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四十七

译王禹偁说：“圣朝建国四十多年，边境尚未十分安宁，百姓尚未十分安乐，追求财利没有止境，设置的官职太多。如今陛下治理国家焕然一新，挽救时局在于迅速。”这是真宗初年的事。臣私下担忧书生执着于这篇奏章，陛下认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做法，可以算是孝了”，这是不懂得古今制度不同，国家与家庭治理途径各异。假如帝尧去世后，帝舜在位，尧时有八位贤人未被进用，四个凶恶之人未被清除，舜于是流放四凶，举用八元，善恶分明，没听说后来的人说“尧不如舜，舜对尧不孝”。恳请陛下遏制老生常谈，发扬英明君主的独断，那么天下就太幸运了。这是用比喻来劝谏。查考哲宗初年，司马光将要废除新法，当时真有“三年不改变”的说法，而司马光却说“宣仁太后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做法，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绍述（恢复新法）的祸患。王禹偁的话直截了当，不留余地，司马光为什么不直接以此为据？依照魏相引用贾谊、晁错的例子，难道是因为鄙夷其质朴直率吗？王禹偁受太宗知遇，世间有直道，自然有直气，向真宗说这些话毫不迟疑，真宗也从未认为是诽谤，因为直道向来清明。自从庆历以后，议论浮泛杂乱，直气虽然很多，但直道已经消散。到了治平、熙宁年间，在言语末节上纷争不休，直道彻底灭绝无余。观察这两段，风俗的变迁，可以考证得知。现在的人想要效法前辈，必须从明道、景祐以前的史实接续上去，才行。

王禹偁说减少冗兵和冗吏，使山泽的财富稍微流向民间，查考朱台符以京东转运使的身份应诏也说，陛下即位大赦，临朝听政，施恩赦罪，施行仁政惠及万物，未曾免除残存的租税，允许实行榷利（专卖），山海的货物全部归于朝廷，酒税的丰厚不流向民间，大概是不想独占山泽的利益而与百姓共享，当时虽然已经没这事，但还有这种议论。后来连这种议论也没有了，事情已经过去还可以追论，不存在的道理深可畏惧，况且假使今天有人想放宽山泽禁令，人们不嬉笑怒骂吗？至于说到太祖时，东面没有得到江浙漳泉，南面没有得到荆湖交广，朝廷财赋可以说还不丰富，然而攻打河东，防备北方敌人，国家用度也充足，军威也强盛，其中的道理在哪里？所养的士兵精锐而不众多，所用的将领专断而不被怀疑的缘故。此后完全夺取东南几个国家，又平定河东，土地财赋可以说广大了，但军威不振，国家用度转急，其中的道理在哪里？所养的士兵冗杂而不都精锐，所用的将领众多而不专断的缘故。这件事今天固然不能实行了，但这种议论至今还在，还可以讨论。况且太祖精选士兵以严格训练，专任将领以责成战守，其谋略并不难懂，其效果不难继承，而最终没有人能稍微模仿其一二来实行，为什么呢？如果这种议论本来已经腐朽熟烂，五尺孩童都能说，而把它陈设在喜欢新奇的人面前，虽然不至于怒骂，但嬉笑的人都是了。所以我希望趁这种议论还存在，让贤明忠诚智慧的士人长久任职，尽心竭力，淘汰疲弱冗杂的士兵，任用知耻的将领，寸土必争抵御敌人，无人敢懈怠逾越，以修明太祖的功业，然后考察寻找已经久远不存的议论，分散利益减轻赋税，遗留的恩泽余润，百姓得以凭借衣食，不至于饥饿贫困流徙而无告，以恢复前代的旧制，那么这岂止是伸张王禹偁、朱台符的志向而已呢？即使孔孟也不过如此。

杨亿论述放弃灵州的事宜，从现在来看，好像通晓边事的样子。自拓跋思恭以来，世代拥有五州，中原王朝不能过问，那么本来就已经放弃土地很久了。太祖无暇征讨，顺势安抚他们，让他们作为屏障，内地获得安宁，也是时势当然。太宗既然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于是反而每次作战都失败，兵力穷尽力量屈辱，李继迁在灵州孤立无援，早晚沦陷，即使再放弃它，也已经来不及了。杨亿远引汉武帝设置朔方郡，公孙弘认为不便，又以贾捐之放弃珠崖郡作比，又说土地不过数千里，是尧舜三代的盛世，而尤其疏阔的，甚至说燕蓟也一并放弃。从此主持议论的大臣于是以放弃土地为常态，而收缩国土躲避寇敌，对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他说太祖任用姚内斌、董遵诲守卫环庆有功，也与当时情况不合。太祖时，李彝兴父子还是外臣，所以姚内斌等人容易立功。现在李继迁猖獗，清远、灵武都丧失，边城士气沮丧，自保尚且来不及，即使想专任像姚内斌等人，怎么能立刻收取前人的功劳呢？《禹贡》说东边到达大海，西边到达流沙，北边南边都到，声教施加于他们，告诫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四方蛮夷来朝拜。”自古圣贤虽然说崇尚道德而不致力于扩大土地，但也没有以土地不足作为道德有余的。况且唐朝曾经凭借灵武复兴。杨亿不思考这些，只以公孙弘为辞。那么见识利害不全面，谋划不精当，泛滥拼凑，用空话误导后人，是现在儒生学士的大病。

寇准论述澶渊事宜，我过去听长辈说，看重寇准极力赞成亲征，并且说他所有的规划考虑，都已经事先确定，不是一时偶然而为的，就是这篇奏疏。自太宗时，契丹侵犯边境，未曾安宁，真宗刚结束守丧，敌人已经大举入侵，亲自驾驭战车，急用祖宗的旧法，而傅潜畏缩不敢作战，范廷召、康保裔战败而死，张齐贤、向敏中、吕端、李沆、吕蒙正、毕士安不能出谋划策。等到王超、李福、王继忠又战败，皇上再次提出亲征，群臣不敢答应。至此，母子倾国来犯，势头尤其猛烈，天下震动，那么陈尧叟、王钦若避地南迁的请求，纷纷出现了。寇准刚当宰相，仓促奉皇上出行，当时相传，毕士安有“相公交取鹘仑，官家高坐，有此处好唤宰相吟两首诗”的话，其谋略可见了。况且这篇奏疏正是“调拨兵马，敌人深入则抽调大军护驾”罢了，毫无奇计，不知道各位公卿为什么夸赞得如此艳丽。前代君主在鞍马间的固然多，但必须必胜，不胜则危亡随之。君主勇于亲自出征固然不论，如果诸将不服从命令，而大臣想用天子的威严压制他们，那么以前的傅潜，现在的王超，最终都不能效死，必定求和而后免辱。没有大的功劳而寇准还可以矜持放肆作为功绩吗？唉！举荐大将的是萧何；亲自督战的是裴度；促成晋楚和解的是向戌；都是过去已经验证的事。君子辅佐君主，看道义和时势如何罢了。可以战就战，而冯道不敢；必须战应当和，就和而桑维翰不敢；必须和又是近事应当借鉴的。寇准既不能知人，又不能临阵，至于委曲调停两国之间，为百姓请命，也不能。而挟持万乘之尊侥幸，然后以和谈为功，那么是我所不敢听的。

