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四十九

译苏氏提倡亲属和睦，想要恢复小宗制度。古代称继承父亲祭祀的人为小宗，这种说法不够详尽。五世以外的丧服已经废除，但百年的家族尚未离散，那么宗法之道似乎是可以延续的。如果预先储备四个继承人，让他们轮流继承而无穷尽，那么宗族势力将过于强大，违背礼制、争斗侵犯的祸患就会兴起。这大概是因为年轻人热衷于议论事情，没有时间去深入考察的缘故。古代规定俸禄和土地，权力掌握在上层手中，贫富贵贱没有太大的逾越，而设立宗族来维系它，所以长辈不傲慢，晚辈不轻侮，和睦亲善的教化得以施行。后世的人突然崛起，自己求得贫富贵贱，各自满足欲望，荣耀与衰败不同门第，互相成为弊病。于是贤能的人推辞宗族职务以远离是非，不贤的人倚仗长辈身份来谋取私利，大概连争斗都不暇顾及，怎么能改善风俗呢？所谓宗族首领，是尊贵且贤能的人，富有且讲道义的人。如果不是这两者而拥有虚名来统率他们，教令是无法推行的。所以尊贵且贤能，富有且讲道义，那么上级以礼遇对待他们，任命他们为宗族首领，爵位不必亲近的人才能授予，疏远的人也可以给予；田地不必给子孙，贫穷的人也可以共享。施舍周济，只给予族人，减少歌童舞女的供养，加厚吊唁死者、抚恤孤儿的费用。族人依靠他，特别尊崇他为宗主，不违背道义，不触犯刑律，相互追求实质而不只是追随名义。这是当今设立宗族首领的关键。

叙述各种议论，舜、禹、皋陶辨析名理，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继承他们，典诰所记载的，是议论事情的开始。到了孔子、孟子折衷大义，没有遗憾了。春秋时期，管仲、晏子、子产、叔向、左丘明善于议论；汉代贾谊、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善于议论。此后千余年，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虽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偶尔兴起，也不能仿佛其万一。大概道理没有偏倚，只有精深卓越、简约至极的人独自创造，文辞必须不枝不蔓、通达流畅的人才难以工巧，这是后世不如古人的原因。唯独苏轼用一句话确立一个意思，架空而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都如他所想的那样表达，推究的人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虽然道理有不够精微的地方，但文辞所到之处，没有人能超过他，大概是古今议论的杰出者。苏轼自认为像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一日千里没有困难，等到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唉，古人难道一定要有这样的文辞然后才能有这种议论吗？以文辞为议论，从苏氏开始，而科举迎合时世的学问，烂漫放逸，不再有实理，不可收拾了。刘敞、王回喜欢援引古义，有深远的思考，学者再尝试寻求它。以形势论天下，《春秋》还没有这样的说法，大概出自战国辩士揣摩的学问。六国起初还排斥夷狄，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致富强，不曾依赖关隘作为坚固。等到秦灭亡，贾谊、司马迁就指责子婴不能守住险要来自保，况且天下正共同起来消灭秦，即使闭关不出，不知道能否保住岁月？何去非也伸张他的说法，认为章邯、李由不知道以攻为守而以守为攻，说这是兵家的事。我看苻坚失败后，也想把关东委让给敌人，难道不是懂军事吗？然而秦地终究不能保有。形胜一定要看大势所归，大势未离就可以攻可以守。现在即使极尽揣摩者的议论，还不如孔子谨慎一言，而孟子又称教人耕种桑麻，就能与殷周并兴，恐怕也应当仔细考察。

