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三十九

译旧史记载，李建成、李元吉图谋在昆明池宴请太宗，率更丞王眰将此事告知太宗，太宗召集府僚商议对策，房玄龄、杜如晦参与其中。他们引用舜帝被焚粮仓、被填井，曾子受小杖则受、受大杖则逃的故事，世俗之人常借圣贤之事来自我开脱，本来大多如此，不足为怪。舜和曾子可以借此免死，但不能以此作为屠戮亲人的理由。太伯甚至断发文身才罢休。那些为了争夺权位之利，想要借圣贤之名的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

长孙无忌杀害吴王李恪，为高宗及自身考虑得极为周全。等到他自己和家族无法保全，君主和国家也随之危亡时，反而不能考虑这些，为什么呢？长孙无忌是长孙晟的儿子，凭借欺诈奸诈以求侥幸，这是他的长处；至于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地步，就不是他所能胜任的了。陈平的智谋，汉高祖尚且认为难以独自委任。长孙晟与房玄龄、杜如晦辅佐太宗，尚且比不上张良、陈平、萧何、曹参多少，而汉高祖也不是太宗所能企及的。汉代人，是不可以轻视的。

宋王李宪的贤德，与伯夷、季札相比有多远呢？假使他得以即位，有开元时期的治世，必定不会有天宝年间的祸乱。然而当时的执政者竟然说庶子对抗嫡子，如果不是唐人，谁能发出这种言论呢？明皇对李宪始终充满爱意，其余的兄弟也都依赖他的宠幸，这大概是志向满足、愿望达成后自然产生的，自然而然而不自知。而唐人又称赞他友爱兄弟，是天性使然，难道天性中有对兄长友爱、对弟弟友善，却不对儿子慈爱的吗？

李景俭善于谈论王霸大略，自视甚高，王叔文将他比作管仲、诸葛亮。王叔文的成败虽然已经过去，但最终还不能下定论。李景俭确实是俊伟之人。他先前轻视萧俛、段文昌，后来辱骂王播、崔植、杜元颖。朝中士人确实没有侵辱宰相的道理，然而像这样的人作为百官之首，怎么能让士大夫心服呢？不至于被凌辱，已经是幸运的了。史家疏略，不能记载他的言语行为，无法考证是非，令人遗憾。前代也大多如此。唐代的事情距离现在还不算太远，或许还有遗书可以寻求。

当豆卢着诬告宋申锡时，甘露之祸已经形成，文宗虽然在此立下了志向，但聪明才智没有加诸于彼，坐失事机，舍弃容易的而追求困难的，可悲啊。

德宗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只有礼院成婚这一件事，而新史没有收录，那么肃宗、代宗时期的衰微，真令人叹息不已！

汉光武帝得到天下，湖阳公主放纵奴仆扰乱法律，差点杀了董宣。刘氏姑嫂饮酒欢笑，说光武帝只是柔和罢了，这固然是家人女子的常态，不是责备期望所能达到的。而高祖柴氏的女儿纠合群贼，有部众七万，于是与秦王在渭北合兵，平定关中，这是古今所没有的，她的功劳远远多于杨玄感、李密。那么唐朝怎么能不迅速兴起呢？难道也是天命所归吗？查阅《马三宝传》，又将功劳归于家僮，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文宗问郭鏦：“公主所穿的衣服是哪一年的法度？”郭鏦回答说：“是贞元年间所赐，未曾敢改变。”于是文宗说：“元和年间用兵，赏赐将士内库的细丽之物，散落于民间。南阳（指文宗）确实有节俭之德，然而衣制不齐，随时改变，也不可以立刻定论。文宗时期相比贞元年间算是奢侈，相比神龙、景云、天宝年间则简陋了。自从我记事五六十年间，看见过去的狭窄的现在变得宽广，短的现在变得长。又记得元祐以前，冠髻簪履都高大宽广，大概是当时所崇尚的，时过境迁就认为被抛弃了。所以汉人有‘宫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宫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的歌谣。文宗不纠正根本，却仅仅以一己的好恶来规范事物，只看到他逼迫下属，没看到他能够教化风俗。《诗经》说：‘为何那样浓艳，唐棣的花？为何不庄重和顺，王姬的车？’又说：‘那都人士，狐裘黄黄，容貌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君主如果懂得道理并向人展示礼法，那么就不是奢侈节俭所能夺取的，而是遵循中庸之道了。”

唐朝以义兵自居，后世也因而称其为义。我本来论述过这不是义。像李密、窦建德之流，他们的势力才能不足以统一天下，最终败亡。然而他们的是非善恶，实际上与唐朝没有什么区别。而新史却说他们触犯唐朝的明德，战败不能支撑，又说伪辩容易穷尽，最终被诛杀。高祖圣明吗？司马迁以汉人身份叙述历史，对陈胜、项籍、魏豹、田儋兄弟都极力称誉，大概是因为废兴是常理，成败是偶然。陈寿为晋朝论述诸葛亮，声望价格尤其重要。现在新史以异代之书如此排毁，不知道是什么见识？而且对后学有三大害处：一是直接把胜负成败作为德行的有无；二是依据下属而言，不再言语上级；三是亲近前朝虚谄，对现在的事还有什么指望。世道日益衰微，不足为怪了。

