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四十一

译郤士美担任昭义节度使。昭义镇自李抱真以来，私厨每月耗费米六千石、羊一千头、酒数十万斛，潞州百姓困苦不堪。通算一年，按现在的标准计算，费用高达二十四万缗。郤士美将这些全部废除，拿出官仓的钱购买物资自给自足。又，卢从史在任时，每天准备三百人的膳食以防备牙兵，郤士美也废除了这一做法。查《李抱真传》称他能充实府库，训练两万成年男子，修缮铠甲整治军队，于是称霸山东，天下依靠昭义作为强镇。他大概是当时的良帅，然而奢侈浪费到如此地步，那么那些不良的将领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史书沿袭旧说，各自追求私下的美化，融合防备之处很少，恐怕郤士美所剔除的弊端，或许并没有完全清除。

户部侍郎崔蠡上疏说：“国家忌日设立僧人斋会，百官行香，讨论此事没有经典依据。”皇帝下诏说：“我凭借郊庙的礼仪，严敬供奉祖宗，备齐物品竭尽诚心，希望神明感应。恭敬地想到忌日的感伤，这就是所谓的终身之忧。然而近代以来，归依佛教道教，征召两教人士设斋，防备百官行香，认为这有助于圣灵，暗中资助福祚，这与皇王的治国之术不同，颇违背教义的根本。昨天得到崔蠡的奏论，于是派遣人查寻本末。礼制法令，曾经没有明确规定，习俗因循守旧，确实应当整顿改革。两京及天下州府，在国家忌日于寺观设斋行香，从今以后，都应当停止罢废。”这是开成四年的事。唐代的礼制文章，不被懂礼的人所认可，然而像这样的事，还能加以纠正。不像后世定为不可更改的法则，认为臣子恭顺报效的节操，没有超过这一点的。近来传闻苏子瞻、程正叔争论行香日食用荤食还是素食，有刘氏偏袒一方的讥讽，而范淳父、黄鲁直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于是结下怨嫌。那么，安于流俗，而计较恭顺轻慢的偏颇，恐怕是没有考察清楚吧。

代宗本来因为经历艰难、忍事能防，所以在败乱之余得以幸存。他在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李光弼、郭子仪生死始终的关键时刻，都使用这种权术，虽然不足以称为君道，但也不能说没有他的用意。唯独到了元载，起初放纵，没有立即猜忌残害，驾驭控制背离常理，完全不合道理，而且已经知道他是奸臣却不立即罢黜，不知怀疑畏惧什么，一定要拖延岁月，养成大恶，动用全国的力量像捕捉强盗一样才战胜他吗？杨绾既然自当宰相置于闲地，直接等到元载被杀，才让他代替，这既不是招致贤才的方法，而杨绾不估量他的君主，冒昧前进，恰好遇到即死，姑且留下美名，不然君臣之义最终能成就什么呢？学者轻信往事，将来自己防备不审慎，无法建功立业，趋向日益卑下，不可不知道。

杨炎变革两税法，大概是因为当时不再授田，已经很久了。自古以来，官府养活百姓，辛苦地建立制度，像家人父子一样，贡税的田地，号称借力，官民不相混杂。春秋末年，已经按亩征税，到战国时期授田的制度彻底废除。汉代疆域广大，只是根据百姓自己拥有的土地廉价收取，虽然不是古法，至于随时简易，不苛求于民，反而超过了古法。唐代虽然沿袭周、隋的授田法，不是古法，而且每年更改，烦扰难以遵循。在盛世时，已经不能坚守，直到百姓自己拥有田地才停止。百姓自己拥有田地，多少不等，贫富不齐，怎么还想要用授田时的税法来征税呢？而后世的议论认为租庸调接近古法，两税变革古法，这是完全不究始末罢了。所谓“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是变为两税的关键。而租庸调之所以不能长久实行的原因，正是主客、丁中难以分别的缘故。

旧说李德裕重修实录，增崇其父李吉甫的美名。然而将李吉甫的事与李绛对比，心念识虑，固然不是李吉甫所能比及的。至于处置国家大事，李绛尤其超过他。如果真像传言所说，李德裕更加浅薄低下，即使想要虚夸，也越发显露他的短处。然而李绛自从罢相后，沉浮于粗使之中，将近二十年，不知道早点退隐，最终遭遇奇祸，最为可痛。大概是唐人的陋习，即使是李绛和宋璟也不能免。

