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二十一

译张敞议论方士、美阳鼎以及其他议题，当时能与他比肩的人很少，因此他未能跻身名流。萧望之认为他才能轻浅。然而，汉朝自武帝以来，儒生受到尊崇任用，宣帝、元帝以后，尤其重视对士人的褒贬，士人的高下就在他们的口中了。

《诗》《书》中的古文，君主都认为是因为有德而称王，无德而灭亡。到了邹衍妄造五德相胜的说法，孔子、孟子一类的学者从未说过。而秦汉以来，号称有见识的人辩论不止。刘向父子竟然说帝王出于震位，包牺氏属木德，而汉朝属火德，这是什么见识！妄传经义，迎合世俗、谄媚君主。以前的巫师尚且以此为羞，班固却模棱两可而不敢明确表态。这大概是桓谭、郑兴的余风，可悲啊！君臣之道降低到这种地步吗？

阴阳的精气，根本在地上而向上发散于天。后世的天文术数家，本来就没有人能说出这一点。然而圣人敬天而不苛责，畏天而不强求。天自有天道，人自有人道。观测天象、璇玑玉衡，顺应天道运行来授予人，使人不违背天道罢了。如果不尽人事而向天求全，以天来齐同人事，必定要求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那样。求天太详尽，责天太急切，而人道就完全废弛了。

考察经星的传说，远自尧舜时代，而确定州界、分封侯国，开始详细记载于周朝衰微之时。那么唐虞时期诸侯尤其多，而星象吉凶所主宰的，占验家中本来没有这种记载。《春秋》记载星象变异，《左传》颇载祸福，其后才开始争相以己意推演。到了秦汉发生巨变，诸侯权力轻弱，独占土地长久，星官沿袭旧制，书籍叙述旧事。现在班固所记载的，有变异而无应验的很多，何况后世呢？天文地理，人道本来都是人自我认定的，其是非得失吉凶祸福，关键应当反求自身。至于星象繁多，气侯杂乱，天并不以此命于人，而人都以此自我认定。求天说：“天有此命，则人有此事。”这也是古圣贤所不说的，而学习做君子的人所应当缺少的。反而学习它以为博学，谈论它以为奇特，以疏远之意揣度精密之事，这是学者所应当谨慎的。考察刘向为王家考证灾异，著《五行传》，归于切中当时，而汉儒谈论阴阳的，其学说也各有所主。然而《洪范》的学说由此崩坏，世乱不能救其祸，尚且小；道坏不能复其害，尤其大。现在略举《洪范》本义，以证明《五行志》。

箕子为武王陈述《洪范》说：“这是天所赐给禹的。”现在寻查《虞书》《夏书》，不记载被赐给的缘由。如果舜禹不自言其所得于先，而箕子却独明其所得于后，认为这是唐虞三代的秘文，这是后世学者的虚论。《大禹谟》说：“帝念哉！德在于善政，政在于养民。水火金木土谷务必修治，正德利用厚生务必和谐。九功务必有序，九序务必歌颂。”用美善来警戒，用威严来督责，用九歌来劝勉。不要毁坏！帝说：“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确实治理好了，万世永远依赖，这是你的功绩。详看上文，那么舜确实把当时的治道全部命令禹，禹竭尽心力以成就天下的治理。其功以水为主，而其效验不独在水。水火金木土谷则是五行，正德利用厚生则是庶政群事，警戒督责则是福极之分。总而命名为六府三事为九功，那么与《洪范》九畴名异而实同。禹的话简略，箕子的话详细。那么天所赐给的，并非有非常奇异而不可知的，大概是事易惑而道难明，以情为悖者多，而以理为顺者少罢了。箕子劝武王修禹旧法，疏别条叙，清晰如指掌。学者失其旨意，反而认为奇计秘传流转，迷妄沦于下俚，而非先圣贤所尝言。使私智臆测，开凿于后，既相与串习而别于其间，自为中庸。这是大道之所以隐，而非有隐之者也。

