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二十五

译习学记言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二十六 宋叶适撰 《后汉书》

列传

黄叔度被后世视为颜回那样的人，对他的评价已经定型，不可更改。东汉的人才本来就有等级标准，道德规范在身上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污浊与高洁界限分明。至于黄宪能够不逾越规矩，而且明达深厚，有着与众不同的操守，这就是他能够折服一世，而陈蕃、郭泰等人自认为不如他的原因。然而看孔子赞许颜回的话，都说他的学问不专门依靠天赋资质，曾子也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从前我的朋友曾从事于这种学问。汉代人不懂得学习，而黄叔度把资质当作道，于是使得老庄的学说与孔颜的学说并行。后世的学者正步趋追随以求得这种境界，重视道而轻视学习，还没有看到他们有所得。

范晔序言说：“闵仲叔、荀恁、魏桓、周燮、黄宪、徐穉、姜肱、申屠蟠，都是必定要退隐的人。根据他们的事迹考察，魏桓得到了退隐的道义，申屠蟠得到了退隐的时机。当时汉人互相以名声相高，所以避名很难。名声不可避，而退隐所得到的比进取更多。然而当时懂得这一点的人很少。”

两汉衰败时，大臣与小人争斗，不胜而死亡的人，有萧望之、王商、王嘉、袁安、杨震、李固、陈蕃七人，他们都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孔子说：“天子有七位敢于直谏的大臣，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又说：“所谓大臣，是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又说：“不要为了求生而损害仁德，要有杀身以成全仁德的精神。”又说：“百姓对于仁德的需求，比水火更迫切。水火，我看见有人蹈火赴水而死，却没看见有人因践行仁德而死。”综合这几方面，大节可见。大概杀身以保全国家，与杀身而导致国家灭亡，极应当审慎处理。如果君主听到这些，警惕而知道恐惧，那么即使无道的人，也可以走向有道。至于身处危难，职责应当赴死，那就更无改变，又不与此并列讨论。

王畅憎恶坏人，有拆屋、伐树、填井、毁灶的事情。他的功曹张敞认为：恳切地使用刑罚，不如施行恩惠；孜孜不倦地搜求奸邪，不如礼贤下士。王畅听从了他，更加崇尚宽政教化。于是东汉中期以后，名士的祸患，大体如此。又不知道当时所谓的豪强是什么样的人，而憎恶他们太过分。如果以当今所见，则极有可议之处。大概用善来滋养恶，自然是义理中偏颇的累赘。所以孟子也说：“用善来滋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孔孟处在春秋战国，那时的混乱难道不更甚于顺桓之世吗？然而善既不能屈服于恶，又不能战胜恶，其道只得出此。而东汉儒者想要以不平之意加在张敞的法度之上，求以战胜天下的不肖，宜其屡发而屡挫也。可悲啊。

永初年间，羌胡残破并州和凉州，邓隲想要放弃凉州救援并州，防备公卿集议。邓隲说：“譬如衣服败坏，用一个补丁，还有一部分完好；如果不这样，将两无所保。”议论者都同意。虞诩劝说李脩，征召凉州的豪杰为掾属，任命官吏子弟为郎。议论与邓隲不同，而邓隲因此怨恨虞诩。邓隲是邓禹的子孙，约畏廉俭，征用贤俊，也有可称道之处；而既然被外戚所轻视，所以他在上面的谋略如此。所谓“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真是栋梁折断的凶险，斗筲之人的算计。汉业由此遂隳，大臣为国家盛衰其效，岂不着明乎？后来崔烈想要放弃凉州，傅燮的议论也与邓隲相同。事至张衡议论始定，桓谭虽然极力说邓隲的不是常理，而传记不载他极力说的理由。班固父子以折衷古今自任，而对于邓隲特别多有附合，不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以知道。大概因为当时君主好尚方盛，遂不敢触犯其锋芒，也是理势之常。至于雷同趋和，比之经典，则希世太甚矣。张衡适值其衰，故得展布言之；然后世亦有当其已衰而犹讳避不敢论者，此又在衡之下也。

董卓被灭族而蔡邕不智，大抵事机之际，厚薄浅深，便有荣悴。自春秋时已然，而况于不知者乎？蔡邕的取死，自其宜也。然而王允戆愎如此，观其规为，直以诛卓之外，更无一事。乃欲于防主贼臣之时，任扶颠持危之责，国虽欲不亡，不可得矣。

左雄说：汉至今三百余载，下饰其诈，上肆其残，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治已安民为劣弱，奉法循理为不法。末世风俗渐靡，往往如此。自雄在纳言，明逹政体，脩察选法，崇尚学校。顺桓以后，多知名士，雄之力也。论者不考实，但徇崔寔軰私意，偏説为后世言治之害。外彊中干，与食乌喙何异？

议褒梁冀，黄琼比之邓禹、霍光、胡广，谓冝如周公。当时称广者，谓虽无謇谔之风，屡有补阙之益。如此等论议，以为有补阙之益，亦未可也。夫正议而不能力争，故谓之无謇谔。若自初回邪，无复齐限，则无可言矣。琼临死之疏，三代何逺如周举、黄琼父子六二之动，直以方矣。范晔、左雄论序顺桓人材，当详看。晔谓使时获用，武宣之轨，岂其逺而武宣何足道哉？未可并语也。

译陈实因为善于谦下待人，被当世的人所敬服，而许劭认为太丘（陈实）的道德境界过于宽泛，宽泛就难以周全。许劭的话大概不可以轻易否定，所以他是进行裁度衡量的人。从前颜渊希望不夸耀自己的善行，不张扬自己的功劳，如果陈实隐藏自身、自我约束，始终不把世俗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好处，那么就可以践行他的行为。尧舜的道德，必定有值得取法的地方。现在蜡烛已经燃尽，照物不明，却借陈实的美名来行于天下的人，没有看到他们成就德行。李固斟酌义理，熟悉世故，深刻了解根本和始末，顺应正道没有疏漏，具有刚直向前的气概。然而不幸两次遇到确立君主的时候，权力不在自己手中，却听命于奸恶凶险之人，想要用正道挽回局势，率领公议来堵塞其冲要，这是天下最危险的做法，万无一成。李固和杜乔既然亲身遭受祸患，而汉朝因此灭亡，这是天命而非人的谋划，实在令人痛哭流涕。学者有时轻率地评论李固的事情，几乎是不懂得罪与福的区别了。可悲啊，可悲啊！像李固所谋划的，施行伊尹、周公的道德，却未能成就伊尹、周公的功业吗？

吴祐、延笃进取不追求名声，按照自己的志向行事。大凡人在应对事物的才能上，自然应当无所不周遍。至于对于世俗的愿望，能够淡泊而厚道地对待自己，那么怨恨就少而远离罪过了。像吴祐和延笃，未曾不端正自己的言行，而最终免于乱世，大抵就是遵循这个道理。倚仗夸耀而追求，多设计施恩而期望回报，他们保全自身的情况很少了。传记记载延笃给李固写《文德书》，当时就被传诵。大概士人为别人做事的常常很多，而为自己做事的很少，所以如此。这与马援所称道的马少游又不同。学者如果能不因为有用就必定要求被任用，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张奂见到卖官鬻爵的王甫，后来对此感到厌恶。山西的士人，土地的风气本来就是这样吗？段颎几乎杀尽了东羌，把这作为平定祸乱的方法，这确实是前代所没有的。至于他说先零作乱，赵充国迁徙他们居住内地，常常扰乱边疆。马援将他们迁徙到三辅，开始时顺服最终又反叛，至今成为祸害，那么对此心中有所感慨。既然如此，那么人的忧虑祸患，不在数百年之后的人，不可以处理事务。大概起初认为这是恩德，却不知道他们的种族本性终究不可融合。后来屡次顺服屡次反叛，逐渐平息没有防备，而段颎的方法穷尽了。用周人的教化来感化商人，尚且经历了三代，何况是羌人呢？

