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攷卷十

译樊哙等都劝他，只有萧何进谏，说：“安抚百姓以招致贤人，利用巴蜀的资源，回师平定三秦，天下就可以图谋了。”这几句话包罗万象，哪里是曹参、樊哙等人所能达到的呢？汉王回到封国，任命萧何为丞相，萧何推荐韩信做大将军。汉王的将相如此得人心，天下就平定了！现在在这里考证丞相、大将军以及秦汉时期九卿以下官员的制度。

译附录：商周时期三公六卿考

商高宗梦见得到傅说，说：“于是立他为相。”孔安国传注说：“于是立他为相，当时‘相’还不是官名。”只有《说命》篇提到总领百官，孔安国认为这是处于冢宰的职位，这才算是官名，也就是周朝六卿之长。冢宰，即天官，称为天官，那么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都归它统领。它的名字叫太宰，那么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都归它统领。在它之上还有三孤、三公。周朝制度，三公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空缺。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分别作为左辅和右弼。周公担任太师，即以太师的身份行使冢宰的职责。召公担任太保，即以太保的身份行使大司徒的职责，这是毫无疑问的。“左辅”、“右弼”并不是官名。成王临终遗命，召公以太保身份担任冢宰，芮伯担任司徒，彤伯担任宗伯，毕公担任司马，卫侯担任司寇，毛公担任司空。所说的毕公、毛公，必定是三公中的师傅。周朝以冢宰为相，统领六卿，三公、三孤，公、侯、伯兼任五卿，六卿出征则担任将领，制度就是这样。这是商周时期的制度。秦汉时期的制度，选取《史记》、《汉书》、《东莱大事记》、《后汉百官志》、《通典》的内容列在后面。

附录：秦汉丞相、太尉、大将军、御史大夫考。

变革古制从秦朝开始。相国的尊贵，没有比这更重的了。从秦朝开始制度不固定，如穰侯、吕不韦担任此职，他们的权力本来就不是其他相比得了的。至于昌国君、昌平君，也称相君，只是特别看重这个名号罢了。左右丞相，佩戴金印紫绶，始于甘茂、樗里疾，终于冯去疾、李斯。秦朝大体上经常任命两位丞相，秦武王二年，初次设置。左丞相是樗里疾，右丞相是甘茂，但先写左丞相。到了秦二世时，先写右丞相冯去疾，其次写左丞相李斯，则是崇尚右位。《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秦朝有左右丞相，但不区分他们的班次。记载高帝设置一位丞相，就是萧何吗？十一年改名为相国，也是秦朝的制度，也是萧何担任。孝惠帝、高后时期设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又恢复设置一位丞相。哀帝改名为大司徒，这是王莽的错误。彭城战败时，任命韩信为左丞相，韩信的班次在萧何之下，可知古代崇尚右位。后来曹参也在军中拜为假左丞相，与韩信都不掌握国家大权。曹参在惠帝时入朝担任丞相，《表》中记载为相国，《传》中也称为相国。设有两名长史，秩级为二千石。武帝初年设置司直。侍中，本来是丞相的属吏，派遣五人往来于殿内，轮流奏事，所以称为侍中。后来成为加官，那么他们的职权逐渐加重。太尉，是秦朝的官职，佩戴金印紫绶，掌管军事。《月令》命令太尉赞举杰出人才。吕不韦时期，秦朝已有此官。高帝时，卢绾、周勃担任此职。后来省去，武帝设置大司马、大将军，有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而在此之前窦婴常担任大将军，后来霍光也担任此职。御史大夫，是秦朝的官职，位同上卿，佩戴金印青绶。御史之名见于周朝官制，由中士、下士担任，只是传达命令的人罢了。到了战国时期，他们的职权日益亲近君主，所以献书多称“献书于大夫御史”。渑池之会，各国都命令御史记录事情，而淳于髡也说：“御史在前，执法在后。”这又是掌管记事纠察的职责。到了秦朝君主亲自处理事务，以控制臣下，侍从仆役，他们的势力日益加重，而御史大夫于是与丞相分权了。掌管副丞相，就是作为丞相的副手，以分割他的权力。设有两名丞，一曰中丞，在殿中，掌管图籍秘书，对外督察部刺史，对内统领侍御史十五人，负责接收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办事。成帝改名为大司空，佩戴紫绶，俸禄比照丞相，设置长史，如同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又恢复为御史大夫，又恢复为大司空，改御史中丞为御史长史。这是汉朝的三公官职。东汉归政于台阁，大事由司徒等三公处理，官职无权而被废除。大司马、御史大夫的名号，唐代御史台有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有的实任，有的带衔，不再是三公了。只是一个风宪之司。宋代御史台不除授御史大夫，中丞不常设，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仅除授一员；监察御史仅除授二员，掌管弹劾百官，地位低而责任重。苏轼说：“言论涉及皇帝，天子改容；事情关乎朝廷，宰相待罪。”而秦桧、韩侂胄、史弥远、郑清之、丁大全、贾似道把持国政，暗中奉承风宪，纠治所厌恶的人，而国家灭亡了。丁大全之前，有田嗣、荥王与芮、宦臣董宋臣保用的人。高后初年两次设置太傅，后来省去。平帝初年设置太师、太傅、太保，位在三公之上，与古代官名相同，但不是古代的本意。前后左右将军，都是周末的官职，秦朝沿袭，位同上卿，佩戴金印紫绶。战国所谓大将军、上将军本于此。武帝所谓大将军、大司马与丞相同班，又多设置骠骑、车骑、楼船、戈船、下濑、伏波，因扞贰师、游击、横海、游沮等号，以宠幸征伐之将，不与丞相同班。

