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十九　　　　宋　叶适　撰

译秦朝焚书是在始皇六年，坑杀儒生是在始皇五年，而秦朝灭亡则是在此之后。天下起兵反秦，秦二世死期在即，却还在引用韩非子的话，想要制造千辆战车的车队，万辆随从的车辆，来充实我的名号。亡国之君，举动如此，本来不足为怪。然而参看李斯传，恐怕其中的先后次序有错误。

贾谊论述专指险要关塞，设立攻守策略，这完全不对。周朝在岐山、邠地时，何曾依靠险要？自从诸侯攻打函谷关进攻秦国，未能取胜，汉朝人沿袭这种说法，于是衍生出“百二之势”的说法。贾谊也是根据当时的风尚来说的罢了。然而西汉灭亡之后，历代所建都的地方，也没有听说有能完全控制天下的。到了唐朝以后，就完全默默无闻了。司马侯说九州之险不属于一姓，贾谊本来用的是纵横家的学问，又附会了仁义，本来就不能知道其中的统绪。

项羽本纪

古书对于圣贤，都是因事来彰显其人，未曾以人来承载事。项籍虽然是盗夺之人，然而自文字产生以来，以人来彰显事，最可信且详实的，开始于此。比如他刚起事时，二十四岁，学书没学成，改学剑，又没学成。书足以记姓名，剑只能敌一人，不值得学，要学万人敌，于是教项籍兵法，不肯学完。楚汉之间颇有用此例证的，推究观察，不知道古人的才略与后世的才略，是如何教导的？如何成就的？上古的教法完全废弃，而亡命草野之人出来成为雄强，司马迁想要以此承接周公、孔子的统绪，恐怕是不可以的。

空诸侯之国而得到天下的，是秦朝。驱赶天下之人而失去天下的，也是秦朝。秦朝自认为灭六国，没有对手。等到它失败时，虽然名义上诸侯复立，但实际上百姓化为盗贼，失去天下如同拾取遗失之物一样容易。从此以后，没有不是因群盗而亡国的。其次是敌国，其次是士兵，这都是古代所没有的。那么后来拥有天下的人，谨慎防备这三者就够了。

范增立楚怀王，以亡秦的董公为义帝发丧，以此攻击楚国，大概像是征祥厌胜一样，并非计算利害的实情。儒者因此说取天下自有名义，应当更详细地讨论。《诗经》说：“柞棫被拔除了，道路畅通了，昆夷逃跑了，只是喘息罢了。”孟子说：“为深渊驱赶鱼的是獭；为丛林驱赶鸟的是鹯；为汤武驱赶百姓的是桀与纣。”却不如此疏阔，而儒者想要兼而言之，为什么呢？

宋义用战国遗留的智慧，防备是非，在比较胜负之际，未为近谬，然而不知道项羽的剽悍，哪里是区区防备谋划所能抵挡的？不仅宋义被杀，而且义帝之事也不成功了。

太史公说：“项羽并非有尺寸之地，乘着势起于陇亩之中，三年率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令由项羽发出，号为霸王，近古所无。不知道古人之治，未曾推崇不义之人。《左传》记载傁瞒三人，都被诸侯所诛杀。大概这时先王的余政犹存，负力桀悍者终不得自肆。如项羽，气力不过长狄，而不幸遭世大坏，遂横行至此。司马迁以畏异之意，加嗟惜之辞，史法散矣。”

高惠文景本纪

叙述高祖神怪相术，太烦琐而妄诞，岂以起于闾巷而为天子，必定要有异象吗？契、稷、仲衍，都是上古之事，不可考，缺之而已。班彪于是说体貌多奇，异语尤其陋劣。《尚书》说：“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诗经》说：“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如果舍弃其德而以异象震慑愚俗，那么百姓受祸患的就多了。可惜司马迁笔法未精。

沛公年余四十，奋臂兵间，不至失人理，所以怀王诸老将说更遣长者扶义而西。义帝之事虽不成，而汉得天下自此始。那么范增徒能为沛公之膏盲，所以高祖畏之。至于佐羽为虐，则固败亡之道也。

数项羽十罪，要是汉得算多，不然则良、平之筹不必画矣。灭楚后，遂有失德，去羽无几尔。

益赞于禹，以惟德动天。伊尹言暨汤，咸有一德。周人称文王之德至矣。有是德也，则有是政也。而太史公乃谓三代之政忠敬文若循环。汉救以忠为得天统，是迁于禹、汤、文、武皆望其藩墙而不即者也。为治既如彼，而言治复若此。世道所以有污而无隆欤？哀哉。

