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攷卷十九

译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也与成年男子缴纳同样的算赋。汉惠帝希望女子早嫁以繁衍人口，所以有五次算赋的征收。汉文帝时人头税为四十钱，可谓宽厚，减少了三分之二。成年男子三年服一次徭役，这也是免除了三分之二的徭役。汉昭帝元凤三年之前，拖欠的更赋没有缴纳的，都不要再征收。注：更役有三种：有率更、有践更、有过更。古代正卒没有固定的人选，人人都应当轮流服役，一个月轮换一次，这叫率更。贫穷的人想要得到雇更钱的人，轮到服役的人出钱雇佣他，每月两千钱，这叫践更。天下人都要戍边三天，也叫更律所说的繇戍。即使是丞相的儿子也在戍边的征调之中，不可能人人都亲自去戍边三天，而且去的人应当自己戍边三天，不能去了就回来，顺便住下。一年轮换一次，那些不去服役的人出钱三百钱交给官府，官府用这笔钱供给戍边的人，这叫过更。这是汉朝初年沿袭秦朝法令而实行的，后来就改变了，只有犯罪的人才戍边一年。四年正月，皇帝举行加冠礼，赏赐臣民金帛爵位，不再征收赋税。四年、五年的人头税，据《汉仪注》记载，百姓七岁到十四岁，缴纳口赋钱，每人二十三钱，其中二十钱用来供养天子，那三钱是汉武帝增加的人头钱，用来补充车骑的费用。

译紫阳方氏说：十五岁以上到五十六岁的人，每人缴纳赋钱一百二十文，用来整治库藏、兵器、车马，这些钱也多得不胜枚举了。汉文帝将其减至四十文，真是宽厚到了极点。汉武帝因为用度不足，甚至对缗钱、舟车征税，难道不残酷吗？这里所说的口赋，记载在昭帝元凤四年正月，当时加征元服（成年礼）时，免除四年、五年的口赋钱，这是霍光的宽仁政治。况且七岁到十四岁的人，每人出钱二十三文，其中二十文用来供养天子，这样一来，天子的一餐一饭，都是天下七岁到十四岁儿童凑集的钱，这绝不是好的法令和美好的心意。汉武帝又加征三钱，用来补充车骑马匹的费用，太没有道理了。不知道始于哪一年，杜佑的《通典》删去了上面的文字，说：“四年出口赋”，诬蔑昭帝和霍光，难道不严重吗？卒更服役一个月，这是秦代的徭役之一。一年正卒服役，这是秦代的徭役之二。一年屯戍服役，这是秦代的徭役之三。从谪戍开始，直到征发闾左服役，这是秦代的徭役之四、五、六、七、八。汉代有月更，一个月换一次，雇佣的人出二十钱代替服役一个月，却不见正卒服役一年的记载，比秦代轻多了。天下百姓各自戍边三天，比起秦代一年的屯戍尤其轻了。每人出三百钱，抵当三天的戍边，一个人去戍边一年的，总共能得到雇钱三万六千，相当于现在的三贯九百足。汉代钱重物轻，大体上都比秦代宽缓。法律虽然规定宰相的儿子也要戍边三天，惯例是出三百钱给官府，雇人代替服役，这是非常公正的。此外还有材官、骑士等未考证。

附论：汉代的当赋即后世的折纳，光武帝时征收布帛，魏晋时征收绢绵。

汉代钱贵粮贱。昭帝时，元凤二年，三辅和大常郡得以用豆粟抵当赋税。注：大常主管各陵邑，单独治理，其县的爵位秩级如同三辅郡。又注：元帝永光五年，命令各所属郡县，凡应出赋算租税的，都允许用豆粟抵当钱。又元凤六年诏书说：谷贱伤农，现在三辅地区谷价低贱，命令用豆粟抵当今年的赋税。又元平元年，减少口赋钱的十分之三来抵当赋税。这两个字，算赋、口赋都用豆粟抵当，如同后世的折纳、支移、折变之类。后汉光武帝时，谷价昂贵，尚书张杜说：谷价所以昂贵，是因为轻视布帛的缘故。可以全部封存钱币，一律征收布帛作为租税，以流通天下的用度。西汉时不见有征收布帛的租税。魏武帝平定袁绍，下令田租每亩粟四升，每户绢二匹，绵二斤。晋武帝平定吴国，制度说：“调的格式，丁男户，每年缴纳绢三匹，绵三斤。”这是按户征收绢绵。两汉只有粟和钱，田按亩计，人按口计，没有按户征收。魏晋才开始按户征收。