刘文静起初与太宗谋划，等到诈集兵马讨伐辽东，在座位上告发王威、高君雅谋反，囚禁他们送往突厥，借助外力都与前代起事者的意图相同。自战国以来，一种智虑，无不如此，没有高下之分，而新史却说没有卓越的姿质，为什么呢？裴寂还可以，刘文静可以吗？这是使用司马迁的话而失当。又说应龙飞翔，云雾涌然而从，震风薄怒，万空不约而号，尤其不对。《易经》称“飞龙在天”，是圣人的事，道成德熟，居于尊位，万物无论燥湿，各以类从，所以有风云龙虎的比喻。如果汉、唐浅薄急迫，苟且使用末术，并希求富贵，暂时为君臣，猜忌阻绝在心中，得以保全的很少了。旧史记载刘文静狱词说：“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所以高祖以为反。”而新史删略其语，只说“官赏等众，人家无嬴，诚不能无少望”，就失去了事实。应当以旧史为准。然而高祖虽然守地而不得有其财赋，父子仓促反叛，粟帛甲兵都是裴寂所供奉的，又以美女满足他的欲望，这个功劳怎么能忘记呢？审查他的清白者不加体恤，怀疑他的污浊者罪其所举，也是好善不笃实了。这话魏晋以后的人不能说出【当改寻初语如何】太宗智能及之，加以信受，遂致贞观之治，大概不是偶然。所可惜者，猜忌常在先，明豁常在后，所以不及古人也。

译太宗的将领中，只有尉迟恭勇猛谋略异常，危急时刻难得得力，虽然性情粗暴但识大体，能够善终，是近古以来的名将。新修的《唐书》中尉迟恭的传记刻画得，反而不如旧《唐书》那样明扬其功，颇能彰显他的功劳。新旧《唐书》都说屈突通一心能侍奉两位君主，自古以来投降的人背弃前主投靠后主，不看他过去如何，只保全他现在的利益，这是彼此的常情，但哪有一个人一心侍奉两主的道理？古人没有这样立论的，像屈突通如果对于隋朝的臣节未尽，只是因为他人品向来卑下，不是讥讽贬斥所涉及的罢了。新《唐书》又说敬德与太宗君臣相遇，古人称之为千载难逢，如果这样算是相遇，那么刘玄德为什么得到诸葛亮而轻视关羽、张飞呢？又说张公谨抵龟之事是投机的防备，不知道兄弟互相残杀，进而夺取父亲的位置，什么叫做投机防备？真是无知到了极点。

我在叙述隋朝时已经写了李密的往事，李密起初轻视归附唐朝，不久又舍弃离去，于是失败，世人共同嘲笑他，但这并不奇怪。乱世之中，英雄豪杰角逐，交替强弱，只是以幸运与否来决定得失罢了。刘备在诸雄之间辗转，去留尤其不常，最终也能有所成就。李密认为事变无穷无尽，却不知道唐朝兴起的势头猛烈急迫不可阻挡，与前代不同，即使没有遇到盛彦师，最终也会被擒获。那么，倚仗才能而轻举妄动，容易；审时度势而不妄动，难啊。

纵观前世崛起成就大业的人，没有像唐高祖那样放纵自快的。争夺王位帝位的人，都被俘虏捆绑，陈列在都市。即使是投降的也被杀，却没有灾祸。这是因为儿子依靠父亲而尽力，父亲依靠儿子而受功，这种气数有导致这样的原因，并非道德胜过别人。新《唐书》评论萧铣盗用仁义，诡诈臣节扰乱风俗，是圣人必须诛杀的。不知道高祖凭什么成为圣贤呢。

杜如晦虽然早死，房玄龄等到死时，太宗也去世了。唐朝一代的典章制度、文物制度，无论大小都出自这两人手中，谁不知道呢？而新《唐书》反而说寻求他们致治的踪迹，等到不可见时，辅佐赞成的弥缝之功，藏于实用之中，使人遵循却不知道。这样的闲话流传世间，就像悬挂日月来讨论梦境一样。况且后辈学问日益讹误浅陋，像房杜已经不能望管仲、萧何之项背，又鼓动用这些无用的见识铭刻在心骨之中，那么人才从哪里可以得到增进呢？又旧《唐书》说世人传说太宗曾经与文昭（杜如晦）谋划事情，就说非如晦不能筹划。等到如晦到了，竟然听从玄龄的计策。大概是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决断大事，杜如晦知道房玄龄善于建立良策等等。那么所传说的曾经一起谋划事情的，不一定每件事都需要如晦在其中，大概有轻重缓急之分，而新《唐书》却改为每次议事都在皇帝面前。又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决断大事，杜如晦知道房玄龄善于建立良策，已经完全照抄不行，但还是分别了轻重缓急。而新《唐书》直接说如晦长于决断，而玄龄善于谋划。古今没有等待别人的决断然后才能成为善谋的，也没有短于谋划而自许能决断的。像新《唐书》所说的，那么谋划必须是一人，决断必须是一人，各自并行，颓然死板，这是教导后世既不能谋划又不能决断。以我考证，房杜是近世名相，固然没有更改评价的道理。所遗憾的是，因为他们如此专权且长久，而造就唐朝风俗不成，死后就坠地了。大概是太宗英明果锐，举心动念，不无轻率失误，常常需要匡正辅弼才能符合中道。自玄龄以下，随事救正，每患不够用，既没有余力可以致远。然而他们建功立效，也仅限于眼前，虽然想要致远，但不是他们的德器智虑所能达到的缘故。何况志宁、李勣之徒呢？高士廉能敬礼朱桃椎，当时认为是美谈。士廉比起一时的士大夫稍微有远韵。太宗命令撰写氏族志，仍然让崔干居第一，而太宗不允许，只取今日官职高低作为等级。信如太宗所说的，世代衰微，全无冠盖材识，凡下之人仰仗自高，而重视旧录古之意，固然已经失去了。况且又未必尽然，而今日以诈力相聚，于是居于显位的人，难道就是贤人吗？与光武帝用卓茂为太傅有什么不同呢？大概是太宗只是依据眼前的夸耀念头，没有考虑到长远罢了。我所谓造就唐朝风俗不成的，这类就是。又查考《作氏族志》时，贞观九十年间，正值国家新造，本源风俗，自有更大的事情，哪有空闲到这里？许敬宗、李义甫又在其中损益，人们只认为是勋格，不再贵重，那么太宗褒贬进退之义，又有什么用呢？

