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攷卷二十

译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先王并不遥远，典籍也未曾遭受秦朝焚书的浩劫，然而分封爵位和俸禄的制度，已经听不到详细的记载了。如今的礼书，都是从灰烬残存中搜集整理而来，而且大多出自汉代儒者一时的附会推测。怎么能完全相信并逐句为之解释呢？既然如此，那么那些旧制，本来就不可能一一追溯恢复了。如今我根据汉高祖初年征收算赋的情况，引申阐述其说为三十五段，其中一段又有两三个要点，其差异与相同之处无穷无尽，令人怀疑的地方也不止一处。因此，朱文公将对此章书中可疑之处的注解附在后面。

译井田制，成周时期的土地在关中，土地极其肥沃美好。班固记载：“百姓授田，上等田每人百亩，中等田每人二百亩，下等田每人三百亩。”每年耕种不休息的称为“不易”，上等田休耕一年的称为“一易”，中等田休耕两年的称为“再易”，下等田也是如此，那么关中祁、岐、镐、雍这些地方就并非全都肥沃美好。井田之法，八家共八百亩，中间百亩为公田，都是“不易”之地，如果有“一易”、“再易”之地，那么有一千八百亩的井田，两井相当于一千二百七十亩的井田，三井相当于一井，这样才可以。后来郑玄解释井田与牧地，认为牧地是“一易”、“再易”的，这是都鄙的助法。六乡六遂二百里之内，周代的贡法没有“不易”、“一易”、“再易”的田地，而有莱田五十亩、一百亩、二百亩，另有一套方法，这可信吗？东迁之后，提封百万井田，抛弃赐给秦国，河南洛阳那地方很狭小，有六乡六遂、都鄙，也是井田制吗？这不能不怀疑【康成引用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来证明大司徒“井牧”二字，说古代有井牧之法；又引用《春秋》“井衍沃，牧隰臯”，隰臯之地九夫为牧，两牧相当于一井，建造都鄙有不易、一再易，通率两相当于一，这是二百亩相当于一百亩，两井相当于一井，通率二字好】

孟子论述上等农夫养活九人，上次养活八人，中等养活七人，中次养活六人，下等养活五人，分五等来计算粪肥的多少，粪肥多且勤劳的为上等农夫。与班固“易不易上中下农”的说法不同。《礼记·王制》有这五等，称为“百亩之分”，扶问反。后郑注：“分或作粪，分是说分数，粪是说浇灌。”一字之差，意义大相径庭，这不能不怀疑。

班固记载众民授田，家中众男为余夫，也按口授田。如此，孟子说：“余夫二十五亩。”假如百亩之夫，年二十以上，上有父母，中有一夫一妇，下生一男，为五口；多男多女至九口为止。依靠百亩田养活，更有弟弟为余夫，余夫授田二十五亩，在井田之外，必然如此。是将四个余夫共百亩田分吗？还是自有别井，聚集余夫四，八三十二人耕一井而助耕吗？正义说二十至二十九为余夫，年三十则娶妻而授田百亩，不为余夫。用三十壮年有室为据，如此则父母年六十还田之后，长子不拘三十年，二十年已授田百亩，次子二十为余夫，三十亦授百亩。乃若析居异财，田百亩，庐二亩半，邑里之宅不知如何分析。班固记载士工商家授田五口，相当农夫一人。杜氏《通典》注：“口二十亩。”回说农夫一人百亩，或五口，或至九口，一家所仰止于百亩而已。兄有弟为余夫，余夫亦当自为一夫吗？其所谓士工商家授田五口，相当农夫一人，如此则士工商父母夫妇子五口者，亦授田百亩，身不在田，谁耕之乎？无乃优于士与工商而薄于农乎？士与工商五口以上者，又何以待之欤？説者谓士工商身食禄，而其家有五口，则子为农，故授田不世禄欤？士之子常为士，工商之子世为工商，非欤？这不能不怀疑【疏说士工商其身得禄免农，其子不免农。《礼记》问士之子长曰：“能耕矣。”大夫有田以处其子孙，则免农，此数语好。然工商之家五口授田百亩，终可疑也】

