叫巨指，着决以钩〇。食指、中指、无名指穿着防以放〇。左臂穿着拾，用来保护衣袖。韘用皮革。大射用朱极，就是红色的。佩戴觽韘，是成人的礼仪。童子佩戴，是诗人用来讥讽卫惠公没有成人的德行。捍韘，是臂套，也叫拾，也叫遂，可以保护〇，用皮革。现在人叫它套袖。纷帨，是擦拭物品的巾。纷与帉同，巾叫帉，巾曰帉，擦拭叫帨，也叫捝。遰刀，是刀鞘。古叫鞞。《诗经》说：鞞琫容刀，就是如此。也叫刀室，鞘室口的装饰叫琫。砺，是磨刀石。金燧、木燧，是取火的器具。金叫鉴，叫方诸，或方，或圆；木则是榆、槐之类。古代的佩饰就是这样而已，没有带剑的。《礼记》说：虎贲之士解剑。《家语》说：子路拔剑起舞。《少仪》说：仆役右边带剑。《春秋传》说：卫良夫袒露皮衣不放下剑而吃饭，太子列举他的三条罪过而杀了他。《庄子》有《说剑》一篇，其说法鄙陋浅薄特别严重。古代车仆武士带剑，不是这样就是佩戴玉与玦、拾等物。到了战国崇尚剑，那么巨阙、干