如果河出图而为《易》，果在伏羲之世，那么洛出书而为《洪范》，乃在禹之时，前后悬远，何昔经而今始纬乎？《易》不知有书，书不知有《易》。八卦取物之大者，以义象；九畴兼收之细者，以类行。当禹治六府三事，不取诸八物，安在其相表里也？且此特刘歆之言尔，后世学者尊奉之，无异于古文，因而推于天人之际，以伪缘伪，是乌能立极也？五行无所不在，其功用所以成五味。味者，养人之本，政理之至精者也。古之圣人，必先知此，故禹修六府，又并言谷益稷曰：“烝民乃粒。”然则禹稷以前，民盖未尽粒食矣。周人起家于农功，最着。武王非不知，然箕子所以首告者，欲其顺天行而万物并育，不欲其私人力而一家独利尔。今汉儒乃枚指人主一身之失德致五行不得其性；又人主虽有德，而智与力不具，则亦无以致五行之功，尧之洚水是也。若夫仅救一身之阙，以冀五行之顺，已而不能顺五行之理，以修养民之常政，兴利而害辄随，除弊而利复壅，则汉儒之所以匡其君也末，而禹、箕子之道沦坠矣。

考察古人于德未有枝叶，故书称尧舜止于聪明文思恭让明哲，而皋陶以言为谟。禹汤之后，衍德渐广，又后则不胜其繁矣。五事者，人君迪德之根源，生人之所同有，尧舜以来所由成圣者也。以吾一身视听言貌之正否，而验之于外物，则雨旸寒燠皆为之应。任人之责而当天之心，出治之效无大于此矣。汉儒不识箕子之指，方以五事配合五行，牵引周衰春秋已事，往证分剔附着，而使《洪范》经世之成法降为灾异阴阳之书。至今千余年，终未有明者，殆可为痛哭尔。皇建其有极者，本无底止，而为之底止。五福者，人之所同欲也；六极者，人之所同恶也。向者福之，威者极之。古人之治止于是矣。人君有极，则能敛福以锡民，民亦能锡君以保极。人君不极，则与民同受六极之罚。此《洪范》之正义也。学者必学于古圣贤，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今不得见其词矣。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彤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而其训曰：“王司敬民，罔非天祜，典祀无丰于昵。”是古人因异以相警惧，先格王而以事正之，推之于《咸乂》《原命》诸书，犹是理也。若夫《洪范》初不为灾异而作，庶征所指明有效验，而学者乃以五行五事联附为一。春秋以来，凡有变兆，离析剥解，门类而户分之。以是为格王正事，则委巷小夫巫瞽之说。夫岂不然，而谓以笃学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当尔欤？

译六经的大旨，文字的源流，后世所依据的，都出自刘向父子。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那个时代距离先秦仅二百多年，古人的遗说往往还有流传，可以考证得知。从现在看来，这比那些凭空臆测、不考察实际情况就妄自揣测内情的人要好得多。虽然如此，他们所说的当时学者学习经艺的次序，或许并不遥远。至于诸书的先后顺序，以及先圣用来治理世事变化的道理，本来就不是刘向、刘歆所能知晓的，现在略为陈述如下。

查考虞、夏时代的史官，考察古代而有尧、舜、禹、皋陶，那么《典》《谟》就是经籍的始祖。时代越久远，言辞越质朴；书籍越古老，道理越恳切，即使是幽深阻隔、地位卑贱的人，都可以与之对话。后世的学者不知道这一点。周朝衰微，大道失落，异端邪说妄自议论，而《尚书》最先被废弃。即使是孔子的力量也不能完全保存它。汉代人却认为这都是秦朝的罪过。况且秦朝焚书才六年，汉朝就已经兴起，《周易》《诗经》《春秋》尚且完整存在，错乱残缺的不多，为什么唯独《尚书》因为焚烧而简牍脱落得如此严重呢？那么伏生在民间所传授的仅有这些，用孔壁中藏书的版本来校对，也仍然不完整。大概《尚书》散失亡佚已经很久了，并不是秦朝能够烧尽它的。自从后世文学兴盛以来，唯独对《尚书》大多不加探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追求禄位利益，轻视朴实的学问，使得《尚书》微缺断绝，本来就是这样。