《周礼》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这是王畿百里内六乡。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三公分管六乡。一公二乡，可谓重矣。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六卿分掌六乡。一乡一卿，亦可谓重矣。有州长，有党正，有族师，有比长。所谓比、闾、族、党、州、乡，这是在王城之外近郊、逺郊一百里之内吗？抑通王城之内言之吗？王城之内有国宅，先郑以为民居，后郑以为官府。意者有官府，亦有民居之二亩半者？班固《志》曰：“在野曰庐，在邑曰里。”庐谓井田之庐，八家各二亩半者；里则国中及比、闾、族、党、隣、里、都、鄙之二亩半者。故师古注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下文曰：“五家为隣，五隣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班固必尝见刘歆之《周礼》，而“郊里”二字异于“比闾”，何也？先儒以为乡遂用贡法，无井田，有沟洫。班固浑井田言之，不分六乡，不分六遂，不分乡遂。二百里之外为都鄙，何也？这不能不怀疑。

小司徒遂人掌邦

译在郊野之中，五家组成一邻，五邻组成一里，四里组成一鄼，五鄼组成一鄙，五鄙组成一县，五县组成一遂。这是远郊百里之内的六遂制度。六遂设有遂人、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鄼长、里宰、邻长等官职。所谓的邻、里、鄼、鄙、县、遂，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没有“比闾”，而有“邻里”；对于鄼、鄙、县、遂，班固也都没有记载。遂人授予土地的方法是：上等土地，每户一夫，授田一百亩，莱地五十亩，其余的成年男子也照此授田；中等土地，每户一夫，授田一百亩，莱地一百亩，其余的成年男子也照此授田；下等土地，每户一夫，授田一百亩，莱地二百亩，其余的成年男子也照此授田。这与大司徒制定都鄙授田的方法不同。先郑（郑众）认为，是按每户一夫一妇来分配田地，如果一户有多口人，其余的成年男子也接受这样的田地。这与孟子的说法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只有大司徒关于都鄙制度中土地不易、一易、再易的说法，与班固的说法相同。都鄙位于乡遂之外，班固却不加区分，为什么呢？至于沟洫的制度，每夫之间有一条遂，遂上有一条径；十夫之间有一条沟，沟上有一条畛；百夫之间有一条洫，洫上有一条涂；千夫之间有一条浍，浍上有一条道；万夫之间有一条川，川上有一条路，以此通往国都。这里所说的遂、沟、洫、浍，单独提及遂人，是为什么呢？六都难道没有沟洫吗？都鄙的井田与沟洫制度不同，出自《考工记》中的匠人篇。朱文公引用“十夫有沟”这一句，证明乡遂实行贡法，没有井田制，那么乡遂都有这样的沟洫，是理所当然的。班固撰写《沟洫志》，所说的并非此意，他所说的沟洫是治水、堵河、引水漕运、灌溉农田的方法。《食货志》在讲述井田时没有提到沟洫，为什么呢？《周礼》在讲述六乡时没有提到沟洫，为什么呢？这些是不能不怀疑的。

译小司徒规定：五个人编为一伍，五伍编为一两，四两编为一卒，五卒编为一旅，五旅编为一师，五师编为一军。以此来组建军队，来征发田役，来检阅追捕逃犯，来命令缴纳贡赋。这就是军制。所谓的伍、两、卒、旅、师、军，上文专门讲述六乡，即比、闾、族、党、州、乡，每家出一人服军役。伍为五人【回添此一句好算】，两为二十五人，卒为一百人，旅为五百人，师为二千五百人，军为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家庭来计算，则是一万二千五百家。一乡编为一军，六乡编为六军，共计七万五千人。天子的百姓编为六军，那么十六遂的百姓也应当编为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军队，却不提及六遂，为什么呢？后郑注释说，乡的田制与遂相同，回由此领悟说：遂只讲田制不讲军制，乡只讲军制不讲田制，这是互文见义。考察周代的军法，每家出一人参军。军队出征时，比长担任伍长，闾胥担任两司马，族师担任卒长，党正担任旅师，州长担任师，乡大夫担任军将。六遂的百姓，他们在家时，他们出征时，也应当如此，却不提及，为什么呢？乡、遂通过沟洫田制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而在二百里之外，每一面二百里，通过井田制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天子在乡、遂十二军之外，还有六军，这八军出自井田。而下文井、邑、丘、甸、县、都只讲田制，不讲军制，注释才提及，这不能不令人怀疑。

