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攷卷十八

译军队驻扎在广武，局势如此紧急。二月，封韩信为王。七月，封黥布为王。在天下胜负将决未决之际，就匆忙实行算赋之事，难道不是太早了吗？如淳注释说：“汉武帝时期规定：百姓年满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缴纳赋钱一百二十钱，称为一算，用于冶炼兵器、制造车马。”吕东莱在《大事记》中采纳了这条注释，却不解释其含义，反而说：“五口之家，十六岁以上、五十六岁以下，若有五人，则每年缴纳钱六百。”这道命令颁布后，人心岂能不惊慌骚动？似乎太早了。此条附于广税租赋考之上。另附秦孝公初次实行赋税之事。

译《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十四年，开始实行赋税制度。徐广说：“这是制定贡赋的法度。”司马贞《索隐》说：“谯周认为，这是开始实行军赋。”我（回）认为：“谯周所说的‘初为军赋’是对的。”商鞅制定的法令始于秦国，在汉代得以施行，并延续到后世。徐广关于贡赋的说法，并不明确。“厥土、厥田、厥赋、厥贡”这些概念，最早见于《禹贡》。《周礼》中太宰一职设有九赋九贡。

附论周代太宰的九赋

《周礼》规定，太宰通过九种赋税来征收财物。一是邦中之赋，二是四郊之赋，三是邦甸之赋，四是家削之赋【“削”字也写作“〇”，《所教》中写作“稍”，音“所召二切”】，五是邦县之赋，六是邦都之赋，七是关市之赋，八是山泽之赋，九是币余之赋。注解说：财泉谷，即钱财和谷物。我说：“泉”就是钱，“谷”就是粟。仅这两个字就已经让人不明白。周代的制度只有缴纳粟米，没有缴纳钱币的先例。郑众（先郑）说：邦中之赋是二十税一，其他等级各有差别。币余，是指百工剩余的钱财。郑玄（后郑）认为赋是按人口征收钱币。现在的“算泉”（人头税），百姓有时称之为“赋”，这大概是沿用了旧称吧？我读魏了翁（鹤山先生）《九经要义》的批注说：汉代的法令怎么能用来证明周代的制度呢？贾公彦曲意附和后郑的说法，认为“赋口率出泉”就是汉代的“算泉”，又说末业（商业）增加赋税。如果汉代商人加倍征收算赋，又说是按人口征收钱币，没有钱的就用财物抵充。鹤山又批注说：未必如此。贾公彦阐发后郑的说法，又说关门市防对民众按口征收钱币，又说山泽之物储存而未使用，有人取用作为官府的生息，按口税征收钱币，又说取用官府斥卖的货币生息作为官府的钱币，又引用汉代法令，民户二十五岁以上【《汉纪》注为十五岁以上】至六十岁【《汉纪》注为五十六岁】，每人出口赋钱一百二十文作为一算。鹤山则又批注说：误导天下后世的，是郑氏的说法。又后郑注解说：邦中是指在城郭内的人，四郊距离国都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县四百里，邦都五百里，这些都是平民。我说这六项赋税是指田粟而言，关市之赋是指对商贾买卖征收税物而言，山泽之赋是指王畿千里之内名山大川所出产的材植鳞介等百物，币余之赋，郑众说是百工之余，郑玄说是占卖国中之币斥，都没有说是增加赋税，应当像现在商人加倍征收算赋那样。从邦中到币余，各自缴纳其所拥有的谷物来抵充赋泉的数额。我私下认为不然，耕田出力就是粟租，又按人口计算，没有人不出钱，而用谷物折算成钱，周人决不会有这种制度。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孔子不曾记载某侯国按人口征收钱币，周王畿之内必定没有这种情况。东迁之前有邦中及四面五百里的土地，东迁之后河洛之间下至列国，所谓的六乡六遂、甸、削、县、都都没有这样广阔的土地。郑玄用汉代制度来解释。《周礼》中贾公彦所附和的说法都不可信。郑玄又说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岁，野外自六尺以及六十五岁，都要征发。这是指力役的征发，不是钱。郑玄又说遂师的职责也说“以征财征”，都是指这种赋税。至于他注释遂师的财征，则说是“赋税之事”。我说郑玄的注释多有自相矛盾之处。汉代班固区分了“税”与“赋”两个字，税是征收田租，赋是征收口钱。周代以前，“租、税、贡、赋”四个字通用，《周礼》才开始区分九赋九贡，邦中至邦都六项赋税。我说“这是田粟”，关市、山泽、币余三项赋税。我说“这是缴纳杂物”。周代没有按人口计算，人人出钱的道理，应当听从魏鹤山先生的话，一扫郑玄的说法。

附论周代太宰的九贡

通过九种贡品来满足邦国的用度，一是祀贡，二是嫔贡，三是器贡，四是币贡，五是材贡，六是货贡，七是服贡，八是游贡，九是物贡。“嫔”，古书写作“賔”。郑众说：祀贡，是牺牲、包茅之类；賔贡，是皮帛之类；器贡，是宗庙的器物；币贡，是绢帛；材贡，是木材；货贡，是珠贝等自然之物；服贡，是祭服；游贡，是羽毛；物贡，是九州之外，各自以其所珍贵的物品作为挚礼。肃慎氏进贡楛矢之类就是如此。郑玄稍有不同，我曾考证《禹贡》以“贡”命名篇章，说“任土作贡”，九州各自记载其物产。《周礼》这本书，一半出自刘歆的编造，多有此类情况。总之说是物贡就够了。这是王畿之外，五服诸侯及四夷所进贡的，又取自于民，并非出自王畿之内。

附论周代载师任土之法

地官司徒下属掌管任土之法。郑玄注：任土，是依据土地力势所能生长的情况，并以此制定贡赋。魏鹤山先生《要义》：太宰九赋。郑玄认为是出钱币。鹤山批注说：后郑在载师注中解释贡赋的意义与此不同，说“任其力势所能生育”，这八个字却没有说“出泉”。在太宰九赋中说“出泉”，在载师任土中说“任其力势所能生育”，那么所谓的贡赋不是出钱币就很明白了。贾公彦《正义》解释载师：后郑说的贡赋是指按口征收钱币以及军法才有赋，郑玄并言赋，是因为民有地贡即有钱赋及军赋。鹤山又批注说：按口征收军赋的说法都不对。下文凡任地国宅无征，园防二十而

译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近郊征收十一分之一，远郊征收二十分之三，甸、稍、县、都等地都不超过十二分之一，只有漆林征收二十分之五，对此需反复考察。孟子回答滕文公说：请在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国都内实行十分抽一让百姓自行缴纳。《周礼》中关于土地的五等划分各不相同，恐怕不能深信。孟子又说：五亩的住宅，在墙下种植桑树。陈祥道认为，在井田之中，公田百亩内有二十亩，八户人家作为庐舍，每户二亩半；国都城郭之中也分配二亩半土地，春天外出耕作，冬天返回居住，合起来称为五亩之宅。国都中的住宅不征税，是因为井田制下各家已出力耕种八十亩公田了，还有什么可征的呢？先郑认为国宅是城中的住宅，这是对的；后郑认为国宅是官府所有的宫室和官吏办公的地方，这是错的。

