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十　　　　　　宋　叶适　撰左传

译周任关于去恶的论述，大概是说对于内心和行事中的罪过之处，应当努力铲除整治，断绝恶念，使善道得以增长。后世却反过来将其施加于人，这岂止是不能去恶，反而是助长了恶行。

《义士》并非武王所书，只有在三监、淮夷的杂说中，才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事情。然而周朝的内史认为他们能以德行劝谏君主，这就离事实太远了。

季梁、宫之奇、士会、晏婴的言论大致相同，所谓“馨香无谗慝”，真是古人的格言，成周时期的典章刑罚尚未远离。

周朝衰微，秦国凭借武力，楚国凭借诈术，开始将三代的治理变为暴强的国家。自从桓公二年蔡国、邓国畏惧楚国之后，楚国人经营的次序就可以考证了。

颍考叔、曹刿、烛之武都是从民间兴起，凭借人才在《春秋》和《左传》中显现。记载曹刿的都是忠信礼义的言辞，后世的杂说才开始有在柯地盟誓、劫持齐桓公的事情，司马迁于是将他列在刺客之首。那时东迁尚未百年，人才虽然浅陋，不至于就变成刺客，这是司马迁考证不详细。然而之所以成为游士夸耀流传的话题，必定有其原因。宋国御说凭借一席善言，臧文仲就赞许他适宜做国君，怀疑这似乎过分了。古人有言论必定要付诸行动，春秋时期大概还是这样吧？然而子产善于言辞，所依赖的也不过是言辞罢了。

《左传》对于隐公、闵公没有即位说“不书”，对于庄公、僖公说“不称”，一个字也计较其解释经义的关键之处，才两个字，不是随便写的。学者为何吝惜不细读呢？齐桓公、管仲，只是因为情欲不能节制，没有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功夫，喜怒用兵，没有“殄厥愠，不陨厥问”的德行罢了。至于贪图土地自我封殖，施行诈谋逞威风虐，像晋文公那样的，大概都没有。所以天下记载他们的行事，后世想象他们的风烈。司马子鱼说：“齐桓公保存了三个灭亡的国家以统领诸侯。”晋国寺人披说：“齐桓公放下了射钩之仇而让管仲做相。”筮史说：“齐桓公在防地会盟而封异姓。”齐国国佐说：“五霸的霸业，勤勉而安抚诸侯。”楚灵王说：“我效法齐桓公。”到了孟子时，已经三百年了，所记载的只有葵丘之盟罢了。孔子和孟子正推崇王道而轻视桓公、文公。至于周朝衰微直到后世的君臣，大概没有像齐桓公、管仲那样的。适宜孔子认为他们正道而不诡诈，如同他们的仁德一样。

轻视宫之奇说：“懦弱而不能强行劝谏。”又说：“通达心意，那么他的言论就简略。”忌惮汲黯说：“喜好直谏。”那么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不足以做乱君、昏君的臣子了吗？人才的等级差别，也是世道升降的原因吗？

封建的时候，进贡而不征税，享受其礼仪，不食其利益，奉承君主很微薄。等到德行衰微，那么贡品已经不进入，这是使唐尧虞舜三代的仁义不如后世的诈力。南征的事情更加变更，宣王不治理，而管仲询问他，本来就已经迂阔。处士诸生却把管仲当作权谋的始祖，为什么呢？

荀息贞正有余而道义不足，连累败坏了四位君主。晋国几乎灭亡，离张良远矣。韩简说：“事物产生而后有形象，形象而后有滋生，滋生而后有数目。善败先在人为上形成，而形象数目随之应验。不是龟筮自己能决定吉凶，它的道理很正确，不让术士的妄言并行。”

邓国的防备，到这时郑国才开始朝见楚国，这是齐桓公的力量。

伊川王城附近，平王刚迁都，周朝的礼教不行，而辛有归罪于野人，大概不切实际了。到这时余下一百年，秦晋才迁徙戎人。这是周人终究不能教化，不仅不能教化，而且一并抛弃其土地而不能治理。记载事情的人反而记录辛有的话作为验证，那么所谓见微知礼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吗？

