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四十二

译道家崇尚淡泊，主张治理百姓，其学说以简约胜过繁杂。汉初曾采用这种学说，像萧何、曹参就是例子。佛教本来以毁灭消亡为归宿，奉行它的教义必然走向灭亡，虽然灭亡也不后悔，这本来就是它的学说如此。自从梁武帝不能理解并运用它，导致灭亡国家的祸术，在他当政时就失去了江山。到了唐宪宗、唐懿宗，见识思虑又比梁武帝差，竟然认为崇奉佛教可以增加福报，真是可悲啊！社会阶层不分清浊，没有比唐朝更严重的了。直到唐朝末年才想要区分，刘瑑说应当根据名分来要求实际，崔慎由因此被罢免。《周礼》用九种方法联系百姓，清浊、粗细各自有所归属，这才是根据名分要求实际的要点，不是战国、秦汉所能知道的，更何况刘瑑呢？然而崔远以风流为当时人所羡慕，有“饤坐黎”的恶名，白马之祸与唐朝一同灭亡。从前石勒说王衍不可以用刀斧杀他，夜里却拆墙杀了他；而朱温却把他扔进黄河，让他成为浊流。那些以清高自居，在亡国之际争夺高位的人，这难道是伯夷所说的清高吗？

新史叙述群盗导致唐朝灭亡，其中一个原因是王处存平定京师，悲伤地看到唐朝的屏障都被朱温剪除覆盖，比安禄山、黄巢的危害更严重；第二个原因是说王重荣像霸主却不是；第三个是惋惜杨行密没有霸主的才能，不能率领军队为四方倡导以复兴王室；第四个是鄙视高仁厚、田頵、朱延寿才能不足以成为吴蜀的栋梁。唐朝自从天宝年间失去控制，无故瓜分为藩镇，微小的盗贼占据天下要害，一百多年祸患日益加深，内部有宦官作为毒瘤根源，废立生杀大权出自他们手中，以至于骄横的士兵和饥饿的百姓相互煽动四处起事，败坏于黄巢、秦宗权，极盛于朱温。李克用只是抢劫剽掠，忽然失败忽然成功，随着所建立的政权而得到将相，坐等被消灭殆尽，哪里有救法呢？还想要责备王重荣、杨行密建立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而用管仲、狐偃的标准去期望他们的部下吗？纵观前世，周、晋因为诸侯王，汉朝因为外戚宦官，秦朝以及隋、唐因为盗贼，局势已经形成，即使圣贤再次出现，也无济于事，罪责尚且不能容忍出口，更何况做事的人想要着手处理呢？只是前世的事情不值得追议，本朝建立国家幸好没有前世的祸患，只有契丹的祸患，必须采取服弱的策略，使弱小而常安，甘于屈服，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然而真宗、仁宗在太平盛世，已经不敢保有中原，到了靖康年间果然失去了。自建炎以后，所希望保有的只是江淮、吴蜀罢了。然而兀术一旦渡江，江东西、两浙都震荡，几乎无法立足。中间侵犯淮河汉水，声称渡江，纵横破碎，难以修补的有好几次。极盛不免衰微的迹象，已安常有覆亡的恐惧，所依赖的只有纳贿请和，坚守不违背约定罢了。况且旧敌垂亡与新寇并行，人事草创，和好未成，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风奔遁。我们虽然没有虐政逸德可以招致灭亡，但敌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势。那么安乐无虞，引日玩岁而倾坏，常临于目前，不知道晓事者如何救之？这是证据虽然与前世不同，而同归于亡，则有甚矣。所以我素来议论常想要于沿边牢作家计，壮固藩墙，以保堂奥之安。而且汉淮沃壤，形胜控扼，直以并塞视为弃物。现在如果取地五十里间，比其室庐时，其耕稼什伍而用之，敌来必捍于垣堑之上，长防劲弩持满以待，则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卧晏起，无朝夕之忧矣！这是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有人说：自古未有沿边二千余里，縻费数千亿万尺寸，而守其地若是之拙者。然而不思今日，甚有费数千万亿为无益之用，岁岁无穷，未尝敢一毫削损，而独此之吝，何哉？又请以一家譬之：富者多积厚藏，广宅美堂，聚子孙而居，何尝不高墙外实，僮仆备守，不使强邻暴客轻辄窥伺，而后得安者？与天下一家何异？尽沿边道里费数千亿万尺寸备守，乃事理当然，安有袒禓空洞，示人以室家之好，皇皇于内，而反不汲汲于外欤？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发左衽了。”不然，以尧舜文武所传的衣冠礼乐道德仁义，将一举而弃之，吾不知所税驾矣。