译附录夏、商、周田赋与土贡。《禹贡》记载八州以米粮交换土贡之物。

吕祖谦又说：赋役制度，从《禹贡》开始确立，可见当时已定下了九州的田赋【略作润色修改】。又认为九州的土地作为土贡，解说者说九州的土贡是用田赋应当缴纳的米粮去交换土贡的物品，考察经典，也自有证据。为什么呢？甸服百里缴纳总赋，到五百里缴纳米粮，五百里之外的其余四服缴纳米粮，不运往京师，必定用应当缴纳的物品进贡给天子。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完全不叙述土贡，正是因为它已经缴纳了粟米。大概当时寓兵于农，所谓的贡赋不过是郊庙祭祀和接待宾客的费用，都没有养兵的费用，所以从王畿甸服收取就足够了。夏、商、周三代都沿袭这个制度。朱熹门人方氏说：吕祖谦这个说法很新颖。王畿千里，食用田地所产的收入，所以缴纳米粮而没有土贡。八州的诸侯共同缴纳王租，因为米粮运输困难，所以用田租交换土贡的物品，进贡给王。恐怕这个说法也不一定正确。况且列国诸侯在王畿之外的，也有乡遂都鄙，大国拥有天子一半的封地，三乡三遂，它们也使用夏代的贡法、商代的助法，通称为周代的彻法，田租都是十分之一吗？乡遂贡法的十分之一，王全部自用吗？都鄙采地井田助法的十分之一中有四分之一，王只取其中一份，这可信吗？郑玄在《小司徒》中说：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十六井】，四丘为甸【六十四井】，四甸为县【二百五十六井】，四县为都【一千二十四井】，四都方圆八十里，旁边加上十里，才得到方圆百里为一同，累计一万井九万夫【等等】。井田的制度完备于一同，现在只说到都，是因为采地食邑者都占四分之一，其制度分为三等：方圆百里的国家，共有四都，一都的田税收入归王；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共有四县，一县的田税收入归王；方圆二十五里的国家，共有四甸，一甸的田税收入归王。我认为据此计算，三等采地大致总共有万井，二千五百井的税收归王，七千五百井的税收归三等采食者。王畿之外的诸侯，大的总共有万井，难道也是以四分之一的田税二千五百井归王吗？二千五百井十分之一的税收，一井八十亩，共二万亩助田的米粮归王，这真的如此吗？大国、次国、小国不同，都是以十分之一的四分之一归王吗？果真王畿不运输这些米粮入京师，而允许他们贸易土物作为贡品，年年如此，随时确定米价，不也很劳烦吗？我私下认为，田租，自然是田租的米粮；土贡，自然是土贡，《禹贡》中八州的珍奇异宝，是山林川泽所出产的。似乎不必计算王应当得到的米粮，让诸侯卖掉它去买贡物和采地物。三等四井田租，王取一井，恐怕诸侯的国家不是这样的。既然分封为公侯伯子男，给予他们方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土地了，又一定要取四分之一来收取他们的田租吗？自古以来的分封，从禹以来，已有定制，应当进贡的物品每年有定额，米粮在其中了。这一条应当存疑，不敢与吕祖谦激烈辩论。

附录论述汉初租税

考察《史记·高祖本纪》《汉书》没有记载汉初征收民田租税的方法，除了约法三章之外，没有记载。二年春二月，蜀汉百姓供给军事劳苦，免除租税两年。《史记·高祖本纪》没有记载。颜师古说：“复，是免除赋役。”复，音方目反。我认为本纪说“复勿租税”，只是田地的租税。颜师古没有注释，每田一亩征收民租税若干作为赋役。注：“赋，是征收钱；役，是役使人身。”这必定是汉朝沿袭秦朝租税法没有改变。蜀汉百姓供给军事劳苦，因为三秦的军队起兵作战，兼运输粮饷劳苦，只是免除田土的粟米。颜师古说连赋役都免除，恐怕不对。

附录论述古代食货税赋

古代井田的制度，十分之一的税收，叫租，叫税，两个字没有区别，都是征收谷粟。孟子说：“国中什一使自赋，则是工商之赋。”赋字专门用于征收钱，叫泉，叫货，就是这样。所以班固作《食货志》，食指粟，货指钱及黄金。班固引用《洪范》“一食二货”，食指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指布帛可衣及金刀贝，用来分财布利，通有无的。这两者是生民的根本，兴起于神农之世。引用《易经》“耒耜之利，日中为市”的话作为依据，文意极佳。又论述黄帝尧舜以至禹，制定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篚。颜师古注说“厥贡漆丝，厥篚织文之类”，我这才知道三代以来，民田里的粟都是十分之一的食税。禹的“厥田”就是这样。漆丝织文则是凡百需金寳杂物布帛之类，出自九州诸侯的贡篚货。禹的“厥赋”“厥贡”“厥篚”就是这样。古代民田没有布帛的征敛。九夫八家，私田公田。班固关于井田的说法尤其明白，他说：“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班固先说有税有赋，下文却不解释赋字，只解释税，恐怕有缺文。公田什一是税，工商衡虞是赋。所以颜师古注说：“赋谓计口发财【

译这一句说的是秦汉时期的算赋，并非夏商周三代的制度。税，是指征收田地的产出；什一，是指十分中取其一。回，是指夏商周三代时，农田征收谷物，工商衡虞征收技艺、贩贸及山泽之物，征收率都是十分之一。至于周代的制度，应当又与《禹贡》中的“厥赋”“贡篚”不同。班固说，赋用于供给车马、兵甲、士兵和役夫的费用，充实府库以供赏赐之用；税用于供给郊社、宗庙及百神的祭祀，以及天子奉养、百官俸禄和各项事务的费用。这是班固用汉代的制度来推演夏商周三代的制度罢了。将赋解释为钱币，郑玄的说法似乎接近，恐怕并不正确。

译附论鲁宣公实行按亩征税

班固说：周王室衰微之后，暴虐的君主和污浊的官吏怠慢破坏了田地的疆界，上下互相欺诈，公田无人治理，所以鲁宣公开始实行按亩征税，《春秋》对此加以讥讽。如淳说：《春秋》称之为“履亩”，即践踏百姓种植得好的田地而收取赋税，讥讽其贪婪。现在考察《春秋》宣公十五年秋天，开始按亩征税。杜预说：公田的赋税制度，是十取其一，现在又践踏其余的私田，再次十取其一，所以鲁哀公说：“即使加倍征收，我还是不够用”，于是这成为常例，所以说“初”。《左传》说：“谷物产出不超过籍田的限度。”杜预说：周代的制度，百姓耕种百亩土地，其中十亩为公田，借百姓的劳力来治理，赋税不超过这个限度。《公羊传》说：“实行什一税，颂扬的声音就出现了。”《谷梁传》说：“废除公田而实行按亩征税，是十取其二。”我认为《左传》、杜预、《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都是对的：公田百亩，八家除去二十亩用于建造庐舍之外，已经出过劳力了；私田八百亩，又各自征收其十分之一。秦国开辟阡陌，按亩征收百姓租税，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附论班固计算井田百亩每年的收入与支出【五段】

