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攷卷二十五

译认为秦朝的兴起，是因为处士随意议论，诸侯相互争夺，四方夷族交错侵扰，导致国家衰弱而被夺取。于是废除五等爵制，毁坏城池、销毁兵器，禁绝言论、焚烧书籍，对内铲除豪杰，对外排斥胡越，凭借统一的威权，谋求万世的安定。然而十余年间，猛烈的敌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戍卒的力量强于五霸，民间的压迫感胜过戎狄，先前应对诽谤议论的做法，反而激起人们奋起反抗，以武力相威胁。秦朝当年的禁令，恰恰是资助了豪杰，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因此汉朝没有一寸土地的根基，凭借一把剑的任用，五年就成就了帝业。史书记载中，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为什么呢？古代朝代更替，都是继承圣王的功业；如今汉朝独自承受孤立秦朝的余弊。在金石上雕刻难以见效，摧毁枯朽之物容易用力，这是形势使然。所以依据汉朝受命的情况，编排十八位王的月份并列出。天下一统后，才按年数计算，直到孝文帝时期，异姓王就全部消亡了。

译紫阳方氏说：“司马迁的文章痛快淋漓，班固的文章则是补缀拼凑。虽然班固在遣词造句的工整上不及司马迁，但在抑扬顿挫、感叹意味上却绰绰有余。班固认为虞、夏、殷、周、秦是经过长期积累而后兴起的，这原本是司马迁的本意。司马迁先论述陈涉、项羽、高祖之所以能迅速兴起，〇有意；接着叙述五代之兴起，必定是经历长久艰难。而秦始皇战事不停，因此有了诸侯，于是没有尺寸封地，却想谋求万世安宁，这就是陈涉之所以起事、项羽之所以起事的原因。‘作难’二字贬低陈涉，‘虐戾’二字贬低项羽，而‘拨乱诛暴’四字称颂高祖，这不仅显示出高祖迅速兴起是承接秦朝的〇，也显示出陈涉、项羽是为汉朝驱除障碍，他们都不仁而唯独汉朝仁义罢了。班固的文章严密，不如司马迁的文章疏朗。举出这一例子，学者应当仔细考究。”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索隐说：应劭说，虽然名义上是王，实际上如同古代的诸侯。紫阳方氏说：司马迁作《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不写为“诸侯王”，所以索隐引用应劭的注语如此。班固却为异姓诸侯王作表，同姓的只称为“诸侯王表”，仅这一着，司马迁就比班固高明多了。

论《史记·诸侯年表》与《汉书·诸侯王表》的不同。

司马迁在表中说：“殷朝以前就崇尚了。周朝分封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然而分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土地各达四百里，这是亲近亲族的道义，褒奖有德行的人。太公在齐国，兼有五个侯国的土地，这是尊崇勤劳有功的人。武王、成王、康王所分封的有数百人，其中同姓有五十五个，土地多不过百里，少则三十里，用来辅佐保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有的超过有的不足。厉王、幽王之后，王室衰微，侯伯强国兴起。天子防范而不能匡正，并非德行不纯，而是形势衰弱了。”

紫阳方氏说：“司马迁这一段，意思是说周朝的封建制度，鲁、卫土地多是因为亲近亲族，褒奖有德行，太公土地多是因为尊崇勤劳有功，这些都是不寻常的。其他所封的数百人，同姓五十五个，土地多不过百里，少则三十里，这是理所当然的。厉王、幽王之后，侯伯强国兴起，天子防范而不能匡正，周朝的德行也未衰败，但平王东迁，形势衰弱了，所以侯伯强国兴起而周朝衰微，司马迁感叹周朝东迁后不能强干而弱枝。”接着历叙汉朝的事，诸侯土地大的，有的达五六郡，连接数十座城池，设置百官宫观，僭越天子。汉朝只有三河到内史十五郡，公主列侯大多封邑其中，感叹法制不完善。所以说：“天下刚平定，骨肉同姓少，广泛分封庶孽，这是高祖的权宜之计。”于是再论述汉朝兴起百年之间，诸侯疏远亲属，骄奢淫乱，叛逆不轨，身死国亡，然后天子观察上古，推行恩惠分封子弟，国邑诸侯逐渐削弱，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而汉朝郡县八九十，犬牙交错，强干弱枝，所以说：“尊卑分明而万事各得其所了。”将汉初至武帝太初年间，诸侯合为一表，认为初封土地太广，不是长久之计，叛逆身死国亡，分封王子弟之后，汉朝才开始有八九十郡，而诸侯削弱至此，东莱所说的论述封建的大意，不是班固所能达到的。班固表中的意思完全与此相反。

班固在表中说：“从前周朝借鉴夏、商两代，三位圣人制定法度，设立五等爵位，分封八百个国家，同姓五十多个。周公、康叔建立于鲁、卫，各数百里，太公在齐，也是五侯九伯的土地，用来亲近亲族、尊重贤人，褒奖表彰功德，关乎盛衰，深根固本，是不可削弱的【回谓改司马迁的意思而用其事，完全相反。司马迁认为齐、鲁、卫土地太广是不对的】所以兴盛时周、召辅佐其治理，达到刑罚搁置不用【这也非周朝的太平，是周、召为相的功劳，非诸侯之力，二公不之国】衰败时五霸扶持其弱小，共同守护【只有齐桓公对周有功，晋文公无礼了】自幽王、平王之后，日益衰微，河洛之间，分为二周，有逃避责罚的台，遭受窃斧的言论，然而天下称之为共主，强大者不敢倾覆。既在王赧时降为庶人，用天年终，号位已绝于天下，尚且枝叶相持，无人能居其虚位，海内无主三十余年【这是班固称美诸侯，所以护卫周朝的事，认为是封建的力量，然而不知地大上僭，也是导致亡国的原因】

