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二十二

译汉武帝谈论治国，把韶乐和勺舞当作防范的手段，他也是凭借那些盛大的事物来推论罢了。这样谈论治国，是可以的。但如果追求治世而把音乐放在首位，那就错了。钟鼓管弦的存在，对道德的败坏有什么补救呢？五百年之间，臣子虽然有所欲望，但法律制度，君主本来就没有能够效法其德行的，所以推演到极度衰败之后才停止。而董仲舒也把音乐放在首位，这就局限于繁复的礼文，困于空洞的议论，而亲身践行的实质就被废弃了。又最终归结于祥瑞，这更是亲身践行者所忌讳的。

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在《诗经》《尚书》中记载得很详细。白鱼跃入舟中、火聚于屋的怪异荒诞之说，古人并没有说过。灾异的发生，虽然变化不同，但君主必定引归到自己身上，更加自我改正，以消除它。大概只有治世才能做到，并不是等到衰微之后才有的。性命的实情，有的夭折有的长寿，有的仁厚有的鄙陋。《洪范》所说的上天暗中护佑下民，五福六极，都是君主造成的。像汉武帝用战争动摇民心，用奸诈败坏习俗，使人远离长寿而趋向夭折，远离仁厚而趋向鄙陋。董仲舒虽然能泛泛地在外面讽喻道义，却不能在内心深切地挽救制止。

路温舒说：“秦朝有十大过失，其中一项尚存，这个意思虽然狭隘，但汉宣帝采纳了他的话，选拔官吏、减轻刑罚，辅助成就了安定民心的治世。”董仲舒劝汉武帝进行教化变革，扩大并推行它，这是汉武帝所想要的，但他的严酷反而比秦朝更甚。

舜不曾安逸或劳累，这是王道。周朝不曾奢侈或节俭，这是王制。殷朝不曾严厉或宽缓，这是王政。耕种、借贷、劝勉孝道、派遣使者，这些事务四处推行。如果没有真正为民的意图，真正任用为民的臣子，百姓还是会遭受祸害。怎么能得到阴阳调和而百姓安宁呢？

身居君子的地位，却做庶民的行为，确实是后世的通病。然而师友间的议论，以此自责，是可以的；以此教导君主、责备士大夫，则不可以。因为君主应当教化小人使其有羞耻心，不应当怀疑君子使其无羞耻心。怀疑君子无羞耻心，那么人才就会扫地以尽，无法振兴了。董仲舒相比晁错、公孙弘，虽然没有刻薄、顺从防范的过失，但也没有看到汉武帝受病的地方，不能统合圣人的道来切中其自身。汉武帝不是不能接受尽忠直言的人，也不是有臣子极致的言论而不足以识别，可惜他四顾没有听从采纳，最终只是刚愎自用罢了。“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这话初看极好，细看完全疏阔。古人以利给人却不居功，所以道义光明。后世儒者实行董仲舒的言论，既然没有功利，那么道义就成了无用的空话。然而举荐的人不能胜任，实行的人不能达到，反而被天下人讥诟了。

凡是正言的道理，无不具备而隐显分明，上下互相阐明，这是古人作为经典的原因。旁言，必定斟酌于理，使是非得失有所考证，这是后人作为文章的原因。至于穷尽思虑、耗尽辞藻，把无说成有，自处于妄诞之中，然后反过来归于正，这是违背经典而谬误文章的。《上林赋》《大人赋》就是这样。司马迁的话，几乎不可理解，难道相如因为文章而沉溺于自我期许，或许就在这里吧？

先王用人以兴起天下的治世，汉武帝、汉宣帝用人以满足一己的欲望，班固用版筑（筑墙）来比喻，不知道《说命》应当如何解读呢？当时人才的品目，必须不逢迎君主的人才可以称道，其中不过一两个人罢了，怎么能这么多呢？只有能治理百姓的才是庶几（差不多）的。

张汤推举贤才、宣扬善行，除了儿宽之外，其他名士没有听说因为张汤而进用的，他所排挤陷害的则有明确的证据。大概张汤通过拜访结交来欺骗当世，正监、掾史大多都是小人，像田甲、鲁谒居这一类人。张汤本来是用这些手段获得名誉的，所以司马迁在表中指出这一点，班固便说因此，本来应该有后患，而后世因为他的说法，于是使张汤有了荐贤的名声，这是大错特错了。邪正、贤不肖，总要归结到一条路上，没有小人酷吏做君子的事，既排挤陷害人又能荐举进用人物的。滔滔宇宙间，像这类人很多，哪里值得细数呢。

汉成帝把政事委托给外戚，而沉迷于女色，大概他抛弃天下已经很久了。杜钦却想依靠王氏来辅佐君主，这违背了借其斧钺而使之生长养育的道理。班固说庶几《关雎》，见微知著，更须仔细论述。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时的事情，都归于宰相。孝文帝虽然想自行其意，孝景帝虽然有时任用喜怒，但都没有剥夺宰相的权力。到了孝武帝，自用一种私人与宰相相抗衡，而群臣不过问。亲近的人进用，疏远的人退避，更进用事，享国既久，于是成为习俗。末年尤其严重，直到汉宣帝。魏相号称名相，不依靠左右近习，不能有所作为。其后侍中、待诏之类的人，毁誉成败在他们口中，大臣束手退听。等到快要灭亡时，于是有了王嘉的事情。而班固认为这是一筐土阻挡江河，所以孔光把国家交给王莽。追看陈平经营吕氏，最终保全了汉朝，其衰败竟然如此。习惯改变人，能不畏惧吗！

终军诘问徐偃：“虽然少年刻薄，但不同于汉朝的经生。谈论《春秋》的，董仲舒也不能及。”

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宣帝本来把它当作俳优戏剧看待，本来不值得讨论。但可惜一个好题目，只作了臣主相得的解说。舜和皋陶赓歌，君臣相逊；明良之歌，或许铺陈畅达这个义理。不知道宣帝能否动心？不然也足以警戒后世了。世论畏惧于日下，大概说的是这类人。孝武帝一生驾驭人才，晚年文武都尽，而田千秋立谈至丞相，且以霍光为周公。大概自古没有这种办法，所谓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后世因此，于是认为任重者必须是不识字的人，这更是异论。何刍狗天下之甚耶？

译赵充国正要回师，春秋时期将领的风范出塞远征，虽然秦汉才开始有这种事，但到了这时人们已经见惯，而罢兵屯田，才是新创的制度，所以反对议论的人起初没能听从。大概从战国以来，往往以土地为食、以人为肉，善于作战的人服受最重的刑罚，孟子所说的话，后世还没有深深领悟罢了。

