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攷卷十一

译后稷在农耕方面有功，所以配享祭祀，这是毫无疑问的。《载芟》是春季祈求丰收的祭歌，《良耜》是秋季报答神恩的祭歌。军队出行时携带社主，这就是所谓的小宗伯在军队出发时率领有关官吏设立军社，捧着社主的车。大王进行大规模封赏时，先向后土之神报告；遇到天地间的重大灾祸，则举行类祭和社稷祭【祈祷之礼较轻的类祭是依照正规礼仪来举行的】

译大司马在仲春时节教导军队整顿，祭祀社神。如果军队有功，就左手拿着律管，右手拿着斧钺，引领凯旋之乐，向社神献祭。大司寇在重大军事行动时，亲临社坛执行杀戮。凡是国家的大事，天子都倚重社稷，像这样的重要性，恐怕不是一个人鬼勾龙所能担当的。凡是提到社，必定有稷；有互文见义，有举对文，这里只举其一。陈祥道说：社是用来祭祀五土之神的，稷是用来祭祀五谷之神的。五谷之神命名为稷，是因为它首先种植先成熟而统领五谷的缘故。稷没有土无法生长，土没有稷无法显现生生不息的功效，所以祭祀社必定连带祭祀稷，是因为它们功效相同、利益均等而养育人民。祭祀必定有配享，社配享勾龙，稷配享柱。商朝时又用弃代替柱，是因为弃的功绩足以与社稷相匹敌。陈祥道的这个论述是正确的。《祭法》说：天子为诸侯立社叫做大社，为自己立社叫做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叫做国社，为自己立社叫做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结队立社叫做置社。天子的太社，用五种颜色的土，上面覆盖黄土。夏朝时，徐州进贡的只有五色土。孔安国从社的角度解释，说天子封诸侯时用五色土立社，建立诸侯时就割取对应方位颜色的土给他们，让他们立社，授予黄土，用白茅包裹。茅取其洁净，黄取王者覆盖四方，这就是所谓诸侯接受茅土分封的意思。蔡邕独自防备说：天子的大社，封诸侯时都取土包裹白茅，授予他们以在其国立社，所以称为接受茅土立社。这是诸侯的国社。汉朝只有皇子封为王的才能得到茅土，我认为汉武帝封三王的策命中有“建立青色社坛”的话就是证明。因此天子诸侯各有两个社，而又各有战胜国的社，那么各自就有三个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按照大夫有三座庙，适士有两座庙，官师有一座庙，在家祭祀祖先，那么就没有左庙与右社相对了。与百姓同社，州长如果在岁时祭祀州社，就召集百姓并宣读法令。这是州长管辖二千五百家之社，那么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有社；五百家为党，正下大夫一人应当有社；一百家为族，族上士一人应当有社；六遂也是如此。如二百里外的都鄙之社，则属于卿大夫的采邑、王子弟的食邑在其中。在采邑食邑建立祖庙和先庙，而社则与都鄙井田的百姓共同拥有。社里单独出赋，社田全部耕作，社丘共同提供祭品。解说者认为都鄙之社就是乡遂士大夫之社，由此可知。《月令》仲春命令百姓祭祀社，那么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应当有乡社。方圆百里为县，应当有县社。汉王废除秦的社稷，建立汉的社稷，这是民间所立的社稷，而天子的社稷与宗庙，都不能效仿古代制度。南宋南渡后，大社大稷坛在观桥东北。《咸淳临安志》说：“自建炎到绍兴初年，有关部门只是奉行祀典，而坛壝没有建立，礼器没有完备。绍兴十二年，臣僚建议礼官讨论，才开始诏令临安府在城内选择土地依照制度建筑，在春秋二仲和腊日前一天祭祀。其礼典视城隍祗坛之北有灵池，遇旱不涸，不记录牺牲币帛俎豆的制度。”解说者说皇帝亲自签署祝板，派遣从官代理祭祀，既然不能像古代天子亲自祭祀社，又一切古制都废弃很久了。我每次看到州县社坛稷坛以石头为主，外面有风师雨师两个坛。春二月，秋八月，以戊日为社日，州县太守、知县率领下属祭祀，用猪为牺牲，简陋不敬。而民间乡村有社无坛，有屋子叫做社屋。二社所祭祀的叫做社公。太平时期，父老村民凑钱买酒为社，欢呼歌舞。城市坊巷也各有社，有祭祀，有分胙的饮酒，而百戏之社、祠神之社，无不有社公之名。这不是古代所说的社。俗谚说“一年三度醉，两社一重阳”，还可见百姓重视社的意思。然而古制泯灭很久了。“社公”二字也有所本。《郊特牲》正义说：“王肃的学者认为社是人鬼勾龙，不是地神。”许君谨按说：“春秋称公社，今人谓社神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祗。”郑玄驳斥说：“社祭土而主阴气，又说社者神地之道。谓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谓雷曰雷公，天曰天公，岂上公也？回谓天子亲祀社稷，三献服絺冕三章，岂有天子而反拜上公者乎？王肃之徒，其说不通。