《诗经》记载了各国的事情，但年代不详。因此《诗经》排在《尚书》之后，而《春秋》又排在《诗经》之后。孔氏的统绪纪纲就完备了。

先王用礼乐施行于上下，从朝廷到乡里，都是日常所用的事物。王政不再施行，那么礼乐也就随之不再举行，逐渐衰微直至消亡。孔子亲身习礼，并且校正音乐，考察论述虽然很多，但文字无法完全具备，而且也不是文字所能完全具备的。所以《诗》《书》《春秋》可以流传，而礼乐不能流传，这是因为治理的兴衰在于人的缘故。然而凭借孔子的论述，使后世知道礼乐是治理国家在政令刑罚之上的根本，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会遵循它。

伏羲画卦造字，虽然古代有这样的说法，但详细考证于《尚书》，圣人的道理并不是等待画卦之后才显明的。治理国家的用途，尧、舜、禹、汤之所以辛勤劳苦心力，并不是因为卦的次序才确立的。近自周文王开始，易道才显著，孔子尽心于此，凡是三种《易》中怪诞迂腐的说法，象数浅薄末流的义理，都予以贬斥并加以纠正，然后才成为成书。而刘歆却说五常之道相互依赖而完备，而《易》是它们的本源，又说古代三年通晓一门技艺，如此浮妄不经，学者想要援引这些来达到大道，难啊！

《春秋》刚脱稿，就立刻被浅陋的儒生固执地误解而不肯放手。孔子死后，又有人添油加醋地诬蔑它。即使是孟子也不能辩白。所以汉朝兴起时最先推行，而董仲舒自任推明孔氏之道，尊崇信奉一经，大概抹杀了其他诸书。所以学者习用最深，而其道被蒙蔽最严重。如果没有《左传》，那么《春秋》最终就会沉没了。

司马迁父子论述六家，班固认为他们谬误于圣人。班固与刘歆，却说他们符合要旨，归结也是六经的支流和后代。孔子告诉子贡：“不是多学以记住它，我有一以贯之。”既然没有用来贯穿的东西，不知道观看这九家的言论，如何能通晓万方的略要？他们的长处哪个更美，短处哪个更尤？那么道就越驳杂，人才就越败坏，还谈什么股肱之臣呢？悲哀啊！

李左车说成安君有百战百胜的计策，一天之内就失去了。根据他的话，思考尧授予舜，告诫不要采用不咨询的谋略，不要任用益，禹警惕恐惧，称疑忌的谋略不要成功。圣贤使用众人共同的意见，而不使用一个人的独断，厌恶它成为祸害。成安君自认为是儒者，不喜欢诈谋奇计，于是因此失败。相信这话，不谋划就袭用故套，安于常规而没有通变，正好足以导致死亡。这是道德仁义在乱世中真的没有用武之地了。然而治理的成谋无所设立，天下安定的计策也不行。观察陈胜、吴广起初造反时，考虑得很浅陋。张耳、陈余进献计策则稍有不同，项梁、范增逐渐精巧。接着谋划纷纷，然后张良、陈平才开始极尽其智巧。大概是在狂心未起时平息它，在变故横生时制止它。我虽然没有谋略，但使别人的谋略不得施展，这是圣贤所谨慎从事的。

