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四十五

译用兵只听说笨拙而求速胜，没见过巧妙而持久作战的，这最可作为后世用兵的关键论点。然而，巧妙者能够持久，笨拙者不能速胜。古人关于持久与速胜的论述，这本书并未深入考察。《尚书》称武王一旦穿上战袍，天下就大大安定，这不是巧拙、久速所能预先决定的。高宗征伐鬼方，周公诛灭管叔、蔡叔的党羽，齐桓公、楚庄公谋求霸业，都是历时最久的。后世的诸葛亮虽然无功，也能长期暴露军队而不陷入困境。行军有节制，驻兵有制度，对敌人不厌战，对自己不劳顿，即使持久作战也可以。如果轻率行动、迅速返回，频繁多方骚扰，就像寇盗夷狄一样，即使速胜又有什么可贵呢？

聪明的将领务必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吃敌一钟粮食，相当于我方二十钟；用敌一石草料，相当于我方二十石。据记载，辕涛涂想让齐桓公在东夷展示军威，沿海路返回，申侯反对他，让他从陈国、郑国之间经过，供给资粮鞋履，于是齐国拘捕了涛涂。城濮之战的胜利，晋军进入楚军营地吃了三天的粮食；邲之战的失败，楚军也吃了晋军三天的粮食，都被视为大喜事。虽然春秋时期的用兵不如前世，但也没有指着敌人作为食物的。到了后世，抢劫掠夺，无所不有，而这本书却认为这是智将的行为，那么赤眉、黄巾之乱就会纷纷兴起了。

自从周王室衰微，诸侯强凌弱，大吞并小，春秋时期没有一年不发生，围困、攻入、灭国、夺取，甚至立为常例。而这本书有“保全国家胜过攻破国家，保全军队胜过击破军队，攻城要十倍于兵力，五次进攻”的论述，又说“不战而使人屈服，应当以保全之力争夺天下”。起初看似简便，但这难道是伐谋、伐交所能达到的吗？必定像禹、汤那样，不战而能保全争夺的，才可以这样说。

极力论述束缚军队，导致胜利。又说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干预。春秋时期固然没有君主从中干预的祸患，战国时期开始有但还不严重。秦汉以后，这话就成了治病的砭石。大概这本书也不是能洞察细微的人写的，基于窥测而局势转而激烈罢了。

先造成自己不可被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可被战胜的时机。能做到不可被战胜，不能使敌人一定可被战胜。可战胜的在于防守，不可战胜的在于进攻。防守是因为不足，进攻是因为有余。善于防守的人，隐蔽在九地之下；善于进攻的人，行动在九天之上。善于作战的人取得的胜利，没有智谋的名声，没有勇武的功劳。他论述彼此胜负的关键，极为恳切，大概只是想要不败，而未曾敢求必胜。而后世想要必胜的人，都从这本书中寻找依据。其他不值一提，而曹操、李靖的注解最为详细，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战争态势不过奇正变化，专为带兵的人说可以。如果为国家，则有正无奇。

能知道作战地点，能知道作战日期，就可以千里之外防备作战。不知道作战地点，不知道作战日期，那么左边不能救右边，右边不能救左边，前面不能救后面，后面不能救前面。何况远的几十里，近的几里呢？凡是作战，以声音相临，以气势相加。决断知道作战地点和日期，即使是汤武的军队，也不敢以此自任。像这样，就只有防守而已。这本书尽述用兵的害处，而在防守与不战方面坚持最坚定，学者也没有详细研究。

用兵不贵在人多，只要不轻进，足以集中力量，估量敌人、争取人心而已。只有无虑而轻视敌人的，一定会被敌人擒获。本篇所记行军侦察敌情真伪数十条，最后归结于这几句话，大概喜欢谋划的人多急躁，有顾虑的人易骄傲，这是智士的通病。

所以作战之道必胜，君主说不要战，必战也可以；作战之道不胜，君主说必战，不战也可以。可以必胜而轻易失去的，世上固然多有；不可以胜而轻易冒犯的，世上固然多有。不然，又怎么会有成败存亡的容易颠倒呢？这难道只是为用兵说的吗？所以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只保护百姓，而利于君主，这是国家的珍宝。又说：懂得用兵的人，行动而不迷惑，举动而不困穷。唉！难道只是用兵如此吗？

投入无所往的境地，是专诸、曹刿那样的勇敢。明白这本书不与阖闾、伍员同时，善于用兵的人，譬如率然。率然，是常山的蛇。攻击它的头则尾巴来救，攻击它的尾巴则头来救，攻击它的中间则头尾都来救。敢问可以使军队像率然吗？回答说：可以。吴人与越人互相厌恶，当他们同舟渡河而遇到风浪，他们互相救助就像左右手。又说：善于用兵的人，携手如同使用一个人，是不得已。古人说善于治理的人，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又说：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帮助，疾病互相扶持，那么百姓就亲睦。那么善于用兵的人，人人知道他的勇怯，事事同其忧患，死生利害不相背离，所以首尾相救如同使用一个人。不是说阵法奇正，同舟遇风不得已而如此。如果必定说：投入死地然后生，防备亡地然后存，是真死亡，哪里还有生存的道理呢？

火攻是浅近的事，以此作为书，那么书不胜书，何止十三篇呢？下文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的，防止命令叫费留，不与上篇连属。战国说士所谓养由基可教射之类。

所以明君贤将，之所以行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人的，是先知。凡是孙子所说的，都是先知的事。而说先知的人，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道敌人情势的，归结于用间。那么这本书的纲领，不过在于用间而已。然而说明君贤将，以上智为间的，必成大功。大概是他妄意的过错，若近事，秦桧挟持金人来执掌国权，那么可以说他能用间了。

译司马迁说，世人所推崇的军队大多遵循孙子的十三篇兵法，起初管子、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在战国、秦、汉时期盛行，而这部书却独独成为谈论军事的宗师。等到董仲舒、刘向修明孔子之道，那些学说都已被废黜，而这部书依然杰出地受到尊崇。直到今天，它又将流传到无穷无尽，这就是文治与武功最终成为两条不同道路的原因。可悲啊！太严重了！扬雄不喜欢孙武、吴起，却说“难道没有司马法吗”？唉！不知道扬雄所指的司马法是哪一部。

