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二十九

译江惇通晓道义，崇尚检束议论，如今留存下来的仅有几十句话，但文辞通透明了、简洁流畅，足以针砭时弊的极端。裴頠虽然写了数千字，也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马隆招募士兵限定腰力，要求能拉开三十六钧的弩、四钧的弓，设立标杆进行选拔测试，从早晨到中午，选得三千五百人。这是因为设置了丰厚的奖赏，从各军中选取，所以能迅速得到人才。战国时期军队没有不招募的，招募来的士兵加以训练，就是精锐。夏商周三代的兵制，后世不再实行，如果遇到突然的变故，寻求必胜的战争，不靠招募就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士兵虽然排列成阵，但长久不见敌人，安于现状、畏惧事端，气势如同市井百姓，这是奸猾亡命之徒所轻视的。稍微受挫就会沮丧士气，观望犹豫产生怯懦之心，即使拥有十万大军，也与抛弃军队没有区别。不仅马隆应当凭借招募取得成功，以少胜多，勇敢奋起带头行动，率先登城获得胜利，后续的人羡慕追随，即使有败兵，也可以使他们重新振作。

汉光武帝、晋武帝裁减军队，本意是想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学者却指责他们因为放松防备而导致祸患。然而左射《貍首》、右射《驺虞》，穿着礼服拿着笏板，在明堂举行耕藉礼，这是先儒所说的周朝裁军减兵的步骤。那么裁军未必不对，要看君主思考治理、增进德行的情况如何罢了。不然的话，后世能不忘记战争的人，难道少吗？

周札打开城门，王导增加封赠，大概是怨恨刘隗、刁协以及元帝。用心如此，与王敦相差多少呢？那么晋朝虽然想要中兴，能做到吗？

查考八王既然都专断朝政，挟持君主，严重的甚至篡夺皇位；而成都王开始招致王浚的叛乱，东海王最终酿成石勒的祸患。晋史仍然认为琅邪王复兴是树立藩屏的力量，不知道元帝在江东自立，乃是诸侯的利益，对于晋朝的存亡，有什么关系呢？周馥想要迁都，华轶不服从命令，都遭到讨伐消灭。假使怀帝、愍帝果然南迁，未必能真心推戴奉迎。周朝凭借至公大义分封诸侯，尚且仅仅保留名义；何况后世，这件事实在不容易论断。

刘曜、石勒虽然都占据北方，而元帝劝进表中提到的河朔征镇夷夏，还有一百八十人。当时晋朝混乱十五年，北方的人才还在，国家的名号没有改变，只需要有思虑缜密的人在中间筹划罢了。所以祖逖能够收复河南。如果王敦自己不想要做叛贼，像祖逖这样的人还有十几个可以任用。江东的根基完整牢固，为他们确定各个镇守，随地逐渐收复，声势与实力兼备，夷狄与晋朝内外呼应。石勒父子必定不能逞强扩张。那么王导虽然以匡正辅佐自许，恐怕还达不到古人藩篱的标准。

桓温幸好自己死了，而且有淝水之战的胜利，而晋朝国运终究灭亡，事情详载于《司马道子传》。当时谢安自认为功绩盛大，防备忌惮到拉扯桓伊胡须的地步。然而晋朝政事权柄都在大臣手中，谢安也没有到不可为的地步。大致功成则意衰，是众人的常情，又虚浮旷达、模棱两可，在有无之间摇摆的，乃是当时士大夫的膏肓之疾吗？那么周公在危疑已定之后留下君奭，虽然不是谢安这类人能理解的，但忠臣考虑国家始终存亡所系，不得不如此，也不是周公独自圣明。

王导是东晋的元臣，然而有值得商榷防备的地方。王敦本来是司马越任用为扬州刺史，而元帝移镇建业，王敦向来不臣服，而王导因为兄弟际遇，一时相互推举。讨伐华轶，消灭杜弢，便成就了不世之功。中兴刚刚建立，已经显露强横僭越的迹象，导致元帝疑虑忌惮，另外任用刘隗、刁协之类的人，从而酿成大乱。不知道王导起初认为王敦是忠良，所以同心共辅，成就晋业呢？当时，王导的怨恨与王敦相等。王敦攻下石头城，刘隗、刁协逃跑死亡，于是胁迫控制君主。王导起初不认为不是这样。假使王敦不死，最终放纵其志向，晋朝必定不能抵抗。不知道王敦事成之后，防备王导在何处，而王导又将如何自保呢？王导在担任重任之际，简约疏远、不争竞，以宏大的气量镇服众人，这是他擅长的。至于统领众务，梳理细微，又常常因为擅长而失误。那么说王导贤能于一时是可以的，称他为元臣，则没有逆顺不分、强弱不辨，将权柄委弃于外，因事顺心，而可以托付人家国的人。

温峤以智慧经纬忠诚，宏大而能整肃，两次匡正晋室。气量在功绩之外，取舍伸缩，一基于至诚，充分发挥其才能，不是东晋的人才，只有他一人罢了。郄鉴德行素来居正，才干不缺失，深明大体，以德助人，大概是次一等的。那么晋人虽然想要以清谈自保，超脱尘世累赘，而对隐显用舍之间没有益处的，固然不足以进入这个行列了。

明帝曾经单独召见纪瞻于广室，慨然忧虑天下说：“社稷之臣，想要没有十个人，怎么办？”伟大的言论啊，可以兴起。可惜他早逝。

元帝对于顾荣、纪瞻、贺循、薛兼、杜夷，都尊崇师友的道义，笃行布衣之交。刘隗、刁协亲信缱绻，言听计从。戴渊、周顗一顾如旧，始终没有改变。可以说是掌握了帝王用人的尺度了。不幸与王敦共同奠定基业，君臣名分不明。凡是王敦兄弟所不方便的，都指责为朝廷刻薄的政治，以下陵上，由外制内。当阳开始如此，于是陷入幽辱，被天下嘲笑，都是王导的罪过。我本来就说过了。然而还有一说：当晋朝败乱，奸贼窥伺，谁没有这种心思呢？如果窃取名人的名目，肆意无君的暴行，不是常理所能驾驭的，没有像王敦那样的。大概师昭以上的人。王导能在群从中夺取国家归还司马氏，为他布置腹心，树立手足，纲纪粗略确定，名位已经成就，凛然倾摇，根本自立。而王敦至死不怀疑，以此作为社稷之臣是可以的，又不可以常理要求了。大概与萧何、邓禹、荀彧、诸葛亮之类有时不同，学者又须另外看待。

译周顗回答温峤说：“你年轻，没有经历过世事，君主如果不是尧舜那样的圣人，怎么可能没有过失？臣子怎么能起兵来胁迫君主？大家共同推举拥戴他，还没有几年，一旦做出这种事，难道能说不是叛乱吗？”周顗虽然性格疏放，但这句话足以判定当时是非的真实情况了。大概是因为王氏的威势胁迫，人们不知道还有君主，温峤不免用话试探来观察人心。如果王导反手一击，那么晋朝就灭亡了。

傅玄说：魏文帝崇尚通达，于是天下人轻视坚守节操，这种风气相沿不绝，虚无放荡的言论充满了朝廷和民间。应詹说：训导的风气，应该谨慎地选择所喜好推崇的。魏正始年间，文风蔚然成林；元康以来，轻视儒家经典而崇尚道家，把玄虚弘放视为高远，把儒术清俭视为鄙俗。那么虚无放荡，是魏末晋初的祸患，而元康的风俗，正是正始年间所不做的。学者们都把罪责归于王弼、何晏，恐怕也没有仔细考证。

