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攷卷五

译拥有千人、战车千辆的兵力，也不足以抵御强国。动不动就兴起十万、二十万甚至三十万的大军，而平民百姓从细微之处崛起，凭借欺诈、勇敢和谋略，才被提拔为将领，这已不再是六卿、三卿、二卿、一卿那种行军方式了。战国七雄的战争中，被烹杀、屠戮、毁灭的百姓数以千万计，那些得以成为将领而富贵，最终却战败的，以及先胜后败、尝试作战不胜随即战败的，数不胜数。所以沛公说：“任用将领不善，一旦战败便涂地。”而俗谚说：“三代为将，是道家所忌讳的。”如今怀王救援赵国的将领有三人，分别是宋义、项羽、范增。进入关中的将领有一人，即沛公。荀悦在《汉纪》中说宋义是楚国原来的令尹，《史记》和《汉书》没有记载，必定有所依据。项羽、范增、沛公都是从平民中崛起的。古代的人才出自平素修养，而后世的人才则在仓促间选拔。做将领的并非没有合适的人选，但兵制不如古代，使百姓糜烂受苦，实在令人痛心。汉王派韩信、曹参、灌婴攻打魏国，问郦食其：“魏国的大将是谁？”郦食其回答说：“柏直。”汉王说：“这个人嘴里还有奶腥味，抵挡不住韩信。”骑兵将领是谁？回答说：“冯敬。”汉王说：“这是秦将冯无择的儿子，虽然贤能，也抵挡不住灌婴。”步兵将领是谁？回答说：“项它。”汉王说：“这个人抵挡不住曹参。”我没有忧虑了。往往是当时，派遣将领必须有三个人，不是上将、次将、末将，就是大将、骑将、步将。汉王询问敌方的将领就能预先知道胜负，也可以说是知人之明。后世对阵的两国将领都是庸才，就像下棋一样。双方都是低手，但也必然有一胜一负。所以庸人错误地得以担任将领，就像低手棋手一样，忽然遇到高手到来，最终导致国家败亡。因此，战胜国的将领，未必不会成为亡国之人。侥幸获得一两次胜利的，日后或许难免沦为俘虏。世上所谓的《七书》《百将传》，误导的人太多了。

译项羽自立为上将军，认为怀王的计策不当：不应派遣军队去救援赵国，而应命一支部队直趋函谷关，命一支部队直趋武关，再分出一支部队监视章邯，不要进攻。两关危急，赵国的包围自然就会解除。众将领都不愿率先入关，只有项羽愿意奋力与沛公向西入关。众老将因为项羽凶残暴虐，沛公宽厚仁爱，所以派遣沛公入关，派遣项羽救赵。况且宋义位居项羽之上，以智谋驾驭勇力，这并非不是好计策。然而宋义先前论断武信君必然失败，恐怕也不过是像子贡那样侥幸猜中罢了？项羽论说救赵紧急，想要进军，应当委婉地与范增秘密商议。先说秦赵相斗的说法，宋义原本是对的。赵国灭亡、秦国强大，有什么弊端可以承接？项羽的说法也是对的，应该互相筹谋划策以穷尽事理才是。为何竟如此自高自大说：“披坚执锐，我不如各位；坐运筹策，各位不如我。”这正是项羽不可容忍的原因。况且他又下令，军中那些猛悍贪婪强横、不服从命令的人，全部斩首。这明显是指责项羽违背道义，杀了项羽，项羽就会杀宋义。两位将领不和，不是小事。恰逢宋义又送儿子去齐国做相，摆酒高会，项羽因此发泄愤恨而斩杀宋义吗？众将领畏惧项羽的威势，共同拥立项羽为代理上将军，向怀王报告。这与韩信请求做代理齐王有什么不同？怀王因此任命项羽为上将军，这与汉王顺势立韩信为齐王有什么不同？怀王心中怨恨项羽，恐怕也与汉王心中怨恨韩信没有不同。只是项羽日益强大，怀王于是不能制约罢了。项羽无君之心，大概从这里开始。随后项羽击败章邯军队，解除赵国包围，诸侯将领进入辕门，跪着前行，不敢抬头看。项羽从此开始担任诸侯上将军，军队都归属于他。颜师古将“始为诸侯上”断为一句，注释说：“‘繇’读同‘由’，以‘将军兵皆属焉’为下一句。”刘道原认为“将军”二字疑属上句。吕东莱《大事记》记载：“项籍为诸侯上将军”，这是正确的。至此，诸侯上将军的任命，如同近世总统诸军者，这也不是出自怀王的命令。他后来自立为西楚霸王，征兆已经显现了。

二世派使者斩杀杨熊

秦二世二年二月，项羽击败章邯，俘虏王离，章邯退军到漳水南岸，双方相持。二世派人责备章邯。三月，沛公与秦将杨熊交战，大败杨熊，杨熊逃往荥阳。二世派使者斩杀杨熊示众。这与唐明皇派遣边令诚斩杀封常清、高仙芝极其相似。杨熊、章邯都是秦国的精锐将领，战败后守卫荥阳，杨熊并没有过错，却因此被斩杀。章邯不能救援赵国，丢失王离、涉间、苏角三大将，罪过难道不比杨熊大？那么斩杀杨熊，正是为了促使章邯尽快投降楚国。唐朝斩杀封常清、高仙芝以平息边令诚的怨恨，也像二世被赵高迷惑一样，这就是哥舒翰一败就投降安禄山的原因。天下败亡的征兆，本来就有如此相似的情况。

断绝河津

秦三年四月，沛公向南攻打颍川，屠城，凭借张良，于是攻占韩国土地。当时赵国别将司马卭正要渡河入关，沛公于是向北攻打平阴，断绝河津。颜师古说：“直接渡河叫‘绝’。”我仔细推敲文义，颜师古的说法不对。说“绝河”而没有“津”，那就是直接渡河；如果说“绝河津”，那就是禁止断绝河上的渡口，收缴军船，用军队守卫河流，使司马卭不能渡河罢了。平阴县属于河南，魏文帝改名为河阴，水南叫阴，水北叫阳，现在的孟州旧为河阳，三城节度河阳县在河的北边，就是这个地方。汉高祖断绝河津的地方，《魏豹传》记载：“汉王还定三秦，渡过临晋，魏豹把国家归属汉王，于是跟随汉王在彭城攻打楚国。”汉王战败回到荥阳，魏豹请求回去探望生病的亲人，到了那里就断绝河津背叛汉王，这“绝河津”三字与《高帝纪》中的三字同义，乃是禁止渡河而不是渡河，可以毫无疑问。