小司徒于是经度土地，将田野划分为井田和牧地。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止。说：命令缴纳贡赋。凡是税收征敛的事情，却不涉及军制，为什么呢？后郑注释此处，说是建造都鄙。采地实行井田制，与乡遂不同，这是先儒所依据的。最后又引用《司马法》说：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十井为一通，一通为一匹。三十家有马，出一名士，两名徒。十通为一成，一成百井，三百家，有一辆革车，十名士，二十名徒。十成为一终，一终千井，三千家，有十辆革车，百名士，二百名徒。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万井，三万家，有百辆革车，千名士，二千名徒。这就是井田军制。杜氏《通典》也引用《司马法》，与此不同。天子畿内方圆千里，总括百万井，实际出赋税的六十四万井【此一句应郑〇井田注三十六万井治沟洫不出田税又一説不同见后】，戎马四万匹，兵车万辆，戎卒七十二万人。《通典》《司马法》与郑注《司马法》一时计算不合。十井三十家，百井三百家，千井三千家，不能仓促间通晓，这不能不令人怀疑。

后郑注释井、邑、丘、甸、县、都这一说法似乎完全不可信。十里为一成，三分之一用于治水，百里为一同，三分之二用于治水，为什么呢？根据他的说法，甸方圆八里，旁边各加一里【此谓四面之旁各加一里也】，则方圆十里为一成，累计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缴纳田税【算一井八家，十井八十家，六十井四百八十夫，又四井四八三十二夫，总五百一十二夫，今郑注多了六十四夫，不説公田也】，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理沟洫【不出田税，此谓甸四面各加一里有此三十六井不出田税，不助公田，专治田洫，则真有三百二十四夫，然旁加之説古今无人曾讲，恐全不然也】。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四都方圆八十里，旁边各加十里，才得到方圆百里为一同。累计万井九万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缴纳田税，二千三百四井治理沟洫，三千六百井治理浍。井田的法度在一同中完备。回说，提封万井之上所获得的，仅仅是四千九十六井的田税吗？五千九百四井治理沟洫，不助公田缴纳赋税，真的如此吗？接近二十取一，恐怕没有这种道理。这是郑〇因为考察《考工记》匠人九夫为井有沟洫浍而产生此论，学者不读注与疏，不知道先儒并不曾讲此旁加之説，只有李心传不然。考察《考工记》，心传也不信此，不可不疑【正义方里为井，沟广四尺，深四尺，方十里为成，洫广八尺，深八尺，治沟者皆不出税，独言治沟者总在六十四井之内，此亦可疑】

《考工记》匠人制作沟洫：耜宽五寸，两耜为一耦。一耦挖掘的宽度一尺，深度一尺，称为甽【古大反】。田首加倍【此一句不注】，宽二尺，深二尺，称为遂【古者耜二金，两人并发之，其塾中曰甽，甽一曰伐，伐之言发也，今耜岐头两金】。九夫为一井，井间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如此则九百亩之田，四尺之沟，如棊盘，纵三横三，田在其中，隣田共沟分界】。方圆十里为一成，成间宽八尺，深八尺，称为洫。方圆百里为一同，同间宽二寻，深二仞，称为浍。

译宽二寻、深二仞的沟渠称为浍，人力不也太劳苦了吗？注：这是王畿内采地的制度，采地实行井田制，与乡遂及公邑不同。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助，以缴纳赋税，共同治理沟渠。此注与正义不同，认为三三相助缴纳赋税并共同治理沟渠，没有治理沟渠也不缴纳赋税的说法，八家共同治理水沟，其力量并不困难，何必另外需要治理沟渠的人家不缴纳赋税呢？恐怕注是错的而正义是对的，只有一成、一同地方大而偏远，治理洫宽八尺、深八尺，治理浍宽二寻、深二仞，事力非常人所能承受，所以不缴纳赋税，这也是一段。