班固又说：“秦占据地势优越的地方，驰骋狡诈的军队，嘲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成为平民。内无骨肉根本的辅佐，外无尺土藩篱的护卫。陈胜、吴广奋起白梃，刘邦、项羽从而灭之【这是说秦废除封建而暴亡回谓秦的暴虐即使分封王子弟及侯国也会亡】

班固又说：“汉朝兴起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的失败，功臣封侯者百有余邑，尊崇王子弟，大启九国。天子自有三河至内史，共十五郡，公主列侯大多封邑其中。而藩国大的，跨州兼郡，连接数十座城池，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正了【回谓矫枉过正，这一句才是全文略改司马迁语而意思不同】

班固又说

译然而高祖开创基业，每日事务繁忙，无暇顾及；孝惠帝在位时间短暂，高后作为女性临朝称制，而天下太平，没有狂悖狡诈之人的祸患。最终平定诸吕之乱，成就太宗（文帝）功业的，也是依靠诸侯的力量。【按：平定诸吕之乱，乃是周勃、陈平交好合作之力，朱虚侯刘章的初心在于齐国，并非灌婴联合齐国反而成为京师的祸患。至于七国之乱，因吴王刘濞势力强大兴盛，此处却未提及】

译紫阳方氏说：“班固的言论，虽然叙述事情的始末，似乎符合司马迁的意思，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司马迁的本意，是想多封诸侯以削弱他们的力量，天子的土地广大，诸侯的土地狭小，那么上面就足以控制下面。班固却认为汉高祖分封诸侯虽然矫枉过正，但平定诸吕之难，成就太宗（汉文帝）的功业，也依靠了诸侯。他不知道诛灭诸吕，并非全靠诸侯的力量。晁错为汉景帝出忠计，而景帝斩晁错以谢罪于七国。而吴王刘濞的无君之心并未停止，如果不是周亚夫断绝他的粮道，刘濞就不会失败。所谓汉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分割齐、赵；汉景帝削减吴、楚；汉武帝施行主父偃的策略，下达推恩令，齐、赵、梁、淮南的分割，都是司马迁的话，却违背了司马迁的本意。至于说汉武帝时淮南王、衡山王有谋反之心，于是制定左官律，设立附益法，诸侯只能衣食租税，到了汉哀帝、平帝时与富室没有差别，而王莽因此产生奸诈之心，于是占据帝位。汉代的诸侯王磕头拜伏，献上玺印绶带，难道不令人悲哀吗！”我私下认为，王莽凭借外戚之势篡夺国家，是因为汉元帝、成帝、哀帝积弱而没有刚毅的德行，孔光、张禹之流助长了这种局面。班固却说是分割王子弟、左官附益的制度，在外部削弱了诸侯，而在内部产生了大奸臣。我坚决不敢认为这是对的。这就是前辈先儒不赞同班固《汉书》，认为它不如司马迁《史记》的原因。

齐赵梁淮南之分

《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汉武帝施行主父偃的防备策略，下达推恩令，让诸侯王能够分割户邑来封赏子弟，不实行黜陟（升降奖惩），而藩国自行分裂。齐国分为七国：颜师古说：“是指齐城、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赵国分为六国：指赵、平原、真定、中山、广川、河间。梁国分为五国：指梁、济川、济东、山阴、济阴。淮南分为三国：指淮南、衡山、庐江。紫阳方氏说：齐悼惠王刘肥最为强盛，九个儿子被封为王。哀王刘襄继位，到儿子绝嗣。孝王刘将闾治理，被废黜，孙子绝嗣。城阳景王刘章，凭借朱虚侯的身份被立，传了十代后绝嗣。济北王刘兴居，凭借东牟侯的身份被立，二年谋反被诛杀。淄川懿王刘志，凭借安都侯刘祈的身份被立为济北王后，改封淄川，传了九代后绝嗣。淮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都参与七国之乱被诛杀。城阳景王刘章有功，〇远离九王，而武王因谋反被诛杀。

以曹参为齐相国

东莱先生说：按照本传记载，高祖让长子刘肥做齐王【庶长子】，而让曹参做相国，齐国有七十座城【七十三县】。天下刚刚平定，悼惠王年轻，曹参全部召见长老和各位先生，询问安抚百姓的方法。而齐国原有的儒生数以百计，说法各不相同，曹参不知道决定采用哪种。听说胶西有盖公，善于研究黄老学说，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盖公到来后，为曹参讲述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百姓自然安定，推演这类道理详细地说了。曹参于是避开正厅，让盖公居住。他的治国要点采用黄老之术，所以做齐国相国九年，齐国安定，大受称赞为贤相。曹参入朝做汉相，嘱咐他的后任说：“把齐国的监狱和市场交给你，千万不要扰乱。”后任说：“治理国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监狱和市场，是用来包容各种人的。现在你扰乱它们，奸人哪里还有容身之处呢？”紫阳方氏说：曹参本来是沛县的狱掾，跟随沛公起兵，是百战将领，而懂得学问竟然如此。孝惠二年入朝做相国，所以做齐国相国九年。惠帝废除诸侯相国，改为齐丞相。黥布反叛，曹参跟随悼惠王率领车骑十二万，与高祖合力击溃黥布，军队大败黥布。齐国七十三县，军队兴起车骑十二万，是众强的大国，适宜高祖用爱子和信臣镇守。曹参文武全才，所谓黄老之学，另行考证。

