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攷卷十五

译特意建立庙宇祭祀他们，称之为閟宫，进行閟祀。』郑玄的注已经混乱，王莽这篇奏章对于大合乐、分乐，也没有明确说明天地、四望、山川、祖妣这六项祭祀各自使用哪一代的乐舞，而上文总说大合乐，下文却分别引用六乐演奏六歌的事情，刘歆得到古逸礼的文饰来粉饰它，也是可能的。】凡是六乐演奏六歌，天地神祇的灵物都会到来【六变、八变、九变的说法不可信】四望大概是指日、月、星、海这三种光辉，因为高而不可亲近，海广大无边，所以它们的乐舞相同。祭祀天时天文随之，祭祀地时地理随之。三光属于天文，山川属于地理【在四望之中添加一个海字，又另外把山川归为地理，并不通达】天地合祭，先祖配享天，先妣配享地，其义理是一致的【先妣配享地，古经文中并没有见到，这是王莽为了防备元后而做的】天地精气相合，夫妇判分结合。祭天在南郊，则以地配享，这是一体的义理【根据王莽的制度，一年三次郊祀，君主亲自参加一次，由有司代行的有两次】天地的位置都面向南，同席，地在东边，共食牢肉。高后配享在坛上，面向西。皇后在北边也同席共食牢肉，特牲使用茧栗【无非是为了防备元后，这些礼仪在经文中都没有见到】〇酒用陶器，匏用瓠瓜。《礼记》说：“天子借田千亩，以事奉天地。”由此说来，应当有黍稷。天地用牲一只，燔燎瘗埋用特牲一只。高帝、高后用牲在左边以及黍稷在南郊燔燎，地用牲在右边以及黍稷在北郊瘗埋【这个礼仪不曾实行，平帝当年遇毒而死】那天早晨面向东再拜朝日，那天傍晚面向西再拜夕月。这是天地合祀以祖妣配享的【二帝三王并没有见到这种礼仪】王莽在这里引用《周礼》：“冬至在圜丘，乐舞六变；夏至在方丘，乐舞八变。”认为天地有固定的位置，不能经常合祭，这是它们各自单独祭祀的【王莽合祭的说法，后世之所以不能废弃，是因为君主率领千乘万骑，赏赐繁多费用巨大而难以实行。况且周朝有郊祀天地的诗歌，而汉朝郊祀的乐章也兼举天地，那么三年一次郊祀而合祭，也是不得已的】在孟春正月的上辛或上丁日，天子亲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享【平帝则中毒而死，不曾实行这个礼仪】阴阳有离合，分阴分阳，交替使用柔刚【这个说法与祭祀无关，是强词夺理】在冬至日，让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享而望祭群阳；在夏至日，让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享而望祭群阴。在这个时候，皇后不省视四方【师古说：意思是冬至的时候，皇后是君主，方是常，不能常处理事务。王弼说：方是事，冬至是阴气的回复，夏至是阳气的回复。所以回复就达到寂然大静，先王遵循天地而行。动则回复就静，行则回复就止，回复就无事。王弼这个说法混乱不通。起初夏至的回复，孔子说皇后以施命告四方，这也可以说是寂然大静吗？伊川说闭关使商旅不行，人君不省视四方，观察回复的象而顺应天道。舜五月南巡狩到达南岳，十一月朔巡狩到达北岳，这果真是不省视四方吗？横渠说凡是说后的，是继体守成的君主，“后不省方”就像说富庶，回复闲暇不很处理四方事务，是一种说法以方为事，又是另一种说法。现在王莽引用这个，说人主在冬夏二至不可出郊祀天地，那么南郊北郊是指其方位而言，说不应当亲自祭祀是指事务，似乎也可以讲通。然而夏至后以施命告四方果真完全不处理事务吗？吕监说：「朱文公都说是静以养微阳。文公又引用月令：『冬至、夏至，君子皆斋戒处，必掩身』的说法。我私下认为先王在二至，不过闭关一天，以阻止行人，又暂时不处理事务。君子说：『以外静其形，内静其神』，对于祭天地自然没有妨碍，只是不省视小事而已。王莽用六艺文饰奸言愚弄母后幼主，然而当时平帝不久遇毒而死。所谓正月亲祀南北郊，合祭二至，分祀有司行事，都没有曾经举行】

