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三十三

译查考史书记载，别生分类而传承，有赐予姓氏、命定氏族的记载。大概帝王诸侯各自拥有族姓，其义理又相互沿袭。后世封建制度废除，既然没有专门的国家，便不能自立族姓，而天子也没有赐姓命氏的法度。等到传国几百年，臣下仍然使用旧的姓氏，与编户齐民没有区别。这是因为凭借武力崛起，而没有德行威望，来不及这样做罢了。虽然如此，尊重前代而仰慕圣贤，让他们的后人以风流相称，那还是可以说的。等到魏兴起于深北不毛之地，以九十九姓作为部落姓，改换氏族以流布于诸华。周、齐继承这种做法，直到隋唐，凡是胡丘、周、伊、穆、陆、刘、贺、梁、寇、罗、葛、楼、鲍、何、高、潘、薛、甄、杜之类，都是夷狄种族，而夏、商、周三代和汉魏的氏族荡然无存。即使有保存下来的，也无法辨识了。那么后世所谓的谱牒世系，哪里值得相信呢？

魏收记载：汉武帝派遣霍去病讨伐匈奴，到达皋兰，经过居延，斩首大获全胜，昆邪王杀死休屠王来投降，缴获了他的金人。皇帝认为这是大神，陈列在甘泉宫。金人高一丈多，不祭祀，只是烧香礼拜而已。这就是佛道流传的渐起。等到张骞出使，才开始听说有浮屠的教义。哀帝元寿初年，博士弟子秦景宪接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查考《匈奴传》称杀死休屠王，缴获他祭天的金神。颜师古只说现在的浮屠像是其遗留的法度，没有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等其余的话。如果确实有这件事，那么佛教已经在前世萌芽，不必等到汉明帝才流入。大概魏收时在司马迁、班固之外，还看到其他书籍，可以旁证异闻。这虽然不比中国事情的本末源流无关轻重，但后世一概以司马迁、班固为断，其他书籍所说的于是很多人不知道了。

寇谦之的事情，世俗常有。崔浩主持此事，于是使得张天师和王猛深远广阔，甚至与佛教较量其废兴。崔浩的意思没有别的，不过是谄媚罢了。崔浩侍奉僭伪的君主，尽用材技，又虚伪地谄媚左道以求容悦。然而最终也灭族，这不足以责备，而有可哀之处。那么四皓始终不出山，张良想要辟谷导引，不是以为高尚，而是形势当然如此。王猛依赖苻坚有宏大的气度，能够始终没有嫌隙。如果就称人杰，恐怕也不可以。

冯后的丧事，孝文帝服丧哀毁瘦弱，断绝酒肉，不纳妃嫔三年。孝文帝志切有为，而正优游垂拱，顺适祖母的心意。居丧始终自然尽礼，而没有勉强督迫的意思。虽然没有舜、文王的道，而有舜、文王的资质了。所以自从夷狄能慷慨感慕，同于诸华，大概不是偶然的。古今没有没有根本而可以强求达到的。

孝文帝迁都洛阳，最没有意义。周公虽然有四方朝贡，道里均等的说法，然而成周固然未曾接受迁邑的利益。五帝三代，何曾有迁都洛阳的记载？况且王政废兴，岂在于都邑？乃是汉以后经生相承，夸大其辞罢了。孝文帝自合与其国，开百余年深厚之业，岂料一迁洛而本根浮动，坟庙宗族都已弃绝？边徼镇戎，单寒无依。向非孝文帝，便当身见祸乱。然而也终于十余年而国为墟矣。大概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后之学者，又将誉之不已，是以亡为存，以败为成。哪里在于他所说的王道呢？

魏亡的祸患，成于六镇轻薄。六镇实自太和，夫变夷从夏，人孰不以为美？至一家门户急切利害，乃忽弃不顾可乎？那么自古公亶父陶复陶穴，至于岐有夷之行，彼累积而后成，非文胜其质也。