吕氏可谓乱矣，而祸不及民。天下称平，或者古人后世之治不同，故犹与褒妲一间耶？

三代以后，嗣子之美者，申生、太子晋、扶苏、孝惠、孝文。彼皆夭阏不遂，而孝文独推其仁心，见于事业，徒得古人之一二，而后世赖之。使有孟轲之臣，则所开大矣。惜哉。

表

司马迁既以意别为史，而设诸表，存古史法，又颇自损益之。古法之不绝者，毫厘耳。义理所在，虽不以改作为间，然其乖异不合，则学者不可以无考。

司马迁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按《春秋》诸侯之史，二百余年之间，年时月日皆素具，非孔子特详之又称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尚书》载周事，有书年者，有书日月者，有书明、书魄、书朏者，然不继他所不书，则寥远旷绝，若不复省，亦古文之已然。孔子故阙之也。夫《春秋》有年时月日之可继，此可以义断者，孔子因之可也。《尚书》有年时月日而不可继，此不可以义断者，孔子亦因之，何哉？然则年月之有无，非二书之大指也。况帝系世本，去二书之义尤远，孔子将以垂道德之统于后，于是乎尽心，而彼琐琐者，乌用之？司马迁欲以世表讫共和，下接《春秋》，失本意矣。

译司马迁断代从共和元年开始，认为周朝正统既已丧失，不必等到东迁之后，通过《国语》贬黜周宣王的事迹，推究起来并非没有深意。然而他说《二南》《小雅》都是周朝衰微时所作，既与师承传授不符，况且周人崇尚文教，自周文王时便已如此，《七月》《鸱鸮》《常棣》等篇，大致是周公、召公所作。那么周朝兴盛时反而没有诗，一定要衰微后才有诗吗？况且文王、武王君臣，经营细微之事，铲除烦乱之弊，从而成就盛大功业，却不用诗歌来劝诫讽喻，而要等到衰微时才有嗟叹讽刺，这是为什么呢？又《大雅》不谈论周朝衰微，只有《小雅》谈论。推究这几层意思，都不符合事实。

司马迁说孔子和左丘明作《春秋》，只是模仿而没有确凿证据，我在两部书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又说铎椒、虞卿、吕不韦都是战国时人，孔子作《春秋》，司马迁难道不知道《国语》吗？孔子之前自有《春秋》，并非始于孔子，只是因为董仲舒师承《公羊传》，其言论当时正流行于世，所以司马迁无暇详细考证罢了。

司马迁虽然说要统观各种史书要点，但实际上他既因《春秋》《左氏传》改变了旧史法，又因这两部书无处安置，所以用纪年体聚集其要语，上接共和以前，下接楚汉以后，接续章节次序，大致形成一体，以保存旧文。然而同一件事，表已经谱录了，纪又记载了，世家、列传又加以申明，参差错杂重复，十几次出现还不停止，司马迁自我劳苦而开启后世繁琐杂乱的风气，真是严重啊。

