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十一
习学记言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二宋叶适撰《国语》
周至晋
祭公谋父谏征犬戎，自春秋以来读之，便为迂缓。然穆王时，上接成康，兵偃刑措，乆矣。一旦征行，仓猝暴师于逺，是始祸也。其语如此，正合事宜尔。古今辽濶，学者不推其世观之，难乎得其要矣。修字尤宜细看。
荣夷公専利，在当时大为异事，故曰：「王人者，导利而布之上下，由后言之，为材臣矣。」
宣王不籍千畆，而料民。战国之风气已开，然号称中兴，而吉甫方召之徒自相歌颂。得非新进骤起，以旦夕成功，盖旧人前辈所不与耶？故太子晋但与幽厉同称，亦学者所当知也。修徳者以为无事于功，责功者功成而徳日削矣。
常棣诗，国语以为周公作，与左传异。左氏采国语，凡数百言者约以数十字而已。
谷洛鬭将毁宫而壅之。由后世而言，水败宫阙，隄防急务，不待令而趋也。而太子晋谏词深切，前鉴共鲧，后指幽厉，怛然畏祸乱之在前，古今异意，不亦甚乎？学者从是求之，足以深思而逺尤矣。孟子论禹行水，但以为无恶乎智，犹降此等数语，当并考。
周人之论，尚徳，尊旧，薄功，厚本，严报应，崇鬼神。至东迁后，流风不改，然坐视俗壊，道沦，亦不能反也。《周语》所记，虽皆古意，极有不通于世者，如叔向、子产、晏子，乃无此病，然与时升降，先民之所存者鲜矣。惟孔子浑融，不见其隙尔。
叔孙穆子谓臧文仲之言立，今在《鲁语》者不称，岂陋于记録将忽忘之耶？
莒仆事鲁语与左氏详略大异，左氏虽记舜之功，然近于浮矣。
伊训》谓方懋厥徳，鸟兽鱼鳖咸若，行苇言牛羊勿践履，而孟子有不胜食用之论。观里革断罟事，廉贪仁暴，盖有底止。王政君道，其则匪渝，古人常所讲明也。后世失其宗本，虽儒者亦不复知，可叹尔。
义理有择而无降，谓陷而入恭，诚非矣。老子于道徳仁义，各有失字。
齐语》载管仲相齐，本末粗备，后世言治功者，皆祖述之，然详验细考，多所不合，今防下方。
昭穆固无治效可论，舍文武而论昭穆，岂是时已变周制耶？然其语不类春秋时，盖未足据。
四民勿使杂处，别生分类，虽自古而然，然民情亦未尝不然也。处士于闲燕，谓学校也，不言学校而言闲燕，是不知学制尔。工必于官府，是使余民【阙】于器用也。商之市井，农之田野，固不待上之教令矣。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絶也。
制国为二十一乡，不知太公旧法如何？公与髙、国各有所帅。君从臣，则卑；臣逾君，则犯。君臣相媮，则竞。非霸术也，此处士妄议为国者也。
▯令寄政尤为复重。盖比闾族党，古人未有不于此▯令寄政者。岂待管仲而后能之？轨里连乡，皆作书者，自为之名，非其实也。又言有此士三万人，方行天下。齐国之大，何止三万人为兵？并家计不知矣【田单亦言帝王之兵不过三万】令乡长举善刑奸，退而自修，此意固善。自古亦未尝不如此，何必管仲也？其説草畧疾急，安能上下孚信，而欲在家者各得为善之利乎？若以为上下简直易通，则乡大夫賔兴之法，与民何尝拘碍，而管仲轻变之也？以为修废则非旧典，以为作新则奚用纷更？管仲通达治体，固不如此。但其智不足以尽行王道，故有残缺茍且之患。而张其説者，方以为新竒，陋矣。
伍鄙亦旧法但伍字为异耳
且制国以万家为军，三军三鼓，大柄所在。制鄙乃以九万家为属都，鄙不相命，而以五承古人也。
观优施之言，诵《柏舟》之诗，善恶之相仇，不待相遇而后毒加焉，悲夫！
晋之乱，荀息为之也。其不遂亡，里克也。其乱乆而不已，亦里克也。
宰周公言齐桓不务徳，此周人及当时君子之论也。自常人及后世言之，徳之贬于桓者众矣。晋非号召而欲自至，后之为霸，固无此事。
晋文公不图入于恵公未入之前，为亷也。然其后不免妻懐嬴，杀懐公以求入。
