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九 宋 叶适 撰春秋
按左氏所言书法，皆旧史文。其经孔子特修者，皆别异之。孔子自言：“吾犹及史之阙文。”盖是时学者已浮于古矣。所贵于孔子者，贵其存古，非贵其作古也。于其义有所不尽者发之，理有所害者更之，则亦不得已而然，不以此为功也。既已修定，则旧史之书法即孔子之书法。故凡左氏所释，悉本旧文而时见新义。后有君子，当以是考之，庶防不以实事为空文也。以空文为实事，其害浅易正也。质之以实，则信矣。以实事为空文，则其害深而难正。以为离实，犹弗信也。
凡左氏、公谷叙事本皆同者，皆当时之所谓大事，天下所通知者也。以隠公一书言之，隠公摄位，郑伯克段是也。隠公不终其为君，当时共信，之后世独疑其不然，故余以为害深难正者，此类也。
左氏释称：「郑伯讥失教，最得书法之意。」段失弟之道，已无可言。如郑庄公者，亦能知杀弟之不可，然志在于胜之，故不称其所命将，而以亲克为文。盖即其所不为者责之，以为犹可责也。若曰「知不可杀，岂不可教云尔」？公谷皆言「杀段」，盖当时相▯以为死矣。
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左氏释先后之义，精矣。公谷亦自以为精义，然皆不切事情之词也。故余以为浮妄，多此类。此桓公书叙事本皆同者。
蔡侯郑伯防于邓。左氏以为始惧楚。公谷弗知也。文姜齐襄公未弑以前为齐而徃者六。既弑如齐者一。如莒者再。盖自桓公固与之如齐。以此见杀。庄公之立生十四年矣。春秋于其所悖谬而书。未有如文姜之详者也。于庄之初立。以孙絶之者父讐也。因其出或飨或防别而着之者母恩也。异义所以兼明子道也。猗嗟之诗曰：「刺鲁庄公。」呜呼。庄公可刺也。以为失子之道则非也。
纪侯见灭，公羊以为百世可以复雠，此固妄也。就如其言，哀公虽纪侯所譛，而周所诛，是并雠周也。天子在上而雠之，曰无明，天子且并雠周，春秋又从而贤之，贤其借古怨雠今主而灭人国乎？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指鲁《春秋》耶？虽陋，何至是！
楚始以荆见左氏无辞疑若始狄而后国之公谷或可以立义也商颂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郑语荆子熊严楚蚡冒】盖荆楚兼称在春秋之前矣宋万弑君三▯载事本皆同据左氏则弑君实在前也
复防于鄄，左氏谓齐始霸一语而已。至叙晋文，则事辞谆复。又管夷吾治于髙徯，亦不过一二言。若狐偃、赵衰，书庸多矣。盖齐桓、管仲之行事暴着于天下，当时无不知者，故左氏不殚载也。
闵僖文
季子来归，齐仲孙来，齐髙子来盟。当时鲁难，倚重此三人，故特字而贵之。此一时史法，而孔子因之，不待二百年后方复追字其人也。凡悉本旧文明证，皆如此，但读者不考耳。
郑人所为赋《清人》，故曰“郑弃其师”，亦当时书法也。平王既亡岐丰，至是山戎、狄、楚竞起，无齐桓防，失中原矣。书“伐山戎”，书“救邢”，书“次”，书“城”，皆羙事也。城楚丘，左氏以为鲁讳，于《春秋》之法，宜若着齐及诸侯者然，亦不改，以为外美未重于国讳也。
侵蔡，蔡溃，遂伐楚。古者善恶是非皆出于实，其行一涂，未有为之名以借于外，使实恶而名善者也。为是者，则始于召陵。自是道徳大壊，百世不复。以桀纣之实，假汤武之名，虽圣人复生，不能救也。悲夫！孟子曰：乆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害徳莫甚于假，愈乆则愈丧耳，焉能有乎？
周封曲沃，其柄已尽失。及王世子为防缀，君位于齐，逆父子理，而周不复有命令矣。或曰：襄王嫡也，子带乱也。树嫡，黜乱，非春秋法欤？昔王季爱文王而太伯去之，周是以兴。不能考古人之徳，而欲用春秋之法，宜王道之遂废也。