孝元帝召用王吉、贡禹，出于至诚，后世君主能像这样的极少。这两人在宣帝时被排斥不能进用，宣帝所任用的又不足以让人心信服，所以孝元帝才首先任用他们，不能说对天下没有心意。由此更加知道萧望之、刘向疏略草率，致使治世之功不能成就，反而成为昏君，可以为之遗憾惋惜。石显传言，萧望之死后，石显对待贡禹礼节恭敬非常完备。那么贡禹虽然年过八十，也不能免于迎合上下，不只是直率行事的人。然而贡禹谈论文、景、武、宣年间的事情，都有根据，与王吉不同。

贡禹、匡衡的《郊庙议》：其中的礼仪可以说，但其中的时机不可说，为什么呢？侍奉上天与供奉祖先，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所以先王的礼仪在开始时严格，一旦确定就恭敬遵守而不敢更改。秦汉以来，开始时大体草率苟且，出于一时的意思。等到后来文物议论兴盛，才依据礼制来抑制世俗，减损已经隆盛的东西而想要恢复古制，难怪难以做到。至于刘歆迎合人情，多设疑虑，依违其说，破坏礼经，以弥补时下的喜好，大概还在贡禹、匡衡之下。而班氏父子却认为他们博学笃学，应当详细考证。

魏相之所以都被称为名相，大概是因为革除了霍氏父子武吏专权的局面，事奉君主和臣子都尽力选拔官吏，以安定百姓为根本，而王吉又特别宽厚，是人心所向，所以如此。王吉因为许伯白去副封，以及说应当与平昌、乐昌、平恩侯详细商议，都是他深深结交的人。这些人固然是庸人，但霍光起初不与朝廷一体，仅仅得到他不反叛罢了，最终导致灭族。这三个人既然不倚仗权势与汉朝对立，将相之间没有独立的道理，自然应当和睦亲近，学者可以无疑。

天地顺应而动，所以日月不逾越，四时不差错。圣王顺应而动，所以刑罚清明而百姓服从。怎么能像魏相那样粗浅理解呢？然而还足以导致汉朝的治理。如果能细致理解，那么治理应当不止于此。

夏侯胜说：“武帝没有德泽，不宜立庙乐。”而刘歆认为武帝有功德，应当作为宗庙。夏侯胜是经学之士，本来不能期望他像刘歆那样。然而每当用文字辅助时，当时的议论者又取法于通博什么呢？夏侯胜又能说“尧言布天下”，这特别不像汉人的话。汉君臣互相交谈，外人听不到。言论禁忌严重的甚至致死。现在在史书中的，大概有听信传闻，夸大而成，难道值得相信吗？翼奉虽然挟持术数，但求进的心淡薄。说应当迁都以正礼，虽然不合事宜，但没有俯仰迎合世俗的毛病。贤于京房、李寻。

李寻说阘茸佞讇，抱虚求进；以及任用残贼酷虐，听到的人都嫉恨善人憎恶忠臣。破坏天文，败坏地理，涌趯邪阴，湛溺太阳为主，结怨于民。是以理知之呢？还是以术意之呢？究观古今，没有不是一致的。确实觉得他的话有意味，但奇怪李寻为王根谈论这个为什么呢？班固说王根辅政，多次虚心向李寻询问。五侯是亡国之臣，尚且知道虚心；后世兴王之佐，有不能做到的。汉朝以术数操纵为吏，有声绩者，韩延寿、张敞、尹翁归之流，而赵广汉尤其独为民所称思。然而强家巨姓，盗夺纵横，自古皆有，必须等待有办法战胜他们，然后才能使小民得职。那么周公之教，康叔、成王之命、君陈，都没有用了。如果后世吏术不明，妄以廉明自许，只想要下属重足一迹，而善恶颠倒的，又是广汉之徒所不为。论政者应当审慎详细。

孝宣帝对儒生无所用，独用萧望之，观察他的始终，方正拙朴不是能自我屈以求合的人，只是因为他与霍氏立同异所以如此。士君子经世，不是说委蛇曲从为始终牢固之术，然而变化诎伸，自当兼通义命。萧望之在孝元初，天下事在掌握，既不能辅赞裁成，同归于道；等到溃败，又不知道推委兴废以礼而止，堤坏防决，无所措躬，最终就死地，而陷孝元为不辨菽麦之主。班固哀叹他被便嬖宫竖所图，不知道自古小人何尝一日不欲胜君子？豳诗歌周公，大概还没有学习吧。汉朝每事必议，王通因此续书有议，于是说议能尽天下之心；然而执论不回，独有夏侯胜庙乐事尔。如议王嘉，尤可痛心。大概庸众人之情，未有不视上所好恶即哗然为向背，古今皆然，安得尽常心而合公论乎？为治顾道得失如何耳。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不以必议为是也。

扬雄自序：“默而好深沈之思，庸人之思病乎浮浅，故雄有此论。”然而古人论理至思而止，理之所不至者，非思也，更不计深浅。现在在思上更有深沈工用，即是思之所不至者，而后为理。如《太玄》乃理之过，学者不当法也。又说：“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扬雄清静恬淡，不汩没于欲利，那么世俗淫夸垢污之贱，岂复有之，固不待修饰矣。然而士之厉志操明，好恶言必信，行必果，皦然以自号于世，而为户庭者，此其所谓廉隅而可以取名者也。虽然，止于是而已矣。所以子贡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扬雄自以为不止于是，所以他的话如此。然而学者或不解，因扬雄之言而以为小廉小行皆不足修，淫夸垢污无害于道也，那么其误大矣。

译文辞的演变，始于屈原，发展于司马相如，是文人所仰慕效仿的。到了扬雄加以开拓和扩大，想要使文风一变而归于正道，所以写了《反离骚》。然而屈原的本意，扬雄或许并未真正领会。我已经多次论述过了。自己立足于浅薄，却不足以理解他人的深刻，这固然是求学者的一个大弊病；自己自认为深刻，却不知道别人难以用浅薄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种弊病恐怕更加严重了。

王莽凭借文章典制成就篡位，扬雄身处其间，既不被任用，也不被猜忌，闲散地担任闲职，终老其身，著书立说，名声流传后世。然而世上评论扬雄的人，多有不同说法。孔子不再作书，贤与不贤就没有确定的标准，这难道足以作为扬雄轻重的评价依据吗？如果扬雄视富贵如浮云，视废兴如破鞋，把王莽的贤名看作虚舟，把王歆看作土梗，兼具伯夷不降低志向、柳下惠不离开职位、蘧伯玉的愚拙、颜回的快乐这些品德，那又当如何呢？

“政平讼理”这四个字，是汉宣帝一生受用并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君主有意于此的不过十余人，而能取得成效、建立功业的，只有宣帝一人。百姓生活在他治下，难道不艰难吗？然而当时已经废止了盐铁专卖和酒类专卖，利源没有开启，所以选拔官吏安抚百姓，政治公平诉讼合理，百姓便蒙受其恩赐。虽然不足以兴起礼乐、推行教化，但至于使百姓富裕后再加以教化，则大致接近了。后世之所以终究不能企及汉宣帝，是因为追求利益的手段过于严密，百姓没有谋生的余地，即使减轻刑罚、平息争端，人们也只是劫掠苟且偷生，勉强免于饿死沟壑，想要成为天子治下的安分百姓，都不可能。