译这是王莽元始五年所上的奏章，关于合祭与分祭天地的考证。

如今读书人，《礼记》不可完全相信，《周礼》不可完全相信，《礼记·月令》完全不足信，《明堂位》不可信，《王制》不可完全相信。比如《月令》说“天子于是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在东郊迎接春天。”郑玄注解说：“出城十五里迎接岁星，大概是殷代的礼制。”古人作文用“盖”字，都是表示怀疑的词语，不足为信。又如“天子居住在青阳左个，以四季来维系它”，也不足信。王莽奏请升祭南北郊，只有《周官》（即今称《周礼》）中有记载。《月令》中有东南西北郊，周代的制度没有考证依据。王氏在元帝之后、成帝、哀帝、平帝之间的三十多年里，天地祭祀五次升格，其亵渎神灵太过分了。平帝年幼，不亲自祭祀，改定合祭、分祭南北郊之后，用六个儿子来代替六宗。唐代《正义》自有几种说法，王莽所说的不对。他说天子以父事天，以母事地，现在称天地为“皇天上帝泰一”，祭坛叫“泰畤”，应当让地祇称为“皇地后祗”，祭坛叫“广畤”。然而王莽说五畤、防畤都不符合古制，而地叫“广畤”，为什么呢？又引用《周官》“在四郊为五帝立坛，山川各自根据其方位的文字，将群神按类别相从分为五部”，为天地之别神立坛，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云云】在长安城的坠【坠，古地字，并省文】立坛东方帝太昊勾芒畤在东郊，立坛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在南郊，立坛西方帝少皥蓐收畤在西郊，立坛北方帝颛顼〇防畤在北郊【皆省文】于是长安周围各庙祭坛非常兴盛了。这是王莽采用《月令》的文字，将雍地的五畤迁移到长安的五郊，连同南北郊共为七处。有泰畤作为南郊，又有广畤作为北郊，又有五帝群望畤作为五郊，那么七郊七畤不是太繁琐了吗？班固《汉书·郊祀志》记载王莽“八凤台五梁禾【师古曰：五色禾，谷永所说的五穂禾】煮鹤髓【《汉书》“煮”作“鬻”，“髓”作“□”，从今字，以便容易识别】毒冐犀玉二十余种【师古曰：谓煮取汁以渍谷子也。毒，音代；冐，莫内反】计算粟米一斛价值一金，这是黄帝谷仙之类的事。我认为王莽所做的，愚弄天下，愚弄后母，愚弄少帝，愚弄群臣，而又被人所愚弄，那么他相信吕不韦的《月令》，相信刘歆的《周官》，相信群不逞之徒的符命，都是一律的。自从篡位到末年，崇尚鬼神，淫祀天地六宗以下至小鬼神，共有一千七百所，使用三牲鸟兽，三千多种。后来不能备齐，用鸡代替鹜雁，用犬代替麋鹿等数。下诏自认为应当成仙。紫阳方氏说：古代的大贼而大愚，没有像王莽的了。后来的儒者得志而辅佐天下，应当以周诗「昊天有成命」作为郊祀天地合祭的明文，而祖述使用它，不因为王莽而废弃。吕东莱《读诗记》引用苏氏「圜丘方泽」的话，用小字注怀疑它。诗「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自从《孝经》有「配上帝」的说法，而其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天即帝，帝即天也。思文后稷，配天也。所谓郊祀后稷以配天也，而其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帝即天，天即帝也。东莱一部《读诗记》，对于凡言上帝处，都删去郑〇五帝的文字，不录一帝、二帝、三帝、四帝。其错误从秦代开始，增加北畤为五帝。从汉高祖开始，渭阳五帝庙，惑于新垣平的说法。从文帝开始，甘泉立泰畤，以太一为天，以五帝为佐，六天而又五帝。从汉武帝开始。古礼以郊祭天，以社祭地，社稷之坛在宫门内，有民社稷，而无人主社稷。从秦代开始，故有所谓汉武后土之议【此事尤当详考】区区愚见，以为人主合祭天地于南郊，而春夏祈谷之类，后世不可烦劳人主常行。有王者兴起，左宗庙，右社稷，如古制，革除五帝的说法，为一天帝，帝即天，天即帝，庶几天下无四分五裂，而三分而南北而十六国乎。

