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十二

译《习学记言》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三，宋代叶适撰，论《论语》。

何晏《论语集解》的序言，语言简练而文辞古雅。数百年来讲论的大意，依靠它得以保存。经过何晏解说的那些内容，都与诸家不同。大概后世讲论义理之学，以何晏和王弼为祖师，才开始破除经学儒生专门之学的浅陋。范甯认为何晏隐晦沉溺于仁义，罪过超过夏桀和商纣。如果范甯也只知道他所知道的那些罢了。

“学习并时常温习，不也很愉快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却不生气，不也是君子吗？”在孔子之前，圣贤自我修养的方法，没有记载，所以不知道他们停泊归宿的地方。至于孔子成就圣人的功业，就在这三句话里了。大概他终身不懈怠。我常怀疑后人只把它当作初学者的领受防范，既没有愉悦的实际体验，又迷失了不生气的情趣。正能好学不倦，生死都依循它，这都是血气之勇所为。

有子虽然没有发表放诞的言论，却如此卑弱。孔子的道统失传了。古人谈论仁，不离开巧言令色。那么学者追求仁，与仁道已经成就，它们的深浅多少不同吗？

“君子吃饭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接近有道德的人来匡正自己。”这种功用也不容易达到，孔子不把它许诺给未成材的人。看子贡、子夏谈论《诗经》的方式，孔子赞许他们的原因，其大旨就可以看到了。然而虽然意在言外，终究需要道理与事实相协调，所以只有被孔子、孟子称赞的人才能得到。如《左传》记载礼制，即使是子思所称许的，还不能畅达其义理。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不能自己执政，所以他说这样的话。然而做事有尽头，言论无穷尽。假使虽然有众多圣人的政事，而没有孔子的言论，那么终究没有人知道考察的标准了。

《诗经》三百篇，孔子举出其中存在的。后人矜夸，说孔子自己删减为三百篇，是大错特错。“思无邪”，指示最切中要害。如传述者说：“风人所作的诗，是思想有邪僻。”诗人用无邪的思想，来纠正那些邪僻的思想。

“耳顺”、“从心”，孔子怎么能用最后的年岁来自我描述呢？又他所设定的界限，不是用来作为增进德行的次序，怀疑不是孔子的话。

“学习而不思考，思考而不学习。”孔子当时，他的话必定有所指。从后世来说，那些粗略地习熟训诂，浅陋地相承的人，属于不思考的一类。那些穿凿附会性命，空虚自喜的人，属于不学习的一类。士人不超出这两条道路。

古代做学问的人，断绝不相继承。子张问：“十世可以知道吗？”自以为很远了。然而百世可以知道的学问，从孔子开始。后人，怎么可以忽视呢？季氏积累三代的权柄，已经擅权其国家与百姓，于是把礼乐移到他的家族。所谓的礼乐，不是鲁国所能拥有的，周王室确实拥有它。这不仅是僭越鲁国，简直是僭越周王室。然而当时的士大夫不认为这是错的，如果不是孔子明确说出来，那么举世就没有人知道了。孔子既然斥责其不可容忍，又称赞“奚取于三家”，又责备冉有，又拿林放比作泰山。他对于当时国家事务的是非，明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弟子所记录的，必定认为是绝特骇俗的言论。如果使不等待孔子就能知道，那么也不至于如此详细记录。在邪正善恶之间，只有孔子穷尽了，固然不是臧文仲、柳下惠所能达到的。然而三代世袭的大臣，专门凌驾于人君之上，主持祭祀仅拥有虚名，所以虽然夺取其实权，还不改变其名称。秦汉以后，则连名称也一并夺去。士大夫安于习惯而不知道，与畏惧祸患而不敢，这还不足以怪罪。有的或者只以权利小小操弄，未至于有名实废兴的差异，却恐惧警惕，反而更加严重。那么冉有、季路以下随波逐流、风靡者，哪里值得计算呢？