附社稷祭位考

正义说：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庙。郑玄说：库门内雉门外之左右，为群姓立社者，在库门内之西；自为立社，在籍田之中也。其亡国之社，谷梁谓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戒，或在庙，或在库门内之东，则亳社在东也。故左传云：“间于两社为公室辅。”鲁之外朝在库门之内，东有亳社，西有国社，朝廷执政之处，故云间于两社也。此郊特牲正义全文：先儒谓王社或建于大社之西。《国语》王籍则司农除坛，农正陈籍礼祭先农，未闻有社坛在籍田之中，当是在大社之

译西面。两座祭坛朝北，坛北有东西向的三级台阶，社坛应当在西边，稷坛应当在东边。另一种说法认为稷坛在社坛的西边，每座坛方圆五丈，连同祭坛一共五座。天子祭祀时，穿着细麻布祭服，戴着冕冠，站在北面而面向南。三次献祭分别是：第一次献祭埋入血并荐献腥肉，第二次献祭荐献生肉，第三次献祭荐献半熟的肉并将其沉入汤中，这是大祀的仪节。小祀则只荐献熟肉。祭主用石头，牺牲用太牢，牛角呈红黑色，也应当有谷物祭品。酒樽使用鬯人掌管的大罍，应当有酒和甜酒。音乐使用太簇和应钟，舞蹈使用帗舞，击打灵鼓。有人说两圭有邸的玉圭，是用于北郊方泽祭地的，不敢用来作为祭社的主器。士师如果祭祀被征服国家的社，就为他们设立尸。这样看来，祭社稷也有尸。有酒樽就有灌礼。社主属阴，所以在中门的右边；社朝向阴面，所以围墙北面敞开以通达天地之气，所以不建屋宇而承受风雨霜露。风雨霜露是万物赖以生长的条件，所以春天祈求秋天报答。祭祀选用甲日，除了祈求和报答之外，还有孟冬大割牲为三，常祀有天地大灾之类，祭祀有大故，天灾消除，君主出征时适宜祭社。宫室建成而衅礼，则由小子在社稷主持衅礼。注本作“衂”，这是天子的祭祀。诸侯五庙，社稷减半，牺牲用少牢。汉代制度郡县祭社都用羊和猪，近代制度州县只用猪，民社也用猪。《郊特牲》说丘乘供给谷物祭品，这是都鄙的社稷。有人说天子诸侯有籍田以供给谷物祭品，大夫以下没有籍田则依靠百姓，牺牲和酒醴也由百姓共同提供。乡遂也是这样吗？召公在洛邑建立新邑，社用牛一头，羊一头，猪一头。注：社稷共用牺牲，可知社神、稷神，社配稷配四位，共用三牲三献。唉！自秦汉以来，没有天子诸侯左庙右社的制度了，只有州县。社稷有坛，民社没有坛而有屋，这也只是空谈陈词罢了，有什么益处呢？

译附录：胜国之社考

《尚书·商书》记载，商汤既已废黜夏朝的统治，想要迁移夏朝的社坛，但认为不可行，于是作了《夏社》篇。孔安国的传文说：商汤承接尧、舜禅让的时代之后，顺从天意、顺应人心，以武力夺取政权而以仁德守成，因此进行革命、创立制度，更改历法、改变服饰，变更社稷的祭祀，但后世没有比得上勾龙（后土）的，所以认为不可行而作罢。《夏社》篇如今已经失传。按：关于变更社稷的说法，始于此处。社神、稷神本身是不可变更的，可以变更的，是社坛的疆界、颜色、树木，以及配享的神灵。商汤之后，变更柱神来配享稷神，相沿至今。孟子曾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国君最轻。如果诸侯危害社稷，就可以变更他。”如果牺牲已经完备，谷物已经洁净，祭祀按时进行，然而仍然发生旱灾或水灾，就应当变更社稷。朱熹的注解认为，诸侯无道，将使社稷被人灭亡，就应当改立贤明的君主，这是说国君比社稷轻。这一节应当仔细体味。下文的注解认为，祭祀没有失礼，而土地和谷物之神不能为百姓抵御灾害，就应当毁掉其坛壝而重新设立。我认为，这是国君爱护百姓，而百姓遭受水旱灾害，那么罪责不得不归于神灵，认为神灵不能造福百姓，所以变更坛壝。然而土地和谷物之神可以废除吗？这必定是夏、商、周三代时有这样的情况。至于变更诸侯的说法，《或问》认为这是对的，不开启后世篡弑的端绪。朱熹自己回答的话，不敢明确说明，只说：“从道理上讲，百姓尊贵；从名分上讲，国君尊贵。”我敢为此解释说：“臣子不敢废黜国君，这是万古不变的定分。”无道的国君，夏桀遇到商汤，商纣遇到周武王，连同夏、商的社稷一起灭亡了。假如夏、商有老臣大臣，果真能变更贤明的君主，那么夏、商的社稷难道不保存下来吗？这是一种说法。夏、商、周三代的道义，必定有诸侯无道，天子废黜他，改立贤明的君主，保存其社稷，这是一种说法。春秋战国时期以臣子废黜篡位者不一而足，人们于是有强臣悖逆，不可借用孟子的说法作为依据，这是一种说法。伊尹废黜太甲后来又恢复他，霍光废黜昌邑王而立宣帝，不然的话，这两个朝代的社稷难道不危险吗？然而这都是权宜之计，非伊尹、霍光不可实行，这是一种说法。然而作为国君的人知道这一点，也可以感到恐惧了。凡是作为国君而无道，秦国虽然极其强大，几个平民奋起于民众之中而变更他，多么可怕啊！这样就知道百姓最为尊贵了。安定时必须考虑危险，存在时必须考虑灭亡，这就是周人在战胜殷商之后，在宗庙和社稷之间设立社坛，作为宗庙的屏障的原因。在上面建屋，在下面堵塞东、西、南三面墙壁，只开通一个窗户，朝北，使国君早晚面对它，作为警戒，说：“亳社。”殷商曾经定都于亳，所以这样说，说“亡国之社”，说“胜国之社”，稷神则用尸代表，说到社就必定有稷，国君按时祭祀它，那么在献币、捧持、拜跪、起伏之间，难道不内心恐惧地说：“我如果有一点不谨慎而亡国吗？”这必定是周公、武王的制度。媒氏对于男女之间的阴讼，在胜国之社听审，阴讼在这屋下听审，不露在外面。唉！亳社而宋国发生火灾，鲁国介于两社之间，辅助公室，鲁国、宋国有这样的社，那么诸侯都有这样的社，就可以知道了。《白虎通》说：“王者、诸侯必定有诫社，为什么呢？表示有存亡。说明行善的人得到它，作恶的人失去它。”《韩诗外传》说：“亡国之社用来警戒诸侯，人的警戒在于桃殳。”考察孔子对鲁哀公说：“国君走出鲁国的西门，眺望鲁国的四郊，亡国的城池必定有几座。以此思考恐惧，那么恐惧将哪里达不到呢？这是亳社的意思。”唉！后世这种礼制已经灭亡了。

