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三十七

译高祖攻克长安后，打算取代隋朝，担任相国，加赐九锡，这本来是常礼。高祖认为尧、舜、汤、武各自顺应时势，获取与给予的方式不同，没听说过夏、商末年一定要效仿唐、虞的禅让，所以只将丞相府改为相国府，九锡的特殊礼仪都交由有关部门处理。范氏说高祖虽然不能像夏、商、周三代那样，但优于魏、晋，这也是后世的大议论。大概自从王莽以来，没有不假借禅让来夺取国家的，并非故意效仿唐、虞的典章制度，而是因为他们夺取政权没有正当理由，暂时借用来掩饰罢了。高祖之前，那些人没有不已经掌握大权，显示逐步篡位的迹象，先加赐特殊恩宠，然后慢慢退位，让人知道这是势所必然，难道认为这是超越夏、商而比肩唐、虞吗？现在高祖却说推举至诚来顺应天命，天命不可知，必须看德行，天下虽然共同起兵灭亡隋朝，高祖敢自称德行可以取代隋朝吗？他一定相信妄人图谶防闲的话，说李氏应当称王，把这当作天命，那么他的浅陋就更严重了。隋朝得罪的是天下，不是得罪李氏，群盗可以夺取隋朝，高祖父子不可以夺取隋朝，代王是炀帝的嫡孙，尊炀帝为王，立代王为帝，君臣关系再次确定。现在高祖的话如此，没有逐步过渡就逼迫夺取，公然夺取而不惭愧，这又在魏、晋之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王莽、曹操、司马氏都能不杀旧君主，而武德二年八月癸酉，滕国公（杨侑）去世。唉！小孩子有什么罪？这确实远不及魏、晋了。

新史说太宗的治理，制度纪纲的法度，有凭借扶持，以永保天命。古人的制度纪纲，自然应当另外讨论。然而考察高宗、中宗、睿宗、武氏之间，制度纪纲都已经败坏。天宝之后，制度纪纲都已经丧失。就像人患有顽疾，与寿命恰好相互制约。明皇、宪宗医治不彻底，余疾依然存在。纵观古今，没有不是相互制约而勉强存在的，不能制约就灭亡了。

自从杨玄感反叛，李密已经规划次序，占据关中。这时隋朝还没有大乱，何况大业末年天下全部叛乱，而炀帝南游不归。太宗在此决计进入关中，不再回头，如同进入空虚的城邑，于是确定根本是适宜的。他打败宗罗睺，直接趋向折墌城，众人认为应当停止的不停止，于是薛仁杲投降而收复秦陇。他抵御宋金刚，坚守柏壁营垒，众人认为应当作战的不作战，最终刘武周逃走而收复汾晋。对于王世充，窦建德来救援，两股贼寇联合，势力绵延数千里，腹背受敌，常情同样担忧。然而太宗亲自率领军队迎战，留下军队牵制后方，既擒获窦建德，又使王世充投降，齐、赵、河南一带，一举平定。即使是古代的良将，大多也如此。至于考虑敌人明确审慎，奔赴战机果断勇猛，缓急掌握在手中，凭借胜利独自攻克，众人的计谋力量，大概都不能参与。秦汉以来，从平民百姓奋斗夺取天下的，一定以智慧兴起，以勇气奋起，以气势取胜，不具备这三样长处就不能成功。项羽常说力气能拔山，气势盖过世人，真不是虚话。当他强盛时，竭尽天下的智力和勇气，不足以抵挡汉高祖。智力和勇气都低劣，只是以气势取胜，而能使用别人的智力和勇气，所以最终困住项籍。这三者，虽然想要兼备又厌恶过于强盛。过于强盛就会偏颇而有反噬自焚的灾祸。高祖侥幸凭借他人成功，虚浮的气势没有消除，随即又失去它。太宗不像高祖那样严重，但也过于强盛了。虽然自身达到治理，但天下没有享受到富庶的实际利益，因为坚定凝聚的方法少了。只有光武恰好处于三者之中，而又一定要摧折刚强成就柔和，以安静为效验，所以他的三世相继，海内称颂太平。延续到安帝、顺帝，风俗没有改变，根本规划使得这样不是偶然的。外部则有孙策、刘裕、周武帝世宗，虽然从平民兴起，在这三者上也号称接近，其余不讨论了。孙策和周武帝都年轻，也是厌恶过于强盛罢了。那么千余年来，天地之广，合离成坏之多，寻求能够调和血气志虑来整顿当世的人，曾不是一两个就能得到的，何况希望他们真正聪明具备道德为百姓向天帝请命而保佑他们呢。虽然如此，就三者详细讨论，跟随别人做事容易，自己做事情的主宰难。李密不是没有这三者，所以最终成为俘虏，正是因为他自己做事情的主宰罢了。太宗固然在这三者上都超群出众，他成功容易，也是因为专门爱护儿子，亲近信任不怀疑，居守有寄托，所以可以一心征伐出使，身为权首，已经登上大位，安能常常与马上角逐呢？这又是议论者没有详细考察的。

太宗杀建成、元吉，最为异常的证据。像齐桓公、晋文公兄弟争国，鲍叔尚且说子纠是亲人，请求君主讨伐他。哪有君父在上，以藩王的身份攻击嫡长子，血流遍地尸体横陈在宫门外，如果父亲不允许，又将一并篡位吗？房玄龄、杜如晦把这当作功劳，难以与萧何、邓禹并称了。然而后世回避不敢指责，苏氏说孔子，大概谴责汤、武以警戒后世，而说太宗从谏如流，是秦汉以来百王的冠首，可以吗？程氏又有“三代天理，汉、唐人欲”的议论。唉！人一定要逼迫父亲杀害兄长，然后才叫欲望，那么他所厌恶的，又将是什么呢？

贞观四年，判处死刑二十九人，史称他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太宗认为这是使用魏徵言行仁义所致，所以遗憾没让封德彝看到。后人争相传诵的，尤其以这件事为甚。考察孝惠帝、高后十五年中，史称海内刚脱离战国的苦难，君臣都想要无为，所以孝惠帝垂拱而治，高后作为女主执政，不出宫门，而天下安宁，刑罚很少使用，百姓致力于农耕，衣食日益丰富，这也是当时的实事。百姓遭受大乱已经二十多年，死亡几乎殆尽，如果又动摇国家怎么立足？难道不成为石勒、拓跋那样吗？所以不必夸耀言辞。比屋可封，象刑不用，都是处士的虚谈，圣人只说刑罚清明而百姓信服，天下如此广大，怎么还能没有杀死人的呢？只看其清明浑浊如何罢了。

译我曾评论宣和年间与辽国在海上结盟之事，招致寇患，酿成灾祸，至今百年，朝廷上下无不感到羞愧悔恨，将其作为重大的警戒。虽然事情已经失败，但能认识到过错，可以说对知错这一道理是审慎的。太宗亲自因为隋朝征伐辽东而夺取天下，却又去攻打高丽，亲身与之周旋到底，难道不担心别人步其后尘吗？不仅不引以为戒，反而重复已经失败的战事，为前朝雪耻。他用心之谬误，明理之昏暗，哪里仅仅是因为好大喜功这一弊病呢？史书称太宗平定隋朝的动乱，功绩可比商汤、周武王；治理达到美好境界，几乎接近成王、康王。自古以来功德兼备且显赫的，从汉朝以来未曾有过。尧、舜、夏、商、周三代的道统既然已经断绝，学者们寂寥无声，无法推举其他典范，不得不推崇汉、唐。然而他的德行固然难以称道，他的功业也不易言说。商汤、周武王世代拥有国家，已经被诸侯所归附，不忍心夏桀、商纣的暴乱，起兵消灭他们，只是迫不得已使用武力，在德行上是有愧色的。称之为功业是可以的。光武帝是宗室子弟，立志恢复旧业，道理也是一样的。像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夺天下，拼杀胜者得到天下，都是为了自己富贵，何曾有为民着想的志向？以人命相互抵消，而我收取利益。像这样的人，还可以称之为功业吗？现在只应当评论他们得志后不至于淫逸夸耀、暴虐无度，能够作为百姓施行刑罚奖赏的主宰，这就足够了。如果便说他们符合商汤、周武王、成王、康王的大义，一旦偏差，万世之后就不再有所准则，这是学者的重大祸患。