译孙奭议论天书之事。查考此事，王旦始终遵照执行。作为臣子，引导君主欺骗上天，而君主却能自我敬畏上天，这是史籍中罕见的异事。王旦行事如此，却能成为本朝的贤相，更是罕见的异事。孙奭说，屈尊至尊之体去迎接拜受，将天书送回秘殿供奉安放，上自朝廷，下至民间，无不痛心疾首，内心愤恨非议，却不敢公开议论。这大概是指当时的实际情况。恭敬地认为，真宗能够自我克制敬畏，无愧于古代贤君。王旦东封往返，独自吃素食，而辅佐的大臣都不能期望他像伊尹、周公那样辅佐君主，这太难了。

范仲淹应诏提出的十件事，是赵绾、王臧、萧望之、刘向之后的一系列举措。因为李固、陈蕃直接以人命来争夺势力的消长，而房玄龄、魏征遇到君主自己制定经制，所以不能算作系列举措。我曾怀疑儒者不得志于当时，不仅仅是因为道难以施行，大概其中也有自己考察议论不审慎的地方。比如十件事中，从“精贡举”以下，其余八件都是国家常行的，人情所共同愿意的。即使有人排挤阻挠，也容易消除恢复，并非利害的关键。只有“明黜陟”、“抑侥幸”这两件，对平庸之人危害最重。而范仲淹却先推行这两件。古代官职不分，自然没有职外迁叙的法律。唐初急于用人，小官参与大政，后来兵乱，借内职来加重外权，流弊延续到五代，官职各自运行，于是有了职外之官的迁叙递进。真宗推恩优幸，三年一次磨勘，他们以为这是君主的命令，本来就不像斜封墨敕那样。而圣节任子，是人们所羡慕的，一旦革除，怨恨愤懑自然加深。所以这两件事既先推行，就触犯了平庸之人危害重的弊病，开启了邪谄防备离间的门户。这就是为什么非常行与同愿的事，都不能伸张的原因。欧阳修说：“圣贤相遇，万世才有一次。”而苏洵认为，在那时，毛发丝粟般的才能，纷纷兴起，合而为一，可惜啊可惜啊。范仲淹只说石介作颂为怪，不知道我形成了他的形，他张大了我的影，有什么奇怪的呢。幸好仁宗宽厚明察，且善人一类已经众多，所以他遭遇的祸患不至于像赵绾、王臧、萧望之那样残酷。韩琦在前继任，这两件事稍微裁减其过分之处，而人们也不认为有过错，大概势必要逐渐进行【按欧阳修说范仲淹老练世故，必定知道凡事难以猛烈更张，所以他所志在远大，而多显得迂缓，看这两件事不能说是不猛烈了】如果范仲淹先推行国家的常行，后推行平庸之人危害重的事，或许防备离间不会大作，而基本也可以确立了。所以审慎于考察议论，是平时师友讲习的急务。孔子所说的“如果有人了解你，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呢？如果喜好耍小聪明，那就本来没有益处了”。

韩琦议论时事，说西北两寇祸患已成，可以昼夜泣血，不仅仅是恸哭太息，他的忧惧迫切如此，确实是这样。然而他所条陈的七件事，是国家常行的，没有可以制敌的。至于暗中营造洛邑，作为游幸之所，就疏远了。假使敌人果然指向汴京，而洛阳仓促间不能成为播迁之地吗？况且奔溃之余，凭什么可以守得住？这也是书生貌似的议论。大体上，约和既定，中外习安，自然没有奇策可设。后来王安石经理河北，也不过是想为先事做准备，而韩琦又认为不可行，只是静躁有不同罢了。

富弼辞去枢密使，议论流民、辨明邪正三疏【又辨灾异非人事皆天数，文意大致类似赵普而更加谆复】，叮咛反复，俨然像提着耳朵告诉人一样。旧传韩琦与富弼议事未合，戏弄富弼说：“又絮叨了吗？”富弼愠怒说：“絮叨是什么话呢？”看这三疏，真是絮叨啊。他议论邪正和同，君子小人之际，学者都认为是至论。大概他的主意端是为王安石。当神宗以首相任命富弼时，富弼审察王安石不可用，为什么不正言于上，决断其去留，而设此影语？大概神宗必欲有所改作，富弼意不然，而王安石助之。神宗罢免王安石并不难，而责备富弼必须更张，这是富弼的难处。按欧阳修说富弼明敏而果锐，这是初执政时。作相后则不然了。富弼初执政，更张之意过于范韩，至作相乃以一切坚守，无所施为为是。虽然像韩琦那样微有改作，也不能听从。古代的贤相因忧患而益明，周公就是这样。富弼因忧患益昏，而还想要自以为贤，这不是我所知道的。

贾昌朝议论边事，说太祖得御将之道，及善用将，师精于觇候，人所共知。说削方镇兵权太甚之弊，则人所不知，虽有知者，也不敢言。说训营卒，说令诸军毋食肉、衣帛，营门有卖酒肴则逐去，士卒有服缯帛则笞责。自古用事得死力，未有不先使之温衣饱食者，如后世养兵衣食不足，怨嗟愤郁，何以效命？恐怕这应当别论。贾昌朝作相，当范、韩兴废之时，而朋党倾坏皆其力焉。至于事业，则未闻能践此言，为什么呢？

包拯议论宋庠，且说：“无过则又不然。执政大臣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之谓过。及近年方乃摭拾细故，托以为名，并举权德舆事。”这一项论议虽非卓卓关系，然亦从古流通，至其时未断绝者，自后无复有矣。欧阳修说包拯素少学问，看此是其天资能近大体，不待问学也。我曾说尧舜禹皋陶君臣以来，皆素有议论相传，虽汉唐褊狭，而其流风余烈犹未尽绝。及后世以经术起之，无不欲上继尧舜而鄙陋汉唐。然古人论议断绝皆尽，而偏岐旁径纵横百起，莫觉莫知，而皆安之以为当然也，岂不可叹哉！