吴子

强国的君主必定要考察他的民众，把胆量勇气、体力强健的人编为一队，乐于进战、效力以显扬忠勇的人编为一队，能攀高越远、脚步轻快善于奔跑的人编为一队，失位的王臣想要向上显示功劳的人编为一队，弃城离守想要消除罪过的人编为一队。这五类人，是军队中训练有素的精锐。拥有这三千人，对内出击可以解除围困，对外进攻可以屠灭城池。要屠城解围，并非依靠地势轻捷、马匹轻捷、车辆轻捷、士兵轻战。清楚地知道地形的险易，地势就显得轻捷；按时给马匹喂饱草料，马匹就显得轻捷；车辆训练充足，军队就显得轻捷；士兵锋锐甲坚，士兵就显得轻战。用兵的方法，以教导训诫为优先。一人学会作战，教导成十人；十人学会作战，教导成百人；百人学会作战，教导成千人；千人学会作战，教导成万人；万人学会作战，教导成三军。用近处等待远处，用安逸等待疲劳，用饱食等待饥饿，由圆变方，由坐变起，由行变止，由左变右，由前变后，由分散变集合，由集结变解散，每次变化都加以练习，然后才授予兵器，这就叫做将帅的职责。按：孙子谈论将帅的职责太过深远，不如这样切近实际。

吴子说：“大凡用兵有四种关键，一是气机，二是地机，三是事机，四是力机。三军的众多，百万的军队，布置轻重的关键，在于一人，这就叫做气机。道路狭窄险峻，名山大塞，十个人防守，一千个人也过不去，这就叫做地机。善于间谍谋略，轻装部队往来，分散敌军，使他们的君臣互相怨恨，上下互相指责，这就叫做事机。车辆坚固车辖，船只便利桨橹，士兵熟悉战阵，马匹习惯奔驰追逐，这就叫做力机。知道这四种关键，才可以做将帅。”按：《孙子》的“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等篇，微妙入神，然而提出这些话语，简直明白，无论智愚高下都可以使用，使用必定灵验，这就超过了孙子。

司马法

古代以人为根本，以道义治理叫做正道。正道不能达到目的，就使用权变；权变出于战争，不出于常人。正道不能达到目的，权变就不能成立。又说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众可以役使，这是最高的德行；夏代赏而不罚，这是最高的教化；殷代罚而不赏，这是最高的威严；周代用赏罚，德行衰微了。尤其不能成立，其他大抵类似这样。司马迁说《司马兵法》宏大深远，即使是三代征伐，也不能完全领会其意，就是这部法吗？还是另有所指呢？穰苴的事，我本来就说他不是儒生学士，只是借名于兵法，模糊松弛，没有归宿。不是懂得德行的人，不足以懂得兵法，而司马迁所说的“宏大深远”，才学竟是这样，可悲啊！

六韬

古代盛世，尧推举舜，舜推荐禹，皋陶、汤任用伊尹，高宗梦见傅说，史书都详细记载，而文王遇见太公望的事却缺略，令人遗憾。《诗经》只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谅彼武王，肆伐大商，防朝清明而已”。看《左传》记载赐履一节，大概太公刚进见文王时，还是诸侯，等到辅佐武王灭商，就作为屏障辅佐在外，所以他的功劳不及周公、召公那样大。然而世俗流传，兵家窃取借用来作为书，像现在的《六韬》，后世承袭错误，认为他们君臣遇合之间，阴险诡诈狭隘简陋到这种地步，那么怎么面对上天，让上帝降临你呢？

自从龙韬以后，四十三篇条陈变故，预设防备，都是兵家所应当讲习的。孙子的论述至深不可测，而这四十三篇繁密详尽，作为孙子义的疏解。其中说避开正殿，是战国以后的事，当然晚于孙子。论述将帅有十过，接近五危。战车十死，战骑十败，与行军九地相互出入。其激励军队说礼将、力将、止欲练士，各聚卒教战，成三军，又本于吴起。那么孙吴本来就是兵家所师法使用的。至于庄子也称九征，就真以为是太公所说的了。然而庄子轻慢侮辱方术之士，却不醒悟六韬不是伪作，为什么呢？大概当时学术没有统绪，诸子有的妄自诋毁，有的偶然崇尚，出于草率，哪里足以依据呢？按：军用篇叙述三军器用攻守的器具，秩品众寡的方法，甲士万人，器械重厚，无所不有，计算十万人才能满足，大概道路不能容纳。《左传》邲之战只说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城濮七百辆战车，只有韅靷鞅靽而已。如果所有物品都随行，起江越海，都有兵，临时仓促施用不及，是自取败亡之道。然而也不可不知道。孙子说没有辎重就灭亡，没有粮食就灭亡，没有储备就灭亡。又说：百里争利就擒获将军，五十里争利就挫败上将军。如果固守其地，见利而不能争，那么要兵做什么？而舍弃辎重粮草，徒手搏斗的，又没有不覆军杀将的，那么兵到哪里去求胜？那么遵循孙子之术的人，必定不战而后可以罢了。

译三略

驱使智者、勇者、贪婪者和愚者，世人常以此为谈资。查考《孙子兵法》：将领有五种危险，必死可被诱杀，贪生怕死可被俘虏，急躁易怒可被侮辱，廉洁自好可被羞辱，爱护百姓可被烦扰。这五种情况，都是将领的过失，军队的灾难。全军覆没、主将被杀，必定因为这五种危险。然而，没有智、勇、贪、愚的人，是孙子所任用的；而驱使智、勇、贪、愚的人，是孙子所禁止的。智、勇尚且不可，何况贪、愚呢？军队必定要凭借战功，没有什么不可驱使的，只要能够取胜罢了。祸患在于取胜之后，自己由卑贱变为尊贵，由士兵升为将领，亡国杀君，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

军井还没有挖通，将领不说口渴；军帐还没有搭好，将领不说疲倦；军灶还没有开火，将领不说饥饿。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拿扇子，下雨不张伞盖，这叫做将礼。查考“将礼”二字以及下面的“礼将”、“力将”、“欲将”，都是兵家自己创造的含义，在古书中没有查考依据。《周礼》大宗伯“用军礼来统一邦国”，“大师之礼是用众”，“大均之礼是恤众”，“大田之礼是简众”，“大役之礼是任众”，“大封之礼是合众”。所贵在礼的地方，是说能够有所区别，而军礼唯独说“同”，那么“将礼”二字也不能说没有符合古人的意思。晋侯登上有莘的废墟来观察军队，说：“老少有礼，可以任用。”不知道当时所说的“有礼”是指什么事？但后世直到今天有讹误谬论相传，做将领的不谈礼而都谈威，所以子玉治军，整个早晨就完毕，鞭打七人，穿耳三人。国老都祝贺，而蒍贾认为刚愎而无礼，不可以治理百姓。那些能够吊唁死者哀伤，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又被认为是恩惠，而不再谈礼了。礼，是将领的根本；威，是将领的末节；恩，是威的余绪。何况后世直到今天，士卒习惯，指望上级只有威是必须的，没有敢希望恩惠的。正是蒍贾所说的“内部安定而外部失败，怎么能战胜敌人呢”。