苏辙议论古代的英豪，只有汉高祖不可及。英雄二字，先秦没有，是流俗所称的。他议论北狄，说应当养兵自重，卓然独立，不听外国的妄求，而生出我们中国的气概。这样几十年间，天下摧折的志向恢复强壮，那么契丹不是我们应当畏惧的。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百年可以战胜残暴去除杀戮，有人认为太缓慢。孟子说深耕易耨的百姓，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棒去抵挡秦楚的坚甲利兵，有人认为太迅速。那么怎么能养兵几十年然后气概可以生出，志向可以强壮呢？这是气概不生而志向不壮，这也是流俗所称的。有贵于儒者，他所立的所识的，不一定高出流俗，要使不堕入流俗，然后可以振作风俗了。

孔文仲的制策，比起汉代不足，比起唐代有余了。然而刘蕡的制策，自己比较前代高出十数等。

苏轼说：“《春秋》是庆历、嘉祐时的文章，黄庭坚书写义熙、元丰时的文章。”王安石谈论经学没有达到悖理的地步，然而人情不顺的尽罢诗赋，所以如此。辟雍太学既已并设，回答义理的人每天竞争于巧，破题多用四句相互对偶。隆兴初年，有对易义破题说：“天地有自然之文，圣人效法它作为出治的根本；阴阳有不息之用，圣人体会它来收取必治的功效。”主考官大加称赞，认为得到太平文体，提拔为第一。主考官所说的太平，就是崇宁、大观、宣政的时候。乾道中，主考官想要革除四句对偶的弊端，回答的人说：“圣人不求他的臣子顺从自己，所以他的臣子没有可议论自己的。”于是据得上第。淳熙初年，学者厌恶破题衬贴纤靡，颇加厘改，回答的人说：“以己体民而后尊卑之情通，以国观民而后安危之理显。”学官不能夺去，最终置于首选。然而设立科目教学，先前已经杂见《春秋》传记，其所训释，还未能尽合义理之中。汉代更加严重。现在虽然以题破分巧拙，终究不足以病，看义理当否耳。以前三破题来说：“天地虽有自然之文，阴阳虽有不息之用，治道之本末或不在此。”那么他说出治在先而必治在后的，是虚词。圣人固然不求臣子顺从自己，假使他尚有可议论的，固然应当议论，难道认为没有可议论的吗？又没有可议论，不是圣贤的事，那么他悖理甚矣。至于“以己体民，以国观民”，虽然他的文辞很巧，而他的道理不谬，那么比前作为胜。诚使知道义理的人常为主考官，学者不得以悖理之文希合于一时，虽然因今之时文不改，自足以得士。不然，虽然屡次改变其法，而学者的趋向也终究不能一，难道四句对偶一冒工拙可为损益哉【俗有五道不如一道，一道不如一冒之语】

译宋祁关于祖宗配享的议论：太祖、太宗、真宗三座庙宇不迁祧，且在亲自祭祀时都配享。仁宗的心意已定，有关部门只是陈述罢了。考察周公在郊祀时以后稷配享上天，大概在此之前，周人不知道始祖是谁，周公特意推崇他。武王虽然攻克殷商拥有天下，周公认为德行没有比文王更盛大的，所以在明堂宗祀，以配享上帝。所以孔子说：“因此四海之内，各自以其职务来祭祀。”必定推究其本源，而不私占其功劳，这是周公之所以为孝的原因，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宋祁的议论，顺应君主的意愿来制定典礼是可以的，所以他说：“自从这样，有关部门不敢轻易议论，只是增加了一些罢了。”从前汉宣帝尊崇汉武帝，而夏侯胜不遵从，认为诏书不可用，获罪几乎被处死。儒生坚守经典，有时是正确的，专门之学不能一概视为浅陋。

曾巩关于救灾的议论：“米百万斛，钱五十万贯，你何至于恳切紧迫、繁琐细碎到如此地步？如果是大的议论，又将出自哪里？难道当时的议论者真是庸碌奴才吗？”曾巩的文章虽然精工，然而这篇议论以及《鉴湖序》，却是文人的累赘。