译欧阳修论述日曆，虽然前面引用了古代史书，后面谈到日曆、时政记、起居注，并请求不再进呈副本，但这不过是督促史院加快修史进度罢了，并没有闲暇去讨论史法。唐人认为君主不观看史书，这种说法很浅陋。后世沿袭这种观点，于是把君主不观看史书当作一种美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史官尽职，这就是欧阳修提出请求不进呈副本的原因。他们不知道，自古以来的君主何曾不观看史书？史书中记载的善恶不隐瞒，君主看到后自然会感到敬畏，观看一天的史书，足以警戒他终身。如果君主因为羞愧而回避，或者因为愤怒而杀戮，史官也不会因此畏惧退缩，身体可以被杀，但史实不可更改，史法因此得以完备，所以可以成为治理国家的辅助。可惜欧阳修所论述的未能达到这个高度，只停留在记录注疏的层面。韩愈最喜欢谈论史事，撰写《顺宗实录》，记载韦执谊、王叔文一起吃饭，却说郑余庆、珣瑜两位都是天下享有重望的人，相继退隐居家，言语类似酸腐的文人。唉，韩愈又在欧阳修之下了。

欧阳修论述包拯，说过去曾亲眼见到朝廷采纳谏言起初很难，现在又看到朝廷采纳谏言的效果已经显著。庆历年间采纳谏言的事，我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过了。考察古代所说的谏言，从君主自身来说，有责成臣子必须进谏，从而成就自己德行的人，舜说的“我错了，你辅正我”就是如此。有责成君主必须接受谏言，然后德行才能成就的人，傅说说的“君王能够圣明”就是如此。谏言被采纳，君主就没有过错，没有过错就能明察，用人得当，施政没有不恰当的，治理之道就能推行。至于知人安民，禹认为尧觉得难，大概是因为过错不能完全避免，而明察有时会有遮蔽。现在欧阳修所说的采纳谏言的效果，不在于君主自身，而是追求臣下争议的那些细微末节，所以其效果有时就会穷尽。欧阳修大概亲眼见到了这种情况却无法挽救。关于濮王封号的争论，难道欧阳修也后悔了却不敢说吗？欧阳修的学问未能达到这个高度，却公然成为争议的主导者，我担心后世忘记了根本，所以重新论述这件事。

我多次听到吕氏说：宋祁请求恢复唐代的防幕法，赞叹他思虑精密，考证深远，不是当时的人所能比及的，是后学者应该知道的。防幕法是军队出行必须使用的，只是因为沿袭苟且的态度而不实行罢了。考察《左传》记载晋国和楚国远征，各种物资都准备齐全，等到《六韬》汇编为七书，其中《军用》一篇，学习科举的人都能背诵。宋祁只就近称引唐代的制度，难道他对这两本书偶尔没有详细研究吗？然而《出车》、《东山》、《六月》等诗篇，叙述军队服役的劳苦，意义宏大广博，而郑国的申侯说齐桓公军队疲惫，遇到敌人恐怕无法使用，想让陈、郑两国供应资粮鞋袜，这还有彼此互通有无的意思，是晋文公、楚庄王所不能做到的。至于诸葛亮在敌境耕作，居民交错杂处，安居乐业没有私心，大概古代善于带兵的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汉、唐穷追远讨，常以万里之外为限，役使百姓如同禽兽，即使想要一定有防幕法，哪里比得上居家枕席的安稳呢？恐怕这是宋祁所不知道的。张方平论述国家大计，在王安石未被起用之前；论述免役钱，是在被王安石排挤之后。神宗起初明察敏锐，果断想要有所作为，而冗兵厚费这一项，是庆历以来最大的祸患。如果当时大臣共同向皇上陈述，分别说明情况，谋求最恰当的办法并决定一定实行，事情既然广泛深远，不是十几年功夫不能成就，那么君主的志向已经确定，其他纷纷妄言要改变的人就不会被任用了。可惜韩琦、富弼、欧阳修不能明白，张方平虽然明白但论述不切中要害，即使论述切中要害，也没有办法处理。等到王安石被起用，纷乱变更的祸患已经形成，当时像张方平那样说话的人很多，怎么能挽救呢？吕氏说：张方平完全废除了王安石的做法，以恢复祖宗的旧法。只有司马光作为侍从官，则与王安石极力辩驳，又用私人书信劝告他，又在任用、罢免、去留的关键时刻决断他。王安石对其他人无所畏惧，唯独畏惧司马光和苏轼，是畏惧他们不会停止。宣仁太后起初虽然说完全任用那些对新法不满的人，但众人的议论都说年代久远利害不同，事情长久细节繁多，而且担心父子之间报复的祸患，不敢改变。只有司马光挽回一世的力量，以恢复祖宗的旧法，虽然被贬谪的人满天下，但风气相连，所以元符末年就已经稍微恢复，到宣和年间将近三十年了。钦宗内禅，夷狄正猖獗，哪里有空暇顾及群臣的正邪？于是又恢复了旧法，而司马光实际上是赠主。后来秦桧被诛灭，几乎没有遗留的种类，但秦桧死后又恢复了旧法。所有这些，都是司马光独自争辩、极力挽回的余效，而韩琦、富弼君子的恩泽所不能延续的。那么司马光作为宋朝守成的规模，难道不是很深远吗？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事情，姑且不要指望它能完全纠正。只有那五六十万的冗兵，能让他们各有衣食，坚固地捍卫边疆，能使敌人不能侵犯，又暗中有所制约，使他们请求作战而不能得逞，那么中原遗民就有可以重新聚合的道理。这样足以帮助完成前志未竟的事业。至于内政，则依据司马光守成的方法，修补其缺失，扶持其倾颓，使之可以长久，那么即使数百年千年也可以存在。

孙沔的五件事：景祐年间以来，三次贬黜宠姬，听说两次触犯了皇帝的威严。上元佳节，内庭出游，美女才人无不跟随，车盖飞扬遮蔽日光，车辆流动激起双影，各自崇尚华丽的护卫，分道争行，众目共睹，与皇后并列。又有内降斜封的诏书，坦荡如大道，免除刑罚要求赏赐，响应如神，其言辞只有进没有退，似乎像两汉时期的语言，不是后人的话语。又说当时，内人请求俸禄及索取赏赐，每年一千多万缗，不只是用兵花费巨大。他的气势刚大，他的诤言如此切中要害。孙沔既遭受污蔑，而实录却详细记载了这些，好像是真的。吕氏说：这是王安石的笔迹。孙沔又说，范仲淹出身孤寒，忠诚报国，统领军队在边疆，终年勤苦，未曾有臣子请求赐予千百缗以补助清贫的节操，可以大致看出当时的事意。