有大功却没有贵显的官职，这个人能安定吗？有按察，上古任用贤人，都没有这种议论。这是令尹子文的新说。从此逐渐泛滥，都这样而崇尚德行的风气衰尽。虽然有凭借一二人表示意向的，终究不能恢复了。唉！楚人使用诈术的弊端，成为百世无穷的祸患吗？

杞国以夷狄为子，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然大的称为子，其说法与书法相合。范蠡说：“从前我的先君本来就是周室不成子的。那么吴越楚虽然土地大，而周朝未曾加爵命，只以夷裔的例子称他们为子。所以说是不成子。如果匹夫单人凭借才能自立，也能称为子，那么所谓的子，大概是进升的意思。”

狐偃寻求诸侯，不如勤王。晋侯辞谢秦国，伯纳防，王霸业实际上开始于此。与荀彧劝曹操拒绝袁绍的事情，意思大致相同。大概诈谋日益开启，假托日益盛行，王道于是灭亡，正是孔子所厌恶的，而孟子还与尧、舜、汤、武并称，大概是解释义理不尽。

展禽的事情仅见一次，没有子产锋锐之气，纯粹于义理与事情相联系，意思顺当言辞正确，适宜齐侯不战而自行退却。孔子称赞柳下惠三次被罢免而不离开，与降志辱身，而孟子并伯夷阐明不屑于去留的议论，又以制行清和，各有所主，而为百世之师。那么孟子本来推演而言，不像孔子指出其实。教人以人，而不使他安于其实，那么德行浮泛而才能不成，不可不察。《国语》有爰居逆祀两件事，左氏叙述晋文公君臣求霸，以信义礼行，如医用急药疗急病，一病必应，一药。孟子又分别驩虞皡皡，不知王霸之道，果然否？

解说礼乐，敦厚诗书，不知究竟如何？还是以礼乐诗书为藩饰诈力的工具？还是礼乐诗书的道理，果真可以消灭诈力而建立仁义呢？城濮之战，宛然战国楚汉间事，与齐桓公迥然不同，不谓时变如此之极！至于任命侯伯，又不止楚汉莽操之事，可见了。譬如诈力如鱼肉，既成羹胾，小小错综以礼义，犹盐梅醯醤调和之，吁可畏哉！

译晋侯骄横放肆不止，又召周天子去打猎。孔子也为他隐讳。可悲啊！可悲啊！毒害卫侯，围攻郑国，都发生在结盟之后，这与曹操、司马懿有何不同？（他们）与狐偃、子家羁等人是一类人。

秦穆公不懂得谋求霸业，将权柄委托给晋侯，反而被晋侯役使，又不能自我克制，错误地策划偷袭郑国，为时已晚，最终导致失败，虽然能够悔过，但还不足以谈论大道。

从鲁文公到鲁宣公

闰三月，不合礼制地将余日归于年末，我曾考证《汉书·律历志》，说闰月应当在十一月之后。晋国责备卫国不朝见，先且居说：“效仿别人的错误是祸患，请国君去朝见周天子。”此时还能用责备别人的理由来责备自己，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我确实贪婪，从而给夫子带来祸患。秦穆公认为人们归罪于孟明的原因，罪责其实在于自己，他的悔过是真诚的。然而他也不能最终做到不贪婪。如果狼瞫懂得道义果真像这样，那么何必发怒呢？君子如果发怒，祸乱或许能迅速平息；君子如果赐福，祸乱或许能迅速停止。诗人原本是说不应私下喜怒，而不是说发怒就不会造成祸乱。

垂陇之战，士谷参与结盟。晋国正在激励人才，使他们担当起诸侯一时的重任。史家的笔法认为他们能胜任其事而加以褒扬，哪里知道后来大夫专断盟约呢？应当与鸡泽之盟、溴梁之盟一起看待。