以上秦朝三公官职，汉朝有所增减。侍中本是丞相的属吏，将军本是太尉的属吏。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没有侍中一列，以列将军为一列。

译地位较低的九卿与内史同属一个等级，因此现在将九卿列在内史之后。

译附录秦汉九卿考

九卿的俸禄都是二千石。第一是奉常，掌管宗庙事务，设有丞。汉景帝时改名为太常，王莽时改名为秩宗。太常掌管帝王的旌旗，帝王举行礼仪时树立这些旌旗，由官员奉持，所以称为奉常。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这六个令丞，均官、都水两个长丞，五畤各设一尉，博士以及各陵县都隶属于奉常。博士是秦朝的官职，秦朝时多达七十人。汉武帝初年设立五经博士，汉宣帝时增加到十二人。秦朝太史令胡母敬编写了《博学七篇》。汉高帝七年，叔孙通开始担任此职。

第二是郎中令，秦朝官职，掌管宫殿内室的门户。臣瓉说：掌管郎中等官员，所以称为郎中令。括苍鲍氏说：郎与廊字相同。查考《战国策》：梧下先生拜见魏王，快步走出到廊门又返回，所说的郎门就是廊门。又查考《战国策》：段产对秦新城君说：如今我处在郎中职位，不能向大王议论您，也不能阻止别人向您议论我。那么秦昭王时已有郎中这个名称，其职务已经亲近了。属官有大夫、郎、谒者。大夫掌管议论，有大中大夫、中大夫，都没有定员，多时达到数十人。汉武帝初年设立谏大夫，将中大夫改名为光禄大夫。郎掌管守卫门户，外出充任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都没有定员，多时达到千人。《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凡是郎官都负责轮流值守、持戟宿卫各殿门，外出充任车骑，只有议郎不在值班之列。查考《战国策》：荆轲追逐秦王，秦朝法令规定各位郎官持兵器都陈列在殿下，没有诏令不得上殿。又查考《滑稽列传》：优旃呼喊陛楯郎，那么持戟宿卫都是秦朝的制度。《韩信传》也说：侍奉项王，官职不超过郎中，地位不过是持戟。大概光禄大夫就是大中，俸禄比二千石；中大夫俸禄比千石；谏大夫俸禄比八百石；议郎、中郎俸禄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持戟，地位低微俸禄微薄，韩信因此感到羞耻。中郎设有五官、左、右三将，曹丕曾任五官中郎将，苏武任中郎将，出使匈奴。三将的俸禄都是二千石，所说的三署，即五官署、左署、右署，所说的三郎：中郎、侍郎、郎中。索隐记载有中郎、外郎、散郎的区别，苏林认为中郎是省中的郎，外郎、散郎是外朝的郎。近代官制违背古制，增减不明，将大中大夫、光禄大夫作为宰相执政的阶官，侍郎地位极微，而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六部侍郎却用这些名称作为执政官、侍从官。六部二十四司的官员，初次授职都称为某部郎。官职诰命下达后，才开始区分郎中、员外郎的不同。根据资历深浅，又分为权、行、试、守、朝请、朝散、朝奉三大夫。元丰改制之前，行郎中、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元丰官制之后，行郎中未担任郡守的人，只允许除授已丞、少监之类的职位，权某部郎官。已经除授郎官为真除，而荫补子弟则朝奉大夫以上允许荫补一子。将仕郎、员外郎死后，才能荫补。又有所谓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作为宰相的属官，在二十四司之上。左司二员，右司一员。世间晚进的后生，从入仕迪功郎，直到朝郎，起初不知道现在的郎就是古代的廊。又有小吏妄自称为外郎的。南宋南渡之前，开封富人皆称员外，古代的员外相当于近人的添差，其称谓的混乱，已经很久了。谒者掌管宾客宣读，接受事务，员额七十人。有仆射，期门掌管持兵器送从。汉武帝初年设立，无定员，多时达到千人，有仆射。汉平帝改名为虎贲郎，设置虎贲中郎将，羽林掌管送从。汉武帝初年设立，次于期门，又称建章营骑，后来改名为羽林骑，收养从军死事者的子孙，教授五种兵器，称为羽林孤儿。有令丞。汉宣帝命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管他们，都隶属于郎中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改为光禄勋，这一年改中大夫为光禄大夫，以辅佐他。仆射，秦朝官职，从侍中、尚书、博士、郎都有。古代重视武官，有主射督课之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都有取其领事的称号。这是班固的记载，仆射的官职不止郎中令的属官有。

第三是卫尉，秦朝官职，掌管宫门卫屯兵，有丞。汉景帝改名为中大夫令，后来恢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卫士、旅贲三个令丞。长乐、建章、甘泉卫尉不常设。

第四是太仆，秦朝官职，掌管车马，有两个丞。属官有大廏、未央家马三个令，各五丞一尉。又有车軡、骑马、骏马四个令丞。赵高任中车府令，就是他的属官。宦官担任此职加中字。赵高初任中车府令，秦二世即位后任郎中令，杀害两位丞相一位御史大夫，代为丞相。三次升迁非常美好，但三族二人也不宽贷。宦官亡人之国，先亡其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太仆属官其他不记载。

第五是廷尉，秦朝官职，掌管刑罚，九卿的班列中排在第五。而李斯担任此官，专议帝号，于是李斯为首，为什么呢？东莱认为秦朝以狱事为重，李斯又正担任要职，所以九卿中他是议论的首领。汉景帝改名为