管仲起初凭借盐铁称霸齐国，我常常怀疑《左传》不记载，而《管子》书乃是诸子辩士刻薄揣摩者附会其说，不是实事。那时王道虽然衰微但未完全断绝，圣贤的余论尚存，如果管仲真的夺取商贾的利益来自己封殖，议论者怎肯赦免他？况且陈氏窃取齐国权柄，大概是用私家量器借贷，用公家量器收取。晏子说百姓爱他如父母，归附他如流水。那么，豪夺民利，绝对不是管氏所为。此后便有桑弘羊、孔仅，再后有刘晏、李巽。桑弘羊等人奉行汉武帝的欲望，最得罪百姓。刘晏的事与桑弘羊无异，其可宽恕的是，桑弘羊兴利而后用兵，刘晏用兵而后兴利，好像是不得已而为之。又后至今五百年，刘晏的术数不废，反而增加。史家却说“取人不怨，予人不乏”，道御而王，权用而霸，不知道帝王所谓的食货，像禹、益、稷播奏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百姓得以粮食，万邦得以治理，是为百姓通致食货，完全不取，岂能以权道王霸为一种？史家如此无识，轻率立论，自然不足责备。至于学者因此沦浃心髓，一则非议桑弘羊，一则是刘晏，随声褒贬，没有根柢。这是治道所以沦没，不可复振，稍有留意的人，应当痛哭流涕而思考啊。

译颜真卿议论群臣奏事，应先禀报长官，利害关系非常明确，平庸的人都能明白。当时距离诛杀鱼朝恩已经将近十年，假如代宗能因此醒悟，罢免鱼朝恩不必等到其罪恶积满极点，何必动用严刑呢？奇怪的是唐人以及后世都将此视为寻常文字而忽略过去，直到杀了鱼朝恩，代宗也没有追忆先见之明的言论，看待颜真卿与常人无异，难道是因为颜真卿遇事就直言，众人望风厌恶他，所以不能感动代宗吗？他的言论从艰难时局之初开始，百姓尚未凋敝，太平的治理立刻就可以实现。恰逢李辅国掌权，宰相专政，互相姑息，没有人肯直言，大开三司（指酷吏机构），不安定反叛者，逆贼流散，将士向北逃跑，党项部落聚合，地方盗贼至今成为祸患。伪朝将领互相惊恐，因为李思明的危惧煽动而再次反叛，又导致相州溃败，东都陷落，先帝因此忧虑操劳以至于损害寿命。我每次想到这些，痛彻心骨，可以说详尽地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如果让他施展抱负必定能平息世间的危难，不仅仅是正直的气节呼喊空谈而已。世人只知道颜真卿刚烈，能够视死如归，大概是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却不知道他活着时就可以成就仁德。那么李晟、郭子仪的功勋又有什么值得急切称颂的呢？

李晟的才能超出李晟、郭子仪之上，远远超过德宗。将相中有李晟和陆贽，应当在朱泚死后，就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必定能制服吐蕃，以消除关中的逼迫，逐渐处置各个藩镇，经过几年时间，两河的祸患就能减少五六成了。世上没有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必讨论。如果有这样的人，又已经在应当任用的位置上，却被压制埋没，自取衰微。诗人之所以感叹太阳正当中天，处于前方高处，所以令人痛惜悲伤罢了。

集结天下的军队，连年攻打淮蔡，没有取得丝毫成效，而李愬没有杀一个人，任用李祐，招降董重质，保全军队独自取得不流血的成功。前代本来不容易一一列举，而韩愈作《平淮西碑》，却说于是命令颜杲卿、李愬、武元衡、李光颜、韩公武都统属于李光颜，不选择将领任用人才，而表面上拘泥于泛泛率领以侥幸获得一次胜利，这是唐人的大失误。韩愈既然不能知晓，又没有辨别差异，使得绝世的奇功被庸俗的统帅、奸诈的将领所挫败，像鱼朝恩、吐突承瓘那样，如果有成就，又将用什么言辞解释呢？难怪他不心服而最终遭到沮毁。

陆贽议论事情始末没有瑕疵，唯独劝谏德宗在推诚这一说法上没有切中要害。大概德宗把轻信当作推诚，只相信言语而不观察行为，起初不担心他后悔诚信而变成欺诈，这是陆贽有所未达到的地方。唐人颇为陆贽偏狭急躁所苦，不能容忍于邵、于公异。窦参的死，认为是泄露言语，这还算是小的方面。大概古人想要辅佐世道，必须先揣度君主。德宗任用崔祐甫、杨炎、卢杞、姜公辅、窦参为相，都出于一时的匆忙，等到他们被罢免，严重的被诛杀，都采用同样的方式。陆贽不揣度，几乎见到微与窦参以及吴通玄兄弟计较是非，以胜负作为离合，诛杀窦参任用陆贽，安然接受。等到他离去时，也是如此。夸耀自己的长处，而不能照见自己的短处，诗人称赞仲山甫已经不这样了，何况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呢？可惜陆贽没有达到这一点。