现在的学者评论陈蕃，只举出后面一节，不再记起以前的事。有安定社稷的大臣，以社稷为重；有事奉君主的人，以取悦君主为重。不犯错误不遗忘，遵循旧有的典章，臣不如太常胡广；整顿七政，训导王典，臣不如议郎王畅；聪明通达，文武兼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如果接受爵位不让步，掩面接受，使皇天震怒，灾祸流向下民，对于臣的身体，又寄托在哪里呢？希望陛下哀怜臣衰老，警惕贪得。看他端正自己端正万物，始终以天下的重任自任，历数两汉，除了李固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了。然而既然有窦太后父子，天下掌握在他们手中，自古得到时势，没有像这样的，却是陈蕃自己逼迫毁坏它，悲哀啊！像陈蕃终身自我修养，尚且做不好后面一节，如果不像陈蕃那样，难道还能有所作为吗？事功的难易，人才的品类，真的不容易说。有志于古人的人，难道可以不像深渊薄冰那样，一天比一天谨慎吗？王允气骄量狭，思虑受挫谋划乖谬，前后粗鲁，不是一件事。最不明白的是，临死还努力向关东各位公卿谢罪。他认为起兵诛杀董卓的人，都是忠臣善类吗？董卓固然应当灭族，如果灭族董卓而最终接着发生动乱，就像拔出陷在胸口的匕首，却饮下腐烂肠子的鸩毒罢了，有什么益处？王允认为当时，天下所担忧的，只有董卓一人吗？可以说是愚蠢了。

党锢之祸虽然说宦官暴横，桓帝灵帝昏庸残暴，然而导致这种情况，实在是由于太学。大概这时太学生有三万余人了。唐虞三代的办学，他们的君主都是圣贤，用自己的行为与士人共同长进，选取人才担任官职，又与他们共同治理。后世不是这样，只是设立标志设置校舍，以保存其名。像贾谊、董仲舒这类人，尚且不知道君主应当自我教化，而只想设立学校来教化别人。像汉武帝、宣帝，固然不足以参与此事，只有明帝始终能以学问为重，然而狭隘明察没有宽宏的益处。他的意思认为不迁怒，不贰过，只用在太学生身上罢了。这是自汉朝以来，知道劝勉学习而不知道阐明义理的过错。何况翟辅、左雄只想要盖千百间好房子，让四方游学士人自来自去，对于君主的好尚、国家的教养毫无关系。师门徒弟沿袭陋习，希望被征召的人培养虚名，贤与不贤相互防备，名与实相互冒充，激成大的灾难，都是太学造成的。到了灵帝末年，又设立鸿都门学，用词赋小技掩盖经术，不得志追求利益的人争相跟随，士人的心志更加腐朽而汉朝灭亡了。后世不深入考察，归咎于士大夫，不知道聚集天下学者使他们极盛，而君主庸俗愚蠢，视为身外赘疣之物，其形势本来必然如此。《齐语》说让士人聚集而按州居住，所以士人的儿子永远是士人。《诗经》说：所居所止，聚集我的俊士。人才有什么常定的，而一定要聚集按州居住呢？所以我以为这不是管仲的话。如果君主自己不学习，只是设立学校来教人，喜好厌恶不同，忿恨之心突然兴起，小则如此，大则必然成为东汉的禁令了。

李膺，是一时士人所尊崇的。而志向趣向没有听说，只有“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两句话而已。如果魏晋以来，则无话可说了，这也是史家的浅陋。至于其他书籍不存，无法参考，岂不可惜！孔子说泄冶：“百姓多邪僻，不要自己树立规范。”然而陈蔡之难，老师和弟子去死如同在一发之间，出处之际，圣贤都感到困难。像李膺说“中伦行中虑”，而能稍微自我降辱，以避开乱世，大概或许接近于此吧？

译郭泰、符融都在一天之内确立了名声。东汉崇尚名望的风俗，到这时达到了极点。然而能够长久而不跌倒，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真实的才德。史书称李膺每次见到符融，就断绝与其他宾客的交往，专心听他谈论。符融头裹幅巾，挥动衣袖，谈吐如云涌般流畅。李膺常常拱手叹息，不知他说的是什么话，让人想见却见不到，几乎要飞扬舞动起来。这难道也是孔子、孟子那样的流风余韵，田子方、段干木那样的后继者，又出现了这样的人吗？

许劭轻视曹操，不肯为他效力，而荀彧却认为曹操可以匡扶正道，于是将自身托付给他。荀彧虽然有才能谋略，然而与许劭相比相差多远呢？许劭的高尚亮节、高雅通达，在汉人中仅能数出一二人。光武帝也能清谈，假使许劭生在光武时代，不知能否得到赏识。

窦武是精通经学的儒者，作为皇后的父亲，掌握朝廷大权，天下的贤士没有不成为他的心腹，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即使是伊尹、周公又能超过什么呢？如果从容镇定地坐镇朝堂，什么事不能成功？即使把东汉恢复到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也是可以的。可惜汉人怨恨宦官太深太久，只有诛杀这一条路，再没有其他办法。陈蕃以萧望之、李固作为前车之鉴，想要以杀戮制止杀戮，朝不保夕，而遭受的祸害之酷烈，反而更超过了他们。难道是因为他平时没有研习应变的策略吗？

郑太号称有才能谋略，他劝何进不要召董卓进京，这是对的。至于任用袁绍来发动山东的谋略，使董卓恐惧而西迁，这就怎么前面明白而后头糊涂呢？难道是因为与袁绍一向交好，并且因为袁绍是世家大族所归附的对象，于是没有醒悟他能够作乱吗？然而扶持兴盛的人容易出谋划策，挽救危亡的人难以制定谋略。事情刚刚起步，凭借个人的智慧决断就可以了。等到局势崩溃，扶持左边却失去右边，向东靠拢却向西倾覆，大概是不容易做好的。孔融胸怀高远、风度飘逸，与奸贼诡诈之人不能并存，这自然无可厚非。然而王莽、董卓、曹操与前代的乱臣贼子略有不同。如果臧文仲、晏子、孔子处在废兴交替的关头，大概有成法可循，不知道孔融依据的是什么？他进取不能持守危局，而只足以杀身成仁，事情已经决定了。倘若以退隐来免祸呢？任意而行，明显落入祸患的陷阱，可悲啊。

荀彧既然辅佐曹操成就了霸业，后来又为汉朝守节而死。如果以匡扶辅佐为急务，那么听任汉朝自行灭亡也可以。知道不能废除汉朝而把大权授予曹操，可以吗？两方面都没有依据，把他比作管仲则不是同类，与宗鲁相比，仅仅有成就罢了。有人说他才能像张良，道义像伯夷。伯夷心中本来没有张良那样的谋略，又怎么容易比拟呢？这种议论恐怕会误导学者。

皇甫嵩功高一代，对待功名却像没有一样，被董卓排挤，不敢吝惜生命，可以说是恭敬地服从君命，尽到了臣子的节操了。阎忠的言论，哪里值得让他顾虑呢？世人认为郭子仪难以做到，看待此事却觉得微不足道。