方十里为成，成中包含一甸，甸方八里，缴纳田税，边缘一里治理洫【四面各一里，其田不缴纳赋税】。方百里为同，同中包含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缴纳田税，边缘十里治理洫和浍【不缴纳赋税】。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郑注在此之下引用《载师职》全章，《孟子》回答滕文公全章，《战国策》二全章，《论语》鲁哀公问有若全章，《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传，认为这几种情况，世人以为错而怀疑。〇于是认为以《载师职》及《司马法》来看，周制王畿使用夏代的贡法，对夫征税而没有公田；以《诗》《春秋》《论语》《孟子》来看，周制邦国使用殷代的助法【助本作借，又作锄】，设置公田而不征夫税，贡法是自己治理所受之田，缴纳税谷，助法是借民力治理公田，又让民众收获。王畿内使用贡法，是因为乡遂及公邑的官吏，早晚跟随民事，为其役使以公事，不得顾恤私事。邦国使用助法，是因为诸侯专掌一国之政，为其贪暴征税无度。回认为康成此论，似乎不符合王者之用。心《周礼·冬官》亡佚，以《考工记》补之，如果没有《考工记》，匠人沟洫之法，康成认为是井田之沟洫，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既然治理洫浍的民众，不征收田税，天下之农自己治理也可以，何必需要匠人呢？难道匠人是特设一官而专门督管吗？乡遂使用贡法，没有井田；都鄙使用助法，有井田，所以称为彻。朱文公、魏鹤山等儒者都跟随他。陈祥道引《诗》为证，唯独说乡遂也有井田，使用助法，都鄙难道没有税田，使用贡法？恐怕也有所依据，而康成治理洫浍不缴纳赋税的说法，只依据康成自己的说法，诸经诸史并无此事。天子提封百万井，只得到四十九万六千井缴纳赋税，其余井专门治理洫治理浍，似乎难以相信，这不可不怀疑【《通典》：百万井之缴纳赋税，六十四万井，与此不同。此言税，彼言赋，不同何也】

译后郑认为，邦国采用助法的情况是：诸侯专掌一国之政，因其贪婪暴虐，向百姓征税没有节制。像这样，大国方圆百里，只能得到井田中一同的土地，这就是所谓的“井衍沃”。不易之地占一井，一易之地占二井，再易之地占三井，共计六井，折算为三井的标准，那么在百里衍沃之地之外，又有一百里隰臯之地，这样就是方圆二百里了。再加上城郭、道路、沟渠、山林、川泽等，又不知占据多少土地。估计方圆百里的国家，除去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之外，必定要有方圆三百里的土地，才能立国。那些小小的山林川泽，也不应计入计算，稍显宽裕。先儒并未议论到这一点，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后郑说邦国采用助法，那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国家，都是井田。天子六乡六遂采用贡法，外四百里采用助法，不知道诸侯的三乡三遂、二乡二遂、一乡一遂，是否都采用助法的井田？如果诸侯贪婪暴虐，向百姓征税没有节制，那么就像鲁宣公实行税亩一样，无所不可，本来就不是不用贡法所能防止的。然而郑康成又说，周朝畿内的税收有轻重之分（我认为是贡法重，什一；助法轻，什一而一），诸侯称为“彻”，其税率以什一为标准（我认为是彻者，通贡助二法而用之）。孟子说：“野九夫而税一”（我认为是康成改动了孟子的话），“国中什一使自赋”，这是邦国内外制度不同的缘故。如果是这样，那么康成自己就有两种说法，前一种说法是邦国都采用井田，这一种说法是内外制度不同，那么国中与郊野就不同。滕国土地狭小，郊野实行九一而助，乃是井田，国中能有多少土地，其什一使自赋，似乎是工商之税，并非有沟洫贡田，这不能不令人怀疑。

