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三

译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不知指何序？谓易有成序，君子之所当居，则泛滥而无择。谓君子于易有所当居之序，则移徙而难常。若朝困而暮升，则俄约而忽泰，非所以为安也。夫卦无常，而君子之徳有常，孔氏之教也。以有常之徳居无常之卦，彼逆而我顺，不取必于易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之为是言也，将以大夫易也。其意若曰：天地至大也，而易能准之，又弥纶之尔。按《干》称统天，《泰》称财成天地之道，《豫》称顺以动，故天地如之。《大壮》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书、诗之称道，未尝不先天。惟易不然，盖其困变以明理，而后知天地之不能违也。然则天地固准易，而易非准天地也。且既已准而从之矣，又安能弥纶之乎？

一隂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后世以是为微言之极也。一隂一阳氤氲而眇微，至难明也。善为之继，而综统之机难执。性所以成，而归全之本易离。仁知皆道之偏也。虽然，圣人之于道，盖难乎言。其言之者有矣，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天道亏盈而益谦。”又曰：“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又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又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夫天与人不相接，而其好恶消长，如影响符契之相答然，此其所以有贵于圣人之言道也。道者，阳而不隂之谓也。一隂一阳，非所以谓道也。仁者不忧，知者不惑，于见道莫察焉。如使谓仁而非仁，谓知而非知，则豪芒之眊，何止于防丈之迷，而君子不贵也。夫干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易于乾坤不并言，盖因干而后有坤也。天地则并言之矣，盖有天则必有地也。彖称坤厚载物，徳合无疆。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先后得丧之间，作易者戒之，则坤之广宜若配地者至。干以元统天，以六御天，正性命，合太和，皆有待于干而后能，则干之为大，非配天者也。考徳者不明乎此，则隂阳错行，刚柔杂施，何以首出万物而用九乎？

鸣鹤在隂，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逺。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按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至于豚鱼吉，而象以议狱缓死，则其信乎已而恕乎人也，至矣。故鸣鹤在隂，其子和之。象曰：中心愿也。夫茍中心之所愿，则其化服而感应者，岂必以子言哉？今方掲言行而表之，皇皇乎所以动物者而致慎焉。此上九之翰音登于天而不可长者也。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黙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按《同人》以门为无咎，以郊为无悔，而以宗为吝，则二人同心者，乃《同人》之狭者也。虽其利断金，以师克之，而天下之志不能通矣。

初六，借用白茅，无咎。子曰：茍错诸地而可矣，借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按：大过所以为栋桡者，以初上皆隂也。及舍卦而论爻，则以柔在下，适当其位，何咎之有？而栋桡之责，九三反任之，以其系应于六也。至九四，栋隆获吉，而以应初为吝。夫应犹吝之，而用何重焉？且敬其物者，必贵其借。借之用茅，死麕之包，庶人之礼也。茍免于地而已，其薄如此，非所以为慎也。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徳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徳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按《谦卦》地体卑居上，而艮以九三为众隂所宗，如地有山，以高而蕴于卑，其终为地，而以非成功之位，而有成功之劳，此万民之所以服也。若存位而为谦之道，寡矣。

译亢龙有悔恨。孔子说：“地位尊贵却没有实权，高高在上却没有民众，贤人在下位而没有辅佐，因此行动就会有悔恨。”乾卦是《易经》的主卦，不同于其他卦交错相成的情况。所以它在初爻时，潜藏隐没，并非不可任用；它在四爻时，跃进而上，并非一定求取任用。到了上爻，则道已成且将变革。所以爻辞说亢进而有悔恨，象传说盈满不可长久，明白它将要变化而转向阴。并非像《易传》所说的那样。况且始终都是道，何必选择地位？唯独乾卦驾驭世事，何必求取民众？功业由自己成就，何必等待辅佐？后世不知道乾卦所以成就《易经》的原因，却指着成就《易经》来论述乾卦，所以他们的言论像这样。