吕大钧关于世代镇守边郡的议论说：“在商朝时，古公亶父用皮币、犬马、珠玉侍奉獯鬻，而商王不知道；在周朝时，晋国忙于拜服戎狄，而周王室不干预。三代抵御边疆的策略，大概可以知道了。虽然不是透彻底里的议论，然而既然分封诸侯，那么形势本来就是这样。现在既然自己拥有天下，不给予别人，那么守卫边疆以保卫百姓，怎能不自己承担责任？只是说这广阔遥远而不可守卫，将百姓的性命委弃给虎狼，放纵它们吞食吗？”当周朝衰微不能主持政令，诸侯没有辅佐，尚且伊川成为戎狄之地，荆蛮问鼎。现在边疆不能抵御，坐视敌人进入内地，将要来不及了！

范质的《戒儿侄诗》、向敏中的《留别知己序》、晏殊的《中园赋》、韩琦的《阅古堂记》、文彦博的《晁错论》、富弼的《答陈推官书》，本朝名相告诫自己、立志的方法，可以大概看到。王曾考中进士后，有人说状元三年俸禄，一生吃用不尽，王曾严肃地拒绝，认为平生的志向不在于温饱，后辈学者传为口实。欧阳修执政后，有人祝贺他，他回答说“只有不思而得与既得而不患失”，然而我担忧他逐渐沉溺于官职了。而吕氏嫌此论太高，我也不敢说完而停止。大致自从唐朝中期，天下治理的体制被宇文融、李林甫、王鉷之流剥削破坏殆尽，与古代大不相同。后来做宰相如李吉甫、裴度、李德裕，都没有救弊起废的策略，只有陆贽想要有所作为，不久被流放而死，至今数百年，终究没有方法振作起来，贤愚同路，邪正并轨，苟且保全自身，又将弊端遗留后人。那么即使不思得，不患失，而最终与庸众一同归于温饱的人，无异于以耗尽民财为能，以耗尽民命为功。至于其他刀笔毫末的巧拙，而夸耀竞争不止。唉，这是有志者应当深思的。

刘奕与韩琦、范仲淹议论岐州中路修筑山城的事，认为关中事务之所以多失误，是因为上面轻视而不思考，下面顺从而不言说，增加少量而变为多量，积累小错而成为大错。我曾感叹天下不幸有仓促的变故，兴起则举世纷然争着思考那些不应当做的，做那些来不及思考的，以危害百姓、盗贼、奸雄尚未达到极害，而执政者不肖，突然残暴，上下相驱，将百姓当作草狗，所以其根本不久就困窘灭亡了。大概事情决定知道无益而不妄为，才是挽救败局、扶持倾覆的根本，即使是贤智忧国的臣子也不能实行。

考察程氏回答张载关于定性的议论，动也定，静也定，无将迎，无内外。当在外时，何者为内？天地普遍万物而无心，圣人顺从万事而无情，广阔而大公，事物来了就顺应。有为为应，迹明觉为自然，内外两忘。无事则定，定则明。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都是老佛庄列的常语。程张攻斥老佛至深，然而完全使用其学而不能知道，用《易大传》的话来说，而又自己误解《易》。子思虽然逐渐失去古人本统，然而还没有到此地步。孟子稍有萌芽，其后儒者则没有不是这样的。况且佛老之学，之所以不可进入周孔圣人之道，大概周孔圣人以建立德行为本，以勤劳谦卑为用，所以其所立的能与天地相终始，而我身的区区不预焉。佛老者，处身过高，而以德业为应世，其偶可为者则为之，所立未毫发而自夸，甚于丘山。至于其败坏丧失，使中国都成为夷狄，安存转为沦亡，而不能救，也不以为己责。唉，没有自己坐在佛老的病处，而揭其号曰“我固辨佛老以明圣人之道者也”。