班固认为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叙述货殖，是非颠倒荒谬，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就不应该载入史册，但他仍然沿用司马迁的体例，沿袭旧文，没有更改，这是不知道司马迁所传述的，正是班固所说的荒谬之处。班固引用管子的话，说士农工商四民不得混杂居住，这既不是先王的旧法，也不是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用《左传》来考证，强宗大姓、富民豪商，三代本来就已经存在。班固所说的列举他们的行事以传示世变，从范蠡开始，也是不对的。司马迁之所以选取游侠，只是说他们作为平民百姓能急人所难，以此建立名声。楼护、陈遵已经是列侯、二千石的高官，哪里还谈得上侠义呢？原涉是二千石的子弟，乡里少年推崇他，因而因小怨杀人，哪里值得列入史传呢？

严尤称猃狁内侵，到达泾阳，命令将领征讨，到达边境就返回。他看待戎狄的入侵，好比蚊虫叮咬，驱赶罢了。班固说《春秋》内重诸夏，外轻夷狄，政教不施及他们，正朔不加于他们的国家，他们来犯就惩罚抵御，他们离去就防备坚守。他们仰慕道义前来进贡，就用礼让接待，羁縻不绝，这是三代以前控制夷狄的常法。尧舜虽然任命士官，也都是常法。至于三苗、鬼方、猃狁、淮夷，何尝不是大患？何况匈奴的强大呢？舜禹治理天下，四方都服从，唯独以三苗为终身之忧。高宗征伐鬼方，记载在卦象中。自文王畏惧猃狁以及淮夷横行南方，一旦能征伐，就作歌颂。假使再有像匈奴那样的侵犯，应当如何对待呢？怎么能持着虚文空义，自取困辱呢？班固只知道秦汉的艰难，却不知道尧舜三代的治理也不容易。

汉文帝给尉佗的信，汉武帝罢轮台的诏书，万里之外如同家人父子面对面说话，这种心意一旦发出，随即就得到验证。虽然古人责备治国不至于如此急切，但与那些隐瞒夸饰、内外不相应的做法相比，距离治乱安危的关键就远矣。由此可知盘庚所说的修明播告，不隐藏其旨意，君王因此大为敬重，没有逸乐之言，百姓因此大为改变。虽然先王临下之道应当如此，但也不曾不认为这是困难的。

李延年的《佳人歌》，汉武帝伤悼李夫人的诗词，司马相如的词赋，郊祀的乐章，都是一类，借此配乐歌唱，而想要仰慕《韶》《勺》的盛况，真是悲哀啊！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德行像爱好美色那样的人。”

看汉成帝采用贤良方正的话来回答后宫，这难道就是所谓侧身修行想要消除私欲吗？然而恰逢许皇后、班婕妤的宠幸将衰，于是用经义转移他的爱心。至于白玉台阶、黄金灯烛、蓝田明珠、翠羽作为装饰，就不再计较了。难怪许皇后说冯媛是在竟宁前得宠。汉成帝既然没有保全家室的心，而谷永、杜钦辅佐权臣，只是让诗书格言在宫闱中流传，成为宫妾宦女嗟怨诟病的根源，可悲啊！

周朝衰微之后，秦人虽然废除圣法，崇尚苛刻，但仍然是情性的流失，譬如染习青黑，是从素白而来。到了王莽用谄伪改变天下，所谓在粪丸上加苏合香，好恶向背失去了本质。如符命图谶之类，人心都转移了而不自知，虽然东汉有节义的风俗，但内而朝廷，外而乡里，千年相承王莽的习气，所以不能再恢复，悲哀啊。至于文章，也是张竦的余笔，珠珥在耳，首饰犹存，哪里还是汉代的语言？魏晋齐梁的文体已经显现了。

班嗣回复桓生的信：班彪的《王命论》。卑陋狭隘浅薄庸俗，于是形成了魏晋的文风，不再有春秋、秦汉的风貌。这大概是求学者的一个大弊病，沉溺于耳目所认为是的，而忘记了根本，那么道德就日益沦丧而无法挽回。鲁国的臧文仲、汉代的董仲舒、刘向父子就是如此。至于班彪、班固就更不用说了。道的显扬称为文，所以即使尧舜的盛世，也必须有典谟的篇章，然后才能扬名后世，冠绝百王。这是文呢？还是质呢？班固不知道古人的质朴，而只认为是文。这就是文风日益鄙陋的原因。

译自从《诗经》《尚书》写成以来，都有序言，这是为了记载事件、记录变迁，表明取舍的标准。司马迁变革了古代的史法，只叙述自己的见解，虽然有所缺失，但他包罗上古，搜集散佚，运筹帷幄，仍时常流露出高远之意，是常人无法测度知晓的。等到班固效仿他，却显得浅近重复，往往不超过常人知识所能达到的范围。至于后来的史官就更严重了，这是司马迁的方法一经传习就败坏了，甚至不足以流传久远，不恢复古代的史法是不行的。

光武帝出身平民，徒手取得天下，其艰难程度比高祖更甚。然而西汉初年，天下谋臣策士兴起并竞相奔走的人很多，很久还没有停止；东汉却没有这种情况。虽然有邓禹参与计谋，也不过是平常的议论，士大夫们都遵循法度行事，凭借实力来获取，想找到像张良、陈平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的。兴起王业的情况相同，而人才却不同，为什么呢？王莽虽然篡夺政权，但政治已经混乱，天下本来期望汉朝复兴。假如刘伯升能够即位，诛灭盗贼、匡正时局，反手之间就能平定。偶然被平庸的更始帝所败，却能亲自实现太平。前史称赞他成就大业，小心谨慎唯恐不及。高祖在章邯、项羽时期，愚钝败逃；等到得志后，夸耀自己的功绩，屡次以盛气凌人，反叛者四处兴起，终身不得安定，想要让百姓休养生息，本来就没有时候。评论者有人说高祖英豪大略，不是光武所能赶上的，这件事我不知道谁更贤能。如果以百姓为贵，那么光武就占优了。

东汉到孝和帝八十年间，上面没有败坏的政治，天下安定。邓太后临朝听政，灾异变故齐备。太后约束自己为民着想，以诚心安抚，又恢复了安宁。世人多讥讽她保留权柄、独断专行，不肯明确揭露祸乱的根源。等到宗然，直到永康年间，上接兴元四十年，纲纪扶持尚未严重浊乱，这是太后的力量。不然，以孝安帝昏庸污秽的资质，早早亲理政事，极尽所欲，那么汉朝的灭亡不用等到桓帝、灵帝就会出现了。凭借三代盛德，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继承它，尚且立即败灭，何况后世呢？那么桓帝、灵帝的灭亡算是晚了。

