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五 宋 叶适 撰
大禹谟臯陶谟益稷
禹、益言为治道之首，其言至后臣克艰而止，不可以有进矣。曰勤俭，曰不满，假曰不矜伐，皆艰类也。世稍降而徳衰，艰逸之论始参。至孔子乃复正之，曰：“为君难，为臣不易。”
防矩凖绳，必先立而以身奉之，故法度不可失也。人心，众人之同心也，所以就利逺害，能成养生送死之事也。是心也可以成，而不可以安，能使之安者，道心也。利害生死不胶于中者也。
舜、禹之徳，不称其兵也。必反兵而有苖，服也。
知人无法，而知徳有法。岂惟知徳有法，而教徳有方也？天徳虽偏，必以人徳补之。天徳非异，能补之以人，则皆异能也。合而听之，天下之材不可胜尽也。故教徳而多材，禹、汤、文王皆用之。若后世治偏，尽性必至于圣而后用者，非臯陶法也，枉其材，弃其徳者也。
丹朱傲虐之戒，元首股肱之歌，君臣克艰之验也。
禹贡五子之歌甘誓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呉人之习于水事者，谓呉松江、青龙江、扬子江也。水自震泽入呉松江而入于海，最近；自诸湖▯而入青龙江入于海，次之；自诸泾浦港而入江阴扬子江入于海，又次之。江得其入，则泽得其潴，故言底定也。所谓导漾为北江，导江为中江者，亦扬州境然是二而非三，不可以意足之也。
愚夫愚妇一能胜予，禹以民为可畏，若是中不害，李斯所谓命，又曰桎梏，若尧禹然者也。
舜、臯陶之歌，歌也；五子之歌，亦歌也。风、雅、骚人之义，具焉。其正与变，未之敢论。
甘誓以自治为命而已。▯征则言克爱是劝杀也。师之繇曰：「师出以律。」
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咸有一徳。
强其国人以伐共主，功成而有慙徳，汤何为而然也？舜禹贵民之甚，以君为轻，汤不敢违故也。虽然，世道一变矣。
古者君人无威，桀始作威。威作而徳灭矣。汤用▯牡请命，为灭徳也。伊尹弗狎于弗顺，为不徳也。徳之为言，伊尹曰一也。得其所以一事，虽无常，必协必主，而尧舜不难至也。失其所以一事，虽有常，必二必三，而桀纣不难至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簒也。」问者徒以君不可放，孟子曷为而遽簒之？伊尹知复其君于徳而已，奚顾其他？惜乎孟子之答粗也，是絶天下以无伊尹也。
盘庚説命，髙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盘庚五迁，民咨胥怨，话而告之前后，谆复其辞切近，皆酬对臣庶之常语，众人所可识，非有文采义理以震耀之也。周诰亦同，而韩愈乃以为佶屈聱牙，若难知难解，何也？当更熟考。
汤以有夏昏徳，民坠涂炭，故聿求元圣髙宗。恐徳弗类，不足正四方，故梦赉良弼。古者君求臣，非臣求君也。木从绳则正，绳所不合者削之而已。然则后之从谏，不曰委曲讽之，先从而后弼也。
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乱民。傅説亦知位不在逸，禹、益之论于时未息也。髙宗使説交脩，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舜之遗意盖犹存焉。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諌而死。各正其义，所以自献于先王也。不曰「我必能存商，我必不事周」者，纣得罪于民，先王所不赦也。
泰誓牧誓武成
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戊午，师渡孟津。书惟十有三年春，大防于孟津。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时厥明，王乃大巡六师。牧誓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五篇始末，最为明备。序所谓十一年伐殷者，书所谓以庶邦冡君观政于商，受罔有悛心，牺牲粢盛既于，防盗与微子相应，三仁之自靖，在观政于商之后，大会孟津之前，此书之可信者也。或言文王受命称元年，九年而崩，武王不称元年，通数为十一年。虽云九年，大统未集，而称元不称元，书所不载，不可信也。
武成》序称：「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不专，谓命诸侯。细观编简，无错乱不可移易。」
洪范旅▯金縢大诰