这是王莽五郊兆，五帝及东莱读《诗》记无五帝的考证。

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崩。在这月之前，辉光谢嚣上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到白石丹书，昌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元后也知道这是诬罔，而群不道之臣成全了他的说法。王莽于是成为摄皇帝。群臣上奏说：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嗣君未立，改元居摄。居摄元年正月，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三月己丑，始立宣帝〇孙婴为皇太子，始二岁，号曰孺子，不正帝位，莽擅为君。汉亡于

译至此。居摄二年，改元为初始元年。该年十二月篡位，即以十二月初一作为始建国元年。共计五年，又历经天凤六年、地皇四年，而被诛杀。总计在位十五年。班固的《汉书》并未记载王莽郊祀宗庙等事。只有居摄元年，尚未立君，王莽自居君主之位，在南郊祭祀上天，这与去年所制定的春正月合祭天地于南郊、二分二至分别祭祀天地、南北郊祭祀无一相合的制度不同。他在东郊迎春，出自《吕氏春秋》的政令，秦汉时期也未曾实行。他在位十五年间，仅一次到南郊，铸造威斗罢了。明堂的祭祀，也未举行过，只是两次前往，颁布茅土而已。地皇元年下诏说：“宗庙尚未修筑，暂且在明堂太庙举行祫祭。”这是汉朝的明堂。王莽将刘氏改为王氏，曾举行祫祭，但班固的《汉书》未予记载。从这年起建立九座宗庙：黄帝为大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宽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其余宗庙规模减半。帝虞为始祖，陈胡王为统祖，斋敬王为世祖，济北愍王为三祖；这五座祖庙永不毁弃。济南伯王尊称为昭庙，元成孺王尊称为穆庙，阳平项王戚称为昭庙，新都显王戚称为穆庙。这是王莽从高祖到父亲的四亲祖庙，九庙的制度不合经义。刘歆作为逆徒相互依附庇护，本不值得记载。记载这些是为了表明王莽议礼的本意都是私见臆说。刘歆的《周礼》被引用最多，他又喜好标新立异、故作怪异，在琐碎之中略微有些相似之处。《符命德祥福应》四十三篇，欺瞒虚伪荒谬，恐怕《周礼》也是其中之一。

译右边是关于王莽篡位逆乱，其祭祀礼仪的说法都未经过考证。

陈荐任太常时，在元丰三年上奏说：“议论的人认为天地合祭始于王莽，查考典礼有所不合，所以废除了它。我谨按《周颂》中‘昊天有成命’一篇，是郊祀天地的。前汉记载郊礼歌十九章，其中第七章说：‘惟太元尊，媪神蕃厘。’解说的人说：‘太元，是天神；媪神，是地祗。’第八章说涓选休成，天地并祭。由此可知天地同祀，大概可以看见，恐怕不是从王莽开始的。”紫阳方氏说：“陈太常这个议论非常恰当。”东莱吕祖谦读《诗》记在“昊天有成命”下，引用孔氏说：“这是郊祀天地的乐歌。”又引用苏氏说：“郊指冬至祭昊天于圜丘，夏至祭地祗于方泽，没有说合祭。”然而小字注却是东莱所怀疑的。毛传不明确，郑氏没有笺注，正义的说法错乱不一。说在南郊祭所感应的天神，在北郊祭神州的地祗。我考察礼仪祭祀天地不止一件事，这里说“郊祀天地”，不说所祭的神，只是祭于郊外。我认为天就是昊天上帝，地就是皇祗，又何必再需要天地之神作为所感应的天神、神州的地祗？下文又说：“但天地相对，只有这两个神罢了。”这个说法不通。下文又引《大司乐》“冬至圜丘，夏至方丘”，拘泥于郑玄注，说天神则主北极，地祗则主昆仑，他们在二至之日祭于丘，不在郊外。这里说“郊祀”，必定不是那个意思。我认为这样，那么“郊”自是“郊”，“丘”自是“丘”，“圜丘”“方丘”不可以用“郊祀”来说。正义的错误太严重了。下文又引《大司乐》舞《云门》以事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祗。郑玄注说：“天神指五帝，王者又各自在夏正月祭祀其所受命的帝于南郊；地祗所祭于北郊，指神州之神。”我详细考察郑玄的意思，有夏正月建寅，王者在南郊祭祀感生帝，有冬至的圜丘，其神主北极；有夏至的方丘，其神主昆仑，祭于丘，不在郊外。至于舞《云门》以祀天神，则指为帝；舞《咸池》以祭地祗，则指为神州之神。五种说法支离破碎，完全不足信。