责备贤者，为贤者隐讳，都是《公羊传》的话。古时候圣贤言辞相同，只是因为他们尚未达到贤者的地步，所以不完备。完备了还责备什么，又隐讳什么呢？这种论调既已确立，天下反而把有所缺失当作贤德。《春秋》又以责备完备者为严厉，道理更加隐晦了。

高宗虽然不是继承父业的杰出人才，但始终恭敬畏惧，不得罪百姓。假如没有武氏这一件事，难道不能排在惠帝、景帝、章帝、和帝之间吗？《五子之歌》说：“在内沉迷女色，在外沉迷田猎，贪恋美酒，嗜好音乐，建造高屋，雕刻墙壁。只要具备其中一项，没有不灭亡的。”《伊训》说：“只有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家必定败亡；国君身上有一种，国必定灭亡。臣下不匡正，刑罚墨刑具训于防，士人呼吁可畏啊！”败亡的事物，圣贤记载下来，征兆明显，无不以同类相应。高宗喜好沉溺，淫乱污浊，触犯了禹、汤的正道法度。那些以欲望殉身的人，常常不免于杀身，即使有其他善行，本来也不能挽救。无忌、遂良这类人，粗涩庸鄙，辅导没有法度。当武氏从感业寺再次入宫时，群臣不引用礼制在朝廷争辩，以断绝其萌芽吗？在三四年间，地位待遇尚未达到极点，不相继陈述大义以决断她的去留吗？宠幸焰势已经形成，以至于夺取嫡位，然后才说她依托先帝，将有什么用处呢？况且自从武氏以嫉妒闻名，掖庭的争斗每天在外喧哗，难道不预先有陈平那样的深谋远虑吗？太宗虽然有喜欢纳谏的美德，却没有《伊训》中不匡正就受刑的规定。唉！谁说他的制度纪纲还可以凭借扶持呢？

武后贬斥杨素的诏书说：“我承接百代帝王，恭敬地统治四海，上嘉奖贤能的辅佐，下厌恶贼臣，常想在万世之余从容褒贬，何况年代不远，耳目所及之处呢？虽然张易之邪恶，杨元禧兄弟所为，但这几句话不可不记录。”

近世多言狄仁杰能顺导武后，迎回中宗，唐室再造，其功最大。查考庐陵王在圣历元年九月复立为皇太子，到神龙元年春，前后八年才复位。以武氏的反复无常，八年之久，岂可预料？况且已经改朝换代，虽然对中宗、睿宗母子没有断绝之道，但作为唐臣的都可以被诛杀。狄仁杰固然胜过其他人，但也只是才能免于罪责罢了。张柬之在长安四年冬任宰相，数月便能诛杀二张反正，如果让他处在狄仁杰的地位，必定不会如此迟缓。于是超过了狄仁杰。有人又说狄仁杰不自荐，张柬之让他推荐，所以功劳全在狄仁杰。虽然如此，难道可以把如此大事托付给一个老人在八年之外吗？这也是虚妄的言论。史书称玄宗始终不同，性情习惯相差甚远，以开元治理而天宝混乱。开元不能说治理，只是兴盛罢了。杜甫说：“回忆昔日开元全盛之日，小城还藏有万户人家，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都丰实。宫中圣人演奏云门乐，天下朋友都如胶漆。百余年间没有灾变。”叔孙通的礼乐，萧何的法律，韩愈说高祖、太宗既平定又治理，高宗、中睿休养生息，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物众地大，蘖芽其间，这是唐人的论调本以开元为盛，不以为治。盛与治相近而不同，《鸱鸮》《小毖》的辞句，百世后读者常悲哀痛楚。周朝之所以有成康的功用，家祸深则创艾切，君臣相戒，克己念治，治而后盛，故可保矣。高宗、中睿六十年中，亲父母骨肉相戕杀，防备尽存者，性命如丝发尔。玄宗以诸王杀伐后，便超宗嫡以监国，诛太平，径擅天下，家祸惨烈如此，君臣处之皆以为功，不以为畏也。姚宋虽旧相，然无远识，又所任只三数岁，及自用李林甫，遂至二十年，犹幸其止是嫉妒士大夫。若亦如宇文融、王鉷一向导以残民横敛，必不能禁而听其所为，则本根尽拔，海内土崩，不可复收矣。治乱人主所致，无偶然者。晋悼公、汉宣帝皆中材，犹自保终始。如玄宗豪俊之资，用人主利势，操无根之赏罚，享国既久，盛极而衰，证自当然，不得言始终异而性习远也。此论。既立，昏庸者资以借口，中材无所据依矣。学者当详考，然后知天宝虽乱，而开元未可言治也。

译从战国、秦、汉以来，治理天下，都依赖有智慧的人。即使没有一民一土，尚且能筹划出办法来，何况在四海安宁、人心尚未背叛的时候呢？安禄山起初作乱，起事仓促，虽然极其可怕，但并非没有可经营的余地。即使当时朝廷逃往巴蜀，灵州、夏州一带兵力单薄，如果处置得当，过几年自然就会安定。无奈当时没有一位智者可以讨论这些。无缘无故增设许多节度使，接连遍布四方。不知道天下本来未曾分裂，却自己造成了分裂。借回纥和各蛮族的军队与安禄山交战，不知道夷狄本来尚未侵犯，却招致了他们的侵犯。因为这两个失误，唐朝一百六十年间始终与之纠缠。安禄山怎么能毁坏唐朝？是唐朝自己毁坏了自己罢了。唐人虽然有干练的才能，但缺乏智谋。自从唐朝初兴，就已经担忧这一点，后来更加严重。越往后，谋划国事的人越发隔绝于道德之外，既不足以使人悦服，智谋又不足以经营天下。虽然国家强大，谁愿意与之共事呢？皇帝屡次迁徙，有什么奇怪的呢。

肃宗晚年，天下局势濒临灭亡，幸好有了代宗。代宗以广平王的身份统帅军队，收复两京，功劳在诸将之上，才识干练且资质宽厚仁爱，又能沉着决断，确实是位好君主。之所以治理不好反而更加混乱，是因为不知道祸患在于设置藩镇，既然不能收回，反而更加助长了它们的势力【听从仆固怀恩不改变河北幽燕这一最大关键】。藩镇已经形成，自然没有治理的方法。德宗刚即位，倚仗自己的聪明，开始想要讨伐叛乱，差点连自身都保不住。宪宗辛苦十四年，积劳未得满足，最终导致大局崩坏。不知道设置藩镇的祸患，却想用治理藩镇的方法来治理，难怪治理不好反而更加混乱。张良讨论立六国，说是汉高祖的事；周亚夫拒绝吴王濞，请求独自承担梁国的责任。东汉将刺史改为州牧，天下于是灭亡。那么，谋划国事不善，真的就在反掌呼吸之间吗？我感叹唐朝各位君主并非不足以守住天下，只是对于已经设置藩镇这一件事没有用力，而且直到唐朝灭亡也没有一人能认识到这一点。韩愈只说大恶刚去，杂草未除而已。如果在元和十四年多用些力气除草，使得干净彻底，这尤其令人叹息。大抵天下在已经安定的时候，无缘无故进行变革，忽然出现变故，不能把握，这都是灭亡的征兆。如魏孝文帝迁都以及唐朝增设节度使就是如此。