箕子言天不以洪范九畴畀鲧，而以锡禹。其词甚敬而严，后世之传固妄矣。然古人之所崇畏者，必有故也。文武起小国，为天下所归。夏商之世，传先圣之治法，宜未能尽知。此武王之所为访，箕子之所为告也。
译《大禹谟》《皋陶谟》《益稷》
禹和益所说的治理国家的根本，其言论直到“臣子能够克服困难”为止，不能再有进益了。所谓勤俭，所谓不满足，假使说不自夸，都属于“艰”这一类。世道稍降而德行衰微，关于艰难与安逸的议论才开始参杂。到了孔子才重新纠正它，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
法度准则，必须先确立并亲身奉行，所以法度不可丧失。人心，是众人的同心，因此能够趋利避害，能够完成养生送死的事情。这种心可以成就事业，却不可以安定，能使它安定的，是道心。道心是不被利害生死所固着于内心的。
舜和禹的德行，不称颂他们的武力。必定是反过来用武力而征服三苗，才算是服了。
了解人没有固定的方法，而了解德行却有方法。岂止是了解德行有方法，教导德行也有方法呢？天德虽然偏颇，必定用人德来弥补它。天德并非奇异，能够用人来弥补它，就都是奇异的能力了。合起来听取，天下的才能不可穷尽。所以教导德行而人才众多，禹、汤、文王都使用了他们。如果后世治理偏颇，一定要尽性达到圣人境界才使用，这不是皋陶的方法，而是歪曲了人才，抛弃了德行。
丹朱傲慢暴虐的警戒，元首股肱的诗歌，是君臣共同克服困难的验证。
《禹贡》《五子之歌》《甘誓》
三江已经流入，震泽才安定。吴地熟悉水事的人，说吴松江、青龙江、扬子江。水从震泽流入吴松江再入海，最近；从诸湖汇入青龙江入海，次之；从诸泾浦港流入江阴扬子江入海，又次之。江得到了入海口，泽就得到了蓄积，所以说安定。所谓疏导漾水作为北江，疏导江水作为中江，也是在扬州境内，但是这是二江而不是三江，不可以凭主观臆想去凑足数目。
愚夫愚妇一旦能够胜过我，禹认为民众是可怕的，如果是这样，心中没有妨害，李斯所说的命运，又说桎梏，就像尧和禹那样的人。
舜和皋陶的歌，是歌；五子的歌，也是歌。《风》《雅》《骚》人的义理，都具备在其中。它们的正与变，不敢妄加议论。
《甘誓》以自我治理作为命令罢了。《胤征》则说“克爱”是劝杀。军队出征时说：“军队出征要依据纪律。”
《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都具有一德。
强迫他的国人去讨伐共主，功成之后而有惭愧的德行，汤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舜和禹极其重视民众，认为君主较轻，汤不敢违背这个缘故。虽然如此，世道已经改变了。
古代君主没有威严，桀才开始树立威严。威严树立而德行就灭亡了。汤用玄牡请求天命，是为了消灭德行。伊尹不亲近不顺从的人，是为了不德。德的含义，伊尹说是一。得到用来专一的方法，虽然没有常道，必定协调必定主导，而尧舜不难达到。失去用来专一的方法，虽然有常道，必定分裂必定多变，而桀纣不难达到。
孟子说：“有伊尹的志向就可以，没有伊尹的志向就是篡位。”提问者只认为君主不可放逐，孟子为什么就说是篡位呢？伊尹知道恢复君主的德行罢了，哪里顾及其他？可惜孟子的回答太粗疏了，这是断绝天下人成为伊尹的可能。
《盘庚》《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盘庚五次迁都，民众叹息互相怨恨，说话告诉前后，反复言辞切近，都是应对臣民百姓的常语，众人所能理解的，不是有文采义理来震慑炫耀的。《周诰》也相同，而韩愈却认为佶屈聱牙，好像难知难解，为什么呢？应当更加仔细考察。
汤因为夏朝昏乱德行，民众坠入涂炭，所以寻求元圣高宗。恐怕德行不相类，不足以匡正四方，所以梦见赐予良辅。古代君主寻求臣子，不是臣子寻求君主。木材顺着墨线就端正，墨线所不合的就削去罢了。那么后来听从劝谏，不是说委婉讽谏，先顺从而后辅佐。
树立君主，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只是安逸享乐，而是以扰乱民众。傅说也知道职位不在安逸，禹、益的议论在当时还没有停止。高宗让傅说交互修治，我没有抛弃，我只能够推行你的训诫，舜的遗意大概还留存着。
微子离开他，箕子做他的奴仆，比干劝谏而死。各自端正其义，以此来奉献给先王。不说“我必定能保存商朝，我必定不侍奉周朝”，是因为纣王得罪了民众，先王所不赦免的。
《泰誓》《牧誓》《武成》
