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十六　　　　宋　叶适　撰

译黄帝采集铜矿铸造鼎，丢弃了乌号弓。程子用理来辩驳其非，认为太古的圣人用来规范世道、训导风俗的话，有直说的，有曲说的。直说的，是直接以实情进献；曲说的，是借假象来指代比喻。采铜铸鼎，就是借假象来指代比喻的话。查考如今典籍诰命所传下来的，都不是太古的话，只有郯子论述官名所解释的大义，与程子的观点颇为契合，并且说唐虞以来不能记载久远的事，所以用民事来命名。那么太古的话，难道也是这类吗？程子又说，言语如果过于曲折，那么它的流传就会长久；流传久了就会产生讹误，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纠正它；讹误严重而混杂混乱，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制止它。那些典籍诰命的话，流传已经很久了，之所以没有讹误，并不是因为曲折假借来指代比喻。假使太古的话果真曲折假借来指代比喻，讹误严重而混杂混乱，那么它应该被后人制止，不是不能制止，为什么说流传长久呢？

说到郯子以通达礼制闻名，程子前去向他请教，说与他所听到的不同，恭敬地驾车起身，顺着道路返回。详察他的意思，那么郯子对于礼制严厉而苛刻，不是所谓以和为贵的。查考孔子当时也向郯子学习，只是说“天子失去了官职，学问在四方蛮夷之中”罢了。程子和孔子在途中相遇，掀开车盖交谈了一整天，不知道谈论的是什么事情。用他们的书来考证，那么像防生在田亩、晨门、荷蓧、长沮、桀溺这类人，都赶不上，而弟子竟然没有一个字记载。大概仲由说“士人如果不经过中间介绍见面，女子出嫁没有媒人，君子不与他们交往”，难道是因为厌恶他们而不记录吗？这几位弟子的狭隘自私到了这种地步，不仅失去了孔子的本意，也难以谈论大道了。有一位美人，眉目清秀美好，偶然相遇，正合我的心愿。《诗经》序言说男女思念不期而遇，我本来就怀疑这不是真的。查考孔子引用这个来比喻程子，那么凡是诗中提到的美人，都应当是指贤者，至于讽刺淫乱、贬低美色，必须特别有所指，才可以这样认为，不然的话，他们怎么足以玷污简册而反复记载，谆谆教诲不停止呢？

孔子在河边所作的操曰：“河水流淌洋洋兮，我渡不过去，这是命运啊。”程子叙述其始末非常详细，可信无疑。孔子周游天下而没有到秦国、晋国，秦国无道，最先割裂宗周；晋国次之，也削弱王室。他们的鄙陋欺诈、粗野武断，都与夷狄没有区别，还不如荆尸还有文词可观。孔子虽然说“因为窦鸣犊、舜华死了，所以停止渡河”，但最终没有秦国、晋国的踪迹，难道心中也有感慨吗？而世俗的老师妄自传说，说是因为那里的风俗，忧深思远，节俭而使用礼制，有尧的风范。晋国自从开始封国以来，本来就不曾致力于礼制，而孔子称赞尧的君主“荡荡巍巍”，难道《蟋蟀》等诗可以象征其遗风吗？

武王鞋带解开，是世间共同传颂的事。查考《牧誓》：王左手拄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来指挥。这本书说的是牧野的事，周军逼近郊外而列阵，五位大臣将在前面接受誓师，王放下旄钺而亲自系鞋带，那么他的话就没有讹误。《诗经》说：“泾河上的船啊，众人划桨。周王出行，六军跟随。鸢鸟高飞至天，鱼儿跳跃于渊。周王长寿，难道不造就人才吗？”周文王、武王之所以造就人才而成全他们的才能，是让他们都知道自尊，而不是为了尊崇他们自身。而司马迁叙述礼制议论秦朝仪制，却说尊崇君主压制臣下，朝廷济济一堂。这类语言荡涤人心，再也无法挽回。

程子违背赵简子，赵简子不高兴，告诉烛过。烛过说：“他是平民却傲慢，侮辱公上，不能用来治国。”赵简子说：“让你的士兵用兵器对付他。”烛过到了苓塞，子华子已经走了五天了。查考《左传》，夹谷的盟会，孔丘辅助犁弥对齐侯说：“孔丘懂礼但没有勇气，您让莱人用兵器胁迫鲁侯，一定能得逞。”齐侯听从了。孔丘让鲁君退后说：“让士兵用兵器对付他，两君和好，而蛮夷的俘虏用兵器扰乱，这不是齐君用来命令诸侯的。蛮夷不谋算华夏，夷狄不扰乱中华，俘虏不侵犯盟约，兵器不胁迫和好。对神是不祥，对德是违背道义，对人是不合礼。齐君一定不会这样。”齐侯听了，立刻避开。赵鞅所谓“让你的士兵用兵器对付他”，是让烛过率领持兵器的士兵去杀他。《左传》所谓“让士兵用兵器对付他”，是让虎贲武士护卫而让鲁君退后。说“用兵器对付他”，是可以杀但不一定杀。犁弥本来谋划趁其仓促惊骇，想要有所逞强，而孔子从容辞令，折服齐人，所以齐侯听了立刻避开。而《家语》《谷梁子》《孔子世家》却说孔子请求准备左右司马，又有历阶而上，不到一等，迷惑诸侯，司马施加刑罚，首足异门，作为文事武备的效验，多达数百言。那么烛过的兵器，程子难道一定要用司马吗？诸侯喜好盟会，如果应当准备司马，那么不待孔子请求，不应当准备而准备了，喜好盟会而用兵器前往，主盟者肯听从吗？史称“让鲁君退后”，那么谈论礼制的人本来就在君主身边。如果历阶而上，那么在坛墄之下，怎么能相仪而让君主进退呢？两君和好，以礼相待，以词相命，哪有喋血宫庭，诛杀盟主，而成为衣裳之盛事呢？大概是儒生草野传闻，不是真实情况，夸大其词，迷惑后学，而孔子用世的验才，这一举动晦暗不明，危害太大了。

