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三十一

译我曾论述宋元嘉年间地方官任期以六年为限，并非想要他们久任，而是为了让他们快速更替。等到齐永明年间，一度以“小满”节气为期限，于是频繁替换、快速更替便成了永久制度，而魏晋以前的做法就不再实行了。到了后来，官员任职三周（约三年）已经熟悉事务，反而认为这接近古人的考核政绩，并因为怜悯他们长期滞留而失职，以及利用他们初到任时的锐气，来作为评价治理好坏的标准。唉！圣人的法度沦丧坠落而不得见，却用世俗的说法粉饰于史书，其中的条款有几条，不可不深思。

《海陵记》说：“正厨的各种劳役，旧例由州郡征调利民来承担，以凑足人数。公家获利二十天，私家却累月受累，现在可以长期停止。各县让村长、路都防、城直县承担繁重任务，尤其深重的也应当禁止。所谓正厨，应当是元帝宴请设置之类吧？国家享宴而由百姓供给，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至于防城直县，后世也未尝不是这样，只是有曲折不公之处，说是役使百姓罢了。”

永元三年，有物体形状像小瓮，逐渐变大如仓库，隆隆声如雷，坠入太湖中。野鸡都鸣叫。查考刘聪时，流星从牵牛星升起，进入紫微垣，龙形蜿蜒，光照大地，落在平阳北十里。查看后，发现有肉，长三十步，宽二十七步，臭味传遍平阳。肉旁边常有哭声，昼夜不停。假如永元年间的陨石不在震泽，也就是平阳的肉了。刘聪的灭亡，东昏侯的覆灭，震动天地的怪异事物，自然应当如此吧。

我已经论述萧氏篡位，虽然道义上不允许，但形势上必然如此。那么褚渊、王俭，也可以加以评论了。袁粲力量不能匡正国家，只想以死守节，这怎么能挽救刘氏的灭亡？召忽为之而死，管仲不死，子路贬低他，孔子却赞许他。令人遗憾的是，褚渊、王俭没有匡救世道的志向，只有富贵的愿望，趁势摆臂，如同商贩一般。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因为那个人可以相比。至于他们的做官，则有不屑之处了。王俭年轻时就以宰相自许，低头顺从他人，只怕不合心意，与刘湛、王融有什么不同？却说谢安也是这样吗？

齐武帝自认为与高帝共同创业，专断独行不忌讳，割裂父子之情，于是开启享国年数多的局面，不知道最终会怎样。而王瞻因轻慢傲慢挑起争端，桓崇祖、荀伯玉因触犯心意被猜忌，处于斩断衣袖之地，遭受无妄之灾。唉！狭隘刻薄到这种地步，却想继承帝位弘扬德行，乘着运势兴起，能一朝安居吗？

查考《王敬则传》：竟陵王萧子良说三吴地区凋敝困苦，一斛米值数十匹布，才三百乘车。其间钱币多被剪凿，很少再有完整的，公家所接受的，必须圆大，以两枚代替一枚。困于交易，又百姓无论士庶，都成为塘丁，而王敬则全部征收为钱，送往台库。计算这些可以看出当时民力。从前汉宣帝说长于民间，知道百姓疾苦，因此导致中兴。武帝难道不是这样吗？他的计画信任，又像王敬则这类人，想要永保国运，难啊。

崔祖思传记载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魏武帝派遣女皂帐婢十人，王景兴以浙米被讥笑，宋武帝桃花米饭，都是前代史书所不及的。我记录这些，并非赞美他们能实行像禹、文王那样的节俭美德，而是因为当时，兵革力役，在上位者的服用尚且如此，那么百姓生活的憔悴，不能免于沟壑，可怜得很啊。到了后世，未能达到富庶，而为子孙的人却立刻骄奢，穷尽珠玉，极尽文绣，那就更严重了，可悲啊。

桓荣祖说：“曹操、曹丕，上马横持长矛，下马谈论，在这天下可不辜负饮食了。你们保全自己的伎俩，与犬羊有什么不同？”这话似是而非。古代的圣智之人，都生于乱世，排除患难，无不以此为任，唯独没有以一夫之艺力自雄的。所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骥尚且称德，何况人呢？曹操父子，哪里值得效法！桓荣祖粗暴武人，妄自抒发胸臆，而学者有时从而相信他，错了。

王僧辩诫子书：“当时学玄者，略可见言专一书，转通数十家注，至老不释卷，尚未敢轻言。现在打开老子未五尺许，便手捉尘尾，谓之谈士。令谓粲也，谢中书朏也，张吴兴绪也，当时风流所宗也。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谓执谈之本，转相破解者也。自王弼、何晏、郭象所传，二百年间，胜人名士所从出也。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当时贵之，预在此学者，不为凡流，则是犹能以人守学也。后以性命之学为至贵，而其人不足以守学，百余年间，视玄愈下矣。”

虞玩之传记载黄籍事，说宋元嘉年间，光禄大夫傅隆，年过七十，亲手书写籍册，亲自加以隐校。傅隆何必有石建的谨慎，高柔的勤勉？正因为世属休明，服道修身，所以如此。籍册没有人人自书的道理，说傅隆以列卿同于编民，书籍州县，既不近理。如果说朝士参与州县事，亲自校簿书，又不是义理。后又说采纳虞玩之言，另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考详。这似乎是因为扬州都畿诸郡民籍，应当在朝廷，所以传傅隆在元嘉中，容以典领，得手书隐校，所以又说泰始至元徽，扬州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余户。今十一年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犹或如此，江湘诸郡，倍不可念也。周官虽大司徒辨王畿民数及夫家众寡，然当时天子亦各自治其国，与后世不同势，应如此。至汉三辅河南，不复关朝廷矣。而江左乃以宰相兼扬州，既无清正根本之实，反以浮淫隐蠧为四方逋逃主，谢安所言可见也。然则号元嘉为最者，刘义康、刘湛之徒，精力综覈所致耳。如齐高武意，则欲之终莫近矣。

译张绪，是宋齐两朝间的第一流人物。宋明帝见到他，总是赞叹他清高淡泊。齐高帝不敢将张绪调任到自己身边亲近的位置。齐武帝目送张绪离去，认为张绪以地位尊贵，而齐武帝自己以德行尊贵。张绪，面对皇帝骄横多疑，却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知道在当时，张绪是凭借在朝廷中的言行举止和神态来赢得君主的敬重和奇异之感呢？还是因为君主本来就喜欢亲近臣子而如此呢。张绪看淡荣华富贵，口中从不谈论利益，有了钱财就立即散尽。他清谈端坐，有时整天不吃东西。他清高的声望在朝廷内外都得到信服，王衍、乐广也比不上他。可惜他的言论没有流传下来，只有教导儿子张充的一句话罢了。张绪所学习的是《老子》和《易经》，《易经》的道理固然不是张绪所能完全知晓的。然而当时人们自然认为这两部书微妙高超，超越世俗。如果确实是那样的人，才刚刚涉足学问的门庭，洗涤心灵、清醒觉悟，就已经超群出众了。我所说的“人还能坚守他的学问”，而后世那些自认为深得大道的人，却不足以改变他们自身的品性。他们的弊病在哪里？不能不仔细研讨啊。

