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十四　　　　宋　叶适　撰

译人人都有不忍心伤害别人的心。先王有这种不忍人之心，所以才有不忍人的政治。孟子认为战国时期的人丧失了本心，没有谁是不忍人的，因此写了这篇论述。然而先王的政治并不仅仅因为不忍人之心而发起，从圣人之道来说，既然做了君主，就有君主的职责。舜、禹曾经勤勉用心、刻苦用力来侍奉百姓，这并不是为了施恩给百姓，而是害怕失职罢了。孟子虽然想要陈述善道、杜绝邪念，说些容易理解的话，但后来也没有谁是因为不忍人之心而执政的，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一定不能推行这种政治。至于平时讲明道理，遇事却违背原则，自认为是实行不忍人之学，却难免施行忍人之政的人，不知道他们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仔细品味孟子回答景丑的话，本来仁义与民众的利益是相通的，齐王大概已经有所触动和领悟，所以孟子说了接受教导而不被召见的礼节。如果齐王再增加尊重和信任，那么君臣之间的良好关系就从此开始了。然而齐王以宾客之位对待他，以卿的身份礼遇他，他的礼节不同于其他儒生，只是不想废弃议论罢了，所以孟子最终没有出仕。齐王还想提供馆舍和俸禄来让国人敬仰效法，孟子认为如果不实行他的道而只依赖他的俸禄，这是贪图利益，所以最终没有留下。查考鲁定公接受女乐，三天不上朝，孔子辞去大夫之职出奔。齐景公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他了。”孔子便离开了。卫灵公忽然问起军事阵法，抬头看飞雁，孔子便离开了，于是有了在陈地的困境。孔子离开速度快，是离开国家的常礼。齐王并不是不用孟子，孟子因为齐王不是真正任用他，自己决定离开，所以他离开得缓慢，因此尹士、淳于髡都对他有指责。

孟子宣扬人性本善，说话必定称颂尧舜。查考子思独自阐发尧舜之道，颜回、曾参以下的人擅长技艺，这是极致的人所不能做到的。所以从孟子年少时，就已经传授给他了。尧舜是君主的道，孔子难以言说，他推举尧舜让天下人共同遵循并实行，快慢先后，明白易懂，认为并非不可为，是从孟子开始的。周朝衰微后，天下的风俗逐渐败坏，齐、晋以盟约相互统率，等到田氏和六卿吞并灭国，不再是成周时期的旧貌，于是大坏而不可收拾，戎狄的横行狡诈，也不过如此。当时人们往往认为人性本来就是这样，告子说人性就像杞柳，义就像杯盘，这还是说可以通过矫揉造作而变好，尚且不说人性是恶的，而孟子并非如此。他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的是失去了应有的养育，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这是统治者的罪过，百姓没有罪过。以此承接尧舜禹汤的道统，虽然议论者意见分歧，有的认为有善有不善，有的认为无善无不善，有的直接认为是恶，但人性至善的本质，从未不在搏杀掠夺中显现出来。这就是孟子的功劳，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几乎断绝后又得以延续，不以毫厘细微的不足为界限。我曾经怀疑汤有恒常的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于是说性的正，不只是善字所能涵盖的。而后世学者既不亲历孟子的时代，不知道他说话的要旨，小的方面没有见善的效果，大的方面没有成就圣人的功业，那么所谓性，姑且作为备论习之一罢了。