译将、镆铘的名声显赫，于是剑客便凭借纵横捭阖之术游说诸侯。

东莱先生《大事记》记载：周威烈王十七年，秦国初次下令官吏佩带剑。

东莱先生说：佩玉，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佩剑，是秦国的制度。

秦国与三代制度的区别，没有别的，看他们佩带什么就知道了。

这一年，是秦简公六年，《秦纪》又记载百姓初次佩带剑。

又秦始皇九年，秦王加冠并佩带剑。

东莱先生说：始皇二十一岁，佩带剑，这是秦制的开始。

君主佩带剑，废除佩玉，是从这时开始的。

后来荆轲行刺事发，始皇依靠剑得以脱险。

二十六年，初次统一天下，销毁天下的兵器，于是民间的刀剑、防槊、锋镝全部用来铸造十二个金人。

想来官吏仍然佩带剑，而百姓则没有人敢佩带剑了。

刘季担任亭长，押送徒役去骊山时得以佩带剑，是因为他是官吏的缘故。

《汉书》记载用三尺剑夺取天下，于是舍弃三代的佩玉，而佩带秦制的剑。

直到汉朝乃至魏朝，都是如此。

晋朝用木剑代替，而唐朝也有这种情况。

项庄拔剑起舞，樊哙拔剑切肉，这在军中是理所当然的。

萧何佩剑穿鞋上殿，这就确立为朝廷的礼仪了。

龚遂劝百姓卖剑买牛，这说明平民百姓无不佩带剑。

秦国的法律严苛但实际执行却疏松，刘季释放所押送的徒役，他们佩带剑夜间行走，几乎没有呵斥禁止。

到了斩蛇这件事，则必定是有意为之。

老妇人在夜间哭泣，说赤帝子杀了白帝子，又恐怕是那些伪造神异之人编造的妄言。

汉朝有伪作的《泰誓》三篇，出自河内女子，其中有周武王白鱼跃入王船、火流王屋化为乌鸦这两件事。

后来孔壁中真正的《泰誓》出土，发现并非如此。

太史公喜好奇异怪诞的传闻和异说，无不详细记载。

如果白鱼、火乌之事出自伪书，那么赤帝子的说法，岂不是与它相似吗？

晋朝武库发生火灾，汉高祖斩蛇的剑在火中飞走，这又更加诡异，尤其不足相信。

译附录关于秦剑的考证【秦朝官吏最初佩戴剑，秦朝百姓最初佩戴剑，赐予王子煇剑，秦始皇二十岁行冠礼并佩戴剑】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简公六年，下令官吏开始佩戴剑。东莱《大事记》将此事记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即鲁缪公元年。东莱说：“佩戴玉饰，是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佩戴剑，是秦国的制度。秦国与三代制度的区别，没有别的，看他们佩戴的东西就知道了。”另外，《史记·秦本纪》后面还有一篇《秦纪》，记载秦惠公七年，百姓开始佩戴剑。这是秦国官吏和百姓佩戴剑的开始，但也没有记载说“佩”。查考当时鲁缪公尊崇侍奉子思，东莱将《中庸》一书成书于这一年。又缪公任用公仪子执政，东方鲁国的官吏风气就是这样，西方秦国只知道强横暴虐罢了。然而那时秦国也还不强大。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起始【我曾说《通鉴》应当从获麟之后接续作为起始，少了七十八年。《春秋》之前，曲沃武公夺取晋国，形成三晋的局面已经很久了】。秦简公、后来的惠公、出子、献公开始强大，孝公开始非常强大。惠文君即位，后来称为惠王。秦国称王开始于此，这是秦武王即位的时候。武王死后，弟弟昭襄王即位。六年，蜀侯煇反叛。索隐注《华阳国志》说：“秦国封王子煇为蜀侯，蜀侯祭祀后将胙肉献给秦王。后来他的母亲嫉妒他，在食物中加毒献给秦王。秦王大怒，派司马错赐给煇剑。”儿子孝文王、儿子庄襄王、儿子秦始皇。总共官吏百姓佩戴剑历经十代了。秦始皇十三岁即位，二十岁行冠礼并佩戴剑。《史记》记载此事，并非秦始皇才开始佩戴剑。《考工记》说：“桃氏制作剑，剑刃宽二寸半，两面从脊部向刃部逐渐削薄，以剑刃的宽度为标准。剑茎的周长是剑刃宽度的两倍，剑茎的长度是剑茎周长的两倍，剑茎的后部设孔，将剑刃宽度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剑首的宽度并环绕制作。剑身的长度是剑茎长度的五倍，重九锊，称为上等规格，上等士人使用。剑身的长度是剑茎长度的四倍，重七锊，称为中等规格，中等士人使用。剑身的长度是剑茎长度的三倍，重五锊，称为下等规格，下等士人使用。”腊，指两刃，读作“阖”，又读作“猎”。又读作“颊”。两从半之，指剑脊两面逐渐削薄趋向剑刃。茎，指剑夹人所握持的部分。镡以上部分。镡音“淫”，又音“寻”。又音“徒南”。夹，古音“恊”，又音“洽”。郑玄注说茎在夹中的，长五寸。设其后，指穿孔。锊无音字，书十七辞，刀辍切。《说文》说：“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又音“刷”。陈祥道说锊等于六两。郑玄注上等规格长三尺，重三斤十二两【计算不通，这等于六十两。如果六两为锊，达不到这个重量】。中等规格长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两又三分两之一。人们各自根据自己的形貌大小佩戴。这士，指国家勇力之士，能使用五种兵器的人。《乐记》说：“武王攻克商朝，穿着裨冕，插着笏板，而虎贲之士解下剑在剑前说话。”周武王没有比这更古老的，用剑的兴盛没有比战国更盛的，而将其作为朝堂礼仪则又始于秦国，并且汉朝也没有改变。剑柄的名称有六个：叫后，叫夹，也写作铗；叫鼻，叫茎，叫镡，叫首。又《周礼》注中有“把”字，音“霸”【又音“必雅”】，现在人说的柄把就是它。又《史记》注：剑室叫鞘，剑刃的名称有三个：叫腊，叫脊，叫锷，也叫锋。鼻也叫彘，也写作璏。剑鼻上的玉叫璏，也叫珥。《尔雅》：剑珥叫镡，剑室叫椟，也叫柙，指剑柙。藏虎兕也叫柙，藏弓矢玉也叫匮，叫椟。进献剑的人左手持剑首，加在夫〇之上，夫〇是剑衣，不敢遮挡，也叫衭襓。《少仪》：仆役右侧佩戴剑。古代佩戴剑一定在左侧，仆役驾车在中间，君主在左侧，勇力能驾驭车马的士人在右侧，就把剑移到右侧以尊崇君主。陈祥道说汉朝礼仪从天子到百官都佩戴剑，魏朝只有朝服时才佩戴，晋朝用木剑代替，唐朝也有。现在考证《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书·萧何传》都记载“赐带剑穿鞋上殿”而没有注释。《初学记》：贾谊说“古代天子二十四岁行冠礼佩戴剑，诸侯三十岁行冠礼佩戴剑，大夫四十岁行冠礼佩戴剑，〇人不得行冠礼，庶人有事时可行冠礼佩戴剑，无事时不得佩戴”，这不可信。又说：“前代制度上公九命则剑履上殿，储君剑舄上殿。”又《汉仪》诸臣佩戴剑到殿阶解下剑。查考《史记·荆轲传》：“地图展开而匕首出现，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秦王惊起，衣袖断裂拔出剑，剑长卡在鞘中，当时惊慌急迫，剑坚固所以不能用力拔出。”秦朝法律：群臣在殿上侍奉的不得携带尺寸之兵器，诸郎中执兵器都陈列在殿下。这样则秦朝法律只有秦王佩戴剑。上文“剑长”按字面意思，剑佩戴在左侧，剑长而鞘坚固所以不能拔出，左右的人说“王负剑，负剑”。注：王邵说：“古代佩戴剑上长下短，拔出时不出鞘，想让王推到背上，让前短易拔。大概负在背上则易拔，佩戴在腰上则难拔。”秦王惊慌急迫时能把剑移到背上所以能拔出，用来砍断荆轲的左腿。五代到宋朝以幞头为首饰，用漆纱制作，横长其带，以紫绯绿为公裳，乃是唐末的战袍稍大其袖而加横