贞观致治，全在魏征一传，最应当详细观看。以谏诤之事考证，如尧、舜、禹、益、皋陶、汤、伊尹、武丁、傅说，都是防备警戒畏惧的功用，并非有骄淫败德实乱于政。至于《诗经》说“文王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不闻，亦式不諌，亦入”，则尤其精密。不仅本无败德乱政之畏，而且其身未尝不先以有过自处，古人所谓防备警戒鉴省的，又其次了。近世却说汉高祖、唐太宗，只以改过不吝，从谏如流，为秦汉以来百王之冠，使尧、舜、文、武的听受，禹、益、伊、傅的进说，精粗不辨，隐显莫察，学者随和混然一科于治道之统纪，所失多矣。孔子说：“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太宗之于天下，还未能以智及也，只是力而已。如果他的骄奢淫佚、强狠暴戾、猜阻疑间、动众劳民，如乱君败国所为者，色色皆有，使他天资不幸而不能听谏，又不幸而无魏征之切谏，那么所谓“仁不能守”，危亡之祸及身而见矣。那么实无过而谏不敢忘，与实有过而谏不可缓，岂得并日而语哉？考证传中“提耳训饬”与“察父严师”之语无异，而大抵以炀帝为戒。舜非不戒丹朱，成王非不戒纣，然舜则无之，而太宗则有之也。或又谓太宗何不自置身于无过之地，必待已形于言动，而后以受规为美。我观太宗防患在先，克念在后，圣狂反手，明白洞达。如果认为身无过，耻于见攻，处偏受之地，堕愎谏之域，那么他所防又大矣。这又是学者所应当知道的。王安石初对神宗言，诸葛亮、魏征皆有道者所羞，而旧《唐书》以为征尤属意纵横之说。观征学问虽未足以进于孔孟，若夫儒墨之流，诸子所言靖民厚下之意，知之有余矣，非为纵横者也。安石以其未至于道而羞之，岂自悟其悖谬坏乱而为征所羞乎？那么道固然不容易知道啊。

译新史记载魏征当面驳斥封德彝“三代以后人渐浇讹”的说法，封德彝无言以对。到了贞观四年，太宗对群臣说：“魏征劝我行仁义已经见效，可惜没让封德彝看到。”于是后世认为太宗实现大治，全在于“行仁义”这一句话。查旧史记载，只有魏征劝我停止战事、振兴文教，布施恩德、施予恩惠，中原既已安定，远方之人自然归服。我听从了他的话，天下大为安宁，边远地区的君主都来朝贡，九夷之地的人辗转翻译后在路上相望，这都是魏征的功劳。既然旧史已经明确记载，而新史又加以改变，不知当时原本究竟是怎么说的？仁义固然为治理国家的目标，但必须有具体的条目和推行的次序。如果只凭这两个字，就认为可以成就贞观之治，而综合考察魏征传及其他书籍所载，则并非如此。所以戴胄说：“关中、河外全都设置了军团，富裕人家的强壮男子都从军，再加上九成宫的劳役，剩余的丁壮几乎耗尽，距离京城两千里以内先配给司农和将作监。”即使还有剩余，形势也不足以记载等等。这是贞观五年的事。马周传记载：“供给官府劳役的人在路上接连不断，哥哥去了弟弟回来，首尾不绝，远的五六千里，春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这是贞观十一年的事。又魏征传中谏止封禅说：“如今从伊洛向东直到海岱，荒野沼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难。”这是贞观十二三年的事。怎么能说是仁义的效果呢？过去贾谊说：“仁义恩厚，是君主手中的利刃；权势法制，是君主手中的斧斤。”现在想要放弃斧斤的作用，而用利刃去砍伐，不缺口就会折断。难道可以怪罪贾谊禁止汉文帝不行仁义吗？如果不寻求治理国家的实际，而暂且披上仁义的名号，那么仁义就永远无法实行了。太宗刚即位时，对侍臣说：“正直的君主驾驭奸邪的臣子不能实现大治，正直的臣子侍奉奸邪的君主也不能实现大治，只有君臣相遇如同鱼水，天下才能安定。”于是有了谏官随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员入阁的事。这是太宗自己知道治道所在，不待人言而发出的。然而他幸临九成宫，因为津川县官吏改换宫人的住所，想要按律治罪王珪、李靖，那么鱼水之心又已经忘记了，威严愤怒震慑于操持控制之中了。这是贞观六年的事。