班固说：“一个成年男子带着五口人，耕种百亩田地，每年每亩收获一石半，共得粟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的赋税十五石，剩余一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吃一石半，五人一整年消耗粟九十石，剩余四十五石。三十石粟值钱一千三百五十。除去社祭、里祭、尝新以及春秋祭祀的费用三百钱，剩余一千五十钱。每人穿衣平均花费三百钱，五人一整年花费一千五百钱，不足四百五十钱。如果不幸遇到疾病、丧葬的费用以及上级征收的赋税，又不在上述计算之内。”

紫阳方氏说：每年每亩收获一石半，一石即一斛十斗，称为斛，意思是每亩每年收获十五斗粟。古代亩的面积狭小，斗斛的容量也小，中原地区只种植粟，没有江南、西蜀的粳稻。吴中地区现在好的田地，丰年每亩可得米三石。山地好的地方，有的每亩收获大小谷二十秤，得米两石，都是百升斗。有的完全无水，有的干旱，每亩按分数计算，收获三分、二分。东南地区有官斗，称为省斗，一斗相当于百升斗的七升半。有加一斗、加二斗、加三斗、加四斗的说法。民间田地收米用加一斗，收谷一秤十六斤，二百足铜钱为一斤，或者十五斤、十四斤，糯谷十三斤。各地江浙不同。班固说每年每亩收获一石半，是取中间值而言的。

粟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的赋税十五石，剩余一百三十五石。班固的这个说法，乃是鲁宣公按亩征税的情况，一百五十石，税十五石，这与借百姓劳力耕种公田，官府收取八十亩，庐舍二十亩，八家私田各收取百亩的说法不同。每人每月吃一石半，暂且以带壳未舂的粟来计算，一人每天吃五升。近代东南地区省斗学粮供养士人，一餐消耗七合半，是上等白米。百姓家常食用，百升斗一餐，每人五合即可，最多两餐。中午另有点心，否则加一斗、加二斗、加三斗，每半升做一顿饭就多了。不知道古人为什么一天吃粟五升？恐怕古代的升、斗、斛都比现在小。五口之家，一年吃粟五十石，剩余四十五石，靠什么支撑？五口之家一年，蔬菜、柴火、盐醋之类的费用，如何能充足？

三十石，班固取中间值指汉代米价。周代井田制尚未废除之时，班固怎么知道那时的价格？《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一年，米一石钱六百，为什么书写为贵呢？汉初米一斛，大约值五千钱，一斛即一石，更是贵得厉害。汉二年夏天，关中发生大饥荒，米一斛一万钱，最贵的时候就是这样。宣帝时，粟一石五钱，湟中粟一石六钱，最贱的时候就是这样。王莽时，关东米一石二千，又贵。唐太宗贞观八九年，米一斗四五钱，十五年米一斗两钱，麟德三年米一斗五文，永淳初年米一斗四百文。三十石者，班固是东汉人，想象汉代太平之时，米价大致相似，可知钱之贵重。

读古书，通晓其大意，如果拘泥于名数的多少、音义的异同，那就太拘泥了。读经书必须精通义理，以观察天地的常道；读史书必须熟悉典故，以观察天地的变化。古代所谓的井田法，百姓虽然没有大的饥荒，也没有大的富足。二十岁授田，是八家之一夫；六十岁归田，不能耕种；七十岁以上，有养老的制度。大致父亲归田，儿子接受田地；儿子多则为余夫。上面的人成为士、大夫、公卿，食采邑而农业到此为止，上下相安。所谓百姓每日吃饭而不知，没有流亡、没有邪僻末业、没有盗贼，安于田里，大概都是不识字、不读书的人，了此一生。有秀异俊造之选，超出伦辈，由学校升迁到朝廷的也有。圣王也不辜负其民，均平之中有别异，理一而分殊的缘故。后世田地可以买卖，富者有数万石的租税，小的有万石、五千石，大的有十万石、二十万石，这是富民。骤然兴盛忽然衰败，也不能长久。我过去在秀州的魏塘，王文政家眺望吴侬的田野，茅屋炊烟，无穷无尽，都是佃户。一个农夫可以耕种现在的田地三十亩，假如每亩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且以二石为中间值。

译每亩以一石归还庄主作为租税，如果产量超过五石，就说缴纳给庄主三十石，佃户自己留下三十石。五口之家，每人每天吃一升米，一年吃十八石，还剩余十二石。我看到佃户带着米，有的是一斗，有的是五升、七升、三升、四升，到店铺里交换香烛、纸马、油盐、酱醋、浆粉、麸面、椒姜、药材等类物品，种类繁多，都是以米作为标准来折算的。整天能换得几十石米，每一百石就通过船只运送到杭州、秀州、南浔、姑苏等地，卖出米再购买货物回来在水乡出售。佃户是这样，山乡的情况又不同。要知道佃户一年的生计，只依靠田山所种植的粮食来食用，除了缴纳给庄主的租税外，不知道有军役和徭役的事情，也只是苟且辛苦地度过一生罢了。我又曾经观察市井百姓，各种工匠技艺人，富商大贾，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不懂农事，生儿育女，像陶朱公那样贩卖粥品而获得千金，汉代那些卖酒、切肉、养马、击钟的人，都是市民。只有游手好闲的底层百姓最苦，没有能力的人，乞丐遍布道路，这是穷困的百姓。我又曾经观察各个军营，后世招募百姓当兵，坐着吃官府的粮食，江边的大军有出征作战的辛苦，内地的厢军禁军被都官役使，虽然不符合古代的制度，但百姓有因袭必有变革。我又曾经观察各个寺庙道观，不耕种却供养着人。愚钝平庸的人剃度出家后，每天两顿粥一顿饭，老死在那里；狡猾的人成为住持，以此肥私，尤其是最幸运的百姓，但对世道教化没有益处。只有科举制度，自从汉唐以来，得到了很多贤能的士大夫、将相公卿，数不胜数。虽然不是三代时的乡举里选，没有调发，也是沿袭旧制而逐渐有了弊端，这也是不得已的。现在军队从百姓中招募，是好的制度，也大概十成中能得到五成。民间有很多因为科举成为大儒的人，不然也知道书理，考场上的得失，有幸运和不幸运，但士人不得志的也没有怨恨。所以说：古代百姓分为四类，士、农、工、商，三个行业的人吃一个农民种的粮；后来的百姓，在士、农、工、商之外，加上坐吃官粮的军卒、僧道，五个行业的人吃一个农民种的粮。又有兼并土地的家族，不仅仅坐收古代诸侯千乘的俸禄，虽然与古代大不相同，但遇到朝廷清明贤良，也是治世。所以完全复古很难，按照现在的制度来实行，用仁义治理，也不会都是乱世。我曾经说前三代，夏、商、周；后三代，汉、唐、宋，有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臣子，那么法律就没有古今之分。后来的君子不可以不效法古代，不可以专门拘泥于古代。