译腰带，用玉、金、犀角、牛角、皮革制成。有佩戴金银鱼袋的区别，靴子则是军中朝服所穿的靴子，这被称为常朝服。每三年举行一次大典礼，之后才有朝服、祭服、冠冕、佩绂的制度。君主日常上朝，穿红袍、系玉带、戴幞头，这些都是权宜之礼。然而古代青铜合金有六种配方：钟鼎用六份铜一份锡，斧斤用五份铜一份锡，戈戟用四份铜一份锡，大刃用三份铜一份锡，削杀矢用五份铜两份锡，鉴燧用铜锡各半。古代都是先制作模具然后才开始铸造。现在的剑戟、刀斧，都是用熟铁锻造而成的，经过多次锻造且精良的才用来做刃，用钢铁作为刀刃。这不像古代铸造剑那样。只有镜子、鼓、香炉、花瓶、僧楼大钟使用铜，而冶锅、镬、釜、鬲、茶汤罐、煎盘、田犁都使用铁。这与古代的制度完全不同了。

译在沛公的庭院里，祭祀黄帝，祭奠蚩尤。

“祠”和“祭”这两个字，篆书字形都从“示”，横画两笔是古时的“上”字，纵画三垂中间代表星，左边代表日，右边代表月，上天垂示天象以昭示于人，所以祈祷福祉、禘祫等字都从“示”。“祠”的含义，春季的祭祀称为祠，祭品的多寡，是文辞上的讲究，不使用牺牲，而是用圭璧以及皮币。“祭”字从肉从手，“肉”字也作“月”，又是“手”字，下部从“示”，意思是用手捧着肉来祭祀。那么，祠不使用牺牲，祭则使用牺牲。如今班固的《汉书》记载说“祠黄帝，祭蚩尤”，这难道是互文见义吗？还是确实有不同的含义呢？蚩尤，是古代开始制造兵器的人，黄帝在阪泉作战，是开始从事战争阵列的人。秦朝礼仪祭祀八神，有人说这是从齐太公以来设立的，八神中的第三位是兵主，祭祀蚩尤，其祠庙在东平郡寿阴县，作为兵主，已经很久了。班固依据司马迁的《封禅书》撰写志书说：“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于蚩尤”，也只说祠而没有说黄帝。在纪传中却说“祠黄帝，祭蚩尤”，恐怕不过是互文罢了。下文说“衅鼓旗”，那么使用牺牲就可以知道了。秦朝废除了俎豆，那么不知道祭祀的器具如何，圭币也没有深入考察。古时候天子将要出征，向上帝祭告，向社神祭告，向祖庙祭告，在所征伐之地祭告军神。军神祭告也称为表貉，“貉”与“祃”同音，也读作“陌”。到了秦朝，这些礼仪都亡失了。唐朝制度中有祃祭，陈祥道的《礼书》绘成图样，也未必完全与古礼相符。启与有扈在甘的郊野作战，他的誓词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前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神前杀戮。”孔氏传注认为天子亲自征伐必定载着迁庙的祖主出行，有功则在祖主前赏赐，以示不专断，又载着社主称为社事，不服从命令逃跑的则在社主前杀戮。高祖以一个亭长最终被立为沛公，作为楚国的县公，固然不应当使用天子的礼仪，平民没有祖庙，就没有所谓的主。汉朝的榆社虽然有主，也不知道使用，姑且举行这种祭祀以出兵。秦朝及战国以来，先王的典礼已被扫除殆尽，实在令人叹息。