德宗先杀了刘晏，既然用兵，于是向商人借钱。杜佑力量不足无法执行，因此被贬黜。然而杜佑只是说编撰《通典》罢了，当时他进呈了精简官员的建议，本来就不能增减什么。德宗起初的意思并非剥削百姓，说是军务紧急，应当如此，停止就罢了。商人的钱不够，于是征收间架税，而叛乱已经发生。德宗出逃，我每每感叹：“古人有缘故而横征暴敛，尚且可以改正；后人无缘无故而横征暴敛，难道就不能改正吗！”

德宗病重，而顺宗已经不能说话，父子想见一面都做不到，这是瞬息之间导致混乱的时候，不是从容作奸犯科的日子。所以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去世，到八月宪宗即位，只有二百多天。又在这期间，三月，广陵王被立为皇太子；七月，皇太子监国。李伾、李忠言即使想要弄权，又能怎么样呢？我认为柳宗元、刘禹锡本来惶恐不安都来不及，却反而依附他们以跨越获取富贵吗？柳宗元被贬后，自称三十三岁任礼部员外郎，非常年轻就取得了显赫美好的地位，自古文人缺乏见识，大多如此。然而柳宗元终身著论，想要衡量古今，不知道立身在何处，所以令人惊讶。李藩对宪宗谈论神仙之事，说君主只要致力于求治，四海乐于推戴，社稷长久，自然长寿。下面说宪宗深深认同。后来想任命柳泌为台州刺史，群臣劝谏，而皇帝认为臣子想为君父求不死，何必吝惜一个州？这也是不乐于推戴的罪过吗？晏子说古代没有死亡，爽鸠氏的快乐，不是君主所愿。齐景公到了平庸的地步，尚且接受这话。那么宪宗虽然不懂道理，也是他的臣子见识浅陋，比不上晏子啊。至于韩愈说后代帝王事佛，年寿短促，因此招致愤怒，又太过分了。

蒋系称颂说，皇上从藩邸监国直到临朝执政，直到元和年间，军国枢机都归于宰相，因此内外都得到治理，纪律再次振作。又说任用异鏄聚敛财富，驱逐群僧到藩镇，政道国经尚未衰败混乱。新史说玄宗、宪宗都不能善终，查阅旧书没有宪宗不能善终的事。如果指服食丹药、急躁发怒被弑，我认为这正是追求善终的过错。蒋系认为政道国经尚未衰败混乱，是对的。宪宗只是缺少人处理藩镇这一节，大概充实他的作为，可以使天下再次太平。

查考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王承元请求任命主帅。长庆元年二月，幽州刘总请求出家。于是两河、燕蓟都平定，都是宪宗的事。说宪宗不能善终，果然不对。至于安抚驾驭方法不当，导致燕赵再次失守，那是穆宗君臣的过错。议论者不分别清楚，难以作为后来的鉴戒。又所谓归咎于裁减军队的人，裁减军队难道不对吗？只是裁减的方法不对罢了。敬宗刚即位，赏赐神策军绢十匹，钱十千；京城附近各军镇绢五十千，其他军镇赏赐有差别。内库拿出绫绢三百万段，用来帮助赏赐。史书记载在下面说：“穆宗即位，在京军士每人获得五十千，在外军镇赏赐减少没有差别。”到了这时，宰相奏议，请求根据国力颁赐赏赐，所以差别减少如先朝，舆论认为是对的。宰相是李逢吉。敬宗又年幼昏庸，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当时军士骄横放纵，必定没有像后世那样严重。国家的大患，是义理不能施行，而以惯例为定。已经增加就不能减少，已经给予就不能剥夺。而所认为对的都成了错的，这是危亡的征兆，与国家相始终，却不知道治理。知道的人也不能治理，虽然有国家，如同没有国家一样。

译庚申日，下诏说：统治天下的人，没有比崇尚淡泊更重要的了。当子民处于困穷之中，要遵循正道以端正根本，推诚布公以使下情上达。所以圣祖的告诫，是以慈爱节俭为珍宝。《大易》明确的训诫，垂示了简易的文辞。没有上面节约而下面不丰裕，欲望少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我凭借微薄的德行，遭遇内部的危难，洗刷君父的仇耻，抒发亿万百姓的哀冤。而辅佐的大臣，众卿及众士，引据大义坚决请求，以至于再三，以谋求宗庙社稷的安定，以回应华夏与夷狄的期望。我俯顺众人的意愿，早晚震惊戒惧，思考如何克制私欲、恢复礼制，修明政治、安定百姓。夜间兴起不能安宁，晚食劳心忧虑。节俭过度就用礼制来调节，文饰过分就用质朴来矫正，或许能使风俗达到太古的境界，道义融洽于生灵，作为家邦的典范，来教化天下。内廷宫人中没有职掌的，放还三千人，任凭他们去留。长春宫的斛斗等物品，依照从前由户部收管。鄠县的渼陂，凤翔府的落谷地，归还给府县。教坊乐官、翰林待诏、技艺官以及总监各类职掌中的冗员，共一千二百七十人，都应该停废。总监中的一百二十四人，先前隶属于各军，都各自回归本司。其余七百三人，责令缴纳凭证，放归原籍。先前供给教坊的一百个厢家以及各衙门新增加的三千个衣粮份额，都应该停止供给。五坊的鹰鹞全部释放。今年新招收依附度支供给衣粮的一百名小儿，全部停止供给。另外诏令索取的，纂组雕镂不在常规贡品内的，全部停止。度支、盐铁、户部以及州府百司应当供给宫禁的年支物品，一律按照贞元年的额度确定。先前制造供给禁中的床榻，用金筐、瑟瑟宝钿装饰的，全部应该停止制造。东头御马坊的球场，应该退还给龙武军。其中的殿及亭子，有关部门毁拆后的剩余房屋，赐给本军。应当出行随从的地方，张设陈设不得使用花蜡结彩华丽装饰。今年以来，各道进献的音声女伎，各自赐给束帛，放还到城外的坟墓。先前开凿以备皇帝出行巡幸的地方，应该晓示百姓，任凭他们修缮堵塞。那些大逆魁首苏佐明等二十八人，都已经处斩，宗族籍没。妖妄僧侣惟贞、道士赵归真等人，有的假借卜筮，有的托称医方，迷惑众人挟持邪说，已经流放窜逐。那些情节并非奸恶，行为涉及误入歧途的，一概不予追究。凶徒既然消灭，天下等待康宁，再次举行政令，用来宏扬众功。布告内外，使大家知道我的意思。按文宗十八岁，在宝历二年十二月乙巳日即位，距离下达此诏只有十六天。旧史称皇帝在藩邸时，知道两朝的积弊，此时改革措施一并出台，朝廷士民相互庆贺，欣喜于治道的复兴。他的聪明恭俭，自然合乎道义，大概不是秦汉以后继位的君主所能达到的。况且他践行自己的言论，始终不变，那么即使是秦汉以前，也难以做到。新史采用《春秋》笔法，删减文字，此诏于是被遗漏，不能完备，可惜啊。

右仆射王涯奉敕令，按照法令条规整顿士庶衣服、车马、宅第的制度。敕令下达后，浮议沸腾。杜悰在敕令中挑选容易施行的条款放宽期限，事情最终没有施行。公众舆论为此惋惜。这是太和六年的事。到了七年，册立皇太子，下诏说：“皇太子正跟随师傅传授六经，一两年后应当让他入学国子监，以振兴废弛的典制。应当让国子监选拔名儒，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那些公卿士族的子弟，明年以后如果不先入国学，学业不在应考明经进士的限额内。进士科应当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选取经义精通者放榜及第。卿大夫是下人所注视的，远方所仿效的。如果不是恭俭克己、廉洁正直任用人才，而希望他们服从，固然不可能得到。况且我不珍视珠玉，不穿细软华美的衣服，直到后宫六宫，都务求节俭。卿大夫能不顺应我的志向，率先示范于众人吗？近年所颁布的制度，都约略符合国家法令，去掉过分的部分，稍微算是适中。而士大夫苟且图自身便利，安于习俗，因循未改，以至于今天。百官士族，从今年十月起，他们的衣服车马都应该按照太和六年十月七日的敕令。如果有故意违抗的，重重加以贬黜责罚。汉朝以来人主诏令像这样的，本来很少。难道可以不保存吗？