刘超担任句容县令，每年的赋税，主管官员常常亲自四处查问评定百姓的家产，刘超只是制作一个大箱子，按村庄分别交给他们，让百姓自己书写家产投入箱中，完毕后送回县里，百姓如实申报纳税。征收的赋税超过了往年，春秋时期有按田亩征税，秦朝有按人头征税，汉朝不增加赋税，有时通过征收商税、盐铁税来弥补，都是让赋税出自官方规定。现在却让官吏随意行事，根据他们的喜好轻重，怀疑是因为丧乱之后，迫促的赋税没有固定的制度。后来田亩税和布匹税有了固定的数额，由此可见。

阴阳的事情，有定数而没有道理；政教的事情，有道理而没有定数。京房、刘向用道理来契合定数，并不是真的能知道，大概是猜测罢了。郭璞占卜，明显有证据验证，象数确实如此，如果按照他的术数，道理自然无用，但他也援引京房、刘向的遗说，引用义理训诫来救灾，这是士人固有的步调不敢忘记罢了。然而郭璞既然用术数扰乱了自己，最终没能成为士人，真可怜啊。

庾亮想废黜王导，郄鉴坚决拒绝，于是作罢。庾亮用方正严厉的态度对待事物，既然不容许苏峻，也不容许王导吗？然而王导如果没有德行，就不能接受师保的礼遇；如果没有才能，就不能担任冢宰的重任。权力下移而尸位素餐在上面，招致方镇侮辱，被旧日同僚嫉妒，都是他能力有限所致，却还想用无心防备来应对。大概是王衍、王澄的余习，不能自拔。像这样还被称为元臣，离萧何、诸葛亮远矣。

庾翼说：“偷窃石头仓米百万斛，都是豪将辈，却只打死仓督监来搪塞责任。”等等。虽然都是前任宰相的昏庸谬误，江东局势败坏，确实由此而起，正是指王导。如果真像他所说，那么陈寿所说的“政不容奸，人怀自厉，路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确实不容易达到啊。曲意逢迎豪强，法律施行于贫弱，虽然是末世政事的通病，然而改弦更张，使耳目一新，确实很难，只有子产能做到，叔向、晏子只能说说罢了。何况王导、谢安妄谈玄远，空想清净，想依靠这个来消除刻薄的习气，既然做不到，反而成为奸邪蛀虫的渊薮；而庾亮、庾翼兄弟以及刘隗、刁协之流，没能整顿，先导致败乱。

王坦之著《废庄论》，文意大体出自庄周，就像后人用科举论学，搅动泥水而扬起波浪吗？然而当时能这样做的，就已经自立于流俗之外，士人怎么能不拂去尘土洗涤帽缨，高人一等呢！

范宁论述太元年间的弊政，说选举制度有六年富足就退出的规定，先修建官舍，都成了私家财产。后来新官上任又应该修立，方镇离任都割取精良兵器作为送别礼物，所以米布之类不可计数。士兵多达千余人，力量流入私门，又资助官仓。布匹应该以三年为限，略见当时宽纵。虽然公家的俸禄少，而私下杂取无数。世事得失，随时不同。叔向、晏子谈论齐、晋，董仲舒、贡禹谈论汉朝，大要在于失于下而不能收于上的为亡国。到了秦朝，上面已经尽收而无所失，然而也恐怕不免于灭亡。这应当一并论述。

明帝给温峤的信说：“谢鲲、王廙虽然是当时的君臣，亲友之间上下不至于隔绝，情义自然应该有不同。然而他们的英明气度包容，不减汉光武帝，而风致超过他。可惜盛年未尽，不然东晋的事不止这样。”根据《王棱传》知道：“堂兄王敦骄傲自负，有谋反之心，日久。劝谏认为应该自我抑制，推崇明主。而且同族一门，都一起服事，应该互相推崇以隆盛勋业，每句话都苦切。”王棱这话得到了当时利害的真实情况。周瑜独自先尽敬意，便执行臣节；鲁肃请求做铃下督，所以孙权的事就能成就君臣上下，只要确立就成功。如果有一人想破坏，那么尽众人之力不足以挽救。这是东晋之所以刚号称中兴，就导致祸乱的原因。史书说“恭俭有余而明断不足”，大概不是事实。

陆玩、蔡谟不敢担任三公。考察当时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也没有超过这两人的。凡是怀着求利之心的人，往往看别人以为没有超过自己，所以援引而求取。更严重的，不再顾念别人，直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后停止。看蔡谟戏弄侮辱王导，评论世事，不是自屈于人的人，大概他的本望有限，任职不超过量，虽然至得罪而犹不悔，更以为得也。

量力度能，知难而退。东晋只有蔡谟、王羲之能这样论述。从后世来说，认为是明智的极致；然而当时的人，没听说认为他们是贤者。大概举一世都嚣然有进取之心，像这两人的论述，乃是当时所谓的怯懦而不武的人。把独自怯懦置于众勇之中，终究有益；如果后世，那么他们的智愚、贤不肖，无不畏事而惧敌，有一二人不这样，正群聚而攻击他们。这是置于众怯之中，最为大害，不可回转。

译当时的人，像殷浩那样的，大多遭遇失败，这也是常理。恰好碰上桓温的摧折打压，所以使得他们后来不能显赫罢了。我每次评论东晋人，他们进退无常，忽而后退忽而前进，是被风俗所驱使，就像在狂风骇浪中立足，不能自己求得安定，这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种见识，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大概和随波逐流没有两样。如果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先花上一二十年的功夫，使得出兵必定成功，这不仅东晋人做不到，即使是诸葛亮也做不到。

东晋凭借名声来用人，士大夫也凭借名声来自我任用。周顗、戴渊、庾亮、阮孚、阮裕、刘惔、谢尚、殷浩、王述父子、王羲之、谢安这一类人，有的得志有的不得志，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只有谢安一人取得了任用名声所带来的成效。自从何晏、夏侯玄、嵇康以来，虽然经历了变故和剪除，但终究没有因此衰败消亡。到了谢安这里，唯独他取得了成功，既已成功之后，也没有人能继承他。如果有实干的人，只有温峤一人，只是他太过明察锐利罢了。凭借名声用人，历经多代多年，内心真诚喜好而不厌倦。这自是治国的根本大事，这件事不容易轻易评论。这确实是两汉所没有的，司马迁、班固的裁量评判也达不到这个高度。

淝水之战之所以获胜，是因为苻坚已经下令后退，大军已经混乱，不能再整顿，所以谢玄等人决意进攻，与前锋交战，苻融被杀，苻坚中流箭，于是军队崩溃。如果苻坚的部队没有扰乱，十倍于己的兵力得以发挥，那么谢玄等人的兵力有限，即使极其精锐，也难以必定得逞。晋人积累了百年的战争经验，敌人即使以百万大军来犯，士气终究不会沮丧，这是对待敌人的根本。两军交战，如果不是平时就制定了节制纪律，临阵必定会有变化，出现超出谋划预料的情况，比如苻坚因为挥手示意后退，就导致阵型动摇，就是这种情况。有的人不讲究这些，认为大军难以使用，本来就有自败的趋势，况且白起、王翦都使用大军，本来就没有败象，苻坚的军队只是没有训练罢了。更过分的人甚至说谢玄等人只是侥幸获胜，这也不对。胜利又怎么能靠侥幸获得呢？

殷浩失败后，王羲之说：“保卫淮河已经不可能了，不如保卫长江，长江以外只是羁縻控制罢了。”从今天的角度看，他的话深刻切中要害，存亡就在眼前，这是必定应验的智慧。然而殷浩虽然因此被废黜，但桓温使用他的策略，却比殷浩更加厉害，晋朝依然保持原状，为什么呢？所以我曾说，晋人那种喧嚣想要进取的心态，上下大致相同，而殷浩和桓温只是以弱强不同而导致成败罢了。

桓伊弹奏筝，谢安流泪哭泣。虽然君臣之间有隔阂，但谢安突然取得成功，自己防备骄傲自满。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平生的气量，到这里就穷尽了。