与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讨论治理，是孟子最紧要的地方，可惜没有其他书籍可以参看。大概百姓不能都有田地而尽力于农业，学校废缺而上层没有教化，是当时的大患，所以谆谆告诫。诸侯的赋税法，只有鲁国屡次变化，已经在《春秋》中见到，不知道其他国家如何。晏子对叔向说，齐国是末世，以及回答景公，都批评他们独占山泽之利，所以孟子举出文王治理岐山的言语，大致相应而齐王自认为好货，却不能实行他的话。请求野外九抽一，城中十抽一，只有鲁哀公说两成，我还不够，不知道其他国家征收百姓的分数究竟如何。然而戴盈之说，十抽一去关市之税，今年不能做到，请减轻以等待来年，然后停止。孟子又说，应当依法而不设防，讥讽而不征税，助耕而不收税。那么当时王政不行，诸侯往往通用什二【现在的诸侯取之于民如同御用，恐怕不止什二】而关市山泽防屋都自行征税了，只是轻重各不相同罢了。他因为滕侯问井田地方，论述经界及治理乡野的方法，虽然与《周官》相同，这是当时传儒道的人所共知的。然而《周官》所言在建国之初，而滕国有国已经数百年之后，孟子难道让他像初建国时那样吗？然而劝他力行以更新他的国家，那么当时所谓因循苟且的人，确实想让他全部废弃不用，而滕侯为善果决，也足以承担此任。至于对梁惠王、齐宣王说，则又不然，直接想要五亩宅院种桑，百亩田地可以无饥，谨慎庠序之教，申明孝悌之义。难道梁、齐是大国吗？井田学校固然自有存在的，不必全部创建。如此类皆无他书参考，不能知道孟子想要施置与其时合废省的详情，很可惜。虽然，经界井牧是有司的小事，《周官》固然不备载，后世因为孟子曾经言及，所以争论不已。又汉法什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地大用寡，取之轻正合事宜。学者因为孟子有大貉小貉之论，讳避不称，以至于今世无所不取，又倍于战国乃茫然无以救此，徒讲经界井地何益治乱哉？

孟子驳斥许行、神农之学，他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虽然不是中道，比起刻薄的政治，不更好吗？孟子极力陈述尧、舜、禹、稷所以经营天下，以至于说他们“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词气峻截，不可触犯。如果见到老子“至治之俗，民各甘其食，美其服，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话，又会怎样呢？我曾经怀疑孔安国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楚灵王指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表明他人不能读的意思】汉初尚有遗文，而后世乃无所见。然而他书亦未尝援引，惟医药、卜筮、种树皆借其名。那么许行之言，或者是三坟之旧欤？

译不见诸侯，是大议论。有人怀疑孟子因为去见梁、齐的君主，所以惠王认为他不远千里而来，尹士说知道那不可为，然而还是去了，这就是求取恩泽。查史书记载，梁国在秦、楚战败，恐惧而招聘名士，齐国也开设稷下学宫以延揽诸儒，孟子在这个时候前往【所谓迎之致敬以有礼】，聘礼的轻重虽然不可知，但大概是不招不至，不是徒步去干说，甘愿先受憔悴而后逆取荣宠，这确实不值得辩驳。又彭更说后车数十辆，随从数百人，在诸侯间辗转求食，有人说孟子不见其君而厚耗其粟，不是所谓饥饿免死而已。查彭更通论当时情况，并非专指孟子，孟子用通功易事的道理，一并晓谕他罢了，不然孟子之道既不行于世，不是与这些人一起辗转于世，还能与谁呢？却还要阐明通功易事的道理，那岂不是防备且劳苦吗。然而不见诸侯，如孟子所言，自有不精当之处。查尧时用人都是预先确定的，特别招揽的只有舜，四岳共同推荐，详细记载于书中，尧用两个女儿试探他，观察他的刑罚，然后才委以大任，没有前往见舜的记载，孟子说也宴请舜，互为宾主，不知依据什么，不精当之一。汤时用人也是预先确定的，特别招揽的只有伊尹，书称寻求元圣与他戮力同心，又说只有伊尹自身与汤都具有一德，能享天心，受天明命，详述其君臣交相尊重如此，那么前往见伊尹或许不可知，孟子虽然说过学习而后为臣，又称他嚣嚣然说“何必用汤的聘礼”，直到三次聘请后才幡然就任汤，用伐夏救民的道理说服他，恐怕这也是辩士的余说，不可依据，不精当之二。文王时用人也是预先确定的，特别招揽的只有太公，诗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们喜爱我，指示我周行，又说“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文王任用太公，杂书多异说，而《鹿鸣》所咏，大概是百世君臣相与的法度，孟子说伯夷、太公都避纣居海滨，听说文王兴起，说“何不归去呢”，这是天下之父归向他，怀疑这也无明据，不精当之三。至于孔子，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招聘礼绝，自知不被任用，未曾有所求，然而他曲尽君臣之际，为后世伦纪，所以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拜下是礼，现在拜上是泰，虽然违众我从下，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然而孟子说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不知何官？齐景公、鲁哀公皆不当仕，而有问答，岂必去见？又若孔子未尝不仕，而孟子焉得独不然？怀疑这也是不精当之四。大概不见诸侯，本于子思，子思本于曾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怀疑都是执德的偏颇。而孟子又称孔子以防罪行，不欲为苟去，怀疑也是杂举不纯一理。然而不见诸侯于当时，既未精当，而后世又为孤义，恐怕更当别论。