《泰誓》序言说十一年，武王讨伐殷，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书》说十三年春，在孟津大会。戊午日，王驻扎在河北。当时天亮，王于是大巡六师。《牧誓》甲子日，天将亮，王早晨到达商郊牧野。《武成》四月月初光明，王从商回来。五篇始末，最为明白完备。序所谓十一年伐殷，书所谓以庶邦冡君观政于商，受罔有悛心，牺牲粢盛既于，防盗与微子相应，三仁的自靖，在观政于商之后，大会孟津之前，此书之可信者也。有人说文王受命称元年，九年而崩，武王不称元年，通数为十一年。虽然说是九年，大统未集，而称元不称元，书所不载，不可信也。
《武成》序称：“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不专，谓命诸侯。细观编简，无错乱不可移易。”
《洪范》《旅獒》《金縢》《大诰》
箕子说天不把洪范九畴赐予鲧，而赐给禹。他的言辞非常恭敬而严肃，后世的传说固然妄诞。然而古人所崇畏的，必定有缘故。文武起于小国，为天下所归。夏商之世，传承先圣的治法，适宜未能尽知。这是武王之所以访问，箕子之所以告知的原因。
余于皇极而叹，古人之道至是散矣。五子述禹所传之训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而皇极言：“淫朋比徳，则民有罪焉；下无好徳，而上之福则不锡焉。”王义王路，以我为正，而民之情不敢自任焉。岂待于民者已狭，而出于君者已不可忤矣？犹曰未至于虐而已。然则夏商之季，俗壊民薄，而尧舜禹汤之道已不可复反乎？臯陶曰：“天聦明，自我民聦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箕子之言，无乃异是欤？盖亦有不得已者欤？然则成康之后，遂为杂霸，不复古人之万一者，其兆见矣。
九畴于古无见也。禹称九功，或庶几近之。
虞夏商书之言徳，必自厚而民服。箕子叙三徳，乃视世厚薄而称吾徳以乂之，非古人意也。
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已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臣，尚安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谓：“惟辟作威，臣无作。”得非商之末世，权强陵上之俗已成？纣虽肆其暴，而威柄已失矣，故其言如此。然而武王、周公亦未果用也。其后周衰，秦、汉乃卒用之。
箕子言皇极三徳，即尧舜禹臯陶言知人官人也。舜尝论股肱耳目，将一委于臣，而庶顽防説，既先为法以待之，盖近于箕子之论，故禹以为疑，而丹朱之戒进焉。禹以知人官人为难，臯陶独言九徳咸事，则人材无非可用者，而孔壬殄行不治，自销矣。盖人君敬己之徳教，多材而官使之，百世不变之道也。皇极虽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党偏已扇，虚伪已张，亷耻已丧，欲救于末流甚难。至于臣自为威福玉食，则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逾。君徳日衰，臣节日壊，是使帝王之道，非降为刑名法术弗止矣。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徳欲过于汤矣。而武庚不服，管、蔡和之，乃为家祸。故周公居东，大诰作于外，鸱鸮赋于中也。
康诰酒诰梓材召诰
纣以力征诸侯，斥大王土，几为秦矣。武王诛纣，复立武庚，与之尽其故地。武庚弗从，而灭。周公然后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后世谓犬牙相制为磐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防也。
明徳反之，言无逸也；慎罚反之，言恶杀也。自人道言之，其性分也；自君道言之，其职业也。
酣歌恒舞，禹汤有训矣。盖国亡而其民以为戒也。纣之庶羣自酒，嗟乎！甚哉，国亡而其民犹以为俗也。
商之贵家旧族，终顽不率，周公方为之营洛迁，以自近而化诲之。召公因是又戒成王，疾敬徳，盖与禹、益同意矣。不随世变而迁，惟圣贤能之。
洛诰多士无逸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盖特纪其摄也。自师保相成王后，又别纪。
禹言克艰为圣君也，周公言无逸为中君也。艰非逸之对也，以艰先之，以逸戒之，以夀诱之，以天惧之，多门禁之，多涂诱之。矻矻乎治道之艰进也。
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
