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三十五

译开皇十一年，平定陈国所得的古器物，大多怪异，全部毁掉。不知是什么器物，北方所流传的夏商周三代、秦汉的旧物，到这时都灭绝了。可惜啊！隋文帝的力量足以拥有天下，但德行不足以拥有古人的器物，器物变为妖怪，沦落至毁坏灭绝，这是迅速灭亡的征兆显现了。

隋朝因为天下已经平定，功业完成而制作音乐，君臣详细商议，恢复雅正、禁止繁复，自以为这是治世和气所导致的。然而万宝常说其淫靡厉声，是哀叹亡国的声音，天下不久将互相残杀殆尽。然而最终果然如他所说，为什么呢？因为从粗浅的方面观察已经形成的定数，虽然不可更改，事情必然的趋势，也不可改变。本来就没有凶险的声音对应善政，美好的德行招致乖戾之音的情况。隋文帝弑君窃国，因果报应，道理不是凭空而来的。鄙陋欺诈、结党淫乱，聚集而富贵，应当是他们看不见车上的柴薪，而万宝常只是凭借技艺通晓罢了。虽然如此，定数与事情相互起伏，其间非常微妙，圣明智慧的人尚且不能辨别。舜之所以想听到六律五声八音，考察其治乱，来验证所实行的有象之道，参验于无形之中，执持符契而举事，没有人能先后于它。这又不是万宝常区区技术工匠所能测度的。

仁寿元年，减少国子监的学生，只留下七十人，太学、四门学、州县学全部废除。当时国子监学生数以千计，那么被遣散的人就有数千万了，难道不令人震惊吗？虽然有进谏的人，都不听从。史臣认为这是因为隋文帝晚年精力耗尽，导致这样。当时正派遣十六位使者巡视风俗，而诏书认为他们徒有名录，空度岁月，没有德行成为时代的典范，才能胜任国家任用。这实在是因为设立学校的道理多而不精。到三年七月，下诏命令州县搜罗举荐贤哲，却说：“虽然寻求傅说那样的贤人，却未见隐士；徒然向往崆峒山，却未闻至高之道。只怕商汤在长夜中歌唱，抱关者在夷门守关。”用意恳切，并且限定三十天，都让他们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依礼。那么所谓精力将竭，有所厌倦懈怠的说法，也不对。大概他内心实在认为空设学校，不足以得到人才罢了。古代施行教化使人才得以施展，必定通过学校，舜、周公的论述就是这样。汉代以后，传授经学只是章句而已。人才通过学校，则歪曲而毁坏；没有才能的人通过学校，则拔苗助长而成。教化没有根本而不能施行，选取虽然迅速而不能获得。那么学校的盛衰兴废，大概不容易说清楚。遗诏说：“王公卿士每天在朝廷可见。”在此之前，君主不常见群臣。史书也说：“每天一次临朝。”用和乐之道驾驭臣下，一天见一次也可以。杀戮施行于殿庭，使他们战战兢兢不能自保，可以吗？炀帝因为巡游而亡天下，周昭王、穆王、秦始皇、汉武帝的祸患，都坐此因由。那么君主不可轻易外出，是审定的。孟子记载晏子告诉齐景公的事，王通则说：“兵卫少，征求寡，可以多次出行。”如果都对百姓没有要求，那么怎么能自己挟持而行呢？如果都让百姓对自己有所求，那么诸侯有司又有什么用呢？《尚书》称：“尧的光明覆盖四方，抵达上下。”如果他果然后己先人，给予他们所利的，去除他们所患的，那么边远少数民族和头发稀疏的百姓，都伸长脖子盼望他，何况中原地区呢？不然的话，命令还没有出户庭，祸害已经在天下显现了。隋文帝篡夺周朝，担心群情不满，多说符瑞来炫耀，造作进献的不可胜计。仁寿元年，祭祀南郊，在祝板上具列前后符瑞数十百件事。王莽将死，还随着斗柄而坐，与此大概没有不同的情形。世间即使是下愚小人，没有不能说话的。昧心则速祸，欺天则受罚。大概害怕那些不纯粹的人，必定与天为二所以如此。现在对天行伪，而又拉拢天来与自己相同，既然挟持天来欺骗人，而又说天是可以欺骗的。欺骗下愚小人都不如，为什么呢？

梁朝礼制，求雨祭不为常祀。四月后干旱，就用七件事祈雨：一、审理冤狱失职者；二、救济鳏寡孤独者；三、省徭役轻赋税；四、举荐进用贤良；五、罢黜退免贪邪；六、命令防止男女混杂，体恤怨旷；七、撤去膳食，停止音乐而不演奏。郡国则五件事同时并行。对于国家命运通塞的，没有比政治更重要的；对于个人命运通塞的，没有比食物更重要的。到这时足以有变化了。这也是制定礼制的善处。鲁国想烧死巫尫，臧文仲认为应当修筑城郭，减少饮食节省用度，致力于农事劝勉分配。到《檀弓》又说迁移市场，而董仲舒于是修习闭纵阴阳之术，自认为施行于一国，没有不得到想要的。大概即使是儒者号称通晓经典，等到施行于实用，通达礼制而通晓政治的却很少了。