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迁徙韩王信都城到晋阳。

韩王信是原韩襄王的庶孙，身高八尺五寸。沛公派张良以韩司徒的身份巡行韩国地界，得到韩信，跟随汉王进入汉中。韩信劝说道：“士兵都是山东人，惊恐地盼望回家，趁着锐气向东进军，可以争夺天下。”汉王回师平定三秦，于是答应封韩信为王，任命他为韩太尉，攻取韩国地界，急攻韩王郑昌，郑昌投降，立韩信为王。韩信与周苛守卫荥阳，楚军攻下荥阳，韩信投降楚军，后来又逃回汉军。汉王再次任命他为韩王，跟随击败项籍，与韩信剖符为信，封王于颍川。六年春，因为韩信壮勇威武，天下劲兵所在，以太原郡为韩国，迁徙都城到晋阳。韩信上书请求迁徙到马邑，匈奴冒顿大举入侵，韩信多次派使者请求和解。皇上赐书责备他，韩信害怕被诛杀，于是以马邑投降匈奴。七年冬，皇上亲自前往攻打他，有白登之围，详细见韩信传。

作元功十八人位次

《汉书·功臣表》在白马之盟后，记载说“又作十八侯位次，不书何年”，孟康说：“只是作元功，萧何、曹参等十八人的位次罢了。”高后于是下诏作位次，直到最后。颜师古说：“是指萧何、曹参、张敖、周勃、樊哙、郦商、奚涓、夏侯婴、灌婴、傅宽、靳歙、王陵、陈武、王吸、薛欧、周昌、丁复、蛊达，从第一到第十八。”下文说：“高后二年，再次下诏丞相陈平，全部排列列侯的功劳记录次第，直到最后。”藏于宗庙。

译在宗庙中，副车由主管官员掌管。

译紫阳方氏说：“《东莱大事记》记载此事在汉高帝六年评定功劳、施行封赏之后，只是偶然接续记载罢了，并非发生在这一年。”张敖的位次排在第三，《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说：“张耳担任常山王，逃归汉朝，汉朝平定赵地后封他为王，死后，儿子张敖继承爵位。这是汉高帝六年春天的事。”汉高帝九年四月，张敖因丞相贯高图谋不轨而获罪，被废黜为宣平侯，那么怎么会在六年时就已确定位次，位列元功列侯第三呢？现在的史书将此事详细记载在后面。

酂侯萧何位次第一，平阳侯曹参位次第二。

宣平侯张敖位次第三，绛侯周勃位次第四。

舞阳侯樊哙位次第五，曲周侯郦商位次第六。

鲁侯奚涓位次第七，汝阴侯夏侯婴位次第八，颍阴侯灌婴位次第九，阳陵侯傅宽位次第十。

信武侯靳歙位次第十一，安国侯王陵位次第十二，棘蒲侯陈武位次第十三，清河侯王吸位次第十四，广平侯薛欧位次第十五，汾阴侯周昌位次第十六，阳都侯丁复位次第十七，曲城侯蛊达位次第十八。

吕东莱说：张敖在高帝九年被废王爵降为侯爵，大概今年（指高帝六年）有诏书制定元功十八人的位次，等到位次确定时，实际上是在九年以后了。颜师古说：张敖没有大功，因为鲁元公主的缘故，吕后特意将他提升。吕东莱又说：高后二年，诏令丞相陈平全面评定列侯的功劳并排列次序，往下直到末尾，都是陈平所确定的。陈平的位次排在第四十七，他自我定位固然恰当，而留侯张良的位次还在第六十二，这是为什么呢？大概陈平依仗自己的智谋，本来就不与功臣争抢先后。至于留侯张良超然于世事之外，即使排在曲逆侯陈平之前，也是他所不愿意的。高帝深深体谅他们的雅意，在当时必定大致确定了次序，到高后时期，只是沿袭旧例加以评定罢了。

紫阳方氏说：所谓的位次，是什么呢？朝廷有固定的序列，像丞相、太尉这类官职，有确定的班列，而列侯没有具体的官职，入朝时不能没有先后的班列，上殿侍宴时不能没有次序的座位，所以根据他们功劳的高低来排列次序。当时杂乱无章，岂止是班列次序没有确定？六年春天，剖符封侯，也只不过三十多人罢了。高祖封侯多达一百四十七人，史表记载一百五十三人。淮阴侯韩信没有位次，是因为十一年谋反被诛杀。芒侯耐耏跖没有位次，是因为六年受封，二年去世，没有后代。阳夏侯陈豨没有位次，是因为十二年谋反被诛杀。元功十八人的位次，必定是在张敖被废王爵降为侯爵之后确定的，那百余人的位次，则是在高后二年确定的。况且高祖六年还有长沙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卢绾、九江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信，王爵比侯爵尊贵，难道唯独没有位次吗？同姓王为一个班列，异姓王为一个班列，功臣列侯为一个班列，必定各自都有位次。说十八人的位次定在高帝六年，张良、陈平为什么不在位次之列？那些尚未封侯的列侯，源源不断地到来，应当是在高祖在世时，只确定了十八人的位次。陈平、张良不争高后时期确定的位次，那么后来被诛杀的和早逝的就没有位次了。张苍计算相位次六十五，吕马童位次一百一，同样夺取项羽首级的王翦、杨喜、吕胜位次一百、二百、三百四。张相如位次一百一十八，恐怕又是以受封的先后顺序来论定的。唉！士大夫争名争利，丝毫必计，千古只是一瞬，如今他们又在哪里呢！

雍齿，汁防侯【音什方，地名】

汁防音什方，《史记》年表如此书写。有的只记载说：“什方地属广汉郡，其位次五十七，传袭五世。”紫阳方氏说：“世上有君主所怨恨却没有被杀死的吗？汉高祖拥有万乘之尊，不能必然杀死雍齿，反而封赏了他。所以君子懂得命运。”