救邢，▯母管仲语可纪者三焉。然召毕之风尽矣。自是以后，凡仗信秉礼以成其利心者，皆假也。处士诸生，又别为隂谋之书。于是申、商、韩非之术并兴。
孟子屡言五霸，按《春秋》无五霸。若并数夏商，则其名存，其事轶，当考。
译考察左氏所记载的书法，都是旧史的原文。其中经过孔子特别修订的，都另外加以区别。孔子自己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保留的阙文。”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学者已经浮华，不如古人质朴了。人们推崇孔子，是推崇他保存古法，而不是推崇他凭空创造古法。对于义理有所未尽的地方，他加以阐发；对于道理有所妨害的地方，他加以更改，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既然已经修订确定，那么旧史的书法也就是孔子的书法。所以凡是左氏所解释的，都依据旧文，而时常显露出新义。后来的君子，应当以此作为考察的标准，或许可以防止不把实事当作空文。如果把空文当作实事，它的危害尚浅，容易纠正。用事实来检验，就可信了。如果把实事当作空文，那么它的危害就深重而难以纠正。认为它背离事实，人们尚且不信。
凡是左氏、公羊、谷梁叙事原本相同的，都是当时所谓的大事，也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以隐公这一年的记载来说，隐公摄政，郑伯克段就是如此。隐公没有最终成为君主，当时的人共同相信，后世却独自怀疑并非如此，所以我认为是危害深重而难以纠正的，就是这类情况。
左氏解释说：“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化，最符合书法的本意。”段失去了做弟弟的道理，已经无话可说。像郑庄公这样的人，也能知道杀弟是不可以的，然而他的志向在于战胜弟弟，所以不称他命令将领，而是以亲自攻克来记事。大概是在他不做的事情上责备他，认为还可以责备。意思是说：“知道不可杀，难道不可以教化吗？”公羊、谷梁都说“杀段”，大概当时相传认为段已经死了。
君子认为督有无君之心，然后才动于恶，所以先记载弑其君。左氏解释先后的义理，非常精当。公羊、谷梁也自以为精义，然而都是不切合事情实际的话。所以我认为是浮夸虚妄的，大多属于这类。这是桓公这一年的记载，叙事原本都相同。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左氏认为是开始畏惧楚国。公羊、谷梁不知道这一点。文姜在齐襄公被杀以前，为了齐国前往的有六次。被杀以后去齐国的有一次。去莒国的有两次。大概自从桓公坚持让她去齐国，因此导致被杀。庄公即位已经十四年了。《春秋》对于她悖谬的行为而记载，没有比文姜更详细的了。在庄公刚即位时，以孙氏断绝她，是因为父亲的仇怨。因为她外出，有时飨宴有时会盟，分别记载，是因为母亲的恩情。不同的义理用来同时阐明做儿子的道理。《猗嗟》这首诗说：“讽刺鲁庄公。”唉。庄公可以讽刺。认为他失去了做儿子的道理，那就不对了。
纪侯被灭，公羊认为百世可以复仇，这本来就是虚妄的。即使按照他的说法，哀公虽然是纪侯所谗害，但却是周天子所诛杀，这就连同周天子一起仇视了。天子在上而仇视他，说没有明君，天子且连同周天子一起仇视，春秋又从而认为他贤德，是认为他借古代的怨仇来仇视现在的主君而灭人国家吗？
未经修订的《春秋》记载“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订后说“星霣如雨”。未经修订的《春秋》是指鲁《春秋》吗？虽然简陋，何至于如此！