名声冠绝天下，应当承受天下的重赏。天下的重器，常担心不能胜任。日复一日，怎敢期望十年之久？当今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就像渡深水而没有船桨。万辆兵车至重，而壮年人考虑轻率。太子没有成王、康王的资质，群臣没有吕尚、周公旦的谋略。尊敬地侍奉三老，像兄长一样侍奉五更。我亲自袒露手臂割肉，拿着酒爵漱口。只担心不能做到吃粗食、用瓢饮水罢了。襄城令刘方，官吏百姓同声说他不烦扰。虽然没有其他奇异之处，这也差不多接近了。车可以引退避让，就引退避让旁边的马；马可以停止解套，就停止解套。这是东汉的诏令，语言接近古意，值得称道。魏晋以后，没有这种文体了。

懂得的人想要教导却没有途径，心通的人体悟却不需要老师。张光论述律准，大概是数术家的言论。难道只是数术如此，大道不也是这样吗？心悟独见与庸众不同罢了。况且已经得到的人没有传授，没有得到的人没有教导，古人所以感叹绝学难以继承，微言难以辨识。然而精微不到极点就不去思考，事物不验证就不成为道理。三代以前致力于这道的人很多。观察周公、孔子之所以教导，不能说没有传授；颜回、曾参之所以学习，不能说没有老师。秦汉虽然残灭，士人还是想要思考却得不到，想要寻求却达不到。后来更加懈怠而不思考，抛弃而不寻求，其道废绝，所以有此言论。从此以后，偶然得到的人夸耀而不传授，泛泛迷惑的人傲慢而不拜师，那么这种言论就成了阻碍大道的屏障，而心悟独见的人就成了至理的害虫。学者可以畏惧了。

历法的说法具备于《尧典》，详细于《左传》。到司马迁、刘歆，才开始有历书，而法术完备。东海又改用四分历，从此议论蜂起，前后互相非议，各出己意，执着于天象越来越急切。那时只有蔡邕最为通达，认为日月五星的运行，迟速进退，不必像一种术数家用计算去追求，只要符合当时的情况就可以了。所以有古今之术，现在的不能上通于古，也就像古代的不能下通于今一样。后来杜预也说，应当顺从天象以求符合，不是为了符合而去验证天象。这一句话，都是古人所未曾阐发的，后世所应当遵循的。如果孟子说“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不过是指出其大旨罢了。虽然如此，不应当用过去的疏略来议论现在的精密，那么蔡邕的议论确实切中了术数的要害。至于不在未差错之前寻求详细，而在已差错之后追求符合，那么杜预还难免以己意谈论历法。汉上陵仪，胡广所说，蔡邕所记，认为可以寄托人子的悲哀之心，其意本来没有失误。然而古人在于礼，重视灵魂而轻视形体，舍弃下降而追求上升，将认为其气无所不在，那么悲哀无所不至。如果孝明帝恋恋不舍，致诚极孝，不过在枯骨之间，那么悲哀所及的范围就狭小了。君臣所见既然都这样，所以后来无不厚葬薄祭，以形体为实，以神灵为虚，这是乡野小民的事，哪里值得取法于礼呢。

孝明帝实行养老礼，心意既笃实，文辞也详尽，可以说是三代之后，千年才遇到一次。

东汉相承有巡狩之礼，从君主来说，本来没有独自坐在深宫不观察省视风俗的礼制，然而从后世实行来看，则认为这是劳民伤财。看章帝的诏书，大概差不多。孟子记载晏子的话说：“我们的君王不生病，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君王不游乐，我们怎么休息？”难道古人的举动就不可再见到吗？

译查考《尧典》记载，岁在二月，东巡狩，到达岱宗，举行柴祭，按次序遥祭山川，遍祭群神，西南北三方都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柴祭当作升中告天、封禅那样的盛大典礼，那么西南北三方都如此，就不能唯独在泰山进行。至于成周时期巡狩的诗篇，虽然说是“登上那高山”，但《诗序》只说祭祀四岳河海，并不以告天为主，那么是否登山也就不可知了。后世只有秦始皇、汉武帝进行封禅，而他们的说法出自《管子》，大概是战国时期诸子游士的言论，又混杂了方士的狂妄荒诞，即使是司马迁学识渊博通达，也不能明辨。到了东汉，又依据谶纬文书进行封禅，更加没有依据了。

《汉晋春秋》记载钟离意治理孔子庙室，有古文防书，说“扰乱我书籍的是董仲舒的事”，既然奇怪学者们不谈论；而《别传》又说“修缮我书籍的是董仲舒的话”，参差错杂不能明辨。然而自汉代以来，董仲舒首先推明孔子之道，后世都跟随他，按理应该是修缮其学业的人。然而他以《春秋》为宗，以《公羊传》为师，以刻薄为义，以严苛为法，颠倒伦理纲纪，迷惑统治统绪，学者没有人纠正他。这就是说扰乱孔子之书，也不是没有的。唉！尊崇圣人却不足以了解他的道，怎么能行呢！

应邵说郡国罢免材官骑士，逐渐导致张角的变乱。有人又说诛杀宦官，引来董卓使汉朝灭亡，过错在于裁撤军队。查考光武帝自认为精锐部队多，而郡国军队怯懦，坐吃粮仓，所以把兵权还给百姓，并未失于防备。大乱以来，父子不能互相保全，让疲惫困顿的百姓休息，并未失于道义。太平之后，沿袭而不恢复，是后世的过失。如果说因此导致灭亡，那就错了。材官骑士从秦朝就有，散为群盗，对灭亡有什么挽救？王莽讲习尤其严密，天下也全部化为盗贼，汉朝得以再次兴起。董卓虽然凶暴悖逆，而四方州郡长官未曾没有军队。兴亡在于道，得失不在于材官骑士。龚遂教百姓放弃弓弩而拿着农具，所以能治理郡县。总之，汉、晋、南北朝兵农不分，在施行政策之间，小小的同异，不足以损害大体。唐朝以来就不是这样了。