齐武帝与刘悛有旧交，多次驾临他家，戴着鹿皮帽，披着刘悛的兔皮被，宴饮到深夜才离去。多次感叹说：“贫贱时的朋友不可忘记，糟糠之妻不可抛弃。”看着刘悛说：“这情况正符合你啊。世人说富贵后容易改变平素的情谊，我虽然富有四海，今天与你尽享布衣之交的舒适。”刘悛起身拜谢。这话似乎能体现天子对布衣之交的笃厚，像诗人所说的不遗弃故旧那样，然而并非如此，这正是骄纵满足、沉溺享乐之后发出的感慨罢了。光武帝四处访求齐地男子严光，严光不屈从；公孙述穿着单衣站立对待旧交，马援嘲笑他。何况这是用财货利益来结交呢？刘悛的传记记载了孔顗关于铸钱的议论，说汉朝铸造五铢钱直到宋文帝，历经五百多年，制度虽然有废有兴但五铢钱不变，大概是宋自武帝之后钱法败坏吧。刘悛说蒙城故严道邓通铸钱的防备措施，并进献蒙山铜，于是让他入蜀铸钱得到一千多万，因为耗费太多才停止。应当考察现在世上蜀地很久不用铜钱，应该有遗留的策略尚未探究吧。

王俭自负精通经术，他担任宰相时不能协调辅佐当时的君主，光大弘扬道德教化，确立规矩垂示训诫，使得事业长久成功，只是小范围地炫耀耳目，把家当作馆舍，像对待孩子一样抚育后进，傲慢放肆成为风气，大概儒者的学问就败坏在这里了。而史官认为家中探寻孔子的教化，人们诵读儒家书籍，拿着书卷欣喜，这里最为兴盛，这大概只看到了表面吧？

竟陵王萧子良说：“派遣台使有私藏蒜头，转运堆积鹅粟，逐渐充盈远处就贩卖到其他州境，近处就委托官吏百姓买卖。”以及各项检查考核，应当停止派遣使者，京畿附近的州县另外指示赐予敕令，遥远的地方镇守长官明确下达涤除源头的命令，由此推知当时朝廷的人遍布州县了。而且都是微贱的人竞相作威作福，过去称赞“狗不在夜里吠叫，官吏不到百姓家门”，这是郡县政治简静清明的表现。如果王公大臣频繁来到村落，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又说探究豫州、荆州两个藩镇，靠近敌寇边境，下面没有安定之心，编草结庵，不违背寒暑，淮河沿岸的村落，没有生存的希望，都禀受人的灵性，唯独断绝温饱，而赋税的多少还和肥沃充实的地方一样。那么当时灾荒地区的百姓也没有减免赋税啊。子良身处富贵之地，而议论百姓疾苦，如果能与百姓同甘共苦，难道能说他不仁吗？史书说他劝人为善，从不厌倦，因此最终获得盛名，大概是齐朝一人而已。张融自序说：“大丈夫应当删改《诗》《书》，制定礼乐，何至于因循守旧寄人篱下。”这话确实太狂妄简陋，像张融这样的人不值得深入讨论，然而人具有一种本性，本性具有一种本源，想要尽到人的职责，必须以圣人为师，师法圣人必须知道他的本源，得以看见自己应当得到的东西。《诗》《书》虽然不可再删改，礼乐虽然不可再自制，至于随着世道见闻，因时著述，既然不能达到义理的正道，却固守其固执浅陋，辗转相习，枝蔓缠绕，不能自拔的人，是禁锢人的才能、阻塞人的品德的。

周颙劝何勖吃素，说善于做士人的人，难道不以宽恕自己为胸怀吗？因此各自安守疆界，不互相欺凌超越。佛教有漂泊三界之说，虽然这不是用来治理人道的，然而世上那些沉溺于美味而不能停止的人，如果有感触，也足以减少欲望。粗茶淡饭，一箪食一瓢饮，孔子和颜回都认为是极大的快乐。大概圣贤没有允许厚味的法则吧。那么各自安守疆界，不互相欺凌超越，自然应当成为名言。

西陵四埭有可以增加的税收，郡守没有上报，而戍主请求独占其利。顾宪之的斥责议论虽然深刻，然而最终没有说杜元懿是不应该主管的。议论的人那么说，宋齐之间，纲纪败坏，军事官员于是干预民政吗？还是自从江左到魏晋都是这样呢？即使是衰世，如果体制没有丧失，百姓还可以暂时安定；不然的话，即使是兴盛的王朝，百姓也没有寄托性命的地方了。顾宪之说，近来说方便适宜的人，并不是能在民力之外利用天分地，大都是当天不利于百姓，将来不利于公家。他的话深切时政，过去司马迁说可以施行于朝廷的，这类话语就是如此。

谢朓开始改变齐梁的文风，沈约附和，汉魏旧风扫地而尽。查阅陆厥传：沈约、谢朓以及王融以气质同类互相推崇，周颙善于识别声韵，沈约等人的文章都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定韵脚，不可增减，世人称为永明体。而陆厥与沈约争论，认为前代英才早就识别宫徵，并非这个秘密未曾看见。他的言辞往往重复，可以说是葑菲的下体，笔墨的赘疣。然而文章的变革，从此就不可再恢复了。后世学者常说人心自有天理，唉，这难道是天理吗？到萧子显又总括三体之外，自出机杼，认为吐出石头含着金子，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易经》说“艮其辅，言有序，悔亡”，悲哀啊。