旧史完全记载梁镇奏请停止李国祯建立大地婆父等祠堂的文字，学者品味它，自然应当增长志气。虽然唐京畿县的县令、县尉可以直接通达朝廷，然而治理百姓的人既然有城池社稷，却不以实际的利害关系告知君主，只是把奉行命令当作恭敬，而在私下议论，那有什么可取的呢？在当时，宰相引导迎合君主荒惑，而道士在中间威胁，本来就可以看见。大概不只是像林灵素那样的人能作奸犯科，而梁镇以县令独自承受其锋芒，激昂慷慨倾尽如此。那么人们只怕不去做罢了。

裴延龄、皇甫镈被进用，陆贽、裴度都有谏疏。陆贽虽然详细反复恳切，不如裴度的简重得体，真是大臣的言论。裴度说：“近来淮西粮料所破费五城钱，其实只给一城、两城，士卒怨怒，都想离叛。我到行营，正且慰谕，责备他们拖延不进，供应军队逐渐困难。只要能前行，必定有优厚的补偿，以此约定，然后严厉督促供应军官，暂且支取九月。一日两城以上的钱，都容许努力，方才将稍微安定。虽然侵刻不少，然而漏落也很多。所以罢兵之后，轻费钱数一千三十万，不知道所谓漏落者，是皇甫镈私自据为己有呢？是官吏所侵吞呢？是国家赋税有名无实呢？”裴度作为宰相，不能透彻预见事情防备，只凭意思说话，也不可以。

朱泚已经反叛，朱滔联合回纥包围真州，将要断绝河津，窥视东都，与朱泚合流。当时李怀光占据河中，李希烈从汴州逼迫江汉，李纳、田绪猖狂未止。唐朝号令所及，十成中才二三成。然而天下最终不至于土崩瓦解，是李抱真结交王武俊的力量。李抱真之所以能说服回纥、王武俊，依靠贾林的言辞。保存唐朝的功劳，超过曹刿、烛之武了。德宗初立，运动天下，事情出于万全。等到他荒急谬计，自取迁辱，而把存亡离合，呼吸俯仰的局势，寄托于辩士之口。作为君主，可以不鉴戒吗？

德宗天资喜好文章，喜爱李楷落碑，任用杨炎作《宸扆台衡铭》《君臣箴》。笔意精颖，涵盖治道，不是魏文帝、隋炀帝能及的。然而与诸将裴延龄、渠牟、执谊之类应和附着，如影随形而陆贽辈却不能容忍。大概乐于与不如自己的人接近，而安于他们的言语以为没有人违背自己，这是君主的大患，自古如此。然而到了王安石，却又相反。为什么呢？

译萧昕推荐张镐，使他从平民直接担任拾遗。萧昕本人也是拾遗。唐代还保留着这种风气。他说（张镐）被任用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不被任用就做一个深谷中的老翁，由此可以想见萧昕的风度雅致。鲍防被窦参逼迫退休，当时还未到七十岁，他说：“我和萧昕的儿子同岁，却和萧昕一样退休了。”大概萧昕退休时已经八十八岁了。唐人虽然用道义来要求士大夫，但不用法度来限制他们。所以柳公权因为元稹先称贺，奏章忽然荒谬而被夺去俸禄，议论的人遗憾他不归罪于事。直到咸通初年才退休，也已经八十多岁了。

高崇文在长武城训练五千士兵，常常像敌人到来一样戒备。等到讨伐刘辟时，卯时宣布命令，辰时出兵，这与楚庄王投袂而起完全相同。杜黄裳，不能说他不知人。他能成功，不是偶然的。杜黄裳开创了宪宗中兴的事业，然而谈论藩镇时，也只说贞元年间近来的事情，劝谏用法度来整肃诸侯罢了，终究不能说到事情的根本。在横流的局势中力争，辛劳而难以建功。所以贾谊认为应当多封诸侯而削弱他们的力量，赵普也请求支郡各自奉事京师。宪宗十二三年间，耗尽百姓的力量，仅仅夺取了几个藩镇，这件事本来就不容易收拾，也是君臣思虑有所不到的地方。