子产惠而不知为政。查道之以政，孔子不以为是。自管仲以下，为政者多矣，惟子产在春秋时，政道独异于人，故孔子称其养民惠，使民义，又特谓之惠人，又谓其古之遗爱，又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然而末世偏术，视子产之所为皆谓之无政，而不知其政固已多矣，盖犹存古人之遗而已。犹如众人之母能食不能教，这固然是俗儒的妄言，而孟子为何也有此言？且以乘车济人于溱洧，不知何所因。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此为治桥梁常法。言之虽下于子产者亦知行辟人也。或雨暴至，桥梁骤失，仓猝而执政以已乘车济人，则当时能如子产者少矣，故为百姓所思传诵不忘。而反欲举常法以病之，恐怕此理也未精当。

仲尼不为己甚者，恐怕此语未当。记孔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己甚，乱也。”此语当记。所言禹、汤、文、武之道，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查《尧曰》篇所称，皆当时实语。此语未知何所本，或无所本，而以测知者言之。恐怕所举之要，不能尽所行之详也。

诗亡，然后《春秋》作。查古，《春秋》先于诗，非诗亡而作也。若谓孔子《春秋》在诗亡后，恐怕也当论：诗虽未亡，而可无《春秋》乎？若谓歌咏之泽绝，而后贬损之法行，则是孔子以道之降者治后世，终不能复先王之盛矣。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查旧史自有义，孔子因之，不能废也。

是亦羿有罪焉。子濯孺子可以取友，言羿不可以取友。言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岂古之所谓贤者而不精于论耶？”

禹稷颜回同道。查：禹稷所忧以任，不以道；孔子所贤以道，不以任。禹稷虽忧，而忧其所乐；孔颜虽乐，而乐其所忧。

译拿万章所询问的关于舜、象、禹、益、伊尹、百里奚的事情来考察，可知古人本来就多被所听到的传闻所迷惑，而不根据理义去考证；这难道只是古人如此，后人也没有不是这样的。然而后人的谬误妄诞，不像古人那么严重，这是因为后代的史书详细而古代的史书简略的缘故。但是，根据理义去考证，也一定要依据史实，这样才不会成为空谈。像孟子论述理义达到了极致，因为他没有依据史实而空谈，或者有史实却没见到就匆忙下论断，所以他的论述虽然精到，却也不是人们所心安理得的。比如孔子的事情，耳目所闻最近，然而如果不是记载在典籍中，那么即使地域相同，见闻各异的情况也很多。然而说“卫国卿大夫的任命是有命定的”，怀疑这不是孔子的话；“辨别主痈疽、瘠环没有道义和命定”，怀疑这句话孟子也不应当说。

孔子只说伯夷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饿死在首阳山下，而孟子却说伯夷不能和同乡的人相处，那么没有缘故而逼迫得太过分了。伊尹如果真的以天下重任为己任，而没有选择乱世或亡国，那么为什么不去衡量他的君主【按《尚书》：伊尹离开亳都到夏朝，既然厌恶夏朝，又回到亳都。武王观察政事的时候，而传说的人认为是五次就任而说服他】柳下惠，孔子的话只说不违背正道，不离开父母的邦国，而孟子于是认为他和同乡的人相处，不忍心离开，那么没有缘故而诬蔑侮辱太过分了。至于孔子说自己无可无不可而已，孟子于是认为可以快就快，可以久就久，可以处就处，可以仕就仕。那么是因人而可呢？还是自我而可呢？像这样的，果真能称为集大成吗？又有始终条理的不同，智圣功力的差异，也果真如此吗？按《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说法广大宏深，无所不备，而孟子的话又卓异诡绝如此，学者果真在哪里用力呢？孟子称赞伊尹，不近乎所谓的狂吗？伯夷不近乎所谓的狷吗？而柳下惠怀疑像乡原一样。如果三人以此成就德行，而学者一定要寻求进入德行的门径，怀疑也不精当。