《朱序传》称苻融率领三十万大军先到，苻坚派遣朱序去游说谢石，朱序对谢石说：“如果苻坚的百万大军全部到达，就没有人能抵挡，趁他们还没有会合，攻击他们可以得逞。”这是叙述淝水之战胜负的关键话语。古人谈论军事，后世无法再达到。然而能够勇敢是上等，没有怯懦是次等。谋略的变化，都出于不怯懦。等到战胜百万大军，有人认为是侥幸。不怯懦之后，侥幸才可以期待，怯懦就没有侥幸了。

东晋的权力归于王、谢、桓、庾四个家族，而这四个家族也是人才产生的地方，大概就像齐国的田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一样。汉朝、魏朝没有这种情况。人才不是偏聚在某处，形势所趋，就激发成为人才。那些不能成为无用之木的，也是形势使然。谢玄是纨绔子弟，却能成就杰出功业；而诸葛瞻却因失败耻辱而丧命。事情本来只取决于时机吗？我看陈寿评论诸葛亮，已经如实记录没有歪曲他的美名了。但当时的人却说陈寿诋毁诸葛亮，报复私怨。大概是因为诸葛亮的名声重于实际，不需要史书就有传记流传，即使千年之后依然如此。人心所向，不可以侥幸获得，这本来是学者的常谈。但也有不完全这样的，比如诸葛亮虽然不至于名不副实，但世上有实际才能而名声不副的人太多了，令人感叹啊！

我曾经怀疑晋史记载司马懿装疯避祸、杀婢晒书是不实的。等到看到习凿齿以越魏继汉的观点著论，卓异奇特不寻常，猜想这类叙事大概是习凿齿所为。又比如庾衮、夏统、辛宪英等人的传记，都浮夸，往往一体。裴松之说王凌的儿子王广论何晏、丁谧、毕轨是习凿齿自造的，大致相似。

司马元显一天杀了两个士人。江绩，是御史中丞；车胤，是吏部尚书。晋朝怎么能不灭亡呢？士人在这个时候，还站在朝廷上，难道他们能停止而不停止吗？

王雅当时号称谄媚受宠，但能预测王恭、殷仲堪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士人本来就不容易评论。然而风俗已经败坏，好恶相互驱使，虽然有清议，最终也不知道谁是谁非。

刘殷说侍奉君主的法则，应当致力于委婉劝谏。凡人尚且不可以斥责他的过错，何况是万乘之君？这个论调往往已经在世上流行。查《尚书》说木头顺着墨线就正，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墨线对于木头，没有因为委婉而被听从的，只是直接削正罢了。孔子说不要欺骗而要触犯，大概劝谏就会触犯，害怕触犯就不敢劝谏，而君主不免有过错。君主的得失，不止关乎一身，天下的治乱系于其中。那么臣子劝谏不算触犯，君主听从不算发怒，都不是为一身考虑。刘殷所说的不可采用。李暠说经史道德如同在中原采豆，勤奋的人功劳多。这话应当记住，但所谓勤奋，不是像渔猎搜取，计算劳绩收获而后能做到的。刘弘征召隐士伍朝为零陵太守，主管部门限制以选拔条例，尚书郎胡济奏请依从，而伍朝不去就职。魏晋的权力在选曹，所用即为例，而没有方镇这样用人，这是古代岳牧的事。天下越乱，才举其一，不足以恢复古道，而王敦、桓温正沿袭踪迹而起，以成专擅之势，开启下属迎合的门路。伍朝的不去就职，自然足以成为法则。

译刘毅在朝廷上直言争辩，说范武的病情如果不严重，那就像是伯夷、叔齐在当今复生；如果病情确实严重，更是圣明的君主应当哀怜体恤的。刘毅因为刚直狷介，常常发表不被当时通达之人所推崇的言论，看他的言论涉及面很广，其用心是深远的。通达之人的见识，本来就不能达到这种境界。

鲁褒的《钱神论》。史书说当时讥讽时弊的人共同传抄这篇文章，但流传下来的并不完整。可惜啊！可惜啊！《易经》说“利是义的和谐”，孔子说“小人只懂得利”，体察那和谐之处，是圣贤的作用；观察那所懂得的，是小人的归宿。如果真像鲁褒所说，那么利才是实在的，义只是名义而已，那为什么要讥讽呢？《易经》又说“理财正辞，禁止百姓为非作歹”，其严厉如此，而后世尚且以利为义，何况这篇论著呢？这尤其令人叹息。中古时期的士人，有的必定追求显达，有的必定追求隐逸。必定追求显达的人，荣耀至极也不退隐；必定追求隐逸的人，困顿至极也不出仕。虽然都不符合中庸之道，但与丧失自我的人相比，其利害得失本来就不一样。陶潜并非必定追求隐逸的人，只是看到那不可为而停止罢了。他所获得的利益，虽然与必定隐逸的人没有不同，但他所坚守的通达且符合道义，和谐且遵循常理，所以更为优越。至于他的见识情趣言语足以高出世俗，而吟咏歌唱陶然自得顺应事理，那么不仅符合道义，而且有文词值得观赏。大概中古时期像陶潜这样的士人，一二人而已。陶潜所称道的“山林居处”，大概是孔子所说的“不能忍受颜回那样的贫困”吧，陶潜却能以之为乐，而后世的人却想用那追求利益不止的心，用那过度奢侈没有节制的事物，羡慕陶潜而希望达到他的境界，难道不是错了吗？有人问：“您所说的中古士人如此，上古时期又是怎样的呢？”《诗经》《尚书》所称道的隐士，都有缘故，并非不顾及时代而自我坚持的人。

载记

夏商周三代以后夺取天下的人，仁德与暴虐各不相同，强者成为英雄。石勒、苻坚，都拥有了天下的十分之八。石勒极其残酷，因武力而自取灭亡，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唯独苻坚向来有包容的气度，安抚怀柔的策略，虽然晚年一次失败，也是古今常有的事，但竟然纷纷溃败，像鱼腐烂、土崩塌一样，无法挽救阻止，这是因为苻坚所夺取的广阔，而所坚守的狭小，他用来包容安抚的手段，正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看张良、陈平、萧何为汉高祖谋划，那些修补漏洞调和柔顺的，都是妇女箱箧中的智慧，那些决裂震慑使人降服的，都是市井屠夫商人的手段，然而不得不出于此。而光武帝亲自平定消灭的，虽然多用兵，虽然时间长久，未曾不随着事情裁度割舍，使在匆忙之时，便享受平宁的利益。两个汉朝之所以取得天下并传承久远，是因为臣子在前面用这种方法谋划，君主在后面用这种方法实行。苻坚既然广大阔达，做事没有正规法则，而王猛又明察锐利果决，行动必定要成功，君臣都是豪俊，都没有坚固凝重的防备，这正是后世夺取天下的深忌，适宜他一旦跌倒就无法保全自身。学者都说王猛临死前劝苻坚不要图谋晋国，苻坚不听从所以失败，这为晋国谋划是可以的，如果为苻坚谋划，不过是想要统一天下罢了，虽然图谋晋国有什么害处呢？

崔浩说慕容恪辅佐幼主，是慕容暐的霍光，崔浩大概是错了。慕容恪是秦汉以后所未有的，霍光哪里值得相比呢？又姚兴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增加关卡渡口的税收，盐、竹、山木都有赋税。秦汉以后增加赋税，都是变政大事，他的群臣都劝谏，与桑弘羊、朱晖的意思相同。由此知道衰世的方法，古今是一样的。