旧史称前代以史学为学者大多不被时代所容，多遭放逐，这是什么原因呢？确实因为褒贬是非掌握在手中，贤愚轻重系于言语。君子之道微弱，世俗多忌讳，一言切中要害，就嫉恨得像仇敌一样。所以峘推荐坎防在仕途上，沈栁不能登上显贵。后来执笔记录的人，可以为此痛心。道义必定伸张，事物不会永远困顿，子孙借助他们的余荫，多至公卿的，大概有天道存在。这话虽然不足以定世论，但比起韩愈自说人祸天刑，则略胜一筹。古人以官职守护道义，何况史官与道义升降，国家的赏罚，不敢指望。天下的褒贬在我手中，那么何必计较职位的高低？旧史的意思，不是太浅陋了吗？

李夷简弹劾杨凭，想处以死罪，审讯未得实情，就逮捕原来的属官，登记家产。当时御史权力如此之大。李夷简也被称为贤者，却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与杨球、崔暹没有区别，为什么呢？时论虽然认为他挟私报复，但却说摧挫藩镇是得当的。摧挫藩镇应以道义而非强力，这本来就是无知者的言论，不足为凭。只是杨凭本是士人，习惯于奢侈浪费，自取羞辱，令人可恨罢了。

独孤及说：“减少江淮、山南各道的兵力，认为今天下只有朔方、关西有吐蕃、仆固的威胁，邠、泾、凤翔的兵力足以抵挡，此外东到海边，南到番禺，西到巴蜀，没有防备侵扰的必要，而兵力却不解除。”这话是肃宗、代宗年间无故变，天下皆为兵灾的真实记录。大概这种祸患自古所无，而至今仍然存在。

盗贼杀害武元衡，许孟容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告知宰相，请求起用裴中丞辅政。我记得以前，朱熹因为本曹侍郎林粟弹劾而被罢免，太学诸生启发他们的老师，请求叩宫门留住朱熹为司业。当时认为向老师求老师，是侮辱老师。向老师求老师是侮辱老师，那么向宰相论宰相，就是侮辱宰相了。然而许孟容所说的，朝廷不认为冒犯，而李德裕果然平定了淮蔡。事情如此浅显，尚须议论不壅塞，才能做到。何况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呢？唐代中期以后，称家法之美，父兄子弟相继贤才的，只有穆、崔、柳氏。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行为有耻，出使四方，不辱君命，可以称为士了。”敢问次一等的呢？说：“宗族称他孝顺，乡党称他友爱。”又问：“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果断，硁硁然小人哉，也可以称为次一等的吗？”不探究道德的大意，不知古人的本末，而以宦学所由的途径，便作为立身的大节，足以求取禄位罢了。看汉阳陈氏、江南袁氏，已经远不及了。

自从天宝年间发生战乱，吐蕃成为强国，西门就是战场。古人说“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太宗君臣凭借一时的兵力，以消除边患雪耻，骄横前代，哪里知道子孙的祸患会到这种地步呢？当时马璘、刘昌、郝玼、史敬奉、野诗良辅相继捍卫边境，仅能自保。而如果说他们不能北越白道，西出萧关，认为将略有所不到？大概还是以太宗时的事来期望他们吧？

元稹、李逢吉交相煽动险恶奸贼，这是穆宗、敬宗时的大事。文宗初年号称肃清，是韦处厚的功劳。他贬谪熊望，诏书说：“孔门高悬百行，由至顺者其身必荣。朝廷广设众官，践正途者其道必达。前乡贡进士熊望，因缘薄伎，偷冀侥幸，营居中之密职，扰惑朝经，致逼下之嚣声，因依邪隙。及众议波涌，累月不宁。司门验繻，累月至四考，覆谬妄乃非坦途。朕大启康庄，以端群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户望。”刘栖楚是客卿。

我已经在平淮西碑中，论述阳拘泛率之非，然而还有未尽之处。韩弘，是贼寇，与李师道、王承宗相差无几，却让他做统帅，责成他成功，这是武元衡、李吉甫的错误吗？离杜黄裳远矣。韩弘无状，以至于蛊坏李光颜，裴度虽然督战，尚不敢担任招讨，凡事利害，纵然明明在目前，终究不是智者不能看见。而世人认为这是智，则必定要等到冥冥中决断，难道都是这样吗？

译国家忌日行香，此外又有君主生日称贺，春秋两季在孔子庙释奠。根据韦绶、刘禹锡的言论可以看出，当时的人都认为这些不合礼制，而当今世人反而认为这是盛大的礼仪。既然有这些举措，就没有人敢废除，这是前世礼官相传的说法如此。如果不辨其是非，而直接用废除或保留来防范，可以吗？新史中的说法真是浅陋。高瑀传中称韦、裴做宰相时很少债师，这原本起源于宦官贪婪冒犯的行为，等到积习渐久，人们便习以为常，不是贤能之人不能革除，即使是杜黄裳也不能避免，何况其他人呢？近世确实有债师的议论，淳熙年间任命清明，然而外面传闻宦官侥幸通过告发而获得官职的，也不在少数。天下的私情，常常想要败坏至公，这就是干德之所以困难的原因。