收缴军中马匹骑兵

四月已断绝河津，向南在洛阳作战，向东进军不利，从轘辕到阳城，收缴军中马匹骑兵。这是说在洛阳以东作战，军队小败，于是越过轘辕的险阻，到达阳城，收缴军中损失的马匹骑兵。阳城，是南阳郡的县，现在的堵阳。《礼记》说前面有车骑就载着飞鸿，正义说：雁飞行有行列，与车骑相似。如果军前忽然远远看见对方有很多车骑，就在旗首画鸿雁并载着它，让众人看见而防备。然而古人不骑马，所以经典正史中没有“骑”字。现在说“骑”，应当是周末时的礼仪。《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要让国君骑马而归，国君的徒兵抓住了他。注：展，鲁国大夫，想与国君一起轻装回去【“乘”读如字，骑马也，“轻”音遣政反】正义说：古代服牛乘车，马用来驾车，不骑乘。到了六国时期，才开始有单骑。苏秦所说的车千乘，骑万匹就是如此。《曲礼》说：前有车骑者，《礼记》是汉代的书，经典中没有“骑”字。刘炫认为这左师展将要让国君骑马而归，是想与国君单骑而归，这是骑马的开端。《史记》赵武灵王十九年说：我现在将穿胡服骑射来教导百姓。谋划给楼缓，楼缓认为对，他的臣子肥义争辩，他的叔父公子成争辩，这两人已经顺从，而赵文、赵造、赵祒【音绍】赵俊又劝谏阻止，他们的辩说各自数百言，太史公

译详细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胡服骑射在此之前中原地区未曾有过，而赵主父（赵武灵王）随意改变古制，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大概骑马射箭是匈奴的风俗，中原地区只用马驾车，所以有车战和步战，而没有骑战。中原的百姓也不敢独自骑马奔驰。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说：“今天下车同轨”，意思是车辆在道路上行驶，遵循前人的轨迹，有一定的制度，不敢有差异，如果让人独自骑一匹马疾驰，就会惊扰百姓并违反法度。左师展是孔子同时代或稍后的人，他想让鲁昭公独自骑马返回鲁国，意在追求轻快敏捷，这已经是反常之举，恐怕是周朝制度所不允许的。《正义》认为骑马的逐渐兴起，在《史记》中寻求证据，那么赵武灵王确实是胡服骑射、单人单骑的开始。苏秦游说燕文侯时说：“战车六百辆，骑兵六千匹”；游说赵肃侯时说：“战车一千辆，骑兵一万匹”。赵肃侯是赵武灵王的父亲，与孟子同时代，当时战国时期已经从事骑战，恐怕是下令抛弃中原的法度而学习匈奴的战法，那么明确地教导百姓，国人从主父开始。《战国策》记载赵武灵王攻破原阳，将其设为骑邑，牛赞劝谏说：“解散步兵改为骑射，恐怕攻取获得的利益不如所损失的耗费。”这说明最初改变一个邑为骑射，然后全国跟随，这种改变古制并非一日之难，大概就是这样。近代学者大多不考察这个例子，〇见辟认为古人难道不骑马吗？魏鹤山撰写《诸经要义》，摘录《礼记》和《左传正义》的两段文字，以警示晚辈，不可诬蔑古人。从此以后，史书中记载擅长骑射的人代代不乏。李牧为赵国击退匈奴十万骑兵，而汉高祖在平城被围，匈奴到来时解下的马鞍堆积如山，中原的骑兵战逐渐兴盛，车战逐渐废弃。汉初还有车战，见于《夏侯婴传》。骑兵将领有骆甲、李必、灌婴，汉高祖在彭城战败，离开荥阳，逃出成皋，都是以数十名骑兵逃脱；而在鸿门之会，放弃车骑，独自骑一匹马，樊哙四人步行跟随，以免在非紧急时刻，往往由夏侯婴驾车，汉高祖在左边，樊哙〇乘车在右边，并没有完全废弃车战，而是间或也用车战。唐代房琯在陈涛斜的失败是因为车战，此后车战完全废弃。大概古代八岁进入小学，就学习射箭和驾车，没有人不会射箭，也没有人不会驾车；而一辆车配三名甲士，古代的驾车者，古代的射箭者，必须是天下最精锐的，然后才能抵御敌人。现在一旦制造千辆战车，却找不到三千名会驾车射箭的人，即使有七万二千名步兵护卫，也必然失败罢了。比如单人骑马射箭，也必定要熟练之后才能做到；有十万匹马，十万名士兵，却不曾练习射箭和骑马，强行让他们驰骋，也必然失败罢了。高适说：“胡儿十岁能骑马”，他们以射猎为生，所以从小练习骑马，治国的人可以以此为鉴。《汉书》中“骑”字从此开始，所以详细记载。

译楚怀王事先约定，先平定关中的人就封他为王。

当初，楚怀王与各将领约定，先平定关中的人就封他为王。颜师古说：“约，就是约定，指言语上的契约。”从函谷关以西，总称为关中。根据注解考证，楚怀王与各将领不仅口头约定，必定还立下了书面契约，写道“先平定关中的人就封他为王”，这似乎就像如今预先发给公据凭证之类，各将领各自持有一份，作为日后凭契约领取奖赏的凭据。《周礼·秋官》中的司约（“约”读作“妙”），掌管邦国及百姓的契约文书，治理神事、民事、地事、工事、器物、挚礼，共有六类契约。郑康成注解说：“剂，就是券书。”郑锷说：“约，是用言语订立的；书其约，是用券书记载的。剂，如同质剂中的剂，大概是两书一札，合同后分开保存。”买卖的契约，长期的叫质，短期的叫剂。这称为约剂，也是两书一札。那么，两书一札称为契，难道不是剖符的形状吗？先儒认为，治理神事的契约，比如不是应当祭祀的对象却命令去祭祀，就写下命令的原因作为契约，就像鲁国使用郊祭和禘祭这类情况。治理民事的契约，比如不是原本拥有的土地却分配授予，就写下分配的原因作为契约，就像分给卫国殷民七族，分给鲁国殷民六族，分给唐叔怀姓九宗等。治理地事的契约容易理解，是为了防止侵占争执。治理工事的契约，比如功勋在王室，收藏在盟府，就是汉代功臣带砺的比喻。治理器物的契约，指礼乐吉凶车服所能使用的，就像鲁国得以使用四代的服饰器物，六瑚四琏，崇牙八佾之类。治理挚礼的契约，指玉帛禽鸟相互往来有固定的制度。有人怀疑周公制定礼制，为何要设置这么多防范措施？我认为《周官》并非如此，应当另行考证。现在，只是借此来证明楚怀王入关的约定也有书面契约罢了。《礼记》说：“大信不约。”后来项羽向楚怀王请示，楚怀王说：“按约定办。”而项氏却违背约定，封沛公为汉王，最终导致自我灭亡。契约所在之处，汉理直而项理曲，就是这个原因。后世赐予铁券，说是不死，却从未兑现诺言；契约有时以伪为真，争竞不息。唉，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