陈师道在同时四人中，只有诗推崇敬，黄庭坚若文学识，尚自视非其辈伦，言论未尝及也。所师独曾巩，至与孔子同称，欧苏皆不满也。与曾布书颇详事情，拟武举防，陈义尤高，诮贾谊无以自容，安能容匈奴？师道为此语数十年，有靖康之祸，此非不能容匈奴者所致，乃自容而又容匈奴者致之也。学欲至之揵而守之，迂迂揵同轨，则知德者不贵也。识欲觉之先而持之后，后先一辙，则知务者不许也。惜乎师道见理未尽，而执志甚坚，上不能为王回、孙侔，下不能为石延年、尹洙也。

译因为张舜民给石司理写信，引用了欧阳修的话：“文学只能用来修饰自身，政事才能惠及他人，欧阳修竟然这样说。”这才明白，那些在学问文辞上穷尽心力的人，不过是想要用华丽的辞藻来装饰自己罢了。圣贤的事业，并不是用来要求他们的。看陈师锡回答陈瓘的信中说：“天下人不知道王安石的罪过却尊崇他为圣人，都是这样的。天下怎么能不灭亡呢？”陈瓘所知道的，也不过是蔡京兄弟那样的人罢了。可悲啊，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仲由不了解卫辄，扬雄不了解王莽，蔡邕不了解董卓，荀彧不了解曹操，王导不了解王敦。导致自身名声受损、家国败亡的人太多了。哪里找得到许邵、郭泰、管宁那样的人来和他们讨论呢？

欧阳修认为三代礼乐井田被废除的有五项，似乎像是在感叹先王的道统不能在后代施行。他的话虽然以三代为正确，但他的意思并不认为汉唐是错误的。难道仅仅是不认为错误，而是直接说唐太宗的治理能够接近三代？那么三代本来就不必讨论了。所以他的制度、纲纪、仪制、名数，都以唐代为正确，并且详细地记载下来。在我看来，唐太宗的治理，连齐桓公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更何况能接近三王呢？那么欧阳修的学问，并不是能够鄙薄汉唐而恢复三代，实际上是帮助汉唐而贬低三代的。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言语不顺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兴起，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秦汉以来，名分不正，言语不顺理，却急于把事情办成，所以用刑罚来维持，让百姓无处安放手脚，在鞭打和刀斧之间辗转受苦，那么礼乐怎么能兴起呢？孔子又说：“君子的行为，要合乎礼制，施予要取其丰厚，做事要取其适中，征收要取其微薄。像这样，那么我也就满足了。如果不合乎礼制，而贪婪无厌，那么即使征收田赋也将不够。”三代的井田制之所以必须施行，是因为它能合乎礼制。后世用贪婪无厌的人向百姓征税，那么还要井田制做什么？却还喋喋不休地议论那些细枝末节呢？

欧阳修又怀疑《周礼》中六官下属五万多人不耕种却领取俸禄，靠什么供给？查考汉代记载，宰相到佐吏有十二万多人，而千里之地作为公田的有几十多万井，这些都是浅显的事情，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他说天地万物的统领，只是提纲挈领地论述。至于周公、召公关于道德性命的精要言论，治理国家衡量事物的成熟经验，《诗经》《尚书》所不能完备的，唯独《周官》完备了。欧阳修本来就不能理解。汉武帝、何休哪里足以评判是非，却暂且说其中的祭祀、衣服、车旗似乎有可取之处，那就更加浅薄了。

刘敞看重和氏璧，《左传》中记载楚燕鲁侯喜欢大屈剑，后来后悔了。椒举认为齐国、晋国、越国想要这把剑已经很久了，君王要防备这三个邻国。鲁侯害怕而归还了剑。这大概是辩士的游说之辞，而刘敞相信了。他说和氏璧再次被砍断脚抱着玉璞哭号，也是辩士的游说之辞。刘敞又相信了，于是把它当作确凿的论断。知道自我珍重而不轻易使用宝物，确实是爱士的美意。然而忽视宝物不使用，自己失去得力助手，没有人一起谋划生存，这是君主的大忌。古人在这方面没有不谨慎的，所以说：“广泛接受并施行，九种德行都得到任用，广泛招揽贤才，排列在众官位上。人们喜爱我，向我展示周代的正道。”子贡说：“这里有美玉，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还是寻求好价钱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吧，卖掉吧！我在等待识货的人。”那么说卞和不哀怜自己的身体而哀怜玉石，认为卞和有罪，而吴起、韩非不是两位君主的过错，这是片面的说法。刘敞难道因为自己在科举考试中得中，就把它作为进退出处的准则，而轻易轻视天下的士人吗？