宪宗询问政事的宽猛，权德舆说：“唐朝以仁厚为先。”我考察典籍，自古流俗未尝不以猛胜，只有圣人能用宽。周朝衰微而宽道废弛，所以孔子极力争辩，以阐明严猛之非。如“佚道使民，生道杀民”，孟子已经片面驳斥，不能穷尽孔子的义理。权德舆只从利害角度谈论，大概是俗儒常见的见解。然而近世引经讲学，未尝不主张宽，等到他们从政，未尝不雄猜刻暴，叱咤百出，何止于用严而已？这又是权德舆的罪人啊！

唐朝辅佐宰相的三节，除了魏征之外，都不如元和年间的那些人。到了杜黄裳，惩戒德宗，首先开启治权，百年依赖他，又不是那些人能比的。所可恨的是，他的才智只限于他能做的，既不知道上一截，也不知道下一截。不知道上一截，那么国论就不明；不知道下一截，那么士俗就不成，尚且不能期望两汉、魏晋的人才。

裴度能聚集天下的声望，在己身为公卿大夫所宗，终身如此，这一件事，自唐以来，贵人皆无此意吗？仅有此意而不能成，能成者，只有裴度一人而已。笑受崔咸罚爵，可以并防然。如果他的见识稍进，又当不止于此，未尝不抚卷深惜之也。起初，韩愈科目辈行，立朝所历与裴度略等，而韩愈工文字，自致名闻，不是裴度敢望的。等到韩愈先依郑余庆，方能在百僚间，后益困，不是裴度提衡，不复进，遂判然为下，与冯宿、李正封辈无别矣。难道韩愈皇皇然以行道自任而不计其身之重轻吗？还是行道者必轻其身吗？曾子谓士不可以不弘毅，比其死也，未免易季孙之箦，盖古人难之。还是讲明犹有未至吗？

牛李之党蔓延可畏，然而罪在李吉甫，如皇甫湜辈，哪里足以成为讦？而吉甫怀之，子孙不忘。宰相不平心，国家安危存亡所由分也。本朝范吕事，亦然。

元稹本与白居易同称，然而一旦隳节取卿相，则不得齿于士类。遂与裴延龄、皇甫镈等，古今人受病，皆以身之材能，外之官职对立。一念既偏，至于失其身而不能救，是真可哀也。

白居易论诗，谓周衰秦兴，六义始刓；及江、鲍，则六义尽去。按《周官》教六诗，不言诗有六义，主文谲谏，盖后人颠倒其说。孔子教诗，但言兴观群怨而已。白居易专以讽为主，固已失之。自既以此致谤，至本朝苏、蔡，遂成诗祸矣。李渤校宰相考，当时议者以宰相旷官，自宜上疏论列，而越职钓名，非尽事君之道。夫以考功而考及宰相，谓之久不行可也，谓之越职不可也。我观《左氏》载君子之论，亦当时所谓议者，其间不近理极多。大抵古今风俗好恶，不甚相远，其因循拘碍则谓之流俗，而能自超越者则谓之贤。但世愈降，则超越者愈微，而道义遂沦没矣。如何愧古人乎？

唐贤良策惟有刘蕡，我曾论唐人无识治乱者，惟以文华进身，以气力任事，随其所至，裁割而成。如蕡考据经术，条析急务，一时大义略皆先具，进士之俊杰无能及矣。然而知治与致治不同，惜蕡不一试用，观其所为如何也。

宦官所以制人主之命，以其有兵而训注之徒，但欲殄灭其人，至不胜，遂从兵以逞。唐之亡，形由此成。训注固不足道，然而唐人之虑，要自无及此者。王叔文收宦官兵权，不就，韩愈著于实录，方以为幸。其诗谓：“六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昔季路堕三都不克，而孔子出奔。人在天地间，职分必有所底丽，不然虽励志无用也。

李德裕密勿综理，当国威重，知大体，料敌制胜，任事独克，唐宰相皆所不及。然而他以父为准的，父之所怨，己亦怨之，结成大隙，不可救止。自为党魁，而辨诉朋党，不少置。岂惟身灾，国祚长短之所系也？呜呼！德裕智不足以知此，以天下之大，惟父是崇，至于宗不能庇，而犹不顾省，岂所谓贤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