程子问北宫意，以自我修养内心的人，谨慎地记住所想要的，做善事而避开恶事。程子脸色变得严肃，说善有什么值得向往，恶有什么值得避开？查考善恶，是天下的公理，趋善避恶，是求道者所共同的，迁善改过，是学《易》者所看重的。而程子想要以古人的淡泊，涤除世人的羡慕，失去了他用来教导人的方法。至于论碏、厚、聩、辄、寤、段、忽、突、季友、叔向，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伦理之间，因为恶所以不能存在，因为善所以不能完美，又都是当时的大节，那么他的话也不可厚非。大概善恶出于相互比较，而以私意行之的人，常常成为公理的危害。孔子说：“见到善就像赶不上，见到不善就像探汤。”我见过这样的人，我听过这样的话。“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我听过这样的话，没见过这样的人。那么行义而不能达道，本来就是孔子所忌讳的，只是程子太刚强急切罢了。

译说赵文子好学且能接受规劝，站立时好像承受不住衣服的重量，说话时好像话说不出口。他从平民百姓中提拔了四十六位士人，都能获得他们的赤诚之心，公室因此有所依靠。等到他去世时，这四十六人都以宾客的身份参加丧礼，这是因为他有无私的美德。查考《檀弓》记载赵文子的事迹非常详细，其中说他退让的样子好像承受不住衣服的重量，说话迟钝的样子好像话说不出口，他在晋国所提拔的掌管仓库的士人有七十多家，生前不与他们谋利，死后也不让自己的子弟继承职位，大体与程子的说法相合，只是提拔士人的数量不同罢了。文中说赵文子主持诸侯盟会，天下依靠他的仁德，兵器铠甲十多年没有使用，这是当时确实以停止战争为最大功绩，这与宋国子罕的观点不同。赵武在世时，各位卿大夫已经削弱了公室的力量，但还没有夺取晋国政权的心思。等到赵鞅首先叛乱，三晋分裂的局面才开始确定。像窦鸣犊、舜华，起初掌权，后来却被杀，不知犯了什么罪？难道是因为当时作为家臣的人还想要与国家共存，而赵鞅专门为自己谋取私利，所以导致冲突？这就像荀彧对于曹操的情况一样吗？

齐景公询问治理国家的方法，程子说：“国家不值得去治理，事情不值得去处理，反复防范千言万语。”查考：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的回答只有几句话，为什么程子的话繁杂而孔子的话简略？难道是弟子记录的不同？然而程子的话不被采纳，孔子的话也没有被采用。又说“司空的刀锯，断断然严厉”，而罪网却日益增多，这也与晏子“鞋子便宜而踊（假脚）昂贵”的话相合。然而史书记载晏子一句话就让齐侯减轻刑罚，为什么程子的话如此不合时宜？大概是因为直接攻击忌讳不如委婉讽谏，乐于从事近便的事，容易知道而难以识别，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孔子，如同天道，怎么可以违背万物而安置自己呢？怎么可以断绝万物而独自经营呢？如果没有日月，宇宙必然迷失方向。孔子，是人的准则。如果偏离孔子的轨迹，就会出毛病。难道还有闲暇去考虑那些吗？查考仪封人、达巷党人所称赞的孔子，都不如程子所说的伟大，而程子的贤德，何止这两个人？弟子保留了那些，遗忘了这些，那么其他书籍中没有记载，而圣贤的出处不能完全昭示于世的情况就很多了。

又说根本，怎么足以期望夫子呢？夫子是车毂方而车轮圆的。没有什么是不可的，我则有所可。查考孔子自己说：“我则不同于此，无可无不可。”弟子大多不能理解，而程子能理解。然而程子以有所可，跟随夫子的无乎不可。现在的学者因为孔子的自述，而认为“无可无不可”者，就是无所不可。唉！哪里能找到有所可的人，而与他一起进入无乎不可的境界呢？

所论述的天地生育人才，非常爱惜，必有谨慎坚固的心。人遮蔽贤才，违背天地所谨慎坚固的，使他们气馁而意志丧失，愤怒而聚集为阴阳的惩罚。那么这个人虽然强大必然折断，虽然炽热必然扑灭，荒废而类似崩塌，失败而灭族。所以隐藏杀戮，是阴德的反面。晏子认为这话可怕吗？查考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窃据高位的人吧？知道柳下惠的贤德却不让他任职。”孟子说：“没有实际的不祥，不祥的实际，遮蔽贤才的人应当承担。”语气缓和而意思平和，不像这样严峻。难道内心有所激愤吗？即使是舜、文王，也不能完全任用贤才，然而任用的占十分之八九，而天地的和气也相应。乱世灭亡的时代，都产生于贤与不肖的颠倒，那么其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程子说“自己不求任用，不是世道不任用”，程子的话如此，也不是内心有所激愤。