关中

颜师古说：从函谷关以西，总称为关中。《周礼·地官》中有司门、司关。门，是国门；关，是近郊、远郊的关隘。都有符节来稽查出入。《易经》坎卦说：“天险不可攀登，地险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又系传说：“重重门扇，敲击木梆，以等待暴客，凭借山川丘陵设置门关的险固，这是王公不敢稍加忽视的。”然而所谓天险不可攀登，是什么呢？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阻。德行的险阻是天险，山川丘陵的险阻不过是地险罢了。秦穆公偷袭郑国，蹇叔哭着送别他的儿子，说晋国人抵御军队一定在崤山。崤山有两座山陵，南陵是夏后皋的墓；北陵是周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必定死在这里。《元和志》说：“从东崤到西崤，长三十五里。东崤长坡数里，高峻的山丘和深涧，车辆不能并排行驶；西崤全是石坡，十二里，险峻不亚于东崤。”这两座崤山还在秦时函谷关的东边。春秋时蹇叔说崤山的险要，那时那块地方还不是秦国的。战国时秦国土地越来越大，向东侵犯诸夏，而函谷关的险要于是成为秦国的要塞。六国合纵，仰攻函谷关；秦国开延敌人，六国的军队徘徊不敢前进。大概六国都是孱弱的君王，所以得到地势优势的一方更加得意而轻视他们。现在考察秦函谷关在唐代陕州灵寳县南十里，即汉代的黾县。路在谷中，深险如函，其中很少通行的道路，东西四十里，绝壁耸立，岩石柏树遮蔽，谷中常常不见日光。关距离长安四百里，日落就关闭，鸡鸣就打开。齐国孟尝君的门客能模仿鸡鸣而出此关，就是这种情况。向东到汉代杨仆所迁移的新函谷关三百七十八里，这个新关在河南府新安县，而秦关在灵寳的于是废弃。向西到唐代所设的潼关二百里，唐潼关在华州华阴县东北太华山的北边，山在华阴县南八里。关西一里有潼水，因此以潼水命名关。黄河从龙门向南流，被华山阻挡，转而向东流；渭水从西向东，在这里流入黄河。向西距离长安还有二百里，也是天下的极险之地。然而函谷关，秦国守卫并非不严密。陈涉所派遣的周章，乌合之众多达百万，入关到达戏水而后失败，不足以依赖。沛公听说章邯将要到来，派兵守卫，而项羽命令黥布击破他们，不足以依赖。潼关的险要，唐代哥舒翰守卫，也败于安禄山的将领，杜甫的诗可以考证，也不足以依赖。至于汉代的函谷关，顺从杨仆的私意，请求向东迁移三百七十里而废弃旧的险要，就无足可说了。《九域志》：京兆府到东京一千二百五十里，河南府洛阳向西到陕州二百八十六里，陕州向西到华州二百八十里，华州向西到京兆府一百五十里。计算古长安到现在开封，只有一千一百五十里，而秦函谷关、汉函谷关、唐潼关，跨越三个郡，河南、陕州、华州，从头到尾八百里，中间有黄巷、二崤、桃林的关塞，都号称极险。如果说险要可以长久依赖，那么秦、汉、唐至今还存在也可以了，所以说险要不足以依赖。荥阳、成皋，古时的虎牢；蜀地的

译剑阁，是吴国的长江，燕国的居庸关，历史上亡国的接连不断，不修德行而依赖天然险阻的人，应当以此为鉴啊！虽然如此，怀王手下的将领们没有谁愿意争先入关，关隘的可怕竟到了这种地步。沛公不从洛阳直趋二崤而向南经过邓林，向西攻打武关，也是有所考虑的。

译舍人陈恢

《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嫪毐与其党羽谋划伪造秦王御玺及太后玺，以此征发县卒、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打算攻打蕲年宫作乱。吕东莱说：“秦朝的兵制，大概在此可见。县卒是第一类，卫卒是第二类，官骑是第三类，戎翟是第四类，舍人是第五类。”我认为“君公舍人”四字应当连读为一句。秦朝的封君和县公所谓的舍人，即私人，如同家臣、食客、门人、近世的馆客、门士、边郡带行等人这类，也可以征发为兵。嫪毐败亡后，其舍人罪行轻的被罚作鬼薪或剥夺爵位迁往蜀地四千余家，家眷安置在房陵，其舍人之多竟至于此。而又有受赐爵位的，战国时期养游士甚至达到后车千辆，食客三千人，这是因为井田制废弛而士人没有固定产业。苏林说：“蔺相如担任宦者，如今舍人韩信被封为侯，也有舍人。”晋灼说：“舍人，《谢公传》中称舍人弟上书告发韩信就是此意。”颜师古说：“舍人，是亲近左右之人的通称，后来遂成为司属官职的名称。魏朝设置中书通事舍人，东晋废除，宋初又恢复设置通事舍人四员，齐永平初中书通事舍人四员，称为四户，梁朝去掉‘通事’二字，直接称为中书舍人，掌管诏诰。后魏设有舍人省，隋朝内史舍人八员，后来减为四人称为内书舍人。唐武德三年改称中书舍人，设置六员，是文士的最高选拔。龙朔年间改称西台舍人，光宅年间改称凤阁舍人，开元年间改称紫微舍人，都是其职务。宋朝初年中书舍人、起居舍人都是官名而非实职，另外设置知制诰以执行外制，称为三字官，又设置舍人院，由某官直舍人院，如富弼、欧阳修封还词头，所以给事中、中书舍人被称为有封驳之权。元丰官制开始正名，中书舍人在六侍郎之上，后来又设置权中书舍人在六权侍郎之上。左右史称为起居郎、起居舍人，又作为从官的次级，称为二史。至于如閤门宣赞舍人，即是武臣的清选，实际上是从徽宗改通事为宣赞开始，如閤门舍人则是孝宗初年设置，用来安置武举状元不试而授官，其余武举名士召试策论一道而授官，以比照文臣的馆职。设立东宫则有太子舍人，未改官制以前则中书舍人相当于后来的通议大夫；起居舍人相当于中行员外郎，为后来的朝散郎；太子中舍相当于后来的通直郎。”云【亡金宰相之子都防补閤门舍人，所以称谓如此如此】