炀帝在榆林，用古礼进行狩猎；在蓟城，用宜社类祭祖祃，无不备举。于是发动众军讨伐辽东，亲自授命节度，绵延一千四十里，可以说是极尽了。古人对于用兵，开始严格是为了慎重结束。出兵的部署先后不可混乱，所以作战的坐作进退不可侵犯。如果开始整齐，最终溃散，那么有什么用呢？教习士兵、行军、布阵、安营，自古以来都认为很难。司马懿巡视诸葛亮营垒处所，感叹他是天下奇才。然而胜负尚且不在这里，确实得到大的方面，可以兼得小的方面了。不然的话，昆阳、淝水之战，怎么能以少胜多呢？

后魏天兴年间，仪曹郎董谧开始制作轩冕，不知道古式，多违背旧章。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再次奏请详细审定，争论经籍，仍然未能纠正。熙平九年，明帝命令崔光、元延明、崔瓒再次制造车服。从此条章逐渐完备，北齐之后，都取用它们。开国之初，自然应当缺略，其后制度完备而国家已经败亡。古人论述礼的兴废与国家存亡，不在这里。认为治国而没有礼，不如灭亡。这不是不及存亡的论述。李德林曾说，周魏的车辇违背制度，请求全部废除毁坏。开皇三年，已经重新制造；九年，平定陈国后又不使用；十四年，又再次改制。其后又说，太和年间重新制造衣冠，熙平元年，定下五时朝服。因此北方的车服能变夷从华，都本于孝文帝。所以王通说太和的政教接近雅正，通晓其接近雅正，而不知道其接近灭亡。礼虽然不以存亡为界限，然而没有有礼而灭亡的。如果战国、秦汉以后，应当论述其所以存亡罢了，不责备礼的兴废。假使像孝文帝那样而以礼允许他，那么礼就是取亡的工具，而圣贤就不珍贵了。

译隋炀帝大业二年，开始制定车服冠冕，极尽礼乐文物之盛，冠绝古今。大业三年，突厥染干见到后羡慕，请求穿戴中原冠服，牛弘、何稠等人也都受到厚赏。等到后来战事兴起，以前已经确定的礼制都废弃不用，群臣穿着戎装裤褶，反而效仿胡人了。孔子感叹禹厌恶华丽的衣服，却致力于使黻冕精美；贾谊说汉文帝自己穿粗布衣服，而百姓的房屋墙壁却装饰着锦绣，大概一定是有所屈然后有所伸，文饰与质朴兼顾，自古圣贤都难以做到。隋炀帝不值得称道。梁武帝著《钟律纬论》，主张京房的学说，说班固认为夹钟、中吕过于无调，郑玄有升阳而无降阳，并且自己制作了四种器物，命名为“通”，推演月气，完全没有差错，依次推演都能适中，臣下无法提出异议，可谓精妙且能干了。君主明智，乐官却不明白乐理，这是后世的议论。从舜的话来看，君主必须懂音乐然后才能致治，梁武帝懂音乐了，却不能致治，反而导致灭亡，是因为把音乐当作技艺而不把音乐当作道。假使他以音乐为道，那么先通过音乐知道治国的道理，先通过治国知道音乐的道理，均和齐中，万物感召气机相应，那么夔、龙那样的功绩就可以再现了。虽然如此，圣人仍然畏惧它，所以禹告诫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而梁武帝既然废除了祭祀用的牺牲，就只作五音相和的引曲，不再使用律吕，他率意任性违背事理到这种地步，确实是禹所说的傲慢，他最终杀身亡国也是理所应当的。

周武帝圜丘降神辞：“王城七里，通天台，紫微斜照，影徘徊，连珠合璧，重光来，天防暂转，钩陈开。”虽然不是雅颂那样的词句，也是后世的好语句。

郑译所说的，苏祗婆的七调五旦与中国的七声五均相合，郑译虽然轻浮狡黠小有过失，然而音律是天地间的正理，本来没有华夏与夷狄的区别，如果确实懂它，是不可掩盖的。而何妥以儒者自命，到了他隔阂不通，自以为是胡越之别，那么人心的可怕就是这样。而牛弘见识不及事理，又互相附和增益，连夷狄都不如了。

三龟兹新变的声调，隋文帝认为不祥。说你们各家自有风俗，声调不正，怎么能让儿女听到？这是对的。孔子说“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如果上面所喜好的是正的，风俗自然就会改变。然而隋朝的群臣，他们的智慧又不能超过君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臣子无不贪图利禄，在俯仰偷窃之余，他们所得到的本来只是为了满足一时耳目的追求罢了。难道这十几句话能挽救吗？

百戏始于齐武成帝，习于周天元帝，极盛于隋炀帝，从此成为常例。唐高祖初年，在五月即位，太常寺借百姓的裙袄充当妓女的衣服，准备在端午节，在玄武门观看百戏，这是孙伏伽所谏阻的。

毛爽、蔡子元等人候气之术，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有的刚进入月气就应验，有的中下旬气才应验。有的灰飞出三五夜就尽了，有的终月才飞少许。气必然应验，灰必然飞起，阴阳的情状，天地的道理，当然是这样。应有早晚，飞有多少，那些差错而不能完全齐一的原因，是人道的厚薄，时政的宽猛，本来就是这样决定的。古人所以贵在调和阴阳、契合天地。隋文帝只是发表旁议，却不知道自己是人道的主宰。牛弘志在规劝讽谏，却没有穷尽理事的精微。那些搞技术的人，又怎么能测度呢？他们的功效只在于能飞、能应而已。追问得越急，他们的说法就越谬误。况且如果尺稍微放低就能全部飞起，那么哪里还需要人道？子律寄于母律而应验不同，那就是应律而不是应气了。