孝文帝与元澄论子产、叔向争铸刑书事。古人之治，虽深远难穷，然推其身之实，有与民共之。非言之而不可行，亦非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也。叔向能言而不能行，子产直以为今不可行。王政之不复，皆自此等议论坏之后。世言治者，不过祖述子产、叔向余论，治道自无由可起。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此是通前彻后，功用更无今古，但信及者鲜耳。

迁洛之举，群臣不顺。孝文帝设术以诈之，示威以胁之。不知厌忽，累世安乐之余，经始百年荒榛之地。一事不成，旧业尽弃，欲以何为？嗟夫！孝文帝诚非玩岁月而苟目前者，及其昧先后，失名实，不安于本，而眩其末，则好治与念乱同科，可不悲哉！

论妇人冠帽，着小襦袄。元澄谓：“着犹少于不着者。”昔赵将胡服，其臣以为难。魏欲革之，复患其不易。夫自中国变夷狄，孔子固讳之。以夷狄变中国，则未有论。而王通便谓太和之政近雅，又言王猛功近而德远，恐更须考详也。

彭城王勰举曹子建语辞官，孝文帝谓二曹以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此语甚占地位。虽未必道德在己，而可以弘道德矣。孝文帝所到如此，惜其一二十年间不知内修以养性，而徒外毁以伤生。伤生犹可，而国从而伤。此盖末世虚名误之也。

译太子恂的事情非常令人悲伤。孝文帝急于有所作为，不考虑等级次序，不依据本土习俗，不衡量事情的难易。那些喜好富贵的臣子，像李彪、王肃这一类人，用轻浮刻薄、急躁严苛的态度迎合皇帝，以求在改革政治中获得快感。治国之道没有取得丝毫益处，却使得孩童、愚笨的妇女被幽禁囚禁而丧命，损害了天性，伤害了人伦。礼制中所说的教导世子，诗歌中所说的惩戒寡妻，难道原本就是这样吗？

张衮与拓跋珪一同起兵，他临终前的话语说：“弘扬深远的道理，扩大仁德之心，使揖让的礼让与干戈的武力并陈，文德与武功共同运作，那么太平的教化，康哉的美好，就会在当今重新兴盛，不仅仅局限于前世。”我反复诵读这些话语而感到悲叹。自从胡人各族相继兴起，百年间屠杀掠夺中原，而成为他们的君主，胁迫拘禁士人，性命寄托于朝夕之间。张衮在临终之际用善道劝勉他，他难道是因为自己内心希望如此，而期望君主或许能这样做吗？张衮勤勉地推荐引荐人才，诚恳地诱导教化，大概是以古人为标准来期望自己，而所遇到的时势却是这样，他能够自身免于大的悔恨，已经是幸运的了。悲哀啊。

张白泽的传记记载，显祖下诏给各位监临官，所监管治理中收受一只羊、一斛酒的，罪行达到死刑；给予的人以徒刑论处；检举揭发得到尚书以下官员罪状的，各自根据所检举官员罪行的轻重授予官职。魏朝不曾给臣子俸禄，教导他们贪婪，却用严刑峻法来禁止，所以白泽说现在的都曹，就是古代的公卿。周朝的下士还有代替耕种的待遇，本朝贵重的士人勤勉服役却没有回报。舜称赞“臣啊邻啊，邻啊臣啊”！魏朝对待臣子还不如雇佣劳力，却还这样实行了百年。那么，必定能明白臣邻之义的人，然后才能成为舜吗？

崔宏、崔林的六世孙崔氏，是北州的大族。祖父崔恱在石虎手下做官，父亲崔潜在慕容暐手下做官。崔宏在苻坚之乱时，想要南归，未能成功，又在慕容垂父子手下做官，于是与张衮共同掌管机密要务。看他广泛议论国号，处理典章文物之事，可以想见他的才能。崔宏寄诗自伤，害怕获罪不敢出行。等到时运到了浩劫，最终灭了他的家族。悲哀啊！悲哀啊！崔宏号称有辅佐王者的才能，正值戎夷暴乱，南北分隔，而士人困于鞭打烙刑的，哪里能数得尽。孟子说“南蛮鸟舌之人，不是先王之道”，这难道是地方造成的吗？