楚国开始以荆出现，左氏没有辞令，怀疑像是开始称狄而后称国。公羊、谷梁或许可以立义。《商颂》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大概荆楚兼称在春秋之前就有了。宋万弑君，三传记载事情原本都相同，依据左氏，那么弑君实在是在前。
再次在鄄地会盟，左氏说齐国开始称霸，只是一句话而已。至于叙述晋文公，则事情和言辞都详尽重复。又管夷吾治理高傒，也不过一两句。像狐偃、赵衰，记载功劳很多。大概齐桓公、管仲的行事显赫于天下，当时没有人不知道，所以左氏不详细记载。
闵公、僖公、文公
季子来归，齐仲孙来，齐高子来盟。当时鲁国有难，倚重这三个人，所以特别称字而尊重他们。这是一时的史法，而孔子沿袭它，不等到二百年后才追称他们的字。凡是都依据旧文明确证明，都像这样，只是读者不考察罢了。
郑国人所作《清人》诗，所以说“郑弃其师”，也是当时的书法。平王既已丧失岐山、丰邑，到这时山戎、狄、楚国竞相兴起，如果没有齐桓公防备，就失去中原了。记载“伐山戎”，记载“救邢”，记载“次”，记载“城”，都是美事。城楚丘，左氏认为是鲁国避讳，按照《春秋》的法度，似乎应该记载齐国及诸侯，然而也不更改，认为外在的美事没有重于国家避讳。
侵蔡，蔡溃，于是伐楚。古时候善恶是非都出于事实，其行动一条路，没有为之命名而借用于外，使事实恶而名义善的。做这种事的，开始于召陵。从此道德大坏，百世不复。以桀纣的事实，假借汤武的名义，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挽救。可悲啊！孟子说：“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危害道德没有比假借更严重的，越久就越丧失，怎么能拥有呢？
周封曲沃，其权柄已经尽失。等到王世子为防缀，君位在齐，违背父子之理，而周不再有命令了。有人说：襄王是嫡子，子带是乱臣。树立嫡子，黜退乱臣，不是春秋的法度吗？从前王季爱文王而太伯离去，周因此兴盛。不能考察古人的德行，而想用春秋的法度，适宜王道于是废弃。
救邢，管仲的话可记载的有三条。然而召毕的风气尽失了。从此以后，凡是仗着信义秉着礼制以成就其利心的，都是假借。处士诸生，又另作阴谋之书。于是申、商、韩非之术并兴。
孟子屡次提到五霸，考察《春秋》没有五霸。如果连同夏商数起来，那么其名存在，其事轶失，应当考察。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公羊以为，虽文王之战，不过此语，未可非也。以宋襄公言考之，当知古人行兵用师，与后世絶异。《易》所谓「否臧凶」，于此騐之也。
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文之事，以二字蔽之，盖齐桓犹未至于用谲也，晋文无不谲者矣。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徳也。左氏特举此，见孔子改史之义，明其他即用旧文也。后世不知，以为尽孔子作，且不信左氏，一一笺释虚实，皆失事义，俱乱。不惟不足以知圣人，又不知古有史法矣。
殽之战，秦穆公作誓，録其一时受责之义，可也。若其事，则不过夺攘报复而已，何足以兴王者之治乎？
湛露彤弓之对，▯俞婉而正矣。是故礼不可以徒具也。臯陶庭坚，不祀忽诸。姜嬴荆芊，何以代姬？▯强而已，史伯之言过也。
公子遂，鲁之贼载事者所贬也。衡雍之盟，免于晋讨。三日之间，又盟雒戎。弭难消患，见贵一时。故再书以显之。此亦当时史法也。
求车求金，但曰非礼，不尽其义也。天王之法，无求愈踈阔矣。虽不当事，茍有礼焉，书也。当时书法之重如此也。败狄于咸，三传载略同，言特败一人，公谷误也。楚聘椒叔，彭生讥其傲也。呉季子则贤矣。秦聘术，而公子遂以为无陋，于是而秦始能聘欤？然则当时礼文之事，至鲁而后定也。礼之定可也，礼之具如之何？