因为《隋书·律历志》略述各代十五种尺的异同之说，杜夔的尺长，荀勖的尺短，以及近世以律生尺的议论。律的清浊，度的长短，量的多少，衡的轻重，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人知道它们由来的原因。而之所以有律度量衡，自从有人类以来，也没有人知道它们由来的原因。以律生度，量衡起于汉人，古代大概没有。过去的圣贤，能够调和均平这四样东西，使它们相通而不相害，是有的。如果一定认为它们是从律产生的，而以黍来定律，黍的产地不固定，肥瘠大小不齐，执着一种差异来废弃众多的相同，那么音乐的兴起就没有日子了。

历法自李业兴，后周有甄鸾，隋朝有马显、张宾、张胃玄、刘焯。刘焯被张胃玄、袁充排挤，而术数家佩服他的精妙。然而在那个时候，君主蔽塞，臣子谄媚，往往诬蔑天道以获取宠信，来兜售他们的术数。像历差、日长之类，本来不足以凭信。而刘焯作为儒者，竟然和他们争辩是非吗？自从太初历以来，几十家，他们的术数大多依据书本，先说历象日月星辰，后列出验证。上古的历术既然不存在，而以律及《易》大衍、《春秋》为本，创立者都出于后人的私智，凭空造作务求新奇，一时的耳目之娱，对于术数并不能有损益。盖天说、宣夜说既然都被驳倒，而归于浑天说，只有刘焯想要立术改正旧的浑天说，又以二至的日影确定去极晷漏，并测算天地高远、星辰运周。请求一名水工和一名懂算术的人，取河南平地可以测量数百里南北的地方，使正审时以漏刻，平地以绳墨，随节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到差率里，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天地无处隐藏其形，辰象无处逃脱其数，超前显圣，效法象数消除疑惑，如果当时实行他的学说，或许能得到新的义理，可以弥补前人所未达到的地方。天地阴阳的密理，防患于以空言窥测，古人所以把羲和安置在四方之极，难道本来是想以地准天，以实定虚吗？

译从前谈论月亮的人，说它的形状是圆的，它的质地是清澈的。日光照射到它，就显现出光明；日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就称为魄。后人沿袭这种说法，于是认为月亮本身没有光，是因为太阳才有光。月亮如果真的没有光，哪里需要和太阳一起明亮呢？万物没有不因为太阳而后形成色彩的，只有月亮和星星不是这样。靠近太阳时，光芒就被夺去，被太阳覆盖时就昏暗而不明亮。《易经》说：“日月得到天的运行规律而能够长久照耀。”如果月亮不能自己发光，而要依靠太阳才能发光，假使孔子的论述也是这样，那么月亮就不能说长久照耀了。方术之士，不明事理而迷失本源，学者不能知道他们的浅薄，反而认为这是探究事理的极致，于是导致背离道的本体，非常有害。

《隋书·经籍志》所记载的，关于杂占气候的内容，比司马迁所记载的更详细，大概是后人又进一步推演论述的。其中说天子之气，从战国、秦、汉时期就已经谈论天子之气了。唐、虞、三代，谈论的是他们的德行而不谈论他们的气。那么所谓光芒覆盖四方，是文人的虚夸之称。有气而没有德，将成为不祥之兆，以祸害天下，又有什么值得称述的呢？

《天文五行志》凡是星象的变化，五行的异常，五代的事情，都具备在南北之间，可以参照观看。宝志、陶弘景，当时号称通达事理的人，陆法和等人就在他们之下。然而他们所歌咏预言的都应验了。列御寇说壶丘子向巫咸展示太冲莫胜的道理，所以巫咸自己失去信心而逃跑。列御寇不算是有道之人，而他的言论已经这样。我曾经说君主自身修养不到家，于是就把形迹象数这些末节，最终落入方术之士的口吻中。如果圣人治理天下，他们哪里能够防备得了呢？

从晋朝到梁、陈，京城地区的百姓都是王公贵人的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没有赋税徭役。佃种的粮食和大家按比例分配，从四十户到五户为止。既役使他们的劳力，又吃他们的租税。查《司马元显传》称，王公以下每天供给七升米，而范�也说起建造官舍、削减兵器装备的弊端。大概虽然俸禄少，但能占有的多，比起后世来算是优厚的了。史志又说，魏晋二十一帝，宋、齐十五主，虽然用度有多有少，俸禄有重有轻，大体上不能倾尽百姓的产业。那么取之于民不厚，而他们的臣子足以自保，不能说不是一种好的制度。财利的权柄，上面失去而私归于下面，还没有危害。王莽说汉朝常有更赋，老弱病残都要出钱，豪民侵凌，分田劫掠，想要全部收归上面，所以不久就大乱而灭亡。后世治国多有这类议论，由此知道理财正辞，禁止百姓为非作歹，必须分作几段防备，才明白古人的意思。不然，反而成为后人的祸患。

魏朝到高欢才征收盐利，宇文泰也设置掌管盐务的官员，然而关市邸店的税，是颜之推、邓长颙在北齐快要灭亡时所设立的，而隋朝初年废除酒坊，打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享。那么极后世最好的议论，还不足以望前世之十一，而不知道寻求其中的缘故。