附录：行军之社考

《尚书》记载，启与有扈在甘的野外作战，作了《甘誓》，其中有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前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前杀戮。”孔安国的传文说：“天子亲自征伐，必定载着迁庙的祖先神主出行，有功就在祖主前赏赐，表示不专断。又载着社主，称为军社。不服从命令逃跑的，就在社主前杀戮。”社主属阴，阴主杀伐。《周礼》小宗伯说：“如果大军出征，就率领有司设立军社，捧着神主车。”太祝说：“大军出征，在社坛适宜，设立军社。”《春秋传》所说的“军队以师行祭道，用社血衅鼓，祝官捧着社主跟随”就是这种情况。又大司寇说：“大军旅，在社坛前莅临杀戮。”武王在孟津观兵，载着文王的木主跟随，就知道也载着社主了。等到后来杀纣的第二天，清除道路修缮社坛，是修缮商朝的社坛。武王站在社坛南面，师尚父牵着牺牲，尹佚主持祝告天皇上帝。这是在商社告天，不知道商社的礼仪在什么地方。然而行军载社的礼仪，在今天也是空谈罢了。

附录：社木社主考

社坛适宜种植的树木，《郊特牲》正义引用《尚书·无逸》篇说：“西社种松，东社种柏，南社种栗，北社种槐。”如今《尚书·无逸》没有这段文字，那是张霸的伪《尚书》吗？也没有见到天子东、西、南、北四个社坛。《论语》说：“夏后氏用松，殷商用柏，周商用栗。”宰我说使百姓战栗，孔子严厉责备他。三代各自以其土地适宜种植的树木，种植在社坛，不以树木取义，而宰我附会杀戮人在社坛的说法，认为使百姓战栗，是不对的。郑玄注《宗伯》说：“社坛的神主大概用石头，大概是疑问之辞。”所以如今的社

译社坛上有石制的社主，从汉代以来就是如此。考察古代军队出行时携带社主，襄公二十二年《左传》记载：“陈侯抱着社主去见郑国的子展。”石头太重，车可以装载，人能够抱着吗？唐神龙年间，韦叔夏提议设立社主，引用《吕氏春秋》及郑玄的义理，主张使用石头。有人查验旧有的社主，长一尺六寸，宽一尺七寸，这在礼制中没有记载。《韩诗外传》记载长五尺，宽二尺，削尖上部，将一半埋入土中，大概是石头属于地类的缘故。如果是这样，那么出兵时挖掘社坛五尺深的石头放入车中，陈侯所抱的社主，恐怕一个人都扛不动。先代儒者有的认为社主不过一尺二寸，那就太短了。我私下怀疑宗庙的神主都用木头，社主或许也用木头。在社坛种植适宜的树木，或许就直接用来制作神主。宋国大丘的社主丢失，祭祀是国家重要的典章，而看守不谨慎，被人偷窃带走，究竟是石头还是木头，就不得而知了。周代的制度是民居都要种树，不种树的人死后没有外棺，种了树就用那树的木材，没有白白种植而没有用途的。后来的学者可以思考这一点。宋国有栎社，汉高祖故乡丰邑有枌榆社，也是使用木材罢了。

