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习学记言》卷十一宋叶适撰左氏

译襄公二十二年到三十年

臧武仲，鲁国人认为他是圣人。他的智慧，是孔子所称赞的。拥立悼子这件事，他大体上有见识。人们已经知道这样做不可行，他怎么能捋起袖子去做呢？难道是因为乱世忌惮有才能的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自处吗？虽然是非并没有两种道理，终究难免如此。但这也可以看出季孙氏猜忌残暴，不信任贤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贤者难以在朝堂立足。所以孔子认为顺应事理、宽厚施予，一定要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不一定对别人如此，由此可以知道了。

叔孙豹根据士匄所说的：“唐尧虞舜传承禄位，并不在于追求不朽的名声。”他在尊崇道义、崇尚贤能方面，本来就很明白。然而自古以来，也没有没有功德却能世代继承禄位的人，求学的人应当知道，道德义理是不凭借外力而存在的。

子产批评礼物过重，直言没有德行和名声罢了。如果用后世的观点来评论，那么当委曲求全、贪图利益的祸患已经形成时，也没有人肯直接接受批评。大概用道义取代私利，在春秋时期还不算太难的事。

晏子不死节、不逃亡，不归顺、不盲从，在崔杼、庆封作乱时从容决定去留，有值得观察的地方。然而从后世学习《春秋》的人来看，终究有逃避退缩之处，而且也不足以挫败乱臣贼子的奸诈之心，所以说在事情细微之处看出端倪是很难的。

叔向不是凭私意进退人才的人，而是为了国家大事。然而师旷说：“不凭心意竞争而凭力量争夺，不致力于德行而争夺善名。”语意深远，大概是因为横流浊世，日益败坏罢了。

蘧伯玉，是卫国所说的贤者。孔子和季札都称赞他。只有“听不到国君出奔，只敢听到国君回国”这两句话，古人在事变之际很少干涉，不仅是功名之心淡薄，实在是担心雅正之道从此败坏。如果是后世就不是这样了。

晋国士起说当时本来没有旧例，管仲接受下卿的礼节，一百多年前还被认为是谦让呢。

失礼背义，以至于兴兵逞强，争斗到了极点才谋求停战。不幸的是王道没有兴起，几百年间造成了这样的祸变。那么兴兵本来就没有礼义，停战之后，礼义又哪里还能恢复呢？而子罕却认为晋楚因为畏惧兵威，而后上下慈爱和睦，这就像在车薪之中，妄图看清秋毫一样。

根据叔孙豹的话，邾国和滕国私下亲近我国，为什么要看他们？宋国和卫国是我们的对等之国，才接受盟约。这说明叔孙豹起初并没有辱没使命，只是鲁国史官按照季孙宿的意思，删去了他的族氏罢了。如果认为只要称奉国君的命令，就应当顺从，那么这两种情况哪里还需要史官的笔法？孔子也沿袭旧例，不再更改。那么后来谈论《春秋》的人，距离当时的事情就太远了。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的时事。断章取义，经师的教导本来就是这样，孔子和孟子也不能避免，但其义理精微。其他诸儒，即使是子思不合的地方也很多，应当仔细考证。

返回却没有地方，这就叫做迷复。用亡国乱君祸败的情况来考察，确实如此。所谓复，是希望它不远而可以回归。至于返回却没有地方，那么哪里还用得着复呢？询问国君崩逝的日子，用甲寅日报告，所以记载下来以征验过错，这类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左氏称赞它，是姑且保存鲁国的书法呢？还是真的认为它的书法是对的？

巫师用桃枝和苕帚先进行祓除，殡礼中《檀弓》也记载了这件事，大概是儒者所传，认为能用礼，是锄荆人的杰出者。然而失礼的大罪，在于起初朝见楚国，其次在于楚君去世还前往吊唁，国家威严已经丧失，祸患波及国君自身，然后在祓除时用礼，就太晚了。

季孙宿夺取卞邑，公冶不敢进入，公冶献出城邑，终身不出。君臣混乱到了这种地步，却不思考用谋略谋取正道，用礼制制止混乱。到了昭公时，却想用一朝的喜怒来战胜他们，怎么能不失去国家呢？