周公、召公执政，礼乐征伐出自天子；管仲执政，礼乐征伐出自诸侯。从此到孔子，一百五十年，天下只听管仲的。周公、召公的功业泯灭了。推究孔子的志向，将率领天下以恢复周公、召公的功业。其道义顺应，时势容易，没有比管仲更好的。所以不能做到的，是因为视听言动不遵循礼制，败坏削弱其力量，削减损害其器物。大道的界限，由此开始。孔子所深深痛恨的。考察子贡、子路及孟子所称许的，曾西羞于与管仲相比，其实不知道孔子的意思。至于孟子以管仲、曾西所不做的，怎么能成为我的愿望，而自称以齐国称王如同反手一样容易，那么不知道孔子的意思，又更严重了。孔子说“选择不居住在仁德之地，是不知言”，“君子没有终食之间违背仁德”，“言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这是仁对于人，相互依凭，如影随形。现在如果体会孔子的话，必须有用力的地方，克己复礼为仁，由己其具体也；出门如宾，使民如祭，其操术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术之降杀者。常以此用力，而一念一食无不在仁，庶可以言知矣。

舜言精一而不详，伊尹言一德，详矣。至孔子于道及学，始皆言一以贯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将有时而变。孔子不必待其人与治也。道者自古以为精眇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息难统，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万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蠧朽之余，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身殁而遂变也。然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尽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之，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测也。

译道德高尚的人不会孤单，必定有同类相伴。古今以来，被推崇为高尚的，却完全没有同伴的道德，这样的人很多。所以说：中庸之道，人们很少能长期保持。

臧文仲用大龟甲占卜，在柱头雕刻山形，在短柱上绘以水草花纹，这怎么能算是明智呢？孔子之所以批评臧文仲，是因为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不对，却仍然去做，毛病确实存在，这与孔子评论管仲的道理相同。那么，童子指出大夫使用的席子不合礼制，本来不足以成为曾子的瑕疵。总之，克制私欲以回归礼制，这是孔子和颜回做的事，那些偶尔能达到仁境的人，还未能做到这一点。

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仇怨，因此怨恨他们的人很少。又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孔子称赞伯夷、叔齐，是说他们的怨恨与常人相同，但他们能自我安乐而没有怨恨，这与常人不同。到了孟子，却说：“眼睛不看丑恶的颜色，耳朵不听丑恶的声音，与乡人相处，就像穿着朝服戴着朝冠坐在泥炭之中。”孟子既自认为伯夷、叔齐是清高的圣人，又自认为他们并不狭隘。唉！难道他们没有听说过孔子的话吗？大概伯夷、叔齐是利欲所不能污染的，世俗之人畏惧他们，认为他们脱离人群而独立。孟子难道也是以世俗所畏惧的标准，而在其中加以取舍吗？评定百代的对错，难道容易吗！

有人不够醋，防生高为他去乞讨。这是人情所难免的，然而既然以正直著称，那么委曲求全以救济百姓的行为，世人就共同禁止了。

孔子的志向，是让老年人安享晚年，让朋友信任他，让年轻人怀念他。这难道不如那两位吗？（指伯夷、叔齐）所期望的高远目标，最终或许无法实现。而近世的学者，却认为像这样就能与天地同等广大。况且天地虽然广大，又怎么能安顿老人而让年轻人怀念呢？

看到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我责备，足以进入道德的境界了。人能看到自己的优点而在内心自我称赞，罢了。

鲁哀公问弟子中谁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人好学，他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可惜短命死了，现在没有了，没听说有好学的人了。”这也是孔子评判后进人才的大标准。他称赞雍仁厚，求多才，赐通达，由不以穿破旧棉袍为耻，其余的就看不出来了。至于前辈，本来有很多。孔子聚集天下的英才，在一门教授的最多。颜回最少。其中多长老，颜回年轻。又追痛于已死的人，不顾及生存的人。像这样，好学是多么难啊！哀公本是平庸的君主，不足以知道这一点，而颜回却特别被标榜在上方，古人难道告诉君主时不怀疑他不能理解吗？还是当时君臣的智慧都可以理解，只是以不能实行为患呢？凡此种种，都是后人没有讲清楚的。却唯独认为学者不应该把怒气从这边移到那边，知道不善没有再犯而已。唉！难道认为这是颜回独自能做到的，而孔子门下的其他人都是轻易发怒、频繁重复错误的流俗吗？这是孔子诬蔑天下无人，我坚决不敢苟同。考察孔子自称都减损于人的地方，既与他称赞颜回都进于人所未闻的地方，未曾不想垂范世教。大概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的人，才可以谈论好学，而一世之人常常在喜怒是非之中力求避免而不能，就像挖泥而扬起波浪一样。唉！必须像这样，只有颜回罢了。