苻坚在新平寺，还奇特地对待尹纬，认为他是王景略一类的人，自己惭愧不知道，想到这些令人酸楚。虽然说古代的王者知道天命不长，一并建立圣哲，这个意思应当没有穷尽。但后世君主如果计算确定，自足以守住苻坚不灭亡，关键不在此。而是齐桓公、刘备那一节，常常留在胸中而如此。李雄无事，稍微让他的丞相杨褒走在后面，拿着长矛骑马经过李雄，李雄奇怪地问，回答说：“统领天下的重任，像我骑着劣马而拿着长矛一样，急了就担心自己受伤，缓了就害怕失去，所以马奔驰而不控制。”李雄醒悟，立即让他回到前面。史书称李雄治国没有威严仪态，君主刚出来，丞相拿着长矛骑马经过他面前，这是没有威严仪态的一件事。然而像杨褒所劝谏的，李雄所听从的，乃是春秋战国间的事，秦汉以后本来就没有。假使君臣简朴质朴而可以听到善言改正过错，小小的威严仪态，又哪里值得珍贵呢？这是写史的人所不知道的。苻坚派遣慕容垂，预先考虑没有怀疑，是可以的。然而百万大军，一朝倾覆失败，考虑虽然不可改变，智慧自然应当顾及到。至于苻丕让慕容垂讨伐翟斌，却让苻飞龙做副手，又加上委任节度，这尤其疏漏错误。石越说：“您父子喜欢存留小仁，不顾大局，我们终究会被鲜卑人俘虏。”大局有对，有错，像石越这话，真中了苻坚的毛病。

晋朝有正始年间，微言大义胜过防范，风雅之士直到江左，虽然安抚百姓的道理不足，但扶持世道的志向未衰，学者不应当忽略。叙事虽然繁琐，没有删减的功夫，但成败得失之际，十次也能得到七八次。史臣言语浅陋，没有一处可取，但褒贬也不差。相信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旧传有一个少年看见一位长者，问读什么书，说“晋书”。问“晋书有几个好亭子名”，少年茫然无法回答。这才明白前辈读书的方法，如果真这样，很误导学者。韩愈说“上规姚姒，及诵其所学”，于是自己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恐怕这样用功，也不足以规矩姚姒，即使能规矩，也不过是语言不像近世罢了，何况亭子名呢？

译《习学记言》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习学记言》卷三十一，宋叶适撰，论《南史》

《宋书》

魏晋以后，只有刘裕夺取政权或许还问心无愧，因为晋朝已经灭亡，而刘裕并不是它的叛臣。只是他力量尚不足以自立，所以必须借晋朝的名义罢了。夺取天下，不论是否合乎道义，与篡位盗窃却实实在在地想要拥有它相比，是非常艰难的。曹操、司马氏都用了数十年，刘裕也是如此。人们认为无法达成的目标，必须亲身勤勉、刻苦努力才能实现，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确立名分，这是原因所在。而王莽、王敦、桓温父子，只是凭借凶狠抗拒、凌驾于君主之上，残暴对待众人、危害事物，豪强掠夺，最终损害自身、灭族，给百姓带来流毒，可悲啊！刘裕本是刘牢之提拔的，熟习百年间经营中原的旧事，勇猛智慧超过常人，气度开阔绝俗。如果他能停止僭越夺取的念头，专心致力于治理国家，那么在恢复中原、统一天下的功业上，是不难成功的。刘裕并非没有这样的资质，所以他先前夺取燕地，后来夺取秦地，都是想要停驻立足，作为远大事业的根基。之所以随着事态逐渐败坏，得到后又失去，最终导致割据分裂，乃是刘穆之教导错误的缘故。夺取天下的道理，自从苏秦、张仪说破，萧何、张良做出，后世相沿继承，大概有固定的说法。英杰之士必须先认清大势所归，运筹开合，这都在自身才具之外。而刘穆之却想要用区区应用刀笔的小才能，就充当豪杰辅佐时世的谋臣。唉！他把邓禹、荀彧这样的人，认为与贾充、钟会没有区别吗？

东晋南朝的政治，以元嘉年间为首。史书说它纲纪完备，法令严明细密，爵位有固定的等级，刑罚没有滥用的情况。建武、永平之后，没有能比得上的。现在考察其中最明显的，不过是责成郡县及守宰，以六年为期限罢了。大体上是上面掌握关键，下面姑且苟且求安罢了。至于宽厚抚恤的政策，劝勉互助的方法，先人后己的诚意，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的术数，固然没有达到。何况道德教化、礼乐文物，使百姓懂得教化而有礼节呢？自从戎狄交替占据北方，就不必说了。大概直到唐朝，仅以贞观、开元年间为称颂。那么善政并不常有，不仅仅是贤明的君主难以遇到，也是因为依凭己意扰乱风俗的人多，而认识治道以安定百姓的人少，所以如此。难道不可惜吗？宋文帝虽然勤苦求治，不过只是狱讼而已。武明帝淫乱奢侈，猜忌残酷残害百姓，如同迫不及待。两位被废黜的君主年幼无知，极其邪恶，萧氏于是胁迫取代他们。到了梁、陈，祸福变幻迅速，学者因为（梁陈）国势微弱浅薄，不能加以论述。然而对于世间教化所关系的重要，古人对于天下，本来有常道。所以伊尹说开始修治人伦纲纪，以至于拥有万邦。后世虽然不足以议论这个，但是周朝的诸侯，大的如秦、楚，小的如鲁、卫，传承数十代，大概他们治国都还有根本和末节。更迭仆倒相继兴起，而维持制服的措施与之并行，所以长久还能存在，不只是富贵自身这一条路。李斯首先破坏这件事，君臣都得到富贵，然而也相继灭亡。两汉虽然都是李斯的余绪，但偶尔作出一二，也有所凭借，所以比其他享有国家的人稍微长久。曹操兴起，荀彧本来想要扶持接续汉朝的事，曹操不采用，又杀了他。陈群、王朗之流，随时好恶，旧日的议论已经尽了。此后没有知道的人，只如刘表要依照文辞按本，做古人的样子，虽然未必是他的门徒，不能概括与之共同遵守，反而与他共同灭亡。虽然诸葛亮也是这样。那么管仲、乐毅、诸葛亮虽然以此自比，恐怕未必赶得上。所以三国各自不到数十年就灭亡，何况刘穆之比起前人更隔了数十重见识。刘裕本来有阔达的意度，而刘穆之用狭隘低劣教导他，他的君臣上下除了自身富贵娱乐之外，更没有别的说法，以致国运短促，都是他们自取的。百姓生活在其中，遭受祸患紧迫，可叹啊！那么处在王导、谢安、王俭地位的人，怎么可以不深思夕阳西下作为警戒呢？如果学者只是诵读学习三代有道之长的言论，不知道如此短促却在何处，既没有经世通才、宏大济世的念头，而是随波逐流、风靡一时，与世推移；又或许迂腐迟钝、疏远粗野，以古自绝，那么与江左的人才有什么不同呢？自从蔡邕、杜预用新术治理历法，到何承天、祖冲之考察推求更加精密。何承天以月食的冲位推算太阳的运行次序，祖冲之说古代历法的制作在汉初周末，所谓在尚未出现差错之间追求详细，大概是刘歆、班固所不能达到的。祖冲之与戴法兴互相辩论诘难，宋孝武帝去世，不再施用，然而历法家传存的器具都在【一作用之梁，卒至陈】

沈约叙述祓除，引用《周礼》女巫，《韩诗》溱洧，《论语》浴沂。沈约固然不懂经义，然而近世学者把浴沂、舞雩当作知道的一大节目，意料浮想，于是成为师传，执着虚空承袭错误，无助于增进德行，那么他的浅陋有甚于以前的传注者，不可不知道。司马迁、班固写书志，论述前代旧章，以经纬当世，而汉朝的事情自己多有缺略，蔡邕、胡广开始有纂辑，陈寿、范晔废弃不再著述。到沈约比次汉魏以来，最为详细，唐人取之以补晋记，然后历代故实可以推求。虽然距离司马迁、班固的本意已经很远，然而古事既然不能追索，那么所应当保存的，随世有无而已。只是它的体例烦杂，不再是前代的比较，几乎成为会要了。学者立于千载之后，考见始末，应当使相承如一日。如果姑且竞逐司马迁、班固的华丽，而不求其实，那么失之远矣。