封南阳守齮为殷侯

项羽救援赵国，杀死宋义，自立为上将军，然而还是先假意请示怀王，然后才真正担任此职。沛公担任砀郡长，武安侯之后，仍然称沛公，而封拜君侯，不请示怀王。以郦食其为广野君，以南阳守齮为殷侯，以陈恢封千户，如樊哙、夏侯婴、灌婴诸将赐爵之类，都不请示怀王。这难道也是已经得到怀王的命令，有所不必请示的吗？沛公此前屠城阳，屠颍川，杀泗川守壮，斩三川守由，击破章邯使其败走，东阿威声震叠。南阳守想要保全自己，已无生路，舍人陈恢劝说沛公约降，而封他为雍王了。其事与沛公相同，而秦民不信与沛公不同的原因，是什么？秦朝的臣子不忠于秦，暂时屈服于我，封他们是为了权宜之计。项羽所到之处，无不残灭；沛公所到之处，不许虏掠。这就是得失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封秦朝的叛臣以为得计，则不然矣。

项羽封章邯为雍王

秦三年七月，沛公接受南阳守齮投降，封为殷侯。当月，章邯全军投降项羽，封为雍王。当时沛公尚未入关。八月，沛公攻打武关，进入秦地，这是在章邯已被封之后。当时，项羽的意思，必定认为沛公未能进入关中，所以指使秦地封章邯，让他作为先锋，引导自己进入关中。不料沛公竟先于自己进入关中。沛公关闭函谷关是为了抵御章邯罢了。项羽大概想在进入关中之后，迁移章邯以王地，然而也有衣锦还乡的愚态，所以舍弃秦地而去。总之，刘邦项羽本无嫌隙。项羽封章邯时，沛公尚未入关，那么封章邯的原因，不是为了厌恶沛公。沛公已入关而防备章邯的到来，也是人之常情。虽然因为曹无伤一句话而发怒，奈何沛公理直词正，假如他在鸿门一剑，苟且杀死沛公，天下也不是项羽所能拥有的。迁移沛公王汉中，以三秦阻塞东路，焚烧秦宫室，掠夺秦府库，杀死投降的王，坑杀子弟，这就是帮助汉朝取胜，而最终自取灭亡的原因吧。

攻武关入秦，峣关蓝田【京兆府东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商州东至邓州，或说七百，或说六百二十五里，书传字画不一，邓州至长安不满千里】

武关，是秦朝的南关，通往南郡，即现在的邓州。武关在柝县一百七十里，柝即现在的内乡县。现在邓州西北至商州六百二十五里。武关属于商州。沛公八月既入武关，赵高弑杀二世，派人来约定，想要分王关中，沛公不答应。九月，赵高立子婴，子婴诛杀

译攻灭高后，发兵驻守峣关。峣关位于蓝田县东南九十里处，蓝田县也叫峣柳城。峣关也称蓝田关。沛公采纳张良的计策，用金钱贿赂秦将，假装结盟，趁秦军松懈之际，率军绕道峣关，翻越蒉山，攻击秦军，大败秦军。蓝田南面的蒉山在蓝田县东南十五里处，越过此山，峣关就在七十里的远处，而军队已逼近蓝田县了。张良的计策也不值得称道，这种反复无常的权诈手段，世人多称赞它，却是先儒所鄙视的。只是秦朝大势已去，所以沛公的军队势如破竹。蓝田隶属于现在的京兆府，距离府城西北七十里。秦都位于渭河北岸的咸阳。所谓连和，是假意答应与沛公分王关中，随即又进军。子婴于是渡过渭水向南投降。

译汉元年冬十月

这是汉元年冬十月。因为沿袭秦制没有改变，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即以寅月为岁首，那么商朝的丑月、周朝的子月就是错误的。”先前的儒者有天统、地统、人统的说法，有改正朔的说法。那么岁首如果是子月，就以子时作为初一。初一，就是早晨，是一天的开始。建丑、建寅也理应如此。所以祭祀使用所建之月的初一，并区分其日夜。如果建亥，难道可以把亥时作为一天的开始吗？颜师古认为秦朝以十月为正月，即夏朝的正月。夏朝的四月是七月，夏朝的七月是十月。冬、春、夏、秋都错乱了。然而《史记》记载夏朝正月为端月，认为是因为秦始皇名政，避讳而改为端正，原本读音为政，后来改为平声，也是避讳。那么似乎不曾以十月为正月。颜师古认为史家追改秦朝的正月为汉朝的冬十月，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淳认为张苍因为高祖十月到达霸上，所以沿袭秦制以十月为岁首。那么汉武帝在太初二年夏五月修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才开始使用建寅为正当。至今没有人敢更改。然而都以子时为一天的开始，寅月为一年的开始，“改正不改朔”之说【王莽篡汉，改十二月为始建国元年正月的初一，以鸡鸣为开始】

东莱书楚义帝元年冬十月

沛公到达霸上，本来是秦王子婴元年，《史记》却记载为汉元年。《汉书》记载秦二世元年，秦二年，秦三年，而单独记载元年。冬十月，紧接着记载五星聚于东井。《通鉴》删去五星聚的事，先写标题为《汉纪》一，然后写元年冬十月，沛公到达霸上。只有东莱《大事记》的记载特别奇特，说楚义帝元年冬十月，沛公到达霸上。秦王子婴投降。朱文公《通鉴纲目》所依据的也是这个。《汉书·高帝纪》第一卷共四年，东莱在义帝元年后，记载汉高皇帝二年，西楚霸王二年，即楚汉都没有元年。项羽死后，才单独记载汉太祖高皇帝五年，东莱也记载了星聚的事。