不出门户庭院，没有灾祸。孔子说：“祸乱产生的原因，就在于言语作为阶梯。君主不保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保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的事情不保密，就会造成祸害。因此君子谨慎保密而不外出。”按节卦，君子用来制定数量法度，商议道德品行，这不是可以保密的事情。初九，处于节卦的起始，不出门户庭院，只有起始可以节制，所以象传说知道通塞，本来应该明确显示节制的界限，哪里有保密就是封闭隔绝的意思呢？历考《尚书》《诗经》正文，从尧舜到文武，君臣共同治理成就道德，虽然不因为疏远而导致失败，也没有依靠保密来成就功业。这种论述混杂霸权战国之事是可以的，距离帝王之道远了。大衍之数五十，其中使用的有四十九，分成两半，以象征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才；四根四根地数，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夹在手指间，以象征闰月。五年两次闰月，所以两次夹余数后再挂起。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配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总共天地之数五十五。这就是所以成就变化而驱使鬼神的原因。乾卦的策数二百一十六，坤卦的策数一百四十四，总共三百六十，相当于一年的天数。两篇的策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相当于万物的数量。因此四次操作而成就《易经》，十八次变化而成就卦，八卦而小成。引伸扩大，触类旁通，天下的能事都完成了。显现道而神妙德行，因此可以应对交往，可以保佑神灵了。按《易经》开始只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一成一反，象类明显而名义产生。不是四十九所能使用的，不是挂、不是归、不是再扐所能通达的。那么从乾到未济，都已经具备了。已具备则必有起数，所以筮人用这个来起数。说得到某爻，爻成当某卦，某爻当变，变当某卦而已。这是《易经》的浅近之事。《易经》成在先，卦起在后。现在《易传》的言论像这样，是不知《易经》所以成的原因，而就把筮人所起的当作《易经》，无怪乎《易经》之道不彰明了。又说象征三才四时，一闰再闰，更加浅近末流了。

孔子说：“知道变化之道的人，大概知道神妙的作为吧？《易经》有圣人之道四个方面：用言语的崇尚它的文辞，用行动的崇尚它的变化，制作器物的崇尚它的象征，用卜筮的崇尚它的占断。因此君子将有作为，将有行动，询问而用言语，接受天命就像面对一样，没有远近幽深，于是知道未来的事物。不是天下的至精，谁能参与这个？参伍变化，错综其数，通达变化，于是成就天地的文彩；穷尽其数，于是确定天下的形象。不是天下的至变，谁能参与这个？《易经》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静不动，感应而通达天下的事情。不是天下的至神，谁能参与这个？《易经》，是圣人用来极深而研究几微的。只有深，所以能通达天下的意志；只有几微，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只有神妙，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孔子说：《易经》有圣人之道四个方面，说的就是这个。按《易经》用彖辞解释卦，都是依据其画之刚柔逆顺往来之情，来明白吉凶得失的原因，没有什么无思无为，寂静不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我曾担忧佛家的学问到了中国，而中国人都用自己的意思去说，不是佛家的学问能与中国相乱，而是中国人自己乱了。现在《易传》说《易经》像这样，那么怎么责备异端呢？至于询问而用言语，接受天命就像面对一样，没有远近幽深，于是知道未来的事物，这真是卜筮所做的，而圣人所废弃的，反而认为有圣人之道，可以吗？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说阴阳奇偶可以，认为五行生成，不对。按《洪范》以凡举五行，鲧之所以扰乱陈设的，是说他用土抵御水而已。五行无所不在，说“天生而地成之”，这又是《易传》所没有的，而学者喜欢用异说辅助它。况且如果果然如此，那么对于《易经》之道有什么损益呢？用蓍草求卦，蓍草不是圆的，吉凶在卦，蓍草不是神的。六十四卦都依据其象来成就理，不是洗心。圣贤都不杀，唯独说作《易经》的不杀，也不对。

《易经》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论秘义。按卦所象征的只有八物，推演八物的意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认为不够，又依据彖辞来阐明它，其微妙往往卦义所未涉及的。所以说乾各正性命，说复见天地之心，说神于观，说情于大壮，说感于咸，说久于恒，说大义于归妹，无所不备了。唯独没有所谓太极的，不知《易传》为什么称它。自从老子为虚无之祖，然而还不敢放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到庄子列子才开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所以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茫昧广远的说法。传《易》的人，将要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也用太极来骇异远学，鼓动而跟随他，失去其归宿，而道日益背离了。又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则又浅陋了。崇高没有比富贵更大的，所以把富贵当作至权，与道德并称。《尚书》《诗经》何尝有这个意义？学者不可跟随。跟随则富贵不足以成就道德，而最终至于毁灭道德了。按卦比以五阴宗一阳，大有以五阳宗一阴，其象比说“先王用来建立万国亲近诸侯”，象大有说“君子用来遏止恶扬善，顺天休命”。那么崇高富贵必须像这样才可以，所以显比则失去前面的禽兽，交如则信以发志，不然则以富贵高天下，而其弊端至于秦汉了。

译形而上的，叫做道。按照“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兼论阴阳的说法虽然略有偏差，但还可以说得通。至于形而上，则没有形而下作为依托，道就更加隐晦了。

十三卦也是近代学者所标举的，但他们的说法尤其不通。包牺氏开始制作渔网，神农氏开始制作农具，进行物物交换；黄帝、尧、舜开始制作衣裳，后来才有舟船、牛马、臼杵、弓箭、宫室、房屋。他们不考察《易经》的做法，真是太过分了！《易经》中十三卦的含义已经非常详细，却与这些事物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学者如果真能依据《易经》来推求义理，那么凡是本象中所称的义类就会清晰明了。如果能从中获得一二，就足以治理世事、记录民生、规范自身而成就德行了。不追求这些，反而被异说所震惊，想要做大反而变小，最终将一无所成。