晋语始末，比诸国最详。左氏叙事，采用其语，烦简工拙，可考。
译《习学记言》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二 宋叶适撰 《国语》
周至晋
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征讨犬戎，自春秋以来人们读这段记载，便认为迂腐迟缓。然而穆王之时，上承成王、康王时期，战争停息、刑罚搁置，已经很久了。一旦出兵征伐，仓促间在远方暴露军队，这是祸乱的开端。祭公的话这样说，正符合事理罢了。古今时代差距遥远，学者如果不推究当时的世情来观察，就很难把握其中的要点了。“修”字尤其值得仔细玩味。
荣夷公独占财利，在当时是大大的异事，所以说：“做君王的，应当引导财利并布施给上下臣民，从后来的角度看，这算是能臣了。”
周宣王不再举行籍田礼，而是统计人口。战国时期的风气已经开启，然而号称中兴，吉甫、方叔、召虎等人却互相歌颂。这难道不是新进之人骤然崛起，以朝夕之间取得成功，而被旧人前辈所不认同吗？所以太子晋只与周幽王、周厉王相提并论，这也是学者应当知道的。修养德行的人认为不追求功业，追求功业的人功业成就而德行日渐削弱。
《常棣》这首诗，《国语》认为是周公所作，与《左传》不同。《左传》采录《国语》，凡是几百字的内容，往往概括为几十个字。
谷水与洛水相斗，将要毁坏宫室，于是堵塞它们。从后世的角度来说，水患毁坏宫阙，修筑堤防是紧急事务，不必等待命令就会奔赴。然而太子晋的谏言深切，前引共工、鲧的教训，后指周幽王、周厉王的祸乱，悲痛地畏惧祸乱就在眼前，古今心意不同，不也很严重吗？学者从这里去探求，足以深思而远离过错。孟子论禹治水，只认为不厌恶智慧，还比不上这几句话，应当一并考察。
周人的议论，崇尚德行，尊重旧制，轻视功利，厚待根本，严守信义报应，尊崇鬼神。到了东迁之后，流风不改，然而坐视风俗败坏，大道沦丧，也不能挽回。《周语》所记载的，虽然都是古人的意旨，极有不合时宜的地方，像叔向、子产、晏子，就没有这种毛病，然而随着时代升降，先民所保存的很少了。只有孔子浑融一体，看不出其中的缝隙罢了。
叔孙穆子说臧文仲的话立得住，现在在《鲁语》中的不称职，难道是记录简陋还是疏忽遗忘呢？
莒仆的事，《鲁语》与《左传》详略大不相同，《左传》虽然记载了舜的功绩，然而近于浮夸。
《伊训》说应当努力修养德行，鸟兽鱼鳖都顺从，《行苇》说牛羊不要践踏，而孟子有不堪食用的议论。看里革断罟的事，廉洁贪婪、仁爱暴虐，大概有底止。王政君道，其准则不改变，这是古人常所讲明的。后世失去了根本，即使是儒者也不再知道，可叹啊。
义理有选择而没有降低，说陷入而变得恭敬，确实不对。老子对于道、德、仁、义，各有缺失。
《齐语》记载管仲辅佐齐国，本末粗略具备，后世谈论治功的人，都祖述它，然而详细验证仔细考察，多有不合，现在防备下方。
昭穆本来没有治效可论，舍弃文武而谈论昭穆，难道是那时已经改变周制了吗？然而其言语不像春秋时期，大概不足以依据。
四民不要让他们杂居，分别产生分类，虽然自古如此，然而民情也未尝不是这样。处士于闲燕，说的是学校，不说学校而说闲燕，是不懂学制罢了。工匠必须在官府，这是使剩余百姓【阙】于器用。商人的市井，农民的田野，本来不需要上面的教令。其要点是想让四民世代从事，其理固然应当如此，而四民古今没有不因为世代传承而达到选拔贤士的，那么古人大概说无类，即使是工商也不敢断绝。
制定国家为二十一乡，不知道太公旧法如何？公与高、国各有所率领。君从臣，则卑下；臣逾君，则犯上。君臣相媮，则竞争。这不是霸术，这是处士妄议为国。