提升僖公的地位，臧文仲，为什么听从他呢？其余的人大概不值得责备了。由此可知末世虽然君子立于朝廷，心里知道不对，但事情有不能完全纠正的。《鲁颂》说：“伟大的皇天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当时史克作颂，不久，应当是后人所称颂的。这件事全国举世都认为不对，所以阳虎用从祀来祈福。既然如此，那么鲁人的礼制有什么可取的呢？

卿不记载是为了穆公的缘故，尊崇秦国称之为崇德，这大概是孔子修订的法则吧？然而穿着素服悔过誓言，最终任用孟明，当时自然推崇这件事，或许史家特意表彰其与众不同。

哀悼三良的事，何必细细说来？难道古人不以殉葬为非，而唯独认为良臣不可以殉葬吗？然而宋文公开始使用殉葬，说华元、乐举不臣服，那么本来就不允许殉葬。

因为卫国不和睦，所以夺取它的土地，于是涉及九功之德，都可以歌唱。在春秋时期，诗书的教化盛行，而明白其义理的人日益众多，然而只是略微运用其浅显的道理来传述一时之事罢了。

管仲说：“戎狄像豺狼，不可满足；诸夏亲近，不可抛弃；安逸享乐像毒酒，不可留恋。”《诗》说：“难道不想回家？畏惧这简书。”简书，是说共同厌恶祸患而互相救助。请求救援邢国以遵从简书。前一行举出类似言语，最终分别。顷王去世，周公说与王孙苏争夺政权，所以没有赴告。凡是去世不赴告，就不记载；祸福不告知，也不记载。这是惩戒不敬。天子去世，虽然不赴告，但诸侯无不记载，理史立下此法，最为横逆不义，大概是因为没有周天子了。孔子沿袭它，不能更改。杜预以此类，遂成为经国的常制。周公垂范，史书旧章，可以吗？

宋国华耦来结盟，他的官员都跟随。《春秋》记载：“宋国司马华孙，是尊崇他。”孔氏的法则，大夫不备置官员，所以说：“官事不兼任。”哪里谈得上节俭？然而这只是鲁国史官所尊崇的。

史佚有话说：“兄弟追求美德，不如死丧时的威严。”兄弟非常关怀，季文子所说的“舜举用十六相，除去四凶”，十六相就是二十二人吗？四凶就是驩兜、共工、鲧之类的人吗？驩兜等人虽然奸恶害政，然而他们的不肖何至于如此？竟然污染尧的朝廷，身居大位而不能被罢免？大概是传习的错误，听闻的浮夸，春秋时已然如此，出自秦火之后的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华元战败被俘，逃回国内，他的才能和气节都丧失了，虽然役人歌唱他，但君子没有贬低的言辞，将要用他的长处来掩盖他的短处吗？然而人才所达到的境地，终究也不容易论断。

赵盾弑君的事，我已经根据经文阐发了。考察赵盾在晋国的始末可以考证，《左传》详细记载。董狐因此立法责备他，使他承受弑君的恶名。不仅这件事没有疑问，而且其道理也容易看见。后世竟然认为赵盾是真正的弑君者，不仅不相信传文，而且连赵盾的始末都不相信了。如此，那么古书就没有可以再相信的了，学者将凭什么坚守？大概是因为不知道《春秋》的法则本于旧史的法则，旧史所严厉的，是《春秋》所宽缓的缘故。所以再次举出此事，希望学者深思。楚子讨伐陆浑，在周朝边境展示兵力，于是有了问鼎的事。周朝的灭亡，不必等到周赧王了，只是由于诸侯角立相持，所以仅仅存在罢了。当周朝刚迁都时，从王城数十百里外，不再能拥有，而秦、晋共同迁徙陆浑，大概是为了抗拒阻塞楚国的道路作为自己的屏障，抛弃周朝于外，使其坐受攻击逼迫，不灭亡还等什么？然而以楚人想要做而不敢的心理来看，假使周朝的君主每天有一二人能举起威权，阐明旧典，收复四方疆域而正确治理，指挥诸侯以屏退驱逐戎狄，那么齐、晋怎能交替称霸，而中原何至于日益争斗？可悲啊！