汉末所设置的州牧，没有不互相勾结成为大贼的，只有刘虞一人竭力坚守忠诚，然而仁厚而不明智，自己破坏了屏障，汉朝的灭亡也就理所当然了。

王景修治汴渠，从荥阳向东直到千乘海口，一千多里。开凿山丘，打破礁石，直接截断沟涧，在冲要之处设防遏制，疏通决开壅塞堆积。十里设置一个水门，互相回旋灌注，不再有溃决渗漏。从此整个东汉时期不再谈论黄河水患，只有《晋书·地理志》称黄河泛滥数千里。那是桓帝永兴初年，并没有说堤坝毁坏决口。考察司马迁悲叹瓠子之歌，作《河渠书》，班固沿袭它作《沟洫志》，记载了王延世的竹笼以及贾让的三策。观看王景的成功，就知道西汉办事苟且，远远不及东汉了。班固又没有记载王景能够竭尽智慧、完备法度，深思熟虑独自完成，所以他的美名被掩盖，流传的人不清楚。那么司马迁、班固两部史书的华丽，不如《后汉书》的真实了。郅都虽然廉洁正直，但协助杀害临江王，所以司马迁把他列入酷吏传。董宣因为湖阳公主奴仆的事情激怒光武帝，知道天下不与平民相同，对治理之道多有补益。阳球刚辞去司隶校尉之职，就诛杀王甫，于是报了陈蕃、窦武的怨恨，自己请求一个月期限，让豺狼枭鸱各自承担罪责，他的壮烈如此，难道应该列入酷吏传吗？用阳球的事情来考察，汉代臣子如果掌握了权力，不问地位高低，专断杀戮，认为是常俗。像陈蕃、窦武以及一时的名士，养成懦弱、蓄积疑虑，迟疑不决，自陷大祸，还不如一个阳球这样的人。有人还指责他们猖狂少虑，大概是读汉代历史不详细罢了。

吕强值得记住的话是：“实在希望陛下改正已经错误的做法，从此停止。”《易经》说：“喜悦地役使百姓，百姓忘记他们的劳累；喜悦地冒犯危难，百姓忘记他们的死亡。”储君副主，适宜讽诵这些话；南面当国，适宜践行这些事。天下的财富，没有不是产生的，阴阳归于陛下，哪里有公私之分？立言没有显过之咎，明镜没有看见瑕疵的过错。如果厌恶立言来记录过错，那么就不应当学习；如果不想要明镜看见瑕疵，那么就不应当照镜子。如果真是吕强自己写的，那么《巷伯》《孟子》就树立了良好的风气了。又旧典选举，委任三府，如果无可考察，然后交给尚书。现在只任用尚书，有时又敕令使用，这在吕强的疏文中可以看到。有人说：“如果像吕强与张承业，君主难道能在千万人中指望一二人，来招致必然灭亡的祸患吗？”这很不正确。吕强在宦官中出类拔萃，正不被容纳，最终因谗言而死，只是可哀罢了。秦始皇、汉宣帝虽然是英明的君主，至于简弃贤哲，任用阉宦，难道是在这里寻求吕强吗？尹敏说：“臣看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力，私下希望万一成功，可以说是激切劝谏了。”而君主不醒悟，大概是被蠛蠓遮蔽的人看不见日月啊。传记记载他与班彪亲善，每次相遇，就日暮忘记吃饭，夜半不睡觉，可以想见二人的风度。

译孔僖自我辩白，态度平和而不愤激，也不揭人短处。杀戮羞辱就在眼前，他恐惧却不敢偏离正道。这与张俊面对欧刀在前、棺木在后，被世人所悲叹的情形是不同的。

任末奔赴师门，死在途中。他说：“一定要把我的尸体送到老师的门下。”古人侍奉君主尚且用尸体（表示忠诚），侍奉老师的严肃，到汉代才达到这种程度。那些老师不过传授章句训诂罢了，何必如此兢兢业业呢？至于性命道德，又该如何对待呢？由此可见，获得道理虽深，不如坚守得牢固。

杜笃的《论都赋》，在司马相如、扬雄之外，另辟蹊径，构思独特，语言峻洁，意旨切中要害且明白，篇幅短小但气势险峻，没有冗长散漫的弊病，堪称辞赋中的杰出之作，班固与之相比，就显得软弱了。其他作品都无法企及。文中两次出现“渊囿”，必定是文字有误。

崔琦、祢衡，操守不同，但情感相通。他们都张扬自我、矜持华丽，最终都因此丧命。

我每次读到范式、张邵的故事，没有不潸然泪下的。那种极致的善意，两颗心相互寻求，沟通幽深与显明，不疾而速。还有王忳、马及绣被的故事，上天对待万物，虽然疏远却不失照应，监察就在旁边，其灵验就是这样。圣贤论述道德，何尝不是兼及祸福报应而言？然而对于所谓的小善小行，希望学者不要沉溺其中。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这些频繁琐碎的行为不足以充满充实于其间吗？

李固驳斥发兵的建议。交趾、九真叛乱，却想用兖州、豫州、扬州的人去平定，不用智者就知道这不可行。然而当时士大夫的看法都如此，大概是因为有寇乱就发兵，发近处的兵不能取胜，就发远处的兵，这是眼前常行的惯例。我最近在金陵考察，建炎以来守卫长江的，都用民兵、鹿角、战船，布置在口岸，分寨抵御敌人。等到江北敌军声称要渡江，我们就抛弃阵地溃败，敌军因此南渡，导致国家颠覆。然而前后施行，无不如此。我开始怀疑古人只是守得不坚定罢了，也不敢舍弃这个策略，本想激励士气而使用它。等到敌军到来，我们已经与敌军共同处于水险之地，人心涣散动摇，几乎想要逃跑。我急忙另外招募士兵渡江劫寨，颇获俘虏而归。城郭间捷报频传，人心才安定，敌军也向北逃遁。而之前的民兵、鹿角之类全成了无用之物，然而其耗费动摇根本已经不少了。看李固历数利害，毫发无遗，借箸筹策，大概不值一提，确实是儒者中的英杰。班彪奏答北匈奴事宜，真是西汉文章，可以接续太史公。如今《汉书》文体大体类似，大概是班固所取法的。如果班固自己所作，质朴软弱而文辞靡丽，成为魏晋的先驱，失去了古意。班彪不仅文字好，而且策谋深沉，通晓旧事，应变有方，可以施展于朝廷。虽然光武帝的武功已成，不因没有班彪而有所缺失。然而像班彪这样的人不能尽其用，光武帝也有弃才的过错。

前汉虽然有太史令司马迁，认为百年之间，遗文古事，无不汇集，收藏于石室金匮，自成一家。然而朝廷之上，本来没有史官可考，班固也不过是辑缀所闻写成书。依靠当时天下一统，风俗稍显质朴，流传不至于太谬误。总之，两书不可尽信的地方，也很多。到后汉才开始有史官，东观著记，前后相承。范晔之所以能在二百年后述史，是因为有诸家旧书。然而东汉虽然有东观著记，但当时风俗质朴，不如前汉，而所载多有溢词。又胡广、蔡邕父子，最终不能成书，所以一代典章终于散失。范晔分类整齐，用律精深，但见识有限，体制局促软弱，令人遗憾。他的序论想在班固之上，增加华丽靡丽，如缕贴绮绣，以凑成篇帙，而自谓笔势纵放，实为天下奇作。大概宋齐以来，文字自应如此，不足为怪。

习学记言卷二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二十七宋叶适撰《三国志》

魏志

桥玄认为曹操是命世之才，而许劭认为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桥玄与许劭品评人物大不相同，言论的高下，本来就应该不同。曹操被许劭鄙视，却被桥玄及何颙视为异人。不知道许劭与汉人隔了多少重数？曹操得志后，一时人才受其生杀荣辱，被他安排职位的，其贤否气类，也就可想而知了。许劭尚且如此，何况不被许劭看重的人呢？东汉未乱时，尚且如此，何况三代的盛世呢？道的升降，古人所以深致意于此。

东汉败坏已久，自从张温、皇甫嵩成功，策士就用改变事物的言论来说服他们了。君主与宦官小人亲密，虐待百姓，甚于寇仇，与桀纣、幽厉无异，势所必然。只有一件事，即使是三代、亡秦的末世，至于王莽，都是百姓叛乱而官吏不叛。后来唐朝衰败，虽然兵将叛乱，而士大夫不叛。董卓、袁绍、袁术、曹操、刘表、刘焉、陶谦、公孙瓒，世代为公子，身为汉臣，一朝狂妄荒诞，假借名号奋呼，自为乱首，胁迫平民，屠剥天下。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这是前后所没有的。大概汉末世有才者多，上面不仅无法驾驭他们，又失去他们的心，激使他们思悖，私义胜过公道，灭除各自追随其党，不知有君。而议论者反而说东汉风俗最美，能消除奸贼窥伺之心，国家赖以不亡，难道没有考察吗？