右边是关于陈太常合祭天地及《诗》正义郑玄谬误的考证。

元祐年间苏端明关于合祭的奏议前面已略见，现在节选文字重新书写。议论的人说合祭始于王莽，我深切认为礼仪应当论是非，不因人废言。光武帝亲自诛杀王莽，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合祭的旧例。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兆于洛阳，为圆丘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这是汉代合祭的明确证据。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大魏郊天之所，准故事为圆丘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这是魏代合祭的明确证据。唐明皇天宝年间二月，下诏说：“凡所祠享，必在躬亲，其皇地祗宜如南郊合祭。”当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此后有事于圆丘，都合祭。这是唐代合祭的明确证据。本朝儒臣礼官讲求损益，圆丘方泽亲祭时不可行，因此参酌古今，下合时宜，上合典礼。天地宗庙之祭，都应当每年遍祭。现在已不能做到，因此遍祭于三年。当郊祀元年，又不能在一年之中再举行大礼，因此遍祭于三日。这都是因时制宜，即使圣人复起，也不能改变。现在议论的人想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以为符合《周礼》。我请说说《周礼》与今日的区别【云云】太祖受天眷命，建隆初郊，先享宗庙，并祀天地。真宗以来，三年一郊，遍享太庙，乃祀天地。这是本朝礼仪。古之礼亲郊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如彼其少，而一岁一行不以为易。其原因是什么？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云云】至于后世四海为一，机务之烦，万倍于古。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非复如古之简易。现在所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一郊，不是《周礼》。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不是《周礼》。郊而肆赦，不是《周礼》。优赏诸军，自后以下至文武百官皆得防补亲属，不是《周礼》。自宰相宗室以下百官皆有赐赉，不是周制。这些都不改而于周制。地祗则说不应祀于圆丘，这是什么道理？

右边是关于眉山苏氏元祐奏合祭天地的考证。

元祐七年，顾临议论合祭说：“宋兴以来，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都合祭。不合祭的，只有元丰三年一次郊祀罢了。陛下嗣位八年，已再飨明堂，当并见

译天地。如今初次举行郊祀，应当遵循祖宗的旧制。现在既然不能采用《周礼》，却先废止合祭，将来若想亲自祭祀北郊，便无法实现；若想合祭南郊，却已经废止。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偏废而不完备，恐怕圣上的思虑难以安宁。如果北郊祭祀既不可行，然后再商议合祭，那就是对神灵极为怠慢。即使是宴请宾客，尚且不能如此，何况是神灵呢？现在想要亲自祭祀北郊，一年两次郊祀，这必定做不到。况且夏至之日，也不容易施行。减损北郊的礼仪，以迁就可行的做法，这是对父母之礼有厚薄之分了。舍弃祖宗一百多年来已经实行的礼仪，却想要追慕三代千年未曾举行的祭祀，这是舍易求难啊。现在如果不决定下来，日后必定会后悔。”

译右元祐集议顾临议王合祭考

元丰元年，请求废止南郊天地合祭，议定分祭南北郊。陈荐任大常寺判官，独自主张合祭。陈襄上奏抨击，认为元始年间合祭附会《周官》大合乐的说法，而陈襄先前所引用的，也不过是大司乐圆丘方丘的说法，以及大宗伯苍璧黄琮的说法。他说从汉历唐，一千多年，在五月亲自祭祀北郊的，只有四位皇帝：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是罕见一时的举动，那么怎么可以用罕见的事勉强神宗？顾临却创立新说，说现在既然废止合祭，实在遇到亲自祭祀的年份，先以夏至礼祭祀地祗于方丘，后以冬至礼祭祀昊天于圜丘。议论的人有人说斋居遥远，仪仗卫队繁多，费用广大，赏赐众多。三年一次郊祀，尚且有人畏惧，何况一年两次郊祀呢？如果不得已，采用三年轮祭，或者像后汉，以正月上丁祭南郊完毕，接着祭北郊；或者像南齐，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接着辛日瘗后土。臣私下认为不对，以三年轮祭为昊天，六年才一次亲自祭祀，这是第一个不对。后汉、南齐的说法不明确辩驳，只说二至郊祀，是周公的制度。舍弃这个而听从后王失礼的做法，可以吗？希望陛下鉴察先王已实行的明显成效，举行旷世不讲的大礼仪，约减诸司的仪仗卫队，均衡南郊的赏赐，力主二至亲自郊祀的事。然而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睿宗，也是后王失礼，何必东汉、南齐呢？李清臣议论相同。王存议论，王存不可。陆佃议论郊祀后有望祭，请求冬至亲自祭祀，就在圆丘之北别祀地祗。议论郊祀的年份，夏至之日，盛大的礼容典制，乐舞派遣冢宰代理祭祀。于是神宗元丰二年夏至亲自祭祀地祗北郊实行了。然而这是可以常行的吗？汉朝以来，只有元魏、宇文周、隋炀帝、唐睿宗四位君主实行，到元丰，五位君主实行。绍圣三年亲自祭祀地，元符元年独祭天，六位君主实行。崇宁、政和、宣和三行此礼，前后七位君主实行，而天下大乱分裂了。