晏子所说，齐侯厌恶群臣结党，询问用什么方法消除。等到程子所回答的，完全是汉唐间的事。朋党比周，古人有所命名。其向背离合之际，也未尝不同。而诗书以文行远，所以不能全部记载其真情假意。他说左右的臣子，原本君主所厌恶的，以破坏游士的修养举荐。齐国的朝廷将变成私人的。又说游士离去的原因，那么治世的景象所以不存在。古代诸侯虽然各自为国，但选取臣子不专门在其境内。后人看到六国相互倾夺灭亡，认为是游士所致。以程子的话来看，士人的游历固然长久且都是贤人。到了春秋末世风败坏，士人才怀着诈术游历别人的国家。像仪秦之类，到哪里不失败。所以秦国厌恶他们，于是驱逐客卿。孟子说舜为天子，穿着华丽的衣服弹琴，两个女儿果然好像本来就有。程子说舜穿着华丽的衣服弹五弦琴，在太常上画日月，具备十二种章纹黼黻玄黄灿烂的样子，也好像本来就有。两家所听到的相同。尧土阶茅茨，舜造漆器，群臣劝谏。程子认为是腐儒所坚守，污俗所相互欺骗。查考孔子说禹宫室低矮而尽力于沟洫，衣服粗劣而致力于黻冕的美观。如果尧舜外表虽然具备万物，而内心实际简约，这议论自然不可轻易打破。而说灭亡天下的是因为不仁而不是因为奢侈。文王穿着低贱的衣服从事康功田功，没有仁德而奢侈的人。圣人贵中，君子守中。中则不过分。小人恣睢，喜欢穷尽事物的真情假意，而极尽其势，其遭受的祸害必然残酷。所以诚能出于中。一左一右，虽然过于中，而在中的庭院。一前一却，虽然不及于中，而在中的皇。等到小人喜欢穷尽，就迷失于中了。迷失于中就必然窘迫于边幅而破裂。必然触于岩墙而僵死。必然坠于坑堑而灭亡。如同用石头投之于深渊，不极则不止。悲夫，天道厌恶穷尽，而愚昧的人不知道。古代的君子斋戒以洗涤其心，奉行而不敢失的，就是其中的意思吗。查考中道自古圣人所建立，易以卦爻分位叙，而孔子固专以中赞之矣。如果其疏义明切，如同与凡鄙人语，使皆可晓，而中之用常在目前，则古今诸书所述，未有及程子之言也。故详摘其语着之。

译道出于统一，确立于对立，完成于三才。《连山》依此呈现形态，《归藏》依此驾驭气机，《大易》依此确立数理。查考《周官》，既然称其经卦都是八个，别卦都是六十四，而《易·安》唯独得以确立数理。难道《连山》、《归藏》仅仅用物象来说明，而没有名字文义可以指称，像所谓“火建官”之类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们失传也就理所当然了。

人的内心，没有比慈爱更隐微的，没有比恕道更便利的。婴儿爬行，使我心中因慈爱而悲悯，就是这个原因。渡水时先让他人过去，踮脚望着后面的人，是因为恕道便利，就是这个原因。这种心如果不丧失，可以侍奉上帝，可以感通上天，可以进入大道。查考孟子说，现在的人乍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都有惊恐怜悯之心，是说在危急突然之后才显现。子贡问：“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是说通过比较之后才明白。至于程子，则认为这种心不待约束而常在，尤其清晰分明。

论述人的本性，就像水一样。水有五种变化，这不是水的本性，但形成这种本性的原因却是如此。查考孔子说，本性相近，习相远，也是畏惧那些使本性沉沦的原因。而孟子却说水没有不向下的，就像本性没有不善的，不畏惧那些使本性沉沦的原因，而只坚守它向下的特性。虽然说是为了补救而言，恐怕也没有完全说尽。

谈论吉祥瑞应的物品，圣王不识别，君子不称道，太平盛世不存在。凤凰、麒麟，是圈养在牢笼中的；醴液、甘露，是沟渠中流出的；芝房、草木的怪异，是园圃中培育的；玉石、瑰奇之物，是箱匣中收藏的。查考凤凰来仪，《尚书》还把它当作祥瑞；麟趾、驺虞，《诗经》还把它当作感应。而程子的言论如此，参合着看就可以了【何敞直言：异鸟在殿屋飞翔，怪草生长在庭院】。大庭、中皇、赫胥、尊卢以及七十九代的君主，都是伏羲、神农以前的事情。我曾经怀疑它们是庄子、列子的寓言，而程子也这样说，那么上古的记载确实存在了。查考孔子认为继承周朝的人，百代可以知道；而唐、虞以上，却是百代都不记录。可惜颜回、闵子骞的提问，不能涉及这些，难道不是千古的遗恨吗。

我虽然以《诗》《书》《易》《春秋》《周官》《左氏》为正文，推究孔氏的学问，但苦于没有其他书籍可以互相考证。晚年才得到刘向校订的《子华子》，辑录编次为二十多章。大概程子与孔氏同时，在一倾盖之交中，所敬重的只有孔子。他的书很古老，而文字与今人相近。然而奇怪的是，从孟子、荀子以来，陈良、子弓都能被称道。汉、唐博学的士人搜集前人的见闻，义理不一，都没有提到这本书。而我所跟随的先生大儒，也没有谈论过它。既然孔安国序《尚书》本末明具，有人还认为不是西汉的文章。何况程子所论述的太古混茫、医药、五行，类似道家方技一流，所以望而弃之，认为是异端伪说呢？

习学记言卷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七宋叶适撰《孔子家语》

《家语》四十四篇，虽然由孔安国编次，查考后序，实际上是孔氏诸弟子旧日所收集记录，与《论语》《孝经》同时，选取其中正实而切合事理者，另外编出为《论语》，其余则都收集记录，名叫《孔子家语》。并且说：凡是所论辨的，流别判明较归实，从夫子本意而属文下辞，往往浮说烦杂而不切要，其材料或许有优劣，所以造成这样。学者学习孔氏，孔氏的不存在与存在，而本末不能明白的，搁置不谈也可以。其存在而以安国所论次，本末最明白，如《家语》者，却不究悉终始条理，归于一道，而浮沉寄泊，几乎像道听途说那样，那么还怎么学习呢？虽然以《论语》为正实而切事，又怎么能保证它固守而无背离呢？