太宗让王珪评论房玄龄、温彦博、戴胄、李靖、魏征。房玄龄等人认为确实如此。评论说当时六人共同辅政，而君臣之间相知如此，是三代以后最盛大的景象。大概鱼水之言验证了。汉高祖自夸三人，张良不相，韩信被杀，光武帝只是评量士官所能达到的程度而已。权万纪、李仁发侍奉太宗，末世的气度，终究不忘有见识。虽然知道他们不对，但畏缩者只自我拘束防范，短懦者不足以开拓广纳。猜忌阻隔一旦建立，忌妒刻薄便形成。确实不可一日没有魏征。又如权怀恩讥讽杨干汴桥，设立木桩只让车通过的事，学者也很少有不为之快的。孔子说：“不教导就杀戮叫做虐，不告诫就要求成功叫做暴，懈怠命令却限定期限叫做贼。”新史何必收录进传记呢。

萧钧谏阻高宗，想要杀死乐工宋四通等人，因为他们身为官员，传递信物，仍令附律。大概是鉴戒如姬盗取兵符，其思虑通达于千载之上，可谓深远了。然而眼前宗庙社稷被武后公然夺取，却不加以反省，为什么呢？当时在永徽年间，难道起初清明而后昏惑吗？其实意外狭隘明察的人，是蒙蔽产生的根源；而度量内虚空明朗的人，是光明聚集之处，不可不知道。

萧氏八位宰相，新史说世家的兴盛与唐朝的盛衰相关，这个论点我本来在世系表中已经阐发。查萧瑀狭隘不足以共武德、贞观之治，萧俛洁清遭遇，自负反而导致混乱，萧湛、萧置没有传记，萧嵩、萧华平庸，只有萧仿粗略可以，又是贤相。我看本朝韩、吕氏不过两代宰相，都自以为是国家源流所系，何况八代呢？他们讲明本末，斟酌世变，使兴盛有以致之，衰败有以扶持，所谓与唐朝盛衰相关。如果唐朝兴盛他们也兴盛，唐朝衰败他们也衰败，随时代高低，最终泯灭，哪里算得上是世家呢？贞观十一年，谷水、洛水泛滥，岑文本以中书侍郎身份上封事，说古人比喻种树，年代久远则枝叶繁茂，如果种得日子浅，根本未固，一人摇动必致枯槁。如今的百姓颇类似于此，经常加以涵养则日渐繁盛，暂时有征发劳役则随之凋耗，可谓切合治理。新史删削而不记载，唐人议论虽然浅短，然而如此见识，新史本来不及，所以轻率抛弃了。

令狐德棻在武德初年便已建议修史，所以贞观中晋及南北诸书都得以完备。而李延寿又自撰集史，虽然文字不足以望古人项背，但成败有考证，统纪不丢失，其对世道的补益很多。自北齐至隋，词学汇聚兴起，太宗又设置文学馆，招揽当时英才，名章俊笔相继而起。后世却说东汉以来道统沦丧、文风弊端，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不能挽救，而古文由韩愈开始重新振兴，这个论点固然不可改变。本朝继之以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然而虽然文词兴盛，往往不过记叙铭论，浮说闲语，而着实处反而远不及唐人。学者不可只随声附和、因循时俗，漫无目的地唱和，虚文无实，终于斫伤道义而已。现在唐五代姑且因其旧制，不论。宋朝兴起二百五六十年，尚未有成史。诸经自孔颖达等旧义既废，而新书杂乱，各不相一。其他艺文流略，也都没有宗统。大家都喧嚣地以无涯的智识，而放肆其自私的辩说，那么哪里比得上知要而笃守，降心而约言？不然，即使有高材异能，均为无用，可长叹也。

译习学记言卷四十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四十一 宋叶适撰《唐书》

列传

新《唐书》评论于志宁劝谏废黜承干一事，认为他深知太宗英明，即使匕首刺入胸膛，也不畏惧、不劝谏；评论他拥立武后一事，认为他深知高宗昏昧，即使死了也无益，身为宰相，却任由君主蒸父妾为妻，国家存亡系于此，难道还去争论有益无益吗？只有不居其位才可以罢了。像于志宁这样的人，倚仗太宗时期劝谏必不死，不仅不死罢了，在高宗时简直畏惧死祸，不敢说话，随时观望。孟子所说的“逢君之恶”，正是于志宁在永徽年间的罪过。新《唐书》取舍如此，怎么能起到辅佐世道、教化人心的作用呢？

张易之作乱时，跟随他的当时文士有房融、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崔融的诗中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之句。中郎的才貌，是藏匿史官姓名，并非号称绝唱。大概他们的丑恶甚于贾谧、祖珽、王叔文，而士人仍然归附他们。像这样的流俗，可悲啊！这就是文王以宁静，所以在于上位者而不在下位者吗？

于志宁传记载修定《本草图经》的事，世人说神农尝药，而在黄帝以前，议论认识相互传授，不流传文字，怎么会有这个？《神农本草》，自古为医师所流传，像黄帝、岐伯对问，都是不实的。