译附论班固没有记载井田制下的起军之法。附论鲁国实行丘甲。

班固在书中记载了井田法，却没有记载起军法。《周礼》规定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一丘包含十六井，需出戎马一匹、牛三头【一井八家，共计一百二十八家，出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一甸，一甸包含六十四井，需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共计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车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卒和步兵七十五人】。《春秋》记载鲁成公元年实行丘甲，这是鲁国加重赋敛。原本由甸承担的赋税，现在让丘来承担，用一百二十八家的人口去承担五百一十二家所需的兵甲、车乘、牛马，一下子增加了三倍，这怎么可以呢？班固只计算了一百五十石粟米的收支，却没有计算这一笔。古代在十分之一的田赋之外，还有丘甲的征调，以及力役的征调，比如每年不超过三天的劳役。丘甲是用来跟随征伐的，车马则供其乘坐，军队多达七万五千人，动辄往返千里，不止三天，这就是古人之所以慎重用兵的原因。

附论鲁国使用田赋

春秋哀公十二年，采用田赋、丘赋的方法，根据田产和家财，统一征收马一匹、牛三头。现在想要将田产和家财分别开来，各自作为一项赋税，所以称为田赋。《左传》说：“季孙想要实行田赋，派冉有向孔子询问，说：‘我不了解【等等】’私下告诉冉有。孔子说：‘君子的行为，要合乎礼制，施予要取其厚，做事要取其适中，征收要取其薄，像这样即使按丘来征收也足够了。如果不合乎礼制，而贪婪无厌，那么即使按田赋征收也将不够。况且你季孙，如果想依法行事，周公的典章还在；如果想苟且行事，又何必来询问呢？’”

附论汉初起军法

刘邦、项羽起兵时，都是乌合之众，动辄数十万人。项羽兵四十万，号称百万；沛公兵十万，号称二十万。都是乌合之众。项羽坑杀秦军二十万，那是秦关中地区的百姓。汉王在彭城的军队五十六万人，也是乌合之众。汉二年五月，汉王屯兵荥阳。萧何征发关中所有年老体弱、尚未服役的人，全部前往军中。服虔说：“傅，音附。”孟康说：“古代男子二十岁登记服役，耕种三年有一年的储备，然后才服役。”如淳说：“法律规定二十三岁登记在畴官名下，各自跟随父亲学习畴官的技能。”身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的为罢癃（老弱病残）。《汉仪注》说：“百姓二十三岁正式服役，一年担任卫士，二年担任材官骑士，练习射箭、驾驭、骑马奔驰、作战布阵，等到五十六岁衰老，才得以免除成为庶民，回到乡里务农。”现在连未曾登记服役的老弱都征发了。未满二十三岁为弱，超过五十六岁为老。颜师古说：“傅，附着的意思。意思是名字登记在簿籍上，供给公家服徭役。”服音是回。我认为这一定是秦朝废除井田制之后，按人口统计百姓，二十三岁从军，五十六岁归田。然而丁壮出战，老弱运送粮饷，是秦汉的常例。现在连老弱都征发前往军中，古代的井田军制，难道是像这样的吗？

附论“贡助彻都是十分之一”，附论朱文公关于贡助彻的言论。

孟子对滕文公说：“夏后氏五十亩而贡【等等】至于助，就是籍。”朱文公说：“夏朝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算其五亩的收成作为贡【等等】至于籍，就是借。”

朱文公注解《孟子》，“贡助彻”的内容前面已经写过了。孟子又说：“请在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国都实行十分抽一让百姓自行缴纳的方法。”朱文公说：“野，是郊外都鄙的地方。九分抽一实行助法，是为公田而行助法。国中，是郊门之内乡遂的地方。田地不按井田授予，只开凿沟洫，让百姓十分之一自行缴纳，大概是用贡法。这就是周朝所说的彻法。”我认为“彻”是通的意思，是贯通夏朝的贡法、商朝的助法来使用。天子有六乡六遂，百里之外，又有甸、稍、县、都，四面各四百里，田地非常广阔。诸侯有三乡三遂，滕国尤其小，乡遂都鄙的田地能有多少？孟子在这里教导王道，在贡助之外，又说“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制度精微广博。然而我曾经考证，周显王十九年辛未，秦孝公任用商鞅迁都咸阳，破坏井田，开辟阡陌，这是周朝旧邦将井田赐给秦国。乡遂不实行井田，而甸、稍、县、都的田地都实行井田，在这里已经无法考证了。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秦孝公去世，秦惠王即位，车裂商鞅已经两年了。孟子在梁国停留十八年然后去齐国，在齐国停留七年然后去宋国，去滕国。滕文公询问治国之道，孟子告诉他井田制。秦国废除井田已经四十多年了，我想山东齐鲁宋滕各国还有周公井田的遗迹，没有完全废除。

附论采地制井田与乡遂不同

《周礼》小司徒规划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以此来承担地事并命令贡赋。凡是税敛的事情，后郑注：“这叫做建造都鄙。”采地制井田，与乡遂不同。这就是朱文公所说的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的说法所由分开的来源。十夫有沟，详见遂人；八家同井，详见此小司徒的职掌。

译后来郑玄引用孟子“实行仁政必须从划定田界开始，至于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可以坐着就确定下来”的话作为注解。那么古代善于论述井田制的，没有比孟子更详尽的了。陈祥道在《礼书》中不这样认为，郑玄的说法与朱熹的意见不同。我则认为乡遂地区也有井田制，而采邑之地不一定实行井田制，暂且保留这种看法。

译附论刘氏、皇氏、熊氏、贾公彦关于贡、助、彻的妄说

刘氏、皇氏认为，夏朝百姓每家五十亩地实行贡法，商朝百姓稀少，每家七十亩地实行助法，周朝百姓更加稀少，每家百亩地实行彻法。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熊氏认为，夏朝政治宽简，一夫之地只税五十亩；商朝政治稍急，一夫之地税七十亩；周朝政治极其烦苛，一夫之地全部征税。这种说法更是错误。贾公彦认为，夏朝五十亩而贡，是依据一易之地，每家二百亩而税百亩；商朝七十亩而助，是依据六遂的上等地，百亩莱田五十亩而税七十五亩；周朝百亩而彻，是依据一易之地，百亩全部征税。贾公彦的这种说法不也是错误的吗？陈祥道驳斥他们是对的。

