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六

译市场，是用来交易各种货物的地方，是百姓生计畅通或阻塞的关键所在。由司市来管理，其治理、教化、禁令都非常详尽。其中说道：“国君经过市场，就赦免受刑的人；夫人经过市场，罚撤去一重帐幕；世子经过市场，罚撤去一重帷幔；受封的官员经过市场，罚撤去一顶车盖；受封的妇女经过市场，罚撤去一重帘帷。”这是因为市场是财富聚集的地方，不是车马奔驰冲撞之所；利益所在之处，也不是随意观看的地方。

司徒用五种礼仪来防止百姓的虚伪，从而教导他们合乎中道；用六种音乐来防止百姓的情欲泛滥，从而教导他们和谐。而宗伯用天产来成就阴德，用中礼来防范；用地产来成就阳德，用和乐来防范。这说明百姓的虚伪属于天的范畴，百姓的情欲属于地的范畴。虚伪，是指行为、作为、辞让、法度等方面的辨别；情欲，是指耳目口鼻四肢的节制。子产说人初生时叫魄，属阴；叫魂，属阳，而儒者因此认为体魄下沉，知气在上。又引用季子的话，说骨肉回归泥土，是命定的；魂气则无处不到。《易传》又说精气构成万物，游魂产生变化，所以后世都以为魂知属阳，体魄属阴。然而根据宗伯的话来考察，魂知本来就是阴德，体魄本来就是阳德。虚伪不可见却能隐藏情欲，所以为阴；情欲可见却能消除虚伪，所以为阳。礼乐共同防范，从而同时获得中和，那么本性端正而身体安宁，这是古人的精微言论和确当论断。如果后世的老师，教导人压抑情欲以顺从虚伪，礼不能合乎中道，乐不能达到和谐，那么本性就会扭曲而身体就会生病。

《舜典》说敲击石磬，百兽随之起舞，《箫韶》演奏九遍，凤凰来舞。大司乐说八次变化天神降临，六次变化地祇出现。古人都是指着实事来说，不是凭空想象而言的。人鬼不说出现，鬼本来就是依附于人的。古人不把招致神祇当作难事，而把让天地神明各得其所当作难事。后世则相反。太卜掌管三种易书的法则，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别卦都是六十四。占筮的人用八卦来占筮，筮人掌管三种易书来辨别九种筮具的名称。详细考察这些，那么《周易》作为三易之一，别卦为六十四，从舜禹以来就使用了。而后世有人说伏羲开始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又说纣王把文王囚禁在羑里才开始推演《周易》。又说黄河出图，有自然的文字，学者据此，有伏羲先天、文王后天的说法，不知依据何在。起初考察籥章这个官职，掌管土鼓、豳籥，吹奏豳诗，敲击土鼓来迎接寒暑，用来娱乐农官。这大概是周朝的旧乐。《七月》叙述以陈述王业，而解说者却认为是周公所作。周公正制定礼乐，陈列雅颂以昭示先公先王的功德，难道会自己创作土风的诗让籥章掌管吗？既然这样，如果《周易》确实是文王改作的，而后世的臣子不以此严肃宗庙、防范典谟，反而把它藏在太祝那里，等同于卜筮，怎么如此轻慢他们的先君呢？凡是卦的辞，文的繇，筮史所推测的，推演数理极尽象数，比附事物连类取象，不差毫发。唯独孔子认为不是这样，所以孔氏的系辞认为必须像这样来推测，因为内心中正而不被祸福利害扰乱心神，这是君子之所以为易的原因。而学者既然不能理解，反而援引孔子的易归于卜筮，认为经过三圣，历经三古才成书。唉！学者自己聋盲，不值得奇怪，而我悲叹他们转而使别人聋盲，却没有停止。