汉唐中世以后，为国家死于祸乱的人，不过是藩镇和宦官罢了。藩镇自穆宗、敬宗以后，不能再治理；宦官自文宗以后，不能再治理。治理就灭亡了。自古以来只担心君主没有志向，像文宗早晚不忘，而朝臣竟然没有可以共担此任的人。起初因为周行孤立遥远，任用宋申锡；接着因为内臣推荐引用训注，都大败。我每次感叹王守澄让豆卢著告发宋申锡谋反，声讨宦官的罪过而惩治他们，没有比这时更容易的了。但是君主居于深宫，先有顾虑而后被蒙蔽，这里聪明而那里耳聋，应当自责而不应当责备别人。可悲啊！武宗议论王起不放子弟的事，自古有国家，偏爱亲近的人，没有不用卿相子弟的。即使尧舜三代以道义兴起天下的才俊，然而草野寒门最终实现志向的也很少。等到汉武帝完全打破前世的法度，而三百年间于是使布衣化为公侯。魏晋南北朝又不是这样了。等到词艺既胜，习俗已成，那么自隋唐至今，没有不是从闾巷单寒中出来的，大概是形势偏积而然，不是中道。然而凭借这个能使君主求士，常以寒畯为主，没有圣人之道而合乎圣人之心，对于致治的根源，也不是小事。而李德裕却说朝廷显官，必须是公卿子弟，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自成。寒士纵然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才得一班一级，固然不能熟习。那么皋陶九德，成汤能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都可以废除了。德裕区区以干练之力负天下重任，他的议论在机密之际，童騃鄙陋如此，想成为名宰相，难啊！

译又议论韦宏景的事，尤其不合情理。重令，如果不是管子原本的说法，那些说亏减法令的人处死，增益法令的人处死，不执行法令的人不服从，下令的人处死，法令的严厉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下令像流水的源头一样，法令顺应民心，所以议论卑下而容易实行。却又拿它不作为证据，如果不顺应民心，立刻顺从而杀了他们，可以吗？制定职事，虽然说是君主的权柄，不是别人所能干预议论的，然而必须制定得正确。如果违背道义，不合事理，却禁止别人不让议论，难道不危险灭亡吗？又所谓制定职事，必须依据祖宗成法作为常典，子孙遵行，所以不是别人所能干预议论的。如果后世子孙一切任意，突然改变，对人有害，却也不让别人干预议论，可以吗？况且当时钱粮、盐铁、刑法之类，屡次经过变更，朝令夕改，苟且顺从一时，这不是所谓的制定职事，怎么能不让别人参与议论其中呢？李德裕以宰相的才能自许，后人也以他自许的来赞许他。宰相，秉持德行来使人信服，明晓道义来率领下属，如果放纵他的偏私，自作主张，又可以赞许吗？

旧史称颂宣宗帝道皇猷，始终没有缺失，即使是汉文帝也不能超过他。可惜简籍遗失，十成中只剩三四成，提笔写作，有所遗憾。而新史认为他以察视为明，不再有仁恩的意思，大概从这以后，唐朝于是衰亡，不能再振兴的缘故。然而旧史说宝历以来，宦官专权，事情多借假名义，京师的豪强，大扰穷民，逼迫急迫。等到大中临朝，第一天，权豪敛迹；第二天，奸臣畏法；第三天，宦官屏气。因此刑政不滥，贤能效力，百官四岳，肃穆如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那么新旧史相距百余年，旧史所褒扬的都真实美好，而新史所贬低的却是虚意。如果说唐朝从此衰亡，认为是宣宗的过错，那又不对。宣王之后有幽王，十余年，周朝突然灭亡，难道一定要以此归咎宣王吗？方镇宦官，是唐朝必然败坏的疾病，到这时已经不可为，那么作为君主，能够收敛恭敬，精于听察，使小权小政不至于严重扰乱，不遗留祸害给百姓，以了结眼前，这样罢了。新史以大者责备他，议论虽然好，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处置。

新史称：“以僖宗之时，唐朝的威德在人，谁与天宝之际相比？”而僖宗幸蜀，诸镇的军队纠合戮力，于是攻破黄巢，收复京师。由此来说，肃宗虽然不立即尊位，也可以破贼了。查考僖宗既幸蜀，广明二年，勤王兵虽然会集于京师，王处存被贼所败，诸军退舍，贼锋愈炽。三年，召沙陀李克用，连破黄巢，开始收复京城。五年，为光启元年，僖宗归自成都，到冬天，李克用与王重荣合，逼近京师，再次出凤翔，而嗣襄王煴僭立，唐朝从此灭亡了。那么所谓诸镇纠合戮力破黄巢，收复京师的，徒有名无实，未可以引为定论。以尧舜治理天下，德不衰，而年老尚且都逊位，何况玄宗老而弃国，不与其子，而与谁？儒者虽然

译知道肃宗不当，不待命于其父，不知道玄宗不当，不立即以位授其子，然而也由奔逆阻绝，各不相知的缘故，唉可哀也。人不止识治，又当识乱。昭宗初，藩镇最强者，朱温、李克用，然而没有取唐之心。张濬助全忠，无故讨太原，使韩建、李茂贞狼顾而起。宦官外惮强藩，虽然暴横，然而权不足以覆国。崔胤倚全忠，志必防之，然后昭宗劫迁东都，身与家族不保，而并其名号尽矣。新史谓昭宗为人明隽，而旧史亦称英杰，然而不识乱亡，而以不忍之心处之，是速其亡而已。虽隽杰无益也。昔子家羁，终始以为鲁昭公不当与季氏立异，而羁之义却不与季氏偕存。世事有多少节次，儒者论不了，真无补于人哉。

前代造事之君，惟汉光武以身独任，自余无不与其臣相左右终始者。太宗相房玄龄二十三年，始用魏徵，及相十八年，皆死于位，后不复能然矣。惟李林甫、元载、蔡京、秦桧最久。夫忠智者必世而不足，奸昏者一日而有余。世之所谓贤者，不自量而欲以岁月售功，其君不自量，与一时之人不知量，皆以岁月责之，所以有谤而无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诚知此，惟不求用为庶几尔。

习学记言卷三十八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三十九宋叶适撰《唐书》

表志

史称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将列卫以居内，有事则将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将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此言府卫兵将可也。而分画内外为守国之常经，则不在是。太宗以征伐定四方，督责人材，不限内外，皆使效力。方其盛时，不待分画，四夷遁亡，所向如意。高祖、武后时犹有余勇，然其弊已见，故自睿宗以来，捍边始别置统帅。按秦分天下三十六郡，汉因之，边远外藩有兼隋、唐数十州地者，只以太守主之，自无失驭。唐人忽立节度使，名字不重，实势先崇，虚声又有遥领、兼领，而安禄山至以采访、处置、群牧等使与之地望半天下，禄山由此反。虽然，此犹是边外分画之失，祸侵及内。尔若肃宗止于治兵、任将，经理财用，以顺讨逆，而外患消弭，天下无事矣。无故割裂，从都畿始，亦为节度使，相次遍满海内，真同戏剧。唐遂不可复振。盖太宗恃其一身之力，驱使内外，不为长久分画之法，以遗子孙，使愚谬者一旦匆匆至此，正以始虑不深故也。且已尽置方镇，一切事权皆归节度使，伸缩进退，拱手听之，变极而亡，固无如之何矣。而谓收功弭乱，常倚镇兵，亦非也。叙宰相世系，言唐为国久，传世多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陨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按孟子称“故国在有世臣”之谓，推而上至于元凯，人材之用，必常与其国其民之命相关，治乱兴衰之所从出也。故叔向以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忧公室之卑矣。若夫志不必虑国，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饰进取，为门户计，子孙相接，世有显宠，如汉韦、平、袁、杨，晋宋王、谢，北方崔、卢，唐裴、韦、萧、郑之流，此叔

