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攷卷十四

译陈祥道先论述《周礼》，所以多有错误。现在先谈《易经》来证明这一点。《易经》豫卦说：“先王因此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隆重地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这是说制作音乐的盛大。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这指的是郊祀配天、明堂配帝，都使用音乐。上帝就是天，天就是上帝。陈祥道曲解，认为配享祖的是天，配享考的兼指五帝。把天与五帝合称为上帝。《易经》与《周礼》的意义是一致的。我详细考察豫卦的大象，前后解说《易经》的有数十百家，没有五帝的说法。陈祥道的说法是错误的。陈祥道说《诗经》《尚书》的文字从未称五帝，而《尚书》也从未称昊天上帝，那些称天和上帝的，大都是泛泛而言罢了。况且《诗经》《尚书》不提及五帝，而《周礼》唯独提及五帝，这一定是刘歆的附会无疑。我曾在《社稷考》后第八条附五峰胡氏《郊祀之辨》、考第九条附“社即祭地”、考第十条附“郑玄不辨地社”，又附“天与五帝上帝”考，凡是《周礼》中五帝的出处都具备在那里。陈祥道费尽心机掩饰，附会刘歆，完全不可取。学者请详细考察。

译右陈祥道附注《周礼》五帝考

天就是帝，帝就是天，这是互文见义。《尚书·益稷》说：“以此昭明地承受上帝的旨意，上天再次降下命令，赐予美好。”《尚书·洪范》说：“鲧堵塞洪水，上帝于是震怒，不赐予洪范九类大法。”又说：“上天于是赐予禹洪范九类大法。”这就是天即帝，帝即天。又哪里有所谓的五帝呢？上帝是天的主宰之神，有平时对越（面对）而言的，指的是礼仪而非形体；有以斋戒祭祀而言的，则有感应之道。天有听觉，天有视觉，敬畏上天，叙述有常典，天秩有礼仪，天命有德行，天讨有罪过。只有皇上帝将本性降给下民，上帝监视着你，不要有二心。伊尹感通于皇天，伊陟感通于上帝。帝对文王说，不靠大声和脸色，不靠智识，顺从帝的法则。这是以对越而言的。天就是帝，帝就是天，又哪里有所谓的五帝呢？《礼记》：“大雩祭帝”，又用以共祭皇天上帝，又因吉土在郊外飨天帝。在郊外祭帝，是为了确定天的地位；郊社是为了侍奉上帝。天子亲自耕种粢盛秬鬯，用来侍奉上帝。圣人能够飨帝。《易经》：“王用享于帝”，以及先前作乐荐上帝。又圣人以享上帝，建立庙宇。这是以祭祀而言的。天就是帝，帝就是天，又哪里有五帝呢？自从秦朝创立西畤，有了白帝的说法，逐渐演变为四帝；而汉高祖又增加了黑帝，成为五帝。秦人焚书之后，汉儒生而习见此说。文帝在五畤之外，后来被新垣平的说法迷惑，建造五帝庙，设立五帝坛，亲自祭祀。新垣平败露后，让祠官管理而不亲自前往。武帝时期，亳人谬忌奏请祭祀太乙说：“天神中最尊贵的是太一，太一的佐神是五帝。”过了很久，又命令祠官宽舒等人准备太一祠坛、太帝坛，坛分三层，五帝坛环绕在下方。又后来，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的明堂图，中间有一座殿，四面没有墙壁，用茅草覆盖，通水，圆形宫墙，名叫昆仑，用来并祭上帝。于是建造明堂，在汶上明堂祭祀太一、五帝，都可以说是没有经典依据的。大概自汉朝兴起，有五畤的帝；文帝、武帝有新垣平的五帝，有谬忌的五帝，有公玉带、汶上明堂的五帝，而太一最尊贵。又郊雍有礼，甘泉祭天，汾阴祭地，各有礼仪，又封禅泰山有礼，更加不胜其烦。

右引经证天地考

天没有两个太阳，民没有两个君王。天就是帝，没有两个天；帝就是天，没有两个帝。而秦汉以来，有六天六帝的说法。所谓大示、地示、土示、后土、皇地祗，都是地。三代之前，以郊对社来祭地。社稷之社，对立者，又有所谓王的大社，分五色土用茅包裹，用来封诸侯。或许也在此社祭地吧？现在诸儒的议论，说后土不是社，说地神有两个。陈祥道说：“先王亲近地，有社存在。”《礼》说：“在郊外飨帝，在国中祀社。”又说：“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说：“郊社所以祀上帝。”又说：“明白郊社的意义，有的以社对帝，有的以社对郊。”那么祭社就是用来亲近地的。我认为祥道此言引经很好，为什么不直接说“祭社就是祭地”，而说“祭社就是亲近地”，一字之差，侮弄文字，严重了。朱文公赞同胡五峰的说法，认为祭社就是祭地。《诗经》《尚书》没有北郊的文字，而祥道被刘歆的附注迷惑，引用《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说“大封先告后土”，引用《大祝》《大师》《大防》同盟于社，又说“建邦国先告后土”，认为后土不是社。殊不知古人互文，后土是社所祭的地神；社是地神所祭的地，互举其一。说后土是另一个地神，不称为社，那么大示、地示、土示、皇地祗与后土，又各为一说吗？郊是祭天的地方；社是祭地的地方。说南郊祭天于地上的圜丘，北郊祭地于泽中的方丘。除《周礼》外，其他经典都没有这种说法。况且如祭地北郊，其为地神，即大示、地示、土示、皇地祗、后土一义也。正义附注郑说，谓“黄琮礼昆仑之示，以夏至两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河图推象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神州，孝经纬云“祭地示于北郊”，皆不可信。陈祥道又说“大示则地之大者，地示则凡地之示与焉，土示则五土之示而已”。天帝非一帝，地示非一示，皆有臣下僭君上之意。如《诗》“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郑氏无笺，正义曰：“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之乐歌也。谓于南郊祀所感之天神，于北郊祭神州之地祗也。”按礼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于郊。但天地相对，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乐职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圆丘，奏乐六变，

译那么天神都会降临；夏天在夏至日到达泽中的方丘，演奏音乐八遍，那么地祇都会出现。」注解说：这是郑玄的注解。天神以北极为主，地祇以昆仑为主，所以在二至之日在丘上祭祀，不在郊外。这里所说的郊祀，必定不是指那个（郑玄所说的）。我斗胆请问：郑玄说天神而在北极，地祇而在昆仑，这不是把我们的天地看得太小了吗？在二至之日，在丘上祭祀，不在郊外。如果这样，那么郊就是郊，丘就是丘吗？陈祥道记载郑玄的门徒说：「用四圭之玉，黄钟大吕之乐，在夏至日于南郊祭祀感帝；用苍璧之玉，六变之乐，在冬至日于圜丘礼敬位于北极的天皇大帝。天皇大帝，就是耀宝；五帝，是太微之帝。」将郊与丘分开，感帝与四帝也分开。并且认为王肃不应该攻击郑玄，应该将郊和丘合而为一。然而，在夏至日，在北郊泽中的方丘祭祀地祇，说是君主亲自祭祀。同一天，又让君主去南郊祭祀感帝，不也太劳苦了吗？郊的坛是用人力修筑的，郊的丘是顺应自然以通达神明的。说丘不是郊，这既不通；说君主一天之内在南郊明堂合祭天地并配享祖宗，应当像眉山苏氏所议，排除五方帝的说法，排除《考工记》五室的说法，昊天上帝之外五帝的称号，稍微降低其地位。又必须扫除北郊祭祀的说法，凡是祭祀地祇都并入社坛，何必在夏至日去北郊祭祀？在大暑之时穿着大裘，绝对不可行。音乐六变八变的说法，恐怕也都是主观臆断，在《诗经》《尚书》中都没有见到，全都去掉它们。一切从简，或许才真正接近古制。