尉缭子

现在国家遭受祸患，用重宝出聘，用爱子出质，割让土地边界。得到天下的援助士兵，号称十万，其实不过数万罢了。兵士到来，没有不对他们的将领说：“不要说天下先战”，其实是不可能让他们作战的。史称吴起重在强兵，破除游说之言，纵横家，天下既然混乱，各自有一种常势，随其所趋，无法自免。况且三代诸侯已经被吞并，到了六七家，可以说非常强大，而纵横之说才出现，而制其死命。像尉缭之类，所见与吴起大致相同，然而孱弱的君王和荒谬的主上，最终不能翻然改悔，而相随灭亡。其后唐朝化为节度使，每次征召诸道兵讨贼，度支加倍供给粮食，暗中与贼约定，所取不过一县一镇而止。唐朝也竟因此消尽，不能再改图。现在世道固然自有常势，士人已没有特出的智慧，所依靠的是以前代的成败来考质，或许能警省罢了，然而无所增长，而更加迷惑多矣。至于兵书，则腐陋不足采听，尤其严重了。

凡用兵，不攻打没有过错的城市，不杀害无罪的人。杀死别人的父兄，掠夺别人的财物，奴役别人的子女，都是盗贼。尉缭子论兵，尚能确立这个论点。孙子得到战车十辆以上，奖赏先得到的人，而更换他们的旗帜，车辆混杂而乘坐，士兵善良而供养他们，这叫做战胜敌人而更加强大。仅仅计较俘虏掠夺的多少，看尉缭的这个论点，何其狭隘啊。名为禁暴除患，而未尝不以盗贼自居的，天下到处都是。何谈兵法呢？

太宗李靖问对

太宗想要攻取高丽，专门委任李靖，李靖固能辨明。如论用正兵以及诸葛亮、马隆的事，都是后世做将领的人所应当知道的。然而太宗想要以高丽为自己的功绩，忌恨李靖而不任用，最终没有尺寸功效，而疲弊天下。当时，哪里是奇正之说所能了结的？当君主锐意亲自统帅，而李靖不能出一言救止，如果有挫折，必定与他一起失败。大概李靖，只知道说做将领的事，而不知道说为国的事。用将领的事隐瞒国谋，误导后人很严重了。当削霍邑之战，唐事几乎失败，而成太祖由此开始定霸业。所以言者矜夸其功，特假设奇正为问罢了。李靖不是不知道，而难以斥责高祖，固亦回护为答，而太宗还恐怕李靖不悟，重复诘难。大概其自夸之心终不忘也。蔽吝如此，安足以决奇正之实论哉？所以说旗帜参差而不齐，鼓声大小而不应，号令喧嚣而不一致，真是失败而不是奇，则已明告之矣。况且建成军退却，只谓之败，太宗救败，仅而致胜，固无奇正相生之理。现在以败退为奇，也恐怕误导后人吧。

孙子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的，奇正是也。凡作战，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取胜。善于出奇的人，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曹操修其术，有一术，二术，先后旁系。至太宗与靖问答益详，自是奇正为兵家大议论。查考孙子所谓奇正者，一军之内，教令素明，士卒服习，若使一人临敌制变，分合在己不可预料。况且山林防士，所以自神其说，遂有天地江海日月四时之论，乃一将之任，非有国者所当言也。从古兵法有正无奇，神农、黄帝杂说纷纷，不足考信。所考信者，惟舜、禹、汤、武。禹之于三苗岂是不能以奇胜？然终于班师而不用。及其必用而不得已，则汤、武之于桀、纣，亦卒用之。桀、纣之众，岂是不能以奇拒敌？然终于灭亡而不振也。况诸侯万数，各出奇险，大者并吞旁邻，小者自守其国，正帝王所禁，而可以自为之哉？故《易》称：“师出以律，否臧凶。”律者正也，否而臧者，不以律为正，而以奇取胜也。《易》者，三代所传，孔子所述之正文，非孙子处士自神之说也。诚使舜、禹、汤、文、武之道复明，师出以律，真丈人吉，而天下服矣。不然，则孙武、曹操更奇迭正，图别指授，列散卒，聚一将之术，讲于庙堂，防败忽成，小获大丧，而无底止也。哀哉！

译李靖认为，分合变化的奥妙，只有孙武能够掌握，吴起以下的人都没有谁能比得上。他的说法是：两军相对峙，让地位低微但勇敢的人在前锋攻击，刚交战就假装败退，败退后不要惩罚，观察敌人是进攻还是防守，如果敌人坐立不安、奔走却不追击，那么敌人是有谋略的。如果敌人全军追击败退的部队，行动杂乱无章，这是敌人没有才能的表现，攻击他们不要犹豫。我认为吴起的战术多属于这一类，并不是孙武所说的以正规方式交战。考察吴起所说的设谋技巧，曾经被前人使用过，本来与孙武的理论相通【引诱敌人的军队不要进入，假装败退的敌人不要追击】，不知道他具体指什么，认为不如吴起那样直截了当判断胜负，希望容易看清，而孙武则隐蔽秘密，力求让人无法窥测。如果像后世的议论那样，用兵不过是为了求胜，何必在其中区分高下呢？况且孙武的宗旨在于必定承受敌人的攻击而不失败，如果让他可以迅速取胜，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迟缓而不失败呢？

李靖说前代战斗多是用小计谋取胜，没有计谋和长处的人也能取胜，没有长处，怎么足以谈论兵法？谢玄击败苻坚，不是谢玄有长处，而是苻坚没有长处。以我看来，李靖如果为苻坚所用，那么谢玄肯定不足以抵挡苻坚了。然而李靖比不上王猛，王猛劝苻坚不要图谋晋国，这还知道用兵有不可用的情况，不是战胜攻取所能比拟的。如果李靖的志向只在于用兵，让他为苻坚出谋划策，凭借欺诈和强力，急于统一天下，大众背离，一旦像冰一样融化，这不是智慧所能达到的，淝水之战的失败，依然必然存在。正如赞颂讨伐高丽之比，那么即使有兵法，又能施展在哪里呢？李靖又说苻坚被慕容垂陷害，尤其不合情理。王猛本来认为慕容垂不是长久可以收留的人，多方面猜疑离间，不能改变苻坚错误的计策，而苻坚凭借拥有天下八九成的威势，贪婪自信，自取灭亡，慕容垂怎么能防备他？李靖只知道跟随太宗平定群盗容易，于是以算计谋略为标准，极其轻视豪杰英雄，不知道兵法之上还有多少层次，本来不可以责备李靖。

兵法何必从黄帝开始？而世间所传的《握奇文》，是兵家流派，借用了它的名字。李靖也有不知道的吗？井田制度是用来测量土地、安置居民的，难道是为了军事制度？说数字从五开始，到八结束，都在这里，不对。周朝从上古迁徙到岐山，已经有了立国的法则，说姜太公才开始建立，不对。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说的是军队全部出动，说建立军事制度，不对。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誓师贵在迅速，而且不穷尽兵力，说教导作战方法，不对。法则用来用兵，而战争的成败不专门在于法则。如果一定认为法则是取胜的关键，那么蚩尤、夏桀、商纣像森林一样的军队，难道都没有法则吗？况且项羽对于汉高祖，本来曾经百战百胜，一次失败就灭亡了，难道汉朝一天之内就有了法则吗？李靖虽然通晓事理，但兵家的习气没有消除，恐怕这样谋划国家大事，也都是有害的。偶然遇到唐朝刚刚兴起，所以没有显现出来罢了。到了李勣那里就显现出来了。