耳目的器官不思考，而被外物所蒙蔽，外物相交就牵引它罢了。心的器官则思考，思考就得到它，不思考就得不到它。这是上天所赋予我的，先确立大的方面，那么小的方面就不能夺去它。这就是大人而已了。按《洪范》：耳目的器官不思考，而成为聪明，从外进入以成就内在。思考称为睿，从内发出以成就外在。所以聪进入成为哲，明进入成为谋，睿发出成为圣，貌言也从内发出而成就于外。古人没有不内外交相成就而达到圣贤的，所以尧舜都具备各种德行，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诉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是学者的事情，然而也不说思考。所以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没有益处，不如学习。”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听到后说：“再思考就可以了。”又事物的对错邪正，最终不能确定。《诗经》说：“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也自己说“万物皆备于我”。古人的耳目，怎么能不成为器官而被外物蒙蔽，而思考有对错邪正，心有人道危险防范，后人怎么能常

译常成为器官而得到它？舍弃四而从一，这是不知道上天所赋予的，而不是上天赋予这个而禁止那个。大概以心为器官的说法，出自孔子之后，以性为善，独自从孟子开始，然后学者完全废弃古人进入德行的条目，而专门以心性为宗主，虚意多，实力少，推测知识广，凝聚狭小，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就的道理废弃了。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按古代自有五霸，齐国佐所指的就是。孟子说五霸中桓公最盛，怀疑就是春秋以来的五霸。如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天子衰微不主持命令，而诸侯中强大的人专断，不只是周朝如此，不知道他们的德行如何。汤既改变事物，固然不论，如果文王不改变事物，始终一道而已。所以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是最论王霸的准则。学习一定要遵守统纪，不随世推移变迁，后学既讹传伯而为霸，而其道也因此分离。孟子虽然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而只说他们搂抱诸侯以讨伐诸侯，这还不足以成为罪。至于说久假不归，怎么知道他们没有霸者的民众？驩虞就轻率地进献其君主于道，而管仲、曾西所不为。又重重地断绝其臣于利，而统纪疏远了。

习学记言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五宋叶适撰《老子》

说老子所出自哪里，没有比《孔子家语》《世家》《曾子问》《老子列传》更明显的了。大概二戴记孔子跟随老聃在巷党助祭等等，史佚子死下殇，有墓礼，这是家儒者所传说的。司马迁记孔子见老聃，叹其犹龙，遁周藏史，至关关令尹喜强之著书，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这不是家儒者所传说的。以庄周的话来考察，说关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也说孔子赞其为龙，这是黄老学者借孔子以加重其师的话。两说都途引巷授，没有明据。然而迁说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称指必类，乃好恶之实情，鸟得举其所绌，而亦谓孔子闻之哉？且使聃果为周藏史，当教孔子以故记，虽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说，则今所著者，岂无绪言一二辨析于其间，而故为岩居川游、素隐特出之语何耶？然则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自伏羲以来渐有文字，三坟八索，今不传于世，大抵多言变化慌，非世教所用，非人心所安，故尧舜禹皋陶以至周公孔子损削弗称。管子尚权谋，子华子言仁义，其人与老子并时，或相先后，亦皆与道德之意相首尾。盖老子之学，乃昔人之常，至其能尽去谬悠不根之谈，而精于事物之情伪，执其机要以御时变，则他人之为书固莫能及也。然迁既以为不知所终，又以为寿百有六十岁，又其居目有乡里，又以为有子为魏将，传至汉，而所谓教孔子之老聃、著书之老子，乃不能辨其本事，而徒详于末流，则非余所知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昔之治方术者，无不上推天地之初，下及人物之化，其言下俚夷貊，如太始、太素、青宁、程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