起初出仕担任中都宰。孟子说曾经担任委吏，曾经担任乘田。那时距离孔子不远，这篇没有记载，难道征询了而没有记录呢？还是孟子错了？说相夹谷是行使相的职务，怀疑不是这样。《春秋》记载堕三都，成人叛乱，没能堕毁。这里说于是堕毁三都的城墙，不对。又说摄相事，有喜色，乐于以贵下人，不对。又说七日诛杀乱政大夫少正卯，在两观之下戮尸，在朝堂陈尸三日，其言辞云云，都不对。这是荀卿子所记载的，或许是荀氏的传闻，应当如此，而孔氏家于是取来充实其书罢了。

查考《论语》：“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公西赤：“宗庙之事，如防，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那么君在他的国家，而宗庙出在境外，而防朝固都有相，选择能者而使用，没有常官，事毕而止。夹谷之防，孔子与齐人辨争最显著，其效果以至于能归还郓、讙、龟阴的田地，而孔子及子路由此参与鲁政了。所以学者讹传以为相鲁，相与不相，于孔子无所加损，然而弟子名实之不知，而后世以虚言为实用，那么学者的心术就疏浅了。又查考《论语》：“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详察此则孔子见用，子路以为喜，而孔子不喜；子路以为贵，而孔子不贵。又孔子自言：“以吾从大夫之后者再”，都明白其义，不是乐于其官，那么所谓有喜色而乐以贵下人者，果然不对。又查考《始诛》下文：“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其为失乎？’”详察此则少正卯的闻名次于孔子。又查考《下文》有父子讼者，同狴执之，三月不决，其父请止，孔子舍之。父子讼，真是大罪，而孔子尚欲化诲之，使复于善。少正卯为国闻人，其罪未彰，而孔子乃先事设诛，播扬其恶。由后为夫子本旨，则其前为非夫子本旨，明矣。查考《舜堲防説》：“殄行，震惊朕师，故命龙纳言，出纳惟允。”而周召之于顽民，待之数世。那么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以至华士付乙史，何少正卯？大概是书生的寓言，不是圣贤的实录。使后世谓圣人之用不量先后缓急，教未加而还震于大讨，轻举妄发，以害中道，而曰孔子实然，盖百世所同患矣。自子思、孟子犹皆不然，独荀况近之，故余以为荀氏之传也。

译《王言解》有几千字，说现在的君子只听到士人和大夫的话，而没有听到君王的话。查考孔子与曾子谈论孝道，有将近两千字，对于王道却没有详细论述。现在《王言》篇大致选取先王的制度，杂乱列举而不分类。称颂守将必定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军，征伐必定能在卧席之上就使敌军退却，这似乎是战国时期儒者的言语。孔子时代没有这种说法，难道是没有见到《孝经》才写的吗？声音作为音律，身体作为尺度，张开手指知道一寸，张开手掌知道一尺，伸展手臂知道一寻。言语的典雅与通俗虽然不同，但它们浅薄近俗而不符合大道这一点是一样的。《尚书》说：“协调时令月份，端正日子，统一音律、度量衡。”哪有在手臂手指之间寻求标准，却自以为不远离大道的呢？大概后世有人凭借这种浅陋之说来扰乱天下罢了。

《大婚解》、《儒行解》、《问礼》、《哀公问政》、《本命解》、《后论》、《礼乐》、《观乡射》、《郊问》、《刑政》、《礼运》、《辨乐》、《问玉》、《曲礼》、《子贡问》、《子夏问》、《公西赤问》，以上篇章已经在《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中出现过。查考这两部《礼记》，其中荒诞不经以及文辞接近战国风格的，都不采纳，除了《月令》之外，虽然深浅不同，大体上也能贯通各种经典，不是其他书籍能比的。有人怀疑《孔子家语》和《礼记》同时出现，无法辨别。查考孔衍说，戴圣是近世的小儒，因为《曲礼》内容不足，于是选取《孔子家语》中杂乱的部分以及子思、孟轲、荀卿的著作，来补充增益，总称为《礼记》。说刘向看到那些已经在《礼记》中的篇章，就删去《家语》的原本，这是消灭源头而保留末流。《家语》在汉初已经在民间流传，又经过孔安国编撰审定，戴圣编纂《礼记》在孔安国之后。《礼记》大概是基于《家语》，《家语》并不基于《礼记》。假如刘向真的像孔衍所说的那样，那么他考订《家语》就不够详尽了。

查考《家语》记载孔子离开鲁国十多年，鲁人用币帛召他回来，果然如《家语》所说。这是孔子刚回国，从宾客的台阶上去，哀公突然拿儒者的服饰来询问，他的言辞意思都是戏弄侮辱，这与在园林里仰视飞雁有什么不同？这样怎么能留住孔子呢？况且孔子以前已经是鲁国的大夫，现在虽然不做大夫，他的服饰应当是什么服饰？就像《羔裘》这首诗，大夫因道义离开君主，诗中却说：“穿着羔裘逍遥自在，穿着狐裘被人嘲笑。”第二章说：“羔裘像油脂一样光亮，日出时闪耀光芒。”那么大夫因道义离开国家，本来还穿着大夫的服饰，而哀公却怀疑孔子的儒者服饰，这是孔子戴着奇特的帽子、穿着异样的衣服去见君主吗，这合乎情理吗？况且鲁人何必忌讳儒者的服饰？齐人的歌谣说：“鲁人的皋陶，几年没有察觉，让我高蹈远去。”只是把儒者的书籍当作两国的忧患。大概儒者因为穿着奇特的服饰而被世俗惊骇，而解释的人反而抬高他们的老师来作为说辞。唉！整个鲁国穿儒服戴儒冠的只有一个人，当时对儒者的轻视可见一斑了。《刑政》篇记载仲弓问孔子说：“极致的刑罚不用政治，极致的政治不用刑罚。”这是现成的成语，而孔子回答以前圣人的治理教化，必定刑罚和政治相互参用。查考孔子不曾认为刑罚和政治两者都是对的，他的言论只有一个宗旨罢了，哪有精细和粗疏的区别呢？假如他认为《论语》中的是精细的，而《家语》中的是粗疏的，那就不是所谓的根本宗旨了。《礼记》中哀公与孔子的问答很多，但都对挽救衰弱没有帮助，对消除昏庸没有损害，对增进明智没有益处，对治理国家没有力量。然而孔子谆谆教诲不停止，而孟子却说“大人只有能够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恐怕这话不灵验了。哀公又曾经自己说：“我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在妇女手里，不曾知道悲哀，不曾知道忧愁，不曾知道危险，不曾知道恐惧。”虽然非常庸俗愚笨，既然与孔子相互往来，为什么纨绔子弟的愚蠢陋劣到了这种地步呢？