收获功业实效的，常在西北。汉人因袭前代的迹象，说出这样的话。汉代以后就不再应验了。

先儒所说的效法后王，就像后人所说的通晓典故和当今事务。后王可以通晓，却不可效法。风俗变化相似，议论卑下容易实行，这种论调尤其不可取。鲁国实行丘甲和田赋，初税亩以及秦国的变法扰乱政令，难道可以说后王已经实行的就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吗？明晓大道的人有是非之分而没有古今之别。至于学习则不然，不深入古代，就无法看清后世；不鉴戒后世，就无法明白前代。古今兼顾防范，大道才能复兴。这是圣人的志向，卓然认为王政可以实行的，是孟子；清楚地看到后世可以有所作为的，是荀子。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可不审慎啊。暂且搁置舜禹的事迹，仲虺说天生百姓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混乱，所以商朝兴起。武王说真正聪明的人做元首，元首做百姓的父母，所以周朝兴起。诸侯万国奉戴有德之人，尧舜汤武得到天下的艰难，是形势使然。四海没有君主，百姓急切无处归附，汉高祖得到天下的容易，也是形势使然。司马迁如果有所忌讳，抑制褒扬赞美而不能明确征引其义理，以警示当时训诫后世，只是说非大圣不能承受天命，将使已经得到天下的人凭借盛满而骄傲，里巷中的奸邪之人怀疑非分而夺取，其危害太大了。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说齐、晋、秦、楚在成周时期微弱得很，汉代《诸侯王表》又说太公在齐国兼有五侯之地，接壤齐国的三国兼并最少，秦国完全得到宗周旧地，晋国始封也不微弱，后来才滋长暴虐，楚国本来没有封国，逐渐兴起成为蛮夷中的雄强罢了。武王最初的意图不在分封子弟，我本来已经论述过，大要有德就兴盛，无德就衰亡，起初并不因为形势强弱而周朝以宗室同姓多为诸侯，虽然地位卑微不忍背叛，而强大者相互挟制不敢夺取，所以还寄居名号几百年，而周朝的实际权力已经丧失了。世俗儒生以此议论封建郡县的得失，大概疏于事理，而汉代设置诸侯王作为夹辅，有什么可取的？只是让他们的谋臣策士废寝忘食地担忧权势，必定要全部削夺之后才罢休罢了。司马迁编排高祖到建元以来王子侯的年表，展示当世得失的准则，正符合史官的职责，大概古法无可更改，后世想要作则顺从其时，况且古人也是根据其时而言的，难道自己认为它是古法吗？现在远取载籍以来的记载，纷繁杂乱地更改以就自己的法度，使古今都失去准则，那么文采掩盖在前而大道沦落在后，其对于学者的弊病不是小事啊。

根据《将相年表》，司马迁去世后，该书亡佚，那么现在所谓的《大事记》，是后人依照各种年表记载的，不是司马迁的笔迹。

礼乐律书

八书的体例既已确立，后世有国家的人礼乐政刑都聚集在这类书中。虽然记载事务各自顺从其时，但论述治道不可不统一。礼乐律书都已亡佚，大意还可以看见，往往飘忽草率简略，使后世有志于治道的君主无所依据。孔子说：“行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辂车，穿戴周朝的冕服。音乐则用韶舞，排斥郑声，远离谄媚之人。”这是教导颜渊治理国家的纲领。司马迁在夏殷本纪中说正用夏时，善乘殷辂，本来已经得到了这个要点。至于论述礼乐，却不能本于孔子，只是空泛华丽的言论罢了。自春秋以来，儒者论述礼乐何止胜数，虽然不违背大道，但真正理解其意可以施行于治道的极少。孔子说：“安抚上位者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又说：“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又说：“继承周朝之后的，即使百世也可以预知。”百姓不可以一天没有上位者，也不能一天安于上位者。后世上位者不能安定的原因，举手投足都归咎于刑罚。百姓相互依靠以生存，而不相互依靠以刑罚生存。用刑罚之后才安定，不是善治。所以安抚上位者治理百姓，用礼制整齐。孔子认为这是善治，继承周朝之后即使遥远而仍然可以预知的，就是这个意思。不仅仅因为其文辞。至于淫邪鄙陋暴慢，教化引导改变，和亲安乐，久而久之成为本性，那么即使是汤武功成之乐，孔子还认为其中有遗憾，何况郑声呢？这是礼乐的真实意旨，致治的精微学说，不可以从其他途径求得。司马迁却说秦国尊崇君主抑制臣下，朝廷济济一堂，正以太初之礼为常典，而郑卫之音由来已久，人情所感远俗，那么怀抱何其混杂于大道而轻于言谈呢？

译用六律来谈论军事，既让人无法理解，又提到咎犯、孙武，他们身受宠信、君主尊贵，却感到羞耻和轻蔑。世俗的儒生泛泛地谈论道德教化，他们的见解平庸浅近，况且那个时代的儒者本来就没有不当用兵的言论，难道是指孔子关于俎豆祭祀、孟子关于仁义等言论吗？如果是指后世的庸俗儒生，那又不足以谈论了。

《历书》《河渠书》

太初历开始实行，恢复夏历的正月。这是太史公的功劳，然而汉武帝赞颂、享用、恭敬地祭拜太一神，那本来就是采用方士的话罢了。

璇玑玉衡，用来协调七政。为政以德，就像北极星，安居其所，而众星环绕它。凡是二十八宿的常态，五星的变异，都是古代羲和所掌管的，是圣人所敬畏的。至于其他星象的占验，是占验家所保留的，方术所迷惑的，是晏子、子产所不谈论的。