齐朝从河清年间开始有受田的制度，大概他们的君主骄横粗鲁得很，然而还这样。周朝也有司均掌管田里政令，因为那时田地都在官府所以这样。现在田地不在官府很久了，往事不再议论，然而于是认为都不应当在官府，一定以百姓自己购买为正确，即使官府偶然有的，也效仿百姓卖掉，这又是偏颇的。隋文帝以节俭致富，百姓给复免租，与汉文帝、景帝相同，大概当时没有防备，虽然想要征收也不可能，不必是三代仁义的君主而后能做到的。财货全部征收于上面，却防备于下面，虽然前代衰乱，大概没有这种办法。征收就不防备，防备就不征收了。等到本朝继承唐朝的弊端，以征收为防备，以防备为征收，所以取之苛刻而百姓还没有溃散，认为不得不这样。然而弊端到了极点不变，上面无法自我宽缓，征收和防备不相容，像马奔跑不得休息，弓拉满不得停止，最终必然归于大乱而后已。

从高�等上呈齐律，当时称赞其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而齐人多懂法律。到高�造隋律，苏威、牛�再定，然而都本于齐律。从唐朝到现在，虽然有增减，然而都出于隋律。子产铸刑书，叔向非议他，而说：“我是为了救世。”现在看律文与事情轻重相称，何况子产尤其精当，说救世确实如此。然而自秦汉以后，稍微号称平时者，法律无不宽，其君主德行浅薄者，刑罚无不苛刻。推而至于尧舜汤武，君臣各自躬行以安定百姓，而法律自然无用，那么叔向所谓“不为刑辟”，本来不是高远不切实际的议论。世道衰落，虽然因为人才日渐低下，然而其病根正在于有己而忘人，做出样子，令其不可回转，像子产就是这样。

习学记言卷三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三十七宋叶适撰《隋书》

隋志没有《连山》，止于《归藏》十三卷，大概汉初已经亡佚。查晋《中经》有之，只记载占筮。唐朝才有《连山》十卷，司马膺注。到本朝也没有《连山》，而《归藏》三卷，称晋薛贞注。查《刘�传》：“《连山》是�所造的，因此获罪。”那么《连山》《归藏》都不是原书了。《周官》虽然记载三易，远自夏商，那些不经孔子传授的，后来灭没不再显著。孔子所不说的，道就不存在，学者自不必追论，也可以这样。所谓《周易》，是说它周流而变易，名义大概与《连山》《归藏》相同，而后世却认为是周文王的《易》。至又独取“易”字，另外训释名义，恐怕也对道有害。

译古文《尚书》是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掘出来的，被称为科斗文字。孔安国用隶书将其转写为定本，这就是今文《尚书》。后来人们学习书法以楷书为正宗，所以孔安国所写的版本反而被称为古文。然而自从蔡邕等人开始，古文已经逐渐转变为今文了。直到晋代梅赜、齐代吴兴人开始进献孔安国注的《尚书》，学者们才又重新采用古文版本。而唐代起初命令卫包将古文改为今文，学者们因此认为当时所谓的“书”，并非恢复古文，他们不知道字形有古今之分，但字义却没有古今之别。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西方遥远地区的学问，经过辗转翻译，怎么能够完全在中国通行呢？人情的好恶，习俗的流传，贯穿古今而始终存在，难道不仅义理没有古今、夷夏之分，连文字也没有古今、夷夏之分吗？学者明白这一点，那么对道的理解就超过一半了。至于唐玄宗将“无颇”改为“无陂”，那就改变了义理训诂了。然而李肇所说的，也只有这一条罢了。

因为《隋书》叙述谶纬之事，古圣人所用来治理天下的道理，必定能够知晓天人的常理并顺应它。周武王所说的阴阳相协以确立伦理，就是如此。鲧用人欲战胜天命，洪水泛滥，不能顺势疏导，反而堆土堵塞。这一件事不顺从天人之理，就乱了。这是夏桀、商纣暴虐德行的开始，也是夏商周三代与汉唐之所以不同的原因。然而学者不足以了解这一点，那么河出图、洛出书，在孔子之前已有此论，而其后遂有谶纬之说，起于畏惧天命，而成于诬蔑天命。况且五事是人的作为，与五行无关，学者的浅陋，竟到了这种地步。等到谶纬消磨灭尽，耗费了多少气力，而圣人的治道终究无法再施行。所以隋文帝虽然焚烧谶纬，却妄称祥瑞，以至于有袁充、王劭之事，这比谶纬更严重了。

西汉没有史官，所以司马迁、班固父子搜集资料编成史书，于是成为可信之书。东汉以后，各自有史官，汉、晋两代史书尤其多，然而最终被采信者，也是后人的著作。隋唐之际，旧史尚存，有志于学问的人想要有所考证，还可以参考采用，可惜现在看不到了。如今唐代、五代还有旧史及各类杂记，本朝则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信且详细。我曾忧虑学者见闻不广，只取信于眼前所见，即使是李焘，尚且认为前后汉史书有详略生熟之别，其他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隋代僧人道骞读《楚辞》，能发出楚地的声调，音韵清切。后来传习《楚辞》的人，都效法道骞的读音。辞赋以义理为主，读音必须归于正统。如果楚人的辞赋，一定要用楚音来读，那么五方异域，不胜枚举，文章义理又从何取？即使是《诗经三百篇》也会混杂混乱而不知如何裁断。这固然是浅薄儒生和俗人的通病，学者不可不知道。