右元丰二年分祭始议考

元祐末年，请求废止南郊合祭。顾临、苏轼、范祖禹等八人主张合祭，范纯仁、曾肇、刘安世二十二人主张分祭。顾、苏二公的议论大致已见于前，范祖禹的议论应当考察。李焘《长编》、袁枢《祀事本末》回家有《九朝国史》及实录，不在旅途中，未能尽检。曾肇议论：现在冬至如果废止合祭，而夏至又以有司代理祭祀，那么不再有亲自祭祀地祗的时候。主张分祭亲自祭祀礼。武仲请求检阅，王存上奏以孟冬议北郊亲自祭祀。范纯仁议论北郊上公代理祭祀，请求在使苑设望祠位，举爟火以望拜。盛陶等议论宜用先帝北郊仪注，废止合祭。大常少卿王子韶议论：夏至日祭地方丘，圣人垂训，万世不易的典制。回说元祐诸人心事不同，有的迹在元祐而心在熙丰。像王子韶这样的人，难道是善读书的人吗？不认识《周礼》这本书怎么样呢。元祐七年南郊，听从顾临、苏轼等议论，权且实行合祭。权且这一个字，乃是终于分祭的萌芽祸端。绍圣变革元祐，无不以熙丰的意思实行。这难道是真正能辅佐人主行古礼的人吗？

右元祐权行合祭考

苏文注：绍圣三年，又下诏废止合祭，以夏至日亲自祭祀地祗于北郊。元符元年，南郊始独祭天【三年正月，哲宗崩，也不能一年两郊】建中靖国元年，徽宗又诏将来南郊，见天地之初，权且祭祀天地于圆丘。崇宁三年，又废止合祭，全部如元丰三年之议。到政和三年九月，诏令从今每遇冬祀大礼后，祭地于方泽，仪物仗卫，全部从减省。十二月九日，又诏令以来年夏至祭地于方泽。四年五月二十日，亲自实行北郊之仪。从四年到宣和五年，三行此礼。紫阳方氏说：王莽专国三十年之间，天地之祭五次变更，而天下大乱。元丰、绍圣、崇宁、政和、宣和五次举行亲自祭祀北郊之祭，违背祖宗，狎侮天地，遂致天下大乱。后之为国者，不要轻议礼啊！

右哲徽二朝四祀北郊考

元城语录：“元丰主张分祭的，陈襄、李清臣之流；主张合祭的，陈荐之流。元祐主张分祭的则曾肇、范纯仁之流；主张合祭的，苏轼、顾临之流。元丰分祭之说胜，其后绍圣三年及元符、崇宁、政和、宣和亲自祭祀北郊，则用元丰之说【回说：应去掉元符二字】元祐合祭之说胜，其后建中靖国元年南郊权且合祭天地，则用元祐之说。”紫阳方氏说：“苏长公说刘器之真铁汉，其人刚正，向来主张分祭之说，决非附会。然而天下事有是有非，语录所记更不分别明白，合祭分祭孰是孰非？一以为分祭之说胜，一以为合祭之说胜，后