颜回啊，他的心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其余的人只是偶尔达到罢了。其余的人为什么只是偶尔达到罢了？利欲的念头忽然在心中萌动，那么与仁德就有间断了。就像说不把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不重复犯同样的错误一样。

颜回真是贤德啊！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不能忍受这种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颜回真是贤德啊！不因为口腹之欲妨碍道义，即使古代圣贤都是这样。然而从孔子开始阐发这一点，不阐发在别人身上，而唯独阐发在颜回身上，是因为颜回有其实质。

子路和冉求，不可以谈论仁德，但可以参与政事。古代没有这种论调。自从皋陶谈论九德，到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未曾分别。孔子时世道更加衰落了。不存于仁德，那么才能就灭绝了；德行不取于政事，那么与才能就都失去了。所以这种论调与皋陶不同，而实质相同。冉求说：“不是不喜欢您的道，是力量不足。”孔子说：“力量不足的人，走到半路就放弃了；现在你是画地为牢。”以孔子的话考察，那么当时不立志于道的人很多了。

以子夏作为儒者，还告诫他小人，何况其他人呢？儒者不考察德行，而顺从学问，那么就把学问当作道的弊病了。

出门必定经过门户，已经知道门户了。行走不遵循正道，不知道道啊。道，是应当行走的路。即使是乡人，如果知道路，没有片刻离开的。不然，即使是君子，左右张望而迷失了。那么中庸所说的不可片刻离开的，真不可以称为道，而可以离开的，也不可以称为非道。

人的本性是正直的，这一句话关系极重，就是《易经》所说的圣功。回顾古初以至于现在，典籍所记载的，生来正直的人很难，而侥幸免于不直的人都是。

宰我问井中有仁德。孔子回答他，严厉如此。而孟子以乍见小孩将要掉入井中为足以激发其惊惧怜悯之心。同样是井，其封闭者没有自我激发的途径。那么未经孔孟讲解之前，不仁的人可以胜数吗？

如果有广泛施予百姓而能救济众人的，怎么样？可以称为仁吗？人之所以为仁，在于心，不在于利。宰我不能明白其心，固然没有其功；子贡也没有明白其心，却急于想要有其功，这是共同损害仁德。以孔子的话考察，子贡的心没有脱离众人，难道是他想要的吗？固然是想要与人同利吗？

译只叙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流传于后世，就在于此。大概从尧舜到周公，有创作，却没有叙述。天下的事理变化虽然无穷无尽，但天下的义理本来是有尽头的。所以后世担心的是不能叙述，而没有必要去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因此能够叙述。虽然如此，如果学者不叙述孔子，却叙述孔子所叙述的内容；不相信孔子，却相信孔子所相信的内容，那么尧、舜、周、孔的学说终究会不明朗。要谨慎啊。

沉默地记住它，学习而不满足，教导别人而不疲倦。孔子陈述自己尽力之处，以此告知后人：如同用火烧亮黑暗，用木筏渡过不通的河流，可以说极其迫切且贴近实际，没有不可知的微妙秘密。学者只是苦于听闻接受和抄袭略读罢了。

德行不修养，学问不研讨，听到义理不能趋向它，有不善之处不能改正。以上三章相互关联，似乎有意按次序排列。大概起初说的是功用，中间说的是功用的原因，最后说的是功用不能成就而废弃的原因。虽然未必是同一时间说的话，但它们的言论正好相互阐发，学者不需要另外寻求。趋向义理就像迁怒一样，义理一定要趋向它，怒气却不迁就它，其机制是一样的。后世对于不迁怒有不同的解释，怀疑他们未能通晓伦理类别。

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托于仁，游憩于艺。孔子的话，本来已经非常明白。而后世不能实行的人，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道，什么是德，什么是仁的缘故。士人姑且各自以自己私有的见解来讨论。人没有不立志的，只是他们的志向不对罢了。如果真的知道不对，那么所立的志向就是志于道了。依据、依托，也没有不是这样的。志向，是人的主宰，就像射箭的靶子一样。依据，是它的地基。依托，是因地而立。唉，谁肯自认为泛泛地旅居在这个世上呢？为什么不就在他们所立的志向，以及他们所依据和依托的地方，明确辨别并详细选择呢！如果他们真的能做到，那么《中庸》所说的“别人学一分，自己学十分”的境界，就不难达到了。