附论：唐代的租庸调与两汉不同【户调起于曹魏、晋】

大禹时的田赋是米，土贡是物。《周礼》中刘歆创立了九赋九贡的说法，王畿之内除了田租之外，另外有九种赋吗？从前郑玄取钱的说法，周代是没有的。九贡分为九类，郑众、郑玄说法不同，贡只有一种，何必分为九种？董仲舒说古代征税不超过十分之一，役使百姓不超过三天，两句话就概括完了。假如贡赋包括商贾、虞衡、技艺、贩卖山林川泽的丰饶之物，也称为赋，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已，役使百姓三天，太平无事，军队不用，或者不役使也可以知道。米、物、力，赋、贡、役三者之外，还有军制。有事时从军，无事时务农，如此而已。秦代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但也导致秦灭亡，征收大半的赋税，徭役是古代的二十倍，田租赋算盐铁，汉代沿袭但特别宽缓，没有所谓的户调。曹操忽然在田租之外，按户调征收百姓的绢绵，晋武帝沿袭，南北朝沿袭而役法增加到一人四十五日，唐代的租庸调由此产生。租是米，按田征收，按丁征收。庸是力，按口征收。所谓取调，是绢绵絁布，按户征收。户调之法从曹操开始。丁，壮年从军，在田租之外有按丁征收的米，有按亩征收的米。庸，不拘壮丁，年及疲弱都征收每年二十日，一天不服役缴纳绢三尺或其他布帛。古代哪有这样？又加上户调的布帛，酒酤商税盐铁，又不在此列。有人说唐代租庸调是良法，比起两汉的宽征薄徭，相差太远了。

附论：叶水心非议租庸调

叶水心文章说：租庸之法，每个丁每年缴纳粟二石作为租，调随土地所宜，绫绢絁布都有差别【絁，音始移，思移二切】，使用民力，每年服役不超过二十天，不服役就收取其庸，每天三尺。这最不好。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粟米之征，布缕之征，力役之征”。然而孟子却说“用其一，缓其二，不敢兼用以取民”。唐代初年正要立法的时候，却采用战国苟且简略的法令，全部向百姓征收。周代制度使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虽然立法如此，未曾全部使用。现在唐代使用民力，不仅超过六七倍，而且成为固定的制度，否则必定收取其庸。这正犯了孟子所忌讳的。大概唐代初年君臣不学无术，以至于此。

紫阳方氏说：“叶水心文章论道理全不通透，论制度则尚可取。”这个说法很好。不问耕种多少，只要一个丁一年缴纳谷粟二石，一家三个丁就缴纳六石，五个丁就缴纳十石，这不是好的法令。三个丁就有一个丁充军，五个丁

译于是征发两军。然而身为军户的人免除力役和调赋，这种制度还算宽厚。贞观二年四月，户部尚书韩仲良上奏：“王公以下开垦田地，每亩征收二升，其中的粟、麦、稻等谷物，各自根据土地情况储存在州县，以应对荒年。”这又是按亩征收租税，在每丁二石之外，似乎类似于近世的义仓。只征收王公以下，这是指官户招募人员自行开垦荒田的情况。唐代官户是否免除丁役而征发为军，是否免除力役和调赋，尚不清楚。考察实际情况，对丁口征收租税，对军户征收调赋中的绢、绵以及力役，另外每天再加三尺帛，这自然不是良法。唐代的百姓刚从隋朝的水火之中解脱出来，下面习惯成自然，而不觉察，上面施行宽厚而不扰民的政策，所以有了贞观之治。龙朔三年秋七月，下诏将五十八岁的卫士放令出军，仍然免除力役和调赋。由此可知，壮丁作为军户免除力役和调赋，年老免除军役回归农业的也免除力役和调赋，这两类人的绢都免除，也算宽厚了。