译本朝统治百年，太平无事。大概从仁宗末年、英宗时期起，臣下就多次提出这种议论。他们的本意是想讽谏君主，借归美于君主来求得警惕畏惧，并不是认为国家必定会有事，才说为什么如此无事呢？况且太祖、太宗是开创基业、承受天命的君主，而三代继承都没有失德，那么怎么能够不百年无事呢？然而方平在众人中，名望很轻。晚年与王安石不合，众人才开始看重他。考察方平与善人聚合离散的趋势，虽然比不上文彦博、赵抃，但比起夏竦、贾昌朝还是有区别的。然而他那种穿着绢衣、吃羊肉喝酒的习气终究还在，而挟持邪僻、不正直的心意，本来也不能没有。苏氏兄弟却唯独以懂得大道来推崇他，甚至有人说他前世写佛经还没有写完，这就更加怪诞荒谬了。

司马光的各种奏疏，考察本朝的议论和行事，分为三个阶段：庆历年间、熙宁年间、元祐年间。司马光虽然比不上范仲淹的开拓济世之才，但他清楚地知道国家守成的规模，从头到尾，没有因安逸享乐而导致的过失，也没有因仓促无益而造成的祸患。吕夷简、韩琦又能修补其中的缺失，扶持其中的倾覆，使之可以长久，那么韩琦与富弼都不如他们。况且范仲淹的志向，本是想变革通融。韩琦与富弼既然赞同他的说法，虽然被小人不容，范仲淹最终离去。不久就死了，然而韩琦、富弼相继为相，终究不能再次伸张范仲淹的志向。王安石起初有盛名，本是韩琦、富弼所引荐的。等到他变更各项事务，韩琦曾与他争论，富弼与文彦博、欧阳修，也都都不依附顺从。然而他们只知道退让自保，终究不敢极力阻止王安石的成功。推究这几个人的行为，让他们处在王安石势力衰微之后，应当宣仁太后进用人才之时，未必能赶上真宗初年。河北、山东没有一年没有契丹的祸患，而李继迁父子在北方侵扰横行。如果战争不停，胜负不分，接着发生饥荒，再加上盗贼，流离迁徙的灾难，何必等到靖康年间国土分裂的局面呢？不必等到绍兴年间，无论愚笨还是智慧的人都知道。由此说来，那么渡江以前一百六十年无事，是与两个敌国议和的力量。两汉及唐朝，不必与敌国议和也能无事，这就是他们比我们高一等的地方。渡江以后，也近百年无事，也是议和的力量。一旦不和，就承受不了事态了。安危的定数，怎么可以预先确定？存亡的关键，必定成为祸乱的阶梯。这是王安石所不知道的，却一定要用频繁变更扰乱风俗，用大有作为来要求君主，把祖宗百年无事当作天幸而不足以依赖，却不知道一旦有事而不可挽救，正是王安石造成的。悲哀啊！周公的诗说：“趁天还没有阴雨，剥取那桑根的皮，修补好门窗。”古人难道不是居安思危吗？只是不喜欢危险而厌恶安逸罢了。

《习学记言》卷四十八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四十九 宋叶适撰《吕氏文鉴》

苏轼在徐州给皇帝上书。吕氏爱惜他的文章，所谓“故纸糊笼箧”的话，吕氏只有几句评语。我赞叹他抑扬顿挫、开合变化的妙处，是天下奇作。彭城是齐楚形胜的雄藩重地，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当时积衰累薄，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凭借守郡的力量，而没有几十几百几千可以驱使的人，难道不是贾昌朝所说“剥削方镇太过”而导致的吗？那么改变法制，安危的局势有所激发，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完全预料。买灯后所上的书，关于治理国家的道理，似乎还不足。然而初学写文章的人，没有不诵读学习的。王安石尤其害怕它。以前英宗想按照唐朝旧例召苏轼入翰林院，韩琦只按近例让他入馆而已。假如苏轼已经位列侍从【胡宗愈请求让带馆职的人去三馆供职再返回，韩琦本来想遵守这个法度，却被熙宁、元丰年间所改变】，与王安石比较轻重，应该不止于此。我本来就说过了。韩琦号称有名的宰相，却让俊杰异能的人，计算寻常拘束尺寸作为苟且卑微委身之地，与绛侯、灌婴、冯敬陷害贾谊，名义不同而实质相同。可惜啊。然而苏轼说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来。十年之后，什么事不能建立？终究不说十年后应当建立什么事。如果神宗罢免王安石而听从苏轼，不是安于不为而停止的人，也不知道苏轼用什么方法引导他的君主。这是不能不预先讲清楚的。

苏氏说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之流，都有科举的弊病，然而他们自身却是科举的宗师，不止于弊病而已。唯独苏辙的三冗疏，超过他平生的文字，大苏（苏轼）也不能赶上，大概还有方略效用于君主，可以用岁月等待，不杂乱地议论古今，没有统一的主旨。百万军队，省去六七成，只是不想再戍守边疆，死亡不再补充，恐怕这很难。营房零落，编制消减，军费没有去掉，军纪先败坏了。吕氏不喜欢苏氏的议论，认为阴侵阳。程氏论十事，应当与此一起观看。自古以来经生通人，各自为方，不知道他们的偏颇。然而苏辙晚年不能守方，发表兵民燕蓟的言论，不久女真兴起。那么必定真有见识而后成为豪杰之士，本来不在笔墨之间吗？吕氏曾说近世文人刘挚善于写奏疏，他攻击王安石的短处，描摹精妙，情态曲尽，而没有迫切躁忿之气，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然而不被王安石所忌恨，只说他是妄作愚蠢而容易看清罢了。大概名望素来轻，所给予剥夺不能动摇世俗。神宗曾问刘挚是否从王安石学习，可见一斑。所以他受贬谪也很轻。文彦博后来与韩琦、富弼齐名，唯独刘挚有驳论，几乎造成诛族的祸患。

译程氏为彭思永议论濮安懿王封号一事，主张应当称侄继承皇位，并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国太王。按照礼制，兄弟的儿子称为侄，并无经典依据。而本生父亲以其亲属关系而言，不过是世俗的称呼罢了。将“太”加在“王”之上，又是不合经义的。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丧，报答父母的恩情不可埋没。只是大宗的服制降于小宗，小宗不敢与大宗同等。避称父亲而称亲人，道义上固然不妥；舍弃父亲而称伯父，情理上又哪里适宜？用古人的心意来议论礼制，却用世俗的名称来制定礼法，可以吗？立后与为人后，所后之父与本生之亲，都是至公大义所在，而不是以私情臆说来行事的。既然这样，那么世俗无据的名称，不可以用来制定礼法，这是确定的。