译右引纬书考证郊祀与圜丘之制

以《周颂》考证，〈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乐章。这是郊祀天地合祭的音乐，用来表达敬意，进行燔燎和瘗埋，必须在人为修筑的坛场上进行，以尽礼仪之文。大概认为泰坛是燔燎的坛场，泰折是埋瘗的坑穴，都是人力修筑的。圜丘、方丘，则是顺应天地自然的形态。在圜丘之上，天神面南，君王面北；在方丘之上，地神面北，君王面南。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旧说周代的制度，宗庙向南，社稷向北。《礼记》中祭祀社神的礼仪，君王在北窗下面南而立，这是回应阴气的意义。我认为，圜丘祭天不祭地，而日月作为从祀，位于东西两侧；方丘祭地不祭天，而日月作为从祀，位于东西两侧，那么一年之中，天地的大祭各一次，而日月却两次得到从祀，这是可疑之一。周代在郊祀时以后稷配享上天，这指的是南郊圜丘的礼仪，而《周礼》和陈祥道都不提及后稷配享的位置，为什么呢？北郊方丘祭地，夏至时地神没有配享的人吗？这是可疑之二。周代以建子月为正月，那么子月在南郊祭祀，午月在北郊祭祀；如果以建寅月为岁首，那么就是夏五月先祭地，冬十一月后祭天，先祭母而后祭父，这是可疑之三（原文作四，疑有误）。冬至在南郊，穿着大裘戴着冕冠是可以的；夏至五月半在北郊，也穿大裘吗？这是可疑之五。陈祥道认为秦代四畤、汉代五畤祭祀五帝是错误的，而陈祥道极力主张《周礼》中五帝的说法，又说秦代祭祀上天不在圜丘，认为上天喜好阴气而在高山之下立坛【此《史记·封禅书》文字缺“小山之上命曰畤”七字】，大地喜好阳气而在泽中的圜丘立坛，又说汉代祭祀上天不在南郊而在甘泉，祭祀大地不在北郊而在汾阴、河东，以至于坛场有八觚【陈祥道自注：后世坛场有八觚祭祀上天，上面演奏音乐，下面不是先王扫地祭祀的本意，指唐宋以来，这件事从王莽时就已经错了】，席子有六种色彩，音乐有玉女，车驾有鸾辂，骍驹、龙马，一切奢侈靡费，元始年间谬误乖戾尤其严重。春天在南郊天地同牢合祭，冬夏则在南北郊分别祭祀天地【这是王莽所制定的】。光武帝在洛阳之南立南郊坛，在洛阳之北立北郊坛，礼仪度数完全遵循元始年间的制度，而先王的礼仪几乎完全毁坏废弃。我认为陈祥道所说的专门主张《周礼》分祭天地，南北郊圜丘、方丘，而《易》《诗》《书》中没有一条足以证明，假如有这种制度，后世君主决不可实行夏至方丘的礼仪。苏东坡曾说：“议论的人有的认为合祭也是可以的。〈思文〉是后稷配享上天的乐章。这就是所谓郊祀后稷以配天的乐章。古人省略文字，说配天则地就在其中了。”祭祀天地，唱〈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歌词中不提到地，因为天包含地。祭祀所配享的后稷，则唱〈思文后稷〉一章八句，这是冬至日南郊的礼仪。帝牛不吉利，就用作稷牛，那么配享上天也可以称为帝。〈我将〉是祭祀文王于明堂的乐章，所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的乐章。《月令》所谓“季秋大飨帝”，九月，这是在宗庙祭祀上帝，而以文王配享，周代所用的月份不可知。唱这首〈我将〉〈我享〉一章十句，《孝经》说“以配上帝”，而歌词说“维天其右之，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天就是帝，不提到地，地就在其中了。天地、文王共用这一首诗。〈噫嘻〉是春夏祈谷于上天的乐章。郑玄注《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天则龙星出现而求雨”，这是春夏祈谷的乐章。周代君主一年亲自祭祀上天四次，这就是。以成周的兴盛，而没有另外祭祀大地的乐章，为什么呢？胡五峰认为社就是祭地，〈载芟〉是春天祈求借田而祈求社稷，〈良耜〉是秋天报答社稷。正义认为“秋下或有冬字”，这也是君主亲自祭祀社的，土神就是祭地。《周颂》中没有另外祭祀大地的乐歌，就知道祈求报答社稷就是祭地。而南郊、明堂祭天必然合祭地。唯独《周礼》说南郊地上的圜丘，北郊泽中的方丘，音乐六变，音乐八变，天神都降临，地神都出现，而没有一句提到后稷配享上天的礼仪，似乎祭天南郊没有配享的人，祭地北郊也没有一句说配享何人。刘歆难道完全不懂周代的制度吗？《考工记》有明堂五室的说法，补冬官的缺失，不是刘歆写的。天地、春夏、秋五官之内，也没有一句话提到郊祀配后稷、明堂配文王的说法。所以我认为《周礼》一书大半有不可信的地方。

右引《周颂》证明《周礼》中没有配天配帝的人。考证【《周颂》中没有另外祭祀大地的乐歌】

陈祥道《礼书》引用《诗》《礼记》《周礼》：“郊祀天地，泰坛泰折，圜钟六变，函钟八变。”说明冬至圜丘，夏至方丘的原因。认为祭祀天地始于王莽，议论的人认为不值得效法。我私下认为礼仪应当讨论其是非，不应当因为人而废弃。光武帝亲自诛杀王莽，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合祭的旧例。我认为苏东坡这话是对的。

译苏东坡引用汉代合祭、魏代合祭的史实，所引用的唐代贾曾的议论尤其明白。在宗庙举行禘祭，则祖宗与太祖合食；在郊外举行禘祭，则禘祭、祗祭及群望合食于圜丘。唐代也是合祭。接着他又论述古今礼制的繁简，认为现在不能实行古礼，以及《周礼》的道理已经完备至极。在郊祀和明堂合祭天地，并配享祖宗，这是百世不可改变的。元丰到徽宗时期曾实行北郊之礼，究竟有什么好处呢？王莽之流创立南北郊，本是为了讨好元后，所以用高后配享地祇，这在古礼中是没有依据的。然而他们仍然在正月由君主合祭天地，在南郊燔燎，在北郊瘗埋。冬至夏至以后不再巡视四方，而是推辞由有司代理祭祀南北二郊。后人采纳苏东坡“不以人废言”的主张，认为合祭最为适宜。

译上述引自陈祥道《礼书》关于辨析南北郊的考证。

陈祥道《礼书》说：“《周礼》中有说‘祀天’的，有说‘祀昊天上帝’的，有说‘上帝’的，有说‘五帝’的。说‘天’，则百神都参与；说‘昊天上帝’，则是统摄天的主宰；说‘五帝’，则不预于昊天上帝；说‘上帝’，则五帝都包含在内。这四句，前两句没有毛病，天就是帝，帝就是天。后两句，是偏袒刘歆的五帝之说，是不对的。上帝就是昊天上帝，并没有两个帝。凭空捏造五帝之说，把上帝与昊天上帝分为二，哪有这种道理？说‘上帝’则五帝兼存，这是牵强附会的言辞，别无证据。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就是兼祀五帝。五行之神，五方之气，虽然是天所化生，但实际上是天之臣属。怎么能因为帝尊如此，就认为天有七位帝呢？又郑玄以北极耀宝魄为天皇上帝，如果这样，天就有八位帝了。《周礼》在四郊兆域祭祀五帝，不是古周的制度。有南郊，有北郊，又有四郊，那就是六郊了。祥道认为有天地，就有五方；有五方，就有五帝。《月令》中的五人帝，只是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罢了。如果以这五人为五帝，那么在此之前难道没有主管四时的神吗？古人祭祀五帝，必定配以五人帝，随从五人臣。《月令》中的五人臣：春为勾芒，夏为祝融，中央为后土，秋为蓐收，冬为玄冥。以我看来，祥道所指的古人，不知实际上是何时。《月令》只说五人帝、五人臣。祥道一定要说古人祭祀五帝是五天帝。《周礼》有这五帝的名称，却没有五天帝的名称。纬书中有苍帝灵威仰以及赤、黄、白、黑五天帝，之所以这样命名，始于郑玄的注，可见。况且古代初制，字也名天为天，名地为地，名皇为皇，名帝为帝，名王为王，哪里有所谓北极耀宝魄的名称？又哪里有所谓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叶光纪的名称？都是汉元帝、成帝年间末流学者所伪造的。而郑玄深信不疑。大概四畤、四帝的名称，从秦代开始确定。四畤变为五畤，加四帝为五帝，从汉高帝开始。汉代浅陋的儒生习见熟闻这五帝的不同，而《周礼》出现了。孔安国注《尚书》，说上帝有称为天及五帝的，也是被《周礼》所迷惑。《周礼》不是先秦古书及真正的周制。《月令》是吕不韦所作，未曾实行，制度都不符合古制。郑玄认为是殷制，自欺欺人。陈祥道拘泥于五帝，我不得不辨析【近世郊祀明堂，虽然合祭并配享，但在昊天上帝之外，又有天皇大帝、耀宝魄之位，又有五天帝之位，即为七帝。《晋书·天文志》：天皇大帝；《史记·天官书》：太微三光之庭，其内五星五帝座，恐怕都不对】