译查考曹操于中平六年十二月起兵，初平二年七月，袁绍上表推荐他为东郡太守，占据兖州。在这期间，他攻打于毒、眭固、陶谦，又被张邈、陈宫击败。在六七年内，辗转作战，历经百般艰难，所得甚少。与汉高祖、光武帝指挥军队平定天下的气势相比，相差多么悬殊啊！恰逢天子东归，于是挟持天子以自重，这才有了扶义征讨的事情。那么曹操的功业，大概是依靠辅佐汉朝才达成的，并非汉朝已经灭亡，等待曹操来拯救。如果像董卓、袁绍那样，甘心做贼，自然无可议论。但如果稍微隐藏野心，想借此跳梁跋扈，自比问鼎中原，难道能心安吗？曹操下令县满五百户的设立校官，而他的诏辞说：“命令各郡国都修习文学。”查考曹操虽然窃取汉朝权柄，号令所行，在其统治范围内如兖、冀等郡国施行是可以的。但与皇帝制诏并行于天下，可以吗？荀彧并非不明事理的人，还说“爱人以德”，为什么呢？陈寿虽然撰写《魏书》，但有汉朝就没有魏朝，而书中言辞错杂，使后世无法辨别，史法不再存在了。

皇甫谧记载王隽说：“曹操有济世之才，而说袁绍与袁术为母亲奔丧归葬，随从者三万人。曹操私下对王隽说：‘天下将乱，成为乱魁的必定是这两个人。’这话应当不假。黄琼、陈实丧事随从者，都有数万人，袁绍、袁术也是这样。聚集的人各以其类，那么这些人都是飞扬轻侠之徒。私下的援助在民间形成，动众太过严重，自然没有安靖的道理，与张角兄弟有什么不同呢？”

曹操十五年令叙，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情极有始末，应当详细查看。后世多称曹操为奸贼，窥伺时机还畏惧逼迫名义，不敢亲自取代汉朝。查考曹操僭越扰乱明显逼迫，只有孔融暗中阻挠，只有荀彧二人死后，朝廷内外无不迎合。自从献帝拒绝皇后，以羞耻名义，在哪里还畏惧逼迫呢？然而天下大势，自战国、秦、汉以来，形势看似容易，而实际夺取也很难。董卓、袁绍之流，像鸱鸟一样嚣张狂妄，没有能自知节制的，最终都随之夷灭。曹操虽然奸贼不仁，但能自知节制，所以敢僭越而不敢叛乱，敢夺取而不敢取代。所以谆谆自叙齐、晋文王、乐毅、蒙恬等事，都是实话，不是虚饰。更加知道许劭的评语不假。

建安体如王粲从军诗奚用也

建安十五年，司徒赵温征召曹操之子曹丕。曹操愤怒，免去赵温官职。第二年，曹丕就担任副丞相了。难道赵温真的不懂事，因为门第征召吗？还是假装不知，故意掩盖以使他这样呢。

魏文帝继位之初，霍性因议论用兵被杀，戴陵因劝谏弋猎受刑。霍性说先王功绩无与伦比，而能说出这类话的不被称为有德。历数汉魏之间，士人这样说的人绝无，也不是不能说，大概是不敢罢了。不知道霍性是什么样的人？魏文帝居丧半年，没有东南方的警报，却仓促伐吴，不过是炫耀兵力挑起争端，以逼迫汉朝皇位。霍性不知事机，难道是张汤所说的愚儒吗？

魏文帝所想要的，是禅代罢了。而符瑞章奏，劝进辞让，前后节目，连篇累牍。保留这些极其无谓，但可以看出他言辞烦琐而道理寡少。黄初二年，初次恢复五铢钱。不久，因为谷物昂贵而废止。到太和元年，才开始再次通行。那么建安年间物价腾贵，只用谷物布帛，不像王莽自己改币而禁止私钱。货币与实物相权衡，自古如此。虽然曹操猜忌欺诈百出，不敢用异说。后世以有限从无涯，自坐穷处，于是无策了。癸酉诏说：“现在事多而民少，上下用文法互相蒙蔽，百姓无处安放手脚。民多而法敝，势极而变。民少而法敝，尽民之术。秦及王莽之亡，大概如此。”曹氏转战三十年，所成就几何？民愈尽而法愈敝，其自述尚且如此，何况让他人说呢？当时，还想要以功名自居，我不知道他的说法。魏文帝想要吞并吴国，积年以司马懿居留，自认为得其所任了。而祸患方起于意料之外。然而用人之道，百世同轨，这不是所以为悔的。所当悔的，前面已起样子罢了。马上赋诗，极陈观兵之盛，其终曰：“量宜运权略，六军何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哀伤。”他以周公为怯吗？大抵六子二曹为建安黄初体，自此不得复见前世之风雅。而后人以为高风绝尘，所未喻也。

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终日狩，获麞鹿九，雉兔三十。文墨之士多以为壮。余观大叔于田，还，猗嗟其技艺，材敏有过于此，而诗人刺之，以为亡国之形也。今曹氏虐用其民，挟持杀戮，骄竖騃子，乘坚驱良，凭势作威，以自快其得意，而风声气俗之所熏炙，更百十余年，有志之士不复知古人之流祸，直可悲尔。

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中国长技无所用之，此袁淮称江南地利也。既又言，孙权自十数年以来大畋江北，敢远其水陆次平土，中国所愿闻。盖权是时不止于守江，而又欲为取淮汉以北之规故也。孙氏及五代江淮攻守大略类此。自吴杨氏无争淮北之势，而淮不可守；唐李氏割淮，臣周不敢窥江以北，而江不可守。建炎绍兴承用杨李，以淮守淮，以江守江，而孙氏及五代之故实遂不复讲。余顷在制司，初亦循近辙，几误急易之，仅能自完。既将经画江北以及两淮，而上自卿相士大夫，下至偏校走卒，无一人以过江守江、过淮守淮为事者。余亦以病归矣。今因诸书简错见之，此今世大议论也。未有不知守江淮而犹欲论取中原者也。何晏论治心慎习，放郑声，远佞人，欲因幸武干殿防豫后园，使大臣侍从从容戏宴，兼省文书，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此疏殆晏所谓格君事业者乎？然方晏等用事，而当时经生学士、谋臣武将皆无以为然者，彼固不足以知之矣。而晏等以急利竞进之心，当防君骄相之势，行人所不能知之学，固所以不旋踵而覆其族欤？

译司马懿刚刚铲除曹爽，大概是因为朝廷内外的臣子都厌恶曹爽的骄横放纵，才认为此举是合适的，国内并没有人指责他做错了。王凌虽然知道内情，但谋划拥立藩王是不利的，看到主使此事的是司马懿，尤其能够借此表明自己的正直。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当时所谓的正义，来推行他们的叛逆阴谋，人心暗中转移，国家局势随之改变，转眼之间，倾覆夺取已经完成，即使想要起来图谋补救，也没有人可以共同成功了。古今存亡的关键，虽然无不如此，然而曹氏辛苦谋划，三代相承，才二十年，本来是以托孤为重，却落得篡位弑君的下场，而司马懿借公义行邪道，乘虚窃取权力，上下拱手相让，完整地交给了他，是非疑惑，竟然来不及出口议论。唉！谁说三国多智士呢？像刘放、蒋济这类人，仅仅靠揣摩迎合他人，难道就到此地步了吗？高贵乡公比汉高祖差，但比少康强，撰写祥瑞之论来显耀远近，他的用意大概是想要感动臣下，使他们同心协力。现在他留存下来的书，只是纵论文章义理，没有什么激励人心的内容，那么当时臣下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就可以知道了。而高贵乡公无法抑制愤怒，凭一人的决断，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可悲啊。