封禅最没有依据。舜在二月向东巡视，到达岱宗，用柴火祭祀他所尊奉的神灵。对山川按等级遥祭，没有不遍祭的。至于西南北方向，也是这样的礼仪。哪里有所谓的封禅呢？周成王大概没有说过封禅的话，司马迁大概是诬蔑他。《管子·封禅篇》是游士所说的，他们劝谏阻止齐桓公，本来就是荒谬的。到秦始皇开始封禅，汉武帝沿袭他，都采用方士的说法，虚引黄帝而推崇神仙变诈，这是淫祀亵渎上天。司马迁也知道这不是对的，不能论述纠正反而附会掩饰，虽然略微显露他的意思，但所顺从的已经很多了，怎么能挽救呢？

《河渠书》称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经过龙门，向南到达华阴，向东下流经过砥柱和孟津、洛水入黄河处，到达大伾。于是大禹认为黄河所从来的地方地势高，水流湍急猛烈，难以在平地行走，多次造成灾害，于是开凿两条渠道来引导黄河，向北承载到高地，经过洚水到达大陆，分播为九条河流，汇合为逆河流入渤海。查考《禹贡》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到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砥柱，又向东到孟津，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处到大伾，向北经过洚水到大陆，又向北分播为九条河流，汇合为逆河流入海。没有所谓开凿两条渠道引导黄河向北承载到高地的说法，那么两条渠道的功绩，不是大禹自己所认为的功绩，其他书籍不应当特别提出而混杂出现。司马迁难道是用这个来著录后世有渠道的开始吗？河是水的道路，渠是水的利益，治理道路是大禹的事，治理利益是后世的事。后世即使多次开凿渠道，终究不足以挽救水灾。司马迁认为堵塞瓠子口引导黄河向北行走两条渠道，能恢复大禹的旧迹，然而黄河又在馆陶向北决口，大概是因为虽然知道开凿渠道疏通沟渠来治理水的利益，却不知道拆除堤坝疏通防堵来治理水的道路的缘故。

《平准书》

《平准书》直接叙述汉朝的事情，明确记载聚敛的罪过，比其他书最简捷直白。然而看司马迁的意思，终究认为安宁与变故，质朴与文饰不同。山海间的轻重，是有国家的利益。查考《尚书》“努力迁徙有无，变化居住”，周朝讥讽而不征税；《春秋》通商惠工，都是用国家的力量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所以子产拒绝韩宣子一个玉环不给，现在他的话还存在。汉高祖开始实行困辱商人的政策，到武帝才有算船告缗的命令，盐铁专卖酒的收入，极于平准，夺取天下的百货自己占有。四民交互提供他们的用处，然后治理教化兴起。抑制末业厚待本业，不是正确的言论。如果它果然出于厚待本业而抑制末业，虽然偏颇还有道义；如果后世只是夺取来自利，那么叫什么抑制？恐怕这个意思，司马迁也不知道。

《世家》

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体，《左传》不记载事情的有无，虽然不足道，但义理所关系最大。后世甚至有说父亲不受诛杀，儿子复仇，斩首鞭尸是符合礼制的。子产捧着酒杯，韩厥献酒给别国的君主，知道这个旧君，应当如何？

阴谋修德来倾覆商朝政治，德不是倾覆别人的事，难道是阴谋所能做的吗？相信这样，那么古代的修德，就是后世的暴行了。司马迁一并谈论，不能和他讨论知道德了。

客人睡得很安稳，大概不是就国。这是后世的鄙俗语言，而司马迁把它用在周公、师尚父之间。这是世上不再有圣贤，何必取论载呢？

司马迁说曹沫用匕首劫持齐桓公，于是把曹沫三次战败所丢失的土地归还给他。这件事《公羊传》先见。查考《左传》，鲁庄公九年，接纳纠失败于干时，几乎被俘获；十年有长勺的胜利，曹刿实际主持。齐国还没有停止，与宋国在乘丘交战，公子偃打败宋军。十三年北杏的盟会，齐国将要称霸。那年冬天鲁国才在柯地盟会。是三次战斗两次胜利，未曾丢失土地。三年不交战，何用劫持？二十三年，曹刿又劝谏观社，详察他前后的言语，难道是拿着匕首在坛坫之间的人吗？大概当时处士认为曹刿从乡人中被提拔，有功业宗主不认为恩德，而认为刺习俗的陋习，何独后世可哀呢？