掌固建造都邑，就治理其防御工事及其守法。国都的边界，有沟渠树木的防御；郊外也如此。百姓都有职责。司险设置国家的五沟、五涂并种植树林，作为阻碍防御，都有守卫禁令，而通达道路。禹、汤以前，不知道怎么样，而周朝司马的职责如此。所以即使是小侯国、陋国，各有阻碍防御，不能轻易侵犯，而存续数百年。孔子也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大概不这样，就无法立国。而孟子却说：“限制百姓不靠封疆的界限，巩固国家不靠山溪的险阻。”这种说法既已流行，儒者世代尊奉至今，长淮连接汉水，荆防犬牙交错，绵延数千里，没有阻隔。敌人到来，我常常荡然无存，而我对于敌人，尺寸不能到达。这是当今的大议论，有国者不知道讲求，以存亡为戏，怎么办？

职方辨别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人民，以及他们的财用、九谷、六畜的数量，要周知他们的利害。我曾经怀疑召公在燕，太公在齐，唐叔在晋，都是边远地区，与戎狄邻接；而江汉之间，封建所不到，那么周朝所自治的地方，本来很狭小，而职方所辨别的却如此详细。即使汉唐盛世也不能做到，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具备图籍，而实际上未能统属吗？周召的政治，一定不是这样。辨别详细而责求简略，治理狭小而服从广泛，不是德行有余于天下，怎么能达到这样？

司寇用圜土聚集教化罢民，那些能改正的返回中原，用嘉石平定罢民，让州里担保他们，就宽恕而释放他们。乡遂县士中有刑杀的，想要免罪就王与公卿商定日期，司刺用三法探求民情，断决民中的案件。季康子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您想要善，百姓就善了。”周召使用刑罚，罪有余而法不足。孔子论刑杀有穷而生无穷，子思、孟子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而想要建立三典来纠察万民，难啊。

译大小行人掌管礼仪，是用来亲近、接待诸侯和邦国的礼节。学者们只认为那是揖让周旋的美好形式，却完全不知道周公、召公治理天下，其精神凝聚于此。用《诗》《书》所记载的内容来印证，那么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治理国家，难道有丝毫未尽于人心的地方吗？大概他们获得天下，未曾依靠智谋和武力；他们守住天下，未曾不依靠礼义。这种意旨到了周朝衰微时，只有管仲懂得。所以他说：“用礼招抚离异者，用德怀远人。德礼不改变，没有人不怀念。”齐桓公在诸侯间修明礼制，诸侯各国按官职进献方物。后世的学问，专门用《春秋》来通达王道，把《诗》《书》《周官》当作凑数的资料罢了。这实际上是从孟子开始的，况且孔子曾说管仲行事不合礼，礼就不能行于天下，所以称他为小器。而孟子考察得不详细，因而一并废弃了管仲。然而《周礼》与《诗》《书》并立，管仲所认识的《周礼》尚存，这恐怕是孟子不知道的。学者承袭错误，不思考其中被遮蔽的地方太多了。

大宰用九种赋税来征收财物。第一种是邦中之赋，第二种是四郊之赋，第三种是邦甸之赋，第四种是家削之赋，第五种是邦县之赋，第六种是邦都之赋，第七种是关市之赋，第八种是山泽之赋，第九种是币余之赋。载师根据里数来分配国中之地的任务，根据场地和园圃来分配园地的任务，根据宅田、士田、贾田来分配近郊之地的任务，根据官田、牛田、赏田、牧田来分配远郊之地的任务，根据公邑之田来分配甸地的任务，根据家邑之田来分配稍地的任务，根据小都之田来分配县地的任务，根据大都之田来分配畺地的任务。太宰总领这些法规，载师专门负责这些任务，并非两回事。而郑玄认为赋是按人口征收钱币，即现在的算赋，百姓有时称之为赋，这是它的旧名称吗？尧舜三代的治理方法，是让百姓依靠土地而不责求其人身，所以使用民力，丰年不超过三天，他们爱惜百姓到了如此地步。况且按人口征收钱币，是后世的暴敛，郑玄却举此为例。郑玄虽然博览群书，训释经义，却不知帝王的大意，随文释义，随意在笺传中表达，误导后世，危害很大。又载师说任地国宅无征，园场二十税一，近郊十一税一，远郊二十税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税一，只有漆林之征二十税五。大概是根据所任劳逸、获利厚薄来决定多少，也没有固定法则，这是司徒的正文。而儒者争说古代税法必定出于十一，又有贡、助、彻的不同，但其实都不超过十一。既然司徒教养百姓，起居饮食依靠官府供给，吉凶生死无不伴随，那么即使征收不止十一，本来也不算过分。后世把百姓当作刍狗，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然不知，真的因为百姓自有财产就随意征收，那么即使只征收十一，也过分了，又怎么能算是适中呢？况且合并天下以奉养一君，地大税广，上面没有前代封建的烦扰，下面没有近世养兵的众多，那么即使二十税一也可以，三十税一也可以，难道能拿孟子关于貉道的言论作为定论吗？