查考《隋书·经籍志》称别集之名，是汉代东京时期创立的，自灵均（屈原）以下，志趣崇尚不同，风流品格殊异。后来的君子，想要观察其文体气势，看见其心志，所以单独选取。后人景仰羡慕，并自行记载，以成书部。这是当时传袭的话，必定不是虚妄。自班固、傅毅以后，才形成流派，并竞相以文章名家。然而虽然总称为文，却不知道此前数百年的士人，大概有意于立言，而未专门从事文章。言语的支流，分叉衍生为文，那么言语的本意就亡失了，言语亡失而大义也就息灭了。欧阳氏乃通以后世文字为言，可惜其言论磨灭，不存于世，而认为立言不如德行的默然，不知道文不可以等同于言。况且传与不传，本来就不是所计较的，即使是上古圣贤，尚且不能避免，只能付之后人而已。

文字总集，各自分为流派，始于挚虞，以简代繁而已，未必有意。然而聚集既多，那么形势也不能久传。如今其久远者，唯独《文选》尚存，因为它的篇幅少。近世多的，至数百千卷，如今虽然尚存，后来必定沦丧逸失。唯独吕氏《文鉴》去取较为有意，止于一百五十卷，得繁简之中，鲜有遗落之憾。所可惜者，前世文字源流不能相接，若自本朝至渡江，则粲然可见了。

隋代设置六尚、六司、六典，掌管宫中之政，这是汉晋旧事。至炀帝设置女官，仿照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则出于创建。内外分庭，人臣不得丝毫干预。所谓人主之职，十倍于宰相者也。

隋文帝说：“如果不是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人，就不会有今天。然而这些人都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等到皇帝病重，颜之仪等人请求以宗王辅政。这些人行诈，顾命于我，我将要治理天下，他们又想要扰乱。刘昉在前谋大逆，郑译在后搞巫蛊，像卢贲之徒，都不满志。任用他们则不逊，弃置他们则必怨，自然难以信任。凡人必有自知着实处，我将要治理天下，他们又想要扰乱。这两句话，是隋文帝自知着实处。皇帝虽然猜忌狭隘，而之所以能致开皇之治几乎太平者，大概其实有此志向而后能之。变诈之人，翻覆事端，以幸富贵；既得富贵，复不能守，意态日新，弃去更索，岂为人国家计虑也。虽然，高颎固无此病，何为君臣之分不终？无复后段事业，卒于丧国覆宗，为天下笑。大概其猜忌狭隘，虽愿治而不及远故也。若人主本无自知着实处，则虽隋文前段功名，亦不能有此，又可重叹矣。”传称高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皆颎所荐，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执政垂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论者以为真宰相。颎遭离非命，暮年灰灭，而当时之言如此，可以见其人也。颎与贺若弼被杀，自系隋之存亡，不复关身矣。哀哉。

译李德林擅长撰写应对紧急事务的文章，争着在市面上流传，如同茂盛的李花和繁密的桃花，漫山遍野，不足以比较其中的工巧拙劣，分辨雅俗。然而也有几件事，能进入有识之士和智者的眼界，比如建议派遣高颎监军，力争消灭宇文家族，请求暂缓废除乡正制度，就是这些。可惜他其他的遗作大多散失不见，但已经远远超过王俭、沈约等人了。那些士人因为懂得利用微小的权术迎合时势夸耀争胜，只求利于自身，却给他人带来祸患，还自称为豪杰，真是可鄙啊。

《房陵王传》如此直接叙述，始末完备可见，读者感到悲怆。像戾太子，虽然擅长言辞，但班固却认为是蚩尤的旗星所生，为什么呢？

赵照救助斛斯徵，恰逢周武帝英明，听从他是可以的。长孙平救助邢邵，凭借隋文帝的忌刻，却能听从，为什么呢？

韦世康是韦夐的儿子。他仰慕知足常乐，写信给子弟说：“我这一生凭借余荫，早年就佩戴冠带，奔波不息，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坐着登上三公的高位，多次出任地方长官，立志消除三种迷惑，内心谨慎对待四种知晓。以不贪婪作为宝物，身处富贵之中却不被滋润。像这样的事，当时的人颇为知晓。现在我虽然还没到老年，但壮年已经逝去。霜早降于梧桐楸树，风先吹动蒲柳。眼睛昏暗更加严重，看不见细小的文字。脚病频繁增加，不能再奔走。俸禄哪里需要多？防备期满就退隐，不必等到晚年。有病就辞职。”韦世康在当时，不以文章著称，但像这样的语言，当时的文士也达不到。大概是他见识气度所至，不依赖于笔墨。然而最终没能退隐，以至于死，将近二十年。士人想退隐而不能退隐，是极少数；想进取而不能进取，都是如此。

自古小人，没有才能和功劳的通过谄媚阿谀倾覆朝政，有才能和功劳的就成为奸雄篡位窃取政权。杨素有才能且有功劳，恰逢他的君主，还没有被欺骗夺取的时候，所以表现在行为上，只是谄媚阿谀倾覆朝政罢了。假使他乘际遇而得以尽情施展，曹操、司马懿一流，王敦、桓温都不足数。凶焰不灭，传给子弟，大声呼号首事，最终导致隋朝灭亡，又哪里只是谄媚阿谀倾覆朝政就足以概括呢？然而在当时，隋朝人没有能知道的，只有梁毗一人。杨素传记载攻克平定江南各贼以及击败突厥的事，应当详细考察。从京口到泉州，水陆数千里，怎么至于改变旧法而用骑兵阵势取胜？我本来怀疑，难道是鼓动胜气从而形成胜势吗？后人不可不思考。