诸侯可以自行任命御史大夫、群卿以下的官员，如同汉朝中央一样。

紫阳方氏说：接续魏鹤山《古今考》，用《汉书》帝纪作为标题，而所引用的书籍不一，偶尔参用吕东莱《大事记》。凡是解释汉朝事务作为标题的，不专用帝纪。如果不是那个时代而事情出自前后朝代，则称为附考、附论。这一节，吕东莱取《汉书·齐悼惠王传》赞语作为标题。吕东莱解释说：高祖五王传赞说：“悼惠王封于齐，是最大的诸侯国。因为海内刚刚平定，子弟少，激于秦朝没有分封尺土，孤立无藩辅，所以大封同姓以安定天下。当时诸侯可以自行任命御史大夫、群卿以下的众官，如同汉朝，汉朝唯独为他们设置丞相。自从吴楚七国之乱被诛灭后，逐渐剥夺诸侯权力，实行左官、附益、阿党之法。后来诸侯只得以衣食租税为生，贫穷的甚至乘坐牛车。”《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太史公说：“诸侯大国没有超过齐悼惠王的，因为海内刚刚平定，子弟少，激于秦朝没有分封尺土，所以大封同姓以安定万民之心。等到后来分裂，是理所当然的。”《史记·五宗王世家》，太史公说：“高祖时诸侯都征收赋税【徐广说：国家所出的赋税都归于君主】，可以自行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员，汉朝唯独为他们制定丞相黄金印。诸侯自行任命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比拟天子。自从吴楚反叛后，五宗王时期，汉朝为他们设置二千石官员，去掉丞相称为相，银印，诸侯只得以食租税为生，剥夺他们的权力。后来诸侯贫穷的甚至乘坐牛车。”紫阳方氏说：五宗王，是景帝十

译这是三王。班固将两篇世家赞合并为《高五王传赞》。司马迁所谓“大国无过齐悼惠王”，是厌恶他超越制度。又说“等到后来分裂，本是理所当然”，是说超越制度的事情不能长久。所谓“诸侯皆赋”，也是厌恶诸侯完全拥有国家的赋税。当时，只有吴王刘濞特别富有，开山铸钱、煮海制盐铁，既然富足就不向百姓征税，于是产生了叛乱之心。任免官吏一事，汉朝只设置丞相而已，这更是司马迁所厌恶的。吴楚叛乱后，剥夺了他们的权力，贫穷者发出牛车之叹，这好比父母宠爱骄纵的儿子，等到儿子不成器时，狼狈不堪，来不及教诲了。这些意思都是班固、孟坚的意思，非常卑下。

译制定左官的法律

《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汉景帝遭遇七国之乱，于是抑制削弱诸侯，削减贬低他们的官职。汉武帝时，衡山王、淮南王有谋反之心，于是制定左官的法律，设立附益的法令。《服防》说：“在诸侯那里做官叫作左官，绝对不允许他们去为王侯做官。”应劭说：“人道崇尚右边，如今舍弃天子而去侍奉诸侯，所以叫作左官。”颜师古说：“左官就像说左道一样，都是偏左不正的。应劭的说法是对的。汉朝依照上古的法则，朝廷班列以右边为尊贵，所以把降职称为左迁，在诸侯那里做官称为左官。”《紫阳方氏》说：“比如王国的人不能进入皇宫担任宿卫就是如此。”古代崇尚右边，所以主人坐东面西称为左，宾客坐西面东称为右。《仪礼·公食大夫礼》记载，国君坐在中间，主人是指主持这次接待宾客、承担宾主之间多次拜礼和三次敬酒辛劳的人，他坐在左边而尊重宾客在右边。”现在世人进门分左右，主人坐左边，客人坐右边，仍然是尊重客人。而从唐朝以来，左丞相的班次排在右丞相之上，近代也是如此。尚书左丞相、右丞相之上，左右正言、司谏都是先左后右。又有以出身文官为左，后来去掉了。汉朝设置左右内史、左冯翊、右扶风，则是崇尚左边了。如今又开始崇尚右边，右丞相、左丞相、中书左丞、右丞就是这样。

设立附益的法令

张晏说：“律法中，郑氏解释封赏诸侯超过限度叫作附益，有人说阿谀奉承王侯有重法。”颜师古说：“附益，大概是取孔子所说的‘冉求为他聚敛财富而增加他的利益’的意思，都是背离正道而增加私家利益。”

诸侯王最初设置金玺盭绶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诸侯王，是高祖设置的。颜师古说：蔡邕说，汉朝制度，皇子封为王，实际上就是诸侯。周末的诸侯有的称王，而汉朝天子自己以皇帝为称号，所以用王的称号加给他们，总称为诸侯王。金玺盭绶【音戾，另见考证】掌管治理他们的国家，有太傅辅佐王，内史治理国民，中尉掌管武职，丞相统领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同汉朝一样。景帝中元五年，命令诸侯王不得再治理国家，天子为他们设置官吏，改丞相为相，省去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即各官长丞，都削减他们的员额。武帝改汉朝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为执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所以王国依旧，削减郎中令秩千石，改太仆为仆，也是千石。成帝绥和元年，又命令相治理百姓如同郡太守，中尉如同郡都尉。《紫阳方氏》说：此表所记载的，比东莱所引《高五王传》赞语详细得多，所以特别记载下来。