班固《食货志》对“赋”“税”二字解释不明，有赋有税，税是指公田什一的收入以及工商衡虞的收入。我认为这只是解释了“税”字，没有解释“赋”字，应当在“工商衡虞”前将“及”字改为“赋谓”二字，才分得清楚。颜师古说：“赋是指按人口征发，税是指收取田地的收入。”这却很分明。颜师古不敢说按人口征发钱币，是因为汉朝征赋钱，周朝只是征赋物，所以不敢用汉朝的制度来解释周朝的制度。郑玄对“贡”“赋”二字解释不明，《周官》九赋全都解释为按人口出钱，贾公彦附和此说，往往一遇到“赋”字就解释为出泉（泉即是钱）。魏鹤山先生非常不赞同这种说法。九贡乃是畿外诸侯的贡物，现在康成在《小司徒》井牧田野任地事令贡赋的注中说：“贡是指九谷山泽的材用，赋是指出车徒给徭役。”这完全与九赋九贡的注不同。以赋为乡遂六军井田车徒，则与按人口出泉的赋不同，而周人实际上没有出泉之赋。以贡为九谷山泽的材用，则乡遂的贡法、都鄙的助法都有谷粟，所说的九谷指何地呢？山泽的材用则是通天下而言，岂止于畿内呢？其他混乱矛盾之处尚多。李心传《三礼辨辟》中不一而足，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后郑注“井邑丘甸县都”说：“井田之法备于成周。”现在称为都的，食采地者皆占四分之一，其制度分三等：百里之国共有四都，一都的田税收入归于王；五十里之国共有四县，一县的田税收入归于王；二十五里之国共有四甸，一甸的田税收入归于王。我考证畿内三等之国的事出自《王制》，“天子县内方圆百里的国家有九个，七十里的国家有二十一个，五十里的国家有六十三个，共九十三国。”康成注认为这是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的名称，殷周称为畿。所注大国九个，三公三个致仕副之，六余三个待封王子弟二十一个与六十三个，都曲为之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天子公卿大夫子弟食采地者，仅能养活九十三家而已，不可信。正义说三百里以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计算。此说是四都、四县、四甸的田都以四分之一的田税归于王，亦不可信。不知道畿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诸侯井田之税是否也归于王，这不能不令人怀疑。

吕东莱认为《禹贡》甸服四百里、五百里纳粟米，而诸侯没有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用田租贸易贡物，以贡于王，前已书之意如此，文不如此。《王制》千里之外以为采，注九州之内地，取其美物以当谷税，防与东莱意同，而“当”字不同。如果像东莱所说，那么《周礼》九贡以天子合得诸侯田税买物进贡，土之所出尚须买纳，可以吗？如果像康成所说，则是后世的支移折变，其果然乎？诸侯田税入天子，不见数目，这不能不令人怀疑。

载师职：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先郑注：“宅不毛者，谓不树桑麻也（我认为是：国中宅二亩半，二百五十步；田庐二亩半。孟子曰：‘树墙下以桑，国中宅也。’班固《环庐树桑菜茄〇果》）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

译关于贸易的货物。这“布参印书”四个字，后郑（郑玄）没有解说，古今的人都不明白。又说：“‘抱布贸丝’，就是抱着这种布。”有人说是：“布泉（钱币）。”《春秋传》说：“买它一百两，用一布。”另外，防人（官职）掌管征收市场中的絘布、儳布、质布、罚布、防布。孟子说：“如果防地没有夫里之布（人头税和里税），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并愿意成为那里的百姓。”所以说：“住宅不种植草木的，要缴纳里布；百姓没有职事工作的，要缴纳夫家之征（人头税和家税）。”这是想要让住宅种植桑麻，百姓从事四种职业，就没有税赋，以此来鼓励他们。魏鹤山先生《要义》中有说：“司农（郑众）用布参印书，抱布贸丝，解释‘布’大概是否定这种说法。”《毛诗》注说：“布就是币。”抱着它来换丝，恐怕是把布当作币，而不是钱币。有人说：“是布泉。”先郑（郑众）自己也没有确定的说法。他说：“住宅种植桑麻，百姓从事四种职业，就没有赋税。”这个意思恐怕不对，怎么能说没有税赋呢？田地的租入叫税，车役徭役叫赋，全都免除可以吗？先郑的说法似乎不敢采纳。后郑（郑玄）说：“住宅不种植草木的，惩罚缴纳一里二十五家的钱。”周朝本来没有口赋、家赋的钱，住宅不种桑麻等物，惩罚缴纳二十五家的钱，不是太重了吗？不可信。田地不耕种的，缴纳屋粟；空地惩罚缴纳三家的税。周朝的时候，上面的人鼓励耕种、保护扶持，恐怕没有空田的。一百亩不耕种，惩罚缴纳三百亩的粟，不是太残酷了吗？不可信。百姓即使有闲散没有职事的，仍然要缴纳夫税、家税。夫税，是百亩的税；家税，是出士徒车辇供给徭役。我认为：周朝的时候，百姓一个成年男子受田百亩，其余的男子年满二十受二十五亩，到三十岁娶妻也受百亩；士工商身在官府有俸禄，而他们的家有五口，也受田如同一个农夫，本来就不应该有闲散的人了。后世井田制废除，才开始有很多游手好闲的人。假如周朝有闲民，而要求缴纳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家庭的税赋，恐怕没有这种道理，不可信。孟子所说的“防无夫里之布”，是战国衰败的时代，诸侯擅自向百姓征税，所以孟子想要免除这些苛捐杂税。载师园防二十而取一。刘歆《周礼》多为妄说，不可信。完全相信孟子，不见周礼，而刘歆却独自得到了它。大概是六国阴谋伪撰这本书，刘歆又附加增益，阿附王莽，希望他施行使用。王莽篡汉，也没有完全使用他的法令，而特别使用这三种法令：田地不耕种，缴纳三个成年男子的税；城郭中住宅不种植，缴纳三个成年男子的税；人游手好闲无事，缴纳夫布一匹。男口不满八而田地超过一井的，把多余的田地分给九族。天下大乱而王莽被杀。先郑、后郑关于不毛、不耕、闲民两家的说法，太宽太严，这不可不怀疑。