寄政尤为重复。大概比闾族党，古人没有不在此寄政的。难道要等管仲才能做到吗？轨里连乡，都是作书者自己起的名字，不是实情。又说有三万士人，方行天下。齐国之大，何止三万人为兵？连家计都不知道【田单也说帝王之兵不过三万】。让乡长举善刑奸，退而自修，这意思固然好。自古也未尝不如此，何必管仲呢？其说草率急切，怎能上下孚信，而想在家者各得为善之利呢？如果认为上下简直易通，那么乡大夫宾兴之法，与民何尝拘碍，而管仲轻变之呢？如果认为修废则非旧典，如果认为作新则何必纷更？管仲通达治体，固然不如此。但其智不足以尽行王道，故有残缺苟且之患。而张其说者，方以为新奇，陋矣。
伍鄙也是旧法，只是伍字为异耳。
况且制定国家以万家为军，三军三鼓，大柄所在。制定鄙乃以九万家为属都，鄙不相命，而以五承古人。
看优施的言语，诵读《柏舟》的诗，善恶之相仇，不待相遇而后毒加焉，悲夫！
晋之乱，荀息为之也。其不遂亡，里克也。其乱久而不已，亦里克也。
宰周公言齐桓不务德，此周人及当时君子之论也。自常人及后世言之，德之贬于桓者众矣。晋非号召而欲自至，后之为霸，固无此事。
晋文公不图入于惠公未入之前，为廉也。然其后不免妻怀嬴，杀怀公以求入。
《晋语》始末，比诸国最详。《左氏》叙事，采用其语，烦简工拙，可考。
使同姓同徳而为异姓异徳，兄弟而为路人，则尧之亲睦、舜禹之惇叙、周人常棣之义废矣。霸图浅近，乃有此等见识议论，虽多闻，何为也？
多闻不能行，古人分此二节。子路谓：“唯恐有闻也。”然闻识无尽，行之道易，言畜徳可矣。
晋之兴，司空季子慱习，阳处父为国人所敬，其后伯宗似之。
诸侯之史，日存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此晋人所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惧其心，此楚人所言《春秋》也。韩宣子所见，孔子所修，《左氏传》之此鲁《春秋》也。然则晋谓之乗，楚谓之梼杌，当是战国时妄立名字，上世之史固皆名《春秋》也。
古之人君，不能从谏其相，为终始以谏者，不加怒也。后之人君，虽能从谏其相，为终始以谏者，不加恕也。叔向之思司马侯，后世人君之所讳也。
人材随世盛衰，晋暮年尽入强家。虽叔向之贤，犹不得尽为公臣。如董安于、阎没、女寛之流，固不足道也。家臣自是一种气象。
晋阳尹铎之所寛，沈灶产鼃，民无叛意。战国以后有此事，不知防士増饰其词，抑实然乎？等为虐用其民，无复爱利之心，而姑欲致厚于一二，以为丧亡之地，何哉？
郑至越
史伯所答虽郑事，盖《周语》也。宗周将亡，天下分裂，史伯以诸侯轻重之势，占其所归。是时犹有古人功徳之余，异乎后世谋臣防士，徒巧诈数力而已。
郑虽王母弟，受封而以并吞得国，故春秋之初，其俗最先变，与战国无异。及诸大国并争，而郑薾然奔走听命不暇，遂先亡者，地狭而居中国战场也。
弃和取同，史伯以是为幽王致毙之本。晏子辨和同之异甚详，然不言其为兴王之所在也。武王言同，谓心与徳；若幽王所取正反是，心离，但以势利为同耳。因史伯、晏子所言騐天下古今之常理：凡异民力作，百工成事，万物并生，未有不求其和者。虽欲同之，不敢同也。非惟不敢，势亦不能同也。惟人心之取舍好恶，求同者皆是，而求和者千百之一二焉。若夫惎而至人主，又万一焉。贤否、圣狂之不齐，治乱、存亡之难常，其机惟在于此，可不畏哉！
申叔时之言《春秋》《诗》《礼》《乐》故志训典，皆以教世子。左史倚相举卫武公语，当是时，未有生老病死入士大夫之心，不以聪明寄之佛老为善者，有全力故多成材，宜哉。凡人壮不自定，老而自逸。孔子称君子有三戒，亦以末世人材言之。若周之道俗未衰，则不然也。
説命，当与白公子张语并看。又言，既得道，得道必有物。故孔子亦言，朝闻道。楚本以诈力得国，而其人材见识所造如此，非齐晋之浅陋所能及也。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世之乱也，听于神，故絶地天通，罔使降格，而后命三后以徳牖民。士制刑之中，以人道治也。观射父徒能记重黎职业，而未及穆王序尧恤刑之意。盖古人于诗书礼乐，亦未能尽知大意尔。