译《梁书》记载，梁武帝原本出身于儒生阶层，享有名士的声誉，与沈约、谢朓、王融、任昉等人交往密切，彼此唱和。起初他能够决断堤防而不回头，愿意趁着摧枯拉朽之势来平定大事，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大概是恰逢其时。他心系百姓，精心挑选地方长官，选拔人才，不分先后，赏识士人，喜爱文学，意趣无穷，博雅通晓经义，精研义理没有穷尽，这不仅是江东君主所没有的，就是秦汉以来谈论贤君的人，也难以企及。自古以来，以慎终如始为最难，又说：“凡事都有开始，很少能坚持到底。”即使是三代中以上的君主，触犯这一戒律的也很多，如果梁武帝慎终超过慎始，怎么会有始无终呢？所谓游猎声色、玩物丧志导致败亡的因素，他一样都没有。如果说他晚年将政事委托给群小，如和敬容，不过是吏员之才，朱异也没有破坏政事。如果说子孙争权、朋党对立，这是容易发生的世事，不应因此就突然亡国。如果说他崇信异教，这只是沉迷一方面的过错，又怎么会因此导致社稷不保、天下大乱呢？世论常常以这三点来贬低他，既然这与梁武帝的存亡利害无关，又使贤君与幽王、厉王、周赧王、汉献王同列，非常不合情理。这是我不得不为破除众人疑惑而说的。从尧舜、三代到秦汉，拥有统一的天下，对待外国都没有上策。到了晋、宋时期，才以江淮为屏障，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梁武帝没有明确独特的立国规划，与外族仅隔一条水，只是沿袭旧例，愚弟逆子屡次出征屡次受挫，恰好遇到拓跋氏衰败，接着东西分裂，所以得以四五十年的对峙，而形势尚未分明。然而和战并用，守备不修，等到侯景用诈术进入腹地，一旦发动暴行，虽然有几千人，却像痈疽溃烂、河流决堤一样，人心丧胆，拱手投降灭亡。这大概是计谋的失误，不是败德所招致的。汉景帝削夺七国，苻坚南侵，宋文帝北伐，侥幸存活者仅如一线。梁武帝接纳侯景与此有什么不同？虽然想求无辱，本来就不可能了。计谋对于国家，秦汉以来的大事不可不详细论述。

梁元帝劝农令说：“三农致力于农事，还要看夭桃在水边盛开，四人有令，还能赶上落杏飞花。”又说：“难道只是燕子垂下寒谷，积黍自然温暖？宁可让这玄苗坠落，坐吃红粒？不种植燕颔，空等蝉鸣。”帝王的文章，用来润色时务的是这样，难道是《载芟》《良耜》的变体吗？

梁朝的根本，比晋、宋、齐要深厚，不应该迅速灭亡。最终灭亡的原因，是计谋的失误。武帝接纳侯景，是计谋失误之一。元帝能击败侯景却不返回建康，是计谋失误之二。王僧辩畏惧齐国，立贞阳侯，陈霸先借此而起，是计谋失误之三。有人说元帝猜忌险恶，不是继位的君主，道理确实如此。然而如果让他回到旧都，应当使王僧辩、陈霸先都没有异心，而都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北人不能直接渡江，必定不会亲身遭受屠戮。王僧辩的心，本来不在篡夺梁朝。如果不把立君当作下棋，陈霸先虽然奸诈防备，也没有发作的机会。梁朝的国运还可以延长。十年之间，积累三大失误，都在保全自身中自取扼喉断颈之祸，可悲啊。

魏徵擅长论事，论梁朝的事只是随意摘取旧事而已。

《南史》记载郗后化为龙，居住在池中，用辘轳金瓶灌注百味来祭祀，以及徐妃的淫乱行为，非常详细，而姚察的《梁书》都不记载。自古策书，只记载大事，至于简牍则无所不言，只是笔墨所存，有雅俗之分。姚察只知道避讳，只叙述世系、官职、号谥，对于义理没有用处。

自从宋朝以来，委任宗室子弟，驾驭功臣士大夫。邓元起有平定蜀地的功勋，而萧渊藻后到，一朝因为睚眦之怨杀了他，像杀狗猪一样。这时梁武帝得志不久，如果在汉光武帝、魏武帝那里，就会成为攘夺的证据，不能立足了。萧渊藻年轻，还有俊才，到临川丧失军队，逼迫国家逃亡，几乎像吕僧珍命令兄子速回，防止放肆不迁移督邮官署，增加宅第卤簿，探望姐姐不耻于小屋，这是还仕本州者的法则。汉光武帝说天下重任，日复一日，常恐不胜，怎么敢远期十年？推究他的意思，似乎不把天下当作私产。像高祖悲怆得志，留恋丰沛，值得记载吗。江南自刘裕后，只有韦叡在邵阳洲的捷报最伟大。昔日徐晃救曹仁，攻破偃城，四垒屯陷入围里，于是保全樊城。韦叡在曹景宗营前立城，导致敌人来攻，装备战舰为水军，拔栅斫桥，魏人崩溃，而钟离自解。当时魏号称百万，连城数十，不止为一个钟离，大概是堂堂之阵。徐晃以勇夺敌气，韦叡以勇夺敌势，所以都能取胜。世上的败者，没有其他原因，只是畏惧敌人而自己气势自夺，不是能夺气势于敌人。我最近在江上，所闻见上自公卿诸将，下至走卒，无不如此。

范云心事粗可，然而无奈要富贵何？昔日萧何、曹参以文吏自爱，迎接沛公而辅佐他，尚且不以意外侥幸而云与沈约，都在梁武帝事成之后，自献为佐命，哪有这个道理？所以沈约晚年想要台司，最终没有得到，大概有导致厌薄的原因。

《沈约传》称他自负高材，昧于荣利，乘时借势，颇累清谈，谢混、张绪的风流，至此而绝然。而清谈在天下，自不废也。又说沈约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当时能为此论者，亦岂易得？颜延之作《五君咏》，山涛、王戎不预，殆是晋宋旧语相传耶。

译沈约所作的《郊居赋》，其工巧程度在谢灵运之上。大概是因为名称产生意蕴，意蕴产生文辞，文辞产生句子，句子产生文字，顺逆相互摄取，俯仰之间形成姿态。开始时有舒展开阔，结束时显示收敛紧缩。自从有文字以来，虽然都如此，但沈约才开始具备这种体式，他因此自夸也是适宜的。前代高妙的辞藻，其弊病本来已久，不是沈约的罪过。而在魏晋纤弱文风之余，沈约于是汇集而成这种风格，使得后人不能恢复旧貌，这才是可恨的。

任昉在齐梁之间，是一时的宗主。然而德行道义不足，而文采华丽有余。凭借名声和势利来接纳引荐，而没有隐逸之士相互交往的实情。不仅许由、郭泰那样的旧意不再存在，而且竹林七贤、东山谢安的交游也相差甚远了。从此以后，历经数百年，风流雅韵几乎断绝。这难道是小事吗？

命令康绚修筑浮山堰。从天监十三年到十五年四月才建成。八月就决堤了。人的死亡，物品的毁坏，数以数十百巨万计。古人说水可以灭亡人的国家。所以有时仓促间堵塞，不再顾念是非。现在这个堰只是想淹没寿阳的敌人，并没有大的损失。但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也自己受害。不知道梁武帝一定要这样做，看到了什么？皇帝以博古通今，精明的见识自许，却在这样的大道理上昏昧。何况晚年年老，于是引进侯景导致自己灭亡。大概不值得奇怪了。王氏自从王敦、王导执掌晋朝大权，王弘、王华、王昙首在宋朝，王僧虔、王俭在齐朝。自从魏朝以上，品评付给胄子，出身就能得到显贵的官职，追随声望承接权势，牵连不断。未必他们的后代都是材能贤德的人。看王僧虔告诫儿子王儵的书信就可以知道。与谢安的蕴藉，蔡邕的真方，张华的风裁，刘勰的文藻，又应当有所差别。