译大理，汉武帝将廷尉封为尉，设有正、左监、右监。汉宣帝初年设置左平、右平，汉哀帝时又改称为大理。王莽将其改名为作士。《尚书》说：“伯禹担任司空，皋陶担任士，契担任司徒。”王莽于是用“作士”来命名司法官员，其愚蠢竟到了这种地步。第六是典客，这是秦朝的官职，掌管诸侯以及归顺的蛮夷。汉景帝时改名为大行令。

译汉武帝将大行令改名为大鸿胪，设有丞，还有行人、译宰等官职。另设别火三令丞。如淳注解说：别火是负责改火事务的。汉武帝初年设置别火，又设有史大行令。王莽将其改名为典乐。第七是宗正，秦代的官职，掌管皇族亲属事务。《东莱大事记》记载：高帝七年诏书，设置宗正官以梳理九族关系。高帝纪表中没有此人，但帝纪七年二月记载，从栎阳迁都长安，设置宗正官以梳理九族。表中高后二年才出现，由刘郢客担任，大概是史书遗漏了最初任职者的姓名。第八是治粟内史，秦代的官职，管理谷物和布帛。景帝将其改名为大农令，武帝改名为大司农，设有两丞，还有大仓、平准、均输、都内、籍田五令丞，以及斡官、铁市两长丞。如淳注解说：斡官即所谓专营盐铁并垄断酒类的官职。此外，郡国的各个仓库、农监、都水等六十五个官长丞都隶属于它。武帝曾设置搜粟都尉，韩信以治粟都尉的身份逃亡，表中没有此官职，后来又见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王莽将其改为羲和，又称纳言。第九是少府，掌管山海地泽的税收，用来供给皇室供养。《东莱》认为治粟内史所掌管的谷物货物供军国之用，少府的钱财称为禁钱，用来供给天子私人使用，另设仓库，“少”意为小。少府所属官职最多，有六丞，应当都称为少府丞，而尚书、侍郎以下十二个官职的令丞都隶属于它。而尚书这个名称，后世将其作为王的一省六部从官之长。《东莱》又说少府有四名吏人在殿中主管发布文书，称为尚书，后来遂将其定为官职，设置令丞等属官。然而汉代的尚书令、尚书丞，只是微末的小官，是少府的属吏。后世的尚书令、尚书左右丞、六部尚书则是宰相的侍从官员。又有胞人三长丞，又有上林中十个池监，又有中书谒者、黄门、钩盾等以下内省官职七个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都隶属于它。而中书令、中书丞也是少府的微末小官，而后世的中书令却是一品官中的最高级别。郭子仪上奏二十四次考核，甚至产生被夺去凤凰池（中书省）职位的遗憾，前代的小官，后世用来作为大官，世事的变迁，难道有极限吗？表中记载小官吏的因袭变革不一，不值得详细记载。王莽将其改名为共工。

附少府禁钱及近世铸钱说

少府禁钱，是征收天下山泽的利益，作为君主的私藏而私自使用。前朝设置内藏库，始于宋神宗时期，想要积蓄以备取燕之用，于是导致了北狩南渡的祸患。杭州都城也设置内藏库，其他暂且不谈。以纸币与铜钱并行，自孝宗某年开始【可考证于《朝野杂记》】，在饶州设置江淮都大杭冶司铸钱，每年额度十五万贯，每一枚钱以年号铸造四字，这是旧制。乾道钱、淳熙钱在民间流通使用。宁宗即位，在位三十年，理宗四十一年，度宗十年，德祐一年，不必细问，总计八十一年。新铸的铜钱并入内藏库，未曾流通使用。庆元至咸淳年间，几乎更换了年号，民间没有一枚这样的新铜钱，全部都在内帑。计算铜钱一千二百万贯，一并纳入内藏库不使用，而铸造纸币一贯折合七百七十文。既然有纸币而无铜钱，那么铜钱贵重而纸币贬值，且不揣度根本，只责成有关部门维持纸币价格。纸币价格越跌，铜钱价格越涨。每次减损纸币价值，用一张新纸币兑换两张旧纸币。后来用十八界新纸币一贯兑换七十界五贯，前后配给责罚鞭打，不知疲倦。而纸币价格终究无法上涨，因为没有铜钱。贾似道创行关子，以一关子准十八界纸币的三贯，废除七十界纸币。一旦国家灭亡，一千二百万贯有余的铜钱以及祖宗的积蓄，还有建康行宫的积蓄，何止千万，都成了弃物。这都是前朝执政者不明智造成的。铸造纸币无穷无尽，内藏铜钱却不拿出，而责成民间提供所没有的东西，这不仅是百姓的不幸，也是国脉的不幸。今日完全废除铜钱，单独流通纸币，谁实为始作俑者呢？