查考左丘明的《国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家语》如果凡是所载都像这样，可以成为孔子的成书与《易经》《论语》相互经纬并行。史书必定有所依据，不知道左丘明依据什么？似乎是从孔子那里取来的。编纂《家语》的人，往往在左丘明之后，那么本来依据左丘明，而左丘明不依据《家语》。我曾经怀疑编纂《论语》的是谁？而义理精微言辞严谨，比起《诗经》《尚书》有过之而无不及。孔子如果没有这本书，他的道义或许几乎隐没了。至于左丘明兼记各国事务，看到孔子判断事物道理的方法，比《论语》更加精微，然而学者大多忽视而不亲近。大概左丘明本来因为孔子致力于《春秋》，所以为他作传，专门在于阐明大义。现在舍弃四通八达的大道，而走上荒僻的小路，该怎么办呢？

《五仪》所说的，庸人、士、君子、贤人、圣人的区别吗？哀公生于深宫。连文按：《论语》中孔子不曾轻易谈论圣人，所以说：“何止是仁呢，必定是圣人吧？尧舜都还担心做不到呢。”圣人，我见不到了。到了孟子才开始谈论圣人，而荀子最为严重，这也是荀子的传承。轻易谈论圣人，而学者的祸患，以至于重视谈论士人，已经不可救药了。

《致思》篇记载三个弟子言志，有“红色的羽毛像太阳，白色的羽毛像月亮，开拓土地千里，拔旗割耳，由无法施展他的勇武，赐无法使用他的辩才”等话。查考《论语》中孔子与弟子谈论志向，他们的言辞旨趣都不类似。又与程子偶然相遇而交谈，回头让子路取束帛来赠送，而往来酬答的言辞没有流传。不可说的话妄自记载，可以流传的话失于记录，真是弟子们粗劣的缘故吗？

译伯常骞希望自身不陷入困窘，道义也不被埋没。查考《论语》记载：“蘧伯玉真是位君子啊，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昏暗就可以收敛才华而隐居。”对待轻慢不要争先，对待重责不要落后。查考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人先承担艰难，后获取收获。”这话大意相同。观察向东流淌的水，发现它有八种类似君子的德行。查考《论语》记载：“孔子在河边感叹：‘流逝的时光就像这流水一样，日夜不停。’”而孟子也说：“孔子多次称赞水，有本源的事物就是这样。”水所蕴含的德行，古人取象不一，但“八似”的意义非常广泛。大概虽然用水来比喻德行，但实际上是用德行来阐释水。

喜好生养承载，孔子读史读到楚国复封陈国时，说：“楚庄王真是贤明啊！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却看重一句话的信用。”查考司马迁也在《外世家》中提及此事，而《左传》却没有记载，只说“从那里抓一个人回来，称之为夏州罢了”。让蛮夷进入中原，灭亡后又能自由复国，天地的变化破坏到了这种极点，孔子还认为他贤明吗？楚恭王丢失了乌嘷弓，说：“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捡到了。”孔子说：“可惜啊，他的心胸不够宏大！应该说‘有人丢了弓，有人捡到了’，何必一定是楚国人呢？”查考孔子称赞楚昭王懂得大道，所以没有失去国家，他说：“江汉沮漳，是楚国仰望的地方。我虽然不贤德，但黄河并非我所获罪之地。”能够坚守军队，文子谈论弟子的品行，孔子说：“你处于做人的位置，所知道的并不深远，却能在师友之间自满自足。虽然想追随配合格古之人，以此成为人才，怎么可能做到呢？”学者读到这些，应当深刻领悟并奋发向上，多见识以蓄积德行，避免浅薄的弊病。

查考《论语》中孔子谈论卫灵公无道。季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没有败亡？”孔子说：“仲叔圉接待宾客，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领军队。既然这样，怎么会败亡呢？”而这篇文献中记载哀公问孔子：“当今的君主谁最贤明？”孔子回答说：“我没有见到，大概有卫灵公吧？”哀公说：“我听说他后宫之内没有分别，而您认为他贤明，为什么呢？”孔子说：“我谈论的是他在朝廷上的行事，不议论他私人的情况。”下文如此。因为他无道但善于用人，所以不至于败亡，这是孔子的话。因为他善于用人，就因此把无道当作贤明，这不是孔子的话。