按崔彦昭在干符初年做宰相，在路岩、杨收、韦保衡之后，僖宗尚能加以训诫，勉其克终，不知此意出于人主，或中官为之。然而即使将亡，而驭臣之柄犹存也。至于举一国以听奸臣之所行，贤否同声，威福日运，而莫名其所以然，彼卒伍贱人未至于横溃而问罪者，特有幸不幸尔。唐末可称者，刘瞻、崔彦昭、郑畋、郑从谠、王铎。至铎为收复元功，然以三百口并命于高鸡泊，则士大夫力指气使之势荡尽，而唐随以亡矣。盖识虑不及，而倚虚骄立事，唐人之敝也。若郑綮粗自立，能量其材分所止，未餗先颠，不为国辱，比于诸人，殆似过之，而当时反以为命相，尤谬季末之妖。然而议论好恶若此，国祚何以望其少延哉？

按旧史，独孤及为卢奕谥议，中间称：“有人说：洛阳的存亡，操兵者实任其咎，非执法吏所能抗。师败将奔，去之可也。委身寇仇，以死谁怼？”及以为不然，云云。夫居位食禄，必死其难，乃理之常。当及议时，庸夫小人间有为此论者，及因而正之可也。至新史修改，遂揭其语于前，而后着及议，则是当时众论无不如此，非及不能破之，是以一国之大，不复有人心之所同。史文颠倒，岂不害义？余观夏侯端、刘感、常达、罗士信、吕子臧、李公逸、张善相、李玄通，在唐初草草，君臣未定，而皆能以死固节。及贞观、开元之后，反有此论。又如张巡许远事，尤卓伟，亦有谓其死守为愚者。昔由于言脾泄之事，余亦弗能盖。兴亡之变，可见矣。

译昌黎韩愈写《诤臣论》时，年纪很轻。当时意气风发，认为天下的事只要像这样去做就行了。等到他经历忧患，最终没能有所作为，与阳城的境界相差甚远了。阳城和元德秀进退自如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别人，唐人中没有能比得上他们的，接近东汉人的风范了。萧颖士做官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以教化世俗、提拔人才为己任，大概又次一等。他与李林甫交恶一事，新旧《唐书》记载不同，根据他所建立的功业来考察，旧史的记载是荒谬的。然而旧史说萧颖士穿着丧服到政事堂，被李林甫驱逐，不过是门生宾客下层百姓诽谤诋毁的话，自然不值得辩驳。而新史却说宰相李林甫想见他，萧颖士因为父亲去世不去拜见。李林甫曾到老朋友家邀请萧颖士，萧颖士前去，在门内哭泣等待。李林甫不得已上前吊唁，才离开，恼怒他不肯屈从自己等等。怀疑这也是出自门人传闻，并非事实。大概以今度古，宰相到老朋友家求见名士，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战国时期各国互相倾轧，或许还有这种情况。田蚡拜访同列的窦婴，尚且不肯，最终酿成死祸。侯霸召见严光，严光以性命相报，断绝了侯霸的怒气，封奏他的书信。那么即使是古代的宰相，也未必肯屈尊礼贤下士。从“因为父亲去世不去拜见”以下的内容，应当删去，另外修读于公异。吴通微兄弟的事，让韩愈叹息。唐朝设置翰林院，本来就不是任用人才的正规途径，后来那些谋求进身的人资历浅而地位亲近，即使像韩愈这样贤能的人，处在众小人必争之地，也不能免于利害是非之间。韩愈既不能容忍，又不能离去，因此得到宰相之位而想要济世就难了。到了本朝想要依照唐朝旧例让苏轼进入翰林院，则不然。因为苏轼已经位次执政，习惯被视为贵人，当王安石变法时得到地位重的人与他较量，或许还不知结果如何。然而宰相只凭近例才入馆，那么渺小的朝臣上书喧哗罢了，赶走他如同扫除枯叶，有什么难的。古人立于朝廷，必定观察时势衡量自己而后制定义理。