郕降于齐师，秋，师还。晋人纳捷葘于邾，弗克纳。还者，能自还也；弗克者，能自克也。舍恶反善，春秋之道一而已矣。盖善之而非贬也。梁亡，自亡也，亦不待贬矣。
宣成
赵盾、赵穿之事，当时天下共知，三传所载无异。盖董狐特立此义，与他史法不同，举世从之，虽孔子不能易也。然而圣人亦自以为太重，而伤赵盾之虑不详，被以此名，不得辞也。故曰：“惜也，越竟乃免。”盖旧史之所严者，孔子之所寛也。后世乃以盾为实弑其君，妄説也。呜呼！左氏之书，不知有《公》《谷》者在前，故也。《公》《谷》在后，不知有左氏者，僻陋故也。兼不相知，其事同者，天下之通见闻也。今反以为妄而疑之，非以实事为空文乎？学者所患，因书而为道，书异而道异，故书虽精于道，犹离也。以道为书，书异而道同，折衷其然与不然，而后道可合也。然则世之言《春秋》者，因书而为道者也。
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操平人之心，俄变而为伐取，天下皆是也。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顾不敢当也。今也平人不肯，又伐取之，文王其不可见乎？
公子友自闵之初，鲁人喜其来归，始执国柄；行父继之，至宣之末，归父与君谋，欲去三桓以张公室，未成而逐，七十年尔。父子皆忠力，而君威己卑，私权已胜，为上下所患苦。于是箕子三徳之言騐矣。至襄季年，宿取卞防，不敢归国，则鲁乱已成。距归父之逐，垂五十年，又二十七年而昭公出亡。盖百四五十年间，日引月长，化忠力而为僣簒，则箕子所谓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者也。虽然，诸侯之无天子，至是已乆，则倒持之祸势，亦当然。若夫家臣，不足道也。
五体寻经传，以左氏言考之，旧史法章大烦，直志在惩恶，而不足以劝善。圣人之所修，微晦婉美，惩恶而能劝善者也。后世説《春秋》，正用旧史法耳，以其不求诸左氏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又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圣人之志于此可见，乌有以苛刻激娆成书者乎？
襄
鸡泽之防，大夫始盟；溴梁之防，大夫専盟。自此诸侯失权，霸统不可复合。左氏但纪事实，不论世变，固失之矣。然以其事考之，髙厚歌诗不类，辑睦威懐，岂无道焉？而荀偃遽使大夫盟，喜怒自由，诚偃之罪也。若鸡泽之防，诸侯既盟，陈始吿服；不盟则非成，再盟则为凟。于是使大夫盟之，一时之事，不得不然。虽知道者欲不为之变，而其势有自来矣。禹防诸侯，防风后至，执而戮之。成汤之慙，仲虺虽贤，不能释也。故孔子以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至是而诸侯不可以无大夫，盖由幽王以下，何止鸡泽、溴梁之积也？学者于一日求之，失孔氏旨矣。
译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古代用兵，也不凭借险要的地势。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也不攻打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公羊传》认为，即使是周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这不可以非议。通过宋襄公的话来考察，应当知道古人用兵作战，与后世截然不同。《易经》所说的“不善则凶”，在这里得到了验证。