传

自从魏文侯喜好儒学，燕昭王礼遇士人，到窦婴推举贤才，赵绾、王臧、萧望之、周堪、刘向同心辅佐朝政，这是孔子后世的节次如此。赵绾、王臧、萧望之、周堪最终功业未建，而且自身与道一同仆倒，不仅因为不是魏文侯、燕昭王那样的君主，他们的人才本来就不如子夏、田子方、郭隗、乐毅。论述赵绾、王臧已见于前篇。查考许、史自从汉宣帝时就是心腹亲信，魏相常常借他们禀报事情。魏相，是汉朝贤相。弘恭、石显职务掌管枢机，汉宣帝常常与他们谋议。汉宣帝虽然君道偏驳，不能用儒，至于以天下为家，计谋周密于门户，本来不是玩忽安逸快乐而偏溺于谄媚邪恶的人，而许、史、弘恭、石显也没有达到专权蔽主、是非颠倒如其他奸臣那样。那么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协赞初政，所应当调和先帝的大臣，不废除旧制，有应当改作的，共同商议施行，内外和谐，不见间隙，这是儒者作新的成效了。况且凭借萧望之、周堪师传的忠正，刘向博敏俊才，汉元帝雅厚待贤，意向方正笃实，却想要实行孤高洁身之意，治理政效没有大大超过前人，而明示异同时期不能两立，这是许、史、弘恭、石显奸邪忌妒所未能达到的，四个人反而激化而成就了它。等到他们分流背驰，散坏狼藉，虽然屡次发出危言，深陈古事，要以动悟人主，只增加了祸患，而何谈拯救呢？古人辅佐世道的道理深远了，不能全部考证，学者所遵循的没有比得上孔孟的。孔子唯独对阳虎谨慎回避坚决拒绝，如果三桓已经与鲁君共同掌管国家政事的废举，必定意见相合而后行动，不合的致其去就之义，不是能够残破三桓而后可以张大公室的。如弘恭、石显虽然扫除隶人，但先君所安置，还不应以阳虎对待他们，何况许、史亲戚素来在国家尊贵，也有肺腑之义，何至于便不可容忍呢？可惜萧望之与刘向见道不明于此，没有处理得当。班固记录刘氏、刘向、刘歆没有区别，刘向孤忠志在抑制断绝王氏以保存刘氏，而刘歆却与王莽共同篡夺刘氏，为什么同学而操守不同呢？孟子说：“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人的。”人的祸患在于为迎合人而学习，刘向幸好没有这样，然而也是他父子讲学所达不到的，而刘歆于是狼狈不可救，悲哀啊。

译夏、商、周三代各自确立正朔，邹衍据此著述终始五德说，秦朝采用十月为岁首，汉朝沿袭了这一制度。考察尧命令羲和，如同天授于人，必定是殷代的四仲月；舜在正月接受禅让，四岳巡狩，也使用仲月。由此可见，从尧舜以来，本来未曾交替更改，而孔子唯独主张实行夏代的历法，难道是因为折衷于三代中较近的时代吗？自从五德说流行以来，互相更替盛衰，直到今天仍未停止。如果正朔没有孔子的论述，那么后世流转谬误，没有定准，不止于秦汉使用十月而已。

班固说《尚书》放逐四凶，《诗经》讽刺青蝇，从小覆盖大，由疏远陷害亲近，虽然都是谗邪的罪过，但震惊我的军队，这是舜所畏惧的。中等才能的平庸君主，都对此甘心乐意。所以《鸱鸮》用来留给成王，而《离骚》的怨恨波及到君主。现在班固的议论，对臣子严厉而对君主宽略，像这样君主就不再知道恐惧了。

屈原《离骚》的意旨，我在前章已经见过。后世喜爱《离骚》的本意，司马迁批评《离骚》的本意。贾谊、扬雄，扬雄也是因袭贾谊。贾谊经历世事少，考虑变故不深。像古代圣贤亲身遭遇忧患，因此在文字中留下的，他未能知晓。只是以自己所能来表现他人不能，以自己贤能来指责他人的不肖罢了。果真如此，那么事情多么容易议论啊！君子对于自己不足之处，是有过的，但过错不在我。说我的过错在于不离去，尤其不对。柳下惠三次被罢免，未曾说一句话，人们还讥笑他不离去，只有孔子了解他。屈原正大声呼叫，向天号哭，向人诉苦，贾谊认为应当离去是适宜的。这难道足以了解屈原吗！司马迁又说读《鵩鸟赋》，茫然若失。这也不对。风骚的迫狭，庄周的旷达，都没有能在顺正中实行的。贾谊功名之心长久没有遇合，因此想要推倒渺茫不可知之间，以此自我宽慰，又怎么能见到道呢！每当看到古今文人才士，对于屈原、贾谊、司马迁，就停留志意，不能开展前进。像《离骚》、《吊屈原》、《服鸟赋》，是大歇止处。等到说孔颜自有乐地，史书不讨论这些，又完全是正面对着墙壁站立。这就是后世问学困难的原因。