五星聚于东井【历家考别见】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刘贡父说：“按照五星的运行，水星常常不能远离太阳。这十月如果使用夏正，那么太阳已经在大火星了，水星怎么能与四星都在东井？大概五星本来是以秦十月聚于东井，高祖是以夏十月入秦。当时的人想显示汉德应天命，所以合而言之，史官承袭人言而不改。”检查《史记》，这一年是甲午年，岁在鹑首，七月太阳在鹑火，那么水星跟随岁星无疑。我说这个说法是对的。本出自《北史》高允传，对崔浩说：“按照星传，金星水星常依附太阳而行。冬十月，太阳早晨在尾箕，黄昏没于申南，而东井刚出于寅北，二星为何背离太阳而行？这是史官想神化其事，不再推究于理。”崔浩不认为高允说得对。后来一年多，崔浩对高允说：“先前所论的，本来不经心，等到再考究，果然如你所说。”以前三月聚于东井，不是十月。我曾著《历象考》，汉《太初历》推算日月五星起于牵牛，说冬至会于星纪之次。然而尧时冬至太阳在虚一度，到汉太初元年丁丑年冬至太阳在斗十二度，那么已经离开牛六度了。牛六星八度，斗六星二十六度，与牛的初度接界。《律历志》说这一年冬至太阳在牛初度，正在分界之上，而古今推算者争差六度。近甲申年冬至太阳在箕，比尧时差四宿，比汉时差三宿。《月令》：正月太阳在营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毕，五月在东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虚女。秦汉之间，只说：“冬至或在牵牛，或在斗；夏至在东井。”一月三十日，或在月初，或在月末，固不都在月中。虽然尧时冬至太阳在虚，近时冬至太阳在箕，决无东汉间十月太阳在东井之理。金星水星常依附太阳而行，那么说夏七月建申之月，五星聚东井，是有的。夏七月，秦十月也。沛公这时刚下南阳，八月开始攻武关，九月开始破峣关，岁在甲午也。次年乙未冬十月至霸上，沛公未到秦地，而五星先聚于东井，不是秦的祥瑞，而是沛公山东的祥瑞。史臣因而记载，如高允、刘敞所说，极是。东井八星。占天二十三度，相当于十一分之一，那么五星聚于此，必定也相望稍疏，不密密相比。古之五星聚者，仅五见于史传：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齐桓公将霸，五星聚箕；汉祖将入关，五星聚东井；安禄山作逆，天宝九年八月，五星聚尾箕；宋兴，干德五年，岁在丁卯，三月二十七日，五星聚奎。此外，《李邺侯家传》说肃宗收复长安，那年五星聚东井，唐史不书，无

译可以考证的是。

派遣郦食其、陆贾前往游说秦将，用利益引诱他。秦将果然想要联合讲和。

译《春秋》记载“平”，是后世所说的“和”。杜预说：“和解而不结盟称为平，也称为成。”《左传》中有“更成”、“请成”的说法。杜预说：“成也就是平。”比如华元促成晋国与楚国和解就是如此。晋悼公时期，魏绛与戎狄和好，被赐予音乐。战国时期有时称之为谋略，六国联合和解而攻打秦国，称为合纵。秦国与某国讲和，攻打某国称为连横，所以称为纵、横。两国相争，两军对阵，却有时出现和解的局面。不知道后世因和解而误人国家的情况很多。晋国荀息用垂棘的美玉、屈地产的良马，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于是虢国灭亡，虞国也灭亡了，玉璧和良马又回到了晋国。这就是张良教刘邦用重利引诱秦国将领的计策。《张良传》相比《汉纪》少了陆贾二字，有说：“持重宝引诱秦国将领。”有说：“秦国将领果然想要联合和解，大多一起向西袭击咸阳。”刘邦起于平民，所谓重宝，是攻城略地所得，哪里值得称道呢。刘邦想要的，是灭掉秦国而在关中称王。赵高杀害秦二世，派人告诉刘邦想要约定分割关中称王，这是杀害君主的贼人，刘邦不答应是对的。现在听从张良的计策，用重宝引诱秦国将领，必定会让郦食其、陆贾两位先生去游说秦国将领共同攻打咸阳，分享在关中称王的利益。当时，项羽封章邯，刘邦封南阳守司马卬。那些商贾出身的将领，也已经心动，所以背叛而跟随刘邦。殊不知张良的计策是欺诈。于是趁着他们懈怠而攻击他们，绕过峣关，越过蒉山，从蓝田出来，到达霸上。秦国将领所得到的重宝，怎么能拥有呢，自身即将死亡，可以说是愚蠢了。后来鸿沟之约，项羽松懈而向东归去，张良劝汉王追击消灭项羽，也是出于此策。难道三代王者之师会有这种计策吗？郦食其说服齐王，历下的守将而汉王没有诏令阻止韩信，郦食其于是被烹杀。郦食其也值得怜悯。必定先使敌人的守备懈怠，然后急速攻击。张良又哪里真有辅佐真王的才能呢？金人俘获靖康二帝，也使用这种狡诈的计谋。四方勤王的军队刚刚聚集，而围城中的讲和诏令已经下达，并且不许进兵，以阻碍和议，这是束手就擒而自取灭亡。绍兴的和议，秦桧又暗中作为敌人的内奸。所以说后世因和解而误人国家的情况很多啊。用小利引诱，而包藏大祸之心，世道衰微，人心危殆，已经很久了。

刘邦到达霸上

元年冬十月刘邦到达霸上。应劭说：“霸上是地名，在长安以东三十里。古代叫滋水，秦穆公改名为霸师。古代叫霸水，上面所以叫霸上，就是现在所谓的霸头。用现在考证，长安以东三十里，是汉代的长安城。唐代的长安城又稍微向东十三里。秦国的都城咸阳在渭水以北，在渭水上架桥而向南，桥宽六丈，桥柱七百五十根。用渭水象征天汉，而渭水以南也通称咸阳。汉萧何所建都城，则在渭水以南而稍微向东。唐代继承隋代长安，又稍微向东。现在《汉书》注应当以汉长安城为依据。”关中地区的水，泾、渭、灞、浐【霸没有水，是后人添加的】渭水从西向东流入黄河，在华州、同州之间。它的源头远自鸟鼠同穴山。泾水流入渭水，浐水流入霸水，而霸水流入渭水。霸水的源头出自商州上洛县，向西北流到蓝田县境，才流出山谷。山谷就是丽山的山谷，也叫蓝田山。浐水汇合处在长安以东二十里。霸水向西到长安城二十里，水向东到霸城十里。霸城向东到新丰县五十里。蓝田县在长安东南七十里。大概霸水流经的地方称为白鹿原，水流在原上，居高临下。刘邦屯兵在霸水以东，靠近秦霸城，距离长安三十里。秦国是四面险要的国家，面面有关隘。从汉唐来说，北有渭水与黄河，南有太白、终南山，就是太白山。自从西域绵延以来，越过陇坂以连接商洛，总称为南山。所以说北有黄河、渭水以南、终南山、西有陇山、东有蜀地、殽函。北举渭水，南举终南山，而秦国的形势就显现了。刘邦的霸上，已有秦霸城，也叫芷阳。而汉朝兴起以后，文帝在这里最初建立霸陵，才开始有霸陵县，才开始有霸桥。王莽时霸桥发生火灾，王莽说上天断绝霸陵的桥。凡是霸上、霸西、霸北、霸南、霸东、霸城、霸陵、霸桥、霸亭，都是这条水。只有长安东头第一门叫霸城门，叫青门的，是汉都城门。邵平种瓜处，遥指这条水这条路命名。大概汉唐从长安向东出，或者去函谷关，或者去武关，必定在霸桥分别。唐代有南北霸桥，北桥向东趋则函谷路，南桥而东南趋则蓝田、武关路。霸上就是秦的霸城，向东到新丰县五十里。鸿门在新丰以东十九里，戏水在新丰以东二十五里，这是刘邦项羽入关屯军会合的地方。