召公不説，无异故，不欲为相而已。周公留之，无私説，使后世知成王之时为有臣，如古人之时也。无是臣，则无是治，周公之所畏也。
武庚弗顺可也，四国多方，胡为而迪屡不静乎？以是知纣之存亡，为世道之大变矣。周公虽尽心力以行王道，而自是以后，圣人之治终不复作，乃世变之当然，不可不知也。
有夏既迪，知九徳之行，而周公戒立政，则必用吉士。又曰：“常人，又专以庶狱为重，中罚为冝。”岂臯陶之法至是而有所改欤？虽然，臯陶之法不可改也。吉士、常人失其用，则乡原出矣。
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
周官官制与《尧典》畧同，而命官之意与《立政》异，恐是时治道已成，易于训饬，若浅者然，当考。
君薨，世子谅阴不言，委政冡宰，免丧而后即阼，古人之逹礼也。成王当弥留之际，被冕凭几，以其子托诸臣，召公及羣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报诰之，何忽以位为重，而为是衰末之举欤？呜呼！纣、武庚之时，变故烦矣，管、蔡流言，成王疑虑，道将丧矣。周、召恐惧，师保恊心，卒能复成王于徳。于是疾病矣，洮颒自力，大延羣臣，还以周、召训已者而训之，是可谓难矣。是故召毕变礼，传命于康，仪物粲然，四方风动，为斯道之在也。位何足言哉？天下大器也，圣贤厚积也，所以富是道而出之也。刑、政权势、威力，皆道徳之弃余也。如其不然，而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则仲尼之徒何述焉？
译我在《皇极》篇中感叹，古人的大道到这时已经散失了。《五子之歌》叙述大禹所传下的训诫说：“我面对亿万民众，敬畏得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而《皇极》篇却说：“亲近邪恶之人，结党营私，那么民众就会犯罪；下面没有崇尚德行的人，那么上面的福气就不会赐下。”君王以正道为准则，以我为正，而民众的本性不敢自行承担责任。难道是对民众的要求已经太狭隘，而来自君主的意志已经不可违抗了吗？还说是没有达到暴虐的地步罢了。那么夏朝和商朝末年，风俗败坏，民心淡薄，尧、舜、禹、汤的大道已经无法再恢复了吗？皋陶曾说：“上天的明察，来自民众的明察；上天的威严，来自民众的威严。”箕子的言论，难道不是与此相异吗？大概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吧？那么成王、康王之后，逐渐沦为杂霸之道，连古人的万分之一都达不到，其征兆已经显现了。
九畴在古代没有见过。大禹称颂九功，或许差不多接近了。
虞、夏、商三代典籍中论及德行，必定是自身敦厚而民众信服。箕子叙述三种德行，却是看世风的厚薄来称述我的德行以治理它，这不符合古人的本意。
古时候告诫君主不要自作福威、享用美食，必定要克制自己以恩惠下属，恭敬自身以敦厚风俗。何况是臣子，哪里还有自作福威、享用美食的人呢？箕子说：“只有君主可以作威，臣子不可以。”莫非商朝末年，权臣强横、凌驾君上的风气已经形成？纣王虽然肆意暴虐，但威权的柄柄已经丧失，所以他的言论如此。然而武王、周公也没有完全采用这种说法。后来周朝衰微，秦、汉最终采用了这种做法。
箕子所说的皇极三德，就是尧、舜、禹、皋陶所说的知人善任。舜曾经论述股肱耳目之臣，打算全部委托给臣下，而顽劣之人容易迷惑，事先制定法律来应对他们，这接近于箕子的论述，所以大禹对此表示怀疑，而丹朱的告诫也就进献了。大禹认为知人善任很难，皋陶却只说九德都能任职，那么人才没有不可用的，而奸邪之人自然消亡了。这是君主恭敬自身的德行教化，多用人才并任用他们，是百世不变的大道。《皇极》虽然设立许多善意来对待臣下，但偏私的党争已经煽动，虚伪的风气已经张扬，廉耻已经丧失，想要挽救末流的弊病非常困难。至于臣子自作威福、享用美食，那么不施以大刑就无法治理，不设严密的防范就一定会逾越。君主的德行日益衰微，臣子的节操日益败坏，这使得帝王的大道，不降格为刑名法术就无法止息了。可悲啊。
武王用商地封给武庚，不私占那块土地，德行想要超过成汤。但武庚不服从，管叔、蔡叔附和，于是酿成家祸。所以周公东征，在外部作《大诰》，在内部作《鸱鸮》。
康诰 酒诰 梓材 召诰
纣王以武力征伐诸侯，排斥太王的土地，几乎像秦国那样。武王诛杀纣王，又立武庚，把原来的土地全部给他。武庚不服从，于是被灭。周公然后依次分封，同姓诸侯居多。后世认为犬牙交错相互制约是磐石般的宗族。如果各自守着自己的天下，这不是根本的防范。