汉王返回平定三秦，包围废丘，塞王欣、翟王翳投降。

汉元年夏四月，汉王前往封国。五月，率领军队从故道袭击雍地。雍王邯迎战汉军，在陈仓雍兵战败逃回，在好畤交战，又大败逃往废丘。汉王于是平定雍地，向东到达咸阳，率领军队包围雍，雍王投降。于是派遣各位将领攻占土地。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都投降汉军。章邯善于用兵，然而不能抵挡汉王。与项羽相比，起初汉王为沛公时，项羽在东阿大败汉军，这是一败。其次秦三年十二月，项羽在钜鹿下大败章邯，这是二败。章邯军队驻扎棘原，项羽军队驻扎漳南，又进军两次击败他们，这是四败。章邯投降项羽，项羽派黥布、蒲将军夜间袭击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余万人。计算章邯的四次战败，损失十余万人，加上这次共计损失三十余万人，是章邯杀死的。杀死秦子弟三十余万，秦人家中的父兄怨恨章邯入骨髓，而想要享受雍王的封爵，可以吗？真是愚蠢至极。项羽不禀报请示楚怀王，擅自封章邯为雍王，这是项羽自行称王的开端。章邯前往封国不到一个月，就迎战汉王，又两次大败。计算章邯六次战败。在这个时候，秦子弟岂肯为章邯效死？以失去人心的雍王，对抗得人心的汉王，而汉又有大将军韩信掌管军务。章邯狼狈而被围困在废丘，孤城即将被汉军攻克，因此塞王、翟王

译都投降了。

田荣杀了胶东王田市，彭越杀了济北王田安，臧荼杀了辽东王韩广，齐王田都被田荣击败，逃跑后投降了汉军。

译四月，诸侯各自回到封国。五月，汉王平定三秦之地。六月，这四位王未能保有封国。田荣自立为齐王，臧荼兼并辽东成为燕王。彭越依附田荣，田都逃跑投降汉王。三秦之地为汉王所有，十八位诸侯王在两个月之间失去了其中七位。项羽的势力孤立了。韩信对项羽说：“他的强大容易转为弱小，若能详尽陈述他的罪状，人心背离他，那么天命也就离弃他了。商汤、周武王的事是以德行仁义，汉王的事是以武力假借仁义，项羽的事则全然不仁。得失的道理由此可以看清了。”

项羽杀害韩王成

韩王成被立为王时，张良劝说项梁立他，韩国任命张良为韩司徒，这是周代的制度，是天子的三卿之一。战国时期还保留这种制度，所以项梁就任用张良辅佐韩国，废除了这个官职。韩王成不能完全拥有韩国，跟随项梁攻取土地，得到几座城池，又被秦国夺回。为汉王留守阳翟，项羽因为张良是汉王的谋臣，而韩王成又无功绩，所以不派遣韩王成回国，带他一起到了彭城，杀了他。张良辞别汉王回归韩国时，不知道项羽会诛杀韩王成。项羽这一举动，心胸狭隘，因怨恨张良而杀害无罪的韩王成。章邯击杀了项羽的叔父项梁，况且项羽是君主，这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却忘记仇恨不报复，封章邯为雍王。义理不明，放纵私欲，这难道是帝王所为吗？不久任命原吴县令郑昌为韩王，抵御汉军，只是为了报答微小的私恩，不考察郑昌才能渺小，哪里足以抵挡得人和得天命的汉军，这都是失策啊。

张良给项羽送信说：“汉王想要得到关中，不敢再向东进军。”

张良起初劝汉王烧毁栈道，向项羽显示没有东进的意图。这是隐藏形迹，为汉王平定三秦做打算。张良到了韩国，以韩相司徒的身份巡行各地，虽然忠于汉王，但未曾接受汉王的官爵，他的志向是想恢复韩国的社稷，不辱没作为三代相韩子孙的名声。项羽因为张良跟随汉王的缘故，杀了韩王成。张良于是无主可依，不回归汉王，他给项羽送信说：“汉王失去了职位，想要得到关中，如果按照约定就停止，不敢再向东进军。”话语大同小异，这又是隐藏形迹，为汉王夺取天下做打算。平定三秦，夺取天下，萧何、韩信的谋划，直接想要承担作为一件事。张良起初，姑且为平定三秦做谋划，韩国灭亡无处可去而回归汉王，然后为汉王制定夺取天下的谋划。萧何是见识老练的老吏，张良向来富贵，轻视富贵，没有利心，是优秀的子弟，所以最终都得以保全。韩信也是奇才，起于贫贱，贪图富贵，利心重，所以最终陷入危险。总之，汉王夺取天下，这三人的功劳居多。汉二年十月，张良从小路回归汉王，开始接受汉王的爵位封为成信侯，跟随攻打楚军于彭城。

项羽弑杀义帝

汉二年冬十月，项羽派九江王英布在郴地杀害义帝。《史记·项羽本纪》说暗中命令衡山王、临江王杀他，江中记载与此不同。颜师古引用《史记·黥布传》：“四年，暗中命令九江王的儿子行击义帝。”八月，英布派将领追杀他。郴地与《汉书·项羽、英布传》相符，那么衡山王、临江王与英布同受项羽命令，而杀他的是英布。史文略有差异，颜师古辨析并贯通，是正确的。然而北面称臣，仗义而起，却说：“怀王是我们家所立的。”表面上尊崇所立之人，却将他迁徙到偏远之地，进而弑杀他，可以吗？韩信初拜为大将，列举项羽的罪状，说他驱逐义帝到江南而已，不知道他弑杀义帝。项羽至此，于是成为天绝之人，愤怒他，他的罪不可赦免。杀害降者、弑杀君主，可以在天下立足吗？三老董公，是穷困寒微的老士人，旁观窃笑，举出这罪状告诉汉高祖。三军穿白衣，项羽还勉强延长了几年寿命，真是幸运啊。