附论秦毁坏井田、开辟阡陌

秦孝公即位时，已经二十一岁了。《史记》记载献公四年正月庚寅日，孝公出生，名叫渠梁，应当是己亥年出生，这是根据前一年的庚申年推算的。元年，《史记》徐广注说：“庚申年，根据何氏甲子纪年图考证，实际上是周显王八年庚申年。”孝公下令强国，商鞅初次拜见。十年壬戌年，公孙鞅变法，秦国设置法官。十三年乙丑年，秦国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十四年丙寅年，《史记》记载秦孝公与魏侯在杜平会盟。秦国僭越称公，说：“春秋以来，已经不止一天了。”史书记载其僭越称公，而魏国在魏侯时期，梁惠王尚未称王【杜平在同州际城县界】。这时孝公二十八岁了。十六年戊辰年，魏国和齐国都称王。十九年辛未年，从栎阳迁都咸阳，毁坏井田，开辟阡陌。吕东莱在《大事记解题》中说：“阡陌，是田间的小路，南北向的叫阡，东西向的叫陌。”商君变法到此已经十年了，才开始能够毁坏井田，开辟阡陌。蔡泽称赞商君的功绩，也说：“决裂阡陌。”所谓决裂，是指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井田的制度，划分界限坚明确切，封疆标志深固，如果不大力决裂它，就不能迅速扫灭它的痕迹【朱文公在《大全集》中的政论如此说，吕东莱认为是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时的制度，朱文公认为井田起于商朝，说法不同】。毁坏它如此困难，那么建立它难道是朝一夕的积累吗？商君一定要改变井田为阡陌的原因【这又是另一种说法，与前面的决裂不同】，他的意图究竟在哪里呢？井田的制度，六尺为步，百步为亩【古尺有相当于今十寸的尺，也有相当于今八寸的尺，六尺为步，百步为亩，百步见方六十丈，现在田地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而六尺四寸为步，尺更大，现在一亩相当于古田二亩半】。百亩为夫，一夫之地，周围环绕着遂【一亩之间，宽一尺，深一尺，叫亩；百亩之间，宽二尺，深二尺，叫遂，都是小沟，这个遂字与六遂的遂人不同】。遂上有经，九夫为井，一井之地，周围环绕着沟【宽四尺，深四尺】。沟上有畛，从沟到洫，从洫到浍，再到川，经纬交错，如同画好的棋盘，即使有强者，百亩之外，也不允许兼并；即使有弱者，百亩之内，也不至于被侵夺。强弱愚智，各得其所。上天生养百姓并设立君主，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商鞅不懂得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意图，只是想要鼓舞奸猾之人，来使我的国家获利，所以废除沟洫的限制，建立买卖的法律。擅长耕战，金钱多、资财厚，即使兼并十夫、百夫、千夫的土地，也没有人来禁止。那些愚弱的百姓，不能趋事赴功，来使我的国家获利，即使饿死在荒野，对我有什么增减呢？他的用心如此，只不过是盗贼中的头目罢了，不能与他谈论君道。班固曾说：“秦孝公任用商君，毁坏井田，开辟阡陌，加紧耕战的奖赏，使邻国倾覆而称雄诸侯。然而王制于是灭亡，僭越等级没有限度，平民中富有的积累巨万，而贫穷的吃糟糠。拥有国家的强者兼并州域，而弱者丧失社稷。”大概说对了。吕东莱又论述商鞅变法说：“法始于伏羲，而在周朝完备，虽然其间有简略有详细，总之都本于伏羲。法在秦朝改变，而在五代达到极致，虽然其间有变革有沿袭，总之不能与秦朝有很大不同。”学者如果将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法度，与商鞅变法的法令并列观看，大概就可以看清楚了。我认为帝王之法在秦朝废除而在汉朝没有恢复，这就是魏鹤山先生之所以用《汉书·高帝纪》作为古今考证，想要表明秦朝废除古法，汉朝使用秦法。现在的世俗儒者，谁不斥责商鞅、贬低秦孝公？然而大抵都是使用商鞅、秦孝公的法度而不醒悟。孝公在位二十四年，四十五岁去世，是周显王三十一年癸未年。《史记》记载太子即位【这就是惠文君，后来是秦惠王】。宗室大多怨恨商鞅，商鞅逃亡，因此被认为谋反而最终被车裂示众。秦国吕东莱说：“查阅战国《防史记》，惠王执政不久，商君告假回家，公子虔等人告发商君想要谋反，派遣官吏逮捕商君。商君逃到关下，想要住在客舍，客舍的人不知道他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住宿没有凭证的人要连坐。’商君感叹说：‘制定法律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惠王将他车裂，秦国人并不怜悯。我说：“车裂之刑

译这种刑罚，古代是没有的，一定是商鞅变法才开始设立这种刑罚，而商鞅自己却遭受了这种刑罚。等到后来嫪毐遭受这种刑罚，李斯遭受这种刑罚，并且李斯还同时遭受了五种刑罚，赵高也遭受了这种刑罚【见《秦始皇纪》末尾】。沛公进入函谷关，约定法律三条，“杀人者处死”，那么这些酷刑虐法就一下子被废除了。秦朝的灭亡，汉朝的兴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孟子说：“不喜好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

译附论商鞅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

秦国的强大始于秦孝公。秦孝公之所以强大，始于商鞅。太史公说：商君是天性刻薄的人。考察他想要用帝王之术来迎合孝公，凭借浮夸的言论，这并非他的本性。况且他通过宠臣进身，得势后刑罚公子虔，欺骗魏将卬，不听从赵良的劝告，也足以说明商君缺乏恩德。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等篇，与其人的行事风格相类似，最终在秦国遭受恶名，是有原因的。

查考《商子·开塞》篇说：“刑罚不能去除奸邪，奖赏不能制止过错，必然导致混乱。所以王者在过错将要发生时就施加刑罚，那么大的邪恶就不会产生；奖赏施予告发奸邪的人，那么细小的过错也不会遗漏。治理百姓能使大邪不生、小过不失，那么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理好必然强大。确立君道的原则，没有比胜过法律更宽广的了。胜过法律的急务，没有比去除奸邪更紧迫的了。去除奸邪的根本，没有比严刑更有效的了。”我说：大邪不生，小过不失，没有比去除奸邪更紧迫的了，没有比严刑更有效的了。那么商鞅也因此落得无处容身而被车裂的下场了。