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迹，可以用这两个字来概括，大概齐桓公还没有达到使用诡诈的地步，而晋文公则无往而不诡诈。孔子说：“臣下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春秋》记载说：“周天子在河阳狩猎”，意思是说这不是天子该去的地方，并且彰显德行。《左传》特别举出这件事，是为了显示孔子修改史书的义理，表明其他记载都是沿用旧文。后世的人不知道，认为《春秋》全是孔子所作，并且不相信《左传》，一一注释其中的虚实，都失去了事理的本义，全都混乱了。这不仅不足以了解圣人，也不了解古代的史法。
殽之战，秦穆公发布誓师令，记录他当时受责备的义理，是可以的。但如果就这件事本身而言，不过是掠夺、抢劫和报复罢了，哪里足以兴起王者的治道呢？
《湛露》和《彤弓》的应对，含蓄委婉而正当。因此，礼仪不能只是空具形式。皋陶和庭坚，不祭祀就被忽诸所杀。姜姓和嬴姓、荆姓和芊姓，凭什么取代姬姓？不过是强大罢了，史伯的话说过了头。
公子遂，是被鲁国记载史事的人所贬斥的贼人。在衡雍结盟，免于晋国的讨伐。三天之内，又与洛戎结盟。消除灾难祸患，被当时的人所看重。所以再次记载以彰显他。这也是当时的史法。
请求车辆和黄金，只说是不合礼，没有穷尽其中的义理。天子的法度，没有请求反而更加疏远隔阂了。虽然不恰当，如果有礼，就记载下来。当时史书笔法的重视程度就是这样。在咸地打败狄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记载的大致相同，说只是打败了一个人，《公羊传》和《谷梁传》错了。楚国聘问椒叔，彭生讥讽他傲慢。吴季子则是贤能的。秦国聘问术，而公子遂认为没有简陋之处，于是秦国开始能够聘问了吗？那么当时礼仪文辞的事情，到了鲁国才确定下来。礼仪的确定是可以的，礼仪的完备又怎么样呢？
郕国向齐国的军队投降，秋天，军队返回。晋国人把捷葘送到邾国，没能送进去。返回的，是能够自己返回；没能送进去的，是能够自己克制。舍弃恶行，回归善道，这就是《春秋》一贯的道理。大概是赞扬而不是贬斥。梁国灭亡，是自己灭亡的，也不需要贬斥了。
宣公、成公时期
赵盾、赵穿的事情，当时天下人都知道，三传所载没有不同。大概是董狐特别确立了这个义理，与其他史法不同，举世都遵从，即使是孔子也不能改变。然而圣人自己也认为这太严重了，而赵盾考虑不周详，蒙受这个罪名，无法推辞。所以说：“可惜啊，越过国境才能免除。”大概是旧史所严厉指责的，是孔子所宽恕的。后世竟然认为赵盾实际上弑杀了君主，这是妄说。唉！《左传》不知道《公羊传》《谷梁传》在前面，所以如此。《公羊传》《谷梁传》在后面，不知道《左传》，是因为偏僻浅陋的缘故。彼此互不了解，事情相同的，是天下共同的见闻。现在反而认为是妄说而怀疑它，这不是把实事当作空文吗？学者所担忧的，是因为书本而确立道义，书本不同道义就不同，所以书本虽然精于道义，仍然背离了。以道义来统摄书本，书本不同而道义相同，权衡其中的是与非，然后道义才能合一。那么世间谈论《春秋》的人，是因为书本而确立道义的。
鲁公和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莒国人不同意，鲁公攻打莒国，夺取了向地。怀着平定人的心，不久就变成攻打夺取，天下都是这样。虞国和芮国质询他们的成功，文王惊动了他们的生命，尚且不敢当。现在平定的人不同意，又攻打夺取，文王大概不可见了吧？