程氏上太皇太后书说：“问学职业，想要献给君主的，都在这里了。大概以辅佐培养君主德行为大，并以周公辅佐培养成王为法度。《立政》篇专门谈论常伯、常任、缀衣、虎贲，是发出这种议论的。现在考察《立政》，历数夏商先君以及周文王、武王用人的方法，以及夏桀、商纣宠任暴虐放纵之人导致灭亡的原因，这是在成王即位执政之后，并非刚立年幼之时。又考察《金縢》，武王下葬后，群叔散布流言，周公避居东方，作诗留给成王，成王感悟天象变化，停止占卜，迎接周公归来。等到建成洛邑，周公归还政权给成王，成王再三挽留，委托国政听从周公，而周公、召公再次共同辅政，直到周公去世和成王在位期间。既然这样，如果不是成王的智慧，不足以了解他的臣子；如果不是成王的英明，不足以任用他的臣子。他的圣质卓越，周公、召公大概是被他所用，从而达到盛治，不像童稚无知，必须封唐叔、鞭打伯禽来警示激励他，像后世世俗儒生所传说的，然后才能增进他的德行、成就他的才能。在元祐初年，母后垂帘听政，奸邪之人窥伺机会掌权，人们恐惧度日，常不能自保，取子毁室的痛苦，不知寄托何处，以至于情绪泛滥崩溃，人伦几乎废弛。辅佐培养之道，难道容易说吗！”

梁焘论述想要以礼退让吕大防，大致可见祖宗辅相任用舍弃的规矩。虽然梁焘没有深思。吕大防虽然以礼退让，考察当时的时势，可以再以礼进用吗？大概坚守善道而死，就应当辞让而不就职；像范镇那样舍身殉国，就应当在危难中不乱。做司马光大概还差不多。至于既已在忧患危难之前冒进，又想在变故之后侥幸免祸的，这就是元祐是非的议论至今没有决定的原因。况且古代大臣进退的道理，本来不可苛责。萧何曾经有赐金、置卫、请苑的嫌疑，而活着时却不修缮房屋，买田宅必定在穷僻之处。邓禹免相，闭门教子，各授一经。诸葛亮国命在手，不与子弟共享俸禄，只让他们治理耕桑罢了。如果真如梁焘所说，两三年后善去，去了又图谋回来，最终怎么为国家建立长久的基业呢？阅览名臣奏议，到范祖禹听政疏说：“现在四方百姓，倾耳而听，拭目而视，这是宋朝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基础，天下治乱的开端，百姓休戚的开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的时机，天命人心去就离合的时候。”这十几句话令人流泪，大概国家存亡从此决定了。我曾经与吕氏极力争论几天，终究没有补救的办法。旧传程颢说当今熙丰年间掌权的臣子，自己选择那些太严重的改变他们，天下至今认为这是知言。然而小人视民如草芥，何曾知道世间有痛苦的事？而利柄在手，又怎肯轻易改变？大概不过是一种好话罢了。况且祖禹所说的，也只能这样，与《黍离》《麦秀》事败而悲伤的，又有什么不同？我每次想到熙丰年间的小人，特意设立绍述一条，归罪元祐，认为不应当轻易改变神宗政事，所以其祸蔓延不可遏制。而元祐诸人不能以轻易改变祖宗政事为熙丰小人的大罪，正名定法治其尤无良者，倒戈以授仇人，这是大失误。自王安石以外，凶狡凌肆，必遂其恶的，只有吕惠卿、章惇、蔡卞、蔡京罢了。如果元丰末年元祐初年，首以轻易改变祖宗政事为大罪，重责王安石、惠卿与卞，自当连坐。章惇曾经有帘前悖戾不逊一节，投诸荒裔，人亦何辞？只要使九年间尊祖之义常伸，那么子孙绍述的议论无自而发。况且蔡京是新进后生，他日何所依据，以为奸慝之地呢？其后陈瓘与蔡京、蔡卞并驰，方欲以尊私史，压宗庙罪之。既然以孙屈祖为是了，那么私史者乃其所教也，又何足以开悟人主呢？

本朝谏诤二事，范仲淹、邹浩都是废后大事。郭后虽废，尚美人并斥，而立曹后，嘉祐、治平之间有助焉。邹浩所论在贤妃，既立后虽已无及，而孟后终复位号，为建炎再造之祥。与汉成帝、唐高宗祸福相去远矣。邹浩之力难于范仲淹。邹浩本常才，而能为此者，积习见闻之久，源流有自而然也。庆历谏者祸福杂，元符谏者有祸无福，所遇之时殊也。陈瓘力拄蔡氏，其言绝灭史学，一似王衍重南轻北，分裂有萌，先鉴之明，一人而已。至于不恤一身家族之害，别为尊尧之说，欲障蔡氏之横流，而止中原之幅裂，惟天知之，人不知也。

译通过考察谢知制诰的表文，可以得知文字的正统意旨。古今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很少了。然而翰林学士的表文则已经退步衰落得很远了。至于王安石说有道德的人难以进取，那不过是骄傲夸大的言论罢了。到了苏轼只局限于近事，那就更加衰落了。孟子所说拥有德慧术智，常常存在于疾病之中。而后世的士人，每每把所遭遇的忧乐作为气机的盈虚，那么他们的文章怎么能比得上古人呢？这真是可悲啊。王安石谢宰相的表文最为精工，是近世第一。而吕氏不收录，大概是因为那些夸大其词的人，不能作为后辈的榜样。

曾巩贺南郊的表文：评论的人说钩陈、太微星宿运行正常，昆仑、渤澥波涛平静，与韩愈析木、天街星宿清润，北岳医闾神鬼受职，可以相提并论。即使确实如此，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文章不致力于与事实相称，而是纳谄以求进身，是最卑鄙下作的。《清庙》这首诗说：“庄严清静的宗庙，肃穆和顺显赫的助祭。众多人才济济，秉持文王的德行，应答天上的神明。在庙中奔走效劳，如果不显扬不承继，就不会被世人厌弃。”这难道有泛泛之辞、拈枝弄叶的吗？

范纯仁的遗表，当时难以言说的事情大致都讲完了。由此可以看出范家的家风，不是文辞富丽可以比拟的。有人说他家曾经向颖昌府申请用印，才勉强免遭大祸。又说陈瓘进献《尊尧集》的表文，可惜元丰末年、元祐初年，没有能明白此中义理的人。有人认为这是拿着蔡氏的矛来攻击其内部，这有什么值得讨论的？这是关乎百世存亡的大事，而天不启发民众的智慧，不引导民众的言论，实在令人深叹。然而陈瓘处在末流却能达到这个境界，壮烈啊，壮烈啊！