柳开的各种文章以及《补亡先生传》，邵雍的各种诗歌以及《无名君传》，虽然深浅精粗，造诣各不相同，至于尊崇自己鄙薄他人，呼喊来自我夸耀，失去了古人治学的本意，那么他们的毛病是一样的。况且柳开带着未曾涉足藩篱的狂妄之气，怎么能让人舍弃自己安适的居室来跟随他呢？而邵雍本来就是山林中玩世不恭的异类，人们又为什么要因为他旷达无拘无束的见解，就混同而跟随他呢？孔子说：“不懂却妄作，我没有这种毛病。”中庸是至高的德行，百姓很少能学到，只要审慎地安守自己的本分罢了。

曾巩杂记孙甫、狄青的事情，又记载余靖、高居简的事情，大体上对当时所谓的善人君子多不赞同，不知道他的意思想要做什么？狄青从士兵中提拔为执政大臣，能够战胜侬智高，只是应当如此罢了，而曾巩称赞他勤勉且详尽，排斥孙沔等人。滕宗谅因为过度使用公使钱获罪，朝廷商议处罚，意思有轻重之分，调和归于适中，也是常理。孙甫为什么突然忧愤到想要辞去谏官的职位，而曾巩就认为他能不结党且知道过错，唯独对孙甫是贤德吗？曾巩不依附王安石，流落外地任职，急切地想把自己推荐给君主，他的言辞都谄媚而悲哀。等到叙述汉高祖十件事不如神宗，以此比较优劣，议论不符合史家的体例。撰写韩维的悼词，违背了皇上的心意，被判处罚金，虽然不是他的罪过。总之，曾巩的文章和见识都没有通达大道，却自认为无敌，后生随声附和也对学问有害。王冕进献珍珠的表章，吕乔年说原本记录中没有，王友的传记，我也怀疑。这本书有二千五百多篇，大纲条目有十几种，义理类别有上百种，他通过文章来显示义理，不仅仅是为了文章，我所说的必须简约而归于正道的有一千多种，大概一个朝代的统纪大致具备于此。后来想要阐明吕氏学问的人，应该在这里寻求。起初吕氏去世，龙川陈亮祭奠他说：“孔子的家法，儒者世代守护，得到其粗浅而遗漏其精微，就流变为度数、刑名；圣人的妙用，英豪窃听，顺从其流变而忘记其本源，就变成为权谋诡诈【缺】忠信常常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化，而材术辩智常常不足。”

译用来确立天下的常道，即使是高明独特的见解，也如同小智者的自我经营；即使是笃厚坚守正道，也如同孤立的营垒容易倾覆。大概常常想要匡正两汉以来的风气，希望能再次见到三代那样的英杰。并非说由我自己来成就，在于兄长方夜半时的激烈辩论，感叹自古以来未曾有过。凡是独自怀疑其未通达之处，我便引经据典极力争辩。三代英杰以及孔子，难道在家法之外，另有妙用，让英豪暗中听闻吗？朱熹曾说程氏的《易传》，像桓玄的起居注。吕祖谦勉强回答，所谓夜半激烈辩论，吕祖谦常笑说自知不是豪杰，被陈亮错排做，大概是因为难为他了。吕祖谦既葬于明山，朱熹与潘景愈让我继承他的学问。我考虑到跟随较晚，吕氏门下的俊才贤士众多，不敢当然接受。不幸没有早死，四十年后，旧人都已去世，吕氏的学问不知由谁传承。一并追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