译附论杨炎两税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下诏：百姓及外来人口的人头税，大约根据丁口和财产评定等级，平均征收每年支出的两税。其中应缴纳的粮食，依据大历十四年实际耕种的青苗地额来平均征税，夏税在六月内缴清，秋税在十一月内缴清。原有的租税以及各类名目的赋税全部停止。吕祖谦说：德宗时期，杨炎担任宰相，因为户籍隐匿漏报，征敛烦琐繁多，于是改为两税法。两税法确立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就再也看不到了。然而两税在德宗当时，虽然号称整顿办理，但却是取大历年间科役最多的数额作为标准。虽然声称除了所征税款之外，不敢再从百姓身上索取，但后来诸如间架税、借商税、除陌税等向百姓索取的名目不一而足。杨炎因此成为千古罪人。

方孝孺说：两税法起源于杨炎，从五代到宋朝，一直实行至今。杨炎制定的办法，田税中的米粟作为秋税，户调力庸中的绢、绵、绫、絁、布、帛等合并为夏税。这样一来，从军而免除庸调的人不再免除了，卫士退役归田的人，庸调也不再免除了。旧制规定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则每天缴纳绢三尺，现在每人每年二十天的役折成六丈绢，都并入夏税，不再区分服役与不服役了。说设立两税法后不役使百姓，可以吗？却又役使百姓，这就是缴纳了庸调之后再次被役使。唐朝自天宝以来，安史叛乱，河北设置节度使，藩镇军队得以自行招募，百姓得以自行征税，不再属于国家所有。府兵制变为彍骑，开启了招募士兵、供养士兵的端倪。每一户计算其财产，分等级定为夏税秋税，名义上简易，实际上多向百姓索取。但这只能行于藩镇控制的州郡，百姓因此困苦。我生长于江东新安，杨行密采用唐朝两税法，田地分上中下三等，山地园圃也分上中下三等，每亩折合成税钱。规定每一百文钱，夏税征收若干，秋税征收若干，支移折变等弊端不胜枚举。浙江西部、江西、湖广、四川、福建等地，大体上根据物力多少，征收夏税秋税若干，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州不体恤县，县不体恤百姓，其弊端不可胜数。

附论秦国的斗桶权衡丈尺

吕祖谦《大事记》：周显王二十一年癸酉，记载“秦国初次制定赋税”，又记载“秦国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推行”。我查阅《史记·秦本纪》，初次制定赋税，是秦孝公十四年，没有记载斗桶的事。我推测可能在六国年表中，查阅后也没有见到孝公十四年，只记载“初次制定赋税”，没有记载斗桶的事。其十二年记载“初次夺取小邑设立四十一县，下令开垦田地打通阡陌”，两个字共用一个“初”字，是总括而言。十三年记载“初次设立有秩县的史官”，吕祖谦都记载了，是取自六国年表。《秦本纪》没有记载，我便查阅《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昼夜平分，则统一度量衡，校正斗桶，端正权概。”郑玄注：“桶即现在的斛，音勇，并非本出处。”接着查阅《史记·商君列传》，才见到出处。太史公写道：“在咸阳修建冀阙宫室，从雍迁都于此，并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将小都乡邑聚合成县，任命县令县丞共三十一县，开垦田地打通阡陌封疆，使赋税公平，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推行。”然后才知道吕祖谦的引文出自此处。吕祖谦解题说：“这是改变周朝的制度。”郑玄说：“桶音勇，即现在的斛。”司马贞《索隐》说：“音统，是量器的名称。”吕祖谦没有采纳，然而吕祖谦读书仔细到了这种程度。如秦国之事，取自《秦本纪》，取自六国年表，取自各列传，或取自其他书籍，不是一概而论，其广博精核，不容易达到。我由此推断，汉朝兴起时所用的米粟斗斛，称物的权衡，量物的丈尺，都是秦孝公商鞅的制度，不是周朝的制度。为了考证田租多少，田亩广狭，所以记载。

附论三代尺不同寸

司马光《稽古录》：伏羲开始画八卦，创造书契。黄帝时，仓颉创造文字，制定六十甲子，创造历法音律。这是六律的开始。用《易经》和《尚书》考证，伏羲、神农、黄帝之后，尧授民时令，舜作韶乐。关于律历的说法由来已久。夏朝建寅，十寸为尺；商朝建丑，十二寸为尺；周朝建子，八寸为尺。布帛宽二尺二寸，长四丈为一匹。所谓寸，应当是古时秬黍生长在黄钟律管内的长度，一黍的宽度为九，黄钟的长度如此，于是十黍为一寸。