张耳逃跑投降汉王，陈余称王。张耳封代王，王歇封赵王。

张耳、陈余起初号称刎颈之交，但他们的交情没有善终，大体上足以让人一笑。两人替陈涉游说河北，却劝武臣背叛陈涉自立为王，这是有道之士所不为的。项羽自立为王，效法的就是这种做法。又陈余怨恨陈涉，不任命他为将军，只任命为校尉，他嗜权贪贵不止，浅薄啊！武臣称王时，任用张耳为丞相，陈余为大将军。在刘邦、项羽未称王之前，汉王称王，任用萧何为丞相，韩信为大将军；项王则必定是范增、龙且。布衣之士骤然得到将相之位，所谓将相和睦协调，那么士人预先信服。章邯包围钜鹿时，张耳不在城中。陈余拥有数万军队，不率领全军前往救援，而用五千人抵挡秦军，畏懦无谋，是为了自保。陈余的罪过，幸好围困解除，争斗不止，陈余丢弃印绶如丢弃粪土。即使取回印绶，从此交情断绝。张耳的罪过，陈余不跟随入关，项羽封他为侯；如果跟随入关，项羽分赵王歇的土地封张耳为王。在这种情况下，又哪里值得深究？像伯夷、叔齐那样的人，肯这样吗？陈余何必大怒？陈余的罪过，陈余借兵袭击张耳，张耳战败投降汉王，怨恨从此不可解除了。赵王歇得到赵国故地全部土地封陈余为代王，陈余应当辅佐王歇，不应当分封为王，陈余的罪过。用善于用兵的韩信来讨伐，辅佐以绝交积怨的张耳，却不采用广武君李左车的计策，尝试一战，陈余在泜水边被斩首，并非不幸。张耳得以称王善终，真是幸运啊！战国以来，士人不学习

译于是他们不知道正道，四处游说，豪侠武断，反复无常，只求苟且富贵，没有一个人遵循天理、知晓天命，能够谦退礼让以终天年，真是令人悲伤啊！至于我结交的朋友，商山四皓和两位儒生，难道不是天地之间的正气吗？

译河南王申阳投降，设置河南郡。

汉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阳投降，设置河南郡。这是汉王出函谷关后攻取的第一个国家。此前去年九月，（汉王）派遣薛欧、王吸出武关，凭借王陵的军队在沛县迎接太公和吕后。项羽在阳夏发兵抵御，使他们不能前进。《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申阳投降，只说汉王到达陕县，镇抚关中父老，没有提到用兵，大概也像塞王、翟王投降那样，是望风畏服吧。关中发兵尚未平定，虽然得到了雍地，但都城栎阳还未攻下，都改为郡，只有原来的巴、蜀、汉中三郡。至此设置河南郡，共有四个郡。

韩王郑昌投降。

汉二年十月，任命韩太尉韩信攻打韩国，考证《史记》恐怕是韩信，韩王郑昌投降汉朝。史书只记载郑昌投降，《史记》记载韩王郑昌不听命，韩信击败了他。这一个月内投降了两个王，不久又俘虏了魏王豹、殷王卬，共四位王，加上三秦，计算起来攻取七个王国都是韩信的功劳，真是神兵啊。不私吞那些土地，就用来封韩信为韩王，太尉韩信，这就是淮阴侯所说的“用天下的城邑封赏功臣，有什么不服的呢”。

回归都城栎阳。

汉一年十一月，回归都城栎阳。按秦孝公元年，修筑栎阳城，注释说迁都于此，就是现在的万年县。十二年，修筑咸阳冀阙，迁都于此。项羽封司马欣为塞王，都城建在栎阳，因为司马欣投降，所以栎阳城完好无损。咸阳则被项羽烧毁了，这就是为什么定都栎阳的原因吧？出关一个月之间，攻取两个国家，随即回归栎阳，是因为章邯尚未平定。

各位将领攻取陇西土地，率领万人或一郡投降的，封为万户侯。

汉二年十一月，派遣各位将领攻取陇西土地，这是一句话。率领万人或一郡投降的，封为万户侯，这是另一句话。大概是两件事。《史记·高祖本纪》没有上一句，不仅关中、陇西，关外、河南也是如此。春正月【缺】攻取北地，俘虏雍王弟弟章平。这是章邯派弟弟镇守北地郡，而章平已经防备章邯，但还未成功。三月，汉王从临晋渡河。临晋即今同州朝邑，位于关中之西。魏王豹投降，从下河内，俘虏殷王卬，设置河内郡。与原有的郡共五个，而河东尚未设置郡。《东莱大事记》记载这个郡时本来有六月，废丘投降，章邯自杀，设置陇西、河上、渭南、北地、上郡。班固《汉书》记载这五个郡，《史记》多了北地〇，与原有的郡共十一个。彭城战败之后，秋八月，韩信俘虏魏王豹，设置河东、太原、上党郡，与原有的郡共十四个。这是汉王攻取国家、设置郡县的次序。

修缮治理河上边塞 汉二年十一月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北边依靠黄河作为边塞，并沿着阴山。注释：河西有阴山县，直到辽东。《蒙恬传》：秦已经统一天下，率领三十万大军向北驱逐戎狄，收复河南，修筑长城，利用地形制造险要边塞，从临洮连接到陇西，直到辽东，绵延万余里。于是依靠阳山【五原西安阳县北有阴山，阴山在河南，阳山在河北】蜿蜒向北。我认为边塞城墙就是长城。晁错传中谈到治理边塞，也说高城深沟，准备礌石，布置渠答。然而这难道足以依赖吗？恐怕是扼守险要据守，胡人骑兵钻空子，像鱼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就容易攻击了。所以《汉书》说匈奴穿洞而入。这一定是因为平定了险阻，使道路平坦，然后万骑齐进，长驱直入就难以抵御。所以有边塞还足以帮助堤防万一。虽然如此，三代封建，则诸侯国各自防守而有余力。后世郡县分守，力量寡少，虽然有边塞可以依赖，但不足以必定屯驻重兵像蒙恬那样才可以。这修缮河上边塞，是大河西北边界匈奴的地方。我私下认为有齐桓公就北伐山戎，孔子有“微管仲”的感叹，文武成康穆宣南征北战，所向皆可。不幸而周幽王遭遇，就不免于骊山之难。看中国根本如何罢了。