译这样的人将依据什么来决定呢？是这边可以那边也可以吗？我认为在南郊合祭天地，不应当因为王莽是个人就废弃他的言论，而应当以苏轼所议奏的意见作为万世的准则。况且君主抬头就看见天，在祭地的时候就不祭天；低头就看见地，在祭天的时候就不祭地，这心里能安吗？人子侍奉父母，一定要让不同的官员分别奉养他们吗？天子诸侯祭祀宗庙祖先，必定以母亲配享父亲，先死的母亲后死的父亲，守丧结束后必定将母亲附祭于父亲的宗庙。祭祀天地不必分开。如果不是大祀，或者有事要在郊外禀告，就到国都的南郊；或者有事要向地禀告，就到右侧社稷的社坛。左设宗庙右设社坛，在宫门之内作为郊祀之地，在国都的南面而北郊不必实行五帝的称号，稍微有所变革，帝就是天，天就是帝。所谓天没有两个太阳，百姓没有两个君王，人没有两个父母，这才是正确的。

译右边是《元城语录》中关于合祭与分祭的考证。

孙奭提出建议说：“天虽然是一位神，因为祂至高无上，所以有多个名称。这就像君主被称为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县官和臣民称陛下、大官、上服用、乘舆，出入称车驾，都是根据各自的含义来称呼，也是因为至高无上的缘故。因为天帝之神轮流主宰五个时节，所以圣人制定礼仪，称之为五帝，并不是五帝各自为一位神。”

宋郊在皇祐二年任大常寺判官，向仁宗皇帝陈述孙奭的话，说：“这样说是他正确的地方。然而想要去掉昊天上帝这一位，只设立五帝，那就错了。称昊天，是因为元气流通，驾驭五行五气，普遍降临万物，因为时人勉强给它命名。春天叫苍帝，夏天叫赤帝，就像春天是苍天，冬天是玄天一样。唐代以来两种说法并行，所以现在的享祭礼仪有六位帝位。孙奭为什么只认为五帝对而六帝错呢？所以同时保留，就显示圣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减抑制。”《经世图》说：“天王祭祀天的礼仪，大致常规礼仪每年有九次郊祀、雩祭、明堂、圜丘，在四郊设立五帝的祭坛【未定】；变通礼仪有类造、祷祠、柴望、肆告、用牲，查阅经典可以逐一考证。每年凡是大的祭祀都祭祀天神，郑玄的说法是对的。然而五帝与昊天同称‘帝’，不与昊天同称‘天’，六天的说法出自谶纬，不攻自破。王肃说祭天每年两次冬至，祭天春天祈求农事而已，迎气明堂都是祭祀人帝。这样的话，《噫嘻》、《祈谷》、《我将》、《天右》、《孝经》配上帝、《周礼》禋祀，都不是事奉天了吗？王肃的说法又不通。常规祭祀多分开，有时合并，大飨就是如此。变通礼仪多合并，有时分开，巡守柴望就是如此。”

眉山苏氏《郊礼议》中有说：“夏商周三代的常规祭祀，一年九次祭祀。天祭祀两次，地也全部由天子亲自祭祀。所以祭祀时，或者祭昊天，或者祭五天，或者单独祭一天，或者祭皇地祇或者祭神州地祇【未定】，总之在一年内亲自祭祀必定遍及。本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定兼享天地以祭祀百神。如果有故不能祭祀圜丘，就举行其他礼仪，或者在南郊大雩，或者在明堂大飨，或者在大庆恭谢，都使用圜丘的礼乐神位。其意思是认为，皇帝不可三年而不亲自祭祀百神。”