杨素营造独孤山陵，隋文帝认为他能审察阴阳祸福的道理，遍历山川原野，亲自占卜选择，细微的不善，就再寻求，心力用尽，于是得到神皋福壤，营造山陵。这难道能与平定戎狄、安定寇盗相比其功业吗？那君臣以诈力掠夺获取富贵，不怕报复，又取信于阴阳地理，以垂子孙无穷之基，大概与秦始皇、汉武帝求长生欲望不同但道理相同吧？

牛弘浅薄但不俗气，柔和但不软弱，是治世中的中等人才。如果说书五厄，那么前人大概没有能提出这种论点的。然而史书说大业年间待遇更加优厚，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恨吝惜不及，只有牛弘一人，而他的死在大业三年。假使他稍微再延寿，不知道与苏威的出处如何。士人本来有幸与不幸，不能随事定为论断。

长孙晟终隋一世，能以计谋羁縻突厥，开阖盛衰，无不如愿，最终削弱其势力，以成就北方的功业，超过卫青、霍去病，动用百万军队了。贾谊自称想要做属国，一定要系住单于的颈项而控制他的命运，伏击中行说而鞭打他的背，不知道如果用长孙晟会如何？贾谊应当以正道驾驭边远之地，哪里适宜用这种变诈，不近人情呢？史称子贡一出，扰乱齐国、灭亡吴国、保存鲁国、称霸越国，如果必须这样才可以，那么尧、舜、文、武之道不止坠地了。隋文帝误杀史万岁，赏罚失中，人主猜忌暴虐的过失，自无可论；而杨素轻率诬陷，致其死地，也被当时人所指责。然而我因为宇文防、处理独孤信的事，当时武将能望外成事的很多，不专在一人。像杨素虽然败坏史万岁，而又能举荐刘方于其国，还算是没有缺憾。像狄青、岳飞一类，大概数十年百年才有一人，寥落相望，再无继者，那么他们作为存亡安危所系，难道不重大吗？悲夫！

自周氏以来，选拔没有清浊之分。卢恺代理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所以涉及朋党的谗言。而苏威传说知名之士相坐被黜免的有一百多人。古今士人无不以气类相合，相合则庸人倚仗人主势力排挤他们，无不破坏。苏威等人固然不足论，但也是一时聚散的变化。《左传》称十六族者，世代继承其美德，不陨其名，以至于尧不能举之。大概后世的相合正是进取之地，而古人不是这样，这祸福所以不同。然而人主又有什么利益呢？

隋炀帝杀害父兄而夺取其位，薛道衡却上颂文帝，极尽褒崇，不知道而说，这叫不智；知道而说，夸虚谄而示实讥真，所谓鱼藻之义也。他的死是自取的。传称帝将杀他而不醒悟，房彦谦劝他而道衡不用，则是诚不知而言者。自古文人，词繁识寡，志欲求福，反贻身灾，绞缢既及，犹不自意，真可哀也。

隋名将自韩、贺、杨、史外，如崔仲方、于仲文、段文振等，也足以备驱使。及再伐辽，至于亡国杀身，而麦铁杖、杨义臣、陈棱、沈光之流，犹有可述。大概乘分裂并吞之后，隋虽统一，而天下未尝无变，其多将材，固应如此也。自古为国，不患无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灭，则材虽多而不能救也。齐无知被弑，徒人费石之纷如，皆为之死，然不足以言忠义矣。

译李谔论述当时的文风弊端，说文章连篇累牍，写的全是月亮露水之类的景物；堆积案头、装满箱子，尽是风云变幻的形态。世俗之人以此互相标榜高明，朝廷也据此选拔士人。起初苏绰用典诰体文风来激励教化境内，已经三十年了，但李谔所说的情况却如此。我所说的，是李谔反而助长了徐陵、庾信的文风，激起天下人追随他们。李谔又说，司马幼之因为文表轻浮艳丽而获罪，从此公卿大臣都知道正道，无不钻研仰慕古代典籍，摒弃华丽的辞藻，选择先王的良善典章，在当今世道推行大道。并且想凭借御史台的权势来禁止这种文风，李谔尤其浅陋。而史书却称四海之人顺从风向，深深革除了这种弊端。世俗的一种凡鄙见识，没有不是这样的。他们以为文章就是这样罢了么？

苏威禁止临道的店舍，指责民间五品不孝，以及命令诵读五教等事，都被当时的人深深排斥。苏威是苏绰的儿子。难道只是沿袭他父亲好古的癖好，没有得到他铲除浇薄、归于质朴的方法，而只有迂腐荒诞、怪异偏僻吗？古人说善于冶炼的人的后代，一定学习制作皮衣。苏威完全不能这样，为什么呢？

虞世基、裴蕴、裴矩三人，都引发了隋炀帝亡国的危机，像扬汤止沸、推波助澜，帮助它更加沸腾。然而自古以来衰亡的君主，如周幽王、周厉王、秦二世，汉元帝、汉成帝、汉桓帝、汉灵帝，遮蔽君主圣明而成就其过错，都是臣子的罪过。如果像夏桀、商纣、秦始皇、汉哀帝、隋炀帝那样，自己行为不善，臣子立于朝堂，虽然想匡正挽救也不可能。这三个人，因为畏惧死亡而助长恶行，定罪就没有借口了。导致隋朝灭亡的原因，则应由君主自己承担，不在这三个人身上。