考察程氏的《视听言动箴》，学者传诵很久了。然而孔子教导颜回的那几句话是何等精神？颜渊说：“请问具体条目。”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明，请践行这些话。”克己，就是治理自己；成就自己；确立自己。自己克制了，仁就达到了。这是说自己的重要性。自己不能自我克制，不符合礼的东西就会伤害自己。所以说：“一旦克制自己回归礼，天下就会归向仁。实行仁靠自己，难道靠别人吗？”这是仁的具体体现和全面运用。视听言动没有不善的，古人成就德行没有不通过这一点的。如果有不善，是不符合礼的东西伤害了它。所以孔子教导颜渊“不符合礼就不要视听言动”。如果真的不符合礼就不视听言动，那么视听言动都遵循礼，或者不遵循的就很少了。这就是它成为仁的原因。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说的是功效成就之快。程氏箴言辞气舒缓，道理散乱列举杂乱而弊端不切中要害。虽然想以此自我警戒并教导学者，然而已经未必能克制礼，未必能恢复，仁未必能达到。这不是孔子和颜回所讲学的。

刘敞的让箴言，资政富公起初推辞枢密直学士，又推辞翰林学士，又推辞枢密副使，所推辞的职位越高，所坚守的越坚定。古人所说的推辞，是终身不担任那个职位，所以足以矫正世风激励俗人。吕公弼虽然暂时推辞，然而不被听从，最终还是接受了，只是稍不同于世俗，完备礼仪辞谢罢了。何况又穷尽富贵而不止步呢？刘敞说难道当时没有人，在昏夜乞求怜悯；难道当时没有人，趁机射利？那么泰伯、伯夷、子臧、季札，仅仅胜过这些人吗？

吕大临的《克己铭》、程氏的《四箴》只是舒缓散漫罢了，固然是讲学中的事情。伊尹说“只有尹躬和汤，都有同一德行，能享天心，受天明命”，所以孟子说他自任以天下之重。曾子说“以仁为己任”，所以说“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以其养于一身者”，尽废百圣之学，虽然说是偏狭，然而自任确实重了。不这样，怎么进道？而吕大临正以不仁为有己所致，他的意思鄙陋浅薄，是释老之下者，还说这是道学吗？

苏辙的《管幼安赞》考察：苏辙序和陶诗，说子瞻出仕三十余年，被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悔改，以致陷入大难，于是想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谁肯相信呢？那么苏辙虽然赞许宁宁，他赞许苏辙吗？荀彧以救世为重，自不计一身；张昭东南之材，为孙氏所用；华歆、许靖自谋不给，古人出处，难道可以用这个来责备吗？苏辙说管幼安，未见其确切。

徂徕石有道作《庆历圣德颂》，后世不能定其是非。考察《烝民》《韩奕》《崧高》《江汉》都指一人为一诗，其词优柔，无苛刻迫切之意，所以说：“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抑扬予夺，至此极矣。范仲淹方有盛名，举世和附，一旦骤用，出人主意，比仲山甫，宜若无愧，颂之可也。而石介所讲未详，乃以二十年间否泰消长之形，与当时用舍进退之迹，尽于一颂，明发机键，以示小人，而导之报复。《易》所谓“翩翩不富，城复于隍”，若合契符，宜其不足以助治，而徒以自祸也。石介死最为欧阳氏所哀。序外制，视颂语不少异，然则修所见亦与介同者耶？

王禹偁文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为学者所称，大概是没有师友论议的缘故。柳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称能古文，现在所存的来贤《河南尉防壁》、《法相院钟》、《静胜待月》诸篇可见。当时以偶俪工巧为尚，而我以散拙鄙为高。自齐梁以来，言古文者无不如此。韩愈之文备尽时体，抑不自名。李翱、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况孟郊、张籍乎？古人文字固极天下之丽巧矣，彼怪迂钝朴，用功不深，才得其腐败粗涩而已。

译韩愈以来，人们相继把碑志、序、记视为文章家的最高典范，但即使是韩愈和柳宗元，在“记”这一体裁上也未能充分发挥其长处。到了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才穷尽了“记”的各种变化形态。像《吉州学记》《丰乐亭记》《拟岘台记》《道山亭记》《信州兴造记》《桂州修城记》等，后来的作品很少能超过它们。至于《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筼筜偃竹记》《石钟山记》，气势奔放四射，锋芒锐利不可抵挡，又超越了拘束规范的局限，连欧阳修、曾巩也比不上。旧传曾巩等文士为吴郡六经阁作记，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先动笔。张伯玉忽然写道：“六经阁，诸子百家的书都在里面，不写‘尊经’二字。”众人于是搁笔。不知这算哪里精巧，只是迎合世俗的夸饰艳丽。等到文章结尾，都是陈词滥调的拼凑修补，像聚集账目一样，毫无可取之处。又有人说张伯玉博览多闻，常以自己的短处来困扰曾巩，比如在榜文中戏弄曾夫子之类的事，曾巩对此很苦恼。而刘敞也有“可惜欧阳修不读书”的讥讽，但这些流言还不足以凭信。如果黄庭坚称赞苏洵的《木假山记》像庄子、韩非子，那么举出世俗用来贬低庄子文章的理由，是因为庄子虽然全是寓言，却能抑扬舒卷，从无到有，近乎天成，而实在的言论反而不及他。玉石是异物，高耸突起，像山一样而被世人珍视。木头从未像山，即使像山，有什么值得珍视的，却说它得庄子之体？最后说三峰尚未摆脱凡俗笔法。庄子说：“六合中有巍巍，中有梁梁，中有王”，像稊米在太仓中，其怪伟奇特到了极点。三峰有什么可奇特的？这两篇文章偶然因为世俗所敬重而留存，读者不仔细考察，就坐落其中了。

苏辙的《记》：闵子祠堂东轩遗老齐辙，以懂得道自许，虽然寻求有得之言，但与事实不符。查孔子从未因为舟楫足以侍奉，不顾而做官；诸子从未因为简陋的舟楫而请求试用。颜渊未及做官就夭折，冉伯牛有病，只有闵子不做季氏的宰，大概是因为家臣是他所耻于做的。孔子让子路再见荷蓧丈人，他说：“不做官没有义理。”颜子虽然年轻，但孔子以成材许之，将与他同进退出处，所以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起初并未一定不做官。鲁男子学柳下惠，大概不是义理所安，苏辙不考详了。又说颜子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是因为这有害于学习。世上固然有不行之道，怎么有不仕之学？何况沉溺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在世俗最为浅下，固然不是论议所及。而苏辙以此比较道学的高卑，是他所知不深而然。快乐没有比如意更好的，忧愁没有比不如意更惨的。圣贤没有这种论调，这是庄子的放言。古人立公意以绝天下之私，捐私意以合天下之公。至于据势行权，使物皆自挠以从己，而称之为如意，这是圣贤所禁止的。