快乐与现在相同，古代没有这种说法。计数得之于外，佚游恣意于内。所传管仲如此，其实不是这样。申不害、韩非大概是这样。

贾谊所论述建立的：日中必晒干，操刀必割，轻重适宜，没有疏阔的。唯独三表五饵未经试用，况且匈奴之事难以预测，所以班固认为术疏。虽然如此，班固是不敢罢了。假使贾谊使用它，未必疏阔。刘惔认为：桓温善于博弈，不胜就不为博，还可以必胜，何况这个呢？孔子说乐，那么韶舞而武未尽善。假使贾谊果真能以此战胜匈奴，大概不是盛德之事。人才与治道，自胜负以上，还有多少重数。像秦筑长城，追逐冒顿，畏惧他远徙，难道是不能胜吗？

抛弃旧谋，采用新画，以计数取天下，没有谁比张良；又以计数守之，没有谁比贾谊。礼义教化，实在无所用，只是作为观美的器具罢了。这都是古人所没有的，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虚费心力者也。

贾谊所说的殷周古事，极与《诗》《书》不类，难道是习其教者分流异门相承为说？或者贾谊聪明，自以意言之，然后世学者以贾谊尝论，遂谓古人事，诚然其间浅驳甚多，当细考。

习学记言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二十三宋叶适撰《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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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对策称晁错、董仲舒、公孙弘回答孝文帝的问策，义理虽然未至，其意甚美，不是武帝能比的。晁错的对策乃绝无义理，公孙弘尤其窘迫。当时太常评定公孙弘居下，是对的。而说贾谊已死，只有晁错为高第，那就是除了贾谊没有人在晁错之上，才难自古如此吗？班固对于公孙弘、晁错的对策自不足备载。河间献王得到《周官》、《尚书》、《仪礼》、《礼记》、《孟子》、《老子》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立毛诗、左氏博士，先王孔子之道赖以复传于今，其功大矣。贾谊、董仲舒之流不能望其十一也。当时陋儒莫识其意，已得之书不能讲明，使再有散失讹缺，甚多尤可痛惜。班固说王答诏策三十余事，推道术而对，得事之中，文约指明，这也超过贾谊、董仲舒之流远矣。司马迁、班固曾不载其绪言以开后学徒，区区于服鸟、大人赋、圣主得贤臣颂等，何所损益哉？

寡人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这不是鲁哀公的话。哀公寄食三桓，不能及死，何喜乐足云？儒生窭人，以己推之，殆当然尔。而班固援引此褒美河间孟子，谓东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班固以献王所为贤于汉诸侯王而已，可谓浅知之矣。

董仲舒首推明孔氏，观刘向一家之论，其为儒者重轻可知矣。后世学者指意亦多本之仲舒，故略为分别精粗离合之际，归于统壹，毋由绝潢而自谓宗海也。诏策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此虽常语，然大道必有要，至论必有极。详观尧舜禹汤文武，由其身始以善天下，岂非要道？皋陶、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谋议规警，语近事切，常在目前，岂非极论？董仲舒不知所能知者，《春秋》灾异而已。凡此类者，非要非极也。当武帝世，有二语：申公曰：“治道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尔。”一也。汲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二也。申公可以耻躬行不逮矣，而不能中武帝之病。帝所好者文也，申公之言必使有文者不得过，而或庶几于行矣，不然则未也。汲黯虽中武帝之病，然不能治武帝之病，有以治之而不能受，罪在病者可也；无以治之而徒中之，所谓戆矣。董仲舒负能言之智，任治病之责。今也，前以灾异禁之，后以勉强开之。所禁者为难信无用之迂说，所开者为可喜还至之立效。然则尧舜禹汤之所为兢惕畏惧者，终于不存；而唐虞商周之所以歆羡矜侈者，四面而至矣。是于武帝之病，方将豢而深之，岂能治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