修筑杞城，是晋国人想施予私恩，不足以使诸侯信服。然而如果公义明确，王霸有统绪，诸侯大小相互维系，亲疏如一，哪里会有宗周夏肄那样的分支？太叔、大叔文子，都是鲁卫的贤大夫。可悲啊，天下纪纲法度全都败坏了！所以各自说出这样的话。女叔齐说：“用杞国封给鲁国，还可以；这话尤其奇怪了。”杞侯来盟，记载为“子”，以贬低他，这也是鲁人的私意。

伯夷、叔齐与季札同为让国的贤者。季子又说愿意依附于子臧，那么子臧，也是伯夷叔齐一类的人。伯夷叔齐的言语给予剥夺，没有流传于世。像季子这样的人，适宜于超脱事物而不留存。然而忧患险阻，都穷尽通达世故，与有利名爱恶交往的人没有不同。大概是因为他不以让国自高，而常以德行自我考察的缘故。那么孟子之所以推论伯夷，也有不一定正确的地方了。

季子通过观察音乐，以音声论义理

子产辅佐郑国，如果只是对百姓施政，也不是难事。大体上国家体制不立，就像已经倒塌的房屋，扶东补西，想要加以修治，使它完美自立，以听从政令，既不能沿袭旧的，也不能革新新的。裁量张弛，不用一种方法，其曲折很难，所以有思始成终，如农夫有田界的议论。虽然如此，这是子产所能做到的。至于老虎率领军队听从指挥，谁敢侵犯？这不是子产所能做到的。古今之人，既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又得不到长官的支持，即使是孔孟也无法实行其中的一二。

子产回答毁坏馆舍墙壁一节，说晋文公尊崇大国诸侯的馆舍，后辈不熟悉旧事，像士匄只看到眼前高大的门楼、厚实的墙壁，自以为盛大，这是晋国人辞令理屈而改建馆舍的原因。叔向不分曲直，只说只要有辞令，诸侯就依赖它，恐怕也不对，虚辞难道可以依赖吗？

北宫文子所说的有礼，看到了辅佐小国的艰难。

襄公三十一年到昭公六年

孔子说：“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大概他的心意与古人相同，只是言语不同罢了。古人以义，子产以利。

译我，是个小人。衣服穿在身上，我了解它并谨慎对待。高官厚禄，是用来庇护自身的，我远离它并轻视它。子皮从自己所知的本分界限上来说，自有他的地位，所以虽然才能智慧不如子产，但子产却能为他所任用。用人者的胸襟广阔，往往超过被任用者的实际用处，这个道理应当深入考察。

令尹围不能善终，是怎么回事？只是缺乏威仪，又牵扯到诗书，比后人的义疏之学还要严重。

在虢国的会盟中，叔孙豹侥幸免死，权力掌握在楚国手中。此后，晋国只是保留着盟主的称号罢了。赵武以柔弱为仁德，所以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郑伯髡顽、楚子麋都被弑杀，史书却不记载“弑”字。

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和鲁国《春秋》，现在也不能确切知道其主旨所在。如果只是《易》象和记载大事的简册，那么不是韩起仓促之间所能穷究其义的。如果连讲解凡例都一起看到了，那么那些说法就没有流传下来。杜预于是说这就是周朝的旧典礼经，怎么能凭空推测呢？所以我认为是大致沿用旧说而附会新意的说法，并非事实。

司马侯劝谏晋侯修养德行以等待诸侯归附，不要强行争夺。诸侯本来喜好议论，然而晋国之所以称霸，根本在于运用谋略和武力，稍微用道义来修饰罢了。考察舅犯、先轸的记载，旧时的话语都还在。自从范燮有“退避三舍以缓解忧虑”、深思远虑的说法，知莹不肯全力作战，最终能战胜楚国。这种风气相互承袭，赵武于是再次联合晋楚以平息战争。到了这时才举行申之会。然而那时楚国有吴国的祸患，国内没有名臣辅佐，而楚王因弑君即位而骄奢自用，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晋国的君臣能够自强，不答应楚国的要求，必定不会成为中原的祸患。现在反而自己退让屈服，把权柄交给对方，从此霸权统一的局面就涣散了，不可再挽回。那么司马侯所说的修养德行，必须真正能够践行仁义，做王者之事才可以。如果放纵欲望、昏庸懒惰，追求安逸，借修养德行之名来说事，甘心处于最弱小的地位，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兴起，何曾是这样的呢？这不过是后世世俗儒者的常谈，不可与古人谈论德行相提并论。