立国的形势，有不应先论治乱安危，而应当先论存亡的时候。自古以来善于议论的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新史说唐朝有三次变故，归咎于唐玄宗，而对于神策军宿卫之兵，只是泛泛而谈罢了。如招募藩镇兵，从治乱安危来说，可以；但存亡的分野，还没有涉及到。自从唐玄宗用杨思朂领兵平定蛮族，开始开启亡国的祸患。肃宗用李辅国，代宗用程元振、鱼朝恩，德宗于是成为惯例。不仅君主认为这是惯例，臣子也认为理所当然。整个唐朝，没有说这不是对的。只有刘蕡对策，想要把兵权归还给将领，然而王叔文已经夺取了，而不能让刘蕡得到任用，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把兵权归还给将领。那么根据唐朝的事来考察，招募藩镇兵不过能危乱国家，而灭亡唐朝的，只是宦官领兵罢了。夏商周三代之所以长久，以及诸侯国家，有的达到七八百年，都是因为虽然可以危乱，但不可灭亡的缘故。如果可以使它灭亡，谁能保存它呢？至于今日的事势，也只应当先论存亡。今日存亡的形势，在外而不在内，而今日防备的重点，在内而不在外。一旦敌人侵犯，全国拱手投降，防备全部毁坏，而随之灭亡。悲哀啊！

从前三良殉死，秦人作《黄鸟》来哀悼他们。李邕将被杀，孔璋不认识他的面，却请求用自己的生命代替他死。这种为国家爱惜人才、珍惜贤人的心意，又超过《黄鸟》了。秦穆公习惯用私爱的人殉葬，君子还说他抛弃百姓。唐玄宗昏庸，听信姚崇、张说、李林甫放逐杀戮名士，如同清除污垢、打死狐狸兔子，抛弃天下的人才不也很多吗？难怪他不能保持治理到最后，毁坏唐朝的基业。

突厥既然每年侵扰没有停止，宇文士及请求避敌，将要迁都樊邓，难道不是不用大王的话吗？而群臣大多赞同迁都的，只有太宗论说能够借几年时间，愿意夺取可汗来报答，最终灭掉突厥并使其臣服。大概即使是兴王，也没有不做出亡国计策的，宇文士及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澶渊之战，以和约为权宜之计，寇准虽然不肯迁都，然而输送钱币约定和谈，庆幸稍微安定，而上下议论不自警惕，寻求应当做的事，反而认为上策没有出于和谈的，至今不可改变。那么宇文士及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太宗初年，有人请求修筑古长城，征发百姓守边。皇帝陈述颉利四件事，证明他将灭亡。古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衰败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其衰败在四境。修筑屏障烦扰百姓，确实是下策。有道理而不知道修明，有屏障而不知道修筑，舍弃下策而自叹无策，将如何自存呢？

《郝灵佺传》中，默啜首级一事，宋璟说天子年少好武，压抑他的功劳，过了一年才授予郎将，郝灵佺痛哭而死。按默啜强盛，成为中国祸患，杀人不可胜计，有能得其首级的人，可谓大功，怎么能没有厚赏？现在他被其他虏人捕获，而郝灵佺偶然进入蕃地，于是成为传首的人。行赏如此，正合事宜，不知道什么叫做压抑？况且唐朝这时兼制戎夏，默啜虽然死了，而暾谷为患未衰，正劳于攻守之计，也不能说好武，强行开启边隙。恐怕这不是宋璟本来的话，而后世相信它，传诵不已，舍明从暗，失实得虚，利害不小。