译汉魏时期的杂言歌词，大多是曹氏父子所作。从前文王、周公、召公都亲自撰写文字，褒扬功绩，撰述德行，协调风俗，教化百姓，纯正的乐声深入人心，百代都依赖它。曹氏以侠义之气感动人心，哀思激越，抑扬顿挫，而在千年之后，文人才子奋笔疾书，想要以此闻名于世。唉，人才难道确实取决于他们的祖先吗？像洛阳令所作的《罗敷行》、《陈安》、《陇上吟》，是民间风俗的词曲，根源于风土人情，自然不可废弃。可惜它们零落散失，仅存一二，请读者详细考察吧。

魏文帝在守丧初期，就多次外出游猎，仪态不庄重，风尚通达放达，所以戴凌因直言进谏获罪，鲍勋因违抗防备被处极刑，天下受其影响，都轻视坚守节操，这是仪容不恭敬的表现。查考傅玄有崇尚通达的言论，但说得不够详细，这自魏晋相承，记载魏文帝如此，应当是符合事实的。《晋书·志》删削不载，现在应当重新保存，因为这是正始年间玄虚风气的本源所在。

太康年间，天下流行一种叫“晋世宁”的舞蹈，手中拿着杯盘，反复唱着歌说：“晋世宁，舞杯盘。”史家认为这是音乐，能滋生人心，用来观察世事，手中拿着杯盘反复翻转，是非常危险的。晋代的士人在酒食之间苟且偷安，见识不能深远，晋代的安宁，就像杯盘在手中一样，切合事理，这大概是君子的言论。流传至今，还有杯盘舞。又说：“巾舞，是古代的公莫舞。”宋元嘉末年，日食时星辰全部显现，孝建初年，日食时列宿清晰可见，前代的异象，没有比这更巨大的了。唉！这时阳德耗尽了吗？

史书称地理参差，其详情难以列举，确实是因为名号骤然更改，疆域屡次分割，有时一个郡或一个县被割裂成四五部分，在这四五部分之中又频繁离合，千回百改，即使精于计算的人也难以算清，寻究校勘推求也不容易精细详悉。大概因为这时江淮以南已经是十九州了，时代变迁，南北割裂，而土地的归属没有定数，这是人事所不能避免的。至于音乐变化追求广博，不从政治而求于地理，这是后世的通病。后来不止于此，有的州增加重复的名号，郡累赘冗杂的称号，没有益处而只是造成奇异，离古代越来越远了。记载地理的方法，应当保存旧的体系，典雅纯正，删削浮泛，淹没猥杂罢了。

宋明帝留心后宫，仿照外朝百官设置内廷职官，有通尹、列叙、司仪、司政、女林、侍御、殿中、祭酒等名目。史家认为元嘉以后，后宫华丽壮观，千门万户，淫靡的妆饰怪异，变化无穷。自从汉代昭阳殿、魏代九华殿以来，不能概括其万一。从前卫灵公与南子乘坐雍渠车，挂着招摇旗，经过市场。孔子厌恶他们，说：“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古代后妃通称，本来没有内廷职官，儒生妄说文义，承袭错误流传，后世于是无所不有。何止是好色呢！

汉魏以后，天下共同称赞诸葛亮，其次则是刘穆之。诸葛亮虽然役使百姓不停息，但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所以不忘他。刘穆之不可与此相提并论。诸葛亮虽然约束豪强权贵，使他们洗手听法，刘穆之能做到吗？诸葛亮用人能尽其才，所用到的有才能的人知道不被遗弃，没有才能的人无所侥幸。刘穆之也未达到这个地步。至于辅佐刘裕大业，联合英豪，竭力经营，使天下统一，尤其不是刘穆之所能知晓的。自从曹操不能统一天下，其余的人难道能用空谈来责备刘穆之吗？大概刘裕确实有可以成功的资本，那时也容易成功，最终没有成就的原因，既杀了谢混，除掉了刘毅、司马休之，自己应当止步于此。眼光短浅，心意狭隘，又耗费了时日，所以如此。沈约说：晋朝纲纪松弛紊乱，其渐变是有原因的。孝武帝固守文化不下令整顿，等到司马道子昏庸无德，法度坠失了。再加上国宝（指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祖宗遗留的典章，群公旧有的规章，扫地而尽了。君主威权不树立，臣下专权行事，国家典章因人而异，朝廷纲纪各家不同。编户齐民的性命，耗尽于豪门；王府的积蓄，变为私藏。因此祸根在东边，妖难结集，天下荡荡然，王道不绝如缕。高祖一朝创业，事情属于横流，改变混乱的章法，平定道路，尊崇君主卑下臣子的义理，在马鞭之间确定。威令一施行，内外服从禁令。以建武、永平的风气，改变太元、隆安的习俗。这是文宣公（刘穆之）的作为。这是当时人称颂刘穆之的真实记录，然而还有应当议论的。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一年就可以了，难道是圣人的智慧不够吗？《诗经》说：谁能烹鱼，用水浇在锅里？那么为什么天下大乱，而能治理的人少呢？

史书称王弘博练治体，留心庶务，斟酌时宜，每每存有优容允许的态度。不知道斟酌优容的是什么事？应当只是指与八座丞郎疏议的事吗？当时的政体，这是大事吗？然而后世又有不能如此而被称为贤能的人了，所以可叹。

徐羡之、傅亮接受顾命，对待营阳王、庐陵王都应当废黜，但不应当杀他们。既然到了杀的地步，那么文帝无法自我防备，不等待王昙首等人追促。然而还迟疑不忍心多年，大概也是难以导致皇帝有过错。于是三人自己作为，看他们承担大事，也是秦汉以后少有的。至于二王不应当杀，不等待智者而后知。然而宋武帝禅代，鸩毒旧君，戕害剥削遗族，不只像狐狸猪豚。他的臣下习见，正为新君地步，不暇为旧君计，所以蹉跌至此。有人以晋惠公的里克相比，又说《春秋》之义不应当杀，都不是。人道所系，难道可以祸福影响附合吗？谢晦自知不反，而犹举兵犯阙，为徐、傅陈冤。未审克捷之后，又将何讨？其愚如此。杀二王，大概不足道。然而以沈约所论，则当时亦无以三人为非者，岂托孤寄命之地，古人遂无复令终欤？

译刘德愿善于驾车，曾经设立两根柱子，让中间的空隙仅能通过车轴，于是他在百余步之外挥鞭长驱直入，距离柱子不到几尺时，他痛打牛鞭，牛飞奔而过，从柱间径直穿过，其技艺精妙到了这种地步。德愿因此当时独享宠幸，然而所谓的东野毕，难道只是空谈而非事实吗？

朱龄石攻取谯纵，又从外水进军；朱超石攻取姚泓，奔袭却月营，智勇双全，奋发有为，项羽、曹操也无法超过他们。江左用兵如刘裕这般，古今所未有。然而等到他意志衰退、士气沮丧，被赫连勃勃所擒，连泥土草梗都不如，都是以前那些人啊。战争本来就没有常胜，也没有固定的形态。

张兴世在敌人的上游立营，最终因此打败了贼军。古人以智谋驱使勇力，后世则必须有勇力，才能有智谋。

曹操既然获得了显赫的地位，父子二人自行树立风流典范，引领了一代风气。刘裕已经掌握了权柄，父子仰慕当时的风流，与武力并用，形成魏晋风俗的是曹操。不坠晋朝遗风的是刘裕。治理国家自有栋梁之材，得到他们国家就会兴盛，君主不知道这一点，就难以谈论驾驭万物了。借谢景仁、谢述、谢弘微的事，写下这些。然而宋武帝又对蔡廓说：“这自然是蔡家的好儿子，哪里关乎人事？”最终把会稽给了褚淡之，可悲啊。如果能更透过功业来观察，何止如此呢。