范祖禹《布衾铭》记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所以他的居处必有法，他的动作必有礼。”这话对学者有益。所以为水者，以清也，非清则无澄也。所以为矢者，以直也，非直则无端也。现在那些澄清污浊，端正挠节，以求直清之效的人很多，没有自己清而澄不已，自己直而端不止的。虽然，郭太说：“奉高之气，譬如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洋若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至于直不疑，买金偿同舍等事，又不可量也。

与契丹和约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休，张来送李之仪三序，就如其所忧，不足以谋国，何况百年中泰然不知忧者皆是，则安得无靖康之祸？贾谊之言，徒贻笑后世，而董仲舒至谓天下大计，莫如和。然而即使像这三个人，也不再有这种言论，可悲啊。

因为范育序《正蒙》，于是总述讲学大旨。

道始于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

《易》传虽有庖羲、神农、黄帝在尧之前，而书不载，称“若稽古帝尧”而已。

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左氏》载尤详。尧敬天至矣，历而象之，使人事与天行不差。至于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则不许也。

次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舜之知天，不过以器求之。日月五星齐，则天道合矣。

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不言性命，子思赞舜始有大知，执两端用中之论。孟子尤多，皆推称所及，非本文也。

次禹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惠迪吉，从逆防，惟影响。《洪范》者，武王问以天，箕子亦对以天，故曰：“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明水有逆顺也。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故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叹治有废兴也。然而自前世以为龙马负图，自天而降，洛书九畴，亦自然之文，其言怪诬。夫思曰：“睿，睿作圣，人固能之，奚以怪焉？”甚至山林诡谲，有先天、后天之说，今不取。

译其次，皋陶教导人们修德，以补全天道的不足；观察天道，以开启人间的治理。能够教化天下众多人才，是从皋陶开始的。

查考高辛氏和高阳氏的儿子聚集成为“元凯”（贤臣），舜虽然全部任用他们，但禹因为人才难得、人心难测而感到忧虑。皋陶不仅言论正确，而且身体力行，具备九种美德；他也指出那些有德行的人，卿大夫和诸侯中都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广泛接受并推行这些美德，使具备九德的人都得到任用，用人来代替天意，制定礼仪、赏罚，根本都在于上天的意志，禹与他共同推行，于是治理成功，功业建立。夏、商、周三代，都遵循这条道路。

其次，商汤说，只有伟大的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似乎有恒常的本性，能够安顿其谋略的只有君主。他论及人性，大概就是这样。其次，伊尹，商汤自己说，寻求伟大的圣人，与他同心协力，为了你们众人，请求天命。伊尹自己说，只有我伊尹和商汤，都具有一致的德行，能够承受天心，接受上天的明命。所以把伊尹排在商汤之后。他说德行要专一，又说始终专一，又说善没有固定的主宰，协调在于能够专一。唉！尧、舜、禹、皋陶、商汤、伊尹，在道德、性命、天人的交接处，君臣百姓都具备这些。

其次，周文王，于是严重的疾病没有断绝，猛烈的假象没有瑕疵，不听也效法，不劝谏也顺从。在宫中和谐，在宗庙严肃。不显赫也临视，不厌恶也保护。不要那样背叛援助，不要那样羡慕贪求，率先登上彼岸。不靠大声色来威慑，不靠夏革来延长寿命，不识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那些雅颂之作产生于成王、康王之时，而说周文王完备道德、穷尽事理如此，那么难道只有周文王是这样吗？这本来就是为了成就天下的人才，使他们都能充实本性，保全天性。

查考《中庸》说“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是说上下都能明察。德行轻如毫毛，毫毛还有同类可比。上天的承载，无声无臭，达到了极致。鸟飞到高处，鱼跃入深渊，说的是周文王教化人的功绩。德行轻如毫毛，是举轻以明重。上天的承载，无声无臭，是说天不可接近，而周文王可以效法。古人担忧道德难以知晓和求得，所以说“安安允恭，克让濬哲，文明执中，惠迪克绥，厥猷主善，恊一皆尽”，然而对万物无所明察，色彩都有同类，并非无声无臭。现在颠倒文义，而指出其至妙之处来示人，后世在性命之理上产生迷惑，大概从这里开始。唉！说话的人过分了，不能说周文王的道本来就是这样。

其次，周公治理与教化并行，礼制与刑罚并举，百官众职虽然名物卑琐，但道德义理都具备。自从尧舜元凯以来，圣贤相继出现，施用于事物，其概括演绎，都不如周公。不只是周公，召公也参与其中，于是成就了一代的治理，道统历然如串联算数，不可违背超越。查考《大司乐》说：“天神降临，地神出现”，与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有什么不同呢？

其次，孔子，周道已经崩坏，上古所存的都散失，诸子辩士各自成家，孔子搜集补充遗文坠典，《诗》《书》《礼》《乐》《春秋》有述无作，只有《易》著了彖象。

旧传删诗、定书、作《春秋》，我通过诸书详细考证，才明白这不是事实。

然后唐虞三代的道赖以有传承。查考《论语》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现在考证孔子言仁多于其他话语，难道他的说教不在于此？朋友到来、群体聚集时没有听到，所以认为他很少说吗？孔子死后，有人说传给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查考孔子自己说德行方面颜渊以下十人没有曾子，说参也鲁钝。如果孔子晚年只提拔曾子，或者曾子在孔子死后德行更加尊贵，行为更加修持，独自承担孔子的道，然而没有明确的证据。又查考曾子的学问以自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来不及询问大道，多有遗漏，不能说是极致。又查考伯鱼回答陈亢没有异闻，孔子曾经说中庸之德百姓很少能具备，而子思作《中庸》，如果把中庸当作孔子的遗言，那么颜回、闵子骞也足以告知，却独自秘藏在家，不对。如果子思自己所作，那么高的极高，深的极深，适宜不是上古所传的。那么说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错误。孟子极力称赞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周公所愿，那么孔子圣贤统绪已经得到了。养气知言，外明内实，文献礼乐，各审其所从。古代所说的传，难道一定是亲自授予而确切接受吗？后世认为孟子能传孔子，大概差不多。然而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学者趋新逐奇，忽然亡失本统，使道不完而有迹。从此以后，争相谈论千年绝学。查考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这是古人所未及的，所以说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以为汤文王固然，所以说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而以彭更的话考证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而说庶人可以吗？所以说处己过。孔子复汶阳田，使兹无还，对罢齐飨，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驩言行事，惮烦若是乎？所以说涉世疏。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