杜正伦被魏征推荐，既因为泄露话语给承干而被驱逐，并厌恶魏征。我观察太宗与杜正伦谈话，却不使承干听到，与臣下亲密，而疏远自己的儿子，好恶乖舛，猜疑阻隔横生，这是心术的危害，而臣下承受其羞辱。魏征与杜正伦，难道有过错吗？

刘祥道所陈述的厘正补选部弊端六事，从齐到隋叙述进用人才，不再是汉晋的旧制，那么唐人所说的铨选，乃是兼总昔日郡县功曹的职任罢了。像刘祥道父子所能做的，哪里足以干预世道盛衰呢？然而后人也不能及的，是因为他们尚且随才论拟，还有甄别防备品第的遗余。到了裴光庭就荡然无存了。刘祥道说每年入流一千四百人，不知道名目各有多少，文武总别异同，而且想要每年定为五百人，不知道骤减三分之二，在当时是否可行？又说内外官一品至九品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那么也不至于很多。新《唐书》记载太宗定内外官为七百三十员，说这足以等待天下的贤才了。遗憾其后不能坚守，而徇一切苟且，然而都不论朝廷一切自除吏，与古代不同，那么七百三十员果真足以尽内外之用吗？查班固《百官表》记载卿相任政，中二千石大致不超过二十人，朝士千石秩以上者二百人，其数极少。然而议郎、中郎属光禄勋者，也称朝士，乃至千人。郡都尉、刺史、守、县令，是外官，也二千人，而佐史以上十三万余人，大概其多如此。现在太宗所定七百三十员，只以在内职任，通计五百员，固然可以算多，而外官自节度使、都督、刺史，还应当不止二百余员，那么已经少了。况且县令不入员数，那么设官不再为民了。以汉议郎、郎中千人为例，更没有余地，那么就是议论不广，情志不通了。守令功实之所由成，议臣功实之所由出。汉时常以郎宰邑，又患见大夫无可使，而现在只以七百三十员限制，那么无怪其少，而员外特置、同正、兼守、检校之类，纷纷复出。也完全不知道太宗与房杜辈何以定制，而遗落不具，史家从而相信，遽载于书，遂为成说，疑误后人了。

旧《唐书》陈子昂入文苑传，只记载劝谏返葬长安、剪除雅州生羌两件事，而新《唐书》另立传，所载甚多。又说改变徐庾体，开始追雅正。又说学堂至今犹存，大概用韩愈的话，以唐古文所起，尊异之也。然而与傅奕、吕才同列，那么不伦甚矣。又嗤笑他劝武后兴明堂、太学，荐圭壁于房闼，以脂泽汗漫之，那么轻侮甚矣。惟圣贤自为出处，其余则因时各系其所逢，像子昂终始一武后尔，吐其所怀，信其所学，不得不然，可无訾也。旧《唐书》言子昂父为县令段简所辱，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而新《唐书》乃言父老表解官归，待诏以官归养。段简贪暴，闻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纳钱二十万缗，简薄其赂，捕送狱中。子昂名重朝廷，简何人，犹以二十万缗为少而杀之，虽梁冀之恶不过，恐所载两未真也。

旧《唐书》以刘仁轨、裴行俭比诸葛亮、王猛。国之有将，如病得奇药；有敌而无将，必亡；有病而无药，必死。然而无病则不可用，故善者养以待事。若裴行俭两胜，皆在薛仁贵、李敬玄败师之后，足以救败雪耻，使夷狄不敢轻唐，此以药愈病也。刘仁轨、苏定方奋其巧诈，灭百济、平高丽，生擒三王。是时唐自强盛，无益胜败之数，徒夸暴戾之名，此无病而服药也。《诗》称“南仲方召”，皆迫于不得已；而孟子谓“善战者服上刑”。后世杂而言之，无事则妄用，有事则无所用，所以两失之也。高宗孱懦，而继太宗之后，狃于所习，故亦以用兵为戏。贾谊所谓“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也。

译郝处俊劝谏高宗不要退位。处俊是安陆人。蔡确担任安州知州时，因此作诗。蔡确本是小人，诗中意在讽刺斥责，然而不知他犯了什么罪，却搞得满朝惊慌，当作重大议题来议论。范尧夫又说岭南一路长久以来荆棘丛生，不可涉足，这又是什么见识？如果确实该定罪，将他流放到边远之地，让众人唾弃他就可以了，难道因为那里不可涉足就为自己留后路吗？那么元祐年间之所以开创皇极之治，也就仅仅如此罢了，又凭什么去责备熙宁、丰年间的做法呢？

看王求礼驳斥豆卢钦望、姚璹、苏味道，就可以看出做宰相的人的情意了。做学问的人因为匆忙疏忽，往往说武后时的宰相就是这样，却不知道后世的宰相中，能不这样做的极少。大抵认为分担谤议、体恤国家，自然不应当与朝中士大夫同样在这些细节上计较，必须仔细看过，不然就会沉沦堕落而不自知。