郑国实行丘赋，不知是如何改变旧法的？应当是因为人口多于土地吧。如果无故突然加重赋税，也不是子产会做的。然而君子认为改变古法很难，恐怕还需要更多商量。子产未免炫耀才能，一直做下去罢了。

叔孙豹清谈亮节，意度高超，见识深远，处事可作法则，不是季孙行父所能比及的。只有任用阳虎这一件事，导致父子不能保全，最终饿死。人的不幸，有所沉溺，其祸败可怕到如此地步！

叔孙婼初次朝见，家臣们便声讨阳虎的罪行，不用一刀一枪就除掉了大恶，真是后人所说的第一要义。可惜啊，篡位臣子和奸佞辅佐所拥立的幼主，不足以懂得这个道理。解说《易经》的人说小贞吉，大贞凶，从这件事来看，完全不是这样。建立大义，成就大事，在于其人，有人然后有卦象，哪里受限于常规的卦辞呢？

子家羁天下早知其贤。

昭公七年到二十二年。

郑国铸造刑书，叔向讥讽他。子产在扶持补救崩坏的局面中，一定要剪裁编排，让自己显得新颖美好。应当是他做到了，改变古法的地方，先王的政令，于是不可再恢复。治国之道固然不能不随着时代变迁，然而也有清静安宁百姓，可以坐消四方祸患，使古意自然保存的方法。而只是这样纷纷扰扰，这是老子之所以感慨于周朝末世，并且想要一并废除其初制的原因。

师旷回答石言，略微提及虒祁，而叔向认为真实而有证据，所以怨恨远离自身，大概是取讽喻之意罢了。然而屠蒯直接闯入，斟酒而晋侯为他撤去酒器。荀跞身为卿大夫，那么讽喻确实不如直谏。古代设置谏臣，不主要依靠讽喻。古人称：“利义之和”，其次称：“义利之本”，其后称：“何必曰利”。那么即使和义也不妨害其为纯义，即使废利也不妨害其为专利。这是古今的区别。

子服惠伯解释黄裳元吉的话太多，孔子说：“文在中也。《易》不可占险，义虽不深，有警示世人之意。”

楚灵王想要夺取昆吾的旧地，管仲虽然问昭王：“南征可以吗。”古代有志向，克己复礼，就是仁。现在世人说这种话很多，而没有克己复礼的实际行动，大概是因为道理本来不是虚设的。

晋国自从平公积累衰弱失去霸权，楚国已经掌握权柄，而齐国也相继兴起。平丘之盟，诸侯不聚集，叔向在其中呼喊，一时紧急，不得不这样。然而最终又有什么成就呢？看他临事持平，反而不如荀吴了。

晋国居住在深山，与戎狄为邻，王室的威灵达不到，拜见戎狄都来不及，凭什么献器物？那时言语专对的臣子就是这样。国家未亡而精神先逝了。子产不随便接受规劝，称之为狭隘，也可以。善于规劝的人自然应当知道事情的根本，如果不衡量对方是否听得进而妄加实行，将反而因为进谏而受害，所丧失的也很多。韩起辞谢玉环，这件事子产计较得很细微，然而计较细微而抵御的重大。大概历来积累的功夫，能到达这种境界。