泄冶被杀，从后世来看，认为是忠谏遭祸，大概是盛美的节操。但不是孔子所尊崇的，所以说：“百姓多有邪僻，不要自立法度。”然而圣人所称道的仁智，宏大啊。

荆尸的事已在《庄公》篇中见过。大概是全国的大举，凡是在役属之民，都使用了。所以邓曼认为：难道不知道楚军全部出动？其君主虽然去世，但斗祁、屈重清除道路、架设溠水桥梁，展示军威以临之。随人恐惧而行成。而士防所说的，也是说商、农、工、贾不破坏其业，而卒乘和睦，大众远征，最为难事，而内外有纪律如此，所以认为不可敌。

译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以及晋国七百辆战车上的韅、靷、鞅、靽等装备，还有《诗经·小戎》中提到的俴收、五楘、梁辀之类，凡是兵车应当具备的，全都具备；国君出行应当有的，也全都有。而士匄认为这是能够遵循典章制度的表现，大概是因为这不是仓促间寻求拼凑，也不是临事时临时拼合的结果。

楚国远离本国，军队却整齐严整；晋国在本土境内，军队却松散懈怠。根据《左传》考察，楚国本来是用郑国作为诱饵来引诱晋国，晋国贪图这种说法而不自作主张。等到晋国议论反复之间，楚军突然驰突而至，晋军于是无法支撑。想要达成像河曲之战那样的和解，哪里还能得到呢？后世落入强敌的欺诈之中，没有不这样的，真是可叹啊。

（楚王）甩动衣袖起身，鞋子穿到窒皇，剑佩到闳门之外，车子到蒲胥之市，于是包围了宋国。古今没有这样的例子。这说明那个国家没有一天不在备战，它的军队没有一天不出征。深深体味那个时代，百姓穷困于战争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国家没有灭亡，最终成就了霸业，大概从这以后，世道应当另当别论，以前的志向不能再接续了。

士匄之所以能使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是因为善人处在高位。沈犹氏不敢给羊喝水，慎溃氏越过边境。虽然这是儒生夸大的说法，但或许有这种情况。后世却把敢于打击、断决、诛杀当作严厉能干。这是恶人处在高位，却想要求得皋陶、伊尹、吕尚那样的功绩，怎么可能呢？

殽烝这件事，周朝专门把它当作礼仪；齐、秦、晋、楚专门把它当作力量。那么，这种礼仪可以用来止息动乱、达到治理吗？

喜怒合乎类别的人很少，范武子大概接近吧？不迁怒的学问，不仅仅在洙泗之间（孔子讲学的地方）才有。

春秋时期敌国之间没有不互相了解的事情，而晋国和楚国尤其详细细微。好像交换国家处境一样，不知道怎么能做到这样。当时也曾经禁止间谍活动。

成公至襄公十三年

违背盟约欺骗大国，周人已经把晋国当作大国了。说晋国衰微的话，是不自觉的。伯舆也说：“只有大国才考虑这些。”

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别人。周天子不允许晋国使用隧礼，却把田地赐给晋国，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然而土地用尽，礼仪也就不能坚守，所以最终成为最弱小的国家。关键在于不失去君道，失去之后才去实行的，名和实都受到损害了。

分担谤议，后世称颂为美德。然而把虚伪当作德行，世道就越来越丧失了。臣子处理繁杂事务、消除疑惑，关键是要达到清醒明澈的境界，这是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事情。这不是用来要求华元、乐举的。然而孟子认为想要做臣子，就应当尽到臣子的道义，所以提出责难是恭敬，陈述善言、堵塞邪说是尊敬。

申公巫臣娶夏姬，这件事有什么值得详细记载的呢？然而与吴国沟通中原各国，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人应当探究事物的本源，那些倾覆国家的士人，真是可怕。

“济济多士”，是说贤人多。所以文王因此安宁，不是因为人多。纣王有亿万民众，离心离德难道在于人多吗？《春秋》论述三代的事情，浅陋的大多像这类。楚庄王陈设荆尸之阵，已经使用了大众，到这里又全部出动王卒，当时的人于是认为人多不可停止，这是什么见识？其极端结果就是白起、王翦了。