唐人的议论，认为徐有功比张释之、于定国二人还要过分。太平时期执法的人，他们议罪在轻重之间，并不是无罪而故意入罪，这与徐有功时的情况不同，不能说超过。不过又说，在雷霆震怒之时，却能保全仁恕，这话不知底里，妄自标榜高远，也是不对的。至于《新唐书》说徐有功不因唐、周两朝而二心，那就更加浅陋了。现在改为：当武氏篡位盗国时，酷吏兴起狱讼，杀害不服从命令的人，只有徐有功能让人活命。人虽然有必杀之心，但天没有必杀之理，不是徐有功能让人活命，而是天意。

以人臣身处吕后、武后专权擅命之事，从陈平、王陵开始就不能完全坚守，不能苛责他们。唐人狄仁杰尚且以能迎回庐陵王、推荐张柬之作为解脱，但这也不是用来苛责他们的理由。只有郝处俊在开始时驳斥，比起其他人稍微明白一些。然而假设他没有死，亲眼看见武氏自己夺取政权，又不知道他会怎样。旧史说裴炎斩杀阿史那伏念、温传等五十四人，背信弃义杀害降者，酿成阴祸。他的失败是应该的，这不只是旧史的话，大概是唐人相传的说法。忌功杀降，确实有罪，然而武后正要施展她的意志，裴炎不仅不赞同，又让她还政。在这个时候，即使有能像一介休休君子那样，以活千万人为阴德，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免死。而唐人的说法如此，大概是无识之论，自古以来充满，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武后时，明显持异见如裴炎这样的人不过几个，难道可以诋毁吗。

魏玄同议论选举与刘祥道相关，玄同并非魏晋时期的人，就更不被听从了。他说各色入仕的人每年数以千计，似乎比祥道时稍微减少。然而祥道想要限制在五百人，而玄同却说选拔之初，人才如雾积云屯，最终提拔叙用，十个人中收不到一个，那就又应当削减一些。大概当时吏部的权力如此之大，后来的宰相不敢奢望。这个议论贯通古今，包罗体制，后学只称赞陆贽，却不知道玄同的议论比陆贽更加精确。《新唐书》删减简略了他的文字，所以观看的人不能分辨罢了。

陆象先能让崔湜、敬己引荐他一同升迁，而又被太平公主所用，极是奇异的事。大概宰相之子登高科，早在朝廷，权势或许如此。象先简远有识量，始终没有瑕疵，自然不失为贤人。如果布衣之士进取而想以此为法，认为富贵可以兼得，其败坏之处不胜枚举了。五王诛杀二张而放过武三思等人，是因为这不是当时救急的要务，不然他们的愚蠢不应达到这种地步。凡是举大事，无不仓促，何况唐人自智不及远，他们认为武、李都是同等宗室，平时低头做臣下，未曾有唐、周的区别，那么怎么知道三思、承嗣不是呢。野人说：“父母有什么可选择的？”在这里确实可信。

查旧史称诛杀二张时，薛季昶对敬晖说，二凶虽然被除，武承嗣、武延秀还在，请求凭借兵势诛杀武三思之属，匡正王室以安定天下。敬晖与张柬之屡次陈述不可，于是停止。《通鉴》也记载季昶对张柬之说，敬晖，二凶虽然被除，武承嗣、武延秀还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说：大事已定，他们不过是案板上的肉罢了，能做什么？所诛杀的人已经很多，不可再增加了。《新唐书》却说张柬之勒兵景运门，将要彻底铲除武氏。薛季昶也劝他。恰逢日暮事急，桓彦范不想广杀，说：三思是案板上的肉，留着给天子借手。这是张柬之等人起初不想除掉三思，而有屡次陈述不可的言论。旧史、《通鉴》都符合，不知道《新唐书》根据什么这样说？那么只是季昶有言，张柬之初不欲诛三思，非常明显。《新唐书》转易其辞，所以直到失实罢了。

君主也有逆鳞，这是战国人的话。自下而上摩挲，这是汉人的话。后学都祖述使用它们了。官师相互规劝，工匠执持技艺以进谏，臣下不匡正君主其刑罚为墨刑，这是禹汤之间的话。后学未曾知道。立节而不辨义，下者为利，高者为名，而世道越来越下降了。李渤以考功郎中而校核宰相，考核杜元颖，虽然想要附离，还能说举旧事为褒贬。后世岂止没有李渤的议论，连杜元颖的议论也没有了。治道的兴衰，能不恐惧吗？李渤行其意，而未曾在于利名之间，差不多是古人了。

崔融，武后时有谏税关市议，陈述六不可，利害深切，不止以义理不应税而已。又说魏晋齐隋所不用，大概创事自难罢了。崔融号称能文，此议详密可观。《新唐书》节略太甚，乃无足采。后人惟恐税不重，宜其轻视之也。

译新史记载姚崇以十件事来劝谏天子，然后才辅佐朝政，这难道不伟大吗？然而旧史没有记载，《资治通鉴》也说姚元之请求抑制权幸、爱惜爵赏、采纳谏诤、拒绝贡献、不与群臣狎昵，皇上听从了他，与新史所列条目大致相同，只是新史夸耀其言辞太过罢了。姚崇和宋璟都凭借功业自我夸耀，然而旁观稍有见识的人便不认可，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堵塞处打通，在横流中截断，不过是随势粗略采取，这与白驹过隙有何不同？至于一家局面的伸缩，一人身份的整顿，能使之自然且影响深远，则不是二人本质所具备的。张九龄却颇为接近，所以后人认为他的任用与罢黜是开元、天宝治乱的分界。古人的事迹确实不是姚崇、宋璟所能知晓的，而世人的议论也不过停留在姚崇、宋璟为止，那么难道还有更高的境界吗？这是可悲的。