小邾子赋《菁菁者莪》。叔孙昭子说：“不拥有他的国家，他能长久吗？”后儒说“以礼乐相示”，大概是指意旨所到，便分出高低。

孔子向郯子学习，夏商以上的遗事，如果不是《左传》、《国语》，从哪里知道呢？如果司马迁所载不足信。

以晏子回答齐侯问疾以及梁丘据和同两件事考察，古代听言的人，要在自己切近的地方，容易有所觉悟，所以进言的人如果有触动感悟，那么在其政事上反省就不难。后世君主本身离义理很远，臣子只能就事论事，至于其自身过错则不再敢接近。即使对事情有所纠正，而其效果已经微薄了。晏子所陈述的，还是援引证始末，使文理可晓。孔子只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淡没有执捉之处。景公便深深省悟，那么不只是晏子能言的功效。大概春秋以前占据君位利势的人，与战国秦汉以后不同，君臣之间差别不甚远，没有尊卑隔绝的差异，其身的喜怒哀乐尚可反求。不然的话，孟子不是不教人纠正君心的错误，后世运用它其验证很少，反而被讥为迂拙，还不如就事论事者还能得到一二。唉，君德不同如此，想要尽为臣之义，岂容易说呢！子产宽猛，我已在论崔寔时发表过。看子产为政三十年间，弛张予夺，虽然有锋芒不可侵犯，然而委曲顺从万物以等待其安定，这是子产的政体。大概他以宽厚自命，而忧虑子太叔无法继承，所以临终之言如此。鄙陋的儒者不知道，于是以崇尚猛厉为子产之言，其流害比崔寔更甚。后世的君主又从而相信。唉，言之难哉！子产以宽厚教导猛厉尚且不可，何况后人以猛厉教导猛厉呢？孔子说：“居上不宽，吾何以观政之所行，行其德也。”没有无德之人而可以委任以政事的。那么子产舍弃德行而言政事，宽猛都失当了。

译昭公二十四年至哀公终

晏子说陈氏施予厚惠，认为只有礼制可以制止这种局面。晏子通晓古道，善于论事，但对挽救乱世没有益处。虽然他说礼制规定私家施惠不能超过国家，然而国家利益既然已经归于臣下，那么就没有东西可以给予百姓，而想用空洞的礼制来节制他们的私欲，百姓难道会背叛私利而归顺公家吗？臣下难道会畏惧君主而自我贬损吗？箕子说臣下不应擅自施福作威，而说刚强的人不友好，就要用刚强去克制他。在纣王的时候，众臣肆意暴虐，箕子打算用威势去克制他们。武王、周公正彰显他们的德行，来不及采用这种方法。在这个时候却可以采用了。秉持刚正，执守礼制，奋起威怒，来收回陈氏的权力，夺取他们窃取来给予百姓的东西，而由公室施予百姓，那么大夫势力削弱而公室强大，这全在一令一禁之间罢了。景公清谈而丧失君道，晏子从容议论，不是济世之才，齐国因此灭亡，并非不幸。

司马侯、子太叔、晏子所说的礼，春秋时的君子都认为他们善于懂得礼。这之后有六七位君子，在礼的论述上很谨慎。如今考察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旧事，都是以德行为根本，而用礼义来推行，没有专门只谈礼的。专门只谈礼，见于春秋时期。那些君臣上下不致力于德行，而用礼来互相粉饰，互相指责期望，只求满足一时，不厚植根本，难以长久。像晏子、子产这类人，虽然是谈论礼的宗师，但距离古人已经很远了。当时，只有老子深知其中的弊端，所以他说：“上等的德行不刻意表现德行，因此有德行；下等的德行不失去德行，因此没有德行。上等的仁爱做事而没有目的，上等的义气做事而有目的，上等的礼制做事而没有人响应，那就捋起袖子强行拉人。”所以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是动乱的开端。孔子说：“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礼又能怎么样呢？”那么春秋时的君臣，只是假借礼让来治理国家罢了，并不是真正能做到。根本不存在而向礼制寻求太多，最终甚至到了没有的地步，从而用动乱取代动乱。难道不悲哀吗！

成鱄说：“文王的诗与马融、郑玄相差多远？所谓经学陋儒，并非人品都像这样，也不少，也不可轻易议论，应当更详细考察。”

齐国史书崔杼弑君，死了三个人。按照当时的史法，如果竟然不记载，那么诸侯就不再在盟会上登载了。学者对于《春秋》又怎么能轻易说话呢？子展、子产进入陈国，《春秋》中记载伐人有礼的，只有这一件事，可以想见先王用兵的情况。那么血流漂杵，孟子不相信也是适宜的。