洛口不是小败，而梁朝的君臣不放在心上。自从宋武帝开始创立使用子弟，刘义隆一举就丧失了关中，武陵王闭城，敌人越境到达瓜步，几乎灭亡。然而相承实行而不悔改。梁武帝的各位弟弟还有可以任用的，却以甲乙次序任用萧宏，所以我曾说他们守卫边疆没有定规。虽然立国数十年，只是侥幸罢了。等到萧宏不肖反叛，而皇帝能容忍他，不失兄弟之恩，大概是人情所难的。本史缺载，不知道这正是梁朝灭亡的原因，怎么可以隐瞒呢？

萧懿说：“自古都有死，哪有叛逃的中书令？”又说：“家弟在雍州，深为朝廷担忧。”梁武帝虽然篡夺拥有江南，也不能说出这两句话。人能有不做的事，何必论品目？宁可杀身而不敢图谋君主，比当时的人贤能一等了。

《萧憺传》记载：都督益州的旧守宰丞尉，岁时乞丐，亲自经历村里，百姓苦于此事，习以为常。萧憺到州，停止断绝，严厉急切，百姓得以复苏。又罗研传记载：任信安令，旧例设置劝农谒者，围桑度田，劳扰百姓，罗研请求除去其弊，皇帝听从了他。罗研又说：蜀中积弊，实在不是一朝一夕，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的人，十有八九，束缚防范使他们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如果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即使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何况贪乱呢？看当时吏与民至于如此，那么也不独一时为然。冉有以为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民无不可足者，扰之使穷，乃自吏始尔。

《徐勉传》称当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所以属纩才毕，灰钉已至。按《礼记》：“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为也者，君子弗为也。”又“六十岁制，七十时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又“君即位而为椑，岁壹漆之。”衣衾棺椁，虽不贵于速掩，亦恶于不能掩。如果说“虞以待事，哀以从礼”，庶几可以。宋齐之间，君德征虐，屏除四出，人子有不能掩其亲者矣。恐怕此欲速有为而然，勉与史家盖未能推也。

梁朝修五礼，起于伏曼容、何佟之，三十年间，成八千余条。据徐勉表以为，莫不网罗经诰，玉振金声，义贯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释，后学所未闻。今其书不存【按：隋经籍志，五礼合千余卷，隋止存吉礼十卷，宾礼九卷而已】虽去取得失之中，不可知，然一时君臣，不可谓不尽其心矣。以礼决事，就不合古，犹贤于用法，梁政称平，盖有所自来也。虽然，以礼决事，孰若以礼制心？周公、成王之文，固不如禹、汤之质也，况于梁乎？徐勉救昭明及沈约，事有补于时，与斥江蒨、王泰殊不同。江左相承，以门胄自高，如徐勉任遇而不得齿，犹当以徐爰、戴法兴待之，此正是膏梁绮纨之病，未可为徐勉素心之罪也。读《梁宗室传》，史臣称周、汉广树藩屏，固本深根，高宗之封建，将遵古制也，衋然有感。梁武帝慈俭勤约，终身不堕，自足以致治，及其不择贤否，例用子弟，盘据错峙，骨肉争夺，何异寇仇？岂惟无益于存而求亡，更速矣。然则遵踵周、汉，如史所言，乃江左之敝事，非法之也。故余谓唐、虞、夏、商以至公守天下，享国未尝不长久，而周独有建置诸姬之名，彼文、武、周公乌在？不以天下为私，此亦未经孔、孟议论，学者要当深考。

译中书通事舍人、吏史等职，是掌管文书簿籍的差事，却是搜刮民脂民膏、阿谀奉承以取悦权贵的门路。梁武帝开始任用文士儒生，而顾协在尚书省任职十六年，他的器物服饰和饮食起居都不改变平常的样子，这确实是因为他个人的品德修养。周穆王尚且能够谈论旧日的典章制度，想要让所有的仆役侍从都是善良正直的人。后世的君主不先通过制度来分清清浊，通常选取廉洁之士担任清要之官，尚且不能治理好国家，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贪污腐败的人仍然很多。到了最严重的程度，用污秽杂乱的人去侵蚀清贵显要的地位，还不知道爱惜。这就等于说整个国家没有人才了，这难道是人的过错吗？

《习学记言》卷三十二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三十三 宋 叶适 撰 《南史》

《梁书》

梁武帝对陈庆之说：“你本来不是将门之后，也不是豪门世家，却因际遇风云而达到这样的地位。”然而陈庆之带兵少，深入敌境奋勇向前，不顾惜自己，没有项羽的暴虐，却有项羽的勇猛，这大概是天赋所得。可惜当时的君主没有长远的谋略，不让他充分发挥才能，不然的话，韩信、英布那样的功劳又哪里值得称道呢！

王筠说：如果没有七代居于朝廷中枢，名声德行重光显赫，爵位世代相继，每个人都有文集，像我们王家这样的。查考王氏并没有以文章闻名于世的人，所谓人人都有文集，大概只是耗费笔墨罢了。王筠又引用沈约的话说：“年少时喜好诸子百家的言论，身为四朝史官，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爵位世代蝉联，文才相继，像王氏这样兴盛的情况。”至于那些十六个世家大族，世代继承美德，不丧失名声，沈约不能记载，大概是因为他的见识有所局限的缘故。然而凭借世袭的俸禄来夸耀于人，并认为德行功业也是如此，那么大道衰落已经很久了。

梁武帝与萧子恪谈话的事。查考魏晋时期选拔人才的制度非常严酷，多杀害贤士大夫，而他们的子孙却得以幸免。知道废兴存亡的关键，并不在于此。到了刘裕惩创司马氏，复兴晋室却最终被彻底消灭，没有留下后代，而萧道成效仿他。到了最严重的程度，萧鸾以庶子取代宗室正统，也是如此。悲哀啊！梁武帝号称粗有见识，应该不忍心这样做。然而还是任用沈约，最终毒害了萧宝融。那些把孤儿寡妇当作获取富贵利达阶梯的人，真可怕吗？

范云去拜访孔休源，没有见到主人。汝颍一带的风流余韵将要断绝，而仅存的也只剩这样了。然而沉溺于声名利禄，而以权势作为衡量轻重标准，此后就没有值得观看的了。梁武帝赐给江革《觉意诗》：“惟当勤精进，自疆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意思是刚烈粗疏于精进修行，非常有害于义理。如果知道除此之外，还需要有其他作为，那么君臣都必须懂得大道才行，不然，就是把人臣的名节当作戏耍于世，教化就败坏了。

姚察评论何敬容，并涉及卞壶、王敬弘。大的政事已经明了，小的细节也不遗漏。古人常道就是这样，如果掌握了大的方面，不综理细枝末节，也没有害处。如果因为文案琐碎繁杂，消磨了日力和精力，而认为大的方面也就止于此了，这是后世俗吏的大患。恐怕姚察所说的，正复难免。王敬弘不值得称道。