译春秋时期，一百辆车的赋税，为一布。《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齐侯想用军队护送昭公回国，鲁国三家大夫不愿意，派申丰带着两匹锦缎贿赂子犹。杜预注释说：鲁国人购买这种布很多，陈列时以一百两为一单位。先郑（郑众）认为这是布币，古人读书多有不同见解，像这样的情况，不能不怀疑。

国都内的住宅不征税，先郑认为是指城中的民宅，后郑（郑玄）认为凡是百姓所有的宫室以及官吏治理的地方，孔颖达《正义》认为官吏是指卿大夫等。我（方回）认为官府本来就没有征税，何必特意记载？只有国都内民宅二亩半已经自行缴纳井田的助税，所以田庐二亩半以及国都、邑中比闾族党的住宅不再征税了，这未必正确？不能不怀疑。

载师用防里来管理国都内的土地，用场圃来管理园地，用宅田、士田、贾田来管理近郊的土地，用官田、牛田、赏田、牧田来管理远郊的土地。这九类土地和农田，先郑和后郑的解释都不同。“防里”二字，先郑认为防是市中空地，没有店铺；城中空地，没有住宅。后郑认为防是居民的居住区域。我（方回）认为孟子说“市防而不征，法而不防”，防没有夫里之布。朱熹说：“防是市场和住宅，是商贾买卖的地方，征收其土地税而不征收其货物税，称为‘防而不征’；用市场法规治理，不征收防地的赋税，称为‘法而不防’。”孟子希望不征税，所以商人高兴而愿意前来。园防二十取一，那么国都内商贾的利润，计算其货物二十取一。场圃也是二十取一，瓜果蔬菜必定是二十斤抽取一斤。后郑认为防没有谷物，园地产利少，所以二十取一，不知道所取的是什么东西。《正义》认为疆埸有瓜果，瓜果成熟献给天子，又缴纳其税，经过腌渍制成酱菜献给皇祖，这样则千里之内，瓜果税二十枚取一，瓜果真富啊。其他蔬果也无穷无尽，这是在什一之外还有此赋税，不能不怀疑。近郊十一，孔颖达《正义》认为就是宅田、市田、贾田。远郊二十取三，就是官田、牛田、赏田、牧田，这四类田地在十分中取一分半。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即上文所说的用公邑之田管理甸地，用家邑之田管理稍地，用小都之田管理县地，用大都之田管理畺地。后郑认为公邑是六遂的余地，天子派大夫治理，从此以外都是如此。这样则五百里之内，一百里为甸地，三百里内为稍地，四百里内为县地，五百里内为都地，也称畺地。所谓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总称为甸、稍、县、都。推究后郑六遂余地为公邑的意思，则稍、县、都二等地乃是井田的余地。家邑是大夫的采地，小都是卿的采地，大都是公的采地，正是子弟所食的封邑。然而不超过十二，先郑、后郑都不能解释，孔颖达《正义》说得也不明白。三等采地四分之一的田税归王，对于百姓来说也是什一之法。如果论四分之一，乃是八分抽二，与其四分抽一，八分抽二，不如四都之田当时只给三都。为何如此纷乱？周家以贡、助二法并用，而都不超过十二，所以称为彻。现在六遂余地、井田余地，天子派大夫治理：二百里、三百里大夫如州长，四百里、五百里大夫如县正，所取都不超过十二。那么周家取全用什一之法，又自有什二之法。这正是先后郑都不能解释的原因。