百姓和士兵都从伍法开始，大概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是这样，这是最大的事情，而李靖轻率地谈论，只说臣斟酌其法，从五人变为二十五人，二十五人变为七十五人而已。而唯独珍视阵法，既认为是黄帝所制定，又说姜太公确实修缮了其法，又说齐国人得到了遗留的法度，管仲又修订它，又祖述管子的言论，管仲把齐国分为三部分，又说诸葛亮的八阵就是握奇法。凡此种种都是山泽隐士隐约地以术数自喜，夸耀虚妄相互传承，而后人相信它。即使如他所说，那么从黄帝到夏商周三代数千年，只有几个人通晓阵法，其余都寂寥零落。况且天下的军队无日不战，而部伍卒乘，将寄托在哪里呢？考察《周官》，司马掌管搜苗狝狩，其阵型都像作战的阵型，其坐作进退疾徐疏数，都像作战的节奏。而《春秋》所记载的鲁国事情，都以鲁国来看待，其他国家难道独独不然吗？那么五家为比，积累而成乡，五人为伍，积累而成军，元帅居中，乡大夫士各自坚守部分，前战后退，险易分合，形势自然形成。那四头八尾，六花八阵，曾经有什么区区执为奥密呢？大概当时上自王公，下至卒伍，都明知之，不以为异。郑国的鱼丽阵，楚国的乘广阵，晋国的毁车阵，虽然临时昧于利益破坏常规制度，终究不能改变大法，而后世反而更认为是奇术。正当战国时期处士主持议论，旧诸侯相继灭亡，秦国也继之，难道只有诗书礼乐沦没，而兵制也大大败坏，盗贼亡命化为侯王，这是古代战阵法所以荡尽，而黄帝握奇遂为秘文的原因。然而前人未曾学习《周官》，虚声推崇周朝，自然不足怪。现在的学者已经学习了《周官》，怎么视为外物，相与别画阵法无休？时学既无所统一，而殚思竭虑，有害无益，是可叹矣。

太宗举孔明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我每每遗憾诸葛亮的文集不存，无法考证他的行迹。频繁演习以疲惫敌人，多方面以误导敌人。敌人出来就回去，敌人回去就出来，楚国必定道路疲惫。阖闾听从了这个建议，楚国于是开始困顿。这是战国相倾之术。太宗以天下之大，却说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孔子说：“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智不是误导，智得到而仁不能守，尚且失去，何况以误导得到而又以误导守呢？这是太宗与李靖所未讲也。

译李靖说：“王寻、王邑不懂兵法，只是夸耀兵力众多，所以自取败亡。”按：王莽手下用事的人严尤，最懂兵法，昆阳之战，他尤为谋主。既然战败，他乘坐轻骑，踩着死人的尸体逃跑。唉，王莽的灭亡到了这种地步，太晚了！还谈什么兵法呢？唐太宗说：“李勣如果不是我控制驾驭，就不能任用。将来太子治理天下，怎么任用他呢？”李靖说：“为陛下考虑，不如贬黜李勣，让太子重新起用他，那么李勣一定会感恩图报，这在道理上有什么损害呢？”太宗说：“好，我没有疑虑了。”唐太宗虽然竭尽任用一世的豪杰英才，但他的心胸狭隘浅薄竟到了如此地步，与汉武帝画“周公背负成王以赐霍光”的图，不是很相近吗？况且本来没有父亲贬黜而儿子任用的，以此作为顾命大臣的先例。然而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这一类人，号称生逢其时，而儒生们吵吵嚷嚷地称颂不已，这真是可悲啊。

李靖说兵法分为三等。第一等叫道。极其微妙深远，《易经》所说的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戮。又说张良、范蠡、孙武超然高尚隐退，不知去向。如果不通晓道，怎么能这样呢？这尤其泛滥而没有实质。兵法所说的道，是用正义去治理不义，诛讨暴乱，禁止淫邪。就像《周礼》中司马九伐之法那样。然而益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如果用兵去治理人，深重到不能感动上天了。又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用兵加于人，而控制其死命，还有比这更自满的吗？所以知道德的人不依赖用兵，而懂兵法的人怎么能把自己寄托于道呢？即使是姜太公宏大散漫，也不敢当此评价，何况范蠡、孙武这一类人呢？

按诸子百家的书，只有庄子、列子、文中子没有论述。先生曾经回答宏的书信说：“记录言语编排目录，荀卿之后仅有四卷。像庄子、列子等书，虽然反复商量，不知道如何下笔，只得暂且放过。想到以前有多少聪明豪杰之士，在他们的酱缸里淹死，可怜可怜。因此暂且想把《文鉴》结尾做了当作结束，然而也不是今年不能完成。”又说：“庄子、列子、文中子，原本想先下手，因为应当条理，防备太多不胜笔墨，颇为烦碎。合为一论，则又贯穿不易。到现在果然如文中子所说，经史前代儒者所未有。说理虽然不背离，而摹仿形似，没有卓越独特的见识，这是大毛病。至于房玄龄、魏徵的礼乐，他们的家子弟从旧传统学习，近来有的相信有的怀疑，然而毕竟是浅薄的，不值得讨论。”

习学记言卷四十六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四十七 宋叶适撰《吕氏文鉴》

吕祖谦字伯恭，吕公着的五世孙，考中进士，又考中博学宏词科，与张栻、朱熹同时，学者尊崇他，官至著作郎，死时四十五岁。起初，孝宗命令知临安府赵磻老编纂校订本朝文海，赵磻老推辞说不能胜任，于是任命吕祖谦，他因此尽取渡江前的众作，全面搜集选择，编成一百五十卷。大概自古类书没有比这更好的。按上古以道治理天下，而文章出于其中，战国到秦朝，道统放逐灭绝，自然无可讨论，后世可讨论的只有汉、唐。然而既然不知道以道治理天下，当时体现在文章中的，往往错误杂乱乖戾，各自放纵私情，达到极致，便自以为雄长，分类编排的人又不能归一，认为文章正当如此，浮华忘记了实质，技巧伤害了正道，放纵流荡不回归义理，越有害而治道越遥远了。这本书删减浩繁的内容，百存一二，如果义理无处考证，即使文章很好也不收录，如果对事理有所概括，即使稍显质朴也不废弃。大家宏笔因为浮浅被贬黜，稀名短句因为幽远被收录。合起来讨论，大概想要约略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我根据以前从吕氏听到的，又推演论述，学者可以阅览。那么说庄子、司马相如是文章宗师的，是司马迁、韩愈的过错。