梁武帝责问贺琛，世人认为梁武帝过分。君主与进谏者争辩是非，这本身就是世道衰微的表现，无需再论。然而贺琛自身地位尊贵、关系亲近，朝夕在皇帝身边参与机密，既不指出关键事务以确保执行，也不极力弹劾疏远的人，而是泛泛引用表面的言辞，求名而无实，不切实际而难以采用，流传后世，陷其君主以刚愎拒谏的恶名。大概是贺琛浅陋的罪过，作为臣子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梁武帝。

梁简文帝撰写《刘显志铭》中有“斜光已道，殒波西浮。百川到海，还复东流。白马向郊，丹旒背巩。野埃兴伏，山云轻重。萚柳荑春，禽寒敛氄。”这是当时陋巷寒士，用来比较工拙，夸耀绮丽靡艳的，而身为君主却习以为常。不仅国家命运兴亡可以由此预卜，而且世教沦丧，文字坠地，又足以令人悲伤了。

许懋论述封禅国山，援引依据详实广博，辩论证明审慎严密。他的话说：如果是圣明的君主，不需要封禅；如果是平庸的君主，不应该封禅。这是两汉以来见识所达不到的。史称汉高祖嘉纳许懋的议论，推演他的意见来回答请求者，这比汉高祖高明得远了。那么梁代的五礼，像许懋这样的人在其中，必定有可观之处。可惜他的书没有保存下来。

梁简文帝悼念王规之死，对元帝说认为王规风韵遒劲端正，神采标映出众，千里绝迹，百尺无枝，盛大啊盛大啊！储君能这样了解他的臣子，确实很难。然而不知道王规果真足以当得起这样的评价吗？查考昭明太子兄弟与其僚属交往，多有过分褒奖借誉的情况，恐怕简文帝也未必能知人，所以说这话只是他在文字尺牍中发出的感慨罢了。大概是魏文帝、陈思王习气的流风，与孙登完全不同。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弊病，其严重地步就成为了江总那样的人了。王褒告诫诸子以文学，说儒家尊卑等差，吉凶隆杀，君臣阴阳；道家毁坏肢体，黜退聪明；释氏见苦断习证灭，修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虽然教义有等差，但意义归于汲引。我从幼学开始，到知命之年，既推崇周孔之教，又遵循老释之谈。自从南北分裂，学士诸生把周孔与佛老并行，他们的言论乖异，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是司马父子本来的意图。假使佛学已经出现于那个时代，那么太史公也会增加一家。譬如种植草木，不知道天地正性，究竟在哪里？那么像韩愈那样的智识，乃是数百年才出现一个豪杰之士，多么难得啊！

侯景从涡阳败归，只有萧介说得切中要害。查考侯景之事，梁人知道不可的很多，然而不是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人说了，既无益处，而应当说话的人又或许不说。萧介自认为是宗室遗老，不忘刘尚之心。萧介没有辜负梁武帝，而是梁武帝辜负了萧介。萧介以都官尚书致仕，在大同二年，距离评论侯景十多年，当时就在家任光禄大夫，没有离开建康。

译查考《史记》：明山宾、沈峻、严植之、贺玚担任博士，各自主持一所学馆，每馆有数百名学生，供给粮食俸禄，射策通晓明达的人就授任为官吏，又派遣学生到会稽云门，向何胤求学，分别派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的主学，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都在太学受业。直到梁武帝在位期间，自从周朝衰微、道统丧失，极至于秦朝，到汉武帝才开始有博士弟子补任官职，汉明帝以君主身份亲自讲学，后来太学遭遇党锢之祸，然而这些都赶不上梁武帝时期的盛况。儒雅的风尚，文辞的流派，礼典的成书，大概是千年中仅见的，而后世没有称道的，为什么呢？

《庾肩吾传》记载梁简文帝时的文士庾肩吾、徐摛、陆罩、刘遵、刘孝绰、刘孝威以及庾肩吾的儿子庾信、徐摛的儿子徐陵、张长公、傅縡、鲍至等人，以及谢朓、沈约新变的文风，至此转而拘泥声调，更加崇尚华丽靡艳。又简文帝与湘东王的信中说：“近来见到京师文体软弱迟钝，异乎寻常，竞相学习浮浅疏阔，争着写得冗长迟缓。以至于说未曾听到吟咏性情，反而模仿《内则》的篇章；执笔抒写志向，更摹仿《酒诰》的作品。迟迟春日，反而学习《归藏》；湛湛江水，于是同于《大传》。”又说：“近世谢朓、沈约的诗，任昉、陆倕的笔，实在是文章的冠冕，写作的楷模。文词的盛衰，在于君主的好恶。魏武帝父子既然形成了建安的风体，而昭明兄弟的功力也不减。看他们所主张的如此，士人怎么能不随风倾倒？何况庾信与徐陵都独占一时的盛名，这就是流变至今的原因，如同百川归海，没有再回归本源的日子。后出者随时移改，或许词致稍有不同，自认为复古，然而都脱胎于沈、谢的本子，不能超越，大概也是未曾深入考求的缘故。如上世歌诗，其可取法的固然很多，何必一定是沈、谢呢？”刘昭《集后汉同异注》范晔书一百八十卷。

何逊，是何承天的曾孙，范云、沈约都喜欢他的诗，认为他含蓄清浊之中兼有今古，一日反复诵读多次，仍然不能停止。梁元帝论诗说：“多而能的是沈约，少而能的是谢朓、何逊。”

钟嵘《诗品》，说郁陶乎余心，名余曰正则，是五言诗的滥觞，完备论述众作，以及时流，大概是天监初年。

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五十篇，说权衡叙述一篇文章容易，包罗群言很难，自认为是文章的枢纽，极于此。王籍赋《若耶溪》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称其文外独绝。

刘杳论牺樽，张仲师长颈，王撰谱所因，王僧孺称其林庭赋，郊居以后无复此作。

查考梁世文士的盛况，虽然格力不及建安，而华靡精深，众作林立，则超过后世。虽然说是承接周汉的风流，然而岂能反齐梁的气习？学者应当深入考求。

何防《何胤传》记载梁武帝书信辞藻以及给陶弘景的书信敦叙风致。汉光武帝对于严光，哪里值得称道？成康之后，便为昭穆。宣王中兴，幽王导致周亡。君主立国的根本，自然不可常恃。到梁武帝于是不能避免，其身更是古今至戒。