附考玺印组绶

《公卿百官表》：相国、丞相、太尉、太傅、太师、太保、前后左右将军、大司空，金印紫绶。武帝、宣帝时的大司马，没有印绶。成帝初年赐予，哀帝时去掉，后来又恢复。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成帝改名为大司空，改为金印紫绶。哀帝又恢复为御史大夫。诸侯王，金玺盭绶。如淳说：盭音戾，绿色，以绿色为质地。晋灼说：盭是一种草名，出产在琅琊平昌县，像艾草可以染绿色，因此用这个名字命名绶带。颜师古说：晋灼的说法是对的。玺的意思是信，古代印玺通称，现在则尊卑有别。《汉旧仪》记载，去掉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文字刻为“玺”，意思是刻写“某王之玺”。凡是官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的，都是银印青绶。颜师古说：《汉旧仪》说银印都是龟钮，文字刻为“章”，意思是刻写“某官之章”。光禄大夫没有秩比六百石以上的，都是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如果没有仆射、御史、尚书、尚符玺的，有印绶。

比二百石以上的都是铜印，黄绶。颜师古说：“《汉旧仪》说，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的都是铜印，鼻钮，文字刻为‘印’，意思是钮只做鼻子形状，不做虫兽的形状，而刻写文字为‘某官之印’。成帝绥和元年，长吏都是黑绶；哀帝建平二年，又恢复黄绶。”

《朱买臣传》：任命为会稽太守，穿着旧衣服，怀揣着他的印绶，步行回到郡邸。守邸的人和他一起吃饭，稍微看见他的绶带，拉着他的绶带看他的印，是会稽太守章。《昌邑王传》：接受皇帝玺绶。《霍光传》：霍光说：“皇太后诏书废黜刘贺，得到天子，于是拉着他的手，解开他的玺组，奉给太后。”《紫阳方氏》说：《高祖纪》：秦王子婴捧着皇帝玺符节在轵道旁投降，说“玺”，说“符”，说“节”，前面已经详细考证并论述了。现在玺印组绶，也不可不明察，如下。

《礼记·玉藻》：古代君子一定要佩戴玉。君子没有缘故玉不离开身体。天子佩戴白玉而〇组绶，公侯佩戴山〇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戴水苍玉而纯【郑〇为缁】组绶，世子佩戴瑜玉而綦组绶，士佩戴瓀【而兖反】珉【文】而緼组绶。郑〇注：绶是用来贯穿佩戴玉互相承接的。纯应当作缁，或者作丝旁才。綦是杂色花纹。孔子佩戴象牙环五寸而綦组绶。正义：孔子以象牙为

译环，直径五寸，用丝带编织成绶带。鲁国司寇谦失位后，不再佩戴德佩和事佩，以此显示自己已无德行与官职。象牙有纹理，象征自己具备文采。做成环的形状，表示自己的文教循环往复、无穷无尽。“回”指的是佩戴。古代宗庙祭祀的冕服、朝见天子的弁服，都有左右玉佩。秦朝废除了这一制度，而经传中可考证的佩玉制度，陈祥道在《礼书》中记载得很完备。从秦到汉，玺印和组绶的制度也可以考证。但“组绶”二字源于古代的玉佩却又有所不同，所以特别加以著录。古人佩戴玉饰，不仅在宗庙祭祀和朝见时有，日常闲居时也是如此。《玉藻》中所说的“没有特殊原因玉不离身”，指的是日常闲居时的佩玉，并非祭祀礼服或朝服上的佩玉。后世的印绶，则是秦汉时期君臣无论何时都佩戴在身上，这尤其与古制不同。秦朝法律规定佩玉带剑，是左边带剑右边佩印绶，所以有“左右剑佩相当”的说法。荆轲行刺时，秦王拔不出剑，说明君主坐在殿上也是左边带剑右边佩玺绶。群臣说“大王背着剑”，是呼喊命令秦王将所带的剑移到背后背着，这样一拔就能抽出。萧何带剑穿鞋上殿，说明宰相也是左边带剑右边佩印绶。汉代礼仪规定，群臣带剑到殿阶前就要解下剑，晋代才开始用木剑代替，由此可知两汉群臣背带剑佩印绶的制度何时废除，还应当另行考证。

译印，《刘熙释名》说：“印，就是信。用来封缄物品作为凭证。也可以说是因为封缄物品而相互因付。”《汉旧仪》记载：皇帝的玉玺都是白玉螭虎纽，称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共有六枚玉玺。”又有秦朝的传国玉玺，不知道霍光剥夺昌邑王玺时，那组印究竟是哪一枚玉玺？有人说天子玉玺边长四寸，如果是这样，那么佩戴它也太沉重了。“玺书”二字初次见于《季武子》取卞地，派公冶问襄公，用玺书追回并给他。郑玄、松赞都解释说：“玺就是印。”偶然读到《汉书·淮阳王传》，“玺书谢奏”，有诏防二字，书就是诏，用竹简书写诏书，然后用天子玉玺封缄。