光武帝兄弟跨牛起事，初次斩杀阜赐，再次枭首寻邑，所谓海内豪杰，杀死他们的州郡长官，自称将军，使用汉朝年号，等待诏命，在旬月之间，遍布天下，是凭借两次胜利的威势。大概大事已经成功了。从前高祖虽然趁空虚进入关中，赴怀王之约，然而俘虏王离，烧死涉间，降服章邯，收取天下权柄的，是在项羽，本来就不是光武帝能比的。不幸落入群盗手中，更始帝即位，刘伯升死去，低头受役，事柄索然，哪里像高祖还能得到蜀汉作为资本呢？这是第一个艰难。拿着空符节而旅次燕赵，王郎倡号，颠沛流离几乎死去，仅依靠两部，苟且活过旦暮，仍然张开弓弩转战，最终消灭邯郸。然而谢躬争功，暗中伺机抗拒，剧防名贼，在军门交战，一垒之外，没有安全的地方。如果高祖劫持五诸侯兵，收取项羽的美人珍宝，在高台上置酒，以致败北，那就是自取灭亡了。这是第二个艰难。从前高祖已经杀死项籍，天下统一，从容固请，然后即位。而更始帝被擒，四方蜂起，光武帝君臣危惧时机离去，仓促在野外驻扎，急忙确立尊号，几个月后，才收服朱鲔，建立都城，漂泊寄居，不知停在哪里，所以当时人说洛阳地如手掌。这是第三个艰难。称帝之后，刘永、张步、董宪、李宪正各自割据，建立名号，起初借幽燕作为根本，而彭宠反叛，朱浮败走，版图所覆盖，十不存一二。五六年间，草创治理，寸土必争，然后渔阳复平，董宪、李宪、张步、刘纡都被俘获，而齐梁山东江淮才安定。其余盗贼不扎根土地，亲身诛杀降服，赤眉、铜马以下，大概数百万人。只看到高祖得到秦项的安逸，不思考光武恢复汉业的辛劳。这是第四个艰难。至于隗嚣改图合纵，公孙述决计自立，他们凭借巢窟，经略形势，群下用命，众士齐心，不是脆弱的敌人。耗费多年竭力，才战胜他们。而卢芳勾结匈奴，侵扰代北，十多年未止，如果韩信凭借冒顿使高祖困于白登，难道不匆忙吗？大概光武帝勇怯不越规矩，深思熟虑精详，先胜后战，不拿成败做一掷，不然则自投高岸的，何止一事而已。有人却说如果处在高帝之时，群雄角逐，光武帝必有不能办到的，不知道如果处在光武帝时，群盗力争，高祖又岂易办到？石勒又说，当并驱争先，不知鹿死谁手。唉！使天下至于石勒能称豪的，是魏晋积乱。高祖、光武，何干高下，而学者就相信它呢？所以马援说：“天下反复，盗取名号的不可胜数。才明勇略，不是人敌；经学博览，政事文辨，前世无比。动如节度，不喜饮酒。”马援虽然狂率，被光武帝所忌，但都是实录。才略勇智，是后世君主所持以独过天下而取天下的。没有都不及天下而可以取天下的。以有为无，是圣贤的事；以无为无，而以为足以胜有，这是学者的虚论，不可以强同。

刘伯升慷慨大略，忠信仁厚，无愧于兴王之才。然而知道以己从人，而不知道以人从己，招合群盗，与他们共事，急于苟且。所谓大兵聚防，强者为雄，适宜足以杀身，而不能成功。

译邓禹之所以成为首功之臣，是因为起初他辅佐光武帝，自己确立了君臣之间的交合关系。然而天下的事情，谋划起来似乎容易，实行起来却实在困难。他铺展地图，起初只得到一部分，而邓禹认为古代兴起的人在于德行的厚薄，不在于势力的大小。如果光武帝是在百战创伤之后成就功业，说他是靠德行是不可以的。邓禹分兵麾下，多年最终没有成功，大概是因为用力之难，而让人以德自行归附的说法没有得到验证了。商汤、周武王无意于天下，而天下人跟随他们，战争少而平定多。等到伊尹、周公完全以德辅佐，尚且不容易，何况用力呢？那么邓禹的议论，说人们思念汉朝的恩德未衰，有所凭借而可以用力，用力而最终归于德，这是可以的。说在于德而不在于力，那就与书生迂阔的常谈没有区别了。

邓隲兄弟的冤屈，不久就得到伸张，有朱宠的刚直。汉中期以后，常有这样的事。君主的德行虽然昏暗，还依赖它而没有灭亡。

看寇恂的传记，光武帝创业之初，根基单薄，可以知道了。高祖偶然凭借他的深厚，所以能够与项羽相持。如果光武帝在朝菌求岁寒之功，所谓难啊。

冯异集结关中，岑彭平定南方，耿弇平定齐地，汉朝的事情因为这三个将领的功劳而完成，功劳大了。从前绛侯、灌婴在乡野以首级定功，而纠合元勋，却托付给韩信、彭越等人，所以不得不割裂大国来封王。贾谊说各位幸运的人只是中涓，其次仅得舍人，用这样的待遇对待韩信、英布等人，可以吗？功劳大而赏赐小，厚待力而薄待望，只有云台诸将如此。议论的人不看重他们谦让易足接近道义，反而以争强好胜难以制服的人为雄杰，大概没有深入考察。

光武帝处在失败时能勇敢，处在胜利时能怯懦。虽然用兵平定天下，一念未尝不在息兵，能够亲身享受太平，不是偶然的。平生的雅言，切中机要，笑谈戏剧，必有可称道的。自三代以后，齐桓公、晋文公的贤能，不能望其项背。高祖的大风歌，尚且被谈论的人所夸耀，与回答臧宫的诏书，相差如何呢？如果聚集观看，自然对学者有益。

王霸在上谷二十多年，邳彤在辽东三十年，匈奴、乌桓、鲜卑不能为患，边疆撤除防备，惠及内地，这是任人的效果。汉法虽然严厉，而光武帝、显宗能够宽厚地对待臣下，使各自尽力尽臣道，也自我检点，赴功不违背法度，超过高祖、文帝、景帝时远矣。

袁安、任隗同心，和帝初年，袁安自然如此，而任隗可谓贤能了。史称任隗义行内修，不求名誉，而以深沉正直被世人看重。东汉有这一等人，以职分自致，不为名所惊动，不为利所诱惑，不可不知道。史家说邳彤接近于一言兴邦。按光武帝因为王郎突然起事，他的部下不知所措，如果拉两郡兵自送长安，长安固然不可得到，即使得到，光武帝岂再有容身之地呢？然而就说这样就是成业，那也不对。大概幸运的是两郡还可以借力，怎么就说成呢？光武帝以绳墨对待诸将，诸将也能以绳墨跟随他，千里外如对面，没有差错，只有彭宠、庞萌、邓奉反叛，贾复任气，后来也收拾了。功名不自矜，一难也；爵位不过望，二难也；奉身及家皆自勤约，三难也。凡此皆高帝时不能及也。大体上光武帝才能超过诸将，而以气柔之；高祖才不及诸将，而以气压之。韩信、彭越、黥布也轻视高祖而如此，如果遇见光武帝，大概未必如此。虽然石勒之类不尽心于展布，正复何损，何况石勒的话自不然后人往往承误，大概疏略了。

卓茂为吏，三代以后所无。司马迁、班固所记，大概不能仿佛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然而春秋时无能以德者，如卓茂，可谓近之。光武帝说：“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大哉言乎！也是三代以后所未有。“所谓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也。”光武帝初立，而卓茂为首相。如果卓茂有周公、召公的才能，而光武帝能接受辅导，未知当如何矣。