玄宗时，宰相中值得称道的，源乾曜也算一个。史书记载他罢相后，以京兆尹身份留守京师。大内丢失白鹰，诏令京兆府督捕，在野外捕获，挂在榛树上死了。官吏害怕获罪，源乾曜说：“皇上仁德明察，不会因畜玩之物治人的罪。如果获罪，应由京兆尹承担。”于是入朝自劾失职，皇帝一概不追究。众人佩服他懂得大体且善于引咎。其君臣之间，议论趣操如此，治道的高下可知了。可悲啊，这也是姚崇在相位时辅佐成效的一个验证。

代宗问裴谞：“榷酤一年收支多少？”裴谞起初不回答。等到孟子“何必曰利”的话，代宗说如果不是裴谞听不到这话，然而榷酤最终没有改变。裴谞与代宗都不知用什么方法实行榷酤，用什么方法废除它？所以臣子徒然泛泛持高论，而君主也苟且追求虚美，没有废除利益、彰明道义的实际功效。盐、酒、茶、麴都始于天宝乱后，虽然贪婪的君主和奸邪的臣子无所不为，但也确实有紧急逼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考察详审治道，须使之达到自然不征利的境地。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有若回答：“何不实行彻法？”年饥应当借贷，哪有实行彻法的道理？其君臣问答都不切实际，恐怕是记录者有误。

宋庆礼任河东河北营田使，史称他好兴作，在边境挖掘陷阱，布置兵力以拦截虏寇路径，议论者嘲笑他不切实际。我曾议论说，如果沿边都设为障捍，穿河设陷阱，强壮者聚居，守望互救，金革相闻，因利乘便，外可进攻，内则安宁，这是今世议论所未有的。对他的讥讽难道不是太多了吗？然而武后曾派桓彦范在河北鄣断居庸五回，以抵御突厥，如果不立藩墙，而让将士肉搏以较胜负，勇者尚且畏惧，怯者怎能勇敢？宋庆礼再次治理柳城，宋璟力争认为不可，所以张星以好巧自是，谥号为“专”，而张九龄说宋庆礼在边境三十年，既筑营州城就罢边运，收岁储，其功可推，不当丑谥而已。宋庆礼之事，唐人没有称道的，可悲啊。如今北虏窥边，计策固然出于此，如果山东群盗方兴，与我共舟楫为心腹之患，则又当别论。

因为玄宗令崔隐甫见牛仙客，崔隐甫不从，于是不用他。既用牛仙客，知时议不归，以问高力士。高力士说：“本是胥吏，非宰相器。”玄宗忿然说：“朕且用康𬀩，知人主，宰制天下，未论圣贤，须实见得细密处。”如果玄宗始终粗豪，以喜怒为用舍，非有存亡治乱的景象自悬于前，而世人以为能靖内难，致太平，盖出于侥幸，而身逢大乱，杀人如刈麻，防亡其国，盖非不幸也。或言其始勤力而终怠弃者，亦非也。如用牛仙客事可见矣。与太宗因房玄龄言李纬好髭须，遽改命者，何智愚殊辙哉？

武后在司马坂营建大像，以张廷珪谏止。其防全用浮图金刚经义解析，盖因其所溺，易于回晓，亦足以见一时士大夫习尚也。而新史削去，岂以为非雅言耶？

韦后表民二十二成丁，既败，有司追趣其课。杨玚独以为韦后当国，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何独取已宽之人重敛其租？遂止不谏。此玚为麟游令时所言也。玚拒窦怀贞，自谓所论者民冤，抑官高下，于何取？怀贞壮其语，沮所为。怀贞虽不肖，犹能如此。天下大患，在于议论不开展，则下者不能言，上者不能听。国虽存而亡矣。文宗清约思治，好言论，与李君反复，乃甘露后也。然无救于败，每使人叹恨。谢安谓晋简文为惠帝之流，但清谈差胜。简文犹能保全武陵王，而文宗不能明。宋申锡又在简文下，其败自当。

沈既济论武后不当立本纪。天下之义理，能知于事初者为难。晋董狐书赵盾，齐太史书崔杼。孔子斋三日，请伐齐。此知于初也。事之初作，固防义理，而能以义理正事初者，非圣智不能。武氏事初，举一世不能知。及既济时，已百年矣，闻者尚漫无省。又数百年，方复追论。儒者之论，每若此，则何益乎？

译《既济》卦的传文记载，百官有权力收取公家的钱，收取本金一千万，获得利息一百万，分配给二百户人家，免除这些家庭的赋税徭役，并且让他们得以进入仕途。这类人家每年拿出六万钱，免除赋税徭役，对于百官来说已经是优待了。然而皇上收取这些钱，虽然表面上节省，但下面官吏的搜刮却多得无法计算，因此导致家庭破产，积弊深重而不能革除。后世将这一切都收归朝廷，似乎可以免除这种祸患，但官吏既然背负不义的指责，私下的征收也如同没有名目的掠夺，本来就没有妥善的办法来处理。