侯董巴《舆服志》说：战国时期解去绂佩，留下丝织品作为章表。秦朝就用彩色的丝带连结在丝织品上，使章表鲜明，互相结绶，所以叫绶。皇帝用黄赤色绶带四采，黄、赤、缥、绀，纯黄色圭长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都相同。又《汉官仪》记载皇帝绶带黄地，骨白、羽青、綘绿，五岳四百首，长二丈二尺。王用赤绶一等，各国贵人、相国、主公、封君、丞相、御史大夫，匈奴用绿绶，又一等。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用青绶，或青緺绶，又一等。自青绶以上，縌【音逆】都长三尺二寸，与绶带同色，而首数减半。縌，是古代的佩襚。佩襚相迎受，所以叫縌。紫绶之间可以施玉环玦。千石、六百石用黑绶，又一等。四百石至百石用黄绶，又一等。我初读时颇难理解，用汴京刊本《初学记》及陈祥道《礼书》仔细考证，然后知道凡是先合单纺为一丝，四丝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厚为一圭。首数多的丝细，少的粗，都宽一尺六寸【《初学记》无“尺”字】。我按韵书“组”总五切，绶属下者为冕缨，也是纶组。绶上去二首。注绂维，陈祥道所记唐制，现在不写，为什么这么说？现在人没有这种制度很久了。组现在像巧索之类，用来穿印玺的孔，系在腰间。其文采颜色织组的工艺，丈尺广博，陈祥道也不能画为图。他说汉朝继承秦制，加上双印佩刀的装饰。我说〇有缨，佩有组，而绶又修长缠绕在腰围之间，内则男女左右佩，称为事佩，而左右珩璜琚瑀冲牙蠙珠之佩为德佩。古人先事佩后德佩，一身所系，也多了。秦汉改用印绶，而组绶二字祖出玉佩，并非实有所似。不过现在人防丝防索之义，而其制不传，未知何时废印绶不佩，而祭服朝服之复古。始汉明帝，现在人用匣盛印，以银为龟，长官花押藏之，紫袱包匣，又封押之牌，入印出印，出牌入以公裳为绶，全与秦汉不同。有朝服箱、幞头匣、笏囊，祭朝一服之佩。宋时三年一大礼用之，其他不过曰公裳、公服、紫绯绿三色，而士大夫民庶贵玉绦环以丝为绦，多用道服腰之为美观。杂佩七宝，箆刀便袋，皮革之囊，无所不有，皆非古制。而腰带有玉，有犀，有金，有鱼袋，有角，以系公服也。宝玉犀象，皮条皮饰，亦无所不有。世变无穷，古学不讲，唉！

汉朝服

东莱说：“秦汉车服，并见《通典》。车未全考，服色《通典》节本未见。”

张良封留随入关闭门不出

张良在六年正月丙午朔受封，在大功臣二十余人之类已书，现在再书，是因为子房不争而善让。《史记·世家》张良未曾有战斗功，高帝说：‘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是子房的功劳。’自择齐三万户，良说：‘起初我起于下邳，与上防留，这是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为留侯。’良的为人，与请为假王、拔剑击柱、日夜争功不决者不同。《功臣表》说：“留文成信侯张良，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入武关，决筞降秦王婴，解上与项羽隙，请汉中地，常为计谋，侯万户。”这必是汉封功臣时定封之策所书。师古说：“韩申徒，即韩王信，《楚汉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我说史书两韩信，焉知韩王信之‘信’不读曰‘申’乎？”师古又说：“萧何位第一，户唯八千，张良食万户而位过八千，或以才，或以功劳，亦无定也。”我说良唯不争而善让，故十八侯元功位次与陈平俱不与焉。《史记》书良从入关中，在刘敬说上即日驾西都关中之后，此时必无不从之理。而《汉书·帝纪》书娄敬之说在五年六月前，《史记·高祖本纪》亦

译相同，但《史记·留侯世家》在记载张良跟随刘邦进入函谷关之后写道：“张良于是推辞不吃粮食，闭门不出，一年多。”恐怕事实并非如此。《汉书·张良传》记载迁都长安是在六年封赏功臣之后，自然与《史记》本纪相违背，然而《汉书》张良传的说法是正确的。《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迁都关中也是在六年封赏功臣之后，同样自然与《史记》本纪不同。《汉书·娄敬传》记载迁都关中是在五年，假如确实如此，张良跟随刘邦进入关中，又再次跟随出关攻打臧荼、利几，在陈地擒获韩信，之后又再次进入关中。《资治通鉴》记载张良闭门不出是在六年，而东莱吕祖谦的《大事记》记载张良闭门不出是在六年三月之后、五月之前。跟随《汉书》张良传、《史记》留侯世家、《资治通鉴》的说法，而不跟随两部《史记》本纪的说法。

译夏五月，尊奉太公为太上皇。

皇上回到栎阳，每五天去朝见太公一次。太公的家令劝谏太公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皇帝虽然是您的儿子，却是天下的君主；太公虽然是您的父亲，却是臣子。怎么能让君主向臣子行礼呢？如果这样，君主的威严就无法行使了。”后来皇上朝见太公，太公拿着扫帚倒着走迎接皇上，皇上非常惊讶，下车搀扶太公。太公说：“您是君主，怎么能因为我而扰乱天下的法度呢？”于是皇上心里认为家令的话很好，赏赐给他黄金五百斤。颜师古说：“晋代太子庶子刘宝说：皇上赞赏家令启发开导了自己的心志，从而得以尊崇父亲的称号。并不是赞赏家令让父亲尊敬自己。”夏五月丙午日，下诏说：“人世间最亲近的关系，没有比父子更亲近的了。所以父亲拥有天下，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尊崇归于父亲。这是人伦道德的最高准则。从前天下大乱……这都是太公教导的结果。”诸侯、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经尊奉我为皇帝，而太公还没有尊号。现在上尊号称为太上皇。颜师古说：“太上，是极其尊贵的称呼。皇，是君主的意思。天子的父亲，所以称号为皇，不干预治理国家，所以不说帝。”紫阳方氏说：“《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秦国刚刚统一天下，称号为皇帝，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注：裴骃认为汉高祖尊奉父亲为太上皇，也是模仿这个做法。”