衅鼓

《春秋传》说：君主率领军队出行，祓除社神，衅鼓，祝官捧着神主跟随，这是古礼。《周官》天府：“初春衅宝镇宝器，小子掌管在社稷衅礼，向五祀祈祷。”郑玄注：“珥读为衈，音而思反。祈或作刉，音机。钊衈者，是衅礼的事情。用毛牲称为刉，用羽牲称为衈。刉衈社稷五祀，是指刚建成宫室兆域时，又衅邦器及军器。”《大司马》位衅主，注：“军器鼓铎之类。凡是军队已经授甲，从庙及社迎取神主，祝官捧着跟随，杀牲用血涂抹神主及军器，都是神事。”凡是军队刉衈，就奉大牲。《龟人》衅龟，《月令》：“孟冬衅龟，防羊。”《人衅积，共其羊牲。”《圉人》衅廏，《鸡人》凡衅，共鸡牲。注：“衅庙用羊，门夹室都用鸡。宗庙的器物，衅用豕豚。”《文王世子》说：“刚开始设立学校，既兴器用币。”注：“兴应当为衅。”那么古代的衅礼，详细情况就是这样。用血涂抹器物而祭祀，有司行事而君主不亲自参与。犬羊这类牲畜其防备很严了。沛公起初起兵，衅鼓，距离古时不远，萧何、曹参等人还知道。唐朝制度钟鼓新制成，用羊豕各一只衅之。皇太子亲自率军，以及大将出师，则用豕豚各一只衅鼓。古人在宗庙祭器、军器、庙主、社主以及卜筮之物上，都衅神事。路寝建成则考击而不衅，不可以神事对待。近代这些礼仪全部废除，出兵而奉主衅鼓，不讲求这些已经很久了。

古今考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古今考卷三

元 方回 续

旗帜皆赤

《史记》注《索隐》说：墨翟说：“帜帛长一丈五尺，宽平。”《福字诂》说：“帜，是标志。”《字林》又说：“熊旗五斿，是说与士卒约定在其下集合。”我认为这是两样东西。帜，是标志。旗，是约定。旗字从“于”音“偃”，从“其”因为天上有参星，旁边有伐星。圣人制作旗，以象征它。有征伐则士卒约定在其下集合。《周官司常》掌管九旗的名称：日月为常，交龙为旂，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凡是旌旗的字，都从“于”有偃蹇逶迤的形状。旌旗边所缀称为“斿”。参旗之旁有九斿星，也是用来象征天。说“偃”字子游，意义大概取于此。帜字经书中没有，始于《史记》《汉书》音“式志”反。史书或作“志”，或作“识”。《说文》也没有这个字。《檀弓》：“孔子去世，公西赤作为标志。”注：“志，是说章识。”下文“设崇旐”就是。又“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识，式志反】皇如字。《诗·六月》：“织文鸟章，白斾央央。”织音“志【又尺志反】郑玄笺：“织，是徽织。”鸟章，是鸟隼的文章。将帅以下衣服都穿着它。《檀弓》的“识”有两个读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