《张永传》记载，当时将士休假，每年分三批轮换，道路上纷乱嘈杂。张永请求以一年为制度，朝廷听从了他。这是孝建初年的事，不知道在此之前是怎样的？然而对外万里从征，对内宿卫轮流上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是有缓急之分罢了。

《谢方明传》几百字要详细观看，后来称他性情尤其爱惜，不曾有什么是非评判。继承前任的政策，不轻易改变，有必须改变的，就逐渐移风易俗，使没有痕迹可寻。谢氏前一辈人，以风尚自高，实际政务疏阔；而后辈却如此精密。

沈约论述江南贫富，元嘉、大明的盛衰，以及常平仓不兴起【沈昙庆的议论】，说用平价笼络，则官府苛刻而百姓优裕，议论在当时受挫，大概由于此。残害百姓百年的生命，以充实国家，而不考虑建立一日之法，以庇护百姓，所以称管仲的轻重之术，李悝的平籴法，寿昌的常平仓，数千年间，寥寥仅存，而其最终，又反而成为百姓的祸患。唉！一定要优待官府而苛刻百姓，然后才可以吗？沈约说：自黄初至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有所记载，臧熹、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庾蔚之、周野王、周王子、向琰、贺道养，虽然不及古人，但在当世立名，固然不能忽略。君主如果不像秦朝那样烧书杀士，那么学术因人才而兴盛，传承的久远或短暂，自然取决于其道的精粗，不因为利禄的盛衰而改变。

自《食货志》以来，废除钱币专用谷物布帛的，只有汉末、魏初，孔琳之的议论非常详细。沈约说看到末节而不统摄根本，这自然是戏论，无可言说。然而钱币与货物相互权衡而行，是古今的正法。后世困于用钱，不能思考变通，流通之路断绝，恐怕开启败乱之门，又在建安、黄初之下了。蔡廓说：“营阳王在吴地，应该厚加供奉。不幸你们这些人有弑主的罪名，想要立于世间，将如何得到呢？”傅亮让徐羡之停止，不及此，与霍光的话相同罢了，不必便认为有学术。如果只杀庐陵王，元嘉年间也自然没有屠戮之祸，然而庐陵王终究是可以废黜，不可以杀死的。史称蔡廓年位都轻，却被时人所看重，每到岁时，都束带到门。立于朝廷，通达与阻塞交战，只有在其中没有私欲的人，差不多才能被人信任。蔡廓说：“选官之事不全部交付，就不做吏部尚书。”大概魏晋吏部郎已经专用选人的权柄，何况尚书呢？宰相的职责不在于进用百官，我本来论述过后世，完全夺取吏部选官之权归于庙堂，宰相之事只有这一条，不然就是落寞失权。那些上位者，都沦灭不再见到君德，天道谁与助成？极应当考详。

《蔡兴宗传》记载争选官之事，尤其详细。大概散骑常侍、中书令、秘书监，虽然不是要津，但都是三品，与八座、征镇并列，是选曹所拟授的。上二品、公、相、都督、主相所自用的，很少罢了。

兴宗幸好在废帝初年死去，不然到了末年之事，不知道如何处置我。常常遗憾荀淑、李膺之类，师友言议不传于后。看谢弘微传，记载谢混乌衣之游，更令人感慨。如说：“阿远刚躁负气，阿客博而无检，曜恃才而持操不笃，晦自知而纳善不周。”即使再能成就三才之功，终究也以此为恨。又说：“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都是谢混的话。谢混已经如此，何况李膺等人呢？

晋朝惩戒魏朝失宠，树立宗藩，于是加速了乱亡。末年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公卿不再措手足，同归于弊。刘裕更加严重，子弟孩提都让他们驱驾。士大夫既然不足以镇系人心，只是扇动同异，反叛屡次兴起。上下猜忌防范超过庶姓，国运长短究竟有什么比较？昔在禹、汤维御之制，没有听闻，然而也能永世。周朝虽然以同姓至八百，昭穆之后不绝。有多少君主不以道德围困天下，而想要讲求自固之术？即使文王、武王、周公、召公，我也未见其工巧。

亲近礼遇国士，交友接纳佳流。性情所滞，其欲望必定实行；心意所不在，随物回转改变。这是最弊病的事，应该慨然。到了讯问之日，虚心博尽，谨慎不要以喜怒加于人。能择善而从，美名自然归于自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夸独断之明。这是宋文帝告诫义恭前往荆州书中的话。宋文帝多有恕人之言，如慰劳孔熙先：“以你的才能，而滞留在习书省，理应有异志，乃是我辜负了你。”这也是其他君主所不能的，适宜他导致元嘉之治。佳流，指当时的名胜，但未必有干用的实才。正是君主励精图治者所简薄的，而皇帝能亲近接纳他们，大概比一般人高出一等。

译王微给江湛辞去吏部郎的辞呈，以及给王僧绰、何偃的信，虽然不宏大畅达，然而没有一点迎合世俗的习气。可惜他见识不够深远，而所确立的操守已经超越常人罢了。王微谈到诸葛孔明说：“来敏扰乱群体，超过了孔融。”孔融奇伟超逸，天下人心归附，而诸葛亮的话却这样说。大概秦汉以后，掌握权柄、身居要位的人，都有一种严苛裁制的习气，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能免。推究诸葛亮的这个意思，未必能比得上管仲、乐毅。

郑鲜之传话道：“刘裕年轻时亲近军旅，没有经过讲习学问，等到担任宰相，颇为羡慕风流雅事。汉高祖曾说：‘凭马上征战得到天下，何必从事诗书？’然而，断绝学问之后，众多士人之余，风气习惯和见闻，自然不同。”查考《王景文传》：“伯父王智，年轻时就简傲高贵，享有高名，高祖非常看重他。与刘穆之谋划讨伐刘毅，而王智也在其中。有一天，刘穆之向高祖禀报说：‘代替国家处理重大事务，您为什么竟然让王智知道？’高祖笑着说：‘这个人高洁简傲，哪里会听到这类议论？’所以我认为刘穆之的教导误导了刘裕。”

宋文帝既然杀了徐羡之等人，分别派遣大使巡视天下，当时只称赞裴松之符合奉使的道义。看他的奏文，很有剪裁意趣，依据事实来书写，必定有所考证，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州县的监司虽然已经完备列举，特别派遣使者有所观察省察，自然足以刷新当时人们的耳目，何况君主刚即位，天下没有不想听闻德政之声的呢？确实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从这里开始。往年光宗将要内禅，有人劝宰相说赦免文书应该搜访隐居在岩穴的高士，宰相脸色不悦，回答说：“这是老生常谈罢了。”有人正争论，脸色改变，我笑着解释，认为现在在客店求取差遣的人尚且不能梳理清楚，哪里有空谈论岩穴高士？所以丞相认为这是老生常谈。等到既然征求言论，而有应诏议论政事的人，不仅不能延揽接纳，反而暗中讥笑他们。那么，像宋文帝、裴松之的事情，大概是常人所共同嗤笑的。亲戚掌握权柄，能够善终的，周公之后只有东平王刘苍、慕容恪【慕容恪另论】刘苍也只是做文官罢了，而且又迅速退隐，所以兄弟之间没有嫌隙。宋文帝本来没有猜忌之心，而刘义康专权十多年，威势祸患在手，事情防备已经紧迫，产生怀疑挑起争端，导致大规模杀戮。在这个时候，大概没有用力的余地，白白使得巴陵王刘休若随之而死，可悲啊。