按前汉宰相，自萧何外，皆武臣军功，或外戚崛起。武帝始特用儒生，终西京可称者不数人。而光武帝、明帝虽以吏职自任，号为严察，然举相任重，必望实相符，德器自过。伏湛、侯霸、宋弘、蔡茂、杜林、张湛、张纯、牟融，皆当时选。郭丹、范迁，清俭绝人；冯勤、赵熹，虽文俗而干正经远，非偶然致身不厌众论者。宣秉、王良，有高世节，亦本以辅相待之。此其所以上下自厉，操行成俗，人材之盛，十倍前汉也。创业垂统，为子孙程式，而能柱石不挠，后世效之，推致其位，使典刑有继。虽成周作人，亦不过此矣。

读《桓谭传》谏光武帝吝爵赏，以其行事考之，良然。此于人主常法，当失而竟以得之，岂光武帝别有其道？抑俗儒所陈不中事情？更须细论。然观光武帝规略，大抵与前后人主不同，论治者盖未深考也。桓谭与扬雄、刘歆并时，低徊乱亡，无所阿徇，虽稍疏阔，要为名世。光武帝不能容于列大夫间，而推折之致死，可谓褊而严矣。

译冯衍自述担任官职、领取俸禄二十多年，这三次记载冯衍担任鲍永的副佐，时间上并无冲突，却出现这样的错误，几乎让人无法理解。何况当时只是暂时假借名号，哪里值得相提并论？而冯衍对此称述不止，可见他的气量狭小。以桓谭那样博学通达，尚且不得志，冯衍仅在文字间钻营，被弃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建武、永平年间，不应该有失去士人声誉的名声，所以令人感叹。如果后世有兴起王业的君主，招揽辞章笔墨之士，以卿相之礼相待，这种风气所波及，便成为固定的制度，这是百世难逢的一次机遇。

郅恽、郑敬是同郡的朋友，才能、品行、志向、节操都相同。郅恽不因出仕而违背道义，郑敬因不出仕而保全性命，都是人中的豪杰。

申屠刚、钟离意的传记记载：光武帝、明帝有鞭打、拖拽群臣的弊病。夏商周三代以后，以国家自我治理著称的，有韩昭侯、秦孝公、秦始皇，直到汉文帝时，有所亲力亲为；汉武帝分割外朝权力，另设私人机构。宣帝继承这一做法，国家政令开始转移。所谓尚书作为枢机，君主亲自听断，到了光武帝、明帝时，尚书真像一个小吏，代替有关部门行事，所以与群臣每天较量聪明才智。从此以后，三公成为虚设的器物，而尚书遂成为朝廷中不可逆转的局面。光武帝父子虽然劳碌烦扰，但还能与天下的贤者共同治理。当时小民得以任职，天下欢欣鼓舞，颂扬之声兴起，不仅仅是小康而已。只是他们本性明察严厉，所以受到不够宽厚的讥讽罢了。这不同于宣帝固执不通，认为自有制度。与六七位圣人宽宏大量、任用下属，使万物各自尽力相比，则不可企及。与其他君主忽而宽缓忽而严猛，任用权术、猜忌刻薄相比，则远远超过他们。学者不可随声附和讥议，而不考察实际情况。

《苏竟传》所说邓仲况占据阴县为寇，刘龚作为谋主，苏竟劝降了他们。这就是班固赞颂董仲舒所说的笃实言论，君子认为歆的话是对的。刘龚学问议论深广，评判古今，被班氏父子敬重，而他的出处踪迹淹没无闻，令人可怜。大概天下丧乱，贤者无处容身，那些南阳旧友依附立功名的，只是际遇的幸运罢了。难道可以说当时的贤俊都在这里了吗？

郎顗说：“现在选举都归于三司，他们并非有周公、召公的才能，却承担知人善任的重任，不如归还给尚书。”这确实是远近一致的议论，当今适宜的举措。用人之权不归宰相，确实不是治理世事的做法。等到专管选举，又说：“并非周公、召公的才能。”那么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然后授予他，以此权衡吗？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而暂且任用他，那么宁可损害他的权力而不授予他。这也应当仔细讨论。郎顗又说：“黄琼、李固，即使是伊尹、傅说也不足以相比，也可以想见二人的风度。”苏竟、杨厚、郎顗、襄楷，虽然研究阴阳星象之学，但坚贞固守道义，言论不迎合世俗，急迫于时弊，只与贤者相与，而没有利心。不同于京房、谷永、李寻之流。

杜诗想辞官南阳以安置功臣，而光武帝不允许。这时用兵已经十三年了。考察光武帝将征讨交给将帅，民事委任文吏，这是一定的规矩，虽然有龃龉，未曾更改。平定祸难为效，岁月磨砺，看杜诗这道奏疏可以验证。杜诗说将帅和睦，士卒像水藻一样柔顺，知道光武帝的功臣能身处亲信和甲胄之间而没有不满。又让材官骑士长休专门用现有兵力督战而不怨恨。大概光武帝平定天下，赏赐微薄而众心整齐，内外分明，接近古人所说的以法度治理，是战国、秦汉所达不到的。

苏不韦报仇，郭泰议论此事，被议论者所推崇。郭泰褒贬满天下，但分析事理不精，像这样的见识，施加于一时，取悦俗人可以。樊准叙述建武、永平年间的事，说经术被推崇，遍布朝廷，辩论和谐，共同寻求政治教化，详细阅览群言，声音像振玉一样。上朝的人进而思考政事，退朝的人退而准备询问，与申屠刚、钟离意的谏语何其不同？考察光武帝、明帝并非苟且用儒学修饰吏事，内心确实喜好，作为本质，克制治理不尽而如此。当时臣佐才能有所止，未能引导德行，过错不专在君主。樊准又说：“现在儒者竞相谈论浮华艳丽，文吏则抛弃法律而学习诋毁欺骗，这话确实如此。风俗败坏，即使法吏用法，也不能得其正，所谓三尺法律从何而出呢？”

梁统说元帝、哀帝二帝轻视殊死之刑，东观记称手杀人减死者四十二事，应当像后世杀人无证、情理可悯之类。梁统上表其中特别有害于法体的，传奏于左，而史书不传，无法考察其是非。如果现在传记所载，只是想要遵循旧制重刑，那就已经谬误了。

自从孝安帝昏德，汉朝基业已经衰微。顺帝任用梁商父子相继执政，灭亡由此开始。等到梁冀被诛杀，灭亡的形势遂成。虽然窦武贤戚挽救，不能反而遭受大戮。君主以地位为乐，而没有志向于天下，那么祸败立刻到来。如同幽王继承宣王中兴之后，十年间迅速灭亡周朝，难道还要谈论先德，也没有逐渐的过程。桓帝、灵帝正依靠众贤共同争谏的缘故，尚且延长了寿命。光武帝采用张纯、朱浮的建议，开始从孝宣帝以下，并列庙祭以代替四亲。这时是建武十九年。不然则不足以继承汉朝。张纯不仅明习典礼，而且正论不讳，自非西京诸儒所能及。然而光武帝能变知改，不私其亲，大概有君主之道。