新史因为叙述张保皋、郑年，并著李、郭，于是反说召公不高兴的事，认为只要有仁义之心，不借助明智，即使召公尚且如此，何况其下的人呢？看《君奭》篇，周公为了周家长久，坚决挽留召公，词语明白，不待讲解而知。如果新史用世俗所疑，则其浅陋甚矣，何足称述？不然，则所谓有仁义而不明者安在？况且哪有仁义而无明而可为召公的呢？

译唐太宗既然消灭了突厥，又平定了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号称四镇，驻兵三万人，唐朝人供给军需的行程长达万里。太宗曾经对大臣说：“我刚即位时，大家都说天子必须炫耀武力来威服四方蛮夷，只有魏徵劝我修明文德，安定中原。中原既然安定，远方的人自然归服。现在天下已经安定，四方蛮夷的首领都来进献贡品，这是魏徵的功劳啊。”魏徵之所以劝修文德，是希望停止战争而不使用武力，而太宗没有一天不使用武力，那么魏徵的劝谏有什么作用呢？四方蛮夷之所以来朝拜，是因为认为不靠武力就能自然到来，而太宗是靠战胜后才得到的，那么魏徵有什么功劳呢？大概太宗是用武功来粉饰文德，用拒绝谏言来附会从谏的美名。学者不考察事实，而相信他的言论，对后世的危害太大了。大禹说“四海之外，都设立五长，各自引导有功之人”，那么像太宗设立四镇，设置羁縻州府之类的事，也一定有过，但那些事迹久远而不可见了。然而苗族顽固不服从征伐，当时的君臣认为这是深深的愧疚，而所谓“广泛宣扬文德，在两阶上跳千羽舞”的，也不像太宗那样把滥用武力当作停止战争，来欺骗后世。新修史书的各传喜欢以苛刻简约为功劳，又一定要改变原本质朴通俗的语言，以追求典雅驯顺，反而落入狭隘窘迫的境地，所以值得看的很少。只有夷狄各传大多很好，如《渤海传》最为出色，支司宪的《相》不太佳。史书记载诃陵国在上元年间，国人推举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严政令整肃，路上没有遗失的东西。大食国的君主听说后，拿着一袋金子，放在郊外，行人就避开。像这样过了三年，太子路过用脚踩到了金子，悉莫要斩了他，群臣坚决请求宽恕。悉莫说：“你的罪过确实源于脚，可以砍掉脚趾。”群臣又为他请求，于是斩断手指示众。大食国听说后畏惧他，不敢进兵。这与商鞅的事相同。古人勤勉用心，为民除患致利，迁善远罪，以此来成就百姓。尧舜所传授的治国之道，只要掌握一个根本原则罢了，又有什么难的呢？所以申不害、商鞅的权术，称尧禹为桎梏。战国到秦朝，已经大败，而后世又提出霸王杂用的说法，自以为很宽恕了。至于在书传间偶尔得到一种，像申商之类的人，没有不拍着书卷叹息惋惜的，认为偶然举出就必然效仿，应当实行而无疑虑。现在史书记载这些事而不辨析其违背本意，也出于此，可悲啊。

太宗十七年讨伐边境，既然没有取胜。二十年又讨伐薛延陀，灭掉了它。北方全部平定。他的诏书说：“从前暂且命令偏师，就擒获了颉利。现在才开始宏大庙算，已经灭掉了延陀。至于说混元以来，从未以前听闻。无疆的功业，永远留给后代。这确实是书契以来所未有的，古今的壮观。”我看府兵制度的成功，太宗获得了它的效用，所向必定攻克。像这样，就认为是自己神灵所致吗？又太宗二十多年间，曾经没有一天让百姓休息。平定国家的念头，他离暴君有多远呢？而新史认为这是中等才能平庸君主所常做的。常做的人，固然可以不失败；而中等才能的人，最终能长久存在吗？

仆固怀恩虽然骄傲而不是叛逆，李光弼激怒他，最终导致叛乱，唐朝几乎灭亡。后世竟然以斩杀张用济为名声，谈论可谓不符合利害的实际情况了。只有颜真卿说怀恩不反，推荐任用郭子仪，才开始有收拾局面的办法。