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举出一个方面，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个方面，就不再教他了。又说：“只要自愿拿着十条干肉作为礼物来见我的，我从来没有不教导他的。”又说：“你们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什么，我没有哪件事不是和你们一起做的，这就是我孔丘啊。”又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有个乡下人问我，我本来一无所知，我从他问题的两端穷究到底。”孔子教导人的深浅次序，大致具备在这几方面。现在那些泛泛地教导人，或者展示行事而不等待教导，以及那些凡俗鄙陋而不知道教导什么的人，都看不到了。能看到的，哪一个是一隅？哪三个是三隅？道理没有不贯通的，但言语不能如此简略。学者如果真的有所知晓，那么百世之后就像一天一样。不然的话，只是徒然寻找文字和句子罢了。孔子对颜渊说：“被任用就实行，不被任用就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有这种态度。”孔子、颜渊都不追求被任用，所以说“被任用就实行”，直截了当，不必说隐瞒。他回答阳虎“一定不做官”时，所以说“我将要做官了”，也只是敷衍答应罢了。古代的圣贤对于被任用和不被任用本来有确定的原则，即使是孔子也不能独自不同。而后世的学者认为只有孔子能在被任用和不被任用之间不系恋吝惜，而说颜子也能做到，如果是这样，那么沉浮进退，听任外物所为，不被任用却仍然实行，被舍弃却不藏起来，而出处的大节就丧失了。

空手搏虎，徒步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和他在一起。说的是勇敢到了无所畏惧就停止了。子路的勇敢，可以说无所畏惧了。但必须兼备仁与智，所以面临事情时有所畏惧，喜欢谋划而成功，即使是伊尹、姜太公也不能改变。不然的话，就以为子路的死是因为独自勇敢。

富贵如果可以去追求，即使是拿着鞭子的人，我也去做。世上也有可以富贵而不需要拿着鞭子的人。而孔子认为不可以做，那么崇高没有比富贵更大的，是扰乱德行的言论。

冉有、子路认为夫子应当做卫国的君子，子贡不能决断。这时颜子已经死了。义理的是非就在眼前，常人不能坚守，而常常以利害作为去留的标准。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而又有庸人执意认为这是义理所在，非圣人不能抉择的，也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这两端，学者不可不谨慎考察。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了。”用不义的手段得到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孔子阐发这个义理，是《诗》《书》所没有的。大概这时道德在上位，而不能在下位。如果在下位而没有自我快乐的方法，整天忧愁，与《柏舟》有何不同？

给我几年时间，五十岁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这时，《周易》已经去掉上一个字，必定有所遵循的开始，不可得知。孔子也是沿袭它罢了。后人便说：“易，就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顺从道。”那么《连山》《归藏》怎么说呢？

叶公向子路问孔子，子路不回答。叶公诸梁，当时能言善辩的人，《左传》记载他，不同于以甲兵追求功利的人。他问子路，而孔子的话如此，难道是因为他也足以谈论高深的道理吗？虽然如此，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道衰老即将到来，淡然无味，至今没有人能明白它。《礼记》说：“独自学习而没有朋友，就会孤陋寡闻。”确实是这样，选择朋友最难，有通国旷世而得不到的人。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一定有我的老师在其中。选择他们的优点来跟随，看到他们的缺点就改正自己。”所以仓促困顿，都是道所在，而没有难求难得的祸患。圣人之所以能终身学习而不满足，由此而来。

译孔子说：“圣人我是见不到了，能见到君子也就够了。”考察尧、舜、禹、汤，虽然被古今共同尊崇，但仁、圣、文、武等德行，当时还是通称混举。周文王、武王和周公、召公之后，圣贤不再出现，孔子考察论述其中的缘故，于是才开始对德行各有品目分类，而“圣人”的名号不再被滥用了。这大概是为了给修德进道的人提供一个验证的标准。《洪范》讲九类治国大法，上天所赐以成就圣人的，实际上根本在于“思”。其他的明智、谋划、严肃、治理等德行，随类而应，都是“思”所通达的，确实是身心的主宰，不是其他德行可以并列等同的。然而傅说曾说：“只有学习谦逊的志向，道理才能积累在他身上。”孔子曾说：“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危险。”这是说思考与学习兼进的人才是圣人。孔子又说：“初次占卜就告诉结果，再三占卜就是亵渎，亵渎了就不告诉。”亵渎，就是轻慢。用蒙卦来培养正道，是圣人的功夫。由此可知，学习是圣人产生的根源，思考是圣人存在的根本。而孔子教导人们以求成圣，其门径本来就在这里。