曹褒制定汉礼，虽然没有实行，但遗憾当时史官疏阔，不能略序其制作之意，后世无所质证。如果说杂以五经谶记之文，那么怀疑诸儒沮坏者固然不对，而曹褒自为也未必是。每念尧舜三代间的文字，须不待训义解说而自明，方为得之。然而自周以来，必设学而教，而孔氏也以教门人子弟，故有起予兴观群怨之论，那么所谓训义解说，大概不可已。如果左氏所载，固已蔓延远于正道，而公羊、谷梁尤其严重。到汉初各守一师，因师为门，其说不胜其异，后世乃以为遭秦而然，错了。大概训义解说出于俗儒，势自当然。郑玄虽然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然而不过能折衷俗儒之是非罢了，何曾望见圣贤藩墙呢？况更数十年，无不如此，就有高下，何所损益？那不待训义解说的，固粲如日星，学者不以自明，而辄以自蔽，是真可叹也。

译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国语》、《周官》、《毛诗》，学者凭借这几部书来了解古人的纲纪源流，而西汉时期这些书被埋没而不通行，直到东汉才最终得以流传。难道杜林、郑兴、陈元、贾逵等人的智慧见识真的能超过西汉的儒生吗？只是他们的学术门户恰好相承罢了。孟子所说的“巫医和工匠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贾逵用《左氏春秋》独有的明文来证明图谶，说刘氏是尧的后代，这尤其可笑了。

班彪说：“在定公、哀公年间，左丘明作了《传》和《国语》，因此乘载了梼杌的事迹，于是变得晦暗，而《左氏春秋》独自彰明。”不知道班彪这话根据什么？如果只依据孟子的话就以此立论，那是不行的。孟子这话本来就不准确，大概是因为楚国语，自称用《春秋》教导世子，孟子大概未必见过《国语》。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易》象和鲁国的《春秋》，并没有自称是其国史，应当叫什么名字？乘载梼杌的是非，本来就不值得辩驳，然而说他不存在的事情不审慎，那么审定他存在的事情也不准确了。只有说司马迁文章繁复、思虑烦琐，删削不尽，还有多余的言辞。班彪距离司马迁的时代不远，他的说法或许是对的。现在的学者却认为司马迁的文体就是这样，反而把他删削不尽、参差不齐的地方当作意义深远之所寄托，这也不一定对。班彪做官不求显达，光武帝也不重用他，只做到司徒掾，虽然最受宠幸，职位也不过是郎。大概当时公卿贵人不是靠文章学问升迁的。从战国以来，都是这样，直到唐代才开始改变。班彪沉静简约，有古人的节操，却终究不免为窦宪而死。那么，言语果然不可以相信和实行啊。

班彪说司马迁记载汉代史事只依据陆贾，没有其他书籍，班彪和班固自己著作也不说承袭什么书，只说继承采集前史遗事，旁通异闻罢了。现在史家用官方文书编排年月，尚且还有错误，那么司马迁、班固汇集所闻而成的书，怎么能流传可信呢？所以我给李焘作序，认为春秋以后才有李焘的书。

班固认为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华丽而不典雅；扬雄的《美新》，典雅而不真实。所以作《典引》，他的意思是说：“自从天地分开，没有比尧、成汤、武王更崇高的，辅佐的大臣既已周全，上天就把功劳归于元首。将要授予汉刘氏，先命孔子撰写赤制。而高祖、光武帝兴起，说汉特别承继尧，这是什么道理？”这和现在科举考场中拼凑制作经义的人没有不同。班固又把这写在《汉书》里，想要垂立中正不刊的义理，可以吗？详察他起初撰写的谶纬，妄称刘秀为天子，光武宗室单弱，援引他确立极位，如同童谣侥幸应验，就以此自我神化，正与王莽相同罢了。所以桓谭、郑兴都不肯相信，而班固迎合世俗附会谶纬，竟然没有惭愧耻辱。大概自古以来的文士，往往不足信赖啊。

第五伦在建武末年，从淮阳医工长，得以再三见到光武帝。谈话到晚上，光武帝谈到他的行事，当作戏言。光武帝诱导进用人才的度量，确实无穷尽啊。像第五伦廉洁正直、宽厚，得到百姓的心。在朝廷竭尽直言，于是辅佐肃宗。他留给子孙的谋略，很多啊。

钟离意上疏说：“百姓可以用德行取胜，难以用武力征服。《鹿鸣》这首诗，必定说宴乐，是因为人神的心意融洽，然后天气和顺。这话意味深长啊！推究他的行为，施行于夏商周三代也不难了。两代虽然不完全采用，但未曾不知道敬重。”

马援攻打武陵蛮，占据高地守住险隘，军队不能前进，于是获罪。然而马援死后，宋均就假托诏令招降他们，最终没有后患。从宋均的事来看，马援只是志在剪灭罢了，自负鉴识，而逞勇奋锐，竟然与臧宫、马武等人相同，不及宋均了。宋均驯服老虎禁止巫术，他说官吏能够宽厚，即使贪污放纵，也没有害处。至于苛刻明察的人，自身或许廉洁守法，但巧于刻薄削夺，毒害百姓，灾害流亡由此产生。宋均意趣宏雅，像马援这样的人，固然不足指望了。马援传称派遣梁松乘驿车责问，于是代替监军，应当是宋均回来代替他罢了。明帝始终，只有楚狱一事可恨，与秦始皇坑杀、汉武帝巫蛊、武则天罗织罪名，差不多没有区别了。然而明帝对待兄弟，大体天性不失，没有淮南王、陈思王那样的猜忌暴虐之祸，英皇母子的妻子还在楚殿，悲泣相对，难道一定要迁怒天下士大夫吗？明德皇后寒朗进言，感动明帝夜起，彷徨出于至诚。那么明帝固然因为狭隘愤恨自我损害，而治狱的人也非常不肖了。

郭皇后、太子刘疆的被废大概也有说法。阴后本是嫡妻，光武帝特别因为河北艰难危急，畏惧忌惮刘扬的缘故，另外纳了他的外甥，出于权宜，不是因为美色夺位。事情恰逢变迁，于是有更改，最终归于正道，而没有爱憎的嫌疑。所以夫妇父子兄弟的情爱不至于破坏，比起前后的帝王稍微好一些罢了。朱晖为东平王刘苍取阴就的璧，刘苍被罢免后，对朱晖嘱托属吏：“自己看谁比得上蔺相如？”《苍传》称刘苍多智思，看这话可以想见光武父子都博学多雅言，一时的士大夫不能及，而刘苍的宽博超过显宗了。