五代史

朱温的事实在不值得多说，然而他脱身于盗贼，凭借宣武节度使的职位，区区几个州，在四面受敌的郊野，却能消灭黄巢、秦宗权，吞并河南、山东，最终篡夺唐室，历经七姓直到本朝，都因为他们的故都，而后人的议论却认为大梁不可战，也不可守，致使女真进入我国土地数千里如同无人，最终拥有了它，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曾列举李纲，世人认为他有志；宗泽，世人认为他有才。两人都已经位居将相，假使他们尽守河南，亲身承担劳苦，而把安逸交给黄潜善等人，国家的败亡不至于如此酷烈，而朝廷竟然争着谈论和议认为这是好计策。如果还不醒悟，那么又将有更严重的事情。既然议论确定而利害分明，要先从士大夫的心术开始才可以。

李克用父子、李嗣源、王从珂，三姓不同，都称继承唐朝，虽然可笑，而唐朝的旧家文献由此粗略流传。岂止是一个唐朝，乃是中原与夷狄分合所关联的。刘备、诸葛亮号称继承汉朝，而汉朝的事迹却没有相似之处。我对庄宗大概有所感慨。《晋纪》传记载出帝被俘以及桑维翰、景延广的始末非常详细。这时中原已经再次与契丹和好，韩琦、富弼守信誓如金石，然而不知道靖康之祸比开运年间更严重。我颇怀疑汉人本来就已经专主和亲，然而还没有因此立刻区分士大夫的贤否功罪。在建炎、绍兴十余年间，天下能愤慨视契丹如仇敌，秦桧坚持和议。从此不仅以和亲为性命，从义理的实际来说，报仇雪耻的人反而成为元恶大憝，灭绝天常、断绝人理。这件事极大，不知道这种议论何时才能回头。

裴枢、独孤损之流，虽然他们的力量未必能保存唐朝，终究不灭亡唐朝而独自生存。裴枢的话如此，然而这时已经跟随朱温到了洛阳，有什么不灭亡唐朝的呢？他不使非清流的人担任太常卿，乃是习气尚存罢了。以此树立义理，想要扶持世教，也像司马氏说不应当任命韩、赵、魏为诸侯而自坏其名分一样。又张承业劝谏唐庄宗不要称大号，与苟彧不想让曹操求九锡的话意正相同。苟彧被曹操所杀，而张承业至于自杀。张承业是宦官，见闻不广，独自持守一意，自应如此，而苟彧为何也这样？孔子所说的不能反推三隅的人吗？劭、许不同啊。

译起初，后唐废帝忧虑，石敬瑭、吕琦、李崧请求与契丹讲和，依照汉代的旧例，供给金帛，并将女儿嫁给他们。这时，张延朗任三司使，说每年耗费十多万缗钱，要求我筹措足额，这是为什么呢？事情既然没有实行，而石敬瑭最终凭借割地称臣，得到了天下。等到刘旻抗拒中原，也倚仗契丹，后来契丹不援助，他就灭亡了。这一段议论，到了本朝便成为国家废兴存亡的根本。当曹利用往返议和时，于是有了手指三百万的传说。然而吕琦、李崧所防备的，不过是十多万缗钱，君臣之间尚且喧闹违背到如此地步。何况石敬瑭每年的贿赂也仅限于三十万匹绢而已。寇准既然过度使用，反而认为是大功。王旦又依循这种做法，建立了无限的勋业。富弼再次议和并立碑，竟然明确说增加币帛二十万，而契丹平定，北方无事，又过了四十年。大字深刻，后辈传诵，认为元臣硕相，殊勋盛业，没有比这更突出的了。我老了，不再参与世间的议论。诵读吕琦的传记，掩卷叹息罢了。