自晋朝以下，史书中间昏暗浅陋、猥杂不纯，不应载入简册、应当删除的固然很多。然而没有像王劭、袁充两传那样严重的，却又不能删除。大概是因为当时君主所喜爱信任的人，是国家兴亡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如此。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是司马迁、班固的巧思，也无处施展笔力，何况魏征这类人呢？李密计谋没有不中的，气量没有不容纳的，大概不是唐初君臣所能企及的。然而他身为侍奉君主的人，却不能成功，最终被杀。张良作为谋划防务的臣子，未曾单独率领军队，人的才器所成就的，本来就不相同。我曾经感叹战国、楚汉之间，有真正具备智能，忍辱求生而不求遇合的人，像范增、庞统这类人，大概太浅薄了。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则都没有这样的人。以李密的智谋，审察突然崛起的困难，隐居而不施展，老死也不遗憾，差不多可以了。

魏征作《杨玄感李密赞》并论述隋文帝、隋炀帝兴亡的原因，大致采用贾谊《过秦论》的语意，完全不知道史家的体例，魏征的见识如此，怎么能治理国家建功立业？学者认为他能促成贞观年间仁义的效果，大概也只得到了粗浅的部分。然而看他的谏书，却又完全不同，难道是众史官所作而冠以魏征的名字吗？

李公孝的事，既然有本生父亲，就有本生母亲，与亲生母亲和继母没有区别。只是因为刘昉自立横议，所以刘子翊驳斥他。他行为乖戾的原因，是不以礼为准则，而以法令为准则罢了。如果法令所有而礼所没有，又将违逆而顺从法令吗？又引用准枉法来枉法，尤其没有道理。古人以礼为法，后世假借法令而后能保存礼。像李翊以台臣的身份屈从刘昉的议论，这不仅是假借法令，又是假借权势了。

田德懋遭逢父亲丧事，哀痛过度形容枯槁，在墓旁搭建庐舍，背土筑坟。派遣员外郎、防骑侍郎元志前去吊唁，又降下玺书说：“皇帝感谢田德懋，知道你在穷困疾病中，哀痛过度超过礼制，依靠庐舍住在墓旁，背土筑坟。我用孝道治理天下，想弘扬名教，又与你通家情谊，一向重视你的名声。孝心感动，嘉许赞叹，兼之深切。春日温暖，你的气力如何？应当自我抑制割舍，以礼来保全自己。”草创时期，通家的子弟，本来应当防止他们哀戚过度。然而以千牛备身的身份派遣防骑侍郎前去吊唁，又玺书郑重怜悯如此。隋文帝本来有意于治理天下。史书说秦朝任用狱吏，穿赭衣的人布满道路；汉朝革除这种风气，矫枉过正，禁令疏阔，网漏吞舟之鱼。大奸巨猾，侵犯义理礼仪，所以刚强的官吏，摧折凶恶邪僻，一切禁止奸邪，以挽救时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汉朝虽然实行三章之法，曾经不足以革除狱吏之弊，而最终使用酷吏。而且不教化百姓而姑且放纵他们，其形势固然必然如此。系断四出，像割草一样砍杀，又比狱吏更严重了。魏征又说隋朝时四海九州，服从教化遵从道义，不需要酷吏；而汉朝则不能避免。然而那殿庭终日杀人，而君主自己残暴的，又哪里有所谓教化呢？司马迁本来设立循吏、酷吏条目，所论述的固然没有道理。魏征继承他的说法而更加疏漏。公孙弘说：“我在山东时，听说郅都治理百姓像狼群对待羊群。”公孙弘谄媚软弱，力量不能禁止，意思或许接近于此。大概酷吏应当废除而不应当叙述。叙述儒林称晋魏以后，南北所治理的章句，喜好崇尚互有不同，大致南方人简约，得其英华；北方人深芜，穷尽枝叶。后人因此就认为南北的差异，可以折衷，这非常不对。实际上就是华，英华就是枝叶，没有繁简的区别。经生学士的言论所以烂漫充斥而不可依据，正是因为英华不是英华，而枝叶不是枝叶。如果是对的，那么追溯一个枝叶可以得到根本，又何必厌倦呢？知道道然后知道言语，知道言语就没有章句。近世虽然没有章句的浅陋，其所以成为弊端的，不知道道又不知道言语，与昔日章句没有不同。

译房晖远指出，《诗经》中“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描写的是王者房中的音乐。查考文王、周公将《关雎》作为教化风俗的首要篇章，所以孔子称赞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作为终曲，那盛大的乐声充盈耳畔啊。”经学大师代代相传，说《关雎》既用于乡间百姓，也用于邦国朝廷，天下的正音没有比它更优先的。然而浅陋的儒生和世俗之人，却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可悲啊。

刘焯、刘炫，当时号称数百年来博学的通儒，没有人能超过他们。然而他们坚守节操不够坚定，在升迁沉沦、进退之间，命运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他们最终都穷困而死。到了何妥，公然施行防备奸贼的手段，排斥贤人、迫害正直之士，自成为败坏道德的首要人物。难道是儒生本性使他们这样吗？广泛观察后世，学术衰微、道统丧失，士人也大多如此。扬雄远离篡位盗窃之徒，自得其乐而终老，反而遭到交相讥讽。