附论秦始皇统一法度衡石丈尺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次统一天下，销毁兵器铸造金人一个，统一法度衡石丈尺。这是因为六国各不相同，用孝公商鞅的制度来统一它们。孝公时称“斗桶权衡”，始皇时称“衡石”，省去了两个字。石即桶。始皇用衡石量书，裴骃注：“按石有一百二十斤。”这样则一斗重十二斤。量它则是一石，称它则是百二十斤吗？金人十二个，各重千石。司马贞《索隐》说各重二十四万斤。这样则一石重二百四十斤，与此不同。又《本纪》数以六为纪，六尺为步。谯周说：“步以人足计算，并非只有秦朝制度。”然而司马贞《索隐》不认为谯周说得对，引用《管子》《司马法》都

译说六尺为一歩。又引用《王制》：“古代八尺为一歩。”如今用周尺六尺四寸为一歩，歩的尺数也不相同。回认为井田制中六尺为一歩，是周代的制度。秦孝公时的丈尺，吕东莱说：“这是改易了周代的制度。”如今其分寸已不可考。汉代沿用秦代的斗、斛、权衡、丈尺，班固《律歴志》中关于秬黍的法则，其实是王莽的制度、刘歆的说法。秦始皇十八年，徐广注：“巴郡出现巨人，长二十五丈六尺。”称帝那年，符节、法冠都是六寸。四年十月，百姓缴纳粟米千石，可拜爵一级。王翦军队归来，斗食以下。裴骃引用《汉书·百官表》说：“百石以下有十食、佐、史之类。”又秦代六百石以上者剥夺爵位。所谓的寸，所谓的尺，所谓的丈，所谓的斗，所谓的石，所谓的轻重斤两，未见秦代内部实际的分数。《汉书》顔师古注《百官表》：“万石、二千石以谷斛计算每月的数量。”《书》说：“汉代制度”，其实那是秦代制度。《史记·秦纪》中未见其起始。

译附论班固《律历志》中的度量权衡

《汉书·律历志》首先引用“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律度量衡”，接着引用“孔子谨慎地权衡度量，审察法度，其渊源深远”。一是备数，二是和声，三是审度，四是嘉量，五是权衡。所谓数，即一、十、百、千、万。因此有算法，使用直径一分、长六寸的竹简，共二百七十一枚，由太史令羲和掌管。所谓声，即宫、商、角、徵、羽。因此制作音乐，有八音五声的根本，产生于黄钟之律。九寸为宫，或增加或减少，以此确定商、角、徵、羽。九与六相生，律共有十二。阳律六为律，阴律六为吕。黄帝时使用竹管，后世使用铜管，由大乐令太常掌管。所谓度，即分、寸、丈、尺、引。其本源起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以一黍的宽度来度量，将黄钟长度的九十分之一作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其法度使用铜器，高一寸，宽二寸，长一丈，而分、寸、丈、尺都保存在其中。使用竹子制作引，高一分，宽六寸，长十丈。我（回）认为，现在的人有五尺竿、丈竿，没有这种竹引，由内官廷尉掌管。所谓量，即龠、合、升、斗、斛。其本源起于黄钟的龠，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装满一龠，用井水校准其平齐。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其法度使用铜器，方形一尺而外部圆滑，旁边有盈余【郑玄说：庣音条，桑树的枝条，庣通算，方形一尺所容纳的一斛，超过九厘五毫然后才成为一斛，现在尚方有王莽时的铜斛，制度完全与此相符。颜师古说：庣，是不满之处，音吐雕反】，上面为斛，下面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形状像爵。我（回）认为这是王莽的制度，由刘歆所著，并非汉初的制度。所谓衡权，衡是平衡，权是重量。用来权衡重任并均衡物品，平衡轻重。其道理如同磨石【音指，指用石头磨砺物品使其平整】，显现水准的正直，绳墨的笔直，向左旋转显现圆规，向右折转显现矩尺。所谓权，即铢、两、斤、钧、石。其本源起于黄钟的重量，一龠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十二铢，两个铢为一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圆形而环绕，即现在的“肉倍好”（指环的实体部分比孔大）。孟康说：指锤的形状像环。如淳说：锤身为肉，孔为好。颜师古说：锤，是秤的权。直垂直，睡二切。周旋没有端点，终而复始，无穷无尽。我（回）认为王莽的秤锤，铸造铜环，肉倍好，璧孔，古称孔为好。璧身古称肉，孔在环中占三分之一，肉在孔外占三分之二。班固多引用刘歆的话，如汉儒论述深衣象征天数十有二月数之类，不可取的是他说“衡运转生出圆规，圆规生出矩尺，矩尺生出绳墨，绳墨生出水准，却好”。韦昭说：“树立水准以眺望，用绳墨以水为平。”凡是律度量衡都使用铜。我（回）认为现在人的秤锤用铁、用铜、用石，没有做成环形的，衡杆使用坚硬的木头。班固的《志》没有说衡杆上分星，穿纽使用钩和盘的制度，恐怕汉代王莽的衡杆悬挂在架上，大小不等，有称铢的秤锤的衡，有两的秤锤的衡，有斤钧石的秤锤的衡。如同现在称量谷物，凿石为一秤锤，二则二枚，三则三枚，衡杆悬挂在架上，两头恰好均衡则为平。