公子友从鲁闵公初年，鲁国人喜欢他回来，开始掌握国家大权；行父继承他，到鲁宣公末年，归父与君主谋划，想要除去三桓以壮大公室，没成功就被驱逐，只有七十年。父子都忠诚尽力，而君主的威严已经卑微，私权已经胜过，被上下所患苦。于是箕子关于三德的言论得到了验证。到襄季年间，宿夺取卞和防，不敢回国，那么鲁国的动乱已经形成。距离归父被驱逐，将近五十年，又过了二十七年昭公出逃。大概在一百四五十年的时间内，日益增长，把忠诚尽力转化为僭越篡夺，就是箕子所说的危害家庭，凶险国家。虽然如此，诸侯没有天子，到这里已经很久了，那么倒持的祸势，也是理所当然。至于家臣，不足道。
五种体例探寻经传，用《左传》的话来考察，旧史法章大烦琐，只是志在惩恶，而不足以劝善。圣人所修订的，微妙晦涩委婉美好，惩恶而能劝善。后世解说《春秋》，正是用旧史法，因为他们不寻求《左传》。孔子说：“人如果不仁，厌恶他太甚，就会作乱。”又说：“我所否定的，天厌弃他，天厌弃他。”圣人的志向在这里可见，哪里有以苛刻激怒成书的呢？
襄公时期
鸡泽的会盟，大夫开始结盟；溴梁的会盟，大夫专权结盟。从此诸侯失去权力，霸主的统绪不可再复合。《左传》只记录事实，不议论世变，固然失之矣。然而用这些事来考察，高厚歌诗不类，辑睦威怀，难道没有道理吗？而荀偃竟然让大夫结盟，喜怒自由，确实是荀偃的罪过。如果鸡泽的会盟，诸侯已经结盟，陈国开始告服；不结盟就不是成功，再结盟就是亵渎。于是让大夫结盟，一时之事，不得不如此。虽然知道道理的人想不为之改变，而其势有自来矣。禹会诸侯，防风后至，抓起来杀了他。成汤的惭愧，仲虺虽然贤能，不能释怀。所以孔子认为礼乐征伐从诸侯出，十代很少不失去。到这里而诸侯不可以没有大夫，大概从幽王以下，何止鸡泽、溴梁的积累呢？学者在一日之间寻求，失去了孔子的旨意了。
邓之防，蔡、郑始惧；楚郯之伐，季文子始惧。呉呉、楚均以夷狄病中国。然楚之抗衡也，乆更齐桓、宋襄、晋霸，累世迭成败，狎主盟，终于春秋，欲絶之不得，而絶也。呉暴兴一隅，至夫差始争霸，其事尚浅，故春秋终外之，特书防，书及，书以国而不人，不使与楚齿。盖进其不可絶，非曰予之。至其犹可外，则无为内之也。此春秋之志也。呜呼！孔子暮年疚心疾首于呉矣。
宋之盟，以弭兵为事，用极而钝，乱极而息也。舜、禹班师，舞干羽，君臣相戒，兵犹不可用，况可弭乎？人纪壊，道统灭，皆始于宋之盟。自是以来，号为治世，不过弭兵而已，此又世变之大者。贾谊所谓“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者也。至唐太宗，穷追逺讨，乃云“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斯又悖矣。
昭定哀
琴张闻宗鲁死，将徃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自周衰，上无道徳以一天下，士各为私义，矜其所善，以害至公。如琴张、宗鲁，其初皆一种见识。孔子所为明道教人，正以开阐此义，但患学者承接不去耳。此又非止性分上工夫，惟顔、闵、仲弓、冉伯牛为孔子所同。外此，虽曾子知道，亦未能尽其义。子路之流，固不论也。故《春秋》书「齐豹盗」，三叛人名，独此为改正旧史，发明大义。其他凡后世所言《春秋》之法，千条万端，皆浮辞赘説也。
书「王室乱，居皇入王城，立王子朝。以王子朝奔楚，其文核而不隠。岂孔子意哉？」盖因史耳。
以滥来奔，求名而为不义，不求名而为贪，后世之敝，无不然，害教之大者，此道之所以丧也。故曰：微而显，婉而辨，若乱臣贼子，则其法素具矣，不待圣人也。
古者君薨，百官总已，听于▯宰。三年逾年而即位者，后世之变礼也。虽舒疾异，然必行即位之礼。以左氏考之，不行即位之礼者，皆有故；行其礼则史书之，不行则不书。此简防之常文，非立义也。昭公之丧，以六月癸亥至自干侯，而戊辰书即位。即位不日者，必其朔也。称戊辰者，失朔而实其日也。皆常文也。