唯仁者可好，也可恶，也可髙，也可下也。叶公非知仁者也，而能论仁。盖在我者，惟知有仁而已。人之好恶髙下，于我无加损焉。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观人之所以施好恶于我，而不足以动吾之仁；观我之所以施好恶于人，而足以得吾之仁也。如是而已。」孟子曰：「仁则荣。」又曰：「仁者宜在髙位，髙荣，仁之报也。」而不能必髙与荣。必髙，是不可下也；必荣，是不可恶也。是以利诱人，使为仁，不荣不髙，则强者以为诟，弱者以为怨，而仁始病矣。
按《吴语》载，王孙雒教夫差挑战争长，遂得先歃。左氏乃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鼔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乃先晋人，自宋之盟言之。楚衷甲而晋不备，楚得歃而先书晋。然传必当纪其实，安有呉求挑战而反以晋为建鼓整列？呉实先防，而乃称先晋人者？盖《国语》出于辨士浮夸之词，又言晋御呉称王。呉、楚虽自王其国，其防诸侯固未尝称王，何「御」之为？皆谬妄不足信也。
以国语、左氏二书参较，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然所采次仅十一而已。至《齐语》不复用《呉越语》，则采用絶少，盖徒空文，非事实也。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之言，工拙烦简，自应若此。惜他书不存，无以徧观也。而汉魏相▯，乃以左氏、国语一人所为。左氏雅志未尽，故别着《外传》。余人为此语，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乃异事尔。
译如果让同姓同德的人变成异姓异德，兄弟变成路人，那么尧的亲睦、舜禹的敦叙、周人常棣之义就废弛了。霸业的图谋浅近，才有这样的见识议论，即使见闻广博，又有什么用呢？
见闻广博却不能践行，古人将这两者分开。子路说：“只怕听到道理。”然而见闻知识没有穷尽，践行的道理容易，说蓄积德行就可以了。
晋国的兴起，司空季子博学多识，阳处父被国人敬重，后来的伯宗类似他们。
诸侯的史官，每天侍奉在君主身边，用他们的善行来教导，用他们的恶行来警戒，这是晋人所称的《春秋》。用《春秋》来教导，从而推崇善行而抑制恶行，用来警戒畏惧君主的心，这是楚人所称的《春秋》。韩宣子所见、孔子所修订的，《左氏传》中的鲁《春秋》也是如此。那么晋国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应当是战国时期随意设立的名字，上古时期的史书本来都叫《春秋》。
古代的君主，不能听从进谏的宰相，对于始终进谏的人，不加以发怒。后代的君主，虽然能听从进谏的宰相，对于始终进谏的人，不加以宽恕。叔向思念司马侯，是后代君主所忌讳的。
人才随着世道的盛衰而变化，晋国末年人才都进入了强大的家族。即使是叔向这样贤能的人，还不能完全成为公室的臣子。像董安于、阎没、女宽这类人，本来就不值得称道。家臣自有一种气象。
晋阳尹铎所施行的宽政，即使灶台被淹没生出青蛙，百姓也没有叛乱的意思。战国以后有这样的事，不知道是方士增饰了言辞，还是确实如此？同样是虐待使用百姓，不再有爱护利民之心，却只想在一两个人身上得到厚利，以此作为灭亡的根源，为什么呢？
郑国到越国
史伯的回答虽然是关于郑国的事，大概是《周语》的内容。宗周即将灭亡，天下分裂，史伯根据诸侯势力轻重的形势，预测其归属。这时还有古人功德的余绪，不同于后世谋臣方士，只靠巧诈和权术罢了。
