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八
习学记言卷八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九 宋 叶适 撰春秋
隠至庄
孟子曰：「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所作，以代天子诛赏，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去孔子才百余嵗，见闻未逺，固学者所取信而不疑也。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诸书考详，乃有不然者。古者载事之史，皆名春秋。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以功罪为赏罸者，人主也；以善恶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尝不并行，其来乆矣。史有书法而未至乎道，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録世变也。然则春秋非独鲁史记之名，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且善恶所在，无间贵尊，凡操义理之柄者，皆得以是非之，又况于圣人乎？乃其职业当然，非侵人主之权而代之也。然则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不知孟子何为有此言也？意者以是书接禹、周公，有大功于世，其道卓越，又欲掲而异之乎？虽然，考索必归于至实，然后能使学者有守而不夸。后世之所以纷纷乎春秋而莫知底丽者，小则以公谷浮妄之说，而大则以孟子卓越之论故也。
公谷按：汉人以为末世口説流行之学，见于其书者，又有尸子、鲁子、子文子之流。自经术讲于师傅，而训诂之説行，书以义，诗以物，周官以名数，易以象，春秋以事以例，大抵训诂之类也。口授指画以浅▯浅而春秋必欲因事明义，故其浮妄尤甚，害实最大。然则所谓口説流行者，乃是书之蠧也。至汉为学官，后世相师，空张虚义，虽有聪明之士，终不能髣髴，而以科举腐余之説为圣人作经之极致矣。哀哉。
左氏未出之前，学者惟公谷之听，《春秋》盖芜塞矣。孟子虽曰“天子之事”，司马迁闻之。董生虽曰“礼义之大宗”，然本末未究，而设义以行，吾惧褒贬之滥及也。既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简书具存，实事不没，虽学者或未之从，而大义有归矣。故读《春秋》者，不可以无左氏。二百四十二年，明若画一，无讹缺者，舍而他求，焦心苦思，多见其好异也。若然，则《春秋》非左氏不成书欤？曰：非也。孔子谓“夏殷礼，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夫《春秋》非《诗》《书》比也。某日某月某事某人，皆从其实，不可乱也。今将以实事诏后世，而学者无征焉，顾使公谷浮妄之説，宛转于其间乎？故征于左氏，所以言《春秋》也。始卒无舛，先后有据，而义在其中，如影响之不违也。嗟乎，不降其心，难矣哉！周自昭穆之后，君徳虽衰，纪纲法度故在。厉王大壊矣，犹曰“释位共和”，而间王政未有以霸统者也。及周室东迁，平桓欲自振不能，而齐庄僖稍已鸠诸侯，荆亦始大，遂有桓文之事，而呉越起东南，天下之变故繁矣。故《春秋》因诸侯之史，録世变，述霸政，续《书》诗之絶绪，使东周有所系而未失，盖世之治道之行而事之合乎道，世之乱道之废而事之悖乎道，皆其理之固然。书其悖谬以示后世，皆森然具之，岂待察其所以而后知也【太史公自序：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此其大旨也。以孔子之言考之，“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袵矣。”如其仁，如其仁。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者，此《春秋》之桢干也。又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庻人不议。”《春秋》书法备此数者，因其出也，见其失也，反其在。下遏其横议，此《春秋》之绳墨也。至于凡例条章，或常或变，区区乎众人之所争者，乃史家之常，《春秋》之细尔。学者不可不知也。
古者一正朔，国自为年。其月则天子之月也。三代各有正，左氏所谓周正月，释非天正也。
左氏之称书不书，不言不称之类，必其所疑也。公谷所谓不言不书之类，非其所疑也。
译《习学记言》卷八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九 宋 叶适 撰 春秋
隐公至庄公