齐顷公想要尊王，晋景公司马迁用数百年后的事，开迹数百年前，这类话都不暇审察。

犁弥知道孔子相礼，于是让莱人用兵器劫持鲁侯。这时已经有慢待儒生侮辱贤人的习俗，忌名非圣的事情。不是庄僖年间可比，也是因为孔子骤然兴起的原因。

周公奔楚，这时楚国还没有国家，周公去哪里呢？《诗》《书》认为居东，而异说认为南奔，推论这类，也是当时史法不备的缘故。自从司马迁、班固作史，他们高的固然不尽知，而低的差不错误罢了。

司马迁谈论金縢的事，既错谬又联系到得到郊祭文王，有天子礼乐，尤其害义。金縢所谓自以为功，代武王是一时的事。举周公所以造周的，不足以用异礼，而以金縢的缘故给他，是把天下的名器当作徇己的私物，将与逢丑父、纪信一类了。成王既防，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怀疑他，作《君奭》。不知道司马迁所谓怀疑的是什么事，必挟世俗之意。既然称伊尹、伊陟、殷诸贤臣，使召公的智慧不足以知道，那么周公一时的言语，怎么能立刻说服他的心？司马迁论圣贤之际，大抵率易如儿戏耳。

译周人崇尚报应，司马迁所列举的十一人，在唐尧虞舜之际，是有功德的臣子，舜的后代建立了陈国，田常建立了齐国，这些都是旧有的说法。然而周武王分封前代后裔，大概是为了褒奖有德行的人。臧文仲感叹皋陶没有祭祀，是说有德行道义的后代不应该断绝。如果陈氏篡位盗窃，也说这是舜所导致的，那就是不再谈论天德，只是用利益来要求报应了。直到孔子才开始改变这种议论说：“舜禹拥有天下，却并不据为己有。”既然把天下看作不属于自己的，那么即使权势地位消亡，道德自然存在，义理永远尊贵，而利欲就退居听从了。这是司马迁所不知道的。

董狐记载赵盾弑君，在朝廷上展示，意义非常深远。《左传》记载赵宣子自我辩解的话，只说不是这样，大概是难以说清楚。《史记》急忙说弑君的是赵穿，我没有罪，恐怕这样下笔也太草率了。古人的事情还没有得到真相。

晋国的宗室，祁奚、孙叔向的儿子与国君关系恶劣。六卿想要削弱公室，于是就用法律彻底灭掉了他们的家族，而把他们的封地分为十个县，各自让他们的儿子担任大夫。晋国更加衰弱，六卿都强大了。这虽然是用战国的心态来书写春秋的事情，但也符合事实。查考《左传》记载叔向与晏子的对话，已经显露出晋国衰败的迹象，叔向自己担忧国家不能长久。但在这里还想要说明魏舒的举动，记载孔子的议论，不直接揭露事情的本然，不如《史记》直接陈述那样好。

序论《楚世家》值得观看，说楚国两次自称王以及随国请求尊崇楚国，周王多次召见随侯，意思已经疏远阔别，用管仲的回答来考察，周王的号令，大概很久就不通用于江汉之间了。

弱弓微缴，加在归雁之上；老虎肉腥臊而兵器锋利，人还是攻击它。这两件事都是战国防御所没有的，其文字没有不同的意思。刘向所序录的，比起司马迁的时候已经有遗落了。

司马迁记载范蠡，特别不足以依据。《越语》本来就说他离开了，而司马迁的杂说，既说他辅佐齐国，又离开齐国成为陶朱公，又说他的儿子在楚国杀人，又带千金书信送给庄生，又说庄生发怒，长子最终败坏了事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范蠡在乱世中，以狡猾的商人作为职业，与吕不韦之流有什么不同？何必称他为贤人呢？当司马迁记述范蠡时，时代尚近而不能判断他的是非，让范蠡蒙受羞耻可惜啊！周穆王见西王母，快乐得忘记回归，每天奔驰千里马，攻打徐偃王，这是方士的话。血脉不乱，梦到天帝所在，钧天九奏，射中熊罴，这是医师的话。司马迁都记载了，荒谬妄诞得很。

查考《左传》，晋国赵婴与赵庄姬私通，原屏放逐到齐国，庄姬认为是讨伐，赵武跟随姬氏在公宫生活。韩厥陈述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忠诚，于是立赵武而归还他的田地。司马迁却说屠岸贾想要诛杀赵氏，于是惩治灵公的贼人，于是牵连到程婴、杵臼，多么悖逆乖戾啊！