孔子说：“善人我是见不到了，能见到有恒心的人也就够了。”善人，是天资纯粹美好，不依靠统纪伦类就能自然成就的人。孔子曾说：“教化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去打仗；治理国家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这大概是指周朝的先君。孔子又说：“恒卦，亨通，没有灾祸，利于坚守正道。”长久地坚守其道，其卦象说：“君子以此确立志向，不改变方向。”掌握了方向而不改变，这就是他仅次于善人的原因。没有却装作有，空虚却装作充实，贫困却装作豪奢，没有德行却妄加使用，用智巧来求胜，其穷途末路就会成为奸贼。这固然是指世上的妄人吗？不是的。正是指那些立功成名的人，如舅犯、狐偃这类人；至于他们穷途末路时，就成了伍子胥、范蠡那样的人。至于里巷中的庸人，倏忽成功倏忽失败，有什么值得称述的呢？

孔子说：“大概有那种不了解却凭空创作的人，我没有这样。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遵从；多看，记在心里，这是次一等的知识。”六经之外，孔子之前创作的作品，至今尚存的，其知与不知都可以验证。世人正竞相创作，那么不了解却妄为，本来也不奇怪。自从孔子因创作而述说，以开启天下，然后尧、舜三代的功业不至于泯灭，性命道德有所统纪。如果创作没有止境，舍弃旧的追求新的，没有留存下来的，那么人道就会废坏，散乱得像鬼怪一样，又像伏羲、黄帝时的状况了。百位圣人的归趣，不是心意相同的人不能防范；众说之长，不是知识达到极致的人不能领悟。所以孔子教导人们通过多听、多看而获得知识，又在《大畜》卦的象辞中说：“多识前言往行，以积蓄自己的德行。”孔子说：“仁难道远吗？我想要仁，仁就到了。”孔子自己看到这种仁，就像耳目口鼻、百骸四体在身上一样，叩问就回应，运用就顺从。他的言语刚健中正，没有怀疑和贰心。从颜渊以下的人都没有明白。学者如果能用孔子告诉弟子的话，认识仁的体状，推论深熟，然后用孔子自述的话，知道仁的指归，造诣径直，那么即使在颠沛流离、仓促匆忙时也能不违背仁，不仅仅是像日月那样到达而已。

至于圣和仁，我怎么敢当呢？只是对于学习不满足，教导别人不疲倦，可以说这样罢了。考察孟子的话，孔子自谓“圣则我不能”，我学习不满足而教导不疲倦。这两句话正相似，那么所谓“为之”的，就是学习罢了。自己学习不满足，又以此教导别人不疲倦，哪里顾得上把圣仁的名号加在自己身上呢？然而就世人所命名的而言，圣仁不外乎这些了。

泰伯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当时一定有其实据。世人所说的断发文身裸体作为装饰，大概接近这种情况了。然而汉【阙】帝说文帝能让天下，竟然超过了泰伯，流传的错误把古人当作戏论，那么尧舜禹汤的德行都成了空话了。

恭敬而没有礼就会劳累，谨慎而没有礼就会畏缩，勇敢而没有礼就会作乱，直率而没有礼就会尖刻。考察尧舜任命官职，教育贵族子弟，皋陶用九德观察人，必定依据天质的自然，而能补其不足，其间节文也不完全相同。现在孔子唯独统一于礼，似乎与古人稍有不同，大概是因为礼教到周朝才大备，道盛仁熟之士，本来就在其中揖让周旋。初德偏善，也都有所依据，对外不失去人，对内不失去自己。所以孔子深切惋惜礼的废弛，而希望它重新实行。像恭、慎、勇、直这些得之于天的，不是不美，但有礼就能以其质朴成就，无礼就会以其质朴败坏。人不是下愚，没有不可成就的质朴，如果都能统一于礼，那么弊病尽除而才德完备，用人之明智，即使超过尧舜也可以。