郑玄把三老五更称为更事的人，蔡邕说更应该写作叟，引用俗字女旁加更作为证据。查考三老五更，是《礼记》中《曲礼》和《王制》两篇记载的。到了东汉初年，既然设立更来供养他们，距离郑玄和蔡邕的时代，上下不过两百年罢了。一朝见闻并没有相隔太远，郑玄作为经学家凭自己的意思解说，本来未必正确。蔡邕周旋于朝廷，跟随胡广等人，号称通晓博学，既然不能以义理判断是非，又对旧有的事实没有考证，却仅仅依据字学的偏旁轻易改动，可以吗？后世经文以蔡邕改定的为确凿，而他的见识如此，恐怕不可信赖吧。

查考晋灵公不像君主，赵穿杀了他，赵盾反而不讨伐贼人，史官把赵穿的罪责归咎于赵盾。孔子认为其中的义理足以警戒后世，因此没有改动，然而法律已经改变了。等到晋厉公也因为淫乱暴虐被杀，而晋悼公要盟的誓词说：“立君而不顺从，还要君主做什么。”各位如果今天用我，不用的话也是今天。而栾书、中行偃束手听从，晋国从此再次称霸，人们认为他们有才能。到了鲁昭公不忍心讨伐季氏，不能成功而逃到齐国，晋悼公也遵循周子的老路，想要纠正开始，陈乞不顺从，不久就遭遇篡位。这四者的叛逆足以互相印证，大概赵盾、栾书、范宣子恭顺没有失去，所以臣道还可以存在意图。像田恒悖逆邪恶已经确定，所以君权不再恢复。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只以胜负作为是非罢了。至于高贵乡公则又有可悲的地方，司马懿父子暴虐专权，频繁夺取，五年时间不远，国运已经不属于魏了。查考母丘俭的奏表，司马师自从高贵乡公即位以来不曾朝见，想要询问他的病情也被拒绝。等到观察这个局势，即使有两个晋悼公想要纠正开始，怎么可以再实行呢？侍从群臣一句话不回应，再多给几年，也不过是亲手交接罢了。而有的人却引用《易经》屯卦吝吝的含义，说小贞则吉，大贞则吝，不知道亡国与杀身大小有什么区别，还以吉凶来说吗？适宜高贵乡公想要以少康自比，而最终不能实现。高贵乡公即位时十五岁，英才逸气，与少康、晋悼公大致相似，可悲啊可悲啊。

陈登以雄豪自许，刘备也极力称赞他。然而陈登父子已经与曹操首尾相应，受其驱使。如果不早死，最终能到达什么地步呢？像华歆、王朗，陈登所敬重的人，都并列为魏国的公侯了。至于臧洪则不然，还是汉朝的陪臣，死在仇敌袁绍手中，道义有所依靠。关东起兵以汉朝为乱源的，无论大小，最终都沦为臣仆篡盗，丧失名声失掉节操，以苟且偷生。只有臧洪可以免于这种下场。陈寿虽然知道尊重他，但智慧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于是和陈登同等称颂。学者应该详细分辨。

嘉平之役，极是奇异的事情。曹氏建立基业，虽然没有两汉根本的稳固，然而从曹操到这里，已经五六十年，民心长久安定。司马懿两代受遗命，如果不是忠贞，为什么突然盗取？何况虚位无权，势同平民，一旦因为君主在外，闭门截桥，劫取权柄，与造反有什么不同？这是最愚蠢的人不敢做的，司马懿号称有智慧，却猖狂妄作，自取族灭。然而竟然胜利了，这是第一奇异。曹爽兄弟，昏庸幼稚，不值得深责，然而崇信何晏、邓飏，任由他们作为。何晏等都是名士，都居要职，命令由此发出，正当天子朝拜陵墓。曹爽义气跟随，不知道何晏、邓飏这类人在哪里？而变故起于仓促，只有桓范拔剑南奔，其余竟然没有一句话。司马懿的奏章既然通过，并排受戮，而魏国的事已经失去了。司马懿一旦侥幸于至愚而成为至智，何晏平时自许以上智，而最终成为下愚，如果没有人心，忍心做到这个地步，可悲啊，这是第二奇异。从前韩馥让州给袁绍，竟然跑到厕所求死，当危亡之际，举国无人，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怎么太严重了呢？

夏侯玄说：“先王建国，分疆画界，各守土境，不是重累羁绊的体制。想要省去郡守县令，都直接通达。”两汉论治，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他自负宏济，确实不虚假。而亲姻中外，竟然首尾相应，委肉以当豺虎之锋。可悲啊！像夏侯玄的智慧，虽然未必能保存魏国，然而夏侯玄死后魏国终于灭亡，大概与其国相始终了。

曹操取天下的事，尽在荀彧传中。所以有的人把荀彧比作张良，张良高妙玄远，智慧因物而生，不为定形，本来不是荀彧所能达到的。然而清整恺悌，以善自与，是三君八俊家良子弟。有的人又说，汉朝已经灭亡，曹操从群雄手中夺取，不是从汉朝手中夺取，这很不正确。以曹操始终，挟汉而令，还不能尽得。几乎曹操的得，不是名义上依附汉朝就没有理由，是汉朝本来没有失去，只是不能主令罢了。譬如人有良田广宅，虽然失去券要，而田宅固然是他的东西。臣仆不直而归之，而想要直而盗之，可以吗？荀彧为汉人子孙，他的当死无疑。所可惜者，智慧不足以知道曹操是窃取，狃于谋而不自制，遂失其身尔。这是士君子出处的至戒，学者尚弗分别，何哉？

译袁涣的举止有节制，言论议论有骨干，都接近儒者的风范，但这只是他粗浅的表现罢了。曹操起初对他最为褒奖任用，有人怀疑这种态度不适合施加于曹操，曹操只是不能容忍孔融、祢衡这类人罢了。超过这个限度，各种情况都有，如果已经接受了他的笼络束缚，而又能用德行来引导他，用坚贞节操来矫正他，没有做不到的。像张范、邴原这一类人，正是曹操想要奖赏粉饰的对象。从前闵子骞说：“如果有人再次起用我，那我一定在汶水之上。”而公皙哀、季次都没有曾在季氏那里做官。孔子告诉仲由说懂得德行的人很少，士人虽然想自我勉励追求德行，但不知道树立德行的地方是不可以的。只有田畴始终推辞封赏，似乎他的志向有所寄托。这时曹操还没有建立国家，以前做蓨县县令，后来做议郎，都是王室的官员，如果不很快死去，不知道最终会怎么样呢。

管宁在汉末远远逃避。在汉朝衰亡、魏朝兴起之间，君子保全自身、出仕或隐退的时机，都可以避免祸患。等到他回来时，改朝换代已经确定，年纪大了，时代过去了，独自退隐在民间，泯然没有痕迹。士君子处世以道义为准绳，虽然难易不同，不妨碍他们成为仁人。至于心里不愿意却自己去做的，屈伸舒卷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外物，那么没有谁能比得上管宁的。这确实和荀爽相差很远了。

按：崔琰起初在袁绍那里做官，劝谏说天子在许都，百姓盼望协助顺从的人，不如守住边境向天子述职。接着回答曹操，说没有听说王师的仁声先于军队到达，这大概是老书生坚守经书不变常说的话。然而崔琰就甘心委身曹氏，首先成为魏臣，不知道崔琰的意思，是认为诸侯复兴，各自侍奉自己的君主，来辅佐天下，像古代的齐国、晋国，应当这样呢？还是风气败坏随波逐流，于是没有汉朝，忘记了自己平素的操守而不自觉呢？人树立德行，一定有其地方。我已经在袁涣、邴原身上看到了，像崔琰孤高峻拔特立独行，在别人的本朝不鞠躬正色，而没有自立的地方，逢迎喜悦，遭遇愤怒，漂流摇荡在激流中，杀身如同断木。进没有孔融、荀彧的气节，退缺乏钟繇、陈群的利益，那么我确实不知道他的说法了。这也不足以作为士君子出仕或隐退的最大警戒吗？