附论唐代的度量权衡。近代的尺、斗、秤【古作称，今作秤】

杜佑《通典》说：“凡是权衡度量的制度，以北方中等大小的秬黍，一黍的宽度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量以中等大小的秬黍，容纳一千二百粒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权衡以中等大小的秬黍，一百黍的重量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调校钟律，测量日影，配制汤药，制作冠冕，则使用小升小两；其余公私使用大升大两。”

朱熹方氏说：近代有淮尺，有浙尺。淮尺，是礼书规定的十寸尺；浙尺，是八寸尺，也称为省尺。民间缴纳夏税绢，宽二尺，长四丈。淮尺重十二两，我们徽州十两。江东人使用淮尺，浙西人、杭州使用省尺。浙尺有百合斗，加一斗，加二斗，加三斗，加四斗。官仓收支使用省斗、省斛，得到百合斗的七斗五升为一斛。官府设置梭口斛，像桶形但口小，二桶为一石。民田收租都加二三。市场出售有时是百合，有时加一。《汉书》称人每天吃五升，想必是升小。现在加一二斗，人每天吃一升。过去学粮诸生的饭，一人每餐省升七合半。上等白米有定秤，二百文铜钱重，有二百二十钱秤。民间买卖行用鱼肉，二百钱秤；薪炭粗物，二百二十钱秤。官府省秤十六两，计一百六十钱重。民间金银珠宝香药细色，都使用省秤。现在大元朝更革，一尺有旧尺，尺加五寸；一斛有旧百合斛，加三斗五升。秤只使用十六两秤。

附论古今田亩步。唐开元令，世业口分。

古代六尺为步，百步为亩。

译班固说：“每亩收获一石半。”董仲舒说：“一百亩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杜佑的《通典》记载：“唐开元二十五年的法令规定，田地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成年男子授予永业田二百亩，口分田八百亩【以下按等级递减，大多不予记录。各类永业田，亲王以下从一百顷到四十顷八十六十亩不等。官员的职田，另见考证】。注解说：‘这是指当年颁布的法令。’该法令所载的制度，从唐朝初年就是如此。又注解说：‘自秦汉以来，就将二百四十步称为一亩，并非只有本朝如此，这大概只是完整记录了法令条文罢了。’”