《良吏传》叙称：高祖在田间，知道百姓疾苦；梁台建立，仍然下达宽大诏书。东昏侯时，杂调全部免除省减。等到登上皇位，亲自阅览庶事，日昃听政，寻求百姓的疾苦。开始去除资计，丁为布【未详】身穿浣濯之衣，太官撤去丰盛饮食，每日膳食蔬菜，饮酒不过三杯，以节俭率先海内。每次选拔长吏，务必简选廉洁公平，都召见御前，亲自勉励治道。开始提拔尚书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民侍郎刘鬷为晋安太守。又下诏令：小县有才能，迁任大县；大县有才能，迁任二千石。于是山阴令丘仲孚治理有异绩，任命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何远清廉公正，任命为宣城太守。看他的君道，略举两汉的贤君，不及尚未论其身所能至也。梁武帝只为治边无具，枉丧民命；到其国亡，也皆以此悲哉。

孙谦担任巴东、建平二郡太守，曾经招募千兵自随。孙谦说：“蛮夷不宾服，大概是待之失节，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坚决辞谢不接受。到郡，布施恩惠，蛮獠怀服。史称孙谦致力于仁义，行己过人甚远。年逾九十，强壮如五十者。审尔，卫武公不得专美也。伏暅意望不满，托疾径归。迁豫章内史，乃出拜虞防劾辞。载诏云：“国子博士领长水校尉伏暅，为政廉平，宜加将养，勿使恚望，致亏士风。”可豫章内史，有诏勿治。暅遂得就郡。人主志在爱民，屈体以容良吏，不索事分，此亦两汉以来所无。学者于讲论梁武事，殊疏阔也。

何远言不虚妄，盖天性每戏语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语，则谢卿以一缣。”众共伺之，不能记也。孔子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当是时，人不以无妄为难，而以必信为害。大道至，孟子乃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盖去孔子甫百余岁，而能信者已少矣。若后世以虚妄成俗，而必信如参辰之难同，则小廉曲行遂为盛德，而学者卒何所据依乎？

译扶南国进献佛发，敕勒进献佛袈裟（见《魏书》），并且记载阿育王建造佛塔非常详细，以及天竺王屈多所上的表文，大致如同佛经所说，这说明该国的文字体制，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前文《宋书》已提及）。又说师子国原本没有人类居住，只有鬼神和龙居住在那里，大概是华夏与夷狄的风俗不同，其道理也各异。中国的学说，自然不应当被夷狄改变，但也无需过分贬低。凡是后来的学者，改变自己的道统而顺从夷狄，却又用夷狄的道统来贬低自己，然而他们苦于颠倒流转，于是就不再自知了。

《陈书》

晋朝与宋朝相继统治，四方的军队屡次交战，京城一带通常无法支撑。徐嗣徽、任约率领齐军，五月间两次到达，数十里内全部成为敌营，危亡就在眼前了。陈霸先决死奋战，两次击败敌军，于是得以建立国家。大概以前的诸侯划分疆界、凭借险要，各自守卫自己的土地，以胜负决定存亡，未曾不依靠人力，而后世只依赖长江作为巨大的防线，敌人一旦渡过江来，就像鸟兽一样奔逃散开，严重的甚至还没渡江就已经望风惊溃了。那么侯安都、吴明彻的捷报，栁达摩、萧轨的被擒，又与前代胜负的情况不同。学者仔细考察陈朝初年的两次战役，就应当知道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不利用天然险阻，玩忽长江而自毁其力，才是后世的大患。

自从战乱以来，十多年间，户籍中的百姓死亡逃亡，万中无一幸存，中原的民众，大概所剩无几。近来寇难接连不断，赋税繁多，况且兴兵以来，每天耗费千金，府库空虚枯竭，织机上的丝帛每年耗尽。近来设置的军资原本是为了充实军事装备，现在首恶已被消灭，天下已经安定，兵器静止收藏，百姓得以喘息，正在于此，想着让剩余的百姓承受宽缓的赋税。今年军粮普遍减少三分之一（如同后世的夫军钱之类，当时就有普遍减免），尚书向四方传达，称颂朕的哀怜之意。这是天嘉元年三月的诏书。因为军粮增加赋税，不知道增加了多少，普遍减少三分之一，所减少的又是多少？读到这里可以看见当时民间的情况。大概《大东》这首诗，只说赋税紧迫，其人尚在，足以供给，不像这道诏书所说，以死亡损耗后仅存的百姓，缴纳平时十倍的税收。又八月诏书普遍劝种麦子。又十一年十二月，虞荔、孔鱼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奏请设立煮海盐的赋税及酒类的专卖条例，诏书一并施行。又不知道梁陈之间，穷困匮乏已经非常严重，到这个时候才征收盐酒之税，这是公家还有遗留的利益没有收取，不像后世即使在无事的时候也已经枯竭而无继了。

陈文帝知道他的儿子不可立为继承人，但爱恋犹豫不决，最终导致被放逐和弑杀。然而即使废掉儿子立弟弟，也终究不能避免。从前夷昧兄弟知道季札贤能，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依次轮到季札，而季札不愿意，所以在阖庐、夫差的时候能够保全自身。如果后世猜忌狭隘，即使不立像季札这样的人，也不能避免祸患，何况伯宗呢？孔子说：“古代百姓有三种毛病，现在或许连这些毛病都没有了。”六代末期与魏晋之间，又隔着一层风气。

查考太建二年的诏书，耕作田地种植水旱作物失收，就上报折除军士年六十岁放还，令长代换，详细户数交给度后人增进擢升赏赐，减散准结，有能够恳切开垦荒田的，不问顷亩多少，依旧免除赋税，这也是在当时所谓的善政。孟子说：“这种心足以称王，他的过失只是不推广罢了。”

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颜色红得像血，从京师一直到荆州。八月癸未夜，天上有声音像风，水相撞击；乙酉夜也是这样。天地显示变异，不只是因为陈朝将要灭亡，大概江东的事情到此就终结了。

魏徵评论陈霸先：“当时内部祸乱未平，外部邻近强敌，王琳在上游作梗，周、齐在江汉之间摇荡，畏首畏尾，若存若亡，这种情况不考虑，就急忙转移天命。虽然皇天眷顾，怎么这么迅速呢？”这话确实切中要害。后主虽然因为浮华懒惰导致灭亡，然而一江之外，上至巴峡，都是别人的地盘。隋朝政治方新，自然没有长久存在的道理。积累三世的治理之力，却不能为愚笨的子孙延长几年的寿命。考察当时君臣的谋议，就可以知道了。

查考魏徵记载陈后主的事情，至德二年，在光熙殿前建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以及张贵妃、龚、孔贵嫔淫靡导致灭亡，计算其工程完工，得以完全享受这些。到祯明三年，投降隋朝，实际上不过四年，可以说是逸乐短暂而祸患长久。叔宝有文人的资质，还只能算下中等。确实知道盘乐怠傲不能长久，万一或许有惩戒，可悲啊。