子婴在枳道旁投降

秦王子婴在枳道旁投降。苏林说：亭名，在长安以东十三里。师古说：枳音轵。轵道亭在霸城观西四里。东汉书长安霸陵有枳道亭。程泰之《雍录》：枳道亭在汉长安城东都门外十三里。长安东面三门，这是北来第一门。自长安

译出东都，必定经过这道门，这说法类似于近世开封府所说的陈州门、郑州门、曹门，其含义相似。至于称“秦王”的原因，应劭说：子婴不敢承袭皇帝的称号，只称王罢了。东莱《大事记》记载：查考《史记·本纪》，子婴作为秦王四十六天，楚将沛公到达霸上，派人约定投降，子婴便捧着天子的印玺符节在枳道旁投降。回溯考证，秦国嬴姓，是帝颛顼的后代，伯益的后人，在西戎地区守护西垂。后来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被封于赵城，成为赵氏。非子居住在太丘，周孝王派他在汧水、渭水之间主管养马，马匹大量繁殖，于是赐给他城邑。秦地是汉代天水郡陇西县的秦亭。周宣王时，秦仲开始强盛，见于《诗经·秦风》。不久被西戎杀害，他的儿子因破戎有功，被封为西垂大夫。周幽王被犬戎杀害，秦襄公因救难有功，周平王躲避戎人东迁洛邑，将岐山以西的土地封给他，襄公于是设立西畤。《史记》认为这是僭越的开端，诸侯而祭天，如同创立了西帝，指的是中原地区的西方。秦文公居住在岐地，设立鄜畤，收编周朝遗民并占有他们，疆土扩展到岐山。秦宁公迁居平阳，在郿县的平阳亭。秦德公居住在雍城，在唐代凤翔府天兴县，距离唐代长安三百一十里。秦献公修筑栎阳城，迁都于此，在渭水以北、咸阳以东。秦孝公时土地开始更加广大，任用商鞅治理国家，建造咸阳，在渭水以北修筑阙门。汉代长安城西北约三十多里，跨越渭水作为都城，这是在周显王十九年，废除井田制，开辟田间道路，废除都邑改为郡县（起初设立三十一县）。孝公去世，儿子惠王即位，车裂商鞅。这是周显王三十一年。周显王四十四年，秦惠王开始称王，改元为后元年。惠王去世，儿子武王即位，初次设置左右丞相。武王举鼎折断膝盖骨而死，没有儿子，异母弟弟稷即位，这就是昭王，他诱骗楚怀王在武关相会，抓住并囚禁了他，天下因此认为秦国不正直。周赧王五十九年，即昭王五十一年，于是灭掉周朝，他在位五十六年去世。孝文王即位一年去世，庄襄王即位三年，去世。儿子政即位，这就是始皇。在位二十六年，统一天下，称始皇帝。三十七年，在沙丘去世。他生于壬寅年，死于辛卯年，享年五十岁。儿子胡亥即位，元年为壬辰年。七月，陈涉起兵。九月，沛公、项梁起兵。三年甲午年，二世被赵高所杀。子婴即位，四十六天。从非子到子婴，共三十四代而秦朝灭亡。汉王没有杀子婴，把他交给官吏看管。项羽到来后杀了他。嬴姓于是没有后代了。

译素车白马，用丝带系住脖子。

应劭说：素车白马，是丧服，系住脖子是想自杀。颜师古说：这里的组是绶带。秦朝以前，没有让天子降尊的说法。楚庄王讨伐郑国，攻克了它，从皇门进入，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来迎接，说：“我没有德行，不能侍奉您，因而招致您的愤怒并波及到我的国家，这是我的罪过，怎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如果您不忘记厉公、宣公、桓公、武公的功德，不灭绝郑国的社稷，让我改换侍奉您，这是我的愿望，但不敢奢望。冒昧地陈述我的肺腑之言。”楚国群臣说：“大王不要答应。”庄王说：“郑国国君能谦卑待人，一定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怎么可以灭绝它呢？”于是撤兵三十里，答应了郑伯。讲和，这就是楚庄王之所以被称为“庄”的原因。吴国讨伐越国，越国讲和；越国讨伐吴国，灭掉了吴国。然而越国也不能占有江淮以北的土地，把那些地方给了楚国、宋国、鲁国，仅仅能够自保，不久也被楚国所灭。那么，我能灭掉别人的国家，别人也能灭掉我的国家，这样反复无常，不是好事。秦昭王诱骗楚怀王并拘禁了他，与楚庄王已经俘获郑伯却释放他相比，哪个更好？所以楚国人切齿深恨，最终导致秦国的灭亡。沛公约定与子婴一起投降，一定有安置他的办法。将领中有人说诛杀秦王，沛公说：“当初怀王派遣我，本来就是因为我宽容，况且人家已经投降，杀他不吉利。”于是把他交给官吏看管，等到项羽到来，就按照怀王的约定办理。沛公得以称王关中，项羽率领军队向东返回，听从怀王的命令，分封各国。沛公一定有土地来供养子婴，不灭绝他的祭祀。难道是因为秦朝杀人太多，所以上天借项羽之手灭绝他的祭祀吗？晋国平定吴国，隋国平定陈国，孙皓、陈叔宝都能终老。那些司马炎、杨坚尚且能这样做。金人胁迫我们的两位皇帝在青城投降，徽宗已经去世，钦宗最终被完颜亮杀害，完颜亮也在瓜洲被杀。天理未曾不明。所以说：祸患没有比杀害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白起在长平，项羽在新安，坑杀投降的士兵都达数十万，这也是自取灭亡罢了。