明德反过来，是说不要安逸；慎罚反过来，是说厌恶杀戮。从人道来说，这是人的本性；从君道来说，这是君主的职责。
酣饮高歌、常舞不休，禹、汤已有训诫了。大概国家灭亡而民众以此为戒。纣王的众臣因酒而亡，唉！太严重了，国家灭亡而民众还以此为习俗。
商朝的贵族旧族，始终顽固不化，周公正为他们营建洛邑并迁移他们，以便就近教化他们。召公因此又告诫成王，要疾速敬重德行，大概与禹、益的意思相同。不随世风变化而改变，只有圣贤能做到。
洛诰 多士 无逸
只有周公大力保佑文武，受命只有七年。大概特别记载他摄政的事。自从师保辅佐成王之后，又另外记载。
禹说能艰难是圣君，周公说无逸是中君。艰难不是安逸的对立面，以艰难为先，以安逸为戒，以长寿为诱，以天威为惧，以多门为禁，以多途为诱。勤勉地推进治道的艰难啊。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召公不高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想做宰相罢了。周公挽留他，没有私下的喜悦，让后世知道成王时代有贤臣，如同古人时代一样。没有这样的臣子，就没有这样的治理，这是周公所畏惧的。
武庚不顺从是可以的，四方多国，为什么屡次不安静呢？由此可知纣王的存亡，是世道的大变。周公虽然尽心竭力实行王道，但从此以后，圣人的治理终究不再出现，这是世变当然的结果，不可不知道。
夏朝既已引导，知道九德的施行，而周公告诫立政，必定要用吉士。又说：“常人，又专门以庶狱为重，中罚为宜。”难道皋陶的法律到这时有所改变吗？虽然如此，皋陶的法律不可改变。吉士、常人失去作用，那么乡愿就出现了。
周官 君陈 顾命 康王之诰
周官的官制与《尧典》大致相同，而任命官员的意思与《立政》不同，恐怕是那时治道已成，容易训诫，显得浅显，应当考证。
君主去世，世子居丧不言，把政事委托给冢宰，除丧后才即位，这是古人的通达之礼。成王在弥留之际，戴着冕冠靠着几案，把他的儿子托付给群臣，召公及群公悲痛致意而奉行。康王又让康王回报诰命，为什么突然以地位为重，而做出这种衰微末世的举动呢？唉！纣王、武庚之时，变故繁多，管叔、蔡叔流言，成王疑虑，大道将要丧失。周公、召公恐惧，师保同心协力，最终能使成王恢复德行。于是病重了，洗漱自力，大召群臣，把周公、召公训导自己的话训导他，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所以召公、毕公改变礼仪，传命给康王，仪物鲜明，四方风动，是因为大道还在。地位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天下是大器，圣贤是厚积，所以丰富大道而输出它。刑罚、权力、权势、威力，都是道德的弃余。如果不这样，而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那么孔子的门徒为什么要述说呢？
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陈矣。然而人材日陋也，世变日下也，皆依势、倚法之类也。
毕命君牙冏命吕刑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为畏，非畏其顽，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纪而后能化者，待之以道而不以刑故也。观《毕命》，而成康之道备矣。后世责道化于旦暮，孟子谓惟此时为然，恐更当考。
祁寒暑雨，小民之所痛也。文武周公所以尽其心而保之也。穆王虽以为艰，然厌薄形矣。信是道之衰也。按《吕刑》言，苗民始为劓、刵、防、黥之刑。皇帝报虐以威，疑肉刑非治世所为。五帝皆圣人，安得因乱国之淫刑而不改也？舜以流宥五刑，臯陶天讨有罪，五刑五用。然则五刑之名，古矣，非始于苗也。
吕刑为赎而作，虽大辟皆赦，后世但有官荫减之法【唐有加役流】当议。
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东周命诰，间见于左氏。自幽厉治道缺，王命逹于诸侯，大抵礼锡之常文也。若詹桓伯之辞，一二而已。王子朝则又甚矣。鲁初封有难，伯禽本以武竞，谓后世浸微，殆非周公语。