译孙豹所闻，谓之世禄，非不朽也。岂惟终其国而不绝，盖有国虽亡，而其家故存者矣。陇亩贱士，不暇自忧而忧人，是以汤立贤无方。武王不忘远得一而用之，足以定大事矣。史家立义，必守向上关捩，庶防有补于世论。俯而就下，遂为李德裕只较台阁仪范、班行准则而已。与孟子、叔向之意，何其远也。唐宰相数百，其实有地望者，固当谱以见之。然亦有庶人崛起者甚众，地与望不相须，而必记其所来，仅以姓纂，又不相应领也。

译查考唐代有《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礼阁新仪》、《曲台新礼》、《续礼》、《郊祀式》，都在当时施行。它们的本源起于梁代，《新唐书·礼志》以《开元礼》为正宗，其中仪节、器物、名目、次序、曲折细节，已经无所不备，而关于礼仪废兴的议论也全都记载其中。大概从唐代到现在，又过了三百年，国家的礼制都包含在这部志书里了。学者不必去其他地方寻求，熟读这部志书就足够了。自从有史书以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王通说史书的缺失从司马迁、班固开始，本纪繁杂而志书简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说本纪繁杂，是指汉代的事，还是指古代的事？如果是指汉代的事，那么正是缺失在志书简略。因为一个朝代的制度，不能完备地记载其始末，却只是杂乱地选取其他书籍的内容，使得后人无法考证。查考这就是所说的缺失。儒者拿着空洞的标准，来衡量当世，推行当今的制度而不能复古，因而不能适宜。元祐年间有人主张让程颐在山中研读《通典》。然而《通典》固然可以读吗？

借田亲蚕的礼仪文饰极其盛大。查考《诗经》中《载芟》、《良耜》、《祈社稷》、《葛覃》、《为絺为绤》，都是为了供给祭祀用的谷物和衣服，而天子、后妃与群臣妾室必须亲自参与这些事务。这说明礼仪必须谦卑简约才能施行，必须简朴质实才能长久。王通说封禅不是古制，那是秦汉的奢侈之心吧？那么借田亲蚕也不是古制吗？而后世的奢侈如此，大概君臣内外只是互相戏弄罢了。先农就是田祖，如同先蚕一样，却以神农为祭祀的主神，古代的圣人可以被侮辱吗？唐代志书虽然详细记载了这些礼仪，却没有指出其不当之处，这些礼仪必须根据仪节加以改定，以示回归根本。这源于人情，浅近而容易理解，不像其他礼仪文饰那样抵触难通。新志说古代制作音乐的人，大多制定法则，开始寻求声音时用律吕，而制造律吕的人用黍米来度量权衡，都是从积累黍米来确定的，认为古代的君子知道事物的始终，而忧虑世事的思虑深远。查考《尚书》、《周官》、《左氏传》、《论语》、《孟子》论述音乐都没有这种说法，只有《国语》记载泠州鸠回答关于律吕的问题，说古代的神瞽考察中正之声而用度量来制定，并没有所谓君子的说法。欧阳氏所依据的，大概是汉代志书中王莽时律吕家所定、刘歆统领工师相传承的内容，不是君子的言论。学者最担心的是论世不明，转而沉溺于浅近，从汉代到现在无不把制定乐律作为极致，尺律之争深不可测。况且璇玑玉衡，舜确实拥有，用来协调七政，后世尚且不能传承其方法，而律度量衡自天地以来共同拥有，却一定要说都起源于黍米。是有律吕然后才有黍米呢？还是有黍米然后才有律吕呢？用圣人君子的学问去驱使工匠和盲人所能做到的，又说音乐旷世不可制作。宰我说三年不制作音乐，音乐必然崩坏。音乐何尝断绝于天下？又何时不崩坏呢？说知道器物必然败坏，而声音不能通过语言传达，也是不对的。祖孝孙、张文收已经制定了乐律，太宗于是说圣人根据人情来制作音乐，人和则乐和。隋末丧乱虽然改动了音律，但音乐不和。如果百姓安乐，金石自然和谐。魏徵于是说音乐在于人和，不在于声音，便想就此定论。大概太宗以治理自夸，说和是因为自己，与音乐无关。魏徵不知道他的意图，大概浅薄轻率了。音乐大概不是用来达成人和的，而不是人和则不足以制作音乐。太宗不把时代的治乱归咎于音乐是可以的，但说我能造成治世使音乐随之和谐，即使是圣人也不敢当，而太宗安然接受，不是太傲慢了吗？舜听到律吕之音，在治理忽正之间，担心音乐有不和谐，则治理有未达到的地方。既然已经致治，又用音乐来考察治理，这是道的精微之处，不是太宗和魏徵所能知道的。又说：将要灭亡的政治，百姓痛苦，所以听到音乐而悲伤。现在《玉树后庭花》的曲子尚存，为您演奏，知道一定不悲伤。这尤其不对。因为政治成就音乐，政治过去音乐留存，人们听到它的声音，如同身临其境。季札遍观各国音乐，不问存亡。孔子听到韶乐，久而忘味。哪有演奏亡国之音而不悲伤的？太宗这话，也是说在我这个时代，喜欢我的政治，没有悲伤前代衰乱之心，他的意图何其鄙陋浅近？充实太宗的治理，力行不止，似乎可以谈论音乐，而他的见解如此卑下。新志所谓“当时的君主褊狭紧迫，不足以承担此事”，正应验在太宗身上。至于隋文帝，就更不用说了。张齐贤议论凉武昭王为太祖，引用传记说“欲知天上事，问长人”，认为这很接近。《诗经》说：“谓天盖高，不敢不局。”又说：“瞻仰昊天，云如何里？”张齐贤在当时，也号称善于议论，而他的语意粗野到这种地步。武后、中宗之间，人才尤其浅陋吗？

唐代乐章三百三十余篇，其中粗略可以流传的，有《彻豆登歌》一章：上笙磬，撤去豆笾，空旷无声，深远进入玄妙。主人在室内，神灵在天，情感余慕礼仪，没有过失，喜悦黍稷，屡获丰年。《送神》一章：渺茫的嘉乐，授予神灵，感应如来临，如离去，休气散开，回风上升，寂寞恍惚，怀念灵驾，结起空想。说是刘晏的作品。唐代以歌词闻名一代的人不少，是他们偶尔不用吗？还是郊庙雅颂的歌词难以精工呢？

旧史不记载仪卫，新史独自详细记载。那些羽葆、华盖、旌旗、罕毕车马的盛大，人君举动必依礼仪，属官百司必备器物，所以显得慎重。慎重则尊严，尊严则肃恭。仪卫是用来尊崇君主而严肃臣下的，《易经》说泽上有地，临卦，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人君临制天下，如果没有教思容保之心，只是人多势众、文物盛大，自尊奢侈而恐吓臣下，一旦离散，什么事没有？大概其骄奢烦弊，以迎合小小的欲望，与秦始皇、隋炀帝有什么不同？反而说这是尊严肃恭，不是史家的家法。