从《论语》以及诸子的序言来看，孔子多才多艺、博学广识的事迹很多，那些鄙陋且不合道义的不值得辩驳。其中提到吴国获得一块骨头，其长度占满一辆车，查考吴国灭亡会稽的年份与孔子回到鲁国的年份并不相符，又说在虞夏商时期称为汪芒氏，在周代称为长翟，现在称为大人，身形的高矮各自依循类别，事物本来如此，而秦汉建国后志向不超越国境之外，所以孔子称他懂得大道，难道是他失去了界限尺度，忘记了国家的职守，然后才能称为大吗？又说善于学习柳下惠，没有比鲁国男子更好的，查考宰我问如果井里有人，是否跟随下去，孔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君子可以前往（救人），但不能陷入（井中），可以被欺骗，但不能被愚弄，又说说话一定要守信，行动一定要果断，那是固执浅薄的小人，井里的人尚且可以跟随（去救），谁说房屋倒塌却不接纳，一定果断是孔子所看重的，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柳下惠呢？查考孔子观周与南宫敬叔一同前往，向老聃问礼，向苌弘访乐，遍览郊社的场所，考察明堂的规制，观察宗庙朝廷的尺度，于是感叹说：“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圣明和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这是孔子最大的关键之处，后世却当作平常话语看过，大概那时周朝的天下已经崩塌削弱殆尽，一城之内只有周公及其先王的旧制依然完整存在，那些故老宗臣都已经去世，而老聃、苌弘这类人还在，孔子正值壮年，考察认识这些典章法度，接触听闻其源流，从而追溯夏、殷、祖唐、虞的教化，如草木覆盖荒野，如风雨润泽万物，虽然弟子不足以完全领会其意，但尊崇的人已经广泛，坚守的人已经众多，火种改变、沿革制度宏大无穷，周朝虽然最终灭亡，但此道已有依托，如同文武王当面训诫而周公、召公亲自传授一样，不观周朝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大概是想以他们最精微的自我标榜来命名，唉，一己的心量未能契合前圣的纲纪，自用的博约与遵循已成的训议相比如何？孟子只是以他们自我标榜的意愿向孔子学习，却不知道以孔子观周的态度来自我观察，这也是百世以来未曾讲明的论断。

金人背上的铭文，查考原文在后稷庙堂右阶之前。如果这确实是周人的言辞，不以言语可以被听从为义，而以言语不出口为福。不纠正根本而谨慎末节，怎么与禹、箕子的旨意不同呢？至于持守雌柔、处于下位，没有人能超过他。别人都趋向那边，我独自坚守这边；别人都迷惑，我独自不改变。内心藏匿我的智慧，不向人展示我的技艺。我虽然尊贵高亢，别人不会害我。江海虽然在左边，却长于百川，因为它处于低下的位置。这又是老子的枝叶之论，而百姓繁衍的奏息却因此衰微了。适宜其衰败啊。

我曾感叹《诗》《书》千余年来卓然留名的不过数十人。不仅古人以著书自勉，没有求名之心，而且史法疏略简略不完备，即使想要登记，也做不到。至于孔子所引用的人，即使是春秋时期的人，也清清楚楚，顿时得以不灭。所以子贡担任卫国将领，说您不认为他不对。博学多能，圣人固然不以此自居，而孔子也未曾以此自圣。然而世俗总是喜欢传播这些，传播中产生谬误虚妄，长久不停止，这就是学者的罪过了。

译东野毕驾车导致马匹失控一事，确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考察苏厉用养由基善于射箭却不知休息来比喻，我原本就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世上没有不善于休息而能善于射箭的人。如果东野毕因为把马逼到极限而导致马匹失控，那么怎么能称他善于驾车呢？我常担忧儒者不知道通过类推事物的共性，来阐明万物所共有的道理，却喜欢凭借个人的主观臆测，去怀疑人们自己不能知晓的事情，从而轻视万物而不知道自己的愚昧，这种自以为是便由此开始了。

一句话对仁德有益，没有比“恕”更好的了；一句话对智慧有益，没有比“预”更好的了。“恕”可以统摄仁德，孔子在《论语》中本来就已经讲过了。“预”不能统摄智慧，《论语》中没有提到它。“预”是事物流通的门户，是世俗运作的总纲，它只是智慧的一个方面，并不是通向大道的根本。然而《中庸》说行为与道都应当预先确定，于是“预”就成了成就德行的关键，这就显得茫然广阔，人们不知道从何入手，反而损害了智慧而不能带来益处。

子张询问如何从政，回答得非常详细，但内容散乱杂乱，缺乏条理。考察《论语》中子张所问的问题不止一端，而孔子对他教诲得详尽恳切，不同于对待其他人，可见子张本来就是个喜欢提问的人。这一篇中诸如“面对百姓不要以威严相抗，战胜百姓不要冒犯他们的言论，衡量百姓不要使用欺骗的言辞，养育百姓不要扰乱他们的时节，爱护百姓不要在刑法上过于宽纵，天下的积蓄因此根本不会匮乏。女工一定要自己挑选丝麻，良工一定要自己挑选完好的材料，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自己挑选左右近臣。君子治理百姓，不可以不了解百姓的本性并通达百姓的情理。既了解了他们的本性，又熟悉了他们的情况，然后百姓才会服从命令。君子治理百姓，不居高临下地威慑他们，不引导他们去做遥远难及的事，不要求百姓做他们不愿做的事，不强迫百姓做他们不能做的事。不顺应他们的情理，百姓就会严厉对待而不亲近；不顺应他们的能力，百姓就会退缩而不跟随。百姓犯了小罪，一定要寻找他们的善行来赦免他们的过错；百姓犯了大罪，一定要推究其缘由，用仁爱来辅助教化”等话语，好像亲身践行了这些道理，内心精微地领会了其中的意旨，也可以用来辅助《论语》来施行政令，使自身修养得以提升，使事业得以兴盛。