曾子有病，孟敬子去探望他。近世认为曾子亲传孔子的道，死后又传给别人。在这一章，考察曾子最后的话不及正于孔子，认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那么可以认为他得到了孔子的道，而传给别人则不可以。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的都是一道，孔子用来教导他的弟子，而所接受的各不相同。认为虽然不同但都受之于孔子，那么可以认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统一的原因，而曾子独自接受并传给别人，人大不可。孔子曾告诉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然应答了，而自以为忠恕。考察孔子告诉颜回：“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大概自己不必是，别人不必非，克制自己以尽物就可以了。如果动容貌而远离暴慢，正颜色而接近信实，出辞气而远离鄙倍，那么专以自己为是，以别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不归，都不可知，只是以自己形物而已。况且他的话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所以说：“不是得到孔子的道而传给别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统一的，不只是以身传，存之于书，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所以孔子称“天之未丧，斯文为己任”。只有颜渊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余无见焉”。托孤寄命，虽然说是必全其节，任重道远，可惜止于其身。然而继周之损益为难知，六艺之统纪为难识。所以说：“不是得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统一的受而传之。”传之有无道之事。世人认为曾子能传，而我认为不能。我难道与曾子辩论吗？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者，学者之患也。

译兴起于诗，确立于礼，完成于乐。这三者，是周朝用来教化百姓的方法。在周朝兴盛时期，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很多。孔子处于周道衰微残缺的时代，虽然也有吟咏歌唱、在其中俯仰从容的人，但事情只是修饰文辞罢了，所以他的言论如此。可惜这三者本可以成就天下的英才，而当时却未能做到。查考《皋陶谟》称天所规定的次序，礼称天所规定的等级，《大雅》说百姓秉持常道，喜好美德。孟子说礼的实质是节制文饰，这两者乐的实质是快乐，这两者而编诗的人又认为诗是志趣所趋向的地方，这些都与上述论述不同。那么这三者都是从内心发出，而不是从外部进入。学习而不知道其统绪，就随着言语去解说，不足以阐明大道，还怎么能指望它得以实行？这是学习的最大祸患。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去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怀疑这与上面的话似乎相承接，然而“由”是上面所教导的，让百姓不敢也不能违背。“知”是他们自己知道，不等待教导命令就能做到。像诗礼乐，是上面用来教导百姓的，虽然百姓遵循却不知其理，知道的人只有孔子罢了。后世依赖孔子的知晓，所以也有能知道其大概的人。那么关键不在于遵循，而在于知晓。

学习好像追赶什么似的唯恐赶不上，还怕已经学到的会丢失。傅说始终致力于学习，《周颂》说学习有缉熙于光明。说学习的功用很大，然而没有像这样紧急的，像这样紧急，是从孔子开始的。时常温习，是节度。像赶不上，是节度中急促的部分。不像赶不上那样，不足以得到它。

舜禹拥有天下，多么崇高啊，却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到了这里，舜禹的事迹才开始被学者一并谈论。尧为什么不一起谈论？尧不以平民身份来举荐君道，那是他本来具有的。舜禹尽到了人道，天下虽然大，却不能参与其中。孔子独自以教导天下说：“像这样就可以了。”尧尽到了君道，孔子以天来比拟，不敢展示教导。编书的人没有差别降等，这是孔子的话。达巷党人说：“孔子真伟大啊！学问广博却没有特定的成名之处。”达巷党人所给予的评价，而孔子谦逊退让不敢接受，当然那时他是闻名的人吗？乡遂州党的制度，从周朝开始遍布于诸侯国，虽然其衰败防备也不不同。偏僻简陋如秦、楚、吴、越的地方，王制不能实行，才开始各自以本国自为。那么后世读《周官》，直接认为是其兴盛时期，不知道从东迁直到灭亡，何尝不是如此？不然，怎么能传承数百年呢？

麻冕，是礼制的规定。现在用丝，节省，我跟随众人。拜下，是礼制的规定。现在在上拜，太傲慢了。虽然违背众人，我跟随在下拜。孔子说古今异同，有所舍弃增益，在其中顺从或违背，一概本着理而已。如果记载礼及其他书籍的话，不能判断其是非，而只把改变古制作为贬低，是不对的。

子路让门人做臣子，由此看来，世俗的荣耀，人情所共同追求的，颜回、闵子骞以下也不能免除。孔子也不是推辞而不居其位的人，只是说没有臣子不应当有臣子罢了，这又怎么足以不居其位呢？那么子路、子贡这一类人，他们的心志大概可以看到了。