译附录：关于“国人毕作”的考证

《礼记·郊特牲》说：“只有为了社祭的事务，才从里中单独派人出来；只有为了社田（为社祭而进行的田猎），国中的人才全部出动。只有社祭，才由丘乘之民供给祭品。”这一章，郑玄认为是指都鄙井田之民，小司徒管理井牧田野，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或者称为乘。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这种都鄙井田与乡遂制度不同。乘，是指出一辆长毂战车，所以称为“丘乘”。单出里，是指五邻为一里，合并里中的各家，都到都鄙去祭祀【正义：去掉“都鄙”二字】，这里只是每家出一人，并非人人都出。国人毕作，是指田猎，毕是尽的意思，作是行动的意思。所以如果祭社前先进行社猎，那么国中的人都全部出动，没有能留在家中的【国中的人怎么能都去都鄙】。唯社丘乘供粢盛，是指丘乘都鄙井田之民。皇氏说：“如果是天子诸侯祭社，就用籍田的谷物；大夫以下没有籍田。如果祭社，就由丘乘之民共同供给，以显示民众出力。”我认为郑玄因为“丘乘”二字，将三句话都解释为都鄙之事，现在应该分开作为三种说法来理解。凡是祭社，里民都全部出动，五邻为一里，六遂中所说的举里而言，通指乡遂都鄙之民。大司马搜田献禽祭祀，这称为社田，虽然在野外搜猎，国中的人也必定有所分工。井田在乡遂，羡卒全部起用，举家都前往。大夫以下没有籍田，举丘乘而言，那么供给祭品的不必都是都鄙的井田之民，乡遂的大夫，社乡遂的井田之民，一家一人去祭社，除了牲酒粢盛之外，一天之内，难道不各自吃一两顿饭吗？所以出米由民众共同供给。搜、苗、狝、狩，四季的田猎不同，只有春天用来祭社，夏天用来享礿，秋天用来祀祊，冬天用来享蒸。举社而言，那么其余三季的田猎，国人也都全部出动。然而《周礼》一书不可完全相信，书虽然可以考证，但周朝的君臣未必完全采用。我考证并记录在这里，也都是虚文，古礼的废弛，已经很久了。

附录：关于王后设立市社稷的考证

《周礼·内宰》说：“凡是建立国家，辅助王后设立市场，设置次序，安排行列，端正店铺，陈列货物，拿出度量衡的标准，用阴礼祭祀。”郑司农说：“用阴礼祭祀，是说市场中的社，是王后所立的社。”郑玄说阴礼是指妇人的祭祀礼仪【正义〇考】。这种礼仪在其他地方没有见到，只有《周礼》中有。前朝后市，王宫的北面，王后主管市场，古代也难以考证。又有王后所立的社，不知道是为谁立的？难道也是立社稷，而由妇人去祭祀吗？古代没有见到这种礼仪，后世也没有过。

附录：关于郊社之辨的考证

朱文公在《宰我问社章注》中，有人问：“胡氏认为社是祭地祇的礼仪，对吗？”朱文公说：“不能确定。但他的说法有依据，保留下来考证是可以的。”胡氏说：“古代在社祭地，就像在郊祀天一样。所以《泰誓》说：‘郊祀不修，而周公祀新邑，也先在郊用一头牛，再在社用太牢。’《礼记》说：‘天子将要出征，在上帝前类祭，在社前宜祭。’又说：‘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礼》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血祭祭祀社稷，而没有另外祭祀地祇的礼仪。四圭有邸，舞云门，用来祀天；两圭有邸，舞咸池，用来祀地，而没有另外祭祀社的说法。那么通过郊与社的对举，就可以知道了。后世既立了社，又立了北郊，这是错误的。”我认为这话有理。刘歆的书说“圜丘祭天，方泽祭地”，所谓方泽的说法，书中没有，诗中也没有，《史记·周纪》从后稷到赧王灭亡，并没有一句话提到它，只有《周礼》有这种说法，后世的人，胡氏指的是徽宗。夏至在方泽祭地，难道可以穿大裘吗？

附录：关于社即祭地的考证

《周礼·大宗伯》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天神、人鬼、地祇的礼仪，用吉礼侍奉国家的鬼神。〇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上都是天神】；用血祭祭祀社稷、五祀、五岳，用貍沈祭祀山林川泽，用疈辜祭祀四方百物【以上都是地祇】；用肆献、裸享先王，用馈食享先王，用祠、禴、尝、蒸春夏秋冬享先王【以上都是人鬼】。这就是胡氏所说的没有另外设立地祇的位置。《典瑞》说：四圭有邸，用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用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瓉，用来祀先王。这就是胡氏所说的没有另外祭祀社的说法。那么社就是地祇，而地祇就是社。只有郑玄在《大司乐》“地上圜丘，泽中方丘”的注中，以天神为北辰，地祇为昆仑，人鬼为后稷，而且荒谬地说这三者都是禘祭，错谬已极。而且天之为天，就是昊天上帝，称为北辰、耀魄宝，是不对的。地之为地，祭社就是地，称为昆仑，是不对的。神州也不是。〇既然引昆仑为地神，又引大社在东井舆鬼之外为地神，怎么如此自相矛盾呢？所谓先王，也不止后稷，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七庙，怎么说法如此偏颇呢？《经世图》说：