司徒建立邦国，诸公的封疆方圆五百里，其中可耕种的一半；诸侯的封疆方圆四百里，其中可耕种的三分之一；诸伯的封疆方圆三百里，其中可耕种的三分之一；诸子的封疆方圆二百里，其中可耕种的四分之一；诸男的封疆方圆百里，其中可耕种的四分之一。又职方氏说：邦国千里，封公以方圆五百里，则有四个公；方圆四百里，则有六个侯；方圆三百里，则有七个伯；方圆二百里，则有二十五个子；方圆百里，则有一百个男。两句话从五百里到百里，这是成周分封土地的定制。诸侯之国三五相因，周朝特别封赐的可以数得过来，齐、晋、鲁、卫、陈、蔡、宋、郑，往往都是从五百里以下。而各家之说认为诸侯必定是百里的，是妄说。孟子说：周公封鲁，土地不是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封齐，土地不是不足而俭于百里。孟子怎么会不知道齐鲁始封的情况，而用百里来限制呢？封疆多而可耕种少，地势本来如此，而郑众说包以附庸，郑玄又说一易再易，必定满足国家之用而后贡其余的，更是妄说。况且即使王畿千里，也不过是举封疆而言，怎么能全是可耕种之地呢？

《仪礼》所记载的有司之事，用所存的推知所不存的，当时举行一种礼仪，必定有仪节，仪节不胜记载，那么何止于此【《顾命》可见叔孙通朝十月仪，后世的有司也都是这样，只是不及古人，然而也不可不知】文多而义少，事浅而意深，虽然周公、召公制定制度，与后世共同遵循，而儒者做学问，本来应该有烦琐与精要、广博与简约的不同。所以孔子对子夏说“不要做小人儒”，子贡不幸说中了，曾子也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已”。学者的弊病，在于不明统纪，玩此忘彼，守粗遗实，或者荒陋不知，忽略不讲，既然已经失去了，那些细碎太甚的，又认为先王的一微一小，都有精义，错陈午割，必中法程。然而那么官司所传，历代所行，圣人又怎么能尽以为一己所纷更呢？韩愈又说“惜吾不及其时，进退揖让于其间”。以我看来《仪礼》所记载的，与《周官》《礼记》《左氏》相出入，《诗》《书》也互见。郑玄最通博了，大概春秋时周及鲁行之尤详，而其他诸侯国也无不遵用。不知者以相病，不能者以相耻，下至战国尚存，秦虽扫灭，汉有诸博士所记，乡射乡饮，雅歌骊驹，犹时见一二。董卓败，曹操兴，始尽亡之矣。刘表亦颇欲收拾，而智计之士以为笑，相率去之。诸葛亮尤惩，艾虽号名续汉统，而不复考寻矣。是愈之所欲进退揖让者，特衰周春秋诸侯事，非文王周公盛时也。椒举曰“夏启有钧台之飨，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搜，康有酆宫之朝，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楚子曰“吾用齐桓如此等大朝会，殷国遍巡天下记之。”至战国固在也。《仪礼》者，士之礼，通记大夫诸侯，而天子无考焉，何能及三代之弥文缛典乎？