皇帝的玺印、符节

《周礼》中的司关、司节、小行人有玉节、角节、龙节、人节、虎节、符节、玺节、旌节、官节。郑康成说：“用玉制作，角节的制作方式没有听说过。”郑锷说：“任命为诸侯使守邦国的，用玉节来辅助；任命为君长使守都鄙的，用角节来辅助。这是守节，是邦国和都鄙的区分。”又说：“铸造金属为节，分别做成虎、龙、人的形象。山国多虎，泽国多龙，平原地带则是人聚集的地方。晋、楚多山，吴、越多水，陈、郑是平原旷野，看他们所持的节，就可以知道他们所去的邦国。这是行节，是使者所持的。”符节用于门闗。郑康成说：“如同现在宫中各官诏令玺节所用的货贿。”康成说：“现在的印章，这两样东西都不是手中执持的东西，符用来合验，玺用来封缄而已。”旌节用于道路。康成说：“现在使者所持的节像这样，就与铸造金属制成的虎节、龙节、人节不同了。”小行人的官节。陈祥道说：“剖开竹子做符节，完整的竹子做官节。”那么后世分为三样东西：叫符，叫传，叫繻，像契券之类，用来谨慎门闗的出入。剖符分封功臣，铜虎符、竹使符各五个，等待合验后才发兵，这是一样东西。叫玺，叫印，叫章，用玉、金、银、铜刻制，作为印信，总名叫印，这是一样东西。叫握节，叫持节，叫仗节，是臣子奉命出使边境的节，节上的羽毛上下相重，取象于竹节，这又是一样东西。都掌管在天子的有关部门。《周礼》典瑞，又有所谓用玉制作的器物，作为符信，插着大圭，拿着镇圭，是王的瑞信。公拿着桓圭，侯拿着信圭，伯拿着躬圭【也叫身圭】，子拿着谷璧，男拿着蒲璧，这是人臣的五玉五瑞，用来朝觐、宗遇、会同诸侯相见，都是天子赏赐而拿着的，进贡它作为信物。雕刻圭、璋、璧、琮用来聘问，珍圭用来征召守臣，用来救济凶荒，牙璋用来起兵，用来治理军队防守，璧羡用来起度，谷圭用来和解危难，用来聘娶女子，琬圭用来治理德行，用来结交友好，琰圭用来改变行为，用来清除隐匿，其种类繁多不同如此。也就是后世所谓的麟符、虎符、兔符、鱼符、兵符。至于用玦断绝别人，用环归还别人，没有不寄托在器物上来表达寓意的。只是不知道天子佩带玺印始于何时。《左传》中季武子夺取卞地，派公冶询问襄公玺书追回并给他，左右都说：“是印。”印称为玺，只有《周礼》《左传》中有，用玉做玺，用组绶贯穿。天子佩带它，一定始于秦朝。而汉朝诸侯王以下没有不拥有的。天子的玺都是白玉螭虎纽，文字是“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共六玺。诸侯玉印，黄金橐佗钮，文字是“玺”。列侯黄金印，龟钮，文字是“印”。丞相将军黄金印，龟钮，文字是“章”。中二千石银印，龟钮，文字是“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龟钮，文字是“印”。

译我回曾见过汉代的铜印，扁平而方正，大小如同现在的准尺一寸左右，中间有圆孔用来容纳丝组，丝组是用来穿系印纽的。印的背面就是所谓的鼻钮，印的正面即中间刻有篆字，留空处形成文字。丝组的两头称为绶带，用来系在腰间作为佩饰，所以说“方寸之印，丈二之组”。苏秦佩戴六国相印，就是六条绶带、六枚印章。杨璞拥有银印和黄色绶带三组，就是三条绶带、三枚印章。不像现在人的印章大而不可佩戴，需要用匣子封存。《通典》说：“秦代将印称为玺，因为玉制的不通用于臣下，皇帝有六枚玺”，这说法前文已提及。秦始皇得到蓝田白玉制成玉玺，螭虎形钮，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史记正义》说：“《汉官仪》记载，子婴献上秦始皇的蓝田玉玺，因而服用它，代代相传，号称汉传国玺。”据此可知，这枚玉玺是在六玺之外的。《后汉书·志三》注中记载有三处不同，引用《吴书》说：“汉室混乱时，天子向北前往河上，六枚玺没有随身携带。掌管玺印的人将玺投入井中。孙坚向北讨伐董卓，驻扎在城南，官署中有井，每天早晨有五色气从井中冒出，派人淘井得到了传国玺，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面有钮，五龙交盘，玉高七寸，龙角缺一角。”这一注已与《通典》所说的螭虎钮不同，而且我听说蓝田玉是碧色而非白色，这是第一处疑点。又注引《晋阳秋》说：“冉闵大将军蒋干将传国玺交给河南太守戴施，戴施献出，百官都祝贺，玺光照透亮，上面蟠螭纹隐起，书写着‘昊天之命，皇帝寿昌’，这是秦代的旧玺。”这完全与前注及《通典》不同，这是第二处疑点。又注引徐广说：“传国玺文字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这又与《晋阳秋》一字不同，这是第三处疑点。现在考证《汉元后传》，王莽派遣王舜向太后求取传国玺，太后不肯交出。王莽反复辩论解说得很辛苦，太后才拿出玺投在地上交给王舜，起初并没有提及玺上的文字、尺寸以及玉色，为何像现在俗传的《博闻录》那样？恐怕大多不合常理，不足以相信。《汉书》记载昌邑王贺立为太子，霍光废黜他。霍光拉着他的手，解下他的玺绶以及未封存的皇帝行玺、信玺十六枚，以及自用的符玺，取节十六枚，并撰写玺书，派遣使者持节征发一千一百二十七件事，足以看出汉代皇帝的玺不可不封存，符节不可妄用，而玺必定佩戴在腰间，是很明显的。东汉志注又说六玺的用途不同，玺都用武都紫泥封存，青色囊袋白色丝绢衬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皇帝带绶。黄帝六采不佩玺，玺用金银丝绳系组，侍中背着跟随。秦以前，百姓都佩戴绶带，用金玉银铜犀象制成方寸玺，各自佩戴所喜爱的。奉玺书的使者乘坐驰传，即驿骑，三骑并行，昼夜千里为行程。考证这些可知，侍中背负玺印，君主不佩戴，所以典制恐怕是临朝时佩戴，而闲居时由侍中背负。又可见秦以前，虽然百姓也都佩戴私印私绶，而君主则有侍中背负。又因此得知玺书尺一之制，一昼夜千里为行程的说法。现在的印章都有匣子，其制度见于《南部新书》说：三十四司郎官印的旧例，都收纳在直房，每次郎官交接印章时，吏人将其系在手臂上互相传授，颇觉繁琐。杨虞卿任吏部员外郎时，开始设置匣子加锁来存放，人人都认为方便，至今没有改变。程泰之说古代担任此官就佩戴此印，印有组常系在腰间，垂挂一日，去官即解下，上交有关部门。后世交给典吏加匣封存，也很方便。这离古代已经很远了。然而我认为现在的印章重而大，佩戴不便，各百官衙门及郡县印章都有匣子贮存、包袱封存，长官又在内层封存，吏人掌管牌符以出入。有的称为印司，而历代君主有的称为符玺郎、符宝郎，大概与古代没有一处可以相同的。