上述引自陈祥道《礼书》辨析上帝与五帝的考证。

周灭殷后十四世，周幽王被犬戎打败，周朝东迁至洛邑。秦襄公攻打戎人救周，开始列为诸侯，居住在西垂，自认为主持少皥之神，建立西畤祭祀白帝，牺牲用骝驹、黄牛、抵羊各一头【索隐说：《毛诗传》说赤马黑鬃为骝，抵为牡羊】。其后十六年，秦文公向东狩猎于汧水渭水之间，占卜居住于此吉利【索隐说：汧水出自汧县西北流入渭水，皇甫谧说文公迁都汧】。文公梦见黄蛇从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于是建立鄜畤，用三牲在郊外祭祀白帝。吴阳武畤、好畤、陈宝神不记载，建立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即位，占卜居住于雍，后子孙在河边饮马，于是定都雍。雍地的各种祠庙从此兴起，在鄜畤用三百牢祭祀。索隐说：百当作白，秦君在西边祭祀少昊，牺牲崇尚白牢，秦是诸侯，虽然奢侈僭越祭祀，郊祭本来只用特牲，不可用三百牢来祭天，大概是字误。德公在位二年去世，其后六年，秦宣公在渭南建立密畤，祭祀青帝。其后十四年，秦穆公即位，梦见上帝命令平定晋国战乱，其后三次安置晋国国君，平定了战乱。在位三十九年去世，一百多年后孔子论述六艺，有人问禘祭的说法，孔子说：“不知道”，季氏在泰山旅祭，孔子讥讽他。司马迁引用此话，说鲁国的郊禘，秦国的各畤僭越了天子的礼仪，季氏僭越了诸侯的礼仪，哀伤周朝的衰微。其后秦灵公建立吴阳上畤，祭祀黄帝。徐广说：凡说建立密畤二百五十年，建立下畤祭祀炎帝。后四十八年，栎阳下雨下金，秦献公自认为得到金瑞，所以建立畦畤于栎阳而祭祀白帝。其后一百二十年秦灭周，汉王命令祭祀四畤，上帝者沿用秦制。秦襄公居住在西垂，最初建立西畤祭祀白帝。

秦文公迁都汧，建立鄜畤祭祀白帝。

秦德公迁都雍，雍地的各种祠庙从此兴起。在鄜畤用三百牢祭祀，白帝如故。

秦宣公在渭南建立密畤祭祀青帝。

秦穆公开始平定晋国战乱，一百多年后，孔子出生。

秦灵公建立吴阳上畤，祭祀黄帝，又建立下畤，祭祀炎帝。秦献公迁都栎阳，建立畦畤，祭祀白帝，在陇西西县。人先祠

译山脚下，地形像种植韭菜的田畦。

译右边是关于秦代四畤五帝祭祀的考证。

《史记·封禅书》记载，直到汉武帝天汉三年，武帝之后还有十一年在位。《班固·郊祀志》在此之后的内容，才是班固所撰写。如今考证秦汉祭祀天地的先例，先依据《马记》，《马记》已失传，才开始依据《汉书》。查考《太史公书》：秦始皇每年在畤中奉祀，只有雍地的四畤上帝最为尊贵【秦实际上有六畤，四帝，其中三畤皇帝不亲自祭祀，见后文】，其光景令人感动的，只有陈宝，所以雍地四畤在春天作为岁祷，趁着冰河解冻；秋天河水干涸结冰；冬天举行赛祠；五月品尝驹肉。以及在四季仲月祭祀，春夏使用赤色马，秋冬使用黑色马。驹四匹，木雕龙栾车每畤一驷，木雕车马一驷，各自符合其帝王的颜色。黄犊、羔羊各四只，玉圭、币帛各有定数，都进行生埋，没有俎豆等礼器。每三年一次郊祀，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所以常在十月上宿郊见【李寄说：宿就是斋戒的意思】，在咸阳旁边点燃烽火拜祭，而衣服崇尚白色。西畤、雍畤的祭祀依旧如故，皇帝不亲自前往。木雕龙、木马【音过，又音偶】，一种说法认为是在木上寄托其形，一种说法认为是在木上模拟其形，如同土龙、刍狗之类。权火的“权”读原字，即烽火，形状像井上的桔橰，其方法类似秤杆，所以称为权。张晏读作“爟”是不对的，《周礼》中的司爟是火官的名称。《东莱大事记》在“无俎豆之具”处注曰：废除俎豆从此开始。在“三年一郊”处注曰：这是天子亲自郊祀，后世的三年一郊始于这里。以我考证，四畤的上帝一年祭祀八次，而每三年皇帝亲自郊祀一次。一畤使用四驹、四黄犊、四羔，有玉圭币帛，没有俎豆，有生埋，没有燔燎。秦始皇一人，固然不能一天遍访四畤，在咸阳旁边望拜，而是通过权火的烽火将光明通达至祭祀场所，那么奠献之礼仍然交给有关部门，彼此举烽火相应，那边献祭这边拜祭，这样称为亲郊。又每三年举行一次，君主有什么困难呢。

右边是关于秦代四畤三年一郊无俎豆的考证。

《史记·封禅书》：高祖在十月到达霸上，与诸侯平定咸阳，立为汉王，因此以十月为年首。二年，向东击项羽而返回关中，询问故秦时上帝祠，是哪位帝？回答说：“四帝，有白、青、黄、赤帝的祠。”高祖说：“我听说天有五帝，却只有四位，为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其中的说法。高祖说：“我知道了，是等待我来凑齐五位。”于是立黑帝祠，命名为北畤。有关部门进献祭祀，皇帝不亲自前往，全部召集故秦的祝官，重新设置太祝、太宰，依照原来的仪制。礼仪因令各县设立公社。下诏说：“我很重视祭祀而恭敬祭祀，现在上帝的祭祀以及山川诸神应当祭祀的，各自按时礼祭祀如故。”我认为高祖争夺天下五年，得到天下七年，十二年间干戈奔走，日不暇给，固然来不及礼文之事，终其一生未曾一次亲自祭祀天地。因循秦制，增加一畤一帝为五，说“这是上帝”，却不见祭地的礼仪，难道因为社就是地，还保留古意吗？县立公社，民立汉社稷，御史立丰枌榆社，也都是由有关部门行事。百姓则自行祭祀山川之祀，也交给有关部门。宗庙之制，毫无所闻。春秋责备贤者，高祖而不能革除秦的陋习，恢复周的盛世，对后来的人还有什么指望呢？