卖掉它吧！卖掉它吧！我等待识货的人。孔子这话，他不求被任用是很明显的。不是尧舜，怎么能任用孔子？辩士诸子，妄言孔子历聘七十多个君主，没有一处被任用，而儒者因此把他当作东西南北奔走的人。大概孔子特别不为虚妄罢了。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音乐得以纠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概他所经历的地方很多了，几乎完成于乐了吗？不是说他能纠正当时所用的音乐，然而如果有求于孔子来纠正，他也不拒绝。

告诉他而不懒惰，孔子所称赞的，只有颜回罢了，没有提到曾子。先进于礼乐，是野人。孔子另外的话，专门称赞应当以礼乐治理的人很多。然而周道既衰，上下驰骋于兵刑功利的末节，所以先进于礼乐，世人称为野人，先之以兵刑功利，而后之以礼乐，世人称为君子。虽然如此，还有礼乐，就还可以说。如果秦、晋、吴、楚、夷、越的人，于是没有礼乐，而在当时被称赞为君子，不仅当时称赞为君子，而后世也称赞为君子的人，不可说。跟随我在陈、蔡的，都不及门。跟随孔子的人，都以父母兄弟妻子周旋于天下，而不能安于其家，陈、蔡的灾难则更严重了。大概他们仓促奔波，不相收留主持，无处栖宿，想把自己比作寻常怀恋乡土力田的人而不可得。只有他们到了这里而不改变，所以德行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有宰我、子贡，政事有冉有、季路，文学有子游、子夏，卓然成为人才，去世而名声确立。禹自称子创，如果当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我不以他为子，只荒废度土功，这是圣贤出处的关键。

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晚年回到鲁国，虽然不能被任用，而弟子实际担任季氏的事务，言行计从了。而孔子的言论严厉如此，难道不是因为田赋的紧急吗？又说由和求可谓具臣，季氏认为听从他们。孔子说：“弑父与君，也不听从。”逆折乱臣的萌芽，是士的法度。孔子不此之法，而妄言，应当与天地同量，万物一体吗？孔子之所以为天下后世师者，道进而心退，他设语以检验诸子的，不在于材之所宜。曾晳虽然未闻道，而其心庶几接近，所以孔子喟然赞同他。且浴沂风雩，咏歌而归，通国皆然，只是不狎邪，所以至道，而后世的议论纷纷不已，无实而妄意，可哀也。克己复礼为仁，举全体以告颜渊也。孔子固未尝以全体示人，不是吝惜，是没有能接受的人。颜回为什么能接受？得到全体而能问其目，所以。全体因目而后明。凡孔子之言仁，凡弟子之问仁，未有的切明白广大周遍如此者。世谓孔子语曾子一贯，曾子唯之，不复重问，以为心悟神领，不在口耳。呜呼，岂有是哉？一贯之指因子贡而粗明，因曾子而大迷。

译有若回答哀公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难道是说按亩征收十分之一吗？”哀公把税率减半，仍然不够用，难道也是说按亩征收十分之二吗？大概自从宣公开始按亩征税，所以有子想依据亩数来实行彻法，这对公家私人都方便，而且纠正了哀公的过失。不然的话，在饥荒时谈论古代的彻法，并不是救急的适宜做法。然而哀公说出这样的话，可以说是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在妇人手里，与晋国国君奇怪“为什么不吃肉粥”差不多没有什么不同，治国之道怎么能兴盛呢？

子张学求禄位，问如何行事，问如何通达，问如何崇尚德行，问如何修养恶念，问如何辨别迷惑，都以迎合外物为正确，而孔子将这些归结于内心。子张虽然有浮浅的毛病，但为后世学者确立了法则，他的功劳很大。这就是所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居处不懈怠，是尽己之心；行事忠诚，是尽人之责。

关于政事，如果有政事，虽然不被任用，我也能参与听闻。孔子并不是想要一定要听闻政事，政事有废有兴，应当为后世树立法则，因此想要听闻。

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不施行教化。所以也能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如果施行教化，七年，也可以立即用于战争。这些都是周朝先君已经实行过的。