译旧史只记载了三种历法，新史则一并记载了八种历法，一个朝代所使用的历法，确实不能不全部记载。而一行的论述尤其详尽。然而新史说一行开始专门采用《大衍》的法则，那么历术就本源于《易经》。查考《尚书》称历象有成法，却没有起始的数字，《洪范》九畴以总括的方式列举，并非具体的数字。第一条是五行，到第五条是土，也是以总括的方式列举，并非数字。第四条是五纪，也是以总括的方式列举，并非数字。历法有所起始，这是自然的数理，而《尚书》没有提及，认为这是历官的职责，不是经典训诫所应当知晓的。孔子在《系辞》中不谈论数字，只有《大传》提到大衍之数五十，其中使用的有四十九。而大衍之数没有起始，不知道凭什么定为五十，为什么缺一而使用四十九。其下文即指五行生成的数字，不知道这难道是天地次序本来如此吗？五行的事物遍布天下，接触就会感应，寻求必定得到，却说它们生成的数字必定有次序。大概历法家确立其起始，用来象征天地的运行，是不得不如此的。《大传》既然举出大衍之数，就用《易经》的分揲来象征它，大概《易经》也有起始的方法吧。《大传》原本是用《易经》来象征历法，而一行及新史反而认为历术本源于《易经》。如果论述《易经》必定涉及数字，那就不是孔子的本意了。如果说历法由《易经》产生，那么天地国家之初，是先有《易经》而后有历法呢？还是先有历法而后有《易经》呢？《易经》与历法究竟是一回事呢？还是两回事呢？学者不探究其起始的来源，而放任末流的纷争，拔苗助长地让道服从于数，执着于数而损害道，这是最应当首先讨论的。

新史说从太初历到麟德历共二十三家，与天象虽然接近但不够精密。到了一行，就精密了。他依据数字确立法则，确实无可替代。后世虽然有改作的人，也只是依样画葫芦罢了。然而自从麟德历以前，各自有不同的术数，而效果也各不相同。如果说一行的术数已经完备，那么应当常用而不改变；如果说改作只是依样画葫芦，那么应当常常有效而不出现误差。然而自从一行以后三百多年，没有不改变的，也没有不出现误差的。为什么呢？难道后世制定历法的人，不足以了解一行的术数而这样吗？历法主要在于验证罢了。如果相信其术数而坐视误差，对于补救变故确实没有益处。

十二次分野，古人说鬼神有所凭依，而自从天地以来，各个世代继承其国土。经历夏、商到周，尤其显著。所以占卜者只是用地来象征星，而星本来并不完全依附于地。等到诸侯的国家灭亡，而灾祥占测的术数也随之废弃。只有水旱兵疫，保留其大概。至于失行愆度，彗星孛星流枉等异常现象，当时的君主不再用分野来谈论了。李淳风用唐朝的州县配属过去的分野，与天象变化无关，只是想要纠正后人因循守旧的错误，是可以的。而一行却认为天下山河的形象，存在于两戒之中。观察两河的形象，与银河的始终，分野就可以知道了。用地来规范天，用天来系属地，真好像形影不可分离。阴阳必定计算升降，全部考察，难道是这样吗？孔子说：“观察天文以察知时变。”大地近而可以确定，天空远而难以明了。仅仅用地来规范天，那么天文就谬误而无从观察了。

唐朝以来，天象的异常有：上元二年七月癸未初一，发生日食，日全食时，大星都显现，在张宿十四度。贞观初年，突厥五天同时出现太阳。元和二年十月壬午，太阳旁边有黑气像人形，跪着手捧着盘子朝向太阳，盘中的气像人头。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初一，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并争斗，三天后才消失。广明元年，日晕像彩虹，黄气遮蔽太阳。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太阳有黄白晕，晕上有青赤背晕，中间生出白虹，逐渐向东延伸百余丈。二月乙巳，有苍白云夹着太阳，长各六尺多，随后云变化，形状像人马，于是消散。贞观初年，突厥三个月同时出现太阳。仪凤二年正月甲子初一，月亮出现在西方。武则天时期，月亮过望不亏的有两次。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像半月，出现在西方。开成二年二月，有彗星到来，三月遍指四方。从此到乾符元年，没有一年没有彗星。天复元年五月傍晚，有星在箕宿下方，像火炬，炎炎向上冲，人们起初以为是烧火，高一丈多才坠落。天祐元年四月，有星形状像人头，赤身黑肤，在北斗下方紫微垣中，占卜说：“这是天冲，天冲抱着极星在帝前哭泣，血浊雾下，天下冤屈。”元和六年三月戊戌傍晚，天阴冷，有流星大如一斛容器，坠落在兖郓之间，声音震动数百里，野鸡都鸣叫。坠落处上有赤气像立着的蛇，长一丈多，到傍晚才消失。咸通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现像匹练，横贯天空化为云而消失。十三年春，有两星从天际向上，相随到中天，形状像旌旗，于是坠落。天祐元年五月戊寅半夜，雨晦暗，有星长二十丈，从东方西南方向出现，头黑尾赤中间白。查考自从春秋到隋朝，日月星的变异，学者大多能记载，而唐朝以来，很少有人谈论，所以略举一二。佛教经典，到唐朝才开始在中国盛行，但实际上与春秋僖公、文公同时，虽然夷夏不同地方，但都是先秦古文。其叙述二日两月，乃至晕适佩玦、彗孛飞流、负耳虹蜺之类，认为是同分妄见，只是这个国家看见那个国家，本来看不见，也听不到，大概是恶缘所感而致。不然，那么突厥的五日三月，如果确实不错，而中国人没有看见，为什么呢？现在星历家说，尽西必定占卜狼星，极南必定占卜斗牛，又以声教所不及的地方，都称为狗国，这是因为那个国家没有人谈论，如果有聪明贤圣的人出现，那么其占卜不止如此。所以天竺能历，龟兹能乐，都与中国没有不同。又怎么能专门用狼星、斗、牛来限制呢？我更加知道山河两戒分异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了。

译我既然在《汉书·五行志》中指出了《洪范五行传》的错误，而新修史书却认为自汉代以来没有人批评过它。汉代以来的人们忙于遵从它都来不及，哪里有空去批评它呢？新史又说关于祥瑞、灾祸、疾病等的说法，属于数术之学，所以只是简略地保留下来。这尤其不对。用数术来占卜灾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是不能出自《洪范》罢了。况且其中有些内容极其神妙，圣人也没有废弃它们。只是不能出自儒者之手罢了。《洪范》推崇大道而贬抑术数，儒者注重义理而忽略术数，所以用《洪范》来占卜灾异，从来没有能应验的。新史又说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灾异却不记载其应验之事，这也是不对的。桑树和谷树共生，野鸡在鼎耳上鸣叫，古人都是拿这些事来训诫君主。如果事情不明确，那么改正错误的人就没有依据；如果事情明确，那么德行端正灾异就会消失，哪里还有应验呢？如果不这样，灾祸到来而应验如同回声一样迅速，即使想删去，能做到吗？《春秋》按年份记载灾异，这本身就是事。至于灾异之所以成为事，以及事之所以应验，大概其本质是不能同时记载的。然而左丘明却确实记载了。新史采用《春秋》的体例，在纪年中只记载大事而不记载应验之事，是可以的。但志书不过是纪年的注释和传述，怎么能又采用《春秋》的体例删去应验之事，而只谈论灾异呢？难怪它杂乱繁多，让学者们厌烦观看。既然不能把握大的方面，连小的方面也丢失了。

新史特别记载了八百多个羁縻州府，认为虽然它们的贡赋户籍大多不上报户部，但声威教化所到达的地方，都由边州都督、都防统领，以此来显示唐朝的强盛。查考唐太宗既然战胜并防御了夷狄，就在那些地方设置郡县，设立都督、都防来统辖他们。这已经显露出扰乱中原的端倪，到了唐玄宗创立十个节度使，二十多年后安禄山攻陷两京，最终遭受分裂的祸患，这与晋朝的情况大致没有太大不同。然而唐人没有人为此感到悲痛，后世也因此沿袭，大概只是看到了它的强盛罢了。追求扩大土地而不追求扩大德化，认为力量不如德行重要，两汉就是这样。如果力量不足以制服外敌，反而失去了内部的控制，那就更是力量不如德行，与两汉相差甚远了，唐朝就是这样。这是太宗君臣谋划的缺失，不能算是强盛。