礼部尚书周必大奉诏作序，称建隆、雍熙年间，文章质朴；咸平、景德之际，文章广博；天圣、明道的辞藻古雅；熙宁、元祐的辞藻通达。按吕氏所编两千多篇，天圣、明道以前，留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其工拙可以验证了。文字的兴起，萌芽于柳开、穆修，而欧阳修最有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继之，才开始大振。所以苏氏说：“即使天圣、景祐的文章，终究有愧于古。”这个论断世人共知，不可更改。怎么能均分年代析出称号，各自独占其美呢？等到王安石用事，以周公、孔子自比，掩盖绝灭前作；程氏兄弟发明道学，跟随的人十有八九，文字于是再次沦坏。那么所谓熙宁、元祐辞藻通达，又怎么是确切的论断呢？况且君主的职责，以道治理天下，形成文章，尧、舜、禹、汤就是这样。如果所喜好的是文章，由文章契合道，那么必须深明统纪，洞见本末，使浅知狭好的人无所行于其间，然后能有助于治理。这是侍从之臣相互论思的力量。而这篇序没有一句话不谄媚，还指望它开广德意吗？大概这本书因序而晦暗，不因序而显扬，学者应当审慎观看。

赋虽然从诗人以来就有，而司马相如才开始为广体，撼动一世。司马迁甚至完备记录他的文章，骇人听闻。扬雄喜欢而效仿，晚年则后悔了。然而自班固以后，不仅文章渐渐不及，而且义味也俱尽。然而后世还继作不已，其虚夸妄说，大概可鄙厌。所以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氏都坚决不写。现在所谓的《皇畿》《汴都》《感山》《南都》之类，不是对其文章有所取，只是以一代的制度，一方的事情，不可不知而已。《皇畿》以事实胜，《汴都》只盛称熙丰兴作，于是特别被赏识。昔梁孝王、汉武帝、汉宣帝每有所为，就让臣下作赋，戏弄文墨，简直是俳优之雄，而历代文士相与沿袭，不以为耻，是可叹也。自从与虏通和，太行都成为禁山，坐失地利，所以此赋感叹之。然而说以元祐的版书比较景德的图箓，虽然增加田地三十四万余顷，反而减少赋税七十一万余斛，认为不用先王之法导致这样，则不对。垦辟众多则利在下，蠲放多则恩在上，何害为王政，而必欲如宇文融呢？大概近世的论调，无不如此了。

译《五鳯楼赋》写于此时，大梁的宫室开始与西京（长安）相比拟，而梁周翰历数前代亡国之君沉迷于土木工程的例子作为警戒，这哪里只是讽谏呢？大概明显的讽刺必定出自清明之时，否则就像丹朱那样傲慢，自以为处于舜禹那样的盛世了。世人多言太祖曾经议论迁都洛阳以裁减冗兵，遗憾后世不能采纳，这一说法本据王禹偁的遗事，其中记载李符、李懐忠的谏言，或许确实存在。至于说太祖回答晋王想要遵循周汉旧制以安定天下，又说不到百年民力必定耗尽，这大概是其家子孙根据当时所见所闻增添附会的，并非太祖的原话。冗兵问题自在真宗、仁宗时期才出现，太祖时兵力何曾冗杂，怎么会突然担忧后世呢？自从唐朝分裂藩镇，供养军队民力固然已经耗尽，而士大夫不能知晓，即使有能知晓的，也不能改变，怎么能说本朝百年后民力才开始耗尽是太祖的话呢？况且五代时盐酒等末利之事都随意剥夺人民性命，尚且不能保全，何止是耗尽民力呢？秦汉及唐朝虽然定都关中，何尝不是凭借兵力强大天下？隋唐府兵制，百姓半数当兵，而君主每年还要去东都就食，何止是冗兵耗费呢？历代帝王不固定居所，汴京没有不可定都的道理。大概自从得到太原，就乘势攻打幽州，谋划没有预先准备，一时仓促，几乎不能自保，国势由此而衰弱。契丹侵扰，河北破坏，才开始坚守和好，而军队因此日益增加，这是谋国者的谬误，并非说一定要依靠兵力才能稳固。假如太祖在位时间长久，他处理这些要务自有其道，遗事所记载的失实了。

籍田大搜、大酺并不常有，赋颂是用来记录这些事的。明堂未曾建立，所以只是象征性地表示。凡是这类情况，通过事情本身来观察就可以了。张咏的《声赋》，言辞浅近而意旨深远，宏大通达明朗流畅，不同于鸣蝉秋声那样的作品。大概古今奇异，作文的人不能超越。晏殊的《中园》、叶清臣的《松江秋泛》，自认为达到了穷达奢俭的适中境界，现在也以此收录它们。然而对上没有补衮拯溺的公义，对下没有隐居放言的逸想，那么所谓的适中，只是居住饮食的安适罢了，不值得称道。秋蓬度石室，凿二江赋，阐发文翁、李氷对蜀地的功劳。其中说百姓没有得到想要的，事情有时不利，先世来不及除去，圣人来不及裁制的，都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我对这些话有所感触。

听说，吕氏阅读王深父的文章，使人提升一个档次。事君责难、爱人抱关等赋，可以反复玩味。自从王安石、王回开始有幽远遗俗的思想，不同于其他文人。而王回不志于利，能充实其言论，大概不是王安石所能达到的。然而如果稍微假以时日不死，等到王安石被重用时，不知道与曾巩、常秩相比如何。士人的出处，本来难以言说。

周氏的《拙赋》，是当今讲学的要点。查《尚书》说“作伪”，心劳日拙。古人并不推崇拙。大巧若拙，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老庄之学就是这样。大概削去世俗纤浮靡薄的巧，而归于正，就不以拙来谈论了。以拙代替巧，而不能运用道，那么拙有时就变成伪了。学者应当思考。

起初，欧阳氏以文章兴起，跟随的人虽然众多，但尹洙、李觏、王今等人，各自成家。其后，王氏门下尤其众多，而文学大坏了。只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始终追随苏氏；陈师道出于曾氏而客居苏氏门下。苏氏极力援助这几个人，认为他们可以比肩古人。世人或许不能完全相信，然而聚集他们的作品来验证，除了欧、曾、王、苏之外，并非没有文人，而卓然可以成家的，不过这几个人而已。邢居实早夭，沈括、刘跂之类，终究不能接近。黄庭坚说：“屈、宋之后，自铸伟辞。”这话应当考证。《天下为一家赋》，吕大钧所作。大钧兄弟跟随张氏学习，而大防为相。程氏与司马氏友善，当时在要地的人，多是程氏的门徒，所以元祐之政，也有其由来。此赋与《西铭》相互出入，然而其中说：“昔既有离，则今必有合；彼既可废，则我亦可举。”是说井田、封建应当恢复。如果保存古道，自然可以这样论说。如果实在想要治理天下，应当更加审慎详细。