原来的秦苑囿园池命令百姓可以耕种。

颜师古说：饲养禽兽叫苑，苑有围墙叫囿，用来种植的叫园，田指耕作。孟子齐宣王问：“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有这回事吗？”回答说：“在传记中有记载。”说：“有这么大吗？”说：“百姓还认为小呢。”说：“我的苑囿方圆四十里，百姓还认为大，为什么呢？”说：“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砍柴的人去那里，打猎的人去那里，与百姓共享，百姓认为小，不也适宜吗？”臣刚到达边境，询问国家的大禁令，然后才敢进入。臣听说郊关之内有方圆四十里的苑囿，杀死那里的麋鹿如同杀人的罪，那么这方圆四十里就是在国中设陷阱，百姓认为大，不也适宜吗？”朱文公注：囿，是繁殖鸟兽的地方。古代四季的田猎，都在农闲时讲习武事，但不想在庄稼田地中驰骋，所以测量空闲之地作为苑囿。然而文王七十里的苑囿，大概也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吧？然而我考证，《周官》不见天子诸侯的苑囿园池。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山虞采山野，泽虞采泽野。六乡六遂二百里内都是井田沟洫畎浍，不是猎车可以驰骋的地方，也不是小禽兽所能逾越的，必有高原而枯下泽而涸，秋冬之猎可骋也。春夏

译那么草木就会茂盛，禽兽繁殖养育幼崽，那里的狩猎就不会过于严重。况且他们所说的用艾草和兰草作为屏障，用旗帜作为左右和门，有标志有界标，设置射禽的靶位，然后驱赶禽兽进入其中，那么在屏障外驱赶野兽的人，就是乡遂的万民。这是天子的军队，一定要搜索山岭沼泽，禽兽才出来，禽兽出来就驱赶进入兰艾屏障之内，那么天子射杀，诸侯射杀，大夫射杀。古代没有骑马驾车奔驰追逐而射箭的，在车上有驾车的人和车右，如同军礼中有射左胁贯穿到右胁上部而射杀的，有射左胁贯穿到右大腿中部而射杀的，有射左胁贯穿到右大腿下部而射杀的，那么又如果伤及面部就不进献，踩到毛皮就不进献，没有完全射死就不进献。禽兽虽然多，只挑选三十只，其余的给在泽宫练习射箭的大夫和士人取用。田猎没有得到禽兽但射中了就得到禽兽，田猎得到禽兽但射不中就得不到禽兽。射杀中心脏而死得快的是干豆，风干后献给宗庙的豆器；其次射杀远离心脏而死得慢的是宾客的豆器；射中肠胃膀胱而死得更慢的用来充实君主的厨房，而且所取不超过三十只，以此来练习武事，又用来崇尚德行，又显示君主不贪婪。用兴动军队役使百姓，像这样辛劳，而最终以廉洁结束，这必定有其用意。再说，这些都出自山原沼泽幽远空旷偏僻的地方，平常不采集不预料的地方，自然繁殖的禽兽，来供给人主一年四次狩猎。人主已经狩猎，然后百姓才能狩猎，恐怕不是养育禽兽在苑囿中等待狩猎。后世常常命令野人捕捉禽兽，放置在他们所修筑的苑囿中等待狩猎，于是有了文王苑囿的说法。我私下怀疑捕捉活物，放置在苑囿中，而没有东西喂它们，那么必定虎豹吃鹿猪，大的吞小的，强的咬弱的，所以又修筑围墙来圈养它们吗？像这样也就不胜其烦了。秦朝得志，奢侈扩大苑囿圈养毛齿蹄角之物等待田猎，比齐宣王的苑囿大，不用多说。至于园池就像后世种植水果蔬菜种花养鱼鳖之类，汉高祖全部废除，允许百姓耕种，这也是得到民心的一点。