唐朝选拔人才有二十多条规定，虽然都是随意制定没有典章法度，但距离魏晋不远，君主的权力还可以进退伸缩以驾驭一世。后来逐渐削弱，就不是这样了。我常常想，自从皋陶确立用人之法，三代没有人更改。战国及秦朝破坏了法度，汉朝才变为察举孝廉、辟署官员，但也相承了七八百年。到了北齐及隋朝，才另外设立科举铨选制度。到现在又六七百年了。杨绾、沈既济所说的，都是汉魏以后的事情，而杨绾称之为依据古法察举孝廉，杨绾大概是不懂古法了。唐德宗在君主中不算有见识，但还喜欢沈既济的言论。李栖筠、李廙、贾至、严武，也不是名士，却赞同杨绾的提议，又阐发他的学说，认为依靠桑梓的由乡里推举，在流寓之地的由学校推选。可见当时人心还没有到难以挽回的地步，风俗还没有到难以革新的地步。如果是后日，难道还能再这样做吗？权力已经在下，君主拱手奉行，知道的人成群嘲笑，不知道的人成群愤怒，于是大乱。唉！在太宗时，距离两汉才几百年，人心不容易挽回，风俗不容易革新吗？然而他的君臣不知道长远考虑，而甘心采用乱世的弊法，不仅不能改变，反而助长了它，更加坚固，所以至今寂寞消亡。即使有卓识的君主，杰出的宰相，已经形成的习俗，怎么能突然反转？那么太宗君臣本来是以武力征伐得到天下，稍微用儒雅文饰一下罢了。国家细微之处如此，这两者既然已经断弃而排斥在外，经制操防大多粗疏，也完全失去了古人的大意。而新史正认为制度纪纲有凭借扶持的作用，这是我之所以屡次感叹并申述的原因，不能停止。

新史称唐朝的官制，其名号禄秩虽然因时增减，但大体都沿袭隋朝旧制。查考宇文氏与苏绰、卢辩一律采用周六典，更改官名，实行已经几十年。隋朝篡夺宇文氏政权，想要消除其痕迹，以统一人心，首先更改官制，完全沿袭魏晋旧制。所谓唐朝沿袭隋朝旧制，隋朝并不是能自立一代之法，不过是因循前事罢了。宇文氏所改虽然未必正确，而隋朝所因循的，不待辨析就知道是错误的了。现在既然认为唐朝沿袭隋朝旧制，那么本来应该模糊混乱，不知道得失所在。反而认为其法则精密，其施于事简易易行，制度纪纲，垂之万世。那么唐虞三代的治理不能在后世实行，而必须隋唐之法才行。况且秦朝变革古法，汉朝不能恢复，汉武帝、汉宣帝凭意妄作，流及魏晋，于是有三省作为政本。所谓简易易行的，是秦朝的残余、汉朝的初始；精密的，是汉武帝、汉宣帝所创。大概担心秦朝的简易而认为粗疏，而且不利于君主，这是秦朝虽然暴戾，还没有完全失去古意。等到汉武帝、汉宣帝破坏古法的命令尽出为止。况且精密又有什么？贾谊说：“簿书期会不报之间，以为大故。”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因而恬然不知怪。新史所谓的精密，难道也是这样吗？《周官》所建立的，宏大深远，大冢宰言之尤详，这是东周人追载，还不是周公自著书。而欧阳氏已经怀疑它。如果简易精密归于隋唐，那么烦重粗疏，尧舜三代任其责了。汉朝有贾谊、晁错、董仲舒，颇能攻斥秦汉之短；后人如魏相、王吉、刘向等，尚有所执守；唐朝却没有其人，只有陆贽。然而陆贽想要步武的，是贞观及武后时事罢了。欧阳氏为本朝议论之宗，苏氏专向陆贽，所以数百年好恶从违，无所统一，而古人之道终于不可行。这也是今世之大患，有志于学者所应当知道的。

译旧史记载水部郎中的职责，天下水泉有三亿二万五千五十九处，那些在偏远荒僻绝域中的无法知晓。又说长江、泗水等大川之外，有一百三十五条河流称为中川，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称为小川。其中详细记载的名目数量零散多余如此，必定有所考证依据。大概古人对事物，没有不勤勉用心的。

新史说：唐朝建立府兵制度，颇有值得称道之处。又说古代的兵法，起源于井田制。又说这是高祖、太宗之所以兴盛的原因。查考府兵制度形成于周朝、隋朝，史官并非不知道，却说是唐朝建立的，为什么呢？每当看到后世的议论，都说应当寓兵于农，所以共同称赞府兵，认为它符合先王的遗意。然而历考战国、秦、汉之后，直到未建立府兵之前，兵与农本来未曾分离，何必等待寓兵于农呢？只是因为苦于争战好斗，屡次战斗不息，百姓失去耕作，无法转运粮饷，于是国家贫困而军队衰弱罢了。宇文泰、苏绰担忧这种情况，才命令兵与农各自登记，不相牵连。既然隶属府兵名额，长期征战无法返回，而留守的人安然无事，不知道因此国家富裕军队强大，振奋其最弱的士卒来防御齐、隋。宇文泰凭借这个平定天下，当时没有一年不征战，没有一次战斗不胜利，而财货充足，百姓没有失业的怨恨，只是因为兵与农分开成为两部分的缘故。既然如此，难道一定是高祖、太宗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吗？不过是遵循旧法施行罢了。兵与农已经分开，制度长久就败坏，平民遍布各地，谁可以征发？怀着畏惧变动的心理，寻求愿意跟随的人，名义上虽然多达百万，没有不靠招募的，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井田、丘乘，之所以人人都是士兵，是因为天子不过千里，大夫诸侯不过百里，那种形势下没有独自免除兵役的百姓。如果以天下奉养一个君主，而人人不免成为士兵，不再承担供养士兵的责任，那么圣人本来就不会这样做。如果以天下奉养一个君主，而供养士兵多达百万，独自承担这个责任却无法供给，那么人们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守卫州县的人，士兵必须扎根土地，给予田地努力耕作，千里之内，轮流上京宿卫，已经有各卫的前兵，不可轻易更改。根据当地情况，招募乐于耕作的人，逐渐回归根本，边关防御，都需要耕作，人人为了自己的土地而战。三种说法参合使用，从招募回归农业，巨大的费用节省下来，防守可以稳固，作战可以取胜，不必慨叹羡慕府兵，追慕井田，错误地将分离的合并，追随空谈而忘记实用了。圣人再兴起，也不能改变这个观点。

新史叙述节度使的军队，引用“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的话。太宗既然得到天下，不能停止用兵来使百姓富裕，却不停止使用，延续到高宗、武则天，玄宗未曾引以为戒。所以杜甫《兵车行》说：“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而史书说高宗、武后时长期不用兵，府兵之法逐渐败坏，这是不对的。大概因为征戍消耗死亡而不补充，自然就没有士兵可以交接。等到变为节度使的制度，急于自救，大权在下，越多越弱罢了。那么“弗戢自焚”，是太宗、玄宗的过错。肃宗、代宗时节度使的军队，焚烧迫在眉睫，虽然想制止也不可能了，不是用来责备他们的理由。

旧史记载杨炯驳斥孙茂道、苏知机关于冕服的议论，见识通达宽厚，安于古今之变。唐人本来不善于立论，能像这样的人本来就少了。他有杰出的名声，不是虚妄的。只是可惜文字烦杂，无法阐发罢了。茂道、知机是什么人？世上凡俗鄙陋的人，妄作徒劳地梳理，往往都是这样，哪里值得计算呢。