《农战》篇说：“凡是君主用来鼓励百姓的，是官职爵位。国家之所以兴盛，在于农业和战争。现在百姓追求官职爵位，都不通过农战，而是靠巧言虚道的人，他的国家必然削弱。国家摒弃言论，百姓就淳朴【断绝言路、愚弄百姓，李斯祖述此道】；百姓淳朴就不淫邪。百姓看到上级的利益只从一条途径产生，就专心从事这一途径。专心从事这一途径就力量雄厚。力量雄厚国家就强大。现在境内的百姓，都说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爵位可以获得。因此豪杰都可以改变职业去研习诗书【李斯焚书祖述此道】，从事商业、技艺的人，都用来逃避农战。所以诗书礼乐、善、仁、廉、辩、惠，国家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无法驱使百姓守城作战，敌人到来必然削弱，不来也必然贫困。国家摒弃这十种东西，敌人不敢到来，即使到来也必然退却。”我说：为了治国而让百姓都不识字、不读书，只让他们像牛一样耕田，能拿兵器打仗罢了。贾谊曾批评这种风俗，妇女抱着孩子和公公并肩坐着，借给父亲农具还自以为有恩德，举国上下都是小人和愚民，想要长治久安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的法令规定，诸侯国的士人前来归附的，给予田宅并免除三代赋役，不懂军事的山东百姓没有不向西迁徙的。杜佑《通典》说：商鞅引诱三晋之人，给予田宅，让他们不懂军事而致力于国内根本，任凭他们耕种，不限多少，而让秦人在外抵御敌人，又放宽了虞衡（掌管山泽禁令的官职）的禁令。董仲舒说：秦国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帝王的制度，废除井田制，百姓可以买卖土地，富人田地连成片，穷人没有插锥之地，又独占川泽的利益，垄断山林的富饶，荒淫越制，奢侈攀比。城中有人享有君主的尊贵，乡里有公侯般的财富。吕东莱说：“废除井田制，放宽虞衡的禁令，同时施行，大概商鞅的法令不仅足以导致自身灭亡，也足以导致秦朝灭亡。”

秦孝公去世，儿子惠王即位。周显王四十四年（丙申），秦国开始称王。第二年改称后元年。周显王四十八年（庚子）去世，慎靓王定即位。元年（辛丑），秦惠王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儿子武王荡即位。周慎靓王二年（壬寅），魏惠王去世，即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问如何使国家获利，孟子回答以仁义。这是在周显王二十三年（乙酉），这一年是壬寅。对梁襄王说：“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回答说：“天下安定于一统。”“谁能统一天下？”回答说：“不嗜杀人的人能统一天下。”

这时商鞅已经死，又有公孙衍、苏秦、张仪、申不害、韩非、田忌、孙膑、庄周、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驺爕、李悝、公孙龙、尹子等辈，数不胜数。唯独有一个孟子以王道劝谏诸侯，却不被采用。大概东西周已经分为两位君主，而周朝到了显王、慎靓王、赧王虽然还没有灭亡，但天下早已不认为他是王了。

秦武王死，儿子昭襄王稷即位，在位五十六年去世，儿子孝文王柱即位。元年除去丧服，即位三天去世，儿子庄襄王子楚即位，三年去世，于是始皇即位。

周赧王二年（戊申），孟子对滕文公谈论井田制。距离周显王十九年（辛未），秦国废除井田制已经三十八年了。而小小的滕国，孟子还告诉他八家同井的制度，那么天下井田制还有存在的。孟子也知道滕国不一定能实行，所以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会来取法。”

周赧王五十八年，周朝灭亡，岁在甲辰。距离孟子谈论井田制已经五十七年了。又自乙巳到甲午五十年，秦朝灭亡。第二年乙未，汉朝兴起。距离孟子谈论井田制，已经一百零八年了。直到今天田地终究不能恢复井田制，而汉朝革除商鞅、李斯的法令，不嗜杀人，减轻刑罚和赋税，因此有唐朝和宋朝，孟子仁义的言论终究没有泯灭。商鞅、李斯这两个被车裂的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附论《秦本纪》中记载“初”字，共十七处，以显示变法之初，赋税在内。

太史公《秦本纪》中记载“初”字，共十七处。秦国自襄公率兵救周幽王抵御西戎、犬戎的灾难，虽然没能救下幽王，但看到幽王死后用兵护送平王东迁洛邑。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秦国开始建国，太史公记载“始国”，“始”字奇特，也是“初”的意思。于是用骝驹、黄牛、公羊各三头祭祀上帝西畤。西畤本是县名，作为坛，用来祭祀

译天，是僭越的称呼。诸侯祭祀境内的山川，侯爵祭祀天，襄公使用十羊九牲，这不是中原的礼制。襄公十二年去世，文公即位，迁居汧渭之地十年，开始建立鄜畤。十三年，开始有史官来记录事情。二十年，法律中开始出现诛灭三族的罪名。四十八年，太子去世，谥号为竫公。徐广注：文公四十四年，是鲁隐公元年，从此进入《春秋》记载的范围。文公五十年去世，太子长子宁公即位，一作曼公。四年，鲁国弑杀隐公。十二年去世，儿子三人：长子太子武公，次子德公，三子出子。大庶长拥立出子。六年，贼人杀害出子，重新拥立太子武公。武公诛灭了夷贼的三族。十九年，晋国曲沃开始成为诸侯。齐桓公开始称霸。二十年去世，开始用活人陪葬六十六人。儿子白不即位，拥立德公，德公元年。开始居住在雍地。二年，开始有伏日。孟康说：六月伏日是开始有的。周朝时没有，到这时才有，用狗来抵御蛊毒。德公二年去世，儿子三人：长子宣公，次子成公，幼子缪公。宣公即位四年，建造密畤，“作”也是“初”的意思。十二年去世，成公即位。四年去世，缪公即位。三十九年去世，陪葬者一百七十人。秦国贤明的君主没有比得上缪公的，有《秦誓》编入《诗经》百篇之末，还有关于三良的《黄鸟》之歌。太史公“君子曰”那一段，深深惋惜此事。康公即位十二年去世，共公假即位五年去世，桓公即位二十七年去世，景公即位四十年去世，哀公即位三十六年去世，太子夷公早死，孙子惠公即位。元年，孔子担任鲁国相事。十年去世，悼公即位。十四年去世，孔子在悼公十二年去世，编成《春秋》。儿子厉共公即位。二十一年，开始设置频阳县。三十四年去世，躁公即位。十四年去世，弟弟怀公即位。怀公四年，大臣杀害怀公，孙子灵公即位。十三年去世，儿子献公不能即位，拥立季父简公。简公六年，命令官吏开始佩戴剑。十六年去世，惠公即位。十三年去世，儿子出子一岁时即位。二年，庶长改立灵公的儿子献公，杀害出子及其母亲。这时，秦国的大臣不过庶长。献公元年，停止活人陪葬。二年，修筑栎阳城。四年正月庚寅日，孝公出生。秦国史官谨慎地记载此事，因为国家的强盛从此开始。二十四年，去世。孝公即位，下令强国。商鞅到来，十二年，建造咸阳，迁都，合并各个小乡为县，每县设一令。四十一县，划分田地，开辟阡陌。不记载“初”。十四年，开始征收赋税。二十四年，去世。儿子惠文君即惠王即位，车裂商鞅。十二年，开始有腊祭。十四年，惠王去世，在位二十七年。儿子武王即位，二年开始设置左右丞相。四年，去世。拥立异母弟昭襄王。十年，扣留楚怀王。十七年，东周君来朝见。十九年，称西帝。三十五年，开始设置南阳郡。四十七年，白起在长平击败赵军，杀死四十多万人。四十八年，分设三军。五十年，开始建造河桥。五十一年，西周君献出三十六座城邑，自行归附。五十二年，九鼎进入秦国，周朝开始灭亡。五十六年，在雍地郊祭上帝。这种郊祭上帝，是周朝灭亡后秦王适宜做的。西畤的祭祀，是僭越称西帝。至于有五畤，五帝的说法是不对的。而汉朝沿袭了它。并且下令立天帝，立人帝。《周礼》中刘歆的五帝说并非真正的古书。五十六年，去世。儿子孝文王即位，在位一年。除去丧服即位，三天后去世。儿子庄襄王名楚即位，五年去世。庄襄王元年，派吕不韦诛杀东周君，吞并其国。开始设置三川郡。四年开始设置太原郡。秦始皇政即位，二十六年开始统一天下，设立三十六郡。五十一年驾崩。二世即位，二年诸侯起兵。赵高弑杀二世，拥立子婴，一个多月后秦国灭亡。秦国自襄公至二世，共六百二十七年。记载“初”的共有十七处，也有记载“初”和不记载“初”的情况，如建造密畤、建造咸阳就是如此。破坏井田制也不记载“初”。记录这些用来考证秦国历史，因为西戎逐渐改变中原的法度。