紫阳方氏说：“讨论礼仪如同聚讼，之所以这样，从秦焚书开始，多端而殊途。从刘歆《周礼》开始，背叛汉朝依附王莽的贼臣，这本书成为后世的大患。传注之学，混杂谶纬，更加淆乱。从郑玄开始，这个错误的儒生，千讹万舛。注三礼，笺诗，释书，解易，无状已甚。而王肃、贾逵、马融、服虔、颖容等人，各有得失。且如孙奭说：‘称天称帝的名义，是对的，而五帝的说法不能驳斥。’宋郊又认为六帝之位，不敢裁抑。《经世图》分合的说法，是对的，而四郊、五帝、六天，也苟且顺从。苏文忠专主郊与明堂合祭为然，而昊天、五天帝、天皇、地祇、神州、地祇，不以《周礼》为非。这四位公卿都有所未尽。先儒有说：《周礼》冬至祀天，《礼记》卜郊用辛，则日期不同；《周礼》祀天圜丘，《礼记》燔柴泰坛，则地点不同；大宗伯苍璧礼天，典瑞四圭有邸祀天，则玉器不同；《周礼》大裘祀天，《礼记》衮冕事天，则服饰不同；骍牲、赤、黝牲、黑礼天，苍犊礼地，黄犊则牺牲不同。然而都考证得不精细，我在《广考》三十条中，略分降神、礼神、祀神、位兆、牲、乐，所以不同的原因了。其中最错乱的是郑玄所说：有冬至祀天之南郊，又有冬至祀天之圆丘；有夏至祭地之北郊，又有夏至祭地之方丘；又有三王夏正祭感帝之南郊；又有迎四时中央苍、赤、黄、白、黑五帝之五郊；又有起蛰、龙见、祈谷之二郊。一年凡十二郊。天神一位，有北辰、耀宝、魄等之天神，又有五帝及日月星辰之天神；地祇一位，有昆仑之地示，又有神州、地祇之地示。六代乐舞，合祭为一说，分祭为一说；礼天神、地示、人鬼，别为一说。情状无穷，邪说不一。最是冬、夏二至，以一天子之身，而谓其郊丘二礼同日双行，有此理乎？近世三年一大礼，非郊即明堂，以圜丘即为郊礼之坛，未为不是；而郊也、明堂也，并合祭天地，亦未为非。天也、帝也，俱称为昊天上帝；地也、后土也，俱称为后土皇地祇。恐怕后世也不可轻易改动了。古祭天十献，宗庙九献，而近世止于三献。”玉币牲乐，大概多苟且，兴起并纠正它们，应当会有后来的智者吧。

右边是诸儒言祭祀，只有郑玄大错，考证【第三十六条】

南渡后郊丘考

建炎南渡，绍兴十三年正月，以礼部大常寺申请，命殿前

译都指挥使杨存中兼任临安府知府。王防依照本朝礼制，在国都东南方修建郊祀坛丘，以及青城斋宫，位于嘉防门外向南四里、龙华寺西侧。祭坛分为四层，最上层宽七丈，第二层十二丈，第三层十七丈，第四层二十二丈。分设十二条台阶，每条台阶七十二级。祭坛及内层围墙周长七百九十步，内外围墙总宽二十五步。方坛边长一丈，高一丈二尺，位于祭坛以南二十步之内，空地剩余四十步，用来排列仪仗侍卫。只有青城斋宫和望祭殿，皇帝下诏不要修建。临到祭祀时便搭建幕屋，大致仿照汴京的制度。大殿名叫端诚殿，便殿为熈成殿，其外是泰禋门。六月下诏说：“朕继承皇位，身处东南，回想初年在扬州，曾在泰畤开始祭祀。深深考虑到历代圣王的成法，必定尊重三年一次的亲祭。四次在路寝设宴，晚上却荒废了圜坛的礼仪【建炎元年丁未至四年庚戌，绍兴元年辛亥至十三年癸亥，共十七年，郊祀一次，明堂四次，这是第六次大祭】。如今上天垂降福佑，边境停战，盗贼平息，百姓安康富足。每日尽孝于慈宁宫，每年收获高仓的丰饶，感应到这些吉祥，怎敢忘记上天的报答。在诸室中拜见祖先，思念丘泽的一祠，愿与臣工共同谋划盛大的祭祀。朕将于今年冬至日在南郊举行祭祀，告知你们各司其职，各自发扬你们的职责，协助我举行祭祀，不要有不恭敬的。十一月庚申日，采用元祐郊礼合祭天地，在坛上设置昊天上帝、皇地祇的位，位于北方朝南，以西为上。设置太祖、太宗的位，位于坛上东方朝西，以北为上。席子用蒲越，连同从祀的诸神共七百七十一个。

译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极、神州地祇，以及十位神位，设在第一龛。

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汉等内官、五行、五岳神位，共六十九位，设在第二龛。

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镇、四海、四渎神位，共一百七十二位，设在第三龛。外官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神位，共一百五十六位，设在内壝之内。众星神位共三百六十位，设在内壝之外。第一龛的席位用藁秸铺垫，其余的用莞草铺垫，都面向内。

嘉泰三年，增加了太子星、庶子星、宋星、感生帝四位神位，设置祭器九千二百零五件，卤簿仪仗一万二千二百二十人。绍兴二十五年，又增加了三千人。祭器中按规定应用铜圭的，暂时用陶木代替；卤簿中按规定应用文绣的，都用缬染品代替。