钟繇想要恢复肉刑，斩去右脚趾用活命代替死刑，而王朗认为法律自有减轻死刑一等的办法，不死就是减轻。后世犯杂罪判死刑的人，都应当不死。古人怜悯刑罚而不免于滥用，后世滥用刑罚而还可以怜悯，不是后世比古人聪明。积习到了极点反而如此。

王肃说《周官》规定五天视朝一次，考察汉宣帝让公卿五天朝见一次，成帝开始设置尚书五人，从此衰败，朝礼于是缺失，可以恢复五天视朝的礼仪，让公卿、尚书各自以事务进见，废弃的礼仪重新兴起，光大宣帝的圣业。按：成帝既然设置了尚书，简略缺失亲自处理政务，于是没有视朝的礼仪，公卿不再进见，三百多年，可以说是弊政，而两汉的各位大臣不曾有一句话提到这个，史书也没有记载，为什么呢？王肃离那个时代不远，既然正论指陈，即使不完全如此，而视朝的废除，本来很久了。那么尚书作为天子的私人事务归台阁，公卿充数，大概有由来。至于君主不能亲自阅览，台阁于是成为朝廷，古代礼仪的变化防备而不自知。然而当时号称治世的，没有听说以不视朝为过失，后世君主见群臣多了，而他的治理也不能超过前世，为什么呢？

王肃说何晏、邓飏等是宏恭、石显之类的人，王肃是大臣的儿子，以学问自负，论事有根据，立朝明白始末，指何晏等人为宏恭、石显，也是他的道理。王肃既然自己坚守这样，那么他的出仕或隐退不应该草率。如果认为何晏等人依附曹爽为邪，而以身跟随司马父子为正，恐怕不可以。齐王被废，王肃以太常迎接高贵公，这时司马师篡夺的事情已经确定了，他也认为这是对的吗？甘露元年，王肃死去，高贵公被杀，也不远使王肃再遇到这件事，不知道又会怎么样？那么为什么他明白知道曹爽，而糊涂于司马师、司马昭呢？所以自从汉、魏以来，不以废兴存亡的时机考察士人，而相信他们自许为正人的，我不知道了。

《魏略》叙述董遇、邯郸淳、苏林、乐详等说：太学生几千，冬天来春天去。博士粗疏，弟子逃避徭役，没有再学习的人。圜丘议下，郎官诸吏在位的万人，应该书写的人没有几个。朝士四百多人，能拿笔的没有十个人。等到刘靖也说：高门弟子耻于不是同类，所以没有学习的人。这个论述魏世儒学的兴衰，大概可以知道了。曹氏父子，上马杀敌，下马赋诗，自然难以谈论学问了。

魏国有校事，吴国有典校，接近后世皇城巡逻者的职责。程晓说：“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惟心所适，那么确实和后世的巡逻者相同。”至于典校，又纠察摘取文书，其关系尤其密切了。然而吴、魏仓促使用他们，不久就废除了，而后世却把它作为官常。难道程晓所说的：“大臣耻于和他们分权，含忍而不说；小人害怕他们的锋芒，郁结而无告。”大概也有说话的人，而不能革除的。

汉魏之际，匈奴、氐、羌都居住在内地，始于汉宣帝，成于魏武帝。从前秦人筑长城来限制抗拒胡人，而汉武用武力作战使他们远离沙漠，不能成为寇患。到了孝宣帝趁着他们衰弱，反而辅助他们在塞内，而张既设策，一天之内迁徙氐族五万多部落到扶风、天水，当时正认为痛快，不认为有忧虑。假使魏国稍微传世没有灭亡，那么诸胡的祸患亲自承担。孔子说：“人没有远虑，必有近忧。”虑没有远近，而事有是非，所以出不以正道的，是万世的祸患，难道只是百年的警戒而已。

译任峻为魏国建立屯田制，后世效法他的说法，然而不知道时代情况不同。大概曹操起兵时，废除了钱币布帛的流通，专门实行谷物和丝织品作为货币，俸禄赏赐和物资调度没有不依靠它们的。那么，在百姓不耕种的土地上，官府设置典农官，春天让他们劳作，秋天获取利益，年景丰收产业扩大，百万军队足以自给自足，即使不依赖租税也可以。后世将谷物丝织品转化为金钱，军国各项费用中，绢帛米粮只占十分之二，士兵的日粮少的每天还有一百钱。如果用拿高薪的士兵，每年耕种二十亩地，官府收取十斛米，用五倍的投入才得一倍的产出，秕稗等劣质谷物储藏起来很快就会尘土腐朽，这是把有用的东西变成无用的东西，却想遵循任峻的旧策，可以说是疏漏了。这件事应当大有调整，然后才可以议论。像以前的黄霸、龚遂、任延、召信臣这些人，是两汉著名的贤良官吏，然而只是治理百姓这一方面罢了。杜畿传记中却有数件事值得看，他起初空身一人冒着必死的危险，凭借奇谋诡计得到郡守职位，而后来却用宽厚恩惠来施行，用教化劝勉来展示，用富裕充裕来对待，从没有到有，从危险到平安，难道有讲论的功效吗？像杜畿和刘馥，大概是春秋以前的人才，不止像司马迁、班固所称赞的那样。后世人才品质越来越低下，玩弄权术的、勇猛刚烈的、善于聚众的、平易温和的，各自成家派，不相通晓却只是互相讥讽，大概是浅陋了。况且汉末遗留的官吏，曹氏所任用的，他们在变化屈伸的关键时刻，后人还望不到他们的藩篱墙垣，怎么敢轻易谈论三代的事情呢？

杜恕刚直严峻特立独行的意志，长者自然通达的言论，在魏朝极少有能与他相比的，即使是两汉人也难以做到。现在摘录他言辞恳切的语句，实在是希望四方州的牧守，独自修习致力于根本的事业，以胜任四方肢体的重任。经历六代而考核政绩的方法没有确立，阅览七位圣君而考核测试的文章没有流传。古人不是担心治理天下的念头不尽心，而是担心自我担当的意志不足。古代的圣王之所以能够辅佐世道长久统治百姓，没有不远远获得百姓的欢心，近处竭尽群臣的智力的。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改变事业来展示给他们看呢？他们难道会坚持自己的操守来违背圣意吗？晁错、盖宽饶本来没有这种议论。钟繇、王朗老成练达，然而他们的意思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年纪大了而志向不更新，这是人的通病。后生真值得敬畏啊！

孙权用十万大军攻打合肥，守军只有七千人，旁边没有近处的援军，本来就已经不能自保，而张辽却招募士兵八百人，攻击敌军尚未集结之时，以至于尾随追击，几乎抓获敌军主力。不是曹操的智慧，无法驱使张辽；不是张辽的勇敢，孙权也不能自保。胜负成败，大概确实在于人而不在于众寡，士兵常常像这样，那么即使处于积弱甘受衰败之地，发表预先怯懦不敢前进的言论，以此来依附于明智的人，是可以察知的。魏文帝却说古代的召虎特别可笑，召虎却不像这样。

曹操赞美徐晃：“贼军挖掘壕沟设置鹿角十重，我用兵三十多年，以及所听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没有长驱直入敌人营门的。”从道理形势来说，不径直闯入敌人包围圈，固然不能解围保全城池；不在包围圈上击退救援的敌人，固然不能得到城池全胜。然而古今自从不是看到救援到来就逆退逃跑，就都畏惧敌人不敢救援，很少有像关羽和徐晃那样真正凭借勇力相遇而决战的。客主单复的区别，陆抗能够知道。这是关羽最终屈服的原因，也是旁观者应当思考的。