长孙稚说河东盐池每年绢三十万匹，相当于把冀、定两州迁移到京城附近。按三十万匹绢在当今的中价计算，是一百万缗了。长孙稚又说：“现在王公白吃饭，百官空占俸禄，征收六年的粟米，调拨来年的资财。”魏朝直到太和年间才赋予俸禄，群臣得以吃饭，大概仅仅是这样，而长孙稚的话却是这样。晋末公卿以下每天供给七升米，然而也一同归于混乱。难道治理国家的人兴亡操纵，自有得失，与臣子的饥饱无关吗？

穆亮劝孝文帝用蓍草龟甲占卜来决定可否。又说去年役使劳力作为功绩很多，太庙明堂一年就建成了，连续多年频繁兴建，民力凋敝，木材砍伐作为功绩却不坚固，希望能过一年让百姓稍得休养生息。而孝文帝认为，如果最终不这样做，就像你说的，以后必定会做，过一年有什么好处？人生最大的分限是寿命长短，蓍草龟甲虽然智慧，能奈何得了命运吗？孝文帝拒绝群言非常严厉，而不能认为他是错的，因为他想要做的都是古人认为好的事情，不是迎合耳目浅薄的喜好。禹说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周公思兼三王，幸而得到，坐着等待天亮，古人急切的情理确实如此，而孝文帝实行，或许也不灵验，应当再商量。孝文帝对穆亮说：“三代的礼制，日出时视朝，汉魏以来，礼仪逐渐减少。晋令有朔望日聚集公卿在朝堂议论政事，也没有天子亲自临朝的规定。现在趁着你们日中之前聚集，那么你们自己议论政事，日中之后我与你们共同商议可否。这可以与魏王肃所说的参看。”然而君主不视朝议论政事已经很久了。齐明帝有钟嵘，什么人竟然想要断绝朕处理机务的话语，应当说是自己揽事罢了。隋朝郭衍劝炀帝取乐，五天处理一次政务，不要效仿高祖空自勤劳，皇帝听从了他。那么隋文帝大概曾经每天视朝，勤勉懒惰固然系于君主自身，治理的兴衰随之而来。然而制度不建立，君臣以至于不相识，积习成常，不知道这是不对的。

古弼揪住刘树围碁的事，前世有时也有，这是兴国的象征。魏主说筑社的劳役，艰难地筑造它，端正冠冕地侍奉它，神给予福气，这也是雅正的话。如果上下整齐，反而成为衰败的居多。

崔浩在魏朝说话，没有不行的。夺取赫连、沮渠、秦、陇、拓、定，几乎灭掉蠕蠕，漠北收敛踪迹。其他琐碎的谋划密计，顺应时机通达变化，有益于国家的，大概不可胜数。这是祭祀社稷的宝贵大臣。却遭遇酷暴，触怒一朝，连同五族一起被灭。即使是奴仆、盗贼对待他，也不会到这种地步。战国以来，谋划功绩的大臣，很少能自免。崔浩所以比作张良，不是比他的全身智慧，而是想比他的策划工巧。自夸显露不停，以致招致大戮。悲哀啊悲哀啊！李问劝孝文帝定都长安，孝文帝已经定都洛阳，用娄敬的事比喻他，说应当由献可理。这与今古相反，言语很有风度，可以想见他的为人。夷狄中只有苻坚、孝文帝罢了。