译天子巡狩时举行柴祭和望祭，并没有祭祀大地的记载。大防、同大师旅，都要设立军社之后才出发。古代祭祀社神，与祭祀大地是相通的。《周礼》中提到的“地”，有五种名称：地祗、土祗、大祗、后祗、社。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祭祀大地。何必牵强附会纬书，提出神州的说法呢？回认为，汉代儒生习惯于看到秦朝祭祀四帝，汉高祖增加一位成为五帝，所以刘歆注解《周礼》时有五帝的记载，而孔安国注解《尚书》中的“肆类于上帝”，也说五帝。昊天上帝只有一位，五方帝、五色帝以及五人帝，都应当废除。泽中方丘、神州、昆仑的说法，也都应当废除。我私下揣测，天子有三社，祭祀社神和稷神，祈求和报答农事，就在社坛、稷坛，配以勾龙、后稷。祭祀中另外有所谓的大社，或许在这里祭祀大地。军队出行时载着主牌，军队获胜时献捷报，都在这里进行。除了勾龙之外，还该用什么神来配享呢？暂且存疑，附录郑玄的说法，不辨析地社，附录考证天与上帝、五帝。

译社是五土之神，配享勾龙；稷是五谷之神，配享柱。后来改为配享弃。郑玄主张这种说法，作为王肃、贾逵的学者，认为祭祀勾龙、弃只是祭祀这两个人的鬼魂罢了。崔灵恩、杜佑在《通典》中都认为郑玄的解释最为合理，然而比不上郑玄本人。郑玄在其他地方有错误，既然不辩明社就是祭地，也就是祭祀大地，又对天帝的名分多方穿凿附会，无非是受谶纬之说的迷惑，不能不极力驳斥他。

《大宗伯》篇说天神、地祇、人鬼，没有地祇的位置，其中说用血祭来祭祀社稷以及狸、沈、疈、辜。郑玄注解说，不说祭地，这些都是地祇，可知是祭祀大地。体味这句话，郑玄似乎也知道社就是地，又用苍璧礼敬上天，用黄琮礼敬大地，用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礼敬四方。郑玄注解说，礼敬上天在冬至，说的是天皇大帝在北极；礼敬大地在夏至，说的是神灵在昆仑。这是拘泥于圜丘、方泽、冬至、夏至的说法。天神称为北极，名叫耀魄宝，不对；地神称为昆仑，也不对。对于四方的注解，说礼敬东方在立春，苍精之帝和大昊勾芒享用祭品；礼敬南方在立夏，赤精之帝和炎帝祝融享用祭品；礼敬西方在立秋，白精之帝和少昊蓐收享用祭品；礼敬北方在立冬，黑精之帝和颛顼玄冥享用祭品。这是吕不韦《月令》的文字，在秦国也没有施行过。郑玄注解说这是商代的制度，现在又引用它来注解《周礼》，可以吗？《月令》说春天太皞勾芒，这是苍精之君，木官之臣，太皞是伏羲氏，勾芒是少皞氏的儿子，担任木官。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注解说迎春祭苍帝灵威仰于东郊的祭坛，出城十五里迎接岁星，大概是殷商的礼仪。我认为这哪里是殷商的礼仪，这是吕不韦所列举的秦国礼仪而没有实行的。所谓天子居住在青阳左个，注解说这是大寝东堂北偏，青旗、青衣、苍玉、吃麦和羊，注解说这些都是取法殷商而有变化，不是周代的制度。似乎说吕不韦取法殷商的制度，凡是郑玄不能贯通的地方，都指认为是殷商的。立夏迎赤熛怒于南郊，炎帝祝融，赤精之君，火官之臣，炎帝是大庭氏，祝融是颛顼氏的儿子叫黎，担任火官。中央土，其帝是黄帝，其神是后土，注解说这是黄精之君，土官之臣，黄帝是轩辕氏，后土也是颛顼氏的儿子叫黎，兼任土官，然而唯独没有注解黄精天帝之名。立秋祭白招拒于西郊，少皞蓐收，白帝之君，金官之臣，少皞是金天氏，蓐收是少皞氏的儿子叫该，担任金官。立冬祭黑帝叶光纪于北郊，颛顼玄冥，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颛顼是高阳氏的儿子玄冥，少皞氏的儿子叫脩、叫熙，担任水官。这才知道五天帝、五人帝、五人臣始见于此，其他都没有依据，秦国的四帝，汉代的五帝，都不是周代以前的制度，汉代儒生附会谶纬之说（三公九卿，郑玄不注解，知道不是他所通晓的）。《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于是向天宗祈求来年丰收，在公社和门闾举行大割祭祀，腊祭先祖和五祀。郑玄注解说，这是《周礼》所说的蜡祭。天宗指日月星辰，五祀指门户、中溜、灶、行，有的说大割，有的说腊，是互文。大割，是大杀牲割肉；腊，是说用田猎所得的禽兽祭祀。唯独不注解“公社”二字。《郊特牲》说：“天子大蜡八，是岁十二月之祭。”先儒说蜡也就是腊。周代十二月建亥而蜡，秦国孟冬而腊，也是建亥之月，主祭先啬而祭祀司啬。先啬是神农，伊耆氏，即尧。司啬不知是谁，然而不知道祈求年成于天宗，其所在之处在哪里？大割祭祀于公社，一定是社坛、稷坛。天子的蜡祭称为“大”，诸侯也称为“蜡”，而不说“大”，那么王的公卿大夫、乡遂都邑的百姓，在远郊之外，也一定有蜡、腊先祖五祀的祭祀。这三种祭祀不同，郑玄混为一谈，更加不清楚。