天下万物最终归于同一目标，但途径不同；达到同一目的，但思虑各异，认为不值得思考，不值得忧虑。然而说“日月相互推移而产生光明”，这是不知道光明产生的根源；说“寒暑相互推移而形成岁序”，这是不知道岁序形成的根源。因为事物往来的已然状态，就想要在其中利用并安身，这是不知道德行崇高的根源。那么，连“憧憧往来，朋从尔思”都未能达到，又怎能穷尽神妙而了解变化呢？所以传文的含义大多看似深刻，其实浅显，这也是学者不可不知道的。所以象辞认为尚未光大，但不认为不值得思考，使其感动人心而天下和平，那么即使憧憧往来也不是为了私利。然而哪有安于固然而不知道其来源的呢？

被困在石头下，依靠在蒺藜上，进入他的宫室，看不见他的妻子，凶险。孔子说：“不该被困而困，名声必然受辱；不该依靠而依靠，身体必然危险。”按照卦象，刚被柔掩盖，称为困；作为爻辞，则以柔乘刚为凶。困于石，是指第四爻；据于蒺藜，是指第二爻；都是刚爻。在困的时候，不是大人就不能亨通。第三爻是导致困局的主因，将要施加不利于我的情况，而进退都是刚爻，最终与祸患相遇。如果不是大人实际造成的，而是理有不得不然的。君子被小人改变，危险和受辱是可以的；小人乘君子，其不胜天理。其受辱和危险，不是不幸，而是招致不祥，掩盖刚强的报应，又有什么可警戒的呢？

君子把利器藏在身上，等待时机而动，有什么不利的呢？在解卦的时候，痿痹的人想要站起来，失明的人想要看见。有小人在那里，谄媚上级欺凌下级，身为祸首，以阻挡通路，这是众人共同厌恶的。所以用公侯射隼，既已捕获而解除，解除就没事了。如果过度使用射术，反而招致寇患，有什么利益呢？夫用之则行，不是等待时机；舍之则藏，不是藏器。传文有“藏器待时”的说法，而学者却沾沾自喜，抱着自己的所有，像商人卖货一样，适得其反，不足以解除悖谬。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按照：否卦以九五为大人吉，有其亡其亡的告诫，必须深固根本，作为众阳之主。说朋来之阴不易抵挡，所依靠的是位置正当而已。这难道是常道吗？居尊之时而传文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所以身安而国家可保。唉！我没见过处在危乱之世而自谓治安的。

传文既说包牺氏开始作八卦，神农、黄帝、尧、舜继续完成。又说《易经》兴起于中古，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考察其类，其衰世之意，是《易经》的或远或近，不能自必其时，都是以意言之而已。韩宣子聘鲁，见《易经》象与鲁《春秋》。那么当时各国各有繇辞，而《周易》之不见者多矣。无怪乎学士诸生之纷纷。按照《上下系》《说卦》浮称泛指，去道虽远，犹时有所明。惟《序卦》最浅鄙于《易经》有害。按照诸卦之名，以象取之，与文字错行于世者少。圣人重复殷勤其词，以训释之，多至数十百言而未已。盖其难明如此。今《序卦》不然，以是为天地万物之所常有也，鳞次栉比而言之，以是为铅椠篆籀之常文也。嗟乎，使其果若是，则束而联之，一读而尽矣。奚以《易经》为？学者尺寸之不辨，而谓能有见于无穷，吾不知也。

习学记言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五 宋 叶适 撰

书序孔安国序尧典舜典

按照：以书为孔氏之书，序亦孔子作，其说本出班固，固因司马迁，迁因孔安国，安国无先世的传，止据前后浮称，兼左氏楚灵王言倚相事尔。固引雒出书，而谓字文为书，既已甚陋。安国初言典坟至夏商周，语义奥雅，历代以为大训；旋复言讨论坟典，芟烦翦浮，则是孔子并大训亦去取也，岂有是哉？文字章，义理着，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以为法言，非史家系日月之泛文也。自是以后，代有诠叙，尊于朝廷，藏于史官，孔氏得之，知其为统纪之宗，致道成德之要者也。何所不足，而加损于其间，以为孔氏之书欤？书序亦旧史所述，明记当时之事，以见其书之意，非孔子作也。不然，则升自陑，放太甲，杀受，皆其书所无有，孔子胡断然录之哉？春秋以后，游士浸盛，虽然不因孔氏而获见书之全者寡矣。又况后世屋壁之中乎？其尽归之孔氏，不足怪也。至于迹上古已定不刊之训，推孔氏有述无作之心，则盖有不然者。后有君子，当更考详【或疑非安国文，无证】尧舜之前，非无圣人，神灵而不常者，非人道之始故也。安安者，言人伦之常也。允恭克让，所以下之也。此所以为人道之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