隆兴二年甲申正月一日，孝宗初次举行郊祀。在此之前，臣僚上言说：“本朝多采用冬至日。乾德元年，太祖初次郊祀，那年的冬至恰好是二十九日，因为接近月底晦日，于是改用十六日甲子。如今初次郊祀冬至也在二十九日，请求详细商议改选吉日。”于是改用正月初一。诏书中说：“恭敬地考虑，元月正遇上上辛日，这也是权宜之计。”

隆兴三年，因为寝殿在净明寺，安斋距离青城稍远，于是将寺中的旧熙成殿迁移到端诚殿后，作为寝殿。紫阳方氏说：这可以参考《咸淳临安志》《修有防要》《续防要》《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高孝系年要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仁宗英宗两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陈均皇朝备要》，都可以详细考证。偶然客居途中缺少这些书，大致一年祭祀天帝四次，没有天与帝的区分，春季上辛日祈谷，夏季四月雩祭，冬至日报祭，都在郊坛举行；秋季九月在屋内享祭，在净明斋宫设置神位，每年都派遣官员主持。三年举行一次大礼，君主亲自出席，那么秋季享祭和冬季报祭就不重复举行。郊祀有观望祭祀的殿，用幕屋搭建，遇到下雨就观望祭祀，主持祭祀的官员应当登上郊坛，而遇到下雨就在净明斋宫观望祭祀，没有迎气四郊的仪式，礼节也很简略。然而国运的长短不在于此，君臣上下没有诚心，那么祭祀再多又有什么益处呢？只是所谓第一龛中的天皇大帝一位，五方五位，北极一位，神州地祇一位，是刘歆的《周礼》、郑玄的《周礼》，以及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的五帝，不符合“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道理。绣衣卤簿是太祖所制定的，现在用缬染品代替是节俭。陶木的祭器也是节俭。旗帜不符合古制，则有陈祥道的考证。

南渡后明堂考

仁宗以前，遵循隋唐制度，秋季大享，在郊坛寓祭。皇祐二年庚寅，在位二十八年，开始商议明堂享帝享亲。九年辛亥，在禁中行礼，在文德殿举行，成为定制。南渡后绍兴四年甲寅，在临安行宫合祀天地，并配享祖宗，诏书说大致增益了防稽的近制，遵循皇祐以前的规制。在此之前，绍兴元年行于越上，九月八日辛丑，未赶上九月节气，改用十八日辛亥。那年九月五日辛丑，未赶上九月节气，改用十五日辛酉。行宫草创，一大殿大朝会，匾额题写文德殿。策试进士唱名榜题写集英殿。秋季享祭题写明堂殿。正配四位，从祀神位七百六十七位。御书明堂又明堂之门六字。前两天朝献景灵宫，前一天朝献太庙。起初太庙寄寓在温州，至此已在临安新建太庙，而景灵宫尚未建立，只是在常御殿设置神位朝献。绍兴十三年才开始在新庄桥西建立景灵宫。孝宗即位，四次举行郊祀，议论的人认为太上光尧不敢议论配享严父。淳熙三年，权礼侍李焘才开始请求。六年礼书翰学周必大议论宗祀文王在成王之世，那么明堂不专门以父亲配享，所谓严父，大概是指周公推本武王的意思，追尊文武的功德，从周公来说，所以叫严父。如今如果特别举行秋季享祭，在礼节上是合适的，那年九月辛未，于是在明堂合祭天地，并配享祖宗。周必大起草赦书中有说：只有周成王在洛中宗祀，升配文王；只有汉武帝在汶上合祠，推尊高帝。云紫阳方氏说：近代有建议者，配以太祖、太宗、高宗、宁宗四位君主，大概是不懂礼节。

古今考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古今考卷十六

元 方回 续

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

汉元年甲午冬十月，沛公到达霸上。十一月，秦地百姓争着拿着牛羊酒食献给军士，沛公推让不接受，说：“仓库里的粮食很多，不想耗费百姓。”由此可知秦在关中储备粮食于京师，也像关东在敖仓储备粮食一样。那年春天三月，沛公成为汉王。四月就国，五月返回，袭击夺取咸阳，而萧何征收巴蜀租税供给军粮，即关中的粮食已经空了。难道是被项羽焚烧而空了吗？二年乙未六月，汉得到关中，一年零一个月了，而关中大饥荒，不是水灾就是旱灾。米达到一斛值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