汉朝以经义造就士人，唐朝以词赋选取人才。当它们借物喻理，声韵和谐字句协洽，巧者趋之若鹜；经义的质朴，搁笔而不能措辞。王安石深恶之，认为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然而等到废除赋而用经，流弊至今，防题折字，破碎大道，反而比赋更严重。所以今日的经义，就是昔日的赋；而今日的赋，都是迟钝拙涩，不能为经义者，然后为之。大概不以德而以言，无往而能获也。诸律赋都是场屋之伎，于理道材品非有所关。只有王曾、范仲淹有以自见，所以当时相传：“有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如云区别妍媸，愿为轩鉴。倘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之句；而欧苏二赋，非举场所作，大概想要知道昔时格律宽假，人各以意为之，不拘碍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氏之言道如此。查自古圣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有司不考详，以邪说取士，士亦以邪说应之。既以此得，遂以为是，岂惟不以德而以言，又并其言失之矣。

译查考吕氏有《家塾读诗记》、《丽泽集诗》流传于世，本朝的诗与今篇目差别无几，这原本就是吕氏平日所阐释编排的。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也随之消亡，诗消亡之后《春秋》才出现”，《春秋》的出现与否，并不取决于诗的存亡，这种论断是不对的。然而孔子时代的人已经不能创作诗，后来另有所谓逐臣忧愤之辞，诗的体裁已经败坏。大概王道施行而后王者的踪迹显著，王政废弛而后王者的踪迹消亡，诗的废兴并非小事。从此诗断绝不再延续，数百年间，到汉朝中期文字兴盛，人们稍微创作歌诗，既然失去了旧有的制度，开始凭主观意愿创作五言、七言诗，与古诗的旨趣、音节不同，但出于人心的本质却是相同的。然而后世儒者认为古诗是王道盛行的体现，而汉魏以来的诗则是文人浮华靡丽的作品，抛弃不予讨论，忌讳不讲习，甚至禁止人们学习。上面既不能涵育道德、抒发心术之所存，与古诗相比几乎不能抑扬文义、铺陈物象之所有，作为近体诗的准则，显得呆板朴拙，却认为圣贤的教化就是这样而已，这是学者的重大祸患。吕氏从古代乐府到本朝诗人，保存性情纯正、哀乐中节的作品，上接古诗，差别不大，可以供学者共同遵循，尚且稀少，所以略为阐明其大概如此。后世诗文选集将诗通归为一家，陶潜、杜甫、李白、韦应物、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各自成一家。唐诗通归为一家，黄庭坚及江西诗派通归为一家。有人自称懂古诗却不懂后世诗，或自称懂后世诗却不懂古诗，等到两者都懂但言辞所至都不相类，那就都是不对的。韩愈称颂皋陶、伊尹、周公、孔子的鸣响，最终归结于诗，诗的道理固然宏大，即使以圣贤当之也不算错，但如果说魏晋以来没有善于鸣响的人，他们的声音清越而浮泛，节奏急促而紧迫，言辞淫靡而哀伤，志向松弛而放肆，言语杂乱而无章法，这是尊古而鄙今太过分了，又把孟郊、张籍当作代表，那就更加不对了。像孟郊寒苦孤僻之时，独自鸣响私情，刻深刺骨，哪里足以继承古人的统绪，何况那些没有根本的人呢？韩愈想要以绝识高出一世，却不自知无知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叹息。

张衡的《四愁诗》，虽然在苏武、李陵之后，但得古人意趣则超过他们。建安至晋代，诗风高远；宋、齐时期，诗风华丽细密；梁、陈时期稍显放纵，靡丽。大体上辞意终究未尽。唐代变为近体诗，虽然白居易、元稹以多为能，看他们的论叙，也未失诗意。而韩愈完全废弃近体诗，以至于有杂乱如蝉噪的讥讽。这话未经前人评量，有人认为是，而叫嚣怒骂的姿态，泛滥不可遏制。所以后世诗离古诗越来越远，即使像韩愈所说的杂乱如蝉噪者，尚且达不到，何况想要求得风雅的万一呢？孟郊说诗骨耸立于东野，诗涛汹涌于退之。而韩愈也自谓还要经过三千秋再起，鸣响相酬。唉！以豪气论诗，凌驾古今，与孔子的论调有何不同？真是指斥啊！

四言诗自韦孟、司马迁、相如、班固、束晳、陶潜、韩愈、柳宗元、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工拙大致可见。我曾奇怪五言以上，往往世人尽其材之所至，而四言诗即使是文词巨匠，往往不能工巧，为什么呢？查考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就在其中。物有止境，道无止境。不是知道的人不能概括物，不是知物的人不能达到道。道虽然广大，理备事足，而最终归结于物，不使其散流，这是圣贤经世的事业，不是习为文词的人所能知道的。诗既已消亡，孔子与弟子讲习其义，能明之而已，不敢言作。即使像子夏、子思、孟子之流，都不敢言作诗。后世操笔研思，保存其体裁可以，而韩愈便自谓古人复生，不肯多让，或许是不知量吧？

李至《桃花犬歌》史官书事，没有比这犬更大的事了吗？大概是讥讽它。月石砚屏，我前不久见过，长溪陈氏说，那是旧物，不知是非，然而何足道？喜欢它相似而强名之，又为之穷搜异说，以为博君子之学，所宜慎也。

王禹偁高锡诗言文自咸通后流荡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高公在紫微，滥觞诱学者，自此遂彬彬不荡，亦不雅。此文章小气数，只论用世者，柳开穆修至欧阳氏，以不用世之文欲捩回机括，虽不能独胜，然后世学者要为有用力处。夫可以自勉，而安于自弃，时文误之尔。

韩氏昼锦堂自为诗，而欧阳氏为记，未知与苏季子、朱买臣所较几何？而谓伊周事业可几而及，崧高韩奕备叙文物之美，使诚得其道，孔子不以为过；不然，则沐猴而冠，顾影惕息，韩生之讥终在，未可以言邦家之光也。欧阳氏读书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与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鼔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以经为正，而不汨于章读笺詀，此欧阳氏读书法也。然其间节目甚多，盖未易言，以其学考之，虽能信经，而失事理之实者不少矣。且笺传杂乱，无所不有，必待战胜而后得，则迫切而无味，强勉而非真，几案之间，徒见其劳，而未见其乐也。几案之乐，当默识先觉，迎刃自解，如日月朗耀，云阴解驳，安在鬭是非，决胜负哉？东州逸党言西晋阮籍、王衍等事，余固辨之，司马懿父子杀夏侯玄、嵇康，遂篡曹氏，天地阴阳为之颠倒者数百年，使孔子在，何止临河而返？太初愤逸党可也，柰何以罪籍衍乎？