新史凡是授田的人，每年缴纳粟二斛，稻三斛，称为租。成年男子随乡所产，每年缴纳绢二匹，绫、絁二丈。旧史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稻不应该比粟多一斛，绢不应该特别二匹，恐怕新史有误。旧史只说岭南各州则税米，新史并记载扬州以钱，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绸、绫、绢，江南以布。新史称不是养蚕之乡则缴纳银十四两，称为调。旧史也不记载。授田本来起源于北齐、后周，而隋朝沿袭。然而古人使用民力，每年不过三天，而隋唐相承以二十天又征其庸。古人不征税而借，现在计算田地收获缴纳了。唐令里详细记录实际情况，年终为乡账；乡成于县，县成于州，州成于户部。又有计账，详细记录来年课役以报告度支。国家有所需要，先上奏然后征收。《易经》说“王假有家，交相庆也”。天下如此之大，何必琐碎烦杂，一定亲手交付然后满足？所以李林甫以每年为符契，派遣使者一告，耗费纸张五十多万。条目既多，反复询问超过一年。虽然古今制度不必完全相同，然而自三代以下，经常简易的方法，都不如两汉远矣。新史不深入考察，直接从高祖、太宗截断来说，不知道唐朝后的事情应当如何处理？如果以后者为是，那么两税制节省盐酒百名，又是唐初所不做的。如果认为不对，那么孟子说“斯速已矣，何待来年”？究竟在何处着力才可以？苏氏记载司马氏的话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虽然如此，王氏的苛刻之心想要从无可取之处索取，司马的善意想要散于无可散之处，空分邪正，一种病民。而古人越远，后世越紧迫，真正有志于百姓的人，能不畏惧吗！

译唐代又有义仓，每亩征收二升，这也就是正税。盐、酒、茶、麴虽然都出自天宝乱后，但从前代衰微时期未曾没有额外加赋。到了改朝换代，往往废除减免以安抚新民，如本朝屡次更换治世之主和贤臣，然而唐五代之末的聚敛，不仅不能废除减免，反而因此增加赋税，还担心不足。新史不思考其中的弊端，只是详细记载作为事情的开端，对政道有什么益处？《诗经》说：“火势刚刚燃烧起来，难道有人能防止它吗？”大概隋唐既然实行府兵制，与百姓各自依法破坏，不修复就不能恢复，于是到了竭尽天下之力来供养军队。这是受病的根本，所以因循末世的重敛只能增加而不能停止。如果君臣同心警惕畏惧，极力寻求改变根本征敛和末节利益的方法，从而逐渐减少，唐以前的事或许还有希望。否则上下互相胁迫，苟且度日，就像用漏船装载重物，漂浮在波涛中，谁知道岸边在哪里？那么能不灭亡就是幸运的了。

刑罚自古就有，叔向说议事来制定，不设立刑罚条文，尧、舜、禹、汤，唯独缺少这一门，虽然有刑罚而没有条文，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用象征来规范常刑，流放宽恕五刑，鞭刑作为官刑，扑刑作为教刑，罚金作为赎刑，过失灾害一律赦免，怙恶不悛的贼人用刑。谨慎啊，谨慎啊，只有刑罚要体恤啊！”悬挂刑罚来示众，而不说“某罪必入某刑”，只有几位圣人是这样。大概纯粹用父兄师友的道理熏染而入，百姓也自然乐意顺从，那些触犯刑罚的就少了。新史说害怕百姓知道争端，所以不设立刑罚条文。百姓淳朴或浇薄、真诚或虚伪，难道有固定的本质吗？不制定法律，他们的争端反而更多。又说后世制作刑书，无不完备，让百姓知道避开，尤其不认为后世君主德行浅薄，设置险阻来驾驭百姓，细微的动静都有防备，让百姓不知道避开。卓茂说“一门之内，小的可以议论，大的可以杀”，卓茂已经能说出这样的话，何况圣贤怎么能为了“让百姓知道避开”呢？又说他们制定的法律虽然不同，但用心则一。唉！我不知道后人之心与古人之心是否一致。

张蕴古上奏李好德病狂，依法不当治罪，被权万纪弹劾，太宗杀了他，后来后悔。旧史记载太宗说：“我曾禁止囚犯在狱中，里面张蕴古和他下棋，现在又包纵李好德，这是扰乱我的法度。”新史隐去了，既失去了太宗蓄怒的原因。况且张蕴古虽然确实平正宽恕，何必与罪人下棋来怠慢狱政，激怒君主呢？不然的话，太宗立刻斩杀张蕴古，确实太暴虐了。六经的道理简严易直，而天人具备防备，这话似乎没有毛病。然而说其余的作者精深广博，各尽其术，那么六经之外还另有一种道理，可以阐发天下自然驱使而顺从，哪里在于完备呢？世外之论，只有佛教，大概他们自己已经是异端殊域，暂且搁置罢了。如果共处此世而精深广博，不质询圣人，那么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凡是道理不经圣人所定，都是粗浅而狭陋的，不是精深广博。

习学记言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四十 宋 叶适 撰 《唐书》

列传

高祖窦后，太宗长孙后，唐代贤后，只有这两个人罢了。新史所载，都不如旧史详实。徐贤妃二十多岁，作谏征伐的疏词，富含道理广博，王勃不能达到。新史只简略记载百余字，读者不再成篇章，掩盖了她的美德。至于说韦后持权，不如武后，所以失败而无成，不知道武后何论成败。

宪宗郭后之事，新史记载她对宣宗不礼貌，想要自杀，当晚暴毙。以及贬谪礼官王皥、白敏中、周墀都诘问愤怒，非常详细。而旧史却说宣宗即位后对郭后的诸子，恩礼比以前朝代更加不同，没有一句话类似新史。难道唐代旧史文有所忌讳，就承用了吗？

江夏王道宗因赃罪被论处，太宗对侍臣说：“我富有四海，士马如林，想要使车辙足迹遍布天下，游览观看没有休息，在绝域采集奇玩，在海外访求珍羞，难道不能得到吗？劳苦万姓而取乐一人，我不取。人心没有满足，只应当用道理来制约它。”等等。因为可以做而不做，太宗自己见识实处。尧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至于尧、舜、禹、汤，都是因为不可为而不为。像太宗所说的，都是决然不可为之事，而太宗自以为可为，那么古代的治世之主没有这种言论；然而能用道理制约而不为，那么世间的乱君没有这种见识。虽然如此，欲望在道理之前，很难对君主说。

因为太宗想让功臣宗子世袭，没有实行，搅动了讨论封建的人。苏氏说柳宗元的言论，使诸子的言论都废弃，即使圣人复起也不能改变。然而柳宗元说封建不是圣人的意思，是形势。看《易经》，“地上有水”，比先王以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尚书》记载“万邦”，意义尤其多。圣人只担心德行不足以拥有诸侯，更分别甚意与势，而又说不得已吗？正当尧舜三代时，所建立的国家，都是天下的圣贤。所以臧文仲听说六蓼灭亡，说皋陶庭坚不祭祀忽诸，德行不建立，百姓无援助。哪里像汉唐以腥臊剑挺之臣、膏梁乳臭之子，加在亿兆人之上呢？自从晋楚灭国，最多已经自己分为郡县。到秦才开始全部空掉，天地霍然一变。柳宗元却说“公天下的开端从秦开始”，为什么呢？大概古代没有封建的言论，因为李斯不主张后世的学说，才角立。柳宗元据末以抗本，自然失去要害。汉以后有国家的，不论地大小，都设置相。王侯未曾自专，与相共同守护，有什么不同呢？然而秦分三十六郡，大于诸侯数十百倍，纲目未繁，粗得体统。汉稍分至百余，犹不害其为疏简。相比齐隋唐，更加厘析，至今愈甚。长吏削弱，代换急促，天下的贵聚于一人。德行不能教化，力量不能供给，而吏胥制约其命，其间藏无限弊事。百姓何曾受实惠？像这样的，大概是柳宗元与诸人所不通。直说“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然而不习治道而强言之，做成标靶后学，反受聋瞽之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