郑国虽然是周天子的母弟，受封后通过兼并吞并得到国家，所以春秋初期，其风俗最先变化，与战国没有区别。等到各大国互相争夺，而郑国衰败地奔走听命都来不及，于是最先灭亡，是因为土地狭小且处于中原战场。
抛弃和谐而追求同一，史伯认为这是周幽王导致灭亡的根本原因。晏子辨析和谐与同一的区别非常详细，然而没有说这是兴盛君王所在之处。武王所说的同一，是指心与德行；如果幽王所取的正好相反，心背离，只凭借权势利益来达成同一。根据史伯、晏子所说的验证天下古今的常理：凡是不同百姓努力劳作，百工成就事业，万物共同生长，没有不求和谐的。即使想要同一，也不敢同一。不仅不敢，形势也不能同一。只有人心的取舍好恶，追求同一的都是这样，而追求和谐的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至于进谏到君主那里，更是万中无一。贤与不贤、圣与狂的不齐整，治与乱、存与亡的难以恒常，其关键就在这里，能不畏惧吗！
申叔时所说的《春秋》《诗》《礼》《乐》故志训典，都是用来教导太子的。左史倚相列举卫武公的话，当时，还没有生老病死进入士大夫心中，不把聪明寄托在佛老为善的人，有全力所以多成材，是理所当然的。凡是人壮年时不自立，老年时自我安逸。孔子称君子有三戒，也是针对末世人才而言的。如果周代的道俗没有衰败，就不是这样了。
《说命》，应当与白公子张的话一起看。又说，既然得道，得道必定有物。所以孔子也说，早晨闻道。楚国本来凭借诈力得到国家，而其人才见识所达到的程度如此，不是齐晋的浅陋所能企及的。
于是命令重黎断绝地天相通，世道混乱，听信神灵，所以断绝地天相通，不让神灵降临，而后命令三位后王以德行引导百姓。士制定刑罚的中正，用人道来治理。观射父只能记住重黎的职责，而没有达到穆王叙述尧恤刑的意思。大概古人在诗书礼乐方面，也不能完全知道大意罢了。
只有仁者可以喜好，可以厌恶，可以高贵，可以低下。叶公不是懂得仁的人，却能谈论仁。大概在我这里，只知道有仁罢了。人的好恶高下，对我没有增加或损害。孔子说：“只有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观察别人之所以施加好恶于我，不足以动摇我的仁；观察我之所以施加好恶于人，足以得到我的仁。如此而已。孟子说：“仁则荣。”又说：“仁者宜在高位，高荣，是仁的回报。”而不能必定高贵与荣耀。必定高贵，是不可低下的；必定荣耀，是不可厌恶的。因此用利益诱人，使其为仁，不荣不高，那么强者以此为耻辱，弱者以此为怨恨，而仁就开始受病了。
查《吴语》记载，王孙雒教夫差挑战争长，于是得以先歃血。左氏却说：“天色晚了，大事没有完成，是两个臣子的罪过。建鼓整列，两个臣子为此而死，长幼必定可知。”于是先于晋人，从宋之盟来说。楚国穿着铠甲而晋国不防备，楚国得以先歃血而先书写晋国。然而传必定应当记录其实，哪有吴国请求挑战反而以晋国为建鼓整列？吴国实在先防备，却称先于晋人？大概《国语》出自辩士浮夸之词，又说晋国抵御吴国称王。吴、楚虽然自称为王其国，其会盟诸侯本来不曾称王，何“御”之为？都是谬妄不足信的。
用《国语》、《左氏》两书参较，左氏虽然有全用《国语》文字的，然而所采次仅十分之一而已。至于《齐语》不再用《吴越语》，则采用极少，大概只是空文，不是事实。左氏综合各国记载，成一家之言，工拙烦简，自应如此。可惜其他书不存，无法普遍观看。而汉魏相传，竟然以左氏、《国语》为一人所作。左氏雅志未尽，所以另著《外传》。别人为此语，不足怪。如果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才是异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