赵武执政，对叔孙豹说话，便做出弭兵的规模，与管仲救邢、侵楚的意象截然不同。论者固然归因于时势变化，然而管仲的事情，也不是赵武所能知道的。

古人只说：“像保护婴儿一样，就够了。”然而明更增加到诛杀不仁之人，以鹰鹯作比喻，在政体中爱人嫉恶，本来没有害处，然而其流弊成为抑制强权扶持弱小的弊病，又更加严重了，只是追逐鸟雀而已，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大概孔子屡次教人治理政事，他的话未曾偏颇，正是端正自己而不责备别人。

子产说政事像农事，不过是为郑国而已。然而这话却可大可小，小则乘田委吏，或者一县一邑；大则虽然禹治水十三年，都是以这种心去求索而已。

仲尼听说魏子的举动，认为是义；任命贾辛，认为是忠。春秋行事，到这时将尽，还有余意留存。

吴国开始采用伍子胥的计谋，伍子胥的计谋，后世所称道。孟子说服上刑的人，就是这类人。越国报仇，以民命为草莽，巫臣、伍子胥这类人，都是被《春秋》所抛弃的。

春秋三叛，人名在滥言之故，为三。杜预却说小邾射不在三人之数，用这个来证明，春秋起止是什么呢？

名器不可假人，蔡墨也有此语

晋国执政的人，新子姑接受功劳，回来我看旧府。这时晋国霸业未改，而其卿大夫不学无识，竟想以私意断事，以气力雄长。晋国灭亡的征兆已经显现，而天下大势随之，三代的旧制于是沦丧。悲哀啊！

傅说言王人求多闻而原伯鲁不説学可并观子家子从鲁昭公本末轻重之义无一不合未知陆贽何如尔

孔子做司寇，挖沟而合诸墓。圣人的政事，必有所先。子路所谓“奚其正欤”？

召陵之会，春秋末年一大事。盖自邓之防，蔡、郑始惧楚。陈、蔡郑南北之限，齐、晋、楚之所必争也。陈、蔡乆沉溺于楚，惟郑去来无常，中原被其害。萧鱼以后，子产为政，専意中国，然后南北获安。非独弭兵合交之力也。至是，楚积失道，而蔡自絶诸侯，影附霸统，再复百年。一时不幸，晋之君臣童昏货贿，转而之呉。楚既衰，而夫差、勾践继起矣。故子产谓：“诸侯之贿藏于公室，则诸侯贰；诸侯贰，则晋国壊。”不徒为文义常语，乃晋霸得失之要也。子产岂惟倡郑从晋，有功于中国？而以亷律贪，士匄、韩起之徒皆受教。故晋犹未失霸，其有功于晋大矣。所谓“不有君子，其能以国如斯人乃当之”尔。

孔子谓：“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观，其私苌▯之辞，复而不厌，博而不烦，子产之流也。惜乎，士人特起，不尽其用尔。”

译子贡观看两位公卿朝见孔子，对子贡说：“不幸言中，是使赐多言。”左氏所记载的，像子贡这样言论的人很多，都是孔子所说的“不幸而言中”，并非有道之人所赞许的。

伍子胥劝夫差不要答应越国，成功而不听从，最终被越国所灭。后世没有不遗憾他的言论不被采用的。以我考察，吴越互相攻伐，彼此是常事，各自进入国都，互有胜负，经过岁月的磨砺，或许可以得到，本来就不能一举灭掉越国。夫差空虚国内而从事外事，轻率使用民力，骄奢无度，贪婪冒进没有满足，灭亡的形势已经形成，而伍子胥不知道救正其根本，急于灭越以求霸业，况且即使越国可以灭，霸业可以成，不到二十年，夫差也难免灭亡，又将归罪于谁？阖闾能够进入楚国，虽然说是伍子胥的谋略，但一无所获，而因困顿返回，被越国所杀，也没有听说再有防备谋划。孔子说：“智慧能达到，仁德不能守住，即使得到，也一定会失去。”伍子胥的不仁，怎么能保存别人的国家呢？微虎想要夜间攻打王舍，卒兵三百人，有若参与其中。近年我守卫金陵，与敌人沿江上下，谋划劫持其军队以扰乱他们。宣司认为可疑，滕晟说有子尚劫寨，何况其他人？我感叹说，这样读书，不枉有子传承孔子的道，这样鄙陋暴虐的事，也去做。冉有在齐军中用矛，所以能进入其军队，急病先难，古人的义理，左氏特别表出，大概是有意的。陈恒弑君，孔子请求讨伐齐国，左氏说哀公派告季孙，孔子推辞。《论语》说“三子告不可”，参看两书，左氏所记载的是对的。孔子修《春秋》，正以政在大夫，自阳虎、季氏未曾有款曲，所以说臧武仲“作不顺，施不恕”，因此不被鲁国容纳二十年。那么三子本来就没有讨伐齐国的道理。孔子斋戒清洁有请，将以明正大义，岂像后世欲急就事功者，效其计谋于强臣呢？