齐豹为卫司冦，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为盗。盖以大夫应书黜，而盗之也。故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明大夫之尊也。”孟子曰：“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按阳虎虽执国命，而家臣也，所以临士者以其势尔，不得称大夫。书曰：“盗窃寳玉大弓”，正应为盗，非黜之也。
仲由为季氏宰，将隳三都，真若张公室者。盖阳虎既乱，因其欲也，而孟氏弗从。然孔子非能扫三桓而更之，欲其循于礼而自服耳。故季桓子受齐女，废朝谒，而仲尼去鲁矣。
左氏叙孔子及弟子事，不如其他杂説之详，且子产、晏子始末，尚备载无遗，安得于仲尼反更防略？然则诸家▯闻之辞，波流荡溢，或不可尽信也。
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左氏所载获麟事不过如此。使其果如师已之骇鸜鹆，则安得缺而弗言？况《春秋》之作，于麟何预？自七十子之徒，未有称者，特经生陋儒，故张大之，非义理所止也。
习学记言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 宋 叶适 撰左传
杜预序隐至僖
杜预言《春秋》鲁史记之名凡例，为周公垂法，厘析经文，以从五体，及感麟而作，止于所起，大抵用旧语，畧相附合，就其新意，非实义也。然于左氏用力深乆，故能使后世浅俗野诞之説十去七八，使学者由此而进，所造益深，则于《春秋》大意差不逺矣。不然，非余所知也。
摄必有当立者，桓非当立，盖隠之意云尔。故鲁人不知以隠为不终君，而簒弑之祸作。古之譲者，皆逃之。隠犹据位，其徳削，其虑▯矣。然则非譲之能杀身也。
壬戌，天王崩，赴以庚戌，故书庚戌。陈侯再赴，并书甲戌、己丑。古人防书，乃立此法。盖察狱者以疑，疑作史者以信，信皆慎也。信其所信，慎也；信其所疑，慎之至也。言必有所从受也。其后书法稍失，或因所闻遂记之矣。交质色然，大物其甚可畏。左氏以涧毛、行潦明之，其理微矣。平王之徳如此，宜周之不复振也。
译邓地的防御，蔡国和郑国才开始恐惧；楚国对郯国的征伐，季文子才开始恐惧。吴国和楚国都凭借夷狄的身份使中原各国受害。然而楚国能够与之抗衡，时间长久，历经齐桓公、宋襄公、晋国的霸业，几代交替成败，频繁主持盟会，直到春秋末期，想要断绝它却做不到，最终断绝了它。吴国突然在一隅兴起，到夫差时才争夺霸权，其根基尚浅，所以《春秋》始终将其视为外夷，特别记载“防”、“及”，记载以国名而不以人名，不使它与楚国并列。大概是承认它不可断绝，并非说授予它正统地位。至于它还可以被排斥在外，就没有理由将其纳入内朝。这是《春秋》的宗旨。唉！孔子晚年对吴国痛心疾首。
宋国的盟会，以平息战乱为目的，用尽手段而变得迟钝，混乱到了极点而得以停息。舜、禹班师回朝，舞干羽，君臣相互告诫，兵器尚且不可使用，何况能平息战乱呢？人伦纲纪败坏，道统灭绝，都始于宋国的盟会。从此以后，号称治世，不过是平息战乱罢了，这又是世道变迁的重大事件。贾谊所说的“脚反而在上面，头反而在下面，如同倒悬”就是这种情况。到了唐太宗，穷追远讨，却说“雪耻酬报百王，除凶报答千古”，这又是悖谬的。
昭公、定公、哀公
琴张听说宗鲁死了，打算去吊唁。孔子说：“齐豹是盗贼，孟絷是贼人，你吊唁什么？君子不吃奸邪之食，不接受混乱之礼，不因利益而陷入邪曲，不以邪曲待人。不掩盖不义，不触犯非礼。”自从周朝衰微，上面没有道德来统一天下，士人各自秉持私义，夸耀自己的善行，以损害至公。像琴张、宗鲁，他们起初都是同一种见识。孔子阐明道义教导人，正是为了开阐这个义理，只担心学者不能承接下去罢了。这不仅仅是本性分上的功夫，只有颜回、闵子骞、仲弓、冉伯牛被孔子所认同。除此之外，虽然曾子知道道，也不能穷尽其义。子路这一类人，本来就不必论了。所以《春秋》记载“齐豹盗”，三个叛乱者的人名，唯独这一处是改正旧史，发明大义。其他凡是后世所说的《春秋》之法，千条万端，都是浮夸的言辞和多余的解说。