《易》不知何人所作？虽然说是伏羲画卦，文王重之。查考周太卜掌三易，经卦皆八，别皆六十四，那么画非伏羲，重非文王也。又周有司以先君所为书为筮占，而文王自言“王用享于岐山乎”？亦非也。有易以来，筮之辞义不胜多矣。《周易》者，知道者所为，而周有司所用也。孔子独为之著彖象，大概可惜它被其他异说所乱，所以约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异说之妄，以示道德之归。其余文言、上下系、说卦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后，或与孔子同时。习易者混为一书，后世不深考，以为皆孔子作也。所以“象象掩郁未振”，而“十翼”讲诵独多。魏晋而后，遂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学”。后出其变为禅，喜其说者，以为与孔子不异，亦挽“十翼”以自况，故又为儒释。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共驾，异端混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张、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于佛老甚久矣，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无极、太极、动静、男女、太和、两、形气、聚散、絪缊、感通，有直内无方外，不足以入尧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启教后学，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锋锐，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则道之本统晦矣。

译考察佛陀在西南数万里之外，未曾以其学说谋求胜过中国，其风俗中没有君臣父子的等级，怎么可以用人伦义理来要求他呢？无边无际，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过、双脚亲自踏过、眼睛确实看见、耳朵确实听见的。把它当作世外奇特广博的言论，搁置一旁就可以了。现在儒者却援引《大传》中“天地氤氲，通昼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说法，以及子思所说的“诚”不可掩盖、孟子所说的“大而化之，圣而不可知”，并说我所拥有的道大概就是这样。赞扬它的人以此自同，诋毁它的人以此自异。唉，这太浅薄了！

苏洵自比贾谊，曾巩、王安石都畏惧他的文笔，甚至认为超过了他。欧阳修将他比作荀卿。嘉祐年间以后，他以布衣身份特别崛起，名声冠绝当时，并且高出后世。李觏、王回，哪里敢望其项背？《权书》《衡论》几篇，多谈论兵法，因为将领草野之气未除，贾谊本来就很遥远。现在所选取的只是一二篇而已。《六经论》尤其不合道理，都认为是圣人权谋机变的作用，这是异端邪说。所以家庭中所讲授的，不能深入精微，误导了他的儿子。有人传说苏洵常秘密藏有一本书，让两个儿子诵读学习却不得见。后来他们偷看，原来是《战国策》。苏洵听说后叹息。这虽然未必可信，但看他的遗文，大概可以看出端倪了。

又传说富弼、韩琦正想整顿骄横的士卒，苏洵初次见到他们，于是直言治兵应当用严刑，引用李光弼的事例。两位公卿认为他泄露机密，事情颇为惊动，所以很久没有成就。又两个儿子参加制科考试，苏洵告诫苏辙用直言对策，得以不被黜落。晚年极力撼动宰相，修订因革礼制尚未奏报就去世了。古人说：“招之不来，何况不等待他自来而驰骋去寻求他呢？”

尹洙早有悟性先见，言论必定切中事理，同时代人没有人能比得上。叙述燕息成法，制度与贾谊不相上下。恰逢那个时机，所以只是作为挽救败局的计策罢了。源也善于论事，并非擅长空洞的文章。

挽救时局没有比积蓄力量更好的，辨明道理没有比平和心气更好的。石介以忿恨忌妒不忍的心情，发出偏激太过之辞，激起尚可与为善者的愤怒，坚定已陷于邪道者的敌意，无不震动惊骇，群起而攻之。所以挽回没有毫发之益，而败坏堆积如山。悲哀啊！然而从学者的角度来说，则见善明察，立志果断，殉道重视，视身轻贱，自认为大大超过上六爻，当其任时其节操有值得称颂的地方。现在所收录的都是这类文章，可以阅览观看了。

唐庚怜悯世俗，如今四方万里之国，却没有恢宏大远的风气来充实它。百工所制造，商贾所贩卖，士女所穿戴，日益狭陋。说的是崇宁、大观、宣和、政和年间，其弊病直到渡江将近百年，还在淳熙年间。上下都有从窄的议论，我非常担忧。近来服用反而更加疏阔，大冠高髻，广袖满领，不知从哪里开始。难道唐庚所说的恢宏大远者，幸运地会迅速恢复，将要充实并长寿吗？大概是天意吧？

习学记言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五十宋叶适撰《吕氏文鉴》

欧阳修的《朋党论》，旧传认为它能极尽小人的情状，所以奸邪忌恨厌恶尤深。苏轼写了续论，想要剪除元恶而抚用其余。考察自古以来小人害正比而仇视君子，君主必定保护爱惜，每每加以打击驱逐，使君子无法自安。小人结党，君子不结党。就像养鹦鹉、孔鸾、猫犬，常伺其空隙，防备稍有不谨，就搏击而食之，无法挽救了。孟子说：“鲁穆公没有人处在子思旁边，就不能安顿子思。”穆公尚且如此，何况舜、文王呢？这篇论说文认为小人无朋，其暂时结朋的是伪朋。必定君子而后有朋。想要君主退去小人的伪朋，任用君子的真朋。如果君主真以为有党而不善于退去，将更加重其蔽，怎么能解除其惑呢？况且君子本来就不能去除小人，哪有诛杀其首恶而不用其余以滋长国家祸患的道理？至于引用州绰、邢蒯为比，这是正求免于祸患尚且来不及，却预先以得志自处。苏轼又太过分了。始终任用元祐党人，自无可憾；任用庆历党人不终，才是深可惜的。欧阳修迫切的论说，失掉了古人的意旨，徒使人悲伤而不足以作为依据。

司马光、范镇论钟律，考察律止于寸，固然不能生出尺度。律是异物，其用各殊，尺又怎么能生出律呢？凡物度数，必由分寸起，自杪忽有形之可积，十而成毫，毫十而厘，厘十而分，寸尺寻丈，都已具备。这是自然之数，所以宫系于分，分不系于宫；黄钟系于寸，寸不系于黄钟。说度量权衡皆生于钟，而以黍而起分的，只有刘歆妄作新说罢了，古代没有这种说法。古代制律，自分而九之以为宫，自寸而九之以为黄钟。乐或未和，则反之数术，以求于分寸，必得其和而后止。舜所谓欲闻六律五声者，闻此也。现在用千二百黍实之管，因其所至，遂以为律，断取其三以为空径，其说容易达到这样吗？这是刘歆妄作新说，误导后世。防氏为量，量之以为鬴，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其实一鬴；其臋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声中黄钟之宫。《考工记》虽非《周官》，然而也是刘歆以前的书。王莽的量，左耳为升，右为合龠，而重二钧，其说曰起于黄钟之龠，而又谓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亦起于黄钟之重，也是刘歆妄作新说误导后世。其他象类诸说怪妄尤甚，而儒者相信它太过分了。舜既考律，知声乐成而谐，无相夺伦，千有余年之后，其器尚存，孔子听之，至于忘味，岂惟圣人之盛德，也足以知其制器之精。现在司马光、范镇不惟求古意，而諓諓焉相与论王莽刘歆之制作，终其身而不已，岂其德与器俱有所未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