右边是关于汉代高祖五畤五帝不亲祀的考证。

孝惠在位七年，高后称制八年，史汉不记载祀典，应当如同高祖，由有司祠官行事。文帝即位十四年，《史记·封禅书》误作十三年。制度方内乂安，百姓无疾，近年连年丰收，都是上帝诸神的赐福。有关部门商议增加雍五畤、西畤、畦畤的礼物，河湫、汉水各加玉二，以及各祠各增广坛〇、玉圭币帛、俎豆按等级增加，而祝祷祈福的人将福归于我，百姓不与焉。从今以后祝祷致敬，不要有所祈求。查考秦废除俎豆，汉文帝复用俎豆，见于此。认为秦制可袭，而不讲求周制的人，都是因为因循陋习的弊端吗？十五年，黄龙出现在成纪，下诏商议郊祀。有关部门都说：“古时天子夏天亲自郊祀，在郊外祭祀上帝。”于是夏四月开始郊祀，见雍五畤。史汉纪都记载说：“开始幸雍郊，见五帝。”这是汉代以五帝为上帝，周代的文王配享明堂上帝，春夏在上帝处祈谷，恐怕没有五帝的记载，而汉儒拘泥于五帝之说，以五帝为上帝。陈祥道说昊天上帝统御天，说上帝则五帝兼存。汉代制度以五帝为上帝，陈说上帝兼五帝，即六帝，不可从。十六年夏四月，在渭阳郊祀五帝，这是《汉纪》的记载。十六年，皇帝亲自郊祀见五帝渭阳庙，这是《史记》的记载。这是新垣平所建的渭阳五帝庙，庙不在国中而在郊外，班固的史书不当去掉“庙”字。新垣平的制度，五帝庙同宇帝一殿，而各有五门，各自符合其帝王的颜色，祭祀所用及仪制也如同雍五畤。夏四月，文帝亲自拜祭霸渭之防五帝庙，南临渭水。元始五年，王莽奏称孝文初起渭阳五帝庙，祭太一、地祗，以太祖高皇帝配享。日冬

译到祭祀太一神时，夏至祭祀地祇，都同时祭祀五帝，共用一头特牲。汉文帝于是派遣博士和诸生探求六经，撰写《王制》，谋划商议巡守、封禅的事情。“刺六经”是说探求选取六经中的内容。刘向《七略》说，文帝所著的书有《本制》、《兵制》、《服制》，并非今本《礼记》中的《王制》。汉武帝巡守封禅的事，大概在此时已露端倪。又，文帝出长安门，如果在道北见到五人，就顺着正北方向设立五帝坛进行祭祀，用五牢之礼。后来新垣平因欺诈被下狱治罪诛灭，而渭阳、长门的五帝祠，由祠官统领祭祀，皇帝不再亲自前往。考察汉代祭祀五帝，有高帝在雍地设立的五畤，又保留秦代的西畤、畦畤，共为七畤。文帝又设立渭阳五帝庙、长安门五帝坛。而王莽说：“冬至祭太一，夏至祭地祇，都同时祭祀五帝，那么五帝就低于天地了。”汉人将太一视为天，大概始于武帝《郊祀志》所载。王莽的奏议似乎与此不合，然而汉代对于天地之祀，可以说防备得很严密了。

译右汉文帝五帝庙坛考

孝景帝即位十六年，祠官各自按岁时的惯例祭祀，没有兴办什么新事。那么，从孝惠帝、高后到孝景帝这三十一年间，君主未曾亲自祭祀上帝，又不能像秦朝那样每三年亲自郊祀一次，可以说是怠慢了。然而天下却苟且安宁，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大体修明，诚心敬意初步感动上天，那么礼仪虽然简略却尚无害处；如果文饰徒然盛大，德行未能达到，那么礼仪虽然盛大却只是繁复罢了。王莽关于礼仪的议论，难道都是错误的吗？王莽的心意，上天厌恶他罢了。

右孝惠帝、高后、孝景帝不亲自祭祀考

孝武皇帝在位五十四年，十七岁即位，享年七十一岁。建元元年，即位之初，五月，诏令祠官修缮山川的祭祀作为每年的常事，曲意增加礼仪。元光二年，在位第八年，冬十月，巡幸雍地，祭祀五畤。《史记·封禅书》说：“当今皇上初次到雍地，郊祀五畤，后来常常每三年一次郊祀。”《索隐》说：“《汉旧仪》说：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畤，每三年一遍，皇帝亲自前往。”现在考证《汉书》与此注不符。孝武帝即位八年，才第一次祭祀五畤，不知何为祭天，何为祭地。元狩元年，在位第十九年，冬十月，巡幸雍地，祭祀五畤，获得白麟。距离元光二年共十一年，与每三年一次郊祀的说法不符，这是五畤的第二次祭祀。元狩二年，在位第二十年，冬十月，巡幸雍地，祭祀五畤，连续两年祭祀，与每三年一次郊祀的说法也不符，这是五畤的第三次祭祀。元鼎四年，在位第二十八年，开始巡行郡国，冬十月，巡幸雍地，祭祀五畤，又相隔八年，与每三年一次郊祀的说法终究不符，这是五畤的第四次祭祀。这一年巡幸汾阴，十一月甲子日，在汾阴睢水之上建立后土祠，诏书中有祭祀冀州大地的文字，这是武帝祭祀大地的开始。皇上在雍地郊祀时，议论说：“现在上帝我亲自郊祀，而后土没有祭祀，那么礼仪就不合宜了。”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论：“天地祭祀用角茧栗牲。”现在陛下亲自祭祀后土，后土适宜在泽中圆形土坛上设立五层坛，每层坛用一头黄犊和太牢具备，祭祀完毕全部埋入地下，而随从祭祀的衣服崇尚黄色。于是天子开始建立后土祠，皇上亲自望拜如同祭祀上帝的礼仪。在此之前，亳人谬忌奏请祭祀泰一，一方说：“天神尊贵的是泰一，泰一的辅佐是五帝。”古代天子在春秋两季祭祀泰一，在东南郊用太牢祭祀七天，设立土坛，开通八条通往鬼神的道路。于是天子命令大祝设立其祠庙，长安东南郊常供奉祭祀如同亳方所述。我认为五方、五行、五气作为常帝，不符合《易》《诗》《书》的道理。谬忌说它们是泰一的辅佐，大概是说上帝就是泰一。然而何必另立名号？五者是泰一的辅佐。辅佐，是人臣的道义，怎么能称为帝？东南郊恐怕三代也没有。《周礼》有南北郊，有四郊。《月令》有四郊，这里又有东南郊，那就是七郊，而六帝是礼仪。天子不亲自前往。后来有人上书说：“古代天子每三年用太牢祭祀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准许，命令太祝在谬忌泰一坛上领受祭祀，按照其方位。这样就在八觚坛上设立天位、地位、太一位，称为三一祠。不知天地之外，又有所谓太一是什么？《易》有太极，说道理事物的根本极致，不认为是气，不认为是神。《列子》所说的太易、太始、太素之类，都是虚妄多端的。这种祭祀，天子也不亲自前往，多余了。元鼎五年，在位第二十九年冬，巡幸雍地祭祀五畤。这是五畤的第五次祭祀。这一年十一月辛巳日初一早晨冬至，在甘泉建立泰畤，天子亲自郊祀，朝拜日、夕拜月，这大概是用或许之言，说五帝是泰一的辅佐，适宜设立泰一而皇上亲自郊祀。又根据公孙卿的话而这样做。太一祠坛仿照谬忌太一坛，坛有三重，五帝坛环绕居住在其下，各按其方位。黄帝在西南，除去八条通往鬼神的道路。太一所用的如同雍地一畤的物品，而增加甜酒、干肉之类，杀一头牦牛作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甜酒进献其下。四方地为腏食，群神随从者及北斗云。祭祀完毕，胙肉剩余的都焚烧。其余礼物