孟子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由孔子所作，用来代替天子行使赏罚之权，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孟子距离孔子才一百多年，见闻并不遥远，这本来是学者所采信而不怀疑的。如今用《春秋》成书之前的各种书籍来考证详查，却发现并非如此。古代记载史事的史官，都称其书为《春秋》。记载史事必然有书写法则，有书写法则必然有是非判断。以功劳罪过作为赏罚依据的，是君主；以善恶作为是非判断标准的，是史官。这两者未曾不并行，由来已久了。史官有书写法则但未达到道的境界，书写法则有是非判断但未完全符合义理，所以孔子加以修订和匡正，以此来昭示法度警戒，垂立统绪纲纪，保存旧有典章，记录世事变迁。既然如此，那么《春秋》不仅仅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对于《春秋》，大概是修订而非创作，况且善恶所在，不分贵贱尊卑，凡是掌握义理权柄的人，都可以进行是非判断，何况是圣人呢？这是史官的职责本分，并非侵犯君主的权力而取而代之。既然如此，那么《春秋》实际上是孔子的事业，而非天子的事业。不知道孟子为何会有这样的言论？大概是因为这本书承接大禹、周公，对世间有大功，其道卓越，又想要彰显并使其与众不同吧？虽然如此，但考索必须归于最真实的情况，然后才能使学者有所坚守而不虚夸。后世之所以对《春秋》议论纷纷而不知究竟，小的方面是因为《公羊传》《谷梁传》浮夸虚妄的说法，大的方面是因为孟子卓越的论断。
《公羊传》《谷梁传》按语：汉人认为这是末世口耳相传的学问，见于其书的，还有《尸子》、《鲁子》、《子文子》之类。自从经术由师傅讲授，训诂之说流行，书以义理，诗以名物，周官以名数，易以象数，春秋以事以例，大体都是训诂一类的学问。口授指画以浅薄传浅薄，而《春秋》必定要依据史事阐明义理，所以其浮夸虚妄尤其严重，危害实际最大。既然如此，那么所谓口耳相传流行的，乃是这本书的蛀虫。到了汉代成为学官，后世相沿成习，空张虚义，虽然有聪明之士，终究不能大概了解，而以科举腐朽残余的说法作为圣人作经的极致了。可悲啊。
《左传》未问世之前，学者只听从《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春秋》大概被芜杂阻塞了。孟子虽然说“天子之事”，司马迁听信了；董仲舒虽然说“礼义之大宗”，然而本末没有探究清楚，就设立义理来推行，我担心褒贬会泛滥滥用。有了《左传》之后，才开始有本末，而简册文字具备，实事没有被埋没，虽然学者有的没有跟随，但大义有了归宿。所以读《春秋》的人，不可以没有《左传》。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明白得像画线一样整齐，没有错误缺漏，舍弃它而另求他处，焦心苦思，大多显示出喜好怪异。如果这样，那么《春秋》没有《左传》就不能成书吗？回答说：不是的。孔子说：“夏、殷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杞、宋两国的文献不足以验证。”《春秋》不同于《诗》《书》。某日某月某事某人，都依据事实，不可混乱。现在要用实事告诫后世，而学者没有验证的依据，反而让《公羊传》《谷梁传》浮夸虚妄的说法，在其中辗转纠缠吗？所以依据《左传》来验证，是用来阐明《春秋》的。始末没有错乱，先后有据可查，而义理就在其中，像影子和回声一样不违背。唉，不降低自己的心气，太难了！周朝自昭王、穆王之后，君德虽然衰微，但纪纲法度还在。厉王大大破坏了，还说是“放弃王位，共和行政”，而其间王政还没有被霸主统领。等到周室东迁，平王、桓王想要自我振作而不能，而齐庄公、齐僖公渐渐开始召集诸侯，楚国也开始强大，于是有了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而吴、越在东南兴起，天下的变故繁多。所以《春秋》依据诸侯的史书，记录世事变迁，叙述霸政，延续《尚书》《诗经》的绝续，使东周有所依附而没有丧失，大概世间的治道施行而事情合乎道，世间的乱道废弃而事情违背道，都是理所当然的。书写其悖谬以昭示后世，都森然具备，哪里需要考察其原因然后才知道呢【太史公自序：考察其原因，都失去了根本】这是它的大旨。用孔子的话考证，“管仲辅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一举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已经披发左衽了。”真是仁啊，真是仁。所谓其事则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是《春秋》的骨干。又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由诸侯发出，大概十代很少不丧失的；由大夫发出，五代很少不丧失的；陪臣执掌国命，三代很少不丧失的。天下有道，那么政权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那么庶人不议论。”《春秋》的书写法则具备这几项，依据其发出者，看出其丧失，反推其所在。在下遏制其横议，这是《春秋》的准绳。至于凡例条章，或常或变，众人所争的区区小事，乃是史家的常规，《春秋》的细枝末节罢了。学者不可不知道。
古代统一正朔，各国自定年号。其月份则是天子的月份。三代各有正朔，《左传》所说的周正月，解释并非天正。
《左传》所称书与不书、不言与不称之类，必定是他所怀疑的。《公羊传》《谷梁传》所谓不言不书之类，并非他们所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