陈悔过之意，誓于其臣，而以受责如流，为羣言之首。虽在乱世，是心足以王矣。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于书见之。孔氏索焉，不可不考。书称：“若稽古”，四人言：“大哉尧之为君也！舜有天下而不与焉。禹，吾无间然矣。”子夏曰：“舜举臯陶，不仁者逺矣。”故考徳者，必先四人，其次汤伊尹，又次文武周公，世有差降，徳有出入，时有难易，道有屈伸。孔氏以是为学之统绪，孟子所谓“闻而知，见而知”者也。近世之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洄洑失次。以今疑古，以后凖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而臯陶伊尹所造，忽而不思。意悟难守，力践非实。凡此类，当于书求之。
习学记言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六 宋 叶适 撰
诗序周南召南至豳
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专溺旧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诗意。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説，失诗意愈多矣。
大序所发明，既为决定之词，学者据依然以诗考之，精粗表里，失源流矣。
论风雅者，必明正变，尚矣夫！自上正下为正，固也。上失其道，则自下而正上矣。自下正上，虽变亦正也。小序谓政教失而变风发乎情，审如其言，则是不足以自正，岂能正人哉？今之所存者，取其感激陈义而能正人，非谓怨愤妄发而不能自正也。舜、臯陶赓歌，风之正也。五子述禹戒而作歌，得为变乎？
史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篇。孔安国亦言删《诗》为三百篇。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又《论语》称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余于《尚书》既辨百篇非出于孔氏，复疑《诗》不因孔氏而后删，非故异于诸儒也。盖将推孔氏之学于古圣贤者求之，视后世之学自孔氏而始者，则为有间，亦次第之义当然尔。
诗序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
雅为朝廷礼乐政事而作。今考《南陔》《白华》《何人斯》《蓼莪》《无将大车》《都人士》《采緑》《緜蛮》往往其人自言一身及一家之事，不必关朝廷。盖雅者，周人所为，诗亦下兼风土，如《豳人》之风，固上兼朝廷也。
自有生民，则有诗矣。而周诗独传者，周人以为教也。诗一也，周之所传者可得而言也，上世之所不传者不可得而言也。
诗，周南关雎以下，召南鹊巢以下。
逑匹性也，必求其匹。是徳者以逑之，未得则辗转反侧而不已。既得则钟鼓琴瑟以友乐之。非欲也，以为人道之始。非得是人，则不可也。
地物之所产，取之则知时；己力之所成，服之则不厌也。非其地物也，非其己力也。后之有贵于后妃者也。后妃有徳，有本，有志，有樛木之乐，有芣苢之美。故其効为螽斯，为桃夭，为兔罝之武夫，则胡为亦归之后妃也？治世必始于家，道正而终于人材多也。
译不要依仗权势来树立威势，不要倚靠法律来削减（他人的利益）。周成王知道如何命令君陈了。然而人才日益浅陋，世道日益衰败，都是依仗权势、倚靠法律这类做法造成的。
《毕命》《君牙》《冏命》《吕刑》
成王、康王两代，都以商朝遗民为担忧，不是畏惧他们顽固，而是担忧自己不能教化他们。经过三代之后才能教化他们，是因为用正道对待他们而不使用刑罚的缘故。观察《毕命》，成王、康王的治国之道就完备了。后世要求在早晚之间就实现道德教化，孟子说只有那个时代才是这样，恐怕更应当加以考证。
严寒酷暑，是小民所痛恨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之所以竭尽心力来保护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周穆王虽然认为这很艰难，但已经表现出厌弃和轻视的态度了。确实这是正道衰微的表现。查考《吕刑》说，苗民开始使用劓、刵、防、黥这些刑罚。黄帝用威严来报复暴虐，怀疑肉刑不是太平盛世所采用的。五帝都是圣人，怎么会因为乱国的淫刑而不加以改正呢？舜用流放宽恕五刑，皋陶奉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五种用法。那么五刑的名称，古代就有了，并非始于苗民。
《吕刑》是为了赎罪而制定的，即使是死刑都赦免，后世只有官员荫庇减刑的法律【唐朝有增加劳役流放的刑罚】应当讨论。