鲁卫自昭定以后，人物风流都尽，独冉有、季路、子贡见称。若颜、闵、仲弓，无事于时，乃不得着。春秋之末，齐晋各务篡夺，虽曰忠于其家，然货利所诱，威势所劫，乃无一二可言者。惟楚多贤，故其国亡而复存，存而复强，非偶然也。

《公谷春秋》至获麟而止，左氏以孔丘卒为断。使无左氏，则不知孔子之所终；不知孔子之所终，则《春秋》亦莫知其所终矣。谓止于获麟者，弑之也。鄙儒妄为训传，不知实义，害经大矣。

汉儒以左氏为不传春秋，刘歆缘此移书责让。以其书考之，以理揆之，史文与国始终者也。今传独起惠公元妃，以为书之始；自孔子卒后毕哀公，以为书之终。其始终不以史文，而以春秋，则此书固为春秋而作耳。谓之不传春秋者，汉儒守师说之陋也。然左氏之取义广，叙事实，兼新旧通简防，虽名曰传，其实史也。春秋为孔子所修也，故左氏之始终以之。若必欲事事解释如公谷，而然后为之传，春秋但以传闻亲见而为之，精粗得失之异，此则刘歆草创不详之过矣。故作传虽因于孔氏，而为义不主于释经。何以言之？左氏首篇发明之书法，皆防书旧义。其后虽因事着见，大抵鲁史本文，如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杜预所谓变例者，往往非孔子意也。其卓然出于孔子者，左氏必明载之，如天王狩于河阳，侨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盗杀卫侯之兄絷，邾黑肱以滥来奔，盖数四而已。郑髠顽，楚郏敖皆弑也，而不得言弑；赵盾非弑也，而必言弑；崔杼几不为弑君，天王之妄赴，陈侯之再赴，如此类者，左氏亦皆明载旧史之实，以示孔子之不复改也。其他褒贬予夺，经孔氏者，必以仲尼别之；其出于当时史官或公论所在者，皆以君子着之。盖二百四十二年新旧之史官不一，是非不同，彼皆自欲表章劝惩于一时，而必曰待孔子而后定。且孔子举以前代之劝惩为非是，而必曰由我而后可，此后人之臆说相承之议论，非圣人经世之学本然也。左氏所传重举经文，贯通本末，自为经纬。以孔丘卒后有传无经者考之，十七年楚灭陈，晋伐卫，十二月齐伐卫；十八年巴伐楚，卫石圃逐君；十九年越晋楚叔青如京师；二十年齐鲁会廪丘，越围吴；二十一年盟于顾；二十二年越灭吴；三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诸鞅来聘；二十四年晋乞师公如越二十五年，卫侯奔宋，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孙舒会纳卫侯。二十七年，越后庸来聘。与获麟以前，有传有经者，不为甚异也。然则左氏虽释经，兼有其说，而犹述传，各有其文，亦安得谓其如公谷之专意释经，而特以实事分高下乎？然则所以有贵于左氏之书者，以其足以质传闻之谬，订转易之讹，循本以知末，因事以明意而已。彼公谷之妄为区区，乌在乎较是非而角胜负哉？曰：必如子之言，孔子不作经，而左氏不为传，则《春秋》将焉用之？是何言也！自有文字以来，凡不经孔氏者，皆息灭矣。虽尧舜犹赖之，而况衰周之翦焉？今将家至而日见之也，岂非孔氏之力欤？若夫托孔孟以驾浮说，倚圣经以售私义，穷思极虑而无当于道，使孔氏之所以教者，犹郁而未伸，则余所甚惧也。故于其终，复具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