赵武灵王穿胡服，经营天下，被困于吴娃。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在魏文侯时，风度旨趣不同。孔子的学问在世上实行的，仅有这些人罢了。上追文王、武王、闳夭、散宜生之徒，已经不可继承；下传战国，直到后世，于是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了。道的实行，士人的遇合，难道容易吗！

齐宣王设立稷下学宫，而孟子到来。从齐君看来，无异于盲人对于日月，聋人对于雷霆。而道最终依靠他得以传承，可悲啊，也不可忽视啊。

陈完的占卜，前代这类事情很多。孔子认为不足以作为训诫，所以独自赞扬《易》，以废除它。凡是《左传》所载的，都是孔子所废除的。当时，也有知道象数筮占不是正道的人，但他们的智慧不能穷尽古今的变化，所以沉默最终堕落到卜师的地步。而司马迁却说孔子晚年喜欢《易》，幽明相差太远了。不是通达的人，谁能注意？反而把陈完的占卜作为孔子尽心之处，这是司马迁不曾知道有孔子的《易》，认识如此，大概难以谈论高深的道理了。《孔子世家》所选取的内容很杂乱，然而比起记载五帝、三代、周、召等事情，还不至于驳杂怪异。譬如以相貌求人才，虽然不是真的，然而禹的行走舜的步态，终究没有夏桀盗跖的步履。学者深入考察，也足以成就德行。

萧何虽然不及古人，然而汉朝没有萧何就不能兴盛。司马迁既不能评定他的等级，开始只是轻慢地称他为刀笔吏，最终急忙让他与闳夭、散宜生争功。伊尹、傅说未曾没有卑贱微末的讥讽，这本来不值得讨论，然而萧何与闳夭、散宜生相比又多么容易呢？汉高祖的德行与力量相比，没有尺寸之功而以萧何为磐石，所以能建立诸侯。不知道劳苦，设置卫尉、系狱的人，是出于狭隘轻率而这样呢？还是有流言之误呢？司马迁特别不能辨别，而后世因此，使人废卷叹息而已。曹参说：“陛下垂拱而治，我等守职，遵循而不失误。”这话坚持起来很难。然而歌呼应和，正是为了长远的打算，不是所谓盘乐怠傲以求祸的人。小人见识不远，所以以不能有所改作为疑。虽然如此，以惠帝的仁德，不幸而吕氏已经掌握权柄，不然曹参所坚守的，应当另外讨论。

用筹策防范计算天下，古代没有这种规矩。国家忧虑敌人，是有的。至于纵横家妄为揣摩，而后世于是有取天下的术数。然而都没有超过张良。当他在散乱中，如同洪流中的一块木板，最终能合而为一，奇怪啊！然而张良因事开导解说，好像不得已，未曾有成谋。开阖在手，确实如此，那么上古圣贤的勤劳都可以废除，这尤其奇怪了。司马迁序论张良的事，没有不足以考据的。四皓的到来，极其辩智，古今未曾有。而后世儒者想要用空义判断其是非，怎么能抵挡呢？