宰我询问五帝的德行。司马迁依据此作为本纪的目录。考察《论语》中对尧、舜、禹都有品评，而史书从尧开始记载，记录已经详细。孔子述而不作，都依据上古的旧事。尧舜以前虽然也有几位圣人，但那些传说不可信的，大概是不敢妄言的。那么宰我虽然有问，孔子应当不回答。现在所载的都是虚妄不实的话，而司马迁认为它们典雅纯正，不同于诸子百家，真是孔子的话。所以想要依据它。唉！司马迁不能选择言辞到了这种地步，却想改变古法成为后世文字的始祖，怎么能不一天天趋向低下呢？比如“百姓依赖他的恩惠百年后死去，百姓畏惧他的神威百年后灭亡，百姓使用他的教化百年后改变”，这是什么意思？

子夏论述人畜生育、土地经纬、山川牝牡以及哀公与孔子问答性命，大概自古以来百家莫不如此。我曾经说只有孔子的门徒能避免这种弊端，而《执辔》《本命解》等篇还极力称赞而不怀疑。那么假如没有孔氏，人文从哪里彰显，义理从哪里保存？几乎就要沦为披发左衽的野蛮状态，这大概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

《屈节解》说，孔子在卫国，听说田常将要作乱，但忌惮鲍叔、晏婴，所以移兵攻打鲁国。孔子派子贡游说田常，延缓出兵，请求吴国救援鲁国并攻打齐国，于是到了越国。吴国趁机攻打齐国，贬低齐

译国。子贡又北上拜见晋国君主，让晋国承接吴国的疲惫。吴国和晋国在黄池会盟，越国趁机袭击吴国，最终灭掉了吴国。说子贡一出，扰乱了齐国，保全了鲁国，增强了晋国，削弱了吴国，使越国称霸。而孔子认为美好的言辞伤害了诚信。考察《左传》，吴国自从战胜楚国，进入越国，开始专断中原，会盟诸侯。哀公七年，在鄫地会盟，征调百牢。那年秋天，鲁国入侵邾国，抓获其君主茅夷鸿，请求救援。八年，吴国攻打鲁国，畏惧微虎，退兵讲和。九年，吴国修筑防沟，以连通江淮。齐悼公为季姬向吴国求情，一同攻打鲁国。季姬回国后受宠，推辞吴国的军队。吴国愤怒，告知鲁国以及邾、郯。十年，一同攻打齐国。齐国弑杀悼公，以此退却吴国。十一年春，齐国的国书、高无丕攻打鲁国。那年夏天，鲁君会同吴国攻打齐国。国书，这一年，越王率领众人朝见吴国。伍子胥劝谏，不听，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称为王孙氏。吴国杀了伍子胥。十二年，鲁君又在橐皋会同吴国。十三年，有黄池之会，吴国和晋国争长。这一年，越国打败吴国。这是鲁国本来因为入侵邾国，而招致吴国军队。吴国因为齐国推辞，而同鲁国攻打齐国。怨恨同仇而攻打鲁国，鲁国怨恨被攻打，而挟持吴国来报复齐国。这与《家语》没有一处相合，大概是辩士妄加依托，而儒者反而记载在他们的书中，本来不值得计较。然而儒者不信史书的智慧，又不足以了解圣贤，而说子贡的言语，只是辩士说客中的雄辩，那么对于大义极有损害，不是其他承袭讹误谬误所能比拟的。

《左传》记载使用田赋，其说法不详，只说征收要遵循薄敛的原则。考察《家语》中季康子想以一井田出赋，法律规定如此，那么亩本来籍没而为税，井本来税而为赋，丘本来赋而为甲，都是从田地而增加的。不说用井赋，而说用田赋，明确田就是井，井与田同称。后世以亩为田，又没有井田的残余，既然按照《家语》季氏以一井田出赋的法度，见到增加征收的来源，孔子不回答，而鲁国最终自己使用了它。从前舜、禹开始确定贡赋，传到殷、周，孟子说都不超过十分之一，其实儒者不能完全明白。到了汉代人三十税一，轻于三代，从此以后虽然世代轻重不同，但都可以增加或减少，有征收有散出，国家没有极度匮乏的用途，百姓没有极度痛苦的赋税。不幸自从唐天宝直到今天【我在隋唐论中加倍论述过了】终身养兵，加赋越来越广，孔孟复生，也无药可救，大概附赘悬疣之初为患尚小，不急攻疗，等到既已拥肿，遂与生俱来，那么良医也不能施治了。我注心凝想，昼夜不暂舍，积数十年，方才悟出唐人当时仓猝不知以田养兵而以税养兵，所以流害相承至此之极。夫以田养兵，亩四十至百而养一【通厢禁大军宽约在内】以税养兵，亩四百至千而养一【亦通厢禁大军在内】以田养者可至百万，以税养者过十万则困竭矣。所以自国初至熈丰前已不可为，况熈丰后至靖康前乎？熈丰至靖康前已往，绍兴至今如坐丛蝐中，常与乱亡较早暮，可为凛凛。今若为民田者，使州郡畆三十买一而自耕以养厢禁兵【随田所在买之，聚于附郭，买贵取之税契钱，自耕如民间田种法，即用元客取元税，无所更易】则春行之而秋可减州郡之税矣。凡沿江淮、襄汉、川蜀、闗外未耕之田，或可种之山【虽名民田而不能耕者皆是】使总领取而自耕自种【田一兵畆百，山一兵以所种粟计】以养屯驻大兵，则今歳行之，而来嵗可减总领之赋矣。若行之数年，民不耕之田尽取而自耕，可种之山尽取而自种，则天下之赋皆可减矣。兵养至百。万而不饥，税减至三十取一，而藏其余以待凶年，

译及国之侈用，如此则天下始有苏息之望矣。然后圣贤在上，育以道徳经以仁义，纪以礼乐，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复见也。惜乎，余老且死，徒能言之尔。