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曰：“何以期也不二斩也？何以不二斩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欧阳氏《濮议》据此谓：“一世之人，茍徇俚俗，讳称其父母。”按此传专明大宗，则固有昵比本亲疎薄正统之防矣。欧阳氏既以知礼自许，则当明降诏防：“言濮安懿王，朕本生父，大宗至重，靡敢顾私，敬不并隆。义有由起，濮国子孙世世嗣王奉祀之礼，务极恭肃，无有慢逺，以称朕念亲亲本之意。”然则士大夫岂有异论乎？司马氏亦不肯自谓不知礼。欲救一时之失，则当建议：“言濮安懿王宜称皇帝本生亲【本生则降于为后矣】爵命之隆，子不加父。宜于濮国建园立庙，王其子孙世一人主奉祭祀，极于严敬。所须并有司为给。”如此则上无违背礼经之过，下无蹈袭衰汉之失。然则朝廷岂有不从乎？今各以末世之行相猜，互以鄙野之事相诋，激成大誖，贻讥百世，犹为有君子乎？且王珪戒吏以光草议为抵，是名从同列而实畏宰相也。曾巩语脩，且无以其所议示人，是内惧众哗而外姑以謟脩尔。嗟夫，茍且之弊如此，欲礼教之明可得哉？

习学记言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八 宋 叶适 撰礼记

曲礼》中三百余条，人情物理，的然不违余篇。如此要切言语，可并集为上下篇，使初学者由之而入。岂惟初入，固当终其身守而不畔。盖一言行，则有一事之益，如鉴覩像，不得相离也。古人治仪，因仪以知事。曾子所谓笾豆之事，今《仪礼》所遗，与《周官》戴氏杂记者是也。然孔子教顔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盖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为所贵者，动容貌，出辞气，正顔色，三事而已。是则度数折旋，皆可忽畧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礼因以废矣。故余以为一贯之语，虽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数折旋，既已无复可考，则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物理不相逾越，而后其道庶几可存。若他无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则厚者以株守为固，而薄者以揵出为伪矣。

按臧孙纥为季氏废公鉏，坐以出亡，仲尼谓作不顺，施不恕。叔孙婼言：「婼有家祸，杀适立庶，诛竪牛，与季氏讼。」仲尼称其不劳，不可能，皆有本末，后世可以考信。《檀弓》记公仪仲子舍孙立子，乃不叙所由。又记子游问孔子，孔子亦直云「立孙而已」，辞简而事畧，经传体杂，义类不通，恐不足以诏后学也。

季武子夷人之墓以成寝，而许其葬，又许其哭。由前则不应有后，由后则不应有前。殆若狂者，使其妄闻，自不当记；就其果然，亦不足记。合葬非古也，以人墓为宫，古乎？

徒欲记古不坟，而谓孔子自称为东西南北之人，将教人以舍其国而游，岂圣人之言乎【士而懐居，不足以为士矣。」谓不懐居，则可谓东西南北之人，则不可】

无有司而用门人可也，徒欲记古不脩墓，甫窆而崩，门人之慢且不材至此乎？先反而虞礼也，知墓崩而不言其徃视可乎？疑此亦非也【丧服四制：苴壊不补，坟墓不培，若雨甚至，漂流棺椁不问，岂通义哉】

左氏载子路之死甚详，孔子闻衞乱曰：「噫！柴也，其来由也，其死矣！如是足矣。」言醢之无义，言遂命覆醢，尤无义。申生之死，或以为《檀弓》叙载简严，非左氏可及，此余所不晓。只如《檀弓》之言，何足以周事情、立世教也？

朝祥而暮歌，野人之事也。子路何必笑？孔子何必辩？又谓逾月，则其善亦非也。

易箦》一义，极当商量。据本曾子之学，坚定明笃，虽神已离形，而不变异死生，若一致然。且改过甚勇，以正为终，是后学鉴照凖程处也。然君子所贵乎道者，烛分审义，缉熈积实，虽不以此身为讳过之地，亦不止一生为改过之用。季氏之行于鲁国，垂三百年，自孔子事之，敢亡而不敢絶也。彼之有赐，未知应受与否。若童子以为大夫之箦，而曾子不能知；若童子以为不冝居，而曾子居之，至死。曾子之智，曾童子之不如，则奚取于学？若曾子疾不暇察，而曾元以非所当养者养其亲，使殁不得其正，则奚取于子？然则师友分义之论未定，缉熈积实之功不加，而以隅坐过人之识为足以断曾子将亡之是非，必有传闻之误，后学未可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