译附考五玉

《周礼》中先儒们所不完全相信的内容，然而《典瑞》篇所说的五玉，已经在《舜典》中出现。考证其《正义》的意思，大概是指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是公、侯、伯、子、男所执持的。尧曾经授予舜，舜即位后诸侯前来朝见，既安抚了他们，又分赐五玉让他们带回，这就是所谓的符信。唐虞时代，诸侯多达万国，大禹在涂山会盟，执持玉帛前来的有万国，那么五玉的制度，周代由典瑞掌管，这是不可否认的。下文提到的三帛、二生、一死作为贽礼，所谓贽礼只是这三帛、二生、一死，似乎不应当与五玉连在一起说。孔颖达的传注解释三帛，说诸侯世子执纁色帛，公孤执某种帛，附庸之君执黄色帛；二生中，卿执羔羊，大夫执大雁；一死中，士执野鸡。三帛、二生、一死，作为贽见之礼就是这样，那么五玉是诸侯自己制作的，可以吗？《正义》在解释“班瑞”时说：这些瑞玉本来是从尧那里接受的，安抚后又归还给他们，这是对的。孔传也说圭璧如五器，礼仪结束后就归还，而三帛、二生、一死则不归还。我私下怀疑五玉作为符信，查验无误后，仍然把它交还给诸侯，这与贽礼不同。五等诸侯朝见君主，《顾命》中有“壤奠”的说法，其制度不止于此，只是不知道在尧以前分封诸侯，除了用五瑞作为信物外，有没有简策？《尚书》所说的“命”，应当有竹制的简策，木板制的方版，但现在无法考证了。《黄帝素问》说岐伯所说的话，都是太古所传的金匮玉板，那么古人为了防火而谋求长久保存，用玉书写事情放入金匮，与诸侯符信用五玉制作，不朽且不可焚烧，道理是一样的。又不知道帝王时代往来文书有没有？周代的符节和玺印，所谓典瑞所掌管的玉器不止一种，瑞司关掌管的节，小行人所执的节也不止一种物品，这些果真是周公所制定的吗？古人用玉的种类繁多，哪里能得到如此多所谓的美玉？朝觐时所执持和分赐的，祭祀时所奠放、埋藏和沉水的，祭器中的圭瓒、冕旒、佩饰、节玺，作为权度、作为案几和土圭，作为律管，死后防止饭含，详细区分它们，不可胜数。现在的人难得美玉，姑且把它当作玩具，而腰带一事，从唐代以来君主服用它，用来赏赐贵臣，大戚近世武臣镌刻并服用它，不认为是僭越。俗人喜欢佩戴玉绦环、刀柄、巾环，而用玉盏玉盘来劝酒，尤其奢侈。至于朝廷的玺章，那么徽宗制作八宝，宝庆年间获得亡国之玺，改元之事应当另行考证。

附考玉刚卯

我最近看到鲜于伯防枢佩戴一块玉，长约一寸许，四方宽约半寸许，中间有孔可以穿组带。四面有字，每一面各篆书刻八字，两行各四字，如蝇头小字般细微，用金文装饰，极其精细。问是什么东西，伯防说：“这是宣和年间徽宗宫中人所佩戴的辟兵符。”我考证它，应当是汉代的玉刚卯。《王莽传》记载：“皇天革除汉朝而建立新朝，废黜刘氏而兴起王氏。刘这个字，是卯金刀。”正月刚卯，金刀之利，都不能施行。服防说：“刚卯在正月卯日制作，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木，系在革带上佩戴。现在还有玉制的。”晋灼说：“刚卯长一寸，宽五分，四方中央纵向穿孔，用彩色丝线茸饰其底部，像冠缨的头，〇刻其上面作两行文字说：‘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另一面铭文说：‘疾日严卯，帝令夔龙，顺尔固伏，化兹灵殳，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颜师古说：“现在往往在土中得到玉刚卯，按照大小及文字，服防的说法是对的。”我说：“服防的说法是对的，应当说是晋灼的说法是对的。”服防说长三寸，宽一寸，但不说文字。根据我所见的，伯防宣和年间所制的，与晋灼的说法相合。然而晋灼前面的铭文还多两个字，恐怕是徽宗得到汉代玉刚卯，依照它的式样制作，赏赐给宫人。《后汉书·志》说佩戴双印，那么径直把这玉刚卯当作印而双佩，长一寸二分，方六分【以我所见大约是】，皇帝、诸侯王、列侯用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都用黑犀角，三百石以至私学弟子都用象牙，丝绳捆扎的制度也随之不同。两印的文字与《汉书》注相同。那么虽然这是汉代的制度，它也是儿戏之类吧？夏商周三代没有这种制度。现在人所佩戴的箆刀，古代叫容刀，茹袋古代叫囊，叫槖，让儿女佩戴，《内则》中有详细记载，大概不是单一物品，以适应使用。玉刚卯似乎是辟除疫病的东西。五斗米道后来演变为书符，妇女有钗符叫辟兵符，由来已久了。

古今考卷五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续古今考》>

钦定四库全书

古今考卷六

元 方回 续

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

公论所赞许的，如果有其名而无其实，是不可以的。公论所指责的，如果有其名，于是就有其实，尤其不可以。沛公号称宽大长者，这是公论所赞许的。然而没有其实。不诛杀秦王子婴，那么就有其实了，这样就可以得到天下了。沛公在山东时，贪财好色，这是公论所指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