译详见《封禅书》和《郊祀志》。这就是所说的开始在南郊祭祀太一神，奉上瑄玉的情景。汉朝的大祀，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在太一三重坛的下方，分别排列着五帝的祭坛。起初是看见天帝在上，五位帝君环绕侍奉的意思，推崇太一的礼仪，而削减五位辅佐之神的祭品。然而，这不如明确端正昊天上帝的位置，将五帝配享于地坛之上，稍微降低他们的称号，这才符合古代的经典。元封元年，即汉武帝在位的第三十一年，开始在华山、中岳、泰山、明堂举行祭祀，另行记载在后文。元封二年，即汉武帝在位的第三十二年，冬季十月，驾临雍地，祭祀五畤。虽然三年前已经创立了甘泉泰畤，但仍然不停止对雍地五畤的祭祀。这是五畤祭祀第六次出现。元封四年，即汉武帝在位的第三十四年，冬季十月，驾临雍地，祭祀五畤。这是五畤祭祀第七次出现。驾临河东，三月，祭祀后土。这是后土祭祀第二次出现。元封五年，即汉武帝在位的第三十五年【这一年南巡神事另行记载】，三月，驾临甘泉，在南郊祭祀泰畤。这是泰畤祭祀第二次出现。太初元年（改历以寅月为正月）的第二年，即汉武帝在位的第三十七年，二月，驾临河东，祭祀后土。这是后土祭祀第三次出现。天汉元年，即汉武帝在位的第四十一年，春季正月，驾临甘泉，祭祀泰畤。这是泰畤祭祀第三次出现。三月，驾临河东，祭祀后土。这是后土祭祀第四次出现。后元元年，即汉武帝在位的第五十三年，春季正月，驾临甘泉，在南郊祭祀泰畤。此时武帝已经七十岁了。这是泰畤祭祀第四次出现。第二年即后元二年，武帝去世。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七次祭祀雍地五畤，四次祭祀甘泉泰畤，四次祭祀河东后土，而封禅和明堂祭祀不在其中。元鼎五年，即灭南越的那一年，郊祀开始使用音乐。然而，天子望拜的地方，与坛场的地方，连接着烽火，人主只是拜祭而已，那么这种礼仪有什么难的呢。

译右边是关于孝武帝时期五畤及后土祭祀天地的考证。

封禅的说法见于《管子》一书，《史记·封禅书》记载：古代在泰山封禅、在梁父山禅祭的共有七十二家，而管夷吾所记载的有十二位：无怀氏、伏羲、神农、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成王，他们封禅都在泰山，但禅祭的地点各不相同。我私下担心《管子》并非真正的管仲著作，而是汉代儒生胡乱编撰的，借秦汉封禅之事润色辞藻以欺骗世人罢了。孔子的书中没有记载此事，学者不应轻易相信。孟子不盲目相信书本，关键在于人要有独到的眼光罢了。”《服防》说：“增高土堆，将功劳归于上天，这就是禅祭。”关于“广土地”，张晏说：“上天高远不可及，所以在泰山上建立封土，又进行禅祭，希望接近神灵。”瓉说：“堆积泥土作为封土，即在泰山上背负泥土筑坛祭祀。又说清理地面作为墠，在梁父山祭祀，后来将‘墠’改称为‘禅’【此说通顺，‘广土地’与‘阐’字的意义不相通】。秦始皇二十八年，向东巡视郡县，登上邹峄山【韦昭说：“邹县和鲁县的山在邹县北面，我曾路过邹县，拜谒元丰年间的孟子庙，看到峄山非常低矮细小。”杜甫诗云：“峄山上的碑被野火焚烧”】，立石，与鲁地的儒生商议刻石歌颂秦德，商议封禅及望祭山川之事，于是登上泰山，立石封土祭祀，下山时风雨突然大作，在树下休息，因此封那棵树为大夫，在梁父山【音甫】禅祭，刻在立石上的文辞三句一韵，共十二韵。索隐说：夏朝兴起时，碣石、会稽的三篇铭文都是十二韵，就是这个意思。文辞虽然典雅古朴，也不难达到这个水平。刻石末尾有云：“遵承遗诏，永承重戒。”“遗诏”二字在当时并未视为忌讳，李斯等人见识浅陋啊。天下君主有功有德，何必刻石铭功？唐朝平定吴元济，韩愈作《平淮西碑》，乃是朝廷命令他写的，这也显得浅陋。《史记·封禅书》记载：即帝位三年，向东巡视封禅到达泰山，召集儒生商议古代封禅使用蒲车，以免伤害山中的石土草木，清扫地面而祭祀，席子用茅草【如淳说：“苴读如租，稭读如戛。”师古说：“茅借也，苴本苴借用”】，意思是容易遵循。始皇听到这些议论各不相同，罢黜儒生，于是开辟车道，从泰山南面直到山顶，立石颂德，表明自己得以封禅。从北面下山【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在梁父山禅祭，其礼仪大多采用秦朝在雍地祭祀上帝所用的方法，而封藏之事都保密，世人不得而知。始皇登上泰山，在半山腰遇到暴风雨，在大树下休息，儒生既已被罢黜，不参与此事，始皇遇到风雨便讥讽他们。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汉武帝时方士说黄帝以上封禅，都能招致怪异之物并与神通，秦始皇未能登上封禅。”这就是所谓的“讥讽”之意。禅字从示从单【时战切】，古代的禅让就是如此。封禅的禅，只是祭祀天的名称。禅、墠同音同义，后世僧人窃取此字作平声，作为禅定的禅，毫无义理可言。佛字、僧字，都是古书中所没有的。从衣从单，是禅衣【音丹】，即单层衣服，与此字不同。《中子》十卷，百般荒谬，其中说：“封禅不是古制，只是用来夸耀天下。”这是秦汉的奢侈之心吧？前五个字是对的，后两句：“始皇汉武，奢侈之事无所不为，想求神仙不死，岂止是夸耀天下呢？”阮逸注说：“三代以上没有这种礼仪。”管仲说七十二位君主，只是设辞陈述，只为阻止齐桓公罢了。这几句话是对的。

右边是关于齐桓公阻止封禅、秦始皇封禅的考证。

汉武帝元封元年，即他在位的第三十一年春正月，出行至缑氏，祭祀中岳太室。随从官员在山下，听到好像有人喊“万岁”三次，于是向东巡视海上。夏四月，回到奉高，在梁父山祭祀地主。乙卯日，命令侍中儒生穿戴皮弁、插笏佩绅，射牛举行仪式。在泰山脚下东方封土，如同郊祭太一坛的礼仪【在两年前元鼎五年】，封土宽一丈二尺，高九尺，下面有玉牒文书，文书保密。礼仪结束后，天子只与奉车都尉霍子侯登上泰山，也有封土，其事都保密。第二天从北面下山。丙辰日，在泰山脚下东北的肃然山禅祭，如同祭祀后土的礼仪。天子都亲自拜见，衣服上黄下黑，并且全部使用音乐。起初，司马相如病重将死，留有遗书颂扬功德、言说符瑞，劝皇上封禅泰山。于是与公卿儒生商议封禅。封禅之事稀少且久绝，无人知晓其仪制。各方士又说封禅者能合于不死之名。秦始皇未能登上封禅，陛下若一定要登，稍作准备即无风雨，就能登上封禅了。皇上命令儒生采集《尚书》《周官》《王制》的文字，起草封禅仪制，历时多年未能完成。于是询问左内史儿宽，儿宽说：“封泰山，禅梁父，彰显姓氏、考察祥瑞，是帝王的盛大节操。然而享荐的意义不著于经典。我认为封禅告成，合祀天地神祗，只有圣王才能制定，应当由天子建立中和的准则，兼总条理，金声玉振，以顺应天庆，奠定万世基业。”皇上于是自己制定仪制，颇采用儒术加以文饰。我评论林逋诗“自谓身后无封禅书，九泉下相如愧此语也”。然而世间未曾有人责备倪宽的