译附录：汉武帝苑囿田猎考

我读司马迁的著作，看到《平准书》中记载各官署分别设置农官的事情，其中有这样的话：“那些没收来的奴婢，分别派到各苑囿去饲养狗马禽兽。”我感叹道：“这是让人来饲养野兽，一是供君主田猎之用，二是供君主玩赏之好，三是供君主厨房食用。”恐怕周文王的苑囿也不像这样。读《汉书·徐乐传》，说天下的祸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这话已经指出了弊端。至于说能够消除未然的祸患，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劲旅，而陛下追逐走兽，射杀飞鸟，在宴饮的苑囿中纵情淫乐，极尽驰骋之乐，却安然自若。金石丝竹的音乐声不绝于耳，帷帐之中的私情，俳优侏儒的笑闹声不绝于前，而天下却没有积蓄的忧患。我又感叹道：“这难道是人臣应该说的话吗？”君主驾驭臣下有方法，那么沉溺女色、沉迷田猎、酗酒、嗜乐、高屋、雕墙，不妨极尽天下的享乐，可以吗？徐乐借用纵横家的学说立论，来迎合汉武帝的野心，是可以诛杀的。又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夸耀苑囿车骑游猎之事。楚国有云梦的猎场，齐国有青丘的猎场，天子有上林的猎场。田猎有大有小不同，但奢侈之心是一样的。我于是又感叹道：“汉武帝之所以喜欢相如的这篇赋，就像后来见到文人的赋作而高兴一样。齐国的田猎不如楚国的田猎，楚国的田猎不如天子上林的田猎。赋中劝诫的内容不足以让汉武帝警醒，夸张三大猎场，恰恰足以开启汉武帝的奢侈淫逸。相如虽然文辞稍显丰富，但其心术也致力于迎合上意，怂恿更加厉害，讽谏缺失，人品不值一提。”又读《东方朔传》，记载武帝建元三年开始微服出行，北到池阳，西到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阳，与常侍武骑待诏陇西北地的良家子弟驰射鹿豕狐兔，手搏熊罴，在禾稼稻秔之地奔驰，百姓都号呼骂詈。向鄠杜令言说，那些骑兵想要鞭打县令，县令大怒，呵斥制止猎者，出示皇帝的车驾物品，才得以离去。丞相御史知道旨意，于是派右辅都尉巡视右内史，征发小民供给侍从。后来又私自设置更衣处十二所。于是皇上认为道路遥远劳苦，又被百姓所患苦，派大中大夫吾丘寿王与两位能计算的待诏，统计阿城以南、宜春以西的土地顷亩，想要除去作为上林苑，归属南山。又诏令中尉左右内史标记所属县草田赔偿给百姓。吾丘寿王奏事，皇上非常高兴。东方朔在旁边，进言三不可。劝谏的言辞很美，这里不详细说。然而武帝还是建起了上林苑，按照吾丘寿王的建议，于是我三次感叹道：“夺取肥沃之地，造成荆棘之林；而长期饲养麋鹿，扩大狐兔的苑囿，增大狼虎的废墟，毁坏人的坟墓，废弃人的房屋，排斥并经营它，筑墙并圈禁它。骑兵东西驰骋，南北奔驰。又有大沟大渠。”一天的快乐不足以危害没有堤防的车驾。东方朔的这次劝谏如同描绘田猎之所以然，足以看见车骑出没、禽兽奔走的景象。仓促之间，辞理俱到。武帝忽然不采纳，为什么呢？东方朔的话看似诡谲而实则正直，司马相如的赋看似讽谏而实则逢迎。逢迎正直，屏除世主的常态。古今苑囿的兴盛，没有比得上秦始皇的，没有比得上汉武帝的。汉武帝还有悔意，内外多得贤才，所以秦灭亡而汉朝虽然耗费却不灭亡。

附录：罗氏致鹿与女考

有人问：“《尚书》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用色对禽，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礼记·郊特牲》中有记载。蜡祭的时候，大罗氏，是天子的掌管鸟兽的官，诸侯的贡品归属他。戴着草笠而至尊，是野服。注：诸侯在蜡祭时，派使者戴草笠贡鸟兽。《诗经》说：‘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又说：‘其饟伊黍，其笠伊纠。’都是野人的服饰。罗氏致鹿与女而诏客告也，用来告诫诸侯说：‘好田好女者亡其国。’注：诏使者使归，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这以色荒、禽荒并为诸侯之戒，其由来已久了。正义说：客为贡鸟兽之使，罗氏先受贡毕，使者临去，又以鹿皮及女子致与使者而宣天子之诏，令使者以告戒其君，不得好田猎、近女色，使国亡也。说鹿是田猎所得之物，女是亡国之女，而王所以获者也。一云：岂每国辄与女鹿耶？正当罗氏以鹿与女示使者尔。我认为此礼，他经并无所见，虽有此礼，亦亡。秦、汉、唐、宋，并未尝用。窃疑十二月之社蜡，以田猎鸟兽贡之王，千里之外之侯，恐难卒致。如承平之天子，不曾用兵伐取亡国之女，焉得宫中有如是之女？正义谓以鹿、女示使者，恐是臆度，不当有女如是之多以答诸侯也。然而以田猎、女色亡国，则比比皆然。因田猎以选车徒，则有《车攻》、《吉日》之诗，以美宣王。还之诗《卢令令》之诗，则刺二君矣。《周南》、《召南》之二风，述妃夫人之德；变风则无非女色取乱亡者矣。故”

译（宋徽宗）常常因为女色和田猎而荒废政事。田猎的礼仪，唐代人尚且还在实行。宋朝建立以来，前九位皇帝从未有过修建苑囿、举行田猎的事情。只有徽宗因为花石纲和艮岳，有了修建苑囿的弊害。汉武帝微服出行，也未曾骑乘鞍马去射杀狐狸和兔子，不过是与郜七、李师师等人在狭邪之地游玩，最终导致被金人俘虏北去而不能返回。唉！罗氏的告诫，是有道理的！自从宋室南渡之后，马匹稀少而没有车驾，用轿子代替，南方人不懂得田猎。淮襄军中的打围活动，只有北方特别盛行。南渡后的六朝皇帝，高宗、孝宗都没有苑囿和田猎的爱好。光宗在位不久，宁宗恭敬节俭，但权力转移到了大臣手中。理宗未曾跨马，度宗多病，早逝且偏居一隅，国势微弱，哪有秦汉那样苑囿、田猎万分之一规模的国度呢？宋朝国运之所以终结，是天数使然。秦桧误了开端，贾似道败了终局，并不是因为田猎和女色的祸害。我曾经说，夏、商、周是前三代；汉、唐、宋是后三代。汉代有七位贤君，唐代有三位贤宗，应当以宋太祖、宋仁宗、宋孝宗作为宋代的三位贤宗，与汉唐十位贤明君主一起表彰出来。可惜《宋史》尚未修成，后来的君子或许会从中有所借鉴。