译考察《孔子家语》历经世代保存，终究无法明确其中关于孔子的言论是真是假。我既然已经广泛搜集编次并感到怪异，孔子在世周旋应对五六十年，跟随他的人众多，问答的情形繁多，理应不止《论语》这一本书。那么另外编纂记录以辅助教化世人，像《家语》这类书，大概是有的。箕子说：“防范它有极限，回归它有极限，《论语》中的问答就是极限。《论语》所记载的，《家语》所不同的，难道不是防范过度吗？《论语》所具有的，《家语》所没有的，难道不是回归不足吗？”孔安国认为《论语》是真实的，实际上《家语》是虚妄的吗？认为《论语》切合事实，《家语》是泛泛而谈的吗？天地产生百物，工匠技艺，就有美丑、大小的差异，精细粗糙、工巧拙劣的区别。圣人的言语，难道也是这样吗？我原本感叹《论语》、《左传》之外，怀疑都不是孔子的言语。那些论述失传而未流传下来的，大概无法估量。而孔安国所说的“确实是孔子的本意”，正是孔氏之道因此不明的原因。唉！难道只是孔安国这样吗？孟子大概自认为舍弃了颜回、闵子骞、子游、子夏、伊尹、伯夷，拾取宰我、子贡、有若的剩余言论，认为孔子是百姓从未有过的，而愿意向他学习。然而他对于《论语》、《左传》以及《家语》的真伪，也不能辨别。那么怎么知道呢？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直到孔子，道是一样的。这三个人有高低不同的原因，是因为狂妄。迷惑于过去而迷乱于现在，并非其中确实如此。孟子喜欢自我标榜与众不同而乐于称道，这难道是孔子所敢心安的吗？不敢心安，那么所学的都出于臆测而非真实，孔氏之道就遥远了。

《孔丛子》记载苌弘说：“孔子浅薄啊，荒诞啊！至于尧舜文武之道，有的松弛而堕落，礼乐崩坏丧失，他也只是端正其统绪纲纪罢了。”“统纪”这两个字，《论语》中没有，开始见于此处。司马迁于是说“垂示六艺的统绪纲纪”，孔氏子孙所说的“统纪”，或许是沿用汉代儒者的言语相承记录，不知道真正的“统纪”在哪里？孔子说：“上天将要丧失这种文化，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没有丧失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又说：“参啊！我的道有一个根本贯穿始终。”“赐啊，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记住的人吗？”说：“是的。”“不是吗？”说：“不是。我有一个根本贯穿始终。”这种文化的兴盛与衰亡的不同，由于一贯之道的迷惑与觉悟的差异，或许统纪之学，大概就在这里吧？然而不是孔氏的高足弟子不足以知道，各自依据其本性所安，而说道只到此为止，何况后世不能谈论统纪的人固然不对，而能谈论的人也未必正确。那么最终哪里能明白呢？

记载子思的年月完全无法考证。子思十六岁，到宋国。乐朔与他谈论《尚书》，他不高兴而退下，说：“小子侮辱我的门徒，请攻打他。”于是包围子思。宋君听说后，不等驾车就去救子思。子思脱险后，说：“文王困于牖里，作《周易》；祖先困于陈蔡，作《春秋》。我困于宋，可以不作吗？”于是撰写《中庸》一书四十九篇。详细看这些，那么《中庸》的写作，远在孔子死后，而子思往往不及侍奉祖父了。然而伯鱼之死，五十岁离开父亲不久，按年龄推算，孔子死时，子思已经壮年了。又《孔丛子》自己记载子思跟随孔子在郯国，遇见程子，而说十六岁著《中庸》，这可以相信吗？子思与鲁穆公同时，穆公去世，子思在卫国，不为他服丧，也是《连丛子》所记载的。孟子谈论子思、穆公很详细，可以无疑了。然而《史记·世家》：鲁哀公二十七年去世，悼公立；三十七年去世，元公立；二十一年去世，穆公立；三十三年去世，恭公立。那么子思的年龄，上距定公、哀公，下至恭公【按《家语·世次》：子思六十二岁去世。又《左传》：孔子见郯子，学习官名，在昭公十七年之后，年龄二十八九岁了。所称遇见程子倾盖，应当是异时往返，不然则没有子思随行】应当有一百多岁了。那么《世家》的纪年，又可信吗？大概尧舜以来，史文不连续，年月断缺。孔子用《书》《诗》编排它们，保存其大概。只有《春秋》二百多年，这是明白完备的，所以尤其对此书念念不忘，大概是问学统纪的大者。孔子死后《春秋》废弃，虽然其子孙自己记录家事，而对于子思的年月尚且如此错误，何况其他呢？

子思之后，子髙、子顺、子鱼都坚守家法，学者尊崇他们。叔孙通本来学习于子鱼，子鱼让他出仕秦始皇。陈余是儒者，与子鱼交好。陈胜首先起事，陈余推荐子鱼。陈余轻视韩信导致败亡，陈余死在陈地，儒学几乎断绝，只有叔孙通遗留种子，仅存，最终依赖他有所成就。司马迁、班固曾经不能说出他们的来源，于是为儒林作传。从汉武帝开始，楚汉之间的辩士说客多妄言，迁固全部相信，反而认为陆贾优于叔孙通。我因此深深感叹汉隋唐末的祸患，其他书全部灭亡，无法质证，而只相信迁固，使学者不再认识孔氏的本末。那么何止秦火为害呢？阙里无故，荆棘丛生，一旦自行开辟，广阔千数百步，从旧讲堂，平坦地到里门。太守鲍永因此，举行飨礼，禽灭董宪、彭丰等，这是鲍永的设说。流传既久，其家相信，于是笔之于书，使后世学者认为阙里神怪如此，难道不害大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