译迎合从防者。所谓“建立中和的极致，垂范万世的基业”，都是不切实际的话。诏令这一年举行此礼，当时还未到建寅之月，所以用夏历的建寅之月将冬十月改为元封元年。天子已经封禅泰山，没有风雨，而方士又在上面说蓬莱等神仙之事，天子欣然希望遇到他们，又向东到海上，想亲自渡海求访蓬莱，因东方朔进谏而作罢。元封二年春，驾临缑氏，车驾到达东莱。公孙卿说神人无所见，这一年大旱。于是天子既然出行没有名目，就在万里沙祈祷，路过祭祀泰山【如同祈祷降雨一样作为名目】，到瓠子堵塞决口的黄河【也以此作为名目】。这一年讨伐朝鲜，夏天大旱。公孙卿说：“黄帝时封禅，就天旱，干旱持续到封禅结束三年。”天子于是下诏说：“天旱，大概是因封禅而干旱吧【其欺骗上天、蒙蔽世人竟如此】。此事班固《史记》帝纪不记载。秋天在泰山下建造明堂。元封五年，下令南巡狩，到达南郡江陵，又向东到盛唐。在位第三十五年，在九疑山遥祭虞舜，登礼灊山天柱山，号称南岳。乘船沿江从寻阳出发，出枞阳，经过彭蠡，于是向北到琅琊，沿着海边。所经过的地方，都祭祀其名山大川。春三月，返回到泰山，增封。甲子日，开始在明堂祭祀高帝，以配享上帝【《通鉴》作开始在明堂祭祀上帝，以高祖配享】。起初，天子封禅泰山东北趾，有古时明堂旧址【事见《孟子》齐宣王问答，古代大概有此明堂基址】，地处险要而不宽敞，天子想整治明堂奉高，旁边的人不了解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中间有一殿，四面没有墙壁，用茅草覆盖，通水，圆形宫墙为复道，上面有楼，从西南进入，名叫昆仑。天子从此进入，以拜祭上帝。于是天子让奉高建造明堂，汶上即元封二年。见《汉帝纪》，及五年修封，则祭祀太一五帝于明堂。天子就座，让高皇帝祠座相对。在下房祭祀后土，用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进入，而上又至泰山，自有秘祠在其巅，而太山下祭祀五帝，各按其方位。黄帝并赤帝，由有司代为祭祀。山上举火，下面都响应【公玉带图事，《通鉴》不记载。《史记》武纪褚少孙全写，《封禅书》无可考。《汉书》武纪二年秋作明堂，《通鉴》也记载此，以数书删节成文】。太初元年，在位第三十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在明堂祭祀上帝。十二月，禅高里【伏俨曰山名在泰山下，师古谓高如字，非蒿里也。陆机尚未免误，况其余乎】，祭祀后土，东临渤海，遥祭蓬莱。夏五月，正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改元太初。太初三年，在位第三十九年，东巡海上，夏四月返回，修封泰山，禅石闾【防汉书如此写，随笔应劭注石闾在泰山下，此南方方士言仙人阁也】。天汉三年，在位第四十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返回幸北地，祭祀常山，瘗埋玉【史汉行幸上一字即指乘舆行之所在也，通鉴多一上字非是】。天汉四年，在位第四十八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在明堂祭祀高帝，以配享上帝。癸未，在明堂祭祀景帝。甲申，修封。丙戌，禅石闾。征和四年，在位第五十二年。三月，上耕于钜定，返回幸泰山，修封。庚寅，在明堂祭祀。癸巳，禅石闾。这一年，武帝已六十九岁了。明年，改后元，共二年而崩，享年七十一。初封禅时，四十六岁。开其端者，司马相如也。成其事者，儿宽也。其后，幸泰山七次，增封修封五次。在明堂祭祀山下五次。至六十九岁，禅石闾，而见群臣，言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不可追悔。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回谓武帝惑于方士之说，谓封禅可以不死，故其所以上泰山而欲得封者，在于浮海见蓬莱而得仙耳。加以巡行郡国，肆其游观之侈，恶夫无名，因修天地宗庙山川之祀以文之。自元鼎二年始，巡行自在位二十八年，至崩无岁不出，劳民动众，南征北伐，西讨东游，兵民之死者不可胜计。犹幸而轮台下诏之年，并神仙事皆悔之。呜呼，虽武哉，亦愚哉！班固赞司马通鉴评二文绝妙。

译右汉武帝封禅祀明堂考

汉朝自武帝太初元年确定历法以寅月为正月，在此前三十六年间，年号很少有追改的。太初以后，每四年更改一次年号。后元二年，武帝去世。宣帝即位时年仅十八岁，更改了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的年号名称。四年后又改元为黄龙，黄龙元年仅一年，共计在位二十五年后去世。昭帝在位十三年，享年二十二岁。《郊祀志》记载说：“昭帝即位时，年纪尚轻，未曾亲自巡视祭祀。”宣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辅佐朝政，皇帝恭敬地端坐南面，除了宗庙祭祀之外不出宫门。十二年才下诏说：“听说天子尊崇侍奉天地，修缮山川祭祀，这是古今通行的礼制。近来对上帝的祭祀空缺而未亲自参与，已有十多年，朕非常担忧。朕亲自整顿身心斋戒，亲自供奉祭祀，为百姓祈求吉祥之气，获得丰收之年。”次年正月，皇帝开始前往甘泉郊外拜祭泰畤，沿袭武帝旧例。三月，前往河东祭祀后土，有神鸟聚集，改元为神爵元年【四年诏书另载于后】五凤元年春正月，出行前往甘泉郊外拜祭泰畤。二年春三月，出行前往雍地祭祀五畤。《资治通鉴》误写为：“春正月，皇帝出行前往甘泉郊外拜祭泰畤。”汉史中的“行”字即指皇帝的车驾，不应添加“上”字，而将“行”理解为出行的“行”，那么司马光也有误文误意了。三年三月，出行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甘露元年春正月，出行前往甘泉郊外拜祭泰畤【这一句《通鉴》上没有“上”字】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朝侍奉。三年春正月，出行前往甘泉郊外拜祭泰畤。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黄龙元年春正月，出行前往甘泉郊外拜祭泰畤。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这是汉朝极盛之时，所以借三次祭祀记载呼韩邪之事，以显示汉宣帝自神爵以来皇帝车驾八次出行，只从事于甘泉的泰畤、雍地的五畤、河东的后土祭祀，而不是以巡狩游观为奢侈靡费，其他没有前往陇西、关东、河北、江南的巡幸。确实汉朝的英明君主啊，而年仅四十三岁，若能再在位二三十年，汉朝大概就没有王氏之祸了吧。

右汉宣帝行幸八祀考

秦汉祭祀大多以神光为奇异之事。《郊祀志》说：只有雍地四畤的上帝最为尊贵，这是秦朝的规制。其光影震动人心，只有陈宝是秦朝最珍视的异神。汉高祖、惠帝、吕后都未曾亲自祭祀五畤。文帝听从新垣平的说法，建造渭阳五帝庙，火刚点燃而祭祀时仿佛光辉连接上天，这是光应之始。武帝初郊祭泰畤，诏书说辛卯夜仿佛有十二种光明景象。元封元年亲自郊祭嵩高，诏书说御史乘属在庙旁的吏卒都听到呼喊万岁三次【荀悦说万岁是山神称颂】登封泰山诏书说看见景象屑然仿佛听到震于怪物的声音。四年祭祀后土，诏书说朕亲自祭祀后土地祇看见光聚集于灵坛一夜三次烛照。六年祭祀后土，诏书说朕礼首山昆田出产珍物化为黄金【这一年春天建造首山宫立庙】祭后土神光三次烛照。太初二年祭祀后土，诏书说朕用事介山祭后土都有光应【介山在河东皮氏县周围八十里高三十里】大始四年夏四月前往不其【如淳说：其音基，不其是山名，因此作为县名。应劭说：东莱县】在交宫门祭祀神人【琅琊县有此宫】仿佛有面向坐位拜祭者【师古说：如有神的景象向祠坐而拜。汉注大神并见且白且黑且大且小向坐三拜】回以认为神光三次烛照，山呼万岁，天神都出来向坐位三拜，都是大人迹之类的事。汉宣帝十三年初祭泰畤，诏书夸耀芝草部兽白虎威凤以为震于珍物。又说东渡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前往万岁宫神爵翔集【晋灼说：黄国汾阴有万岁宫。师古说：晋说是也】这就是改元神爵的原因。其后五凤甘露黄龙都以祥瑞改元而夸美。光应没有比神爵四年之诏更显著的。春二月诏书说：近来凤凰甘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所为百姓防祉福鸾凤高举飞览翱翔集止于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嘉向，海内永福。其赦天下。夫武帝之神且白且黑且大且小，宣帝之光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果天为之乎？抑人为之乎？今按《周礼·大司乐》：“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郑注：“变犹更也，乐成则更奏也。”此谓大蜡祭鬼神而致百物，六奏乐而礼毕。东方之祭则用大簇、姑洗，南方之祭则用蕤宾，西方之祭则用夷则、无射，北方之祭则用黄钟为均焉。