译附论《古秦纪》一书，其中有六个“初”字，一个“始”字，这与《史记》记载不同。

如今《史记》广德军版第一卷《始皇本纪》后面有一段“低两字”的文字，这是班固在汉明帝时期所得到的秦代史籍。司马贞《索隐》说它与正史稍有不同，其文写道：“襄公即位，在位二十年，开始设立西畤。德公在位二年，开始用伏祭来抵御蛊毒。宣公在位十二年，开始设置闰月。此后以十月作为岁首，都设置闰月，其余年份年终为何不置闰呢？缪公向宁门之人学习。”这一句极为奇特。司马贞《索隐》说：“‘着’音贮，又音宁。‘着’就是‘宁’。门屏之间称为宁，意思是向宁门的人学习，所以《诗经》说‘俟我于着乎而’就是此意。”惠公七年，百姓开始佩带剑。孝公在位二十四年，没有记载商鞅变法的事。惠文王十三年，开始定都咸阳，这与《史记》不同。“始”就是“初”的意思，恐怕这件事不是从此以下记载到秦始皇的。又另起一段写道：“献公即位七年，开始设立市场。十年设立户籍相伍。”没有“初”字。只有东莱吕祖谦《大事记》在周烈王元年加了“初”字，写道：“秦开始设立户籍相伍。”周烈王在位七年，之后是显王、慎靓王、赧王，周朝灭亡。烈王元年丙午，二年丁未，显王八年庚申，是秦孝公元年，按例推算。献公十年丙午是正确的。惠文王即位二年，开始行用钱币，这一年是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秦惠王二年，东莱吕祖谦将其写入《大事记》。昭襄王即位四年，开始划分田地，开阡陌。这则大不相同，应当遵从《史记》。商鞅废除井田制在周显王十九年辛未，即秦孝公十三年。此处记载“初”字六个，“始”字一个，东莱吕祖谦取其中两个，并加一个“初”字，暂且记录下来以供参考秦法开始变革的情况。附论秦初设赋税时，尚未使用中原的钱币。“贡”与“赋”二字的辨析。

《尚书·益稷》篇开始见到“鲜食”、“艰食”，“鲜”指鸟兽鱼鳖，“艰”指播种。百姓得以食用粮食，米食称为“粒”，是正确的。开始见到“懋迁有无”，将有的转移到没有的地方，鱼盐从山林转移到川泽，材木从川泽转移到山林，是正确的。大禹这几句话，百姓的性命全在于此了。大禹划分九州，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其土、其田、其草、其木、其赋、其贡、其篚。田地根据土地情况，都随其土地所产而定。《周官》太宰九赋，是王畿土地所产；九贡，是诸侯土地所产。从尧舜可以考证，直到周朝所征收的，都是土特产，没有所谓向百姓征收钱币的方法。秦孝公十四年，开始征收赋税。谯周说是开始征收军赋，徐广说是制定贡赋之法，两种说法不同。但不知谯周所说的军赋，所征收的是什么物品呢？徐广所说的贡赋，贡与赋有什么区别呢？夏朝的贡，商朝的助，周朝的彻，这个“贡”字，是指耕种五十亩田，以五亩的租税进贡给公家，与《禹贡》中的“贡”字相同，但大小含义不同。秦惠王二年，开始行用钱币。《史记·秦纪》没有记载，古秦史纪有记载，而吕东莱遵从它，写入《大事记》，并说：“秦在此之前未以钱币作为货币。”废除井田制在辛未年，开始征收赋税在癸酉年，秦孝公时开始行用钱币在乙酉年，秦惠王时，在废除井田制十五年之后，开始使用赋税，又十三年之后，秦才开始学习中原使用钱币作为货币。年表记载周天子祝贺秦行用钱币，那么刚废除井田制时，秦还没有钱币，刚开始征收军赋时尚未发展到征收钱币的地步。而郑玄注《周官》九赋，都认为是按人口向百姓征收钱币，如汉朝的口算，每人一百二十钱。魏鹤山先生多次认为不对，这尤其不可不辨明。

附论秦征收大半的赋税

秦废除井田制后两年，开始征收赋税。开始征收赋税后十三年，开始行用钱币。从孝公商鞅变法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所征收的田租及其他赋税没有具体数目可考。《史记》没有记载，杜佑《通典》也没有实数。只有班固《食货志》有说：“征收大半的赋税。”颜师古说：“大半，是三分取其二。”也没有明确说明是什么赋税。杜佑《通典》说：“秦孝公十二年，开始征收赋税。”采纳商鞅的建议，开阡陌，制定贡赋之法，没有说明贡赋的数额。下文却说：“秦始皇建立郡县，废除诸侯，尊贵以自奉养。全国之内，撮粟尺布，一个男子的劳役，全部专属于自己。”夏朝的贡，殷朝的助，周朝的彻，都是十分取一，大概是根据土地征税。秦则不然，舍弃土地而向人征税，因此贫者逃避赋役而逃亡，富者兼并土地而安然无恙。加上对内大兴土木，对外抵御夷狄，征收大半的赋税，征发闾左的戍卒。我认为这两句，也是班固《食货志》的话，上句说赋税，下句说徭役。颜师古采纳应劭的说法：“这是起初征发适戍，其次征发有过错的官吏以及赘婿、商人，后来征发曾经有市籍的人，再后来连祖父母、父母有市籍的人都被征发戍边，这类人全部恢复后，进入闾里取其左边的人征发，还没来得及取右边的人秦就灭亡了。”