漆林之征二十五，天子何愁没有漆可用，而琐碎至此？我（方回）因此平常不信《周礼》，不能不怀疑。以上是我（方回）书写田土贡赋制度可疑的二十条，经义可疑之处无穷，而甸、稍、县、都无过十二一事，完全不可理解。所以朱熹注《孟子》“班爵禄”一章，说与《周礼》《王制》不同，而引用程子的说法，认为经书不可尽信汉儒而逐句解释。《周礼》是汉代刘歆所作，《王制》也不是周人所撰。周朝灭亡了，所以有古周尺、今周尺的说法。秦昭公灭亡周朝之后，才有此书写。后郑回答临硕关于《孟子》的问题，是在周赧王时期，《王制》的写作又在其后。卢植说：汉孝文帝命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后郑不能贯通，多说是“夏制”“殷制”“不毛不耕”的惩罚。有赵商、刘琰问难，后郑不能解释“书什一”的说法。《公羊传》所言，特别奇怪其说法，认为有军旅之年，一井九夫，百亩之赋，出禾二百四十斛，刍粟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这也是汉儒杜撰。后郑以异义驳斥它，很对。像这样的情况不可胜数。大德二年戊戌四月十三日己巳，紫阳山后学方回谨记。

再略记所疑：

一、孟子说：“庶人在官者，禄足以代其耕。上士倍，中士倍，下士不在分田制禄之列。所以礼说：‘唯士无田，则亦不祭。’班固、郑众都认为士工商五口受田一夫。《周礼》载师有贾田，这样则孟子不可信吗？”

译？”

一《史记·六国表》记载：秦简公七年，开始征收禾税。这在秦孝公废除井田制之前五十八年，不知道这“租禾”，是征收耕田的禾稼呢？还是在“助法”之外，像鲁宣公那样实行“税亩”呢？又《秦纪》记载：秦惠王二十年，开始使用钱币。《六国表》这一年记载“天子祝贺秦国行用钱”，这在秦孝公废除井田制之后十五年，在秦孝公初次实行赋税之后十三年。不知道刚开始使用钱币而不征收赋税，那么赋税征收的是什么东西呢？一遂人（官职名）管理的沟洫，通行于乡遂地区，上等地一百亩，莱地五十亩；中等地一百亩，莱地一百亩；下等地一百亩，莱地二百亩。其余的男子也受田这个数额。总共三家共得土地六百五十亩。匠人（官职名）管理的沟洫在三百里以外，三等莱地，井田的制度在这里难以不变通。一易（一年休耕一次）、再易（两年休耕一次），总共三家共得田地六百亩，才开始形成三井。其余的男子受田二十五亩，莱地与“易”的含义相似，不耕种就荒芜用来放牧。乡遂地区实行贡法。龙子说核算多年的平均值作为常额，那么田地有定额，每年向官府缴纳，小小的水旱灾害一概不计，就像现在的催缴赋税一样。井田地区实行助法，龙子说它比贡法好十分之一。助法中一家私田一百亩，却只帮助耕种公田八十亩，比起贡法乃是十分之一。不知道刘歆在《周礼》中为何在载师篇妄说这一种方法？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完全无法理解【李心传也强行解说却说不通】

译一、《周礼》中先郑（郑玄）与后郑（郑众）观点不同的地方多得数不清。后郑在注解《礼记》《仪礼》时，自相矛盾，说法大多不合逻辑。此处选取李心传《三礼辨》中标出的那些尤其错误的观点。

一、《史记·秦本纪》没有记载最初实行货币的事，这见于班固《汉书·明帝时古秦纪》的六国表中，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即位的那一年记载“又想实行货币”，并没有记载秦国中间曾废除货币而不使用。是哪一年呢？秦始皇九年，下令在国内捕获嫪毐的人，赏赐百万钱，杀了五十万人。那时并没有废除货币。

一、三夫为屋，郑玄认为这是三三相保任，就像如今一家右边邻居和左边邻居互相担保一样。井田制如此，乡遂之地不实行井田制，郑玄也说是三三相保任。且以一户朝南为例，左邻是东家，右邻是西家，左邻的东边又有东家，那就是左邻的左邻，西家则是左邻的右邻。这样循环交错，井田和乡遂田制的法则，古人如此详密，不用担心迁移混乱。至于比、闾、族、党，则又类似于现在的五家为一甲，但如今又没有二十五家为一闾以上的制度了。