朱晖与张林争议均输、榷盐。按汉代取之于民薄，遇到天灾或者用度奢侈，就缺乏经费。到了东京而其祸患屡见，如肃宗想要加赋，大概是不得已啊。所以仲长统归结于赋税轻，认为二十取一还说是貉道，何况三十而取一呢？三十取一虽然不是中道，不还是胜过后世既苛刻征收本税又尽数计较末利锱铢计算，常常竭尽天下作为市场，而仍然不足吗？那么前人依据正道驳论，像朱晖那样以死坚守，还认为容易。后人虽然通经学古，想要轻赋给予百姓，而暴征横敛，其说法已成徒悲伤叹息，不敢出口而自信其难。杜安罢免宛令，在家居住。因为章帝经过颍川，上书得到御史，迁任巴郡守。与乐恢写信，乐恢不回答，而告诉吏人口头谢罪，并且讥讽他说：“做宛令不合心意，因病离去可以。干求君主以窥探超越，不对。违背平生操守，所以不回复。”“窥逾”二字，孟子所说的“垄断穿窬”，以利心希世而不以正道进退的人。自孟子以后，到西汉没有通达此理的人。汉末节士开始渐渐知道。王良的朋友所谓“往来屑屑，不惮烦”，所以成就东汉的风俗，有贞退之风。三代以来还不能及啊。

译何敞说异鸟在殿屋飞翔，怪草生长在庭院边，自从有凤凰、芝草的祥瑞以来，没有说过这种话的。大概天下自有超脱的议论，不必等待圣贤然后才能做到。然而何敞固然不能说不算是圣人。古人用德行来谈论事物，不拿事物来作为德行，所以九成宫招致凤凰，麟趾像公子，驺虞远离网弋，都是用德行来谈论事物。如果后世所谓的祥瑞，就是拿事物来作为德行了。

何敞传称腊祭赏赐从郎官以上到公卿王侯以下，耗尽国库，损耗国家资财，记载了它的条目。如今《汉官仪》不存，查考东方朔传也有伏日受赐的文字。如果节日都有赏赐，就超过正常的俸禄了。这对于臣下来说不算微薄，国家待遇的道理也应当如此。后世的事应当再考证。

楚狱使用马匹，后来寒朗说审理释放出千余人，等到袁安复查考问，得出四百余家，最终得以昭雪而没有冤死，比起淮南、衡山巫蛊之祸的滥杀，有区别了。然而因为天下四方遥远，颜忠、王平两人的诬妄，一旦无故陷入其中的有数千人，难道不是大异吗？明帝以明察自许，却错误到如此地步，难道符合先王明德慎罚的道理吗？然而本来没有杀心，那么学者不可不知道。

袁氏显贵兴盛，不凭借正道，而袁隗遭遇夷灭的祸患。袁绍、袁术成为叛乱的宗主，袁闳以及袁忠、袁宏以此为耻，以至于避名匿迹，假装疯狂远遁，他们畏惧祸患审慎而洁身自好到了极点。孟子说于陵仲子是齐国士人的杰出者，却不能充任他的类别，那么一定要充任他的类别然后可以。那么这三个人就无异于常公子，而世论所不看重了。这就是中庸之所以难以实行的原因。郭泰曾经跟随袁闳，不住宿就离开，认为譬如泛滥的水，虽然清澈但容易舀取，难道也有孟子的意思吗？查奉高袁阆的字，不是袁闳，恐怕有误。

张酺担任东郡太守，起初不愿出仕，而自陈归去，十五年。章帝虽然厚待他，但最终不召他复职。外迁也不屑意。那么这时君臣之间，质朴不讲究形迹，大概有古风。与萧望之几个月后又被征召入朝的情况，略有不同。何况以后世来看，更加难以言说了。

汉代尚书掌管诏令，陈忠说：“臣等既愚昧，而诸郎多是文俗吏，很少有雅正的人才。每次撰写诏文，辗转相求，有的因为不能而专断自由，辞藻多鄙陋固执，古今的弊病，未曾不同。”然而那么保存在档案中的，尚多可称道。而末世专门以词命取士做官，反而不及，岂止是不及，而且失去了宗旨，仅在俳优之下，又不止于鄙陋固执而已。这真是可叹啊。

郭躬论秦彭得专杀孙章，认为是误诏，并且说周道如砥，君子不逆诈。郭躬熟习小杜律，杜周以深刻著称，而他的学问却与经义同意，为什么呢？难道杜延年行宽厚，能改变父亲的说法吗？汉儒使用《春秋》甚于法吏，像郭躬父子所说的，虽然不及皋陶、周公，比起董仲舒、公孙弘则贤良了。明帝以人主的尊贵而疑人，为故遂以明察成名，这就是孟子之所以慎择术的原因。

酬如幻人的奏章，两者都无用，名实毁损，不知道安所戾止。李法讥讽史官纪事不实，后世寻功计德，必不明信。汉初无史，明章之后，记录渐布，而李法的话如此。那么做史官的，未曾不谄媚，而所称建武、永平的事，大概不可凭信。如果是这样，那么诗书的流传，又怎么可以遽然相信？应当以其心平而理明耳。

王符《潜夫论》其《爱日篇》说：“化国之日舒以长，乱国之日促以短。长舒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闇下乱，力不足也。”此语诚然。夫上有明闇之殊，而下有劳佚之异，甚者死生存亡系焉。余在金陵，每闻民间语，谓“待辨于庭者，归可及朝饭”。盖上下纷纭，务为昬惰，以自烦苦，而不知日月之失，未尝不安之以为当然也。何暇及礼义乎？“化本治字”，唐人避讳改之尔。

仲长统二诗，放弃规检，以适己情，视汉末拘士、曲儒与夫琐琐自防者有异矣。然自是风雅大坏，而建安、黄初之体出，曹氏父子为之倡，文士相与效之，而韦孟、张衡之作荡为灰尘，不可复求也。

统言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驷马。今反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又言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此与董仲舒、公孙弘指意不同。又言贾谊开自裁之端，遂以成俗，是所谓右手刎其喉。人主所以处士大夫，与士大夫所以自处不同。统之言施之人主可也，贾谊、仲舒之言施之士大夫可也。子思曰：“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然则董仲舒之薄，仲长统之放，当考而不当法也。

崔寔《政论》绝无义，汉人以为能言，莫晓其故。其大意不过病季世宽弛，欲以威刑肃之。不知乱亡之证元不在此，正坐易置之耳。盖威刑未尝不加于君子，宽弛未尝不行于小人。是时李固、杜乔已死，梁冀主断，更无救法。寔立此论，欲以何施？天下本无治世，亦无坏俗。寔谓孝文重刑，非轻刑，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是何等见识？又谓刑罚者乱世之药石，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不知乱世何尝有不可食粱肉之理。寔以此论误当时，其祸犹小；遂误后世，其祸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