《史记·高祖本纪》注：“蔡邕说：不称帝，是因为他不是天子。”索隐说：“按照本纪，秦始皇已经尊奉庄襄王为太上皇，已经有了先例。大概太上，是没有上级的意思。皇，德行大于帝，所以尊奉父亲的称号为太上皇。”东莱《大事记》说：“大概是采用秦国追尊庄襄王的制度。”我（回）说：“天下难道有没有父亲的国度吗？皇帝虽然是儿子，却是君主；太公虽然是父亲，却是臣子。怎么能让君主向臣子行礼呢？这是家令没有见识的话。”感化了皇上的心，追尊太公。家令可以赏赐，他知道有君臣之分，却不知道有父子之情，一时失言，众人没有察觉。家令可以不赏赐。舜摄行天子之位，瞽瞍还活着，难道就不拜见吗？拜见难道可以说是君主拜见臣子吗？只知道作为儿子拜见父亲就可以了。家令不学习，汉朝萧何、曹参等人都不学习。武王追尊太王、王季、文王，有旧例；何况秦始皇追尊庄襄王，相距不远，一时君臣都糊涂了，真可感叹啊！《史汉注》中索隐最好。

在长安设立大市。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分为五列，从上到下，第一列书写皇帝的元年、二年等年数，第二列大事记，书写诛伐、封建、薨叛以及初建的大事，第三列相位，第四列将位，第五列御史大夫位。其大事记，高帝六年，书写说：“尊太公为太上皇，刘仲为代王，设立大市，改称咸阳为长安。”东莱《大事记》，书写说：“在长安设立大市。”解题说：“既然修治了长乐宫，又建造大市，朝市之制就完备了。”紫阳方氏说：“司马迁此表妙不可言。班固作《百官公卿表》，却没有大事记，远远不及司马迁的高明。而吕祖谦《大事记》之名，出自此处，帝纪所没有的，表中却列出了。书写大市之事，以显示萧何坚持高祖定都长安的意思。前朝后市，既然完备就不能舍弃而另选他处。周朝以前的制度，建国左宗庙，右社稷，前朝后市，关于市的说法《周官》尤其详细，‘上旌思次’等语尤其奇特，陈祥道《礼书》可供考证。”

设立西市。

《史记大事记》孝惠六年七月设立太仓西市【《史汉》记载高帝七年以前已书写设立武库大仓】东莱说：大市，是萧何所建，大概是所谓的东市。太仓司马迁两处都书写，东莱一处也只跟随《汉纪》前一处的书写。

附论弃市。

五刑始见于《舜典》孔传。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汉刑法志》把剕当作刖，而尽列第四。颜师古说：就是断足。《尚书》说：五服三就。孔传认为行刑应当就三个地方。大罪在原野，大夫在朝廷，士在市井。正义认为孔本《鲁语》。《鲁语》说：刑五而一，没有隐藏的人。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钺，中刑刀锯，其次钱筰，薄刑鞭朴，以威慑百姓。所以大的刑罚陈列在原野，小的刑罚致之于市朝。马融、王肃、郑玄把市朝合为一，而增加甸师氏。孔颖达不以为然。又说只有死罪分就处所，墨、劓、剕、宫没有固定处所可就。我说唐虞肉刑，五流、刑、鞭、刑、朴刑，三共为八，而以流宥乎犯五刑者，当亦分五等。王安石不以为然。孔安国三就之说，认为朝不是用刑之所，或重或轻，或轻重之中，曰三就。如五流三居。孔传认为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王安石也不以为然，以或远或近，或远近之中为三居。王晦叔认为是对的。《汉志》说杀人者踣诸市，那么墨、劓、宫、刖不在市吗？《说命》下言伊尹弗克俾厥后为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那么鞭朴之刑也在市啊。世人说《春秋》片言之贬辱

译经过市集和朝廷的鞭打，那么朝廷也使用刑罚，就像后世在朝堂上杖责，监司、太守应当防止杖责罪人一样。《秦始皇本纪》记载李斯焚烧书籍，有敢私下谈论《诗》《书》的弃市，用古代的事非议当今的灭族。然而“弃市”这个名称已经在秦昭王五十二年出现，王稽被弃市。这是死刑，大概也是斩刑的罪过。古代没有绞刑，现在判处重杖二十下致死，加上绳索系住他的脖子叫做绞。笞、杖、徒、流刑都有五个等级，绞、斩死刑有两个等级。绞刑且杖责保全尸体，都在市曹执行刑罚。古代的弃市大概不是绞刑。墨、劓、剕、宫都用刀锯，由此知道弃市是斩刑。《周穆王吕刑》把死罪称为大辟，而《汉书·地理志》把剕改为髌。颜师古注说：髌是指去掉膝盖骨，又与斩左趾、右趾不同，为什么呢？《汉文帝十三年五月》废除肉刑，应当斩右趾以及杀人先自首以及官吏因受贿枉法、看守官府财物而立即盗窃的，已经论定死罪又有籍贯、笞刑不同的都弃市。此后外面有轻刑的名称，里面实际上杀人。颜师古说斩右趾的人弃市，所以进入死刑，用笞五百代替斩左趾，笞三百代替劓，笞的次数既然多，死的人也多。先前笞背，笞没完就死了。景帝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又改三百为二百，二百为一百。制定棰令：棰长五尺，底部粗一寸，是竹制的，末端薄半寸，都削平竹节。应当笞打的人笞打臀部，不得更换行刑人，完成一项罪行才更换行刑人。景帝中二年二月，改磔【句】曰弃市，不再磔”。颜师古说：“磔，是指张开尸体。”我认为其他注解都不对，应该把改磔作为一句。诏书的言辞说：“弃市，不再磔，免除张开尸体。”如果把弃市作为一句，那么又有这种刑罚，不是改磔始于此时。近代笞刑五十到七十，用小木杖；杖刑五六十到一百，用大木杖。站着杖打臀部，学校夏天用竹板。徒刑五个等级，流刑三个等级，坐着杖打都算笞刑，不在市集。杖打一百，才开始有时在市集；徒刑流刑也不都在市集。监司太守断案，不查验法律，只判决脊杖若干，刺配某州军罢了。现在笞杖用七的倍数，从七到一百零七，十一个等级。趴着杖打臀部，比前代轻；而五次杖打更换一个人，那么没有贿赂而触犯私怒的人就不能承受。