译每当演奏音乐有所感应招致神灵时，便用和谐的音乐来迎接他们。凡是动作敏捷快速的动物，地势高低悬殊的地方，容易招致飞禽走兽；河流沼泽中有孔窍的地方，蛤蜊螃蟹行走缓慢，坟衍之地孔窍就小了，这就是它们舒缓与疾速的区别，土地只有原隰和平地之神。万物有对应的形象在天上，所谓四灵，是天地的神灵，四灵的智慧，如果不是德行达到和谐就不会这样。注释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虞书》说“敲击石头拍打石头，百兽都跟着起舞”，《箫韶》乐曲演奏到九成，凤凰来朝，难道是以这种说法为源头吗？后世有人说瓠巴弹瑟，游鱼出来倾听；伯牙弹琴，六匹马仰头吃草，难道不是偶尔见到一两次吗？《礼记》所说的蜡礼迎猫、迎虎，本是古代的戏谑之事，迎接招致它们的神灵，虎和猫谁真正是神灵来主管呢？天地之间，老虎无数，野猫、狸、狐尤其无数，难道可以说真能招致这些动物吗？老虎可以招致并祭祀它，百姓不害怕吗？叶公喜欢龙而招致龙，也没有这种事，只是姑且设喻罢了。而刘歆的书、郑玄的注，其语意都死板而不灵活，有这样的事吗？有这样的道理吗？下文说：“如果音乐演奏六变，那么天神都降临，可以接受礼仪了；如果音乐演奏八变，那么地祇都出现，可以接受礼仪了；如果音乐演奏九变，那么人鬼可以接受礼仪于天神。”说“降临于地祇”说“出现”，难道真看见它们的形体？“降临于天”“出于地”吗？刘歆的书不能说完全虚假，也不能说完全真实，莫非是依附汉代“主光三烛，山三呼神，三拜”的诏书来欺骗世人吗？郑注多有错误，比如六变、八变、九变，注释说这三者都是禘祭，假如周朝真的有圜丘、方泽、宗庙的祭祀，起初不可以用禘来说，这是第一个错误。祭天应当是昊天上帝，祭地应当是皇地祇，怎么注释说“天神则主北辰，地祇则主昆”？崘二，这是第二个错误。周朝禘祭帝喾，以太祖后稷配享；郊祭天，以后稷配享；祭明堂，以文王配享。现在却说“人主祭祀后稷，禘郊明堂不同”，这是第三个错误。他说“先演奏这种音乐来招致神灵，用玉礼待并灌酒，然后合乐祭祀”，只有这几句是对的。此注下文说“祭天圜丘，以喾配之”，《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郑玄不读《孝经》吗？所以凡是《周礼》南北郊、圜丘、方丘的说法，有不足信的，而郑玄的注尤其不足信。又如“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注释说“地祇所祭于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周制“左宗庙，右社稷，在王城宫门之内左右”，《尚书》《毛诗》《易》并无北郊的文字。先儒说“郊即祭天，社即祭地”，怀疑没有北郊。郑玄注既这样又那样，不足信。汉代大祭祀以区区声闻影现为灵验的回报，与《周礼》经注的错误，不得不辨明。

译以上是对《汉大祭祀光应山呼神拜及周礼降神致神考》的论述。

汉元帝名讳为奭。汉代的各位帝王，班固在《汉书》正文中不书写他们的名讳，只在注释中提及。元帝二十七岁即位，在位十六年。初元、永光、建昭五年间改了一次年号，这与汉武帝、汉宣帝不同。竟宁年间改元，是因为呼韩邪单于来朝拜而改的。这一年五月元帝驾崩，享年四十三岁。《郊祀志》记载：元帝遵循旧有的礼仪，每隔一年去一次甘泉宫，正月在泰畤祭天，又向东到河东祭祀后土，向西到雍地祭祀五畤，总共五次举行泰畤和后土的祭祀。如今考证《元帝纪》，记载祭祀防畤五次，祭祀后土五次，各畤祭祀两次，这与《郊祀志》的记载不符。又记载：元帝喜好儒术，贡禹、韦玄成、匡衡相继担任公卿。贡禹建议说：汉朝宗室的祭祀大多不符合古代礼制。元帝认为他说得对。后来韦玄成担任丞相，提议废除郡国的宗庙，从太上皇、孝惠帝等各位园寝庙都予以废除。后来元帝病重，梦见神灵谴责，于是废除了各种祠庙。皇上于是又恢复了。此后有时废除有时恢复，直到哀帝、平帝时期仍未确定。朱熹（紫阳方氏）说：《韦玄成传》记载，凡是在郡国的祖宗庙共有六十八座，合计一百六十七处。而京城从高祖到宣帝，以及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在陵旁建立宗庙，总共一百七十六座，符合古代的制度。天子七庙在宫门之内，而西左庙有七座，都面向南。中间是太祖，左边是昭，右边是穆。附祭昭庙则迁走昭庙的旧主，附祭穆庙则迁走穆庙的旧主，将迁出的神主安置在太祖庙的夹室中，并不是毁坏拆除使其成为废墟。汉朝郡国六十八座庙，各自旁边各有宗庙，一旦毁坏拆除使其成为废墟，可以吗？这几十节考证天地四时、上帝山川的祭祀，因此涉及到这一节。宗庙的事宜应当附考在社稷之后，因为右边是社稷则左边是宗庙。虽然汉朝不如古代制度，后世又不能像汉朝制度，所以魏了翁（鹤山）总称为《古今考》，而回续之云。