看见善行就像赶不上一样，看见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我见过这样的人，听过这样的话。隐居以求实现志向，践行道义以通达大道。我听过这样的话，没见过这样的人。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百姓没有德行值得称颂。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到现在还称颂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文义连贯，没有不通顺的地方。自从程氏以来，就认为错简应该在“亦祗以异”之下，按“诚不以富，亦祗以异”，极力说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迷惑，也不是错简。朱氏又说后七篇多有错简，按《先进》以后的各篇，言辞严厉而义理严峻，都是成就德行以上的事，当时的门人不能完全理解，称之为错简是不对的。

我与这些不同，没有绝对可行的，也没有绝对不可行的。可行则有降有辱，不可行则无降无辱。固执则失去他人，宽裕则失去自己。所以孔子不做非义之事，想要以无可无不可成为圣人。圣人，是尧、舜、文王。怎么能在可不可之间呢？

习学记言卷十三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四 宋 叶适 撰

孟子

梁惠王问：“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问贤者也喜欢这样吗？”回答说：“贤者然后喜欢这样。”说：“我的百姓不增多。”回答说：“大王喜欢战争，请让我用战争来比喻。”说：“我愿意安心接受教导。”回答说：“用木棍刀杀人，与政治没有区别。”齐宣王像这样的人，可以称王。回答说：“不忍心杀牛的心，足以称王。”又说：“恩惠足以施及禽兽，而功德不能达到百姓。”又说：“与百姓同乐，就称王。”又说：“文王的苑囿，百姓还认为小。”又说：“大王请不要喜好小勇。”又说：“雪宫的快乐，得不到就非议上级；身为上级而不与百姓同乐的，都不对。”又说：“公刘喜好财物，太王喜好美色。”孟子出来游说齐梁的君主，几乎在齐国得到政令，都在这十几章中体现。大体上逆来顺往，不问从哪里来，一定要得到我说话的理由才停止。所以孟子自认为：“人不足以适应，政不足以干预，只有大人能够纠正君心的错误。”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一旦纠正君主，国家就安定。在短短一二句话中指出心术的公私，而能在千百代之后判断王霸的是非，迷失后找到道路，焕然一新，适宜好像不等待尧舜禹汤就可以达到唐虞三代的治理了。当时，距离孔子去世虽然才一百多年，但齐韩赵魏都已经改变，鲁卫旧俗沦丧不复，天下完全改变，不止像夷狄一样。孟子也不暇顾及，只说以齐称王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如果宣王果然因为孟子显示，暂时得到一点启发，怎么能打破长夜的幽暗呢？大概舜禹克服艰难，伊尹一心一意，周公不贪图安逸，圣贤常道，警惕畏惧，不像这样容易说。自从孟子一新机括，后来的儒者无不更加讨论，而格心之功最终没有验证，翻手之治也不再兴起，可以永远叹息了。

按《孔丛子》记载，孟子年纪还轻，见子思。子思因为他称颂尧舜，性乐仁义，很喜欢他的志向。命子上侍坐，礼敬非常崇高。他见梁惠王，被称作叟。而孟子自说四十岁不动心，这时年纪超过五十岁了。大概乐于其道而忘记人的权势，不以壮老改变操守。当士人波荡纵横的时候，独不见诸侯，然而没有环堵陋室之陋，不是布衣藜藿之贫。适宜豪杰自命于颜回、闵子骞以下，说“姑且放下这些，即使伯夷、伊尹也不是所愿学的”。加上齐国的卿相得以行道，即使由此霸王也不异。公孙丑特别以世俗之意观察孟子，所以告诉他不动心，说应当自我反省守约，又及于养浩然之气，说集义所生，不是义袭而取之，都是家户所有，日用常行，不像曾子惴惴至死，子路惟恐有闻，冉有限力不足。不然，孟子何以从容于进退之间，始终生死由一道，宏益开阐，继尧舜而有余哉。近世之学，以不动心、养气为圣贤之难事，孟子之极功。诘论往反，析理精粗，有白首终老而不定者，何敢言四十乎？至其出处得防，倒行错施，固无以庶几古人之一二矣。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夫始终专以血气为言，虽曰与中人立法，然义理本要调和一身，使蹶趋者能为浩然，耘锄者不为助长。若孟子化血气从义理，其易如彼，而学者不察，方揠义理就血气，其难如此。盛衰顿异，勇怯不同，乃君子所甚畏也。故必遵孔子之言，致验于一身之血气，始戒之，终戒之，戒于此者切进于彼者深，则虽不待四十而可以无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