自古以来君主谋划功业建立事业，没有不使用自己所亲信的人。韩信、彭越虽然疏远于萧何、曹参，然而必须钩致结纳，使他们成为心腹。陈氏建立国家的开始，仅仅得到三吴之地，上游湘郢，都被王琳占有。周文育、侯安都已经擒获或死亡，而侯瑱却是防备贰心的羁旅之人，一朝让他总督诸将，于是能够再次击败齐军。王琳最终失去土地向北逃跑，陈朝的基业才开始安定。他的功劳都在旧臣之上，这也是一类样子，可以参看。史书称侯瑱因为高祖有大量，必定能容纳自己，所以到朝廷请罪。高祖恢复他的爵位，恐怕是实录。

江左自从刘裕之后，没有吴明彻的功劳，之所以能够这样，是趁着齐朝政治混乱。等到齐朝灭亡，而周人正锐利，吴明彻不衡量时势估量力量，轻弃根本，贪进无继，岂止是自己得利，全部失败抛弃，前功尽弃，而南北两立的局势从此不完备。不然的话，叔宝也不会迅速灭亡，人谋的错误，于是与天意相合，论事的人不可不知道。蔡景历不防备细微的品行，但智谋自用足够。吴明彻初向北出兵，怀疑和沮丧充满朝廷，后来争取河南，就没有人认为不可，大概是畏惧怯懦于未成形之时，奋迅于已验证之时，常人的感情，没有不是这样的。景历的话不被采用，不只是小事，乃是江左三百年兴亡所系。

译自从吴、晋建立国家以来，都在长江以北与北方争夺，唯独陈霸先能在长江以南争夺，于是迅速兴起。霸先虽然说是袭杀了王僧辨，看起来像是从梁朝夺取政权，然而齐人已经占据长江以南，王僧辨的力量无法抵抗，而后霸先得以趁隙而起，与北方争夺胜负，并非完全夺取梁朝的基业。当徐嗣徽、任约已经率领齐兵占据石头城，韦载在淮南商议，就在侯景旧垒修筑城池，打通东道转运粮草，另外派遣轻装部队切断齐军的粮运，使他们前进无法掠夺，后退没有资粮，那么齐将的首级十天内就可以得到。看他当时的谋划，在紧急危急之中反而如此从容不迫，难怪他能成就事业。长江虽然在江南是一道巨大的防线，然而其间又有多少险要扼守之处，吴、越在笠泽相互攻守三年，而后吴国最终战败。后世的议论专门依赖这一条江，甚至淮南也一并放弃，只要北方一人一马南渡，就魂飞魄散，便没有生存的指望。这不仅仅是脆弱怯懦没有刚气的罪过，也是因为内外议论都不讲求这些，所以他们的智虑闭塞而不再开启。

陈文帝慰劳虞寄，说管宁安然无恙。管宁哪里是容易相比的？虞寄独自知道，认为陈朝是正确的。这与刘龚、冯衍等中世人士不同，他们都能选择所追随的人，决定终身的顺逆贤不肖。这与战国、春秋以上时代截然不同，这段难以言说。然而像虞寄安于贫困、防止顺从，有寒暑风雨的节操，文辞根底重要，是南方士人中的杰出人物，贺循、顾荣不足以与他相比。

张种恬静雅正，不随便结交朋友，旁边没有求见请托的人，家产屡次空荡，整天安然自得。当时人说：“宋朝称颂敷演，梁朝则推崇卷充，清虚学风崇尚，张种有这种风范。”这是梁人承接以前的话语说的。等到徐陵凭借文才被任用，似乎两条道路不同，张种为他让位。张种在无锡狱中，有重囚犯，天冷时叫出来晒太阳，于是囚犯逃跑了，他的上司笑着不责备他。江左末年，前世名士虽然已经没有了，但君臣仰慕喜爱的心意没有改变，所以张种还能在当时受到尊重，不然即使有实用也没有施展的地方，何况是虚名呢？

孔奂说江总有潘岳、陆机的华丽，没有商山四皓的实质，不肯让他担任詹事。孔奂当时担任吏部尚书，更加知道蔡廓所说的话不是空谈。徐干木在文书末尾署名，大概吏部得以专管选拔事务，这是后世宰相的职责。所以即使人主的子弟谋求三公之位，也可以坚持意见不实行。宰相的职事日益卑下，连同他们的才识都丧失了。那么治理之道阻塞不通，难道值得奇怪吗？

梁昭明太子死后，晋安王作为储君，周弘正以司义郎的身份上奏记，请求让位于昭明太子的儿子，他的辞令说：“谦让的意象兴起于伏羲、轩辕，爻画揖让的源头产生于尧舜禅让，希望听到殿下举起目夷高尚仁义的道义，执持子臧大贤的节操，逃避玉舆而不乘坐，抛弃万乘之国如同脱掉鞋子。”从后世概括来看，可以说说了别人难以说的话。议论固然由人开启，而当时也没有听说有人认为是惊世骇俗的，大概还可以言说。流言不止，虽然是导致混乱的大患；正论不通，确实是危害治理的深忧。如果完全堵塞向下，极其有不容易言说的地方。

陈后主为孙玚写的志铭说：“秋风动竹，烟水惊波。几人樵径，何防山阿。今时日月，宿昔绮罗。天长路逺，地久云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自从梁武帝、昭明太子父子兄弟喜欢写文词，而陈后主的文词如此，竟然亡了国。那么难道是文词的罪过？而写这样的文词，那么他的国家即使想不灭亡，也不可能了。

徐陵的文词颇变旧体，剪裁巧妙严密，多有新意。每有一篇文章出来，好事的人已经传抄成诵，传播远近，家家收藏他的本子，于是成为南北所宗仰。陆机、任昉不能达到他。从唐朝到本朝庆历以前，都用他的文体，变化消灭不尽的还为四六。朝廷制命既然遵循实行，不再可以改变了。江总自叙在陈朝做官以来，不曾逢迎一个人，干预一件事，轩冕傥来，难道是预先要求的？时人认为是实录。士人用无用的文艺干求世取名，于是居于有用的职位。直到家国都败坏，最终不自悟，还用无用来自我解脱。古今人这样做的很多了。孔子称周任：“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人大概不以自身及官职为无用，而自量其用之所限。使用超过能力尚且不可以，何况以大用为无用呢？

陈宣帝委托政事给毛喜，史称他勤心纳忠，多有匡正益处，多次有谏争之事，都被听从。因此十余年间，江东狭小，于是称全盛。只有略取淮北之地，不采纳毛喜的计策，而吴明彻最终战败。如果宣帝能悔改，不听从毛喜及蔡景历的话，始终委任，有人君的度量大度了。衡量时势估量力量，只有汉光武帝能做到。至于狃胜务进，愎怨投死，即使诸葛亮、王猛得到君主信任，也不能挽回。

陈人积累三世，将近三十年，经营辛苦，几乎形成南北对峙之势。等到吴明彻一败，已经不能自保。然而如果并江固守，像吴中世那样，隋朝虽然有天下十八，还未能兼并。大概自从霸先初兴，延敌入腹以取胜，于是导致江流忽略，拒于城下，一战而亡。虽然由于后主昏狂，也是其谋国者平时不讲求，得一忘二，而这样的。