孙权用五万大军在石阳包围文聘，形势很紧急，文聘坚守不动，孙权停留三十多天才解围离去。《魏略》记载云云，而注释者却说这话与本传相反，不对。传记本来依据《魏略》，只是删减简略了烦琐的言辞罢了。书传中比比皆是。然而古人用智慧期望别人，又用智慧期望自己，所以退缩于不敢而敢于行动的人胜利；后人用愚蠢期望别人，又用愚蠢期望自己，所以冒进于所敢而不敢行动的人失败罢了。

曹操病重，召见曹彰，没等到曹彰到来就去世了。曹彰对曹植说：“先王召见我，是想立你为继承人。”曹植说：“不可以，没看见袁氏兄弟吗？”《魏略》这话虽然未必真实，然而曹操对于诸子将要选择有才能的给予他，意思不专在于嫡长子。仓舒（曹冲）夭折，以文采论是曹植，以武力论是曹彰。假使曹植稍微用智慧承接，就能得到他的位置了。所以王通说：“君子啊，思王（曹植）！”把天下让给别人而人们不知道，也不是过分的议论。

陈思王曹植谦让德行，我已经阐明了文中子（王通）的议论，然而用曹植事情的始末来验证，说曹植能够谦让，还不能算是了解曹植。大概能够取得然后才能谦让，曹植拿着笔杆子，自我欢喜于眼前罢了，机谋算计防范忧虑，何曾萌生过念头？兄长忌恨厌恶他，不亚于仇敌，他还自己请求做将领，等到入宫侍奉请求死，不是太紧迫了吗？又说夺取齐国不是吕氏宗族，分封晋国不是姬姓，寒暖燥湿，高低共同承受。曹植不自我疏远，却不醒悟兄长不亲近自己，可悲啊！然而曹植虽然天赋才华放纵飘逸，而笔势漫无边际，不幸早逝，来不及约束自己来追随古人，尤其令人痛惜。

仓舒（曹冲）孩童时候，就有仁人的心肠。称象的故事，为世人开启智慧。物理大概天赋禀性吧？

彭城王曹据玺书说：“只有圣人如果不思虑就会狂妄，只有狂妄的人如果克己思虑就能成为圣人。古人垂示诰命，竟然达到这个地步。常常忧虑那些损害德行的事物而去除它，那么德行就明达了；打开心灵那些堵塞的地方而疏通它，那么心境就平和了；谨慎行为那些导致过错的地方而修习它，那么行为就完美了。”这写诏书的人，不能解释义理，而言辞与道理相合。笺注传释家不能达到这个境界。人不能常常忧虑那些损害德行的事物而去除它，打开心灵那些堵塞的地方而疏通它，何必追求知道学问呢？

曹冏《六代论》远推周、秦，近取汉、魏，虽然确切笃实而成败得失有所依据，行于末世，亲疏交错，十成中得四五成。子建（曹植）固然奇才，恐怕考验的实际没有达到。像城墙地基不能仓促建成，威名不能一朝建立，都是逐渐为之，早有准备等话，像饥饿的人进一餐饭，胜过绝食。

译傅嘏以精明的见识自许，认为何晏不致力于根本，导致曹爽兄弟败亡，这是对的。至于他为司马师出谋划策，强撑病体劝其行动，又陪同司马昭返回洛阳，继承世代执政，最终转移了魏国的政权，这难道就是傅嘏所说的致力于根本吗？在国家命运延续或短促的关键时刻，士人的去留取舍，就区分了忠邪、贤与不肖。超过这一点还自称为能，我不相信。人的欲望，没有不找借口的，何况是天子，没有人敢违抗。如果一定要做，本来就不是臣下的言辞所能劝阻的；如果稍微留神，毅然改变心意，也不是臣下所能企及的。因此举出钟离意劝谏王者的例子，难道君王怕一个臣子吗？大概是为了百姓罢了。现在臣子尚且不能稍微凝聚圣上的听闻，比钟离意差得远了。这是陈群劝谏的话，直率而不迂曲，恳切而不伤害，可以听从而不会惹怒，符合大臣的风度。至于子泰请求诛杀贾充，说言论有超过这一点的，不知道其次要的是什么。勇气超过晏子，没有败坏陈太丘家的名声。

陈登被刘备所赞许，而且根据许汜所说的，不仅仅是在上下床之间，他的品第很高。而陈登又自己说当世所敬重的人有几位，也足以验证了。然而看陈登的意图，虽然名义上帮助汉朝，实际上也是为曹操驱使罢了。难道那时陈登疏远而不了解吗？假使他不死，完全看到曹操的所作所为，将会顺从他吗？将会断绝关系吗？断绝关系则孔融、荀彧的祸患就会到来，顺从他则陈登的平生志向就丧失了。这也是不可不讨论的。

卢毓驳斥妻白等人死刑，引用“未见君子”、“未庙见”以及“附从轻”的原则。曹操认为他引用经典有深意，让孤叹息。用这种话去衡量，汉代人引用经典有深意的很少了。所谓《春秋》的大义，约束臣下，大多是无意的引用。难道不危害百姓吗？然而曹操喜欢有深意的经典，足以延缓死刑，却不知道自立无意之法来杀人。孟子说“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守信”，并不是用来责备曹操的。

卢毓的话有益于世教，大概是因为行善以获得名声，不是没有实质的名声；凭借才能而行善，不是伤害道义的才能。卢毓所说的可以得到的常士，就是这样。天下常士多而奇异之人少，推行这种做法，差不多符合皋陶的意思了。魏晋以后，选拔士人的权力大多在吏部，到唐初还这样。后世的宰相不过能行使吏部的职权，长远的事业完全废弃，而以选拔官吏作为大功。到了任用非人，就伤害情感败坏风俗，无所不至。一个部门尚且不如，那么哪里还能说是王的辅佐呢？难怪追求的效果越来越卑下。

和洽贫穷朴素，卖掉田宅而说：“古代善于教化，在于通达人情，所谓不以格物为准则。”又说：“勉强去做，必然疲惫憔悴。”“疲惫憔悴”二字，深深抓住了要害。所以古人用利益来调和道义，不用道义来压抑利益。世道虽然下降，其行为未曾不超出中道。谁说曹操建国，能使大官自己提着饭盒呢？

查考《高柔传》称：魏初三公无事，又很少参与朝政。三公只在初一和十五上朝。东汉虽然事务归于台阁，三公还是宰相。到这时只是尊崇官称罢了。台阁既然没有形成，朝廷三公又不是宰相的职务。那些特别任命为相的人，往往多不是人臣该做的事。几百年间，有君无臣。虽然四方分裂，治理教化与古代不同，然而天地的常道，怎么能长久不正呢？

孙礼以伊尹、吕望、司马懿来责备社稷将危，天下纷乱，当时的议论取舍，大概多是这样。然而那么帮助成就司马懿的叛逆，大概是天意吗？辛毗说商汤、周武王以战伐平定天下，于是改正朔。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何必一定要相反。”孔子以夏朝历法为正，而不说商、周的不对，认为以战伐而改正朔，前面的议论也没有见识，大概是辛毗一时的想法。然而上承五帝，协调时月正日，用来端正天下诸侯，而未曾自己改易，只有殷、周改变了它。辛毗浅陋士人的臆说，固然未必正确。至于无益而只是为了标新立异，那么学习孔子的人可以缺省它。

杨阜论袁曹胜败说：“袁公宽厚但不果断，喜欢谋划但少决断；曹公决断机会有疑，法令统一而军队精锐。能任用度外之人，所任用的各尽其力。从前商鞅教导秦孝公，申不害相韩，韩昭侯实行果敢睚眦之术，他们世有国家而自用，干进者固然应该这样，而秦汉以后，都施之于贾竖，盗贼崛起，然而也未尝不灵验。难道古人丛驱网漏之道，就灭亡了吗？末世所谓度内的人，都是愚儒；所谓度外的人，都是群不逞之人。哪里能得到度内而非愚，度外而非不逞的人呢？说曹操能任用度外之人，这是杨阜等人所见的罢了。”