译古今考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古今考卷二十六

元 方回 续

张苍担任计相

《史记·将相名臣年表》记载，高祖六年，在相位的记录中，写有张苍担任计相。索隐解释说：掌管天下的簿籍统计以及统计官吏。《东莱列传》记载说：张苍由代国相调任为计相，一个月后改由列侯担任主计，共四年。当时萧何担任相国，而张苍从秦朝时就担任柱下御史，熟悉天下的图书簿籍，又擅长使用算术、律历，所以让张苍以列侯的身份居住在相府，主管各郡国上报的统计事务。颜师古说：专门主管统计簿籍，所以号称计相。又说：去掉计相的名称，改称主计。又说：柱下，指居住在殿柱之下，就像现在的侍立御史一样。

紫阳方氏说：《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在高祖六年封为北平侯，食邑二千户，升迁为计相。文颖说：“善于计算，所以号称计相。”计相这个名称，初次见于此处，没有可比拟的。根据史文考证，担任计相一个月就改名为主计。索隐说“权宜设立称号”，这是对的。担任主计共四年，后出任淮南王相。以列侯身份居住在相府，是尊崇他的缘故，与萧何等人相同。

附论《史记》萧曹五世家

紫阳方氏说：《史记》有三十世家，而萧相国、曹参、留侯、陈丞相、绛侯周勃，因为他们是汉初五大功臣，各自占据一个世家。张丞相张苍虽然长寿，以功名终老，却没有列入其中。只是为张耳、陈余、魏豹、彭越、黥布、淮阴侯韩信、卢绾、田儋、樊哙、郦商、胜、灌婴、陆贾等人作传，有的称姓名，有的称官职，有的称双姓。疏密相间，孟坚的《汉书》虽然严密却显得疏漏。司马迁不为吴芮作传，然而称赞忠诚显著的就记录下来。王陵、周昌、赵尧、任敖、申屠嘉都没有传记，朱建也没有，难道心里轻视他们吗？最后为傅宽、靳歙、周緤作传，称为“傅靳蒯成”，起初以为是蒯通，仔细观看才知道是蒯成侯周緤，选取他笃厚忠直，军队时而胜利时而失利，始终没有背离君主的心。大概凶悍智诈如群反叛者，以及蒯通之类的人，是司马迁所不认可的。”二十九卷，刘敬、叔孙通之后，都是文景时期的人了。《汉书》中娄敬赐姓为刘，不应当仍然书写娄姓。

附论《史记》外戚世家

紫阳方氏说：《史记》外戚世家索隐说：“外戚记载后妃，后妃也世代有封爵，所以如此。”《汉书》则编入列传，王隐则称之为纪，而编在列传之首。我在《文选》注中见到有王隐《汉书》，晁公武《读书志》中没有，那么已经亡佚了。东汉书范晔作《皇后纪》，世人讥讽他，大概范煜又本于王隐罢了。我认为司马迁既然作了《吕后本纪》，那么外戚世家就没有可写的了。司马迁笔端奇逸，他的序言说：“自古受命的帝王以及继体守文的君主，不仅内在德行茂盛，大概也有外戚的辅助。”这是古文的写法。先引用夏殷周三代兴起放逐杀戮的原因，接着引用《易》《诗》《书》《春秋》，简练而不疏漏。下文说礼的作用在于婚姻，兢兢业业地使乐调和而四时和谐，由礼进入乐，其说法深奥微妙，最后归结于天命。其序言美妙至极。叙述皇后之事，则太史公说：“秦以前尚且简略了，其详细情况无法记载【只有这两句很高明】汉朝兴起，吕娥姁作为高祖的正后，儿子成为太子【只这样叙述下去很妙，《汉书》高后纪，荀悦说：讳雉，师古说：字娥姁。史汉不记载帝及后的讳，详细注释中】到了晚年色衰爱弛，而戚夫人受宠，她的儿子如意几次几乎取代太子。等到高祖去世，吕后诛灭戚氏，杀死赵王如意，而高祖后宫唯独没有宠幸疏远的人得以无恙。吕氏长女是宣平侯张敖的妻子，张敖的女儿是孝惠皇后【索隐说：皇甫谧说名嫣】吕太后因为重亲的缘故，想要她生子，各种方法最终没有孩子，诈取后宫人的孩子作为儿子。等到孝惠帝去世，天下初定不久，继嗣不明，于是尊显外家，封诸吕为王作为辅佐，而用吕禄的女儿作为少帝皇后，想要连固根本非常牢固，然而没有益处。高后去世，合〇长陵【骃案：《关中记》说：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帝后同茔则为合〇，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吕禄吕产等人害怕被诛杀作乱，大臣征讨他们，天意诱导其正统【一作衷】最终消灭吕氏，唯独安置孝惠皇帝皇后居住北宫，迎立代王，这就是孝文帝，奉祀汉宗庙，难道不是天意吗？不是天命谁能担当？我认为这是司马迁自己的一段议论，如果叙事那么吕后纪已经详尽叙述了。我曾经撰写《咸德事略》，记载咸淳德祐十二年的事，像史汉唐书纪的体例，另外为诸臣上及朱文公、吕成公、张宣公、二陆以及想要为理庙十六相作传未完，《贾似道传》三大册三卷，拟王莽或借纪若传，读之谓叙事少，自作文多，非史体然而我读《太史书》，自作文议论其事者，贯穿纪传中，不可以《春秋》之笔例之也。《左传》有君子曰，公谷自为问答，乃皆自为之文，附书诸此。

附考《史记》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