王遵业做黄门郎时，政事归于门下，世人称侍中、黄门为小宰相。而王遵业从容恬淡素朴，好像处在丘园之中。政事归于尚书，是汉朝的事；归于中书，是魏朝的事；归于门下，大概是当时母后专朝，与宦官相同。然而后世相承，遂成为旧例，并称为三省，而侍中、门下侍郎为真正的宰相，其来源有由来【与晋志通看】。王遵业是慧龙的曾孙，江东齇王。陆叡传称：“长江浩荡，是他们的巨大防线；南土昏暗雾气，暑气郁蒸。军队经过夏天，必定多疾病。”而鼎迁草创，万事刚刚兴起，台省没有议论政事的馆舍，府寺没有听治的地方，百官居住，事情如同行路。这也可以看出孝文帝经营洛阳的意图。周公虽然以洛阳为东都，仍然居住在鄷镐；直到平王以后，才最终迁移。如果无故迁移，即使是砍伐树木根中的人也不肯做，何况贤人呢？陆叡与穆泰、元丕于是诱导太子恂作乱，都是由于迁都。于是知道盘庚委曲告谕，不是害怕他的臣子。

译韦崇两次担任中正，史书称他屡次主持品评，以公平正直著称。这说明魏朝选拔任用官员，也是通过中正进行的【崔亮传应当考证】。韦崇担任南颍川太守时，不喜欢揭发细微的小事，常说：“何必用琐碎的察举来损害大道？”官吏和百姓感激他，郡中大治。这句话值得记录。古人说“前旒遮蔽视线，黈纩堵塞听觉”，如果因此导致无法治理，只是让自己聋哑，那么古人就不值得效法了。

孝文帝迁都洛阳，不只是羡慕古人居住在中原，大概是想身处靠近前线之地，经营江南罢了。他与卢昶的对话可以证明【你出使到那里，不要存有彼此之分，靠近江扬，不早防备就会晚些。这是我的东西】。草创的事物，便于向南征伐，所图谋的没有成功，躁动扰乱，最终死在路途上。本想成就成康之治，反而类似昭穆之乱，这是德行和力量都失去了。况且晋武帝、隋文帝未曾亲自带兵，驱使将相，而南北自然统一。孝文帝、苻坚都想靠武力夺取，最终没有成功。孝文帝能够幸存，是侥幸罢了。大概后世与古人不同，所以兼并天下自有算计，不是胡乱作战所能做到的。

卢氏自从志谌、偃、玄度、世渊、道将等世代以来，风雅素高，被北州推崇，史书称其闺门之礼，以及高允传中记载的青齐沦陷、衣冠流离、亲表赈济之美。那么三百年间人士离散，能够坚守家法、保存义气的很难了。虽然孔子尚且畏惧左衽之祸，难道只是私人的忧虑吗？然而那时还有声问可以相通，不像后世那样影灭响绝，翻阅史卷可以长久叹息。高允一生落魄，晚年才得到荣遇，他之所以能够始终避免悔恨，大概也是英气耗尽的缘故。《征士颂》也有可观之处。魏朝六七十年间，北方的才俊大致都聚集在这里，如在朝廷从容议事，在秘阁游集，上谈公务，下尽欢娱，认为千载一时，开始于此。日月推移，吉凶更替，同征的人凋零殆尽，在世的只有几个人，然而又分散开来，往昔的欢愉变为悲戚。张仲业东临营州，迟迟不返回，想在心中叙说情怀，在垂死之年，在桑榆之末写下情感。那人不幸又至死亡，在朝的都是后进之士，在乡里的不是昔日之人，进无寄托，心无所出，出无解颜之地。这也是当时士大夫聚集辈行的大致情况。然而高允不如他的弟弟高推，每次被诏令征召，都称病不应，常讥笑高允屈折久官，栖泊京邑，所以常从容在家。由此来说，高推也未至于像蔡邕之于董卓那样，不可以出而出。孔子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那么士人的出处，审察罢了。

高允《酒训》称：“子思有云：‘夫子之饮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钟百觚都是妄言。”子思的话载于何书，应当考证。现在乡党学者认为载于《夫子言行》云：“惟酒无量，不及乱而已。”酒无量是什么意思？如果说饮酒不自我限制，但要不至于混乱，恐怕不对吧。又说：“不为酒困。”崔浩传中有谮害李顺的事，是崔浩的一个短处。以赵逸传考证【他的谬误迷惑也如同扬雄的美新，皇王的度量固然应该包容他】，崔浩能如此，学问也有根本，不是谮害别人的人。