何承天的《安边论》，学者多遵循采用。查考沈约称：“宋人在黄河边驻守，兵力孤立援助遥远，盛衰的征兆已经显现，引发敌人的野心。又划分青州设置边境，没有防御的适宜措施，缺乏耕战的大略，倚仗敌人不来，于是没有防备。周朝和汉朝的两种策略，在宋朝顿时消亡。所以记载这篇论，认为它广博而笃实。”何承天自己也说：“和亲的事情重大，远征不可行，安边固守，这个计策为长。如果想要迁移远方靠近近处，加深修复城墙，固守边境是常法。如果编组车辆牛只，考核计算丁壮兵器，全部责成百姓，那么事情既难以遵从，对于守备的计策，也不周全普遍了。”这是前人已经实行的粗略说法，必须使用它，又应当增加推广，然后才可以。大体上谋划边疆规制敌人，策略贵在因应时势，有直接切实的实用之策，立即见效的，如晁错、侯应、扬雄、江统的说法就是这样。施行于其他日子，或许就不一样了。只如赵充国屯田，当时已经不能完全采用，而后世想要拾取他的遗说，步武跟随，已经疏远了。如果现在详细考究这个论说，那就大不相同了。古代和亲不能专一，从春秋到唐朝都是这样，而现在二百多年，又经过两姓议和，拘守不变，中外所共同认可的，稍微一改变，便导致大祸，流亡国外国家灭亡，主谋者被枭首诛杀，罪行等同于叛逆，这是第一点不同。疆场之事，一彼一此，南北互相归属，前代多有，而以前黄河东北，现在淮河汉水为限，以沟壑划分界限坚明确切，不再有犬牙交错的地形，这是第二点不同。汉文帝说和亲之后，汉朝过错不先发生，大概中国只担心匈奴背弃盟约，而现在却是他们自己执守盟誓，惧怕我们改变，声称他们的正直，归咎于他人，这是第三点不同。又承天所说的，正因为和亲不容易，所以想要治理守备的策略。如果和亲已经确定，信用如同四季更替，边城安宁，和乐万里，小小的守御，有什么用呢，过于计较私心担忧，劳苦疲弊边民，只是贻笑大方罢了。近来朝廷正举复仇之义，我深深担忧，想要先选择沿淮河汉水十个州郡，臣下牢固地做家计，州以一万家庭为率，国家大量捐出缗钱二千万，为他们建立庐舍，准备牛种，置办器仗，耕织之外，考核练习战射，计算一州有两万胜兵【通家丁得到这个数目】三四年间，家计完实，事艺精熟，二十万人声势联合，心力齐同，敌人虽然百万，不敢轻易侵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违背盟约，挑衅他们先动，趁着这个机会，河南可以收复。收复之后，在已经得到的地方，仍然做一层防御，气势壮盛志向坚定，实力足以依赖。虽然没有大战，敌人应当消缩，谋划因应力量运用，作战也没有困难。这样，那么藩篱城墙，堂奥不动了。现在敌人虽然已经恢复和议，尤其应当使用这个策略。况且春秋战国，图谋别人的国家与自守其国的人，都是数十百年，单独实行一种说法，世代坚守不改变。即使是三代以仁义治理天下，也都是这样。而后世却施行浮游尝试的计策，早晨责求晚上见效，后毁前功，所以更没有停止的地方。何况现在以水为境，山水寨忠义民兵，自备器甲之类，在承天四事中略皆施行。然而敌人曾经一到，则生聚以百万计，席卷渡江，天下骚动，究竟有什么补益。所以我认为策略贵在因应时势，取其直接切实的实用之策就可以了。

译谢灵运撰写《征郊居赋》，虽然体裁格调不高，但音韵高妙，超越了汉人的规范，前代作者反而不及他。沈约论述词赋的演变，说：“玄黄律吕，各自适合事物的需要，要使宫羽相互变化，高低起伏互相调节。如果前面有浮声，后面就必须有切响。在一简之内，音韵完全不同；在两句之中，轻重顿挫各异。”精妙地通达这一法则，才可以谈论文章。我观察诗人的音节，没有不顺畅的，到了《离骚》才开始逆转。《离骚》的体式流行之后，诗人顺畅的风格便无法再自我约束，此后声音越发浮泛，节奏越发急促。千百年来，天下人纷纷效仿，穷尽巧思妙技，却与义理毫不相干。那些才能高的人，不过凭借气力振作张扬，暂时被称为雄杰。而沈约说，自从屈原以来，这个秘密未曾被人发现，实在令人叹息。

建立国家的道理，与兴起王业的道理都各不相同。至于开启谏言导致安宁，堵塞言路招致祸患，这本来就是前代君王共同的准则，后代君主共同的法则。秦朝和殷商的败亡，是因为言语杀戮、讽刺亡国；周朝和汉朝的兴盛，是因为诽谤上升、箴言显扬。建平王刘弘献上了语议。东晋南朝的文章，雕琢浮靡而没有实质，像这样几十个字简洁明了，却概括切中义理，本来对文章没有妨害。

刘璡为建平王刘景素申冤的书信，叙事博雅，引证义理切近，可以追及汉人的余风。虽然间或有雕琢刻画的痕迹，但也很少。与齐梁之间一时豪放的人相比，远远超出同类，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刘璡和他的哥哥刘瓛都是儒者，并不以文采闻名。颜延之的《五君咏》是因为怨恨愤懑被排挤到外地而作的。《柏舟》《简兮》《君子阳阳》《丘中有麻》等诗，如果当时的人都这样写，那又有什么可贵呢？高尚之人的思绪，超脱世俗的音韵，尚且被指责为偏颇，何况像这样的后人，不必去模仿。欲望，是性情的烦浊，气息的蒸腾，虽然人生来就有。但生命的德行，就像火中含有烟，桂树中藏着虫蛀。所以性情明达的人欲望简单，嗜好繁多的人气息昏沉。文士先前称颂潘岳、陆机，后来称颂颜延之、谢灵运，而颜延之颇为存留理义，不只是因为文采。《庭诰》杂言，汇集撮合成为篇章，却烦冗累赘难以阅读。顾觊之担任山阴令，致力于简约政绩修明，在世上著名。后世三万户的大县极多，但宋朝唯独以山阴最为繁剧。他说：“昼夜不得休息，事情还是不能办好”，这确实是古今共同的忧患。至于用简约治理繁杂，整天垂帘，门阶闲静寂寥，只有顾觊之能做到。世上那些让身体拖累事务的人，不只是庸人污吏如此，那些以政绩自喜的人，往往也是如此。蔡兴宗竟然认为顾觊之的风节过于峻急，难道是他谦虚吗？还是蔡兴宗还有自我保全的打算呢？

顾觊之曾经说，秉受天命有定数，不是智力所能改变的，只应当恭敬自身坚守正道，相信天命顺应时运。而愚昧的人不通达，妄图侥幸，白白损害雅正之道，与得失无关。于是他把这个意思，命令弟子刘愿撰写《定命论》。这篇论著杂乱驳杂没有可观之处，不如这几十句话。说到命运的问题，措辞不得当，即使是圣人也觉得困难。顾觊之执着于命运是实物，所以话说得越多越滞涩。

刘道产在雍州，有恩惠教化，远方的蛮族全部归附，沿着沔水居住，所以当时有襄阳乐的民谣。刘道产死后，群蛮大举作乱，柳元景、宗悫、沈庆之穷尽兵力攻取他们，才勉强攻克。如果用后世的议论，那么刘道产就是姑息养寇，遗留祸患给后人，这才是大罪，不能享有良吏的称号。沈庆之认为，前后讨伐蛮族，都在山下安营，蛮族得以凭借山势作为阻碍，箭石有用，于是砍山开道，不与蛮族交战，鼓噪上山，冲击他们的腹心，在山中连营，开门相通，在内部挖池，以防备蛮族的火攻，最终因此困住蛮族。恐怕后人未必采用。我曾经议论，运用智谋没有勇气不能成功，世上固然有有勇气却因没有智谋而失败的，没有有智谋却因没有勇气而成功的。后世智谋短缺，每件事都受挫受辱，正是由于胆力长久丧失，不再生发罢了。