译刘敞的言论多含古意，与王安石相同。王安石被世人所信任，而刘敞不能，是因为刘敞凭借科举科目获得官职的缘故。苏轼年轻时便说，他振臂高呼以获取两制（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职位，不出十年，并非有汗马功劳，也非有处理米盐琐事的才能，其大致意图略可见一斑。尧舜文王不再兴起，士人没有必定能遇明主的，所以多在奔走困穷之余有所得。他每天走出厅堂，饮酒时要求主人抬高基座，作为驱除蚂蚁的地方，他自认为责任重大。然而不知道蚂蚁是由自己产生的，蚂蚁尚且厌恶这种逐渐逼近的情况，他又去寻找斧头（去杀蚂蚁）。我曾怀疑他文字言语的工巧，不该列在小人之列。吕氏说：既然做了小人的事，就是小人。现在的人往往不知道这一点。王令、邢居实都年轻而雄健豪迈，有古人的风骨，略不相上下。然而王令性情逆反而愤嫉，不能容人；邢居实过分自我摧残，不能容自己。寿命长短虽然有天命，但其德行所接近的，或许有招致如此结果的原因。王令在《采选诗》中，对韩愈遭受驳议最为严厉。韩愈年长，后生为何如此可畏。然而王令说：哪里知道九列（高官）的荣耀，反而是德行所累。按孔子说：“因为我曾在大夫之后任职，不可以徒步行走。”又说：“喜欢乡里巷陌的喜好，只与妻子商议。”孔子病重，子路让门人做家臣，曾子说：“季孙的赐命，我没能改变。”古人也未到轻视鄙薄富贵的地步，只是看其是否合乎道义罢了。王令一时的见解，固然未能穷尽大道，称他有志气是可以的。苏氏半字韵诗的酬和最为工巧，为一时人所羡慕。次韵从此在天下盛行，失去诗歌本意的最多。以六义作诗，尚不足以谈论诗歌，何况以韵脚作诗呢。说今年一线，在那又哪里值得把玩。想要起身强持酒杯，故交如云雨般散去，难道与孔子在河边感叹逝者如斯有不同的看法吗。比起博戏作为欢娱，只是稍微好一些罢了。

东坡七首诗，哀而不伤，放达而无怨，高于古今数个等级。秦观、黄庭坚等人，想要达到却做不到，大概是因为天赋资质，到了这里才相信罢了。

五七言律诗，按诗歌从曹植、刘桢到二谢，日益趋向工巧，然而还未以联属对仗来比较巧拙。谢灵运自夸“池塘生春草”，却没有对偶句，也不计较。等到沈约、谢朓竞相追求浮声窃响，自称是灵均（屈原）所未曾见过的。其后逐渐有声病（声律禁忌）的拘束，前高后低，左律右吕，匀称致密，哀思宛转，极盛于唐人，而古诗废弃了。杜甫勉强作近体诗，以功力和气势压倒众作，然而当时作律诗的人不服，甚至闭口不谈。到了本朝初年，律诗大坏。王安石、黄庭坚想要兼用两种体式，发挥其长处，然而终究不能接近唐人。苏氏只说七言的伟丽者，则失误更加严重，大概是不考察源流所自来，只是因其已成者貌似而追求罢了。王安石七言绝句，人们都认为特别工巧，这也是后人貌似的议论罢了。七言绝句，凡是唐人所谓工巧的，现在的人都不能达到，只有杜甫功力和气势所压倒的，则不再在其笔墨之中。如果王氏则只有纤弱而已，而现在的人作绝句无不祖述王氏，那么怎么能窥见唐人的藩墙？何况杜甫所压倒的，尚且不能达到呢？

初分大道非常道，才有先天未后天。大道常道，是孔安国《论语》中的语汇，先天后天，是《易》师传承的言辞。三坟现在不传，而且未经孔氏，不知道是什么道，而师传承的先后天乃是义理见于形容的，并非有其实。然而山人隐士辄以意附益，别为先天之学。况且天不以言语命令人，所谓卦画爻象，都是古圣智自己所为，寄托于物以济世用，不知道其于天道孰先孰后，而先后二字又何系损益。山人隐士以此玩世自足则可以了，而儒者相信它，于是有应用先后天之论。天地之道常与人相接，只怕人之所以法象的不能相为流通，至于差忒乖戾，则无以辅其不及，而天人交失矣。为何舍弃实事而希求影象，弃有用而为无益，这与孟子所说的毁瓦画墁有何不同，大概是学者的大患。

邵雍诗以玩物为道，不是孔氏之门。只有曾皙直说：“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赞同他。如果言偃观蜡，樊迟从稼，仲由揖观射者，都是因物以讲德，指意不在物。这也是山人隐士所以自乐，而儒者相信它。所以有云“淡风轻，傍花随柳”之趣。其与穿花蛱蝶，防水蜻蜓，何以较重轻，而谓道在此不在彼乎？

吕大临送刘户曹独立，孔门无一事，惟传颜氏得心斋。按颜氏立于孔门，其传承具在。文之以礼，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虽非杜预之癖，相如之俳，然而并非无事。心斋，是庄列的寓言。其言若一志，无听以耳而听以心，无听以心而听以气。大概寓言之无理者，不是所以言颜子的。现在初学者诵之，深入肺腑，不可抽吐，为害最甚。

鲜于侁《九诵》，也为当时所称。《清庙》祀文王，大概无以言其德，而鲜于侁祠尧舜周孔，语绝鄙近，不知何故。

通商茶法诏，按是时富弼、韩琦为相，贡举条制敕。按是时范仲淹为参政，本朝治道极盛之日也。余尝考自庆历、嘉祐以来，士之有志于当世者不少，显用于时者亦众。然而不知天下事，经隋唐苟且变坏，古人治法遂不可复。如财赋则天宝之后，以税养兵；如取士则开皇、贞观已为科举。以韩、富极力，仅能使茶法通商；以范深思，仅能先试策论。而欧阳氏又谓欲复训诰于三代之文者，不过如此，是可悲已。古人治法从上相承，当其将变而知其不可变者，叔向与孔子而已。既变而以为当复者，孟子而已。萧、曹、邴、魏偶当治法未甚变坏之时，故其行事犹粗有可观。使其已坏，则一等是收拾不来，韩、范、富亦不足深责也。欧阳氏言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此谓盐、铁、金、锡之类可也。若茶则民所自种，官直禁而夺之尔，何共之有？至韩刺义男为兵，则不惟不知所以复，而增益其变坏又甚矣。