李孝伯、张畅，当时南北名士应对答话，相互传诵，成为口实。此传所载，刘氏伪书，流传上国，逸韵难亏，犹见称载。大概北人贵重南书如此。后世文字不复关通，图事揆策，无以相知。自契丹时已然。

李冲传称孝文帝说本来多置官员，是担心令仆闇弱，百事稽留壅塞，如果明独聪专，则权势大并。现在朕虽不得为聪明，又不为闇劣，卿等不为大贤，亦不为大恶，且可一两年许，少置官司。此语意自周以来不用矣。舜言：“咨汝二十有二人，不举其属。”古人无不以专智任独事，联事合治。后世号为公心相维，然无不以私意相败者。虽人材不能如古，亦由角出竞立其本，先弱也。

防明根，刘芳。北方所谓儒者，明根乞致仕。孝文帝说：“七十致仕，典礼所称。位隆固辞，贤者达节。季俗陵迟，斯道弗继。卿独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来，首振颓俗。进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荣慰私门。”嗟夫，魏之待群臣，与臣之仕于其时，盖有不得止而后不止者矣。然孝文帝犹以此薄其臣，何也？崔挺称：“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词趣弘雅，非落胡士大夫所能道也。观其安恬进退之际，夷夏不可荣辱，庶几君子之风矣。斧山营观事，亦当记。王尊水波稍却回还，尚见贵前史也。

方魏盛时，门诛族刑，在于瞬息，而崔浩中外皆以无罪夷灭。及其衰也，凶领悍厮奋起，远裔劫执国命。河阴之役，举朝屠陷，而杨侃兄弟阖门百口，一朝并死。是士生于其时，无往而可也。如椿诫子孙语，亦万石君之流，宜无以致祸者。岂魏收为椿情故，傥有虚美耶？

梁武帝与萧宝寅书，叙兄弟事，初不虚饰。又言自有天下，绝弃房室断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见其本心。虽非圣贤语，然亦秦汉以来人生不能到也【当与郄后化龙同看】。又言造浮山堰及李继伯事，则大误矣。乌有昆虫不杀而鱼人之，民海人之地，以较胜负者哉？

译萧寳寅论述对地方长官的考核，全部以六年为期限，任期届满调回朝廷，再经过六年才重新叙用，这样周历十二年，才能晋升一级；而中央官员的散职却限定四年，那么在一个十二年周期中就能晋升三级，不知道那种调回六年后才叙用的规定，是什么道理？韩显宗论述迁都时工匠不能混杂，引用古代士农工商分居作为证据，齐地人群聚居一处，我已经辩驳过，他又说孔子称颂邻里仁德之美，孟母展现三次迁居的智慧，君主的道义在于选拔天下超群的人才，回来加以教化，韩显宗只是列举了粗浅的例子罢了。

李彪见识超脱，能把握大局。等到他意气风发被任用时，也差不多能实现一二。遭受挫折后，就一无所有了。李彪称诸葛亮在蜀汉，不把史官工作放在心上。诸葛亮急于复兴汉室，无暇顾及典章制度。刘表、公孙述，大概是诸葛亮所忌讳的旧习。他又称王隐的《晋书》保存了一代的事迹。当时所说的就是这样。那么西晋流传至今的事迹，都是王隐的笔法吗？

李崇设置高楼悬挂大鼓来抓捕盗贼，当时有人效仿，后世也有效仿的，但这只是笑谈罢了。李崇还有两桩断案，以及将镇改为州，都显示出他智慧过人。学者应当远观近取，如果见识开阔、智慧通达，长期遇到事情都能合乎情理就可以了。沿袭旧迹，因循已行的做法，没有能契合时宜的。李崇在淮北任职十年，梁人