记载“王室乱，居皇进入王城，立王子朝。王子朝逃奔楚国”，其文辞简练而不隐晦。这难道是孔子的本意吗？大概是沿袭史官的记录罢了。
以滥来投奔，追求名声而做出不义之事，不追求名声而贪婪，后世的弊病，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是危害教化的最大因素，这就是道丧失的原因。所以说：微妙而显明，委婉而辩白，如果是乱臣贼子，那么他们的法则早就具备了，不需要圣人。
古代君主去世，百官总领自己的职责，听命于冢宰。三年守丧期满或过了一年才即位的，是后世变通的礼仪。虽然舒缓急促不同，但一定要举行即位之礼。用《左传》来考证，不举行即位之礼的，都有缘故；举行其礼则史书记载，不举行则不记载。这是简略的常规文辞，不是确立义理。昭公的丧事，在六月癸亥日从干侯回来，而戊辰日记载即位。即位不记日期，一定是朔日。称戊辰，是失去了朔日而实际记其日。都是常规文辞。
齐豹担任卫国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记载为盗。大概是因为大夫应该记载为黜，而他是盗贼。所以孔子说：“因为我跟随在大夫之后，表明大夫的尊贵。”孟子说：“大夫有赏赐给士，不能在家里接受，就前往拜谢其门。”按照阳虎虽然执掌国政，但他是家臣，所以面对士人凭借的是他的权势，不能称为大夫。记载说：“盗窃宝玉大弓”，正应该是盗贼，不是黜退他。
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将要毁坏三都，真像是扩张公室的人。大概阳虎已经作乱，顺着他的意愿，而孟氏不听从。然而孔子不能扫除三桓而改变他们，希望他们遵循礼制而自行服从。所以季桓子接受齐国的女子，废弃朝见，而仲尼离开了鲁国。
《左传》叙述孔子及弟子的事情，不如其他杂说详细，而且子产、晏子的始末，尚且完备记载无遗漏，怎么对仲尼反而更加简略？那么各家的传闻之辞，波流荡溢，或许不能完全相信。
在西郊大野狩猎，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了麒麟，认为是不祥之物，把它赐给了虞人。孔子观看后说：“是麒麟”，然后才取走它。《左传》所载获麟之事不过如此。如果真像师已惊骇鸜鹆那样，怎么会缺漏而不说呢？况且《春秋》的写作，与麒麟有什么关系？自从七十子之徒，没有称道的，只是经生陋儒，故意夸大，不是义理所止。
习学记言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 宋 叶适 撰 左传
杜预序隐至僖
杜预说《春秋》是鲁国史记的名称凡例，是周公垂下的法度，厘析经文，以符合五体，以及感麟而作，止于所起，大抵沿用旧语，略微相附合，就其新意，不是实义。然而对《左传》用力深久，所以能使后世浅俗野诞之说十去七八，使学者由此而进，所造益深，那么对《春秋》大意差不多不远了。不然，不是我所能知道的。
摄政必定有应当立的人，桓公不是应当立的，大概是隐公的意思如此。所以鲁国人不知道以隐公为不终君，而篡弑之祸作。古代的让位者，都逃避它。隐公还占据位置，他的德行削弱，他的考虑浅陋了。那么不是让位能杀身。
壬戌，天王崩，赴告以庚戌，所以记载庚戌。陈侯两次赴告，并记载甲戌、己丑。古人谨慎书写，于是立下这个法则。大概察狱者以疑，疑作史者以信，信都谨慎。信其所信，谨慎；信其所疑，谨慎到了极点。言必有所从受。其后书法稍失，或因所闻遂记之矣。交质色然，大物其甚可畏。《左传》以涧毛、行潦明之，其理微矣。平王之德如此，宜周之不复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