《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东周时期的命令诰书，偶尔在《左传》中出现。自从周幽王、周厉王治国之道缺失，王命传达给诸侯，大体上是礼仪赏赐的常规文书。像詹桓伯那样的言辞，一两次而已。王子朝则更加过分了。鲁国初封时有困难，伯禽本来以武力争竞，说后世逐渐衰微，大概不是周公的话。
陈述悔过的心意，向臣下发誓，而以接受责备如流水般顺畅，作为群言之首。虽然在乱世，这种心志足以称王了。天有恒常的道，地有恒常的事，人有恒常的心，在《尚书》中可以看到。孔子探寻这些，不可不加以考证。《尚书》说：“若稽古”，四个人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舜拥有天下却不占有。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子夏说：“舜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所以考察德行的人，必须先考察这四个人，其次是商汤和伊尹，再次是文王、武王和周公，时代有高低差别，德行有出入，时势有难易，道义有屈伸。孔子以此作为学问的统绪，孟子所说的“闻而知，见而知”就是指的这个。近世的学问，虽然都说出于经典，但是泛杂没有统绪，回旋失序。用今人怀疑古人，用后世标准衡量前代，尊崇舜和文王，却不知道尧和禹；用曾子、子思来裁断众理，而皋陶、伊尹所创立的，忽视而不思考。意会难以坚守，力行并非真实。凡是这类问题，应当在《尚书》中寻求答案。
《习学记言》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六 宋 叶适 撰
《诗序》周南、召南至豳
作诗的人必定有所指，所以编集诗歌的人必定有所归属。没有归属，就无法以诗为诗了。其余随着文辞阐发，或者记录本事，或者解释诗意，都在秦汉之前。虽然深浅不能全都恰当，读诗的人根据那个时代来考证，根据义理来判断，只遵循这个就可以了。专门沉溺于旧文，从而推演，固然不能得到诗意。想要完全去掉本来的序，自己为之解说，失去诗意就更多了。
大序所阐明的，既然是决定性的言辞，学者依据它来用诗考证，精粗表里，就失去了源流了。
论述风雅的人，必定明白正变，崇尚很久了！从上正下为正，固然如此。上面失去正道，那么从下正上。从下正上，虽然是变也是正。小序说政教缺失而变风发自情感，如果确实如它所说，那么这是不足以自我端正，怎么能端正别人呢？现在所保留的，选取那些感激陈义而能端正别人的，不是说怨愤妄发而不能自我端正的。舜、皋陶赓歌，是风的正。五子叙述禹的告诫而作歌，能算是变吗？
《史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选取三百篇。孔安国也说删《诗》为三百篇。查考《诗》周及诸侯用作乐章，现在记载在《左传》中的，都是史官先前所采定的。即使有逸诗，也很少了。怀疑不必等到孔子才删去十分之九。又《论语》称三百，本来是指古人已经具备的诗，不应该指他自己删减的来说。我在《尚书》中已经辨明百篇不是出于孔子，又怀疑《诗》不因为孔子才删减，不是故意与诸儒不同。大概是将孔子的学问推求于古圣贤，看待后世学问从孔子开始的，就有间隔，也是次第之义当然如此。
《诗序》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
雅是为朝廷礼乐政事而作的。现在考证《南陔》《白华》《何人斯》《蓼莪》《无将大车》《都人士》《采绿》《绵蛮》往往其人自言一身及一家之事，不一定关乎朝廷。大概雅是周人所作，诗也下兼风土，如《豳人》之风，固然上兼朝廷。
自从有生民，就有诗了。而周诗独自流传的，是因为周人把它作为教化。诗是一样的，周所流传的可以言说，上古所不流传的不可言说。
诗，周南《关雎》以下，召南《鹊巢》以下。
配偶是性，必定寻求配偶。这是德行用来匹配的，未得到就辗转反侧不停止。既得到就用钟鼓琴瑟来友爱欢乐。不是欲望，因为是人道的开始。如果不是这个人，就不可以。
地方物产，取用就知道时节；自己力量所成就的，服用就不厌倦。不是地方的物产，不是自己力量的成就。后妃有贵于后妃的地方。后妃有德行，有根本，有志向，有樛木之乐，有芣苢之美。所以其效验为螽斯，为桃夭，为兔罝的武夫，那么为什么也归之后妃呢？治世必定始于家庭，道正而终于人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