以上是对《汉元帝祀泰畤五畤后土附毁庙考》的论述。

汉成帝二十岁即位，在位二十六年，每四年改一次年号，如同汉武帝、汉宣帝，建始、初平、阳朔、鸿嘉、永始、元延，都是四年，绥和二年驾崩，享年四十六岁。刚即位时，任命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统领尚书事。在初次改元那年的十二月，建造长安南北郊，废除甘泉、汾阴的祭祀。这一天大风拔起了甘泉畤中的大树，韦玄成认为政令出自王氏，从王凤开始，擅自议论宗庙之事。自从元帝时贡禹开始废除郡国庙，自从韦玄成开始，大抵这类人都偏袒王氏。然而在此之前还没有议论郊祀。二年春正月，废除雍地五畤，那么旧有的三大祭祀的坛场都毁坏了，多么勇猛啊！这是王凤做的，而众腐儒偏袒他。辛巳日，皇上开始在长安南郊祭天。三月辛丑日，皇上开始在北郊祭祀后土，这是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的奏议。群臣议论，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认为应当像以前一样。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五十人，引用《礼记》“大坛大折，南郊北郊”的文字，认为应当在长安确定南北郊。天子听从了他们。当时刘歆的《周礼》尚未设立学官，这里所引用的《礼记》，是汉儒的《礼记》。又引用伪《太誓》说：“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大律。”大概这时汉儒都没见过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所以“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这八个字，众儒不知道，认为天子只有五庙。从他们引用《礼记》而不引用《周礼》来推断，就知道成帝初年《周官》尚未出现。直到王莽在平帝时奏议确定南北郊，合祭分祭，才开始引用《周官》礼春官礼春官大司乐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乐六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又引用地上圜丘乐六变，泽中方丘乐八变。事在此前没有儒者引用，这是刘歆附和王莽的意思，而王莽主张使用他的书无疑。那么《周礼》可以完全相信吗？有南郊，又有北郊，有上帝，又有五帝，《易》《诗》《书》所不说的。虽然《史记·封禅书》有所谓“周官曰冬至日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似乎司马迁曾见过现在的《周礼》，然而下文删去了北郊字，恐怕司马迁也有所怀疑。所谓《周官》，真的是周公旦所做的吗？未曾敢相信。成帝北郊不在夏至而在三月盛夏，行郊礼。后世人主决疑难，必行，亦可以类推矣。成帝一行南北郊礼之后，至永始二年，在位十八年矣。凡十六年一亲祀，是年十一月始再幸雍祠五畤。先是帝以泰畤拔木之异，问刘向，刘向以正对，言其非，上意恨之，恨悔也。后上以无继嗣，令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及五畤、陈寳祠如故，永始三年也。其后祠泰畤、后土各四五畤，二帝崩未葬，皇太后诏有司复长安南北郊，何其急也？盖杜邺于王商辅政时有此请，党王氏也。而王莽为大司马两年矣，凤音、商根、莽相继当国，视汉家郊天地、祠祖宗之坛畤

译宗庙被轻率地毁坏废弃，轻易地迁移变更，这难道不是篡位弑君的开端吗？元帝以前的各位皇帝所祭祀的天地宗庙，虽然不完全符合古制，但既然权柄掌握在君主手中，以诚敬之心沟通神明，哪里不是天，哪里不是地呢？五畤祭祀五帝，三畤祭祀太一，以武帝为佐助，在汾阴祭祀后土，京师和郡国都建立先帝宗庙，其中不无可以议论的是非对错，但凡是有所举措便不废弃，这就是所谓西邻的禴祭能够被神灵享用和感应的道理。毁坏宗庙、迁移郊祀，由贡禹开了头，匡衡、韦玄成、张谭、杜邺振臂响应，依附王氏，直到王莽，诚意不到而礼仪徒然改变，理应不被神灵享用和感应。成帝喜好方士和神仙之术，谷永的劝谏虽然恳切，也是王氏的党羽。在这个时候，只有刘向、梅福敢于直言，认为王氏是忠臣。

译右汉成帝改南北郊仅一祭攷

汉哀帝二十岁即位，建平四年，元寿二年，在位六年而崩，享年二十六岁。因卧病不能亲自祭祀，于是恢复前代各种神祠官署七百多处，一年祭祀达三万七千次。建平三年十一月，命太皇太后下诏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废除南北郊祭。紫阳方氏说：成帝没有子嗣，恢复甘泉、汾阴、雍、陈宝祠，是遵从王政君皇后的诏令。成帝尚未安葬就恢复南北郊祭，也是遵从王政君皇后的诏令。哀帝患病，怀疑更改祭祀制度不对，于是恢复各种旧祀，又是遵从王政君皇后的诏令。况且王政君当时并未临朝称制，成帝、哀帝也都并非年幼体弱，而王氏专权，借母后之尊来操纵礼制，真是可悲啊【建平三年太皇太后下诏时，王莽已回到封国，在封国三年，元寿元年，王莽回到京师，一年多后哀帝去世，王莽再次担任大司马。这六年之间，孔光担任丞相，是阿附王氏的人。王莽回到封国，应当是在建平二年，史书未记载具体年月】

右汉哀帝寝疾不能祀攷

汉平帝九岁即位，这一年是哀帝元寿二年六月哀帝去世。《平帝本纪》记载：“九月辛酉，中山王即位，拜谒高庙。”即位拜谒宗庙，是汉朝的常规礼仪，但不知道九岁未行冠礼，所穿的是什么礼服？第二年改元元始，猜想这时甘泉泰畤、雍五畤、汾阴后土的大祠祭祀，都只有有关部门官员代为行事而已。元始四年春正月，记载在郊祀中以高祖配享上天，在宗祀中以孝文帝配享上帝，不知道是平帝亲自行事呢？还是王莽代替天子行事呢？平帝当时才十三岁，未行冠礼，郊祀已有创制，忽然改为南郊了。宗祀，又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举行呢？这一年二月，王莽才上奏建立明堂辟雍。第二年即五年春正月，才开始在明堂合祭。十二月，平帝才加行冠礼。前年平帝十二岁，议定纳王莽的女儿为皇后；去年二月，立帝后。王氏入见高庙，加封王莽为宰衡。不知道未行冠礼而同皇后拜谒宗庙，以及举行禘祭，究竟穿什么礼服呢？史书记载都不明确。这一年王莽议定正月合祭南北郊，天子亲自参加；冬至夏至分别祭祀南北郊，由有关部门官员奉祀。平帝未曾举行过此礼，而在十二月遇毒去世。

右汉平帝遇毒崩，合祀南北郊，实不行攷。

古今攷卷十四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续古今攷》>

钦定四库全书

古今攷卷十五

元 方回 撰

祀天地总攷下

王莽明堂的规制，应劭注释说：“明堂是用来端正四时，推行教化的。明堂上圆下方，八方通达，是颁布政令的宫室，位于国都的南面。上圆八方，取法八风；四方通达，主宰四时；九室，取法九州；十二重檐，取法十二月；三十六户，取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窗，取法七十二候。”《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上帝指五畤帝大昊六属【此句有误】黄帝称合宫，有虞氏称总章，殷商称阳馆，周朝称明堂。祫祭明堂，应劭注释说：“礼制规定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一次禘祭一次祫祭。祫祭是指毁庙与未毁庙的祖先神位都合祭于太祖庙【此句正确】颜师古说：“祫【音洽】紫阳方氏说：“上帝只有一个罢了。汉儒因为高祖增立北畤，沿袭秦朝四畤而祭祀五方五时五色之帝，这种观念牢不可破。所以郑玄曲解经义说有七位帝王肃，以五人帝之义也与之抵触。况且如明堂之文，《孝经》明确说祭祀文王配享上帝，何曾在此地举行祫祭？又明堂的规制，也不应当如此奢侈。大抵汉儒议礼，多像制作符命那样的作为，而符命的开始，始于汉高祖斩白帝子、神媪夜号之事。后世儒者应当以正道为根本才行。”

右王莽明堂制应劭曰注攷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上奏：“君王以天为父，所以爵位称为天子。孔子说：‘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大的；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颜师古说：《孝经》记载孔子的话】君王尊崇其祖先，想要配享上天，顺着孝道的意思，想要尊崇祖先，推而上溯到始祖，因此周公在郊祀以后稷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礼记》：‘天子祭祀天地及山川，每年遍祭。’《春秋谷梁传》：‘在十二月下辛日占卜正月上辛日郊祀。’以下历述高皇、孝文、孝武的祭祀事务以及建始、永始、绥和、建平年间迁徙郊祀、恢复郊祀的始末。我谨慎地与孔光、平晏、左咸、刘歆、朱阳、薛顺、国田等六十七人商议，都说：‘应当如同建始时丞相匡衡等人的议定，恢复长安南北郊祭。’王莽又稍微更改了《周官》天坠【《汉书》如此记载，今省略文字】的祭祀，音乐有分别有合祭。其合祭的音乐说：‘用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祭祀天神，祭祀地祇，祭祀四望，祭祀山川，享祭祖先先妣【颜师古注：未详，并见《周礼》大司乐。今本作同作六钟。郑玄注：先妣是姜嫄，踩大人足迹，感应神灵而生后稷，是周朝的祖先母亲。周朝立庙自后稷为始祖，姜嫄无处祭祀，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