附论秦的力役比古代重三十倍，田租、口赋、盐铁比古代重二十倍，耕种豪民的田地，见税十五，井田法难以立即实行，应当稍微接近古法，限制百姓占有的田地。

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古时候

译向百姓征税不超过十分之一，他们的需求容易满足；征用民力不超过三天，他们的体力容易恢复。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采用商鞅的法令，改变帝王的制度，废除井田制，允许百姓买卖土地。富人田地连接纵横交错的道路，穷人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又独占河流湖泊的利益，垄断山林的富饶，荒淫无度，超越法度，以奢侈互相攀比。城中有国君般的尊贵，乡里有公侯般的富有，小百姓怎能不陷入困境？再加上每月要服更卒的劳役，之后又要服正卒的兵役，一年戍边，一年服劳役，比古代增加了三十倍。」颜师古说：「更卒是指为郡县服役一个月就轮换的人，正卒是指为中央官府服役的人。大概计算现在的人一年之中，屯戍和劳役的事情，比古代增加了三十倍。」田租、口赋、盐铁的利益，比古代增加了二十倍。如淳说：「秦朝卖盐铁价格昂贵，所以下层百姓遭受其困苦。」颜师古说：「既征收田租，又征收口赋，而且官吏掠夺盐铁的利益，大概计算三个人一年之中，大大损失他们的资产，比古代多二十倍。」有的人耕种豪强地主的田地，缴纳的租税高达收成的一半。颜师古说：「说的是贫苦百姓没有田地，而耕种豪富人家的田地，十分之中拿出五分交给田主。所以贫民常常穿着牛马穿的衣服，吃着猪狗吃的食物。」汉朝建立后沿袭秦制而未加改变，古代的井田法虽然难以立即实行，应该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的田产以救济不足，堵塞兼并的道路；盐铁的利益都归还给百姓，废除奴婢制度，除去私刑杀人的威权，减轻赋税，减少徭役，以宽缓民力，这样之后才能治理得好。

译紫阳方氏说：董仲舒是孟子之后唯一能与之比肩的人。他善于谈论治国之道，就像这样。废除井田制后，百姓可以买卖土地，富人连片拥有广袤田地，穷人却连插锥之地都没有。秦朝的法律制度至今仍然如此。独占山林川泽资源的人，其尊贵富有如同君主公侯。太史公在《货殖传》中愤懑地写道，甚至说赵地女子、郑地歌姬，修饰容貌，眉目传情，招引人心，不远千里而来。他的言辞太过放纵。如今的娼妓以及杭州、吴地卖身为妾的女子，情况与之相近。拥有牛马羊猪鱼塘数千处，枣栗橘树千亩，漆麻竹林遍布的人，其财富地位都相当于千户侯，被称为“素封”。现在也偶尔有这样的人。汉代千户侯通常管辖二百户，千户则一年收入二十万钱。汉代粮食大抵一石值三十钱，三万钱可买一千石粟，二十万钱则可买六千七百石左右。千户侯一年收入二千石，连高级官吏也比不上。百姓中有“素封”的人，也类似千户侯。这就是司马迁感到不平的原因。劳役负担比古代重三十倍。后世招募军队用于战守，百姓免于征发军役，如缴纳免役钱，也有愿意雇人代役的。设有里正、保长、隅官等职，小民五家编为一甲，不像秦人那样极端严酷。既征收田租粟米，又征收口赋钱。后世的田税到宋代，各地科派不同，有夏税绢、绵，有秋苗米，有折帛钱，有义仓米，有绢米，有免役钱，有盐钱。住房或二税地的科派如同田地，否则有房廊白地钱。江东重，浙西轻，四川广东则难以考证。这些都是僭伪诸国平定后沿袭下来的，也不像秦人那样极端严酷。盐铁在汉初没有征税，武帝时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才开始征收，桓宽《盐铁论》记载得很详细。现在则对池盐、井盐、场盐、坑冶金银铜铁铅锡、鱼湖荻林、酒醋茶矾、海外商船关税等利益，无所不征。看不到财政充足，实际上是秦人开启了这种弊端。现在百姓贫困，耕种地主的田地，佃户通常与地主平分收成，或一石，或八斗，七斗，五斗，或十二秤勺，大小谷、麻、粟、豆不等。只有种麦、荞麦时佃户自得，仅够自给或不能自给，没有温饱充足的人，只是免于从军服役罢了。老苏《井田论》一文极佳，但也说：“限制百姓占有土地，终究不可行。”董仲舒稍近古制，确实是确论，而后世大体都沿袭秦朝的旧制。农民固然贫困，游手好闲从事末业的人也贫困，只有富家大商兼并将相富贵，好像偏爱他们一样。

古今考卷十八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续古今考>

钦定四库全书

古今考卷十九

元 方回 续

附广租税赋考中附论高祖田租

《汉书·食货志》：“天下平定后，简化法令，减轻田租，十五税一。贾谊说：‘五口之家，能耕作的不过百亩，收成不过百石。’班固说：‘五口之家每年耕作百亩，每亩收成一石半。’他们的数字不同，大抵一石五斗中，官府取一斗。”

附论汉惠文景光武田租

杜佑《通典》：孝惠元年减少田租，恢复十五税一。注：汉代恢复十五税一，比周朝节俭，中间曾废除，现在恢复。孝文帝十一年下诏，赐天下人租税减半。十三年免除田租。孝景帝二年，让人减半缴纳田税，三十税一。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田租三十税一，有生育子女的免除三年算赋。非常宽大，王莽无道，征收夫税夫布，妄引周礼，不值得记载。魏晋以下不必记载，有异于常的则记载。唐代租庸调变为两税法，记载在后面。

附论汉文复田租不及无田之民。

汉文帝恢复田租，荀悦论说豪民收取百姓的资财，只能惠及有田的百姓，不能惠及无田的百姓，他的说法是对的。汉文帝赐天下租税减半，是十一年；免除田租，是十三年。富人田地多，贫民耕种富人的田地，已经向地主缴纳租子了，而上级免除租税，确实如荀悦所说，但也不失宽厚。汉文帝终究是贤明的君主，丰年免除田租，官府免除地主，地主不免佃户，这也是千年难遇的事。后世大水大旱，田地完全无收，地主不敢不免佃户的租子，而官府略不减免的情况也有，民间不敢上报水旱灾害的情况也有。假如上报官府，有水灾不敢车戽排水，有旱灾不敢翻耕，或者为了保存被浸之水，或者为了留下旱苗之根，等待官府差吏核实，那么秋冬不敢种麦，甚至来年失种。所以水旱都不敢上报，上有仁人察见确实是水旱十分严重的，免除十分，七八分以下斟酌减免，不必拘泥于核实的近例，称为体覆。体覆二字，不过是吏胥索取钱财的资本。水旱灾伤，必须减免，官府既然免除地主，地主也免除佃户，不必拘泥于核实为好。只有丰年免除租税，则有如荀悦所说，古今有防汉文帝吗。

附论《汉口赋》率更践更过更丞相子亦戍边三日。

汉高祖初年，四算赋，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为一算，前面已记载，商人、奴婢加倍算赋，然而又有口赋。惠帝时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如此则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