梁朝测囚法，每天上一次，从晡鼓开始，到二更结束，到范泉删律，因为测立时间久，不是人所能忍受的，分其刻数，每天上两次。案立测土为垜，高一尺，上面圆尖，容纳囚犯两脚。立鞭二十，笞三十，记录在两械及杻上。凡经过杖打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如果不得其情，而使弱而实无罪者，立测且不免死，那么已经苛刻；使悍而实有罪者，立测且免死，那么已经宽慢了。虽然分其刻数，两弊犹将不免，而当时争者纷然不能决，为什么呢？

译梁武帝驾临同泰寺，舍身供养。下诏让徐勉制定仪注。徐勉因为朝廷先前没有这种礼仪，便让杜之伟起草拟定其仪节。依照佛教的法度，舍身就意味着没有身体，还哪里有什么仪注呢？人被偏见所蒙蔽，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叹啊。

《习学记言》卷三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三十四 宋 叶适撰 《北史》

《魏书》

刘渊、石勒趁着晋朝动乱，交替占据中原，极其强盛的也不过几十年，纷争突起，只是互相废立兴亡，不足以安定天下。大概是因为华夏与夷狄的地势不同，习俗也有差异，统治方式不一，彼此都不安定，这也是形势使然。只有拓跋氏退守平城，完全采用那里的习俗，控制中原，所以最为长久。孝文帝慨然仰慕华夏风气，极力改变旧俗，开始迁都洛阳，根本已经空虚，随即崩溃，也不过几十年，天下又恢复了中原的旧貌。那么，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是圣人的道理；不然，那就是成为夷狄的利益了。失去利益就衰败，违背常道就灭亡，怎么能说百姓怀念他们呢？天地神明会舍弃他们吗？这大概是书生的空谈罢了。

魏收为拓跋氏排列世系，从舜帝时始均受爵开始，六十七代传到毛，然后威服北方，又十三代传到诘汾。以天女之子为儿子，这就是力微。力微在位四十二年，开始派遣儿子朝见魏国，那是魏景元二年。从诘汾以前，记载都已经荒诞不经，而力微生于天女，推算他的年代应当是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大概也接近了，竟然还有这种怪异的事情。从前玄鸟生商，后稷在野外被抚养，都在上古，或许还因为年代久远而被认为虚妄，不知道魏收依据什么考证而这样说。崔浩如实记录魏国的事，旧人都愤怒，于是导致他被灭族。那么魏收的话不足为凭，是显而易见的。

《地形志》记载：正光以前，当时正值全盛，户口数量，比起晋朝的太康年间，加倍了。北方从晋太康到这时，是一个阶段，限于北魏的兴起，已经一百四十年了。虽然没有安抚百姓的志向，但立国既久，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理应繁衍兴盛，只是可惜没有户籍的实际数据，只是凭主观臆断而言罢了。

李业兴制定《甲子元历》，称赵�、何承天、祖冲之的三种历法参校，其长处增加一倍。那么祖冲之的历法当时虽然没有被采用，大概也被历法家所传颂。李业兴说：“制定历法的人都必须积累年月，依法观测天象，知道其疏密，然后审定其接近真实者，用作历术。不可能在一个月、两个月之间，就能判定是非。所以五星有七头术，得到七头者较为接近，应当考证。”

魏世称有祖庙在乌洛侯国，距离代郡四千多里。祭祀时砍下桦木立起来，放置牺牲和酒醴。后来桦木又生长，成为树林，百姓更加神敬供奉它。桦树是什么树？砍伐后又能生长的，本来很多。也把这当作神奇吗？

记载魏孝文帝给儿子恂加冠，恂自愧有三失的事，大概是因为《家语》记载邾隐公因孟懿子问冠礼，春秋记载邾子益最终失国。韩生说楚人沐猴而冠，冠礼虽然是成人的盛大礼仪，但古人用来教化，至深至厚。从孩童到加冠，日新月异，卓然进入成德，所以冠礼是教化完成的节度。如果不安于本质而只注重文饰，那么邾隐公与魏太子恂同趋于死亡，正与沐猴而冠有什么差别？孝文帝的智慧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而仅仅想用礼文的末节作为治国进命的开始，不知道魏的灭亡征兆就在这里了。

因为李怜行毒的事，看到旧律：犯死罪，祖父母七十岁以上，没有成年的子孙，旁系没有期亲的，具状上请，流刑改为鞭笞，留养其亲，终老后从流，不在赦免的原例。又毒杀人者斩，妻子流放。如果妻子本来没有参与谋划，而预先设定流放连坐，那么法律就太残酷了。又用后世的薄俗来概括，奸民不畏死，而允许无期亲者上请，那就是设立宽法来诱人轻犯重罪，应当考证。

崔纂议论刘辉奸乱，殴打主母伤胎而逃跑，认为容妃等罪止于奸私。如果抓住她在秽席上，众证分明，就按律科处，不超过刑坐，怎么能同宫掖之罪，齐奚官之役？又妹妹已经嫁人，私门失度，罪在于夫，祸患不在兄弟。崔纂当时任三公郎，而尚书元修、仆射游肇都听从崔纂的意见。虽然都因此获罪，但前世昏君乱朝，伸张贵者委屈贱者，刑赏凭心意，颠倒常理，本来都有，而当时还有执议不同者。虽然有的因不同而获罪，但也没有深谴，大概因为前后据事直言，上下安之，不以为异故。如果后世还没有到颠倒常理的地步，而执事者竟然无一言以听其所为，或者到了颠倒常理的地步，而有一言者，又以为是大戮而不可解。所以我认为论议不开，逐渐导致世道日陋，是治者的大讳。这是什么时代，还能这样？所以特举一端。刘石诸国及慕容初起，粗有本兵力农之意，后得中原则不然了。大概都以骄悍之性，袭盗贼之迹，狼虎自快，民无定心，虽欲不亡，不可得也。史称拓跋经略之先，以食为本，恳辟河北，计民授田，常与诸戎深入角逐，得其卤获，时佐国用，比刘石之搏噬其民，有间矣。至太和则又制禄立长，行钱稍循汉晋之旧。要之为国既久，以渐修立，自然如此。然不于立国之初便分别先后，其国亦不能至于久。论八政者，首载食货，信非目前事也。因魏置从品，溯上古官制，五帝皆继立而各建官名，何其好变也？郯子言凤鸟适至，及后世不能纪远，故命以民事，尤怪又称。仲尼闻而学之，然则唐虞以前，岂惟远而不传，盖有不可传者矣。然周官言唐虞稽古，则不止五帝，又参取五帝之先名，虽不合而义不可离，故也。如魏有凫雕、白鹭、象物，则质野，反置从品；象事则冗杂，乃夷狄之余，率意妄作，自无足论。然从品历隋唐至今，遂不能易，岂非事敝之极，并其义不足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