《月令》说，仲春，命令百姓祭社。郑玄注解说：“祭祀后土，让百姓祭祀，祈求农业丰收。”祭祀社的日子用甲日。郑玄注解说：“似乎也知道社就是后土，社就是地。”我说：“不说稷，是举其一例。”

《月令》说“季冬于是命令太史排列诸侯的次序，分配牺牲以供奉皇天上帝社稷的飨宴”。又说凡在天下九州之民，无不都贡献他们的力量，以供奉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的祭祀。这两段文字都把皇天上帝与社稷对举，就知道社就是地。吕不韦写这本书，想要秦国兼并天下而施行，还略微知道古意，地就是社。郑玄这里也不注解，有时偶尔见到社为后土，最终迷惑于刘歆方丘的说法，谶纬神州昆仑的说法。

鼓人用雷鼓，神祀用灵鼓，社祭。郑玄注解说：“雷鼓，是八面鼓；神祀，是祭祀天神；灵鼓，是六面鼓；社祭，是祭祀地祇。”郑玄此注，似乎又知道地祇就是社。大司乐，郑玄注解说：“天神，指五帝及日月星辰；地祇，所祭于北郊，指神州之神及社稷先妣姜嫄，生后稷，周之先母先祖，”

译（这是指）先代的君王和公侯。”演奏六遍乐曲，天神都降临，可以对他们行礼；演奏八遍，地祇都出现，可以对他们行礼；演奏九遍，人鬼可以对他们行礼。那么这注完全与前面的注相违背。他的注说：“这三者都是禘这种大祭。天神以北极星为主，地祇以昆仑为主，人鬼以后稷为主。先演奏这些乐曲来招致神灵，用玉帛行灌礼，然后再合奏乐曲来祭祀他们。”《大传》说：“王者必定要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祭法》说：“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说的是在圜丘祭天，以喾配享。”我判断说：“《礼记·丧服小记》：‘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用其祖先配享。’《大传》说：‘礼制规定非王者不行禘祭，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神，用其祖先配享。’周朝以后稷为太祖，以帝喾为祖先所从出的神，这是宗庙中的禘祭。祭祀帝喾时，帝喾神位向西，配享的祖先神位向东，位于右边；配享的祖先在左边，也向东。而毁庙的祖先神主与七庙的神主都以南面为昭，北面为穆，进行祭祀。这是天子盛大的礼仪。”郑康成说在圜丘祭天以喾配享，是不对的。《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这是确凿无疑的明证。周朝何曾以喾配享圜丘呢？在郊丘祭祀，所以说天；在明堂祭祀，那是宗庙，所以说上帝，用来称呼天的神灵。汉儒沿袭秦汉的谬误，说明堂的上帝在昊天上帝之外，还有五帝，这是诬妄。郑康成在《大司乐》一章中，对天神有两种说法，对地祇有两种说法，对人鬼有两种说法，浅陋啊。凡是所谓‘五帝’的说法，在《诗》《书》中都没有五帝的说法。孔安国看到汉朝祭祀五帝，错误地注解《舜典》。凡是汉儒所说的五帝，都是不对的。地祇就是社神，说昆仑与神州北郊，是不对的。人鬼就是禘祭、祫祭、七庙的祭祀，是祖先所从出的神。祖，指先王先公，已毁庙的神主，未毁庙的宗庙，都是。禘祭不是郊祭，不是圜丘祭，而在泽中的方丘祭地，镐京、洛都都没有听说过。关西、洛阳虽然夏天不太热，难道能让君主在夏至穿着大裘吗？这是诬妄。

译郑康成在注解《禘礼》时，多处说法不一。他在注解《祭法》和《小记》时说：“禘是祭天”；注解《诗经·周颂·雝》中的“禘”时说：“禘，是大祭，比四时之祭大，比祫祭小”；注解《诗经·商颂·大禘》时说：“郊祭天”；注解《郊特牲》时说：“禘应当是礿”；注解《祭统》《王制》时说：“禘是夏、殷时期的时祭名”。他根据文意随意立论，前后反复如此。