蔡侯、许男不记载名字，是因为乘坐楚国的车，称为失位。两国跟随夷狄，自己互相盟会，己方的车和他方的车，《春秋》有什么区别呢？这未必专门是鲁国史官的书法，往往也暗含他国史官的书法了。读这本书的人，起初没有详细探究，可惜大义被蒙蔽了。山有腐朽的土壤就会崩塌，本来有停息的土壤。然而天确实覆盖，所以不坠落；地确实承载，所以不倾斜。说有腐朽的土壤，是隐士窥测的言论。对崩塌致礼，是为了敬畏天、明察地。说因为腐朽而致礼，是不真诚于礼仪的。至于《谷梁传》说伯宗攘夺善名，又浅陋了。

栾书说：“善行相等就听从众人，以善行为众人的主导，这才懂得众人。”荀林父能这样，就不会在邲之战中覆军了。

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晋国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于是返回。杜预所说的需要几句来成全言辞，就是这类情况吧？史法、经法，孔子所加减的地方很谨慎。经师传授给学者，也谨慎就可以了。

武跟随姬氏被养在公宫，杂说中有程婴、杵臼的事情，韩厥说宣孟的忠诚可以证明，当时不把赵盾当作弑君者。

华元最初促成晋楚和好，后来于是达到弭兵，当齐桓公举行兵车之会时，是想讨伐不服从的诸侯，合纵不一。晋文公以来，完全是利用诸侯的力量，自己封殖国家。从此晋楚交替争夺，没有安宁的年份。等到兵乱到了极点，于是又从而弭兵，于是改变了天地常经。那么，有时用兵有时弭兵，都是以人力胜过天命。后世的议论，不知道反而把厌恶杀戮、喜好生养这样的人当作天道，是不对的。

刘子论述受脤，这里“字命”“字则”的字，古人都共用。大概性命祸福的说法没有区分。到子思、孟子谈论性命祸福，虽然也本于古人，但稍微区分了。

麻隧之战，向诸侯乞求军队，天子的卿士都参加，可以说是大举骚动了。然而只谈论秦晋恩怨曲直罢了，完全没有丝毫涉及公家利益。

士匄、士燮家风不同，流传这一种意思，到后人能承接下去的，是第一等人品了。

立着而不听从，将用什么君主？器物两种不缺乏，君主两个多灾难。周子与阳生的话，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晋国因此兴盛，齐国因此灭亡。那么篡夺盗窃的臣子，他们的势力已经形成，本来就不是空话所能命令的。何况像高贵乡公，用空手与他搏斗呢？叙述晋悼公恢复霸业，以及叔向与晏子的话，国家的兴衰，全在于君主以及一两个贤智合德的臣子，其余只是随着大势起伏。

称为“郑志”，兄弟大伦，本来想要警示百世；称为“宋志”，尚且不登载叛人，只是惩戒劝勉当时，未能波及后世。

译君王以一统九，尾重首轻，鄙野强大而国都弱小，这正是《春秋》所忌讳的导致动乱灭亡的局势。却认为足以迅速成就霸业强权，必定不是这样。

用束矢钧金来审理诉讼，也是古代的义理。轻罪转移给甲兵，小罪用罚金分担，这样有罪的人都不受刑罚，这不是法治。

凡是违背常理的学说，都是不了解古道而只是制造奇异言辞的人。唯独说到能够厚施薄报，隐藏武备而行文治，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就不能说奇异了，因为这是当时与后世所共同知道的。查考《左传》，对于晋楚称霸、立法定制，都明确记载其原因，以及其他诸侯小的变法改令，也必定记载，这是史家大事记注所看重的。哪有完全改变周公、太公的法度，使国家自我更新，却曾无一言提及的呢？根据这本书考察，管仲还能遵循旧法而号令诸侯，所以依据简册，修明德礼，举荐赐履，索取包茅，询问南征，这是当时所谓的义士，后世所谓的迂腐儒生。像这样的，是《左传》所记载的。至于《齐语》、《管子》这些书，不是我所能知道的。