征论论文言，北方以义理胜过辞藻，如果义理真的胜过辞藻，那么辞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正是说义理没能达到辞藻的水平罢了。而南方文章意思和义理都丧失了，又不是那些只追求意思的人，征本来不知道这一点。征又说，炀帝心意虽然骄奢淫逸，但辞藻没有浮华放荡，所以写文章的人得以依据它来取法正道。《易经》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文章的高下，没有不与事情相称的。炀帝大业三年，巡幸榆林，突厥启民可汗来朝见，炀帝又巡幸启民可汗的住所，作诗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耗尽天下的力量，从事于荒远之地，仅仅写出这样的诗，虽然只有十几句，但所关联的兴亡意义却很重大。大夫们厌恶轻浮靡丽的文章，是说它不足以导致治理。如果没有浮荡之词反而导致灭亡，那又有什么益处呢？又比如王胄和《大酺》诗，也是夸耀奢侈的言辞，而炀帝认为意气高远，归功于王胄。辞藻清丽、体制润泽，在于世基；意思细密、义理新颖，推崇庾自直。大概他们的君臣致力于雄强胜势，轻视耗尽民力，与“璧月云山”的诗句虽然体制不同但归宿相同，而征反而说可以依据它来取法正道，这与子革举《祈招》诗有什么不同呢？

杨伯丑占卜应验，古今凭借技术自得的人，大概没有不是这样的，不值得奇怪。然而都不符合道义，不闻于大道，只是用象数的小道去推测罢了。而伯丑却能嘲笑何妥论《易》，认为何必用郑玄、王弼的话？这说明他固然涉足过这条道路，但不遵循其中的大道，也不是毫无所知。史书记载他说：“时间久了略微有辩驳回答，所说的辞义都与前代儒生的观点不同，而思理玄妙，所以评论的人认为他是天然独得，非常人所能及。”然而不知道他的旨趣究竟如何？何妥是浅陋的儒生，竟然不能传述他的一二见解，让后人有所考证，真是可惜啊。孔子在《易》上开创大道，以明示后世，条目清晰明了。学者不能领会，几乎就要成为郑玄、王弼那样的人了。张胄玄改定新历，说前历相差一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对错。大概这时距离大初历已经七百多年了。胄玄所制定的历法与古代不同的有三件事，他心中自得、超越古人且独特的有七件事。自从洛下闳以来，没有不是由后来者看出前人的过失的，而且变化不久误差已经很多。至于尧舜三代，将近两千年历法不变，也没有用这种方法互相攻击的，难道天地日月星辰本来就是恒定运行，而不关乎私智的区区计较吗？

万宝常评论郑译的乐律，认为是亡国之音。等到他说乐声淫靡华丽而悲哀，天下不久将灭亡。万宝常本来想凭借他的技艺改变隋朝的音乐，但没被任用。既然他论断隋乐不对，而隋朝的国运最终也不长久。天下固然承认万宝常懂得音乐。然而如果不改变隋朝的政治而采用万宝常的音乐，不知道他果真能改变隋朝的混乱而为治理，保留隋朝的灭亡而为生存吗？

隋文帝一朝，诏令不讲究对偶，只叙述事实，不崇尚雕琢修饰，直露真情实感。赐给高丽王的玺书，即使是面对面说话，也不能超过它。义理不足，但质朴真实有余。李谔的话，难道就是它的效果吗？

赤土、南海，是中国。官名、服饰、仪仗护卫，大体类似佛教所说的。自从佛学进入中国，学者不能知道它的深浅，有的认为它是异端，有的指责它是虚妄。他们安于本国习俗的常规，不效仿我们而我们反而效仿他们，又置于是非毁誉之间，为什么呢？

习学记言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三十八 宋叶适撰《唐书》

帝纪

欧阳氏用《春秋》的方法书写唐、五代帝纪，查考尧、舜、三代的史书，现在存在的只有《尚书》，它记载事情，必定具备本末。《春秋》是诸侯的史书，记载事情不能自通的地方，左氏必定用传来补充，也是为了具备本末。孤立存在没有本末，而以类例为义，始于公羊，董仲舒师法他，于是经生空谈主张断案，而古代史法淹没，看不见了。至于司马迁变革史法，则又不然，纪、世家是君主，传是臣子，各自根据人来记载事情，不像上古史书根据事情来记载人。欧阳氏三者不考察，而杂用之，在纪中有掩盖郁结不详细的弊病，在传中有掠美偏恶的过失，空有言辞的骄横放肆，而实事不足以劝善惩恶，学者不应当遵循。

高祖是隋朝的外甥，担任太原留守、晋阳宫监，待遇不低。隋朝政治已经混乱，天下都拿起武器起义。隋朝的罪过虽然足以灭亡，但从高祖父子的分义来说，只能称之为反叛。现在却美化它的名字叫义兵。唐人认为它是义的可以，后世也跟着认为它是义的。假如李密、窦建德之徒成功，难道不是义吗？范氏又说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材，只讥讽他创业不正，无以示后。济世拨乱，必定不志于利。现在，早上是平民，晚上是帝王，只是利罢了。况且他担心无法起事，哪有空闲去示后世？又不是用来责备他的。所以凡是为后世的议论，想要引导到古人那里的，常常多失实，不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