译吕氏上言关于陕西招讨经略都部署司宽免公用库钱的事：建国之初，宰相权力重大，御史台谏官和侍从官员都不敢议论。朝廷中的士大夫心中不平，屡次有人发起攻击。像卢多逊、雷德骧、翟马周、赵昌言、王禹偁、宋湜、胡旦、李昌龄、范讽、孔道辅等人，胜负交替，但最终都不能损害朝廷的权势。到了范仲淹，他联合当时所有被称为贤能的人一起抗争，天下的议论随之纷纷兴起。朝廷无法主导政令，权势才开始变得轻微。虽然贤与不贤、邪与正有所不同，但以此下攻上作为名节的依据是可以的，却不懂得为国家着想。然而范仲淹、韩琦既然以此取胜，等到他们自己得势任用台谏侍从官员时，正沿袭他们的做法。朝廷每确立一件事，是非之争便锋芒毕露，喧哗不安。如滕宗谅、张亢因为使用公使钱过度，以至于被设置案件弹劾治罪。范仲淹开始觉得不对，以去职相争，虽然侥幸案件没有最终定罪，但小人窥伺间隙。外面尹洙贿赂部将，里面苏舜钦出卖故纸，正纷纷交相发作，这些人的性命几乎不能自己保全。况且元昊反叛，军队战败将领被杀，耗尽困顿天下，竟然不知道如何谋划，反而用公使钱数十百万来持握英雄豪杰的短长，而使他们陷入死地吗？郑子孔担任载书大夫，各官府的门子不服从，将要杀他们。子产制止了他，又请求为他焚毁书籍。子孔说：“制定书籍是为了安定国家，众人愤怒而焚毁它，这是让众人执政，国家不也就难治了吗？”子产认为众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欲望难以成功，最终焚毁书籍后才安定。然而等到子产自己担任相国，却不这样做，只是说“礼义没有差错，何必忧虑别人的言论”罢了。大概韩琦、范仲淹用来攻击别人的手段，最终成为他们受到攻击而无法处理的原因，所以虽然有志向却没有成就。至于欧阳修先前担任谏官，后来担任侍从，尤其喜欢树立论点，士人中有言论的都依附他作为倚重，于是形成风气。等到濮园议起，不知道是非所在，而全国的人反而掉转戈矛指向他。平日的盛举，一朝毁坏，善人君子无不化为仇敌，至今没有安定。那么欧阳修用来攻击别人的手段，也是他受到攻击而自己不知道的原因。孔子说：“天下有道，政令就不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庶民就不议论。”不依靠道而依靠言论，其末流理应如此。欧阳修尊奉皇太后的册文说：“从前明王用孝道治理天下，并不是每家每户每天去见他们。推究自己实行孝道作为天下的表率，竭尽奉养双亲的做法作为天下的先导，而四海顺从地承袭风气。”这是臣子规劝讽谏君主的言辞，不是人子用来对待双亲的言辞。又说深刻鉴察汉朝母后的过失，最终不踏足外朝，这是臣子推美母后的言辞，也不是人子用来对待双亲的言辞。又说归政给年幼的君主，符合《易经》中“进退不失其正”的圣意。况且英宗本来因为荒废迷惑而患病，不能听政决断，所以暂时请求太后摄政，不是太后自己想要的，这尤其不是人子应当说的。曹太后还政，世间多有异说，然而因为神宗奉承谨慎，始终对待曹氏没有衰减，就知道宫闱内部本来没有闲话，而是外人妄传罢了。

《习学记言》卷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四十八 宋叶适撰《吕氏文鉴》

按孔安国称典、谟、训、诰、誓、命这类文章，典、谟暂且放下，训、诰、誓、命从三代至今通用。三代时君主直到公侯卿大夫都能撰写，其文章必定都懂得道德的实质而后体现在行事上，这才是治理的根本，经国的要害。周朝衰败五六百年，命令不再通行于天下，虽然齐晋交替称霸，文告也不能施加于诸侯。到了秦朝专断事务，让尊贵的人担任，全部军吏和丞史等低级官员掌握文书的权力，于是所说的不被所用，所用的不被所说，而君主的制诏、朝廷的命令成为空文了。两汉的史书只摘取一二，后世沿袭认为不可改变，等到看待尚书所称的内容，何止泾渭之流的差异，朱紫之色的区别呢。大概君主及公卿大夫不懂道德，而丞史等低级官员只炫耀文辞，虚实各行，体统分裂，成为治理的大害。不知道的人只以古今不同来解释，这是可叹的。然而我曾考证编次从秦汉到唐以及本朝景祐以前，词人虽然工拙特殊，但质朴真实接近情理的意思终究还没有丧失。只有欧阳修想要驱使诏令复古，开始改变旧体。王安石想在欧阳修之上，不曾直指正言，只是取经史中的现成语句错杂重组，好像自然生成，称之为典雅，而想以此符合三代的文风，多么荒谬啊。从此后进之人相继效仿。前人所说的质朴真实接近情理，如高皇帝侧室之子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欺骗天吗，指责嘲笑锄剔以为拙陋，隐晦旁出，自认为奇巧。以至于用献公九个儿子，重耳还在岁星，吴国分派斗士，晋国军队之类，都作为警策切中了。因为吕氏记载诏诰训词，略述大意如此。大概大道已经废弃，专门从事虚词，那么现在号称模仿典雅以求配合复古的人，固然未必正确，而过去率然突出质朴真实接近情理的人，也未必错误。况且盘庚的诰辞都是君上与百姓、家人、父子之间的言语，而韩愈反而认为佶屈聱牙，那么王安石的荒谬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雍熙三年赵普请求班师的疏奏，这是本朝的大议论。大概太祖平定各国，还有太原没有攻克，来不及顾及幽州。太宗得到太原后，就想乘胜夺取幽州，志向没有实现，当时是太平兴国四年，距今七年了。赵普的疏奏说：“十天半月之间，就进入秋季，应当在六月中。而曹彬等在五月在岐沟战败，奏报进入朝廷正好先后相接。明年敌人寻求报复，河北山东夺取幽州，难道有秘密计策而盲目作战，又怎么能有所收获？必须全部选择智勇防仁的人作为将领，一寸一尺地防守。敌人来使不能得逞离去，不要追逐战斗敌人，而不与燕地的百姓战斗，不计较岁月，等待他们自己到来，然后修筑长城，充实塞下，那么夷夏分开而汉敌安定了。”赵普既然不足以知道这些，王旦、寇准最终变为澶渊之盟，韩琦、富弼一一承用，等到国家困难梗棘，河东河北全部委托给他们，没有听说认为不对的。尧舜三代的礼义之地，只有江淮而已。他们的错误都出于赵普。那么即使以江淮为固守，国家制敌的方法，又不知道谁跟随？有人说：“现在姑且担忧不能守住江淮，远指幽燕，有什么好处？”回答说：“守住淮河坚固而敌人不能越过，所以安定江南。用在山东河南也是这样，用在河东河北关陕也是这样，用在燕蓟也是这样。夺取天下不可以有异说，守住天下不可以有异道。舜禹也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