译《周勃传》也说伊尹、周公怎么比得上呢？这与评论萧何的意思相同，把他们提升到圣贤的地位，只是徒存其表象罢了。

《河间王传》说他在穿戴举止方面，一定符合儒者的规范。山东的许多儒生多跟随他游学，很得体，只是遗憾过于简略罢了。

习学记言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二十 宋叶适撰《史记》

列传

司马迁原本的意思是选取那些高尚谦让、不接受利禄安乐的人作为列传的首篇，这是对的。然而许由、卞随、务光，只是空泛的寓言而没有事实，这是学者所共知的。司马迁因为这一点，所以用六艺来纠正百家的虚妄，在不必纠正的地方去纠正，这是第一点。查考冉有问子贡说：“夫子为卫君吗？”子贡说：“是的，我将去问他。”进去后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回答说：“古代的贤人。”问：“他们怨恨吗？”回答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出来后说：“夫子不为卫君。”孔子说：“见到善行就像赶不上一样，见到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我见过这样的人，听过这样的话。”隐居以求其志向，践行道义以通达其道。我听过这样的话，没见过这样的人。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百姓没有什么可称颂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到现在还称颂他们，说的就是这个吧？评论伯夷、叔齐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用子臧、季札来考察，未曾有所怨恨，那么伯夷、叔齐为什么怨恨呢？说伯夷、叔齐怨恨的，是因为传说久远而说法讹误罢了。司马迁虽然用孔子的话认为伯夷不怨恨，却又用妄人的诗怀疑伯夷不能不怨恨，既在不必纠正的地方去纠正，又用不必纠正的东西损害他所纠正的，这是第二点。况且负刍、吴光都是弑君窃国的人，子臧、季札尚且不耻于站在他们的朝廷上，大概他们对待这些如同糠秕，不把外物的是非放在心上，这才是让国的常节。何况武王、周公以至仁大义灭商，伯夷、叔齐为什么要厌恶他们呢？这不过是浮浅的言辞，而司马迁相信它，为什么呢？孔子说饿死在首阳山的，是说他们甘于贫贱而难以做到。司马迁于是认为他们不食而死是怨恨，而不知道这是天命，这难道是仁人的意思吗？这是第三点。盗跖是不轨的人，哪里值得与伯夷、叔齐、颜回比较贤与不贤？圣贤自己所做的，是天所不能做的。司马迁虽然称重量、清浊各有所在，但实际上对真理大概不了解，这是第四点。又司马迁所谓的名，颜回因为孔子而传扬，那么本来可信。如果伯夷、叔齐则在孔子之前五六百年，是孔子所敬重而畏惧的，所以说“百姓到现在还称颂他们”，这是不待孔子而后显彰的。考察古道延续，先民圣人的职责，当然是这样，哪里会因此而在其中有所轩轾呢？司马迁虽然确立孔子为一尊，而他的浅陋像这样，不是用来尊崇孔子的，这是第五点。我看孟子评论伯夷，最为精义，还推究恶恶之心，有近于狭隘的行为，不是所谓得仁求志。一定要以孔子为正。

司马迁记载管仲称赞鲍叔的事，很鄙陋，不可以示后世。子思所说的“信乎友，获乎上”，难道是这样吗？议论卑下而容易实行，这是汉初的话，不是《春秋》时的话。世俗所想要或不想要的，未必是对的，因而给予或剥夺，未必合适；福未必因为祸败，未必能成功。像这样的话，议论无益于治理，乃是蠹术浮说，误导后学，不可不审慎啊。况且管仲不能完全遵循礼，所以孔子用“三归”“具官”“反坫”“树塞门”来阐明，于是说他的财富比拟公室，也不是对的。序《老子》颇似鬼物，隐现不常，而他的子孙却有名字数目，到汉代可以考证，为什么呢？他所著的书都在，虽然不合于圣人，但都有指归，可见。所谓“虚无因应，变化无为，称微妙难识”的，也不是这样。

子路问侍奉君子说：“不要欺骗他，而要冒犯他。”那么游说有什么难易之分呢？自从春秋末渐渐有要说的术数，而在战国盛行。所以孟子也说：“游说大人就要藐视他，不要看他巍巍然的样子。”最后说：“在他那里的都是我所不做的，在我这里的都是古制的，我为什么要畏惧他呢？”这是说在藐视而不在畏惧。韩非剽剥儒墨，以销售其残民蹙国的学说，而其中自己畏惧如此。游说未行而身体已经隳裂，可悲啊！《左氏》前后记载齐国的事很详细，假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应该遗落。何况伐阿鄄、侵河上，都是景公时没有的，大司马也不是齐国的官，司马迁所以称田乞豹，由此怨恨高国。如果不考证信实于《左氏》的，大概是作书的人夸大其词，而司马迁相信罢了。

信如司马迁所称，吴起能以吮疽使士，而不以险守西河。那么在楚国实行，怎么能以刻暴少恩，忘记他的身躯呢？大概关键在于强兵，而破除驰说之言。纵横家，是战国腹心的疾病。虽然想要治理国家，保全百姓，终究不可得，而相随以亡。吴起因此相楚，他所交往的贵戚大臣怨恨厌恶的人很多。一旦君主死，而难作罢了。

白公如果不自立为君，功谋也不可胜道，不知道功谋能到什么程度。

仲尼弟子列传，以《论语》、《左氏》次序，不至于很谬误。到子贡，稍想见其一二，就被辩士所扳引，浮鄙淫诞，几乎不可洗濯。而司马迁也记载它，为什么呢？古文与俗说不并立，然而司马迁心意所喜，不能完全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