《习学记言》卷四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四十四 宋 叶适撰 论《荀子》

《传》《说》本来已经论述了学习的要点，孔子讲解得尤其详细。道没有内外之分，学习则内外互相阐明。现在在书中《论语》的，其旨意可以考察探求而获得。荀子累积几千几百字，类比事物，列举数十条端绪，言辞非常苦口，然而最终不能让人知道学习是什么东西，只是杂乱列举泛泛称述，从此则彼，背离外在得到则内在失去。他说学习有终结，义理则不可片刻离开，全是在陋儒专门之上立见识。又推崇礼而贬低诗书，这最有害于入道。后来扬雄说学习以行为为上，言语为次，教人为再次，这也是与专门者比较浅深罢了。古人本来没有以行为为上而教人为下的，只有后世陋儒专门，不知道如何学习，而只是固守其师传的妄说来教人。扬雄习见这种情况，认为能胜过此而兼行的人就是上等的了。近世的学习则又偏堕得厉害，说独自从内而出，不从外而入，往往认为是一念之功，圣贤可以招引而至。不知道此身的稂莠不可以遽然以嘉禾自名。所以我认为孔子以三句话成就圣人的功业，极至于无内外，其所以学习的都是内外互相阐明之事，无生死壮老之分，而不厌不倦于其中，这是孔子的本统与《传》《说》相同。

止斗这一义，没有人明白缘故。事按子路问君子尚勇，孔子说“戒之在斗”。《中庸》说“袵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司马迁也说“子路陵暴孔子，孔子设礼诱之”。古代的师友，难道固训导于戈矛陵夺之间吗？而荀子的告诫，则尤为鄙暴，不近人理。至于说“以少顷之怒，丧终身之躯，室家立残，亲戚不免刑戮”。如果立学聚教，而其弟子粗猛至此，那么为什么要学习呢？虽然古今材品强弱不同，而荀子也有过论。然而致道必有象，而果若是，则仁义道德安从生？有子以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鲜，后世怀疑它。观此，殆非诬尔。然而陵世之学，又有愈焉者矣。

荀子屡次说为治当以后王为法，后王是周。意思确实不差，然而周道在春秋时已经自阙绝，不继。自一鲁外，诸侯视之皆如弁髦。孔子尽力补拾其大者，十仅得七八，而小者不存多矣。何况到荀子，王法灭尽之余，暴秦大并之日，孔氏子孙畏逼不敢，而独伥伥然以无因难验之说叫呼于其间，有轻易之情，无哀思之意，徒以召侮而不能为益也。自晨门、荷蓧、楚狂接舆之流，犹以孔子为病，而鲁两生、梁鸿尚谓汉人不足为，何况昭襄、始皇之际耶？我曾怀疑孟子尽力排杨、墨，杨、墨岂能害道？然而非之不已者，害所由生也。此自孟子一病，不可为法。若夫荀子所言诸子，苟操无类之说，自衣食于一时，其是非尤不足计，而乃倒攻群辨，若衢骂巷哭之为。至于子思、孟轲并遭诋斥，其谬戾无识甚矣。又好言子弓常与仲尼同称，安有与仲尼齐圣，独为荀子所私，而他害无见者？既无立言行事可以考其是非，使非荀子之妄，则或者子弓、仲尼之别名，不然，姑假立名字以自况尔。孟轲亦屡扳仲尼，孔子乃无所比，何哉？

仲尼之门，羞称五霸。按《孟子》，或问曾西：“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然而竖子羞称，固当有之。盖幼志先登，能自启迪，不堕驳地。然而虽成劳茂烈，苟徒止于所能，则晚进后生皆轻贬之矣。此一义常存，自应有益于新学。《孟子》大人也，天下臧否由己而定，岂以其身与人称量高下者哉？故孔子虽谓管仲器小，而终以九合之功归之。此亦深于学者所宜知也。

荀子言周公大儒之故，与中庸仲尼祖述尧舜一章略相似，皆夸奢飞动之辞。圣人自用力防极不然，二者参观。子思言理闳大而分限不可名，荀子言事虽张皇而节目犹可见也。周公孔子艰难一世以就德业，而后世学者反以为甚易而无难。若是则神灵之所为而非人也，且又引以自神，则近乎狂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