颜师伯任用寒人张奇，东晋南朝以此为口实，君主不能用道来驾驭臣下，却与他们争夺职事，以此作为收揽威权的手段。自从韩昭侯、汉武帝、汉宣帝这类人，尚且不能禁止，何况宋孝武帝昏庸的德行呢？学士大夫每当在商讨世事时，无不推卸责任，像魏征、陆贽那样，才应当免除罪责。

周朗所说的虽然未尽符合当世事务，但君主如果真的想要谈论治理，必定由此入门。这肯定不是出自庸人之口，不能说江东没有人。王吉只是泛指大概，尚且遭到废弃。周朗触犯冒犯太多，理应不免一死，实在令人叹息。沈怀文持论公正平和，也一同丧命。士君子身处世间，该怎么办才好？晏子、叔向只是侥幸罢了。

宋明帝杀害吴喜的手诏有二百四十多道，称他能率领数十人，降服群贼三百人，平定十郡，妄自窃取美名，声威传遍天下。暗中怀有奸恶，没有人知道。我寿命百年，世间没有吴喜，有什么亏损？疾病不治疗，天下难道可以靠吴喜一个人来治理吗？譬如药饵，瘦弱寒冷依靠散热发动，去除坚硬难道还记得最初的病患，不计算日后的损害。宋人的诏令多有此类，可谓瑕不掩瑜。杀人以求自生。从前楚子囊谥号为共，孔子说楚昭王懂得大道。大概自古君王能懂得君道的很少，而存亡长短更看其力量的如何，不以道的有无作为判断。这尤其令人叹息。

刘勔投降寿阳，约定三军不得妄动。城内的士民，秋毫无损。百姓感激喜悦，都说死而复生。活着时为他立碑，不只是东晋南朝才有这一件事，史籍中自然少见。道理虽然具备，关键需要人来理解，然后道义才能施行。看刘勔条答邓元友的事，他自得土地的人多而防备他们，如果不惋惜他遭遇时势愈下，不能置于羊祜、陆抗之中。

译袁粲自我评价很高，不拘泥于世俗事务，他最终能够树立节操，本来就是这样。既然已经把权力委托给前人，却又想在后来做出不同的举动，自然没有成功的道理，这是清谈高论误导了他。

龚颖是蜀地的辟除官吏，保全节操，所以将近九年没有改变；郭原平是越地的乡下人，笃守德行，侍奉父母三代没有改变。

从晋宋以前，上溯到尧舜时代，做官没有固定的任期，只是不为民着想的人，更替频繁罢了。所以沈约说：“宋文帝规定守宰以六年为限，虽然终身不调动，也不如从前，但百姓有所依托，官吏没有苟且求利。”只是说不是六年不能离职，也没有说到了六年就必须代替。然而当时像颜延之，就已经被免职代替了。后来就称三年为一个小满，而后世将其定为更替的法度。甚至前任还没上任，后任已经任命，甚至两三个人想要防备他，几乎达到五六个。即使有志向的君主想要为民着想，无能的人既不可控制，而善于任职的人想要久留却不可得。古今的变化如此，令人畏惧。

王镇之是王氏衣冠世家，担任广州刺史，萧然没有经营什么，离任之日，和刚来时一样，能做到这样自然应当如此。杜慧度、朱戴逵，人文武兼备，清节皎然，值得崇尚。

陶潜死于元嘉四年，所以《宋书》称他年轻时轻视官职，不讲究去留的踪迹，自认为曾祖父是晋朝的宰辅，耻于在后代屈身任职，自从高祖王业逐渐兴盛，不再肯做官。他所写的文章，都题上年月，义熙以前则书写晋朝年号，永初以来只写甲子。所载应当符合事实，而《晋书》不采纳，他们认为是隐士对于存亡的大义无关，所以吗？

沈约《恩幸序》称魏朝设立九品，大概是论人才优劣，不是为了世族高卑。岁月变迁讹误，这种风气逐渐笃实，凡是衣冠士族，没有不是二品的。从此以后，就形成了卑庶。周汉的道理，是用智慧役使愚昧，台隶参差，用来形成等级。魏晋以来，是用尊贵役使卑贱，士庶的类别，明显有区别。自从刘毅、卫瓘、李重论述中正，到沈约已经说尽了。这是魏晋、江左的大事。不然，那么戴法兴、徐爰、阮佃夫等人，都是士大夫的选拔，怎么能还称为恩幸呢？魏太武帝说：“他们常常希望和我交战，我也不痴，又不是苻坚和他们交战。白天就派遣骑兵围绕，晚上就离开他们百里住宿。又说吴人只有斫营的技艺，我也知道他们的情报，离开他们百里住宿。他们军队三里安设巡逻，使首尾相连，招募人不到五十里，天自然明亮就离开。这招募的人头，怎么能不输给我？”斫营是江南的长处；大战是北人的畏惧。所以魏太武帝声称要渡江而已，他的计谋正在虏掠残害罢了。夷狄的情态，古今一致，而后世智虑变化，既不知道斫营，尤其畏惧大战。不论士大夫，即使是将领，都不能谈论兵法，所以敌人累数百年，陆梁无所畏惧。真是天地间的异事。沈约为《索虏传》记载事情精实，与中国利害相接，了然若身临其时，班固《匈奴传》不能及。

西南夷诃罗陁、呵罗单、姿达子、师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都和佛书在中国流行的没有不同。大概是魏晋以前没有的。那么现在释氏的各种书，是他们国家习俗的常文，中国人不懂，转相崇尚，认为是经典罢了。微言妙义，以及鬼神的贯通，确实没有区别夷夏。然而他们可以施加于我，而我不能用来革除他们。其深浅的不同，雅俗的不合，孟子所说的“未闻变于夷”就是这种情况。司马迁、班固相继，作各种志，保存上古，大意在汉朝事情，还多有缺略。后汉就失去次序，到沈约撰写《宋书》，粗略完整实在，而事情多意义少。后来就成为防备要点了。然而具备一代的故实，使后人自己选择体裁，也只应当如此。每见学者在《史记》、汉、唐之外，往往忽略，既落入熟套，又统纪不全，极失典学的意义。按孔子从唐虞到鲁《春秋》，没有不论述的，距离孔子去世才两年，难道认为广博？正谓学习的次第应当如此。学者不知道，就多异说，违背本意了。

习学记言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三十二宋叶适撰《南史》

齐书

按汉魏末年，都是因为君主软弱不能主断，被强臣劫取。到宋朝，不是专门从晋朝夺取，稍微没有惭愧。我已经论述过了。及其后世，三次遇到淫虐，营阳被废，早死毒未加于人，如果放纵其恶，不是桓灵所能抵挡的。前废帝殒首，虽然授给湘东，而子房子顼，祸遍天下。萧道成才能不是雄特，仕于乱世，惧怕不得好死，密有狂心，几乎与王莽、董卓、曹操、司马懿一类不同。如果有桀纣的暴虐，以杀人为能，德如汤武，就说为天下诛之。如果不是那样的人，姑且用来自救，取位如萧道成这样。何况休若、景素，已经再次夺取，还不知道恐惧，好杀更加炽盛，凶穷虐极，不可复存。这就是萧氏的篡位，虽然义所不许，而势有所必至。但其父子智识凡猥，曾无毫发为民请命的念头，放饭于大物流，啜于高位【武帝对豫章王嶷说：“今夜行无使，为尉司所呵。”嶷说：“封畿之内，皆属臣州，愿陛下不赐过虑。”上大笑】促亡之象，近在目前，而其臣方为之称奇，数瑞，封树枯骨，陈说蛟蛇，以神怪之。呜呼，自司马迁以来，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