凌霄阙刚开始构筑鹊巢，其上的高堂隆说：“只有鹊有巢，只有鸠居住。现在兴建宫室，起凌霄而鹊巢之，这是宫室未成，自身不能居住的征兆。天意好像是说：宫室未成，将有他姓控制它。”现在详细考察诗义，鹊巢而鸠居，不是厌恶鹊，不是喜爱鸠。鸠以均一的德行，诗所发兴。至于它才能拙劣，不经营而夺取，不是它的，难道再取它吗？鸟巢在高处，物理的常情，何必奇怪呢？然而当时君主心里有所怀疑，而问高堂隆，就事为象而言，如契约之合，券之同，没有其义而有其应，为什么呢？虽然如此，物凿以显，而理不正以通，这是亡国昏主的祸患，劝谏者所不能挽回，可叹啊。

高堂隆又说：“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这是魏室的大异。从前五子之歌，独以道鉴亡；而周人之兴，乃兼言符瑞。如果曹操之猜雄，阻逆窃非其有，残民不已，天下为墟。久近之卜，亦可算矣。无以异物为也，恐高堂隆引类告君，不得不尔。”

译魏明帝不能听从杨阜、高堂隆的劝谏，节制缩减宫室建设，却想要继承苏林、秦静的事业，考核测试学者，轻视实质而追求虚华。这是汉武帝的错误。汉宣帝亲眼见到其危害，尚且想要修习汉武帝时的旧事，何况后人呢？

查《满宠传》：陆逊进攻庐江，满宠说敌人舍弃船只二百多里而来，后方空虚。又说合肥城南临江，湖北遥远，寿春于是向西迁移三十里，依托险要地势而引诱敌人进入平地。又说孙权派遣几千户人家在江北耕种。大概吴、魏相互对峙，吴国常以能够践踏江北作为防守策略，而魏国不能以跨越江南作为作战手段。后世守卫长江的人，只在江内划定界限防守，每每担心退走，这并非奇计秘谋，应当与众人共同商议，使大家知道战守适宜的地方。不然，即使有江水也不成为险要了。

王基进占南顿，称议论的人大多希望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对的；停止进军不前进，是不对的。持重不是说不要行动，而是前进时不可侵犯罢了。世人大多以停滞不前来自我保全，代替了“持重”二字，王基这样分析说明，非常好。不仅为谈论军事的人解除疑惑，而且以稳重作为进取，那么前锋考虑无虞，中军掌握权变，后军保持强劲，百官效法事物而行动，军政无需告诫就完备，振袖而起，尚且可以立功，虽然不是古人仁义的军队，大概也能勤勉而不挫败了。而王基起初能倡议独自前进，安坐不动；最终能保持胜利全身而退，不追求深入敌境，勇怯各得其所，动静合乎时宜。王基也是儒生，不是武将，观看的人自当斟酌。王陵的儿子王广议论何晏、丁谧、桓范、邓飏等人的存心，虽然高尚但不接地气，同日斩杀名士减半，而百姓没有哀悼。等到司马懿的情势虽然难以估量，事情没有逆反，王广树立胜过自己的人，提拔任用贤能等话。裴松之认为前史没有记载，都是习凿齿自己编造的。前史记载与否，不必追问，然而这是魏晋人议论两党根本，不是虚言。大概夏侯玄、何晏以器度深远为一时的表率，那么士人中神俊明朗超迈的人争相推崇他们，那些老成稳重朴实有格局的人都不喜欢。这就是司马懿能够趁机夺取魏国权柄，俗人甘心为他驱使而不醒悟的原因。然而虽然能夺取魏国，但何晏、夏侯玄的标度风流已经不可掩盖，所以晋人终于形成习俗，而那些以前不喜欢的人很久也消减了，后生于是靡然顺从了。我观察三代之后，道德败坏，而利义不能并存，即使孔子、颜回、孟子也不能拥有晋楚那样的地位，何况何晏、夏侯玄凭借高名而争夺厚利，自然没有保全的道理。又王陵正想要废黜现任君主，立藩侯，这与叛逆相差多少呢？这是借司马懿父子的兵力而资助他们的粮食，坚定众人的使用而成就他们的篡位，可悲啊。

毋丘俭、诸葛诞也喜欢夏侯玄、邓飏等人，毋丘俭废黜司马师的言辞，还称司马懿有大功，而司马昭贤能，想要用司马昭代替司马师，虽然不是实话，然而可见当时内外的人心，还没有认为司马懿父子会决意夺取魏国。

邓艾开渠灌溉农田，积蓄粮食且开通漕运，其方法可以考察。然而说四万人耕种，扣除各种费用，每年完成五百万斛，而以三千万斛作为十万军队五年的粮食。以现在来估算，那么收获少而粮食多，不知道当时的调度如何。然而计算农田的劳力，计算军粮的人口，古今相同，决不能一个农夫耕种百亩而吃六十斛粮食。

华佗、管辂等人的传记，虽然模仿太史公，至于叙述记载指实，而奇特的情态自然产生，往往司马迁不能达到。所谓辨析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俗，以上应当更有事情了。司马迁的书中记载虢国世子赵无恤，怪异得很。

凭借汉高祖消灭秦、项的威势，而匈奴项领受围困于平城。光武帝百战百胜，于是平定海内；而卢芳联合胡人骚扰边境，终身不能屈服。乌桓蹋顿的暴虐，不减前世。曹操亲自征伐，一战斩杀他，迁徙其部落，于是成为名骑，所向有功，多么壮烈啊！自古建立国家，德义最难，而以武力取胜的人很多。如果德义不足，而又羞于从事武事，十代沦落，坐视天下变为左衽。学者应当忌讳而不应当效法。

陈寿记载《东夷》承接前史，都以六畜命名官职，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犬。由此想到前世云纪、火纪，至于以鸟命名官职，大概上位者神灵，下位者鄙野，所以未曾斟酌人道的中道。而郯子却认为不记载远古而以民事，是因为不能的缘故，恐怕也不对。左传只说孔子见到而学习它，大概是为了备载异闻，而没有闲暇辨析其是非。

习学记言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二十八 宋叶适撰《三国志》

吴志

当汉帝在长安时，王允破败，而李傕、郭汜等人互相劫持，关东视君主如泥土草梗，没有知道天下大势所归的人，只有荀彧以此劝说曹操，于是在兵少地狭的时候，首先掌握权柄，虽然曹操雄诈过人，然而也有得以如此的原因了。此外只有田丰、刘备、诸葛亮、孙策罢了。刘备徒有意恢复万一侥幸，能做什么呢？孙策刚劲果决明达，又已有事力，如果不死而实现其志向，不可限量。然而所谓深思熟虑知变通的人，终究不多，古今相同。

尹吉甫虽然有江汉之诗，而周人没有征伐的实绩。吴越只是内部争夺三江五湖的利益罢了。楚国灭越，秦国灭楚，江东随即散坏。以至于项羽的灭亡，两汉的兴起，都没有以长江为险要的人。等到孙氏初割据，曹操还没有与他们竞争。既败于赤壁，建安十八年才开始进攻濡须，相继十余年。魏国五次到达江边。魏文帝见到波涛汹涌，叹息说：“唉，这固然是天用来限制南北的。”于是返回。从此南北之论于是确立。大概楚国熊开拓荆蛮，而孙权疏理扬越，江东渐渐成家计。魏国因而力争，于是以不得逾越为界限。天固然未曾特地为南北作界限，而也不是前代难以取得的。所以孙策说：“率领江东的军队，在两阵之间决机，与天下争衡，孙权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卫江东，我不如孙权。”然而虽然防备，也不以江东自足，大概借作为进取的资本罢了。谁说六代、南唐都局限于此呢？《吴录》又说：孙韶派遣高寿率领敢死士五百人在小路夜间拦截魏文帝，文帝大惊，得到他的副车羽盖而返回，正与防虎事相同。近年滕宬偶然建策，而听闻的人非常愤怒，认为激怒敌人而败坏和议，然而也不足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