译古今考卷十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续古今考》>

钦定四库全书

古今考卷十一

元 方回 续

命令百姓废除秦朝的社稷，建立汉朝的社稷【汉高帝二年春二月】

《周礼·地官·大司徒》规定设立社稷的围墙，并在其中种植田主树，根据原野适宜生长的树木，来命名社和原野。《小司徒》规定凡是建立邦国，设立社稷，划定疆域的界限。注：九畿的封人掌管设立天子的社壝，作为畿域的界限并种植树木。注：壝是指坛和矮墙。畿域上有封界，就像现在的田畦界限一样。文中没有提到稷，是因为稷属于社的细目。凡是封建国度设立社稷的围墙，建造都邑的封域，也都如此。命令社稷的职责，这里所说的有天子的社稷，诸侯的社稷，还有都鄙的社稷。周朝以朝廷的三公、三孤、六卿、百官为官府，以天下五等诸侯为邦国，六乡六遂三百里之外为都鄙。这三个“三”和六个“六”字，概括了天下的形势，制度由此确立。以上讲的是王畿、侯邦、都鄙社稷的区别。《大宗伯》用血祭来祭祀社稷。注：阴祀从血祭开始，重视气味。社稷是土谷之神，有德行的人配享祭祀。共工氏的儿子叫勾龙，配享社祀；厉山氏的儿子叫柱，配享稷祀。商汤迁都后祭祀弃（后稷）。《王制》说：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社稷用少牢。这是社稷用牲的不同。社与稷本是土谷之神，却以人鬼勾龙来配享社稷。这又是稷的名义所在。《小宗伯》掌管建国神位，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匠人》营造国都，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这是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区别。子路让子羔做费邑的长官，说那里有百姓，有社稷。费是鲁国季氏的城邑，子路是季氏的家臣，却任用不读书的子羔治理这个城邑。但由此可以推断，春秋时期，即使是小城邑也一定有社稷。《祭法》说：诸侯为百姓立的社叫国社，诸侯为自己立的社叫侯社。这说明诸侯有两个社，一个是受封时的社，一个是为民祈福报恩的社。《祭法》说：大夫以下成群立社。郑氏说：群指众人。大夫以下指下至庶人。大夫不能单独立社，与同族居住的百姓以上共同立一个社。现在的里社就是这样。这是郑玄解释大夫与民共立百家之社，用汉朝的里社来类比。《白虎通》说：天子的社宽五丈，诸侯减半。它的颜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面覆盖黄土。这是社稷宽窄的制度以及土的五色。《左传》有说：书社千家，齐侯送给鲁国一千个社，齐人送给卫国土地，社五百个，这就是杜预所说的二十五家为一社。周朝五党为州，二千五百家，州长是中大夫一人，那么就有二千五百家的社。下至四闾为族，族师是中士，一百家，也应当有社，只是不知道坛壝如何。如果没有籍田，则百姓共同供给粢盛和牺牲。六乡之外，六遂也是如此，这是乡遂的社稷。也就是在都鄙之内的社稷。《月令》仲春命民社，《月令》是秦朝的书。秦朝百姓可以立社稷，是可以考证的。先儒认为自秦朝以下百姓才开始立社，但礼书中有大夫以下成群立社的记载，那么百姓允许立社稷并不始于秦朝。秦朝法律十里一亭，十亭一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而县大致方圆百里，县应当有社稷。或许十亭的乡允许百姓自立社稷。秦朝百姓社稷的制度不详，根据郑玄所见之民社注礼之民社，百家一社，可以推知。秦崇尚黑色，汉崇尚红色，命令百姓废除秦朝建立汉朝，革故鼎新，所谓变置社稷就是如此。秦朝对古制无不废除，唯独允许百姓立社稷有古意，然而没听说像先王礼制那样左宗庙右社稷。汉高祖修缮丰邑枌榆社，就是秦朝允许百姓立社稷的社稷吗？

广社稷考，附社稷名义：大社，王社，国社，侯社，置社，州社，民社。

《郊特牲》正义：社稷的意义，先儒解释不同。郑康成的说法，认为社是五土的总神，稷是原隰之神，勾龙因为有平治水土的功劳，配享社祀；稷有播种的功劳，配享稷祀。郑玄必定认为此说正确，因为《郊特牲》说：“社祭土而主阴气”，又说：“社所以神地之道”，又说：“命降于社之谓殽地”，又《王制》说：“祭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根据这些文字，所以知道社稷即地神，稷是社的细别，名叫稷。稷是原隰所生的，所以稷是原隰之神。如果像贾逵、马融、王肃等人，认为社祭勾龙，稷祭后稷，都是人鬼，不是地神。所以《圣证论》王肃难郑【云云】，为郑学者马服之等通之【云云】，肃又难郑【云云】，为郑学者通之【云云】，如此往返共六次，这里不详细记载。方回认为郑玄的解释更胜一筹。王右社稷，左宗庙，不应该以两个人鬼在宗庙西中门之内设坛。社是五土之神，以人鬼勾龙平治水土有功者配享；稷是五谷之神，以人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