安禄山叛乱爆发，封常清用市井百姓迎战，本来就会失败，但如果扼守关隘防守，拖延一两个月，等到各地的援军到来，那么局势就平定了。史书说玄宗虽然被左右蒙蔽，但荒淫夺走了他的明智，所以到了这种地步还不知道。玄宗本来就没有明智，哪里谈得上荒淫夺走呢？从开始到结束，他只凭豪气来施行赏罚【他想要亲自征讨这件事】，从未明智地洞察事机。封常清、高仙芝死后，他的意思也只是像平时那样执行败军之罪罢了。等到哥舒翰杀不得的时候，他就脱身逃跑都来不及了。史书不了解人，对于聪明与愚笨、明智与昏暗，轻易地给予或剥夺评价，这有很大的害处。只有梁武帝可以说荒淫夺走了明智，苻坚还是自己招致的，何况玄宗呢？封常清的表文委婉曲折令人哀怜，起初他凭借捷报成名，果然没有虚妄。新史只保留了一句罢了。

李光弼、郭子仪的功劳，后世所称颂的，超过了前人。考察起初有嘉山的胜利，光弼、子仪共同取得，这不足以称道。光弼守卫太原，守卫河阳，两次获胜，可以说是有功劳了。然而在相州溃败，在邙山战败，唐朝从此就不再振作。子仪在清渠战败，虽然收复了两京，不久又与九位节度使败逃，中兴的大业就毁坏了。后来吐蕃再次侵犯长安，依靠子仪才没有灭亡，号称是一时的大功劳。然而扶持收拾，仅仅挽救眼前的危机，比起拨乱反正、一劳永逸、世代传颂不朽的功业，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所以李郭的功劳，还比不上李靖、道宗、裴行俭、张仁愿这类人。而后世夸大杰出特异的人，掩盖绝代前人的美德，大概是庸俗的情感和常人的议论，拘泥于近世而忘记了远古。后世不仅尊崇李郭，像赵普、李沆、王旦，都想以无功自认为有功。又那些决不可缺少的，文彦博凭借平定贝州，富弼凭借议和，狄青凭借平定侬智高，韩琦凭借定策，张浚凭借平定苗刘之乱，赵鼎凭借亲征，都被视为元功盛业了。那么古人的功名，难道终究赶不上吗？

古今的毁誉大多不可凭信，而房琯、李泌尤其严重。房琯明显败事，在朝堂上粗疏简略，议论的人最终认为他是王佐盛德。李泌历经三位君主，在艰难时世中弥纶补益，大概不算少，但毁谤他的人却无异于左道怪民，为什么呢？房琯在众人中结交知己，李泌在人主那里结交知己，形势应当如此。唐朝兴起一百五十年，士大夫没有风流学尚，王义方、毕浅、张九龄孤高特异，都不能开创风气，到房琯才成为宗主，所以名过其实。李泌推荐阳城为谏官，与柳浑、顾况为朋友，又何必减损呢？不能与人同好的人，恶名就聚集在他身上了。

习学记言卷四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四十二 宋 叶适 撰 《唐书》

列传

杨绾确实清简，所以能获得重望，是因为元载为他借重，大概天下公有的好恶从未废弃。杨绾确实不依附，然而元载能在朝中容身，直到终身，小人的不肖，也还有相当的分量。当时，人主苟且于弛缓懦弱，上下习惯于崇尚奢侈，那么一旦诛杀元载，任用杨绾，人心震惧，而所改化的情况就是这样。后人便以举荐皋陶、伊尹，不仁者远离来相比，恐怕也不是事实。唐人奇视崔祐甫的谋略，说可以恢复贞观、开元的治世，然而自古没有两位容易相处的宰相。德宗初立，率情任意，匆匆如此，可以推测他后来的情况了。崔祐甫正锐于表现自己，承担责任如流水般顺畅，来不及考虑日后的事，杨炎是他所推荐的，已经失策，而崔祐甫也很快死去，不然君臣的始终未可知也。

旧史说唐以来诗人中通达的只有高适。考察新旧史记载高适的事都不止于能诗，又他的论建也不是粗疏简略不切合时用，而说他的言论名过其实，被大臣所轻视。新史又改说他不为缙绅所推崇，也不对。况且大臣的轻重又何必计较，何况唐世能诗而通达的人很多，何必是高适？难道要他在杜甫、李白、孟郊、贾岛之间等待吗？高适论述东西川的利害，可见当时随意割裂州县作为节度使，自己造成弱势，而高适也不能知道其本源，只是根据眼前情况来说罢了。

元结放纵其行迹，以文墨自命，出处不常，如果不是利禄所能束缚的，而实际上有材用，议论能扶持世道，政令能便利百姓，与温造、李渤这类人，唐时高品人物，不过如此罢了。传记记载道州西原蛮掠夺居民数万人，离去后遗留才数千人，而各使调发的符牒，竟达二百函，所以元结赋诗说贼还不如，而杜甫有“粲粲元道州，前贤畏后生”的话。我回忆在金陵时，前年运米出淮西界，一户已花费百余千，次年运到庐州，转运司又想调民余力，我制止了，请求用本府的钱自己用水运，最终不听。恰逢徐邦宪到来，才免除。大概一经兵乱，不肖之人妄自催促逼迫，视民如草芥，贼还不足以成为祸害，而官吏相互勾结亡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