译古今考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古今考卷二十

元 方回 续

附广税赋考下。附论叶水心说口分世业。

叶水心文中有言：“唐朝兴起，只是沿袭北魏、北齐的制度而加以增减。其丈量土地的方法，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百亩为一顷。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一顷。周代的制度是一百步为一亩，唐朝却是一倍有余。这一顷的制度与成周时期不合。八十亩作为口分田，二十亩作为世业田，这是一家的田地。口分田必须根据家中人口数量来确定占田多少。周代制度是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唐朝制度如果子弟多，占田就越多，这又是一顷与成周不合的地方。所谓田地多足以养活人口的地方称为宽乡，田地少的称为狭乡。狭乡的授田减少宽乡的一半。土地有肥沃贫瘠之分，一年耕作一次的就加倍授田，宽乡三年耕作一次的就不加倍授田。从事工商业的人在宽乡减半授田，在狭乡不授田，这也与周代制度不同。先王建立国家，只是划分土地【孟子说：‘公侯的封地都是方圆百里，伯爵七十里，子爵男爵五十里’】而不划分人口，只是给百姓百亩土地，让他们自行治理。如果治理得法，那么即使土地不足，百姓也会有余【孟子所说的‘天下的农夫都高兴并愿意在君王的田野耕作’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治理不善，或者德行不足以安抚百姓，百姓不心悦诚服地来归附，那么即使土地很多，百姓反而会很少【孟子记载梁惠王所说的‘我的百姓没有增多’就是这种情况】。唐朝既然只用地方官吏来治理，那么在分配田地时，不应当先讨论宽乡狭乡，应当以土地情况来论，不应当以人口来论。现在却是宽乡自然多得，狭乡自然少得，这是狭乡迁徙到宽乡的人，又得以一并卖掉口分田、永业田而离开。成周的制度，虽然是授田给百姓，其间遇到水旱灾害不时发生，凶荒之年不常出现，上面又有赈贷救荒的措施，使得百姓可以相互补助而不致匮乏【此事见于常平义仓议论注】。如果唐朝只知道授田罢了，而没有补助的方法，纵然设立义仓赈济的名目【此事见于义仓门】，但既然允许百姓自行卖田，便自然没有体恤百姓的实质。成周的制度，最不允许百姓迁徙，只有犯罪才迁徙他们【《礼记·王制》记载：‘命令国都右乡的官吏，挑选不听从教化的人，移到左乡；命令国都左乡的官吏，挑选不听从教化的人，移到右乡；如果不改变，移到郊外；如果不改变，移到遂地；如果不改变，流放到远方，终身不被齿录’】。唐朝却允许百姓自行迁徙，并允许自行卖掉口分田。在刚授田之初，其制度就已经不能长久，又允许百姓自行卖田，百姓才开始有契约文书，从而得以私下买卖。所以唐朝相比前代，其法虽然粗略建立，但先王的法度也从此大大败坏了。后世只知道贞观之治，执此作为依据，所以公田开始变为私田，而田地最终无法收回。大概是因为他设立了卖田的法令，所以必然导致这个结果。”

紫阳方氏说：水心的议论，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论唐朝制度与成周制度不同，这不必十分计较，自然是相差悬殊。如果说设立卖田的法令，而有契约文书，到唐朝才开始有，那就不对了。商鞅废除公田，开辟阡陌，百姓得以买卖田土，《汉书·食货志》已经详细记载了贾谊、董仲舒等儒者的言论。《礼记》是汉代儒者编纂的，已经说“献田宅的人拿着文书致送，买卖田土有书面契约”，并非始于唐朝。只是周代时的书契用竹木制作，没有后世的纸张。唐末有五代时期的刻板印契，租庸调的法令已经不详细严密，而只知道过度征收口分、世业田，宽乡狭乡的区划处置失当，不能逃脱水心的批评。然而自从杨炎设立两税法，租庸调、口分、世业等制度全部消亡。富人买田而不缴纳赋税，称为有产无税；穷人卖田而不推收赋税，称为产去税存。我所居住的徽州，使用杨行密的法令，田山园地分为上中下三等，钱每文或一百或二百，税钱一贯，征收夏秋二税若干。我所治理的睦州，我放宽了大半，现在只论亩，田山园塘田一亩，征收丝六钱，其余有差别。没有秋苗税，从婺州、吴中的田亩征收几升米，没有夏绢。富人米有三二十万石，三五千石，不计算为富。睦州的富人只说几千亩，没有万亩的；徽州只说税钱三百贯、五百贯、七百贯，没有千贯的，一百贯、五十贯已经是好税户了。旧法不满一贯文的为四五等户，夏秋二科差派保长并零星残欠催缴以纳官。上三等户官府自行催缴，百姓自行缴纳，只是因为产业有买卖而赋税没有推收，上下作弊，所到郡县都是如此。所以朱文公治理潭州，急于首先推行经界法。其后或者归并，或者推排，大抵过户割税推收不明，弊端不胜枚举。周代制度泯灭于秦，而秦汉的制度又泯灭于唐。唐代的制度只有两税实行至今日，买卖田土自富自贫，土户、客户没有分别，过户割税推收官府不查察，苟且治理，其由来已非一日了。

附论田土租税赋贡可疑不一

孟子回答北宫锜：“周代分封爵禄的制度，因为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都毁去了典籍，不可详细得知。只听说其大概。”朱文公集注说：“我按，这种说法，与《周礼》《王制》不同，大概不可考，空缺即可。”程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