一、井田制的法则，李心传认为当今世道不可实行。苏洵（老泉）的论述很详细，断定是不可再实行的。

一、司马迁《史记》常常对汉朝不满，认为汉朝不能恢复古制。班固《汉书》如《百官公卿表》，却说：“秦国兼并天下，兼用皇帝的称号，设立百官的职分。汉朝沿袭而不改革，表明简易随时制宜。”后来汉朝稍微有所改变。王莽篡位，仰慕古代官制，但官吏百姓不安，也有很多暴政，于是导致动乱灭亡。这是曲笔，抓住王莽的动乱灭亡，来证明汉高祖不改变秦朝制度是正确的，这种论调不公正，不如司马迁的直笔。所以吕祖谦（东莱）轻视班固，而喜欢司马迁。程颐说：“有《关雎》《麟趾》那样的德意，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王莽、王安石没有一丝《关雎》《麟趾》二《南》的德意，而且法度也不像《周官》那样精密，所以都导致动乱灭亡。”汉朝大致有忠厚之意，像《周南》《召南》，虽然使用秦法，也足以达到治理，沿袭至今，古法不可再追溯。以仁心行仁政，所以在损益之中有百世可知的道理，不失去这个意思，大概就可以了。

一、后郑多用齐国田穰苴的《司马法》兵法来注解《周礼》，又用汉朝制度来揣度比拟，我不采纳。李秀岩说：井田的制度，是八与四。八指八家同井，九井中有公田；四指四井为邑，三十六井，四邑为丘，一百四十四井，四丘为甸，五百七十六井，四县为都，二千三百四井。郑玄说旁边加上十里成为一同，提封万井，恐怕不可信，应是九千二百一十六井。乡遂的数目则是五与四。五指五家为比，五比为闾，而其中有四闾为族；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而其中有四里为都。起兵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而其中有四两为卒。《司马法》则是三与十。三为夫，三夫为屋，三屋为井，十井为两，百亩，十取一。这三者都不同，郑玄混为一谈，没有分别。由此推断，乡遂没有井田，那么五家受田五百亩，五五相保来缴纳贡税吗？加上菜地，就有一家三百亩的，一家二百亩的，一家一百亩五十亩的。诸侯国的土地，必须一国三倍之后才可以立国。

一、李秀岩说管仲制定内政兼管兵籍，开始全部取用公田授予百姓。一都之间，几乎增加了一千卒。我说这是管仲最初改变周制，以一井九百亩的田分给九家，废除中间的公田公庐舍，而九家各自缴纳什一之租。旧时只有公田八十亩的收入，现在则有九十亩的收入，又多出一个劳动力，比鲁宣公的税亩制更甚。春秋不记载齐桓公时事，是因为没有录入鲁国史书。晋国作州兵，鲁国作丘甲，郑国作丘赋，都是从管仲开始的。至于商鞅彻底破坏，都是管仲的罪过。李秀岩说一都几乎增加千卒，那是二千三百四井所征收的，即《司马法》中郑玄旁加十里四都为同提封万井。李秀岩对此很不以为然。右边再写十条可以损益的，事物之变不可损益的，是道理之常。损益不当，或过或不及，违背道理伤害道义，那么常理不足以驾驭变化，变化必然导致扰乱常道。方回再书。

古今考卷二十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续古今考》>

钦定四库全书

古今考卷二十一

元 方回 续

北貉燕人致枭骑助汉

《东莱大事记》说：颜师古说：“貉在东北方，三韩之类都属于貉类。”我说：“燕人臧荼的人，是韩信说服降服的，燕与辽东接壤，辽东与三韩接壤。那时三韩还没有高丽的名称，是箕子朝鲜的国家吗？也是秦灭燕，王贲得到燕王喜辽东而拥有辽东、辽西郡，邻近貉的地方吗？中国骑兵少，灌婴追项羽只有五千骑兵罢了。项羽没有得到这些精锐骑兵的帮助，而汉朝得到了，这大概也是防卢、彭濮之类吧？”

军士死者吏为棺敛

《东莱大事记》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