《周礼》大宰祭祀五帝，掌管誓戒。这五帝的名称，最初见于郑康成的注解。他说祭祀五帝，是指四郊和明堂。掌次一职，在王大旅上帝时。注解说：大旅上帝，是在圜丘祭天。祭祀五帝，张大次小次。注解说：在四郊祭祀五帝。引用郑司农的话说：五帝，是五色之帝。大司徒祭祀五帝，奉牛牲，没有注解。充人祭祀五帝，没有注解。大宗伯祭祀昊天上帝。注解说：引用郑司农的话说：昊天，是天。上帝，也是天。所谓昊天上帝，是冬至时在圜丘所祭祀的天皇大帝。祭祀五帝，也叫实柴之礼。郑司农说把牛放在柴上，或者说是实柴。这是祭祀天神的礼仪。而下文血祭社稷没有地祇的位置，知道社就是地。这血祭中有五祀，自古认为门户、中霤、灶、行这五祀。引用郑司农所说的五祀，五色之帝在王者宫中称为五祀，是说这五祀，是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时迎接五行之气，在四郊祭祀五德之帝，就是《月令》所说的重该、脩熈、黎、五人臣，脩熈共主水，黎重主火土等，恐怕也不对。既然是祭祀五帝，也用实柴，那就是天神，怎么能混入血祭地祇的行列呢？又用玉制作六器来礼敬天地四方。注解说：礼敬天在冬至，是指天皇大帝在北极。礼敬地在夏至，是说神在昆仑。先前血祭四方百物作为八蜡。记载四方，如果年成不顺，八蜡不通，而这四方被认为是苍、赤、白、黑四精之帝，却又缺少中央黄帝，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又国家有大变故，就旅祭上帝和五帝。主大封，就先告后土，这只是告社罢了。其注解却说：后土，是土神。黎所食的，也让人无法理解。小宗伯在四郊为五帝立兆。注解说：兆，是坛的茔域。五帝，苍曰灵威仰，赤曰赤熛怒，黄曰含枢纽，白曰白招拒，黑曰协光纪，五人帝食焉。黄帝、赤帝在南郊，到这里才见到五天帝各有名。下文肆类的说法，郑司农和郑康成不同。肆师凡师甸【音田】用牲于社宗类造上帝。注解说：社，是军社。宗，是迁主。立兆以类礼，就是祭上帝。类礼是依照郊祀来做的。引用《大传》说牧野之战是武王的大事。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这上帝没有五帝的区分。这社就是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解说：郑司农说上帝，也是天，是说夏正郊天。上帝五帝所郊，也像五帝一样，特别称天，是尊崇特异的意思。祀地，是说在北郊神州所祭祀的神。郑康成必定把帝当作五帝，当作北郊，怀疑祭社没有玉，我说王者祭社稷，怎么能没有玉？旅四望尚且用两圭有邸的玉，何况后土之社呢？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祀五帝也一样。接着说享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接着说祭社稷五祀，就穿絺冕。这是刘歆习见秦祭四畤四帝，汉高祖增加一畤一帝，所以写成此书。郑康成不分辨天帝和社稷的区别，但这六冕六服另外没有祭地祇的冕服，那么社就是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昊天上帝下文，又说五帝，恐怕还值得怀疑。至于大司乐六变、八变、九变，礼敬天神、地祇、人鬼，称为禘，北辰、昆仑、后稷的说法，前面已经驳斥其不对了。大祝掌六祝六祈，其六祈一曰类，二曰造。郑司农说类祭于上帝。《诗经》说：“是类是祃。”又说：“乃立冢土，戎丑攸行。”《尔雅》说：“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这都是以冢土为社，上帝为天。天有星辰日月，地有山川，都是天地显现的，也在所祭的次位，何必是五帝？何必在北郊？而把天分为二，把地分为二。六号：一曰神号，二曰鬼号，三曰祗号。注解说：神号如说“皇天上帝”，鬼号如说“皇祖伯某”，祗号如说“后土地祗”。又国家有大故天灾，弭祀社稷，祷祠大师，宜乎社，造乎祢。设军社，类上帝及军归，献于社。大防同，造于庙，宜于社。建邦国，先告后土，比较社稷祷祠，先言土神，而祷祠则类造在其中。说宜社造祖类上帝，社即是地，祖即庙中人鬼，上帝即天。类则随地可以实柴升烟，不必在南郊。社就是地，又何必在北郊？大防同说宜于社，建邦国说先告后土，又可知后土与社是互文，都说地。大司寇、小司寇、士师三见五帝，都不注解。凡此五帝之

译“五帝”之说，只有《周礼》中有记载。《易经》、《诗经》、《尚书》以及孔子所确定的经典，都没有关于五帝的文字。《礼记》是汉代儒者所编撰，也没有关于五帝的文字。子思撰写《中庸》，叙述孔子的话说：“郊社之礼，是用来祭祀上天的；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祖先的。明白了郊社之礼和禘尝之义，治理国家就像把东西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清楚吗？”朱熹注解道：郊祀是祭天，社祭是祭地，不说后土，是为了行文简省。在天之外，又设立了五帝的说法；在社之外，又设立了北郊的说法。自从汉代以来，这些说法迷惑了学者，我怎敢以此来驳斥刘歆的伪书和郑玄的纬学呢？至于天地与帝的辨析，以及宗庙之礼，又应当在《本纪》二年命令祠官祭祀天地四方山川的条目内，加以区分并详细考证。