人因生、事、报三者而存在，对待它们要一样，用死来报答生，用力来报答赐，这是真正的古语。然而后世的师道忽存忽亡，理应成就的德行不及古人。只有哲人告诉人们，顺从德行的言语和行为，季孙在这方面是不明智的。这话意味深长，德行的顺逆容易看见，而人的智愚难以齐同。所以人们所顺从的是德行，所逆反的，追求起来非常困难。

晋悼公恢复霸业，虽然是君臣同心竞争的功效，但也因为能联合吴国而分散楚国的势力。因为楚国强大而不可抵御。联合吴国的事稍加玩忽习以为常，最终在弭兵之会上权力归于楚国。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明晓大义而重视积累德行，怎么能扭转天下的局势？一时的纠合，只是作为欺凌掠夺、凶暴横行的资本罢了。

祁奚能举荐善人，是世间的通义。善人所在的地方，哪里有偏私党羽？偏私党羽，是末世的说法。末世用偏私党羽禁锢善人。

和戎借鉴后羿，和戎利在近处，借鉴后羿义在远处。

横直而委曲，必定折断；后世所谓的委曲，多是横直。赤舄几几，是圣人的道理；临深履薄，是求学者的事情。

穆姜所称的四德，古人说《易》有此论，其义狭窄，不足以当得起“干”德。孔子只是保存它罢了。孔子在彖辞中推明其义，才是干德。后世学者只是随文立说，不知道所宗奉的是什么。

知防称犹胜于战，委曲辛苦，想要避免尸骨暴露的惨状，这是乱世的仁爱。后世也有一劳永逸、暂时废弃永远安宁的言论，所谓暴露尸骨以逞欲。

让善，是善。然而能有善，争善，也是善。然而无善，不书为随，书为摄。或随，或摄，都是当时的事。何干孔子书法呢？

防十三至二十一

孟子举尹公之佗，端人取友，必定端方。《左传》记载庾公差为孙林父追卫侯，知道有友而不知道有君。处士记载的战国所谓仁义，多像这样。孟子来不及辩驳。

师旷言立君之义，是古人遗说。孟子大概知道，后世的议论完全不同。虽然不可改，但古义不可不知。孔子说：“所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那么后世的议论，也不出于孔孟。

子罕以不贪为宝。古人的德行，未尝不兼及物而言，舍弃物而举德行，是《春秋》的议论。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也是想要德行兼及物，不能兼则宁愿舍弃物而自乐。

夙沙卫唁臧坚，坚以为刑臣，礼士有死而已。齐君所厚待的，是节士所抛弃的。而用他来托孤，焉得不亡？

子罕抶筑者，不受。德行与却克分谤，意同而义异。大概从君主来说，应当先民而后君；从百姓来说，应当先公而后私。理各有所正，不随便自我隐晦。

晏子居丧如礼，他的老臣以为不是大夫的礼。叔向也说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王虽弗遂，宴乐以早。大概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庶人本非礼所及，明显是用贵来教贱。用贵贱不同其礼的，始于人主不能行礼。后世人主既不能行礼，而用法制整齐其下，使之如礼，这是贵者灭法以废礼，贱者倚法而后行礼。俗何由成，而教何由明乎？公子燮求从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若以后世言《春秋》者求之，安得书“曰蔡杀其大夫”？言不与民同欲乎？漆闾丘事，观臧武仲的对其辞甚严，是则孔子未修《春秋》以前，已有惩肆去贪之义。但当时议论不经孔子者，不能垂于后世尔。

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叔向谓夫子：“觉者味极长，惟自觉故能强为善，强为善故能知人之为善。不然，总总而生，林林而死，善恶何所不同？而况更以善为利己也？”所可痛者，以善人之命而寄于暴庸人之手。故祁奚以为“多杀何为”？此语尤悲尔。

习学记言卷十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一宋叶适撰左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