译附东莱大丘社亡考

周显王三十二年乙酉，宋国的大丘社灭亡。东莱先生《大事记解题》说：“古代有五种社，种植树木作为标志，因此称那棵树为社。所以哀公问社，宰我回答用松、柏、栗，周代用栎树为社，颍川有长社。《水经注》记载：长葛的社树突然长得高大，所以叫长社，也是用树木来命名社。所谓大丘社灭亡，是因为狂风暴雨，北社的树木摧折陨落败落，不见踪迹，百姓因此认为社亡了吗？”查《封禅书》：“宋国太丘社灭亡，而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之下【汉代《郊祀志》说：‘周显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灭亡。’与《史记》年表记载社灭亡的年份不同。东莱先生考证九鼎沉没的年份，与太丘社灭亡同时。苏东坡议论此事，没有收录】。回认为社主，有的用石头，有的用木头，恐怕是看守不慎而丢失。东莱先生则说是狂风暴雨，摧折社树，如果是这样，那么说大水漂荡，如山岳崩溃，也是可以的。

附汉枌榆社灵星祠稷祠考

现在考证《汉书·郊祀志》：“高祖在丰地的枌榆社祈祷。”郑氏说：“枌榆是乡名，社在枌榆。”晋灼说：“枌是白榆，社在丰地东北十五里。”颜师古说：“用这种树作为社神，因此立名。这是指刚起兵时祈祷这个社。”枌榆是乡名的说法不对，当地适宜生长这两种树木，所以就地取名罢了。《帝纪》记载二年春二月，命令百姓废除秦的社稷，建立汉的社稷，这是民间的社稷。《郊祀志》：“四年后，天下已经平定，诏令御史治理丰地的枌榆社，常在春季用羊猪祭祀。”这是高帝不忘根本的乡社，不是古代天子的社。有社没有稷，春季祭祀而秋季没有祭祀。天下平定后两年，有人说：“周朝兴起时，在邑中建立后稷的祠庙，至今受天下血食祭祀。”颜师古说：“因为他有播种的功劳，所以让天下都祭祀他。”于是高祖下诏给御史：“让天下建立灵星祠。”张晏说：“龙星左角叫天田，是农事的祥瑞，早晨出现就祭祀它，常在岁时用牛祭祀。”那么龙星左角与后稷一起祭祀吗？还是单独祭祀左角的灵星呢？或者所说的周后稷血食至今，就应当一起祭祀后稷，像古代用稷神配享稷神一样。高祖十年春，有关部门请求让各县常在春季二月及腊日用羊猪祭祀稷，百姓里的社各自根据情况祭祀【颜师古说：随祭祀器具的丰俭而定】。皇帝说：“可以。”这是各县的社之外又有稷，有春季祭祀有腊日祭祀，用猪而民间里社称丰俭自祭。大概高帝不曾亲自祭祀天地，整个汉代君主不曾亲自祭祀社稷，所以“左宗庙右社稷”的制度泯灭于秦代，不修于汉代，所谓大社、王社、侯社、国社、置社都灭亡了。然而幸好还有县社稷、民间社稷。

附王莽立官稷对官社考

《郊祀志》：王莽说，帝王建立社稷，百世不改变，是上等。宗庙，是王者所居；稷，是百谷之主，用来供奉宗庙，供给祭品，是人赖以生活的食物。王者无不尊重，亲自祭祀并作为主祭，礼仪如同宗庙。《诗经》说：“乃立冢土”，又说：“以御田祖，以祈甘雨【颜师古注：冢土，大社；田祗，稷神】。《礼记》说：“只有祭祀宗庙社稷可以越过绋绳行事【颜师古注：绋，引车索，防止车移动】。圣汉兴起，礼仪逐渐确定，已有官社，没有官稷。臣瓉说：高帝废除秦社稷，建立汉社稷，是礼所谓的大社。当时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是所谓的王社，见于《汉祀令》；而没有立汉稷，至此才建立。世祖中兴，不立官稷，相承至今【此注以下本文】。于是在官社后立官稷，让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稷，是种谷树，徐州牧每年进贡五色土，各升紫。阳方氏说：汉代至此才见到官社官稷，然而不知道其地点在哪里。《汉祀令》，《郊祀志》也没有记载。

古今考卷十一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续古今考>

钦定四库全书

古今考卷十二

元 方回 续

赐民爵

二年二月癸未，命令百姓废除秦社稷，建立汉社稷。下文说：“施恩德，赐民爵。”同在这一天。臣瓉说：“爵是禄位，百姓赐爵有罪可以减免。”查《汉书》：“商鞅制定法律，作战斩敌首一级，赐爵一级，想做官叫五十石，所以名叫爵级，又叫首级。”现在考证《史记·秦纪》，自孝公以前未见秦爵之名。孝公三年，卫鞅劝说孝公变法，过了三年，拜鞅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封列侯，号商君。考证《商君传》相同，大概相秦十年，他初见后三年而得左庶长，那么秦的爵名恐怕商君前已有。战士斩敌首一级，赐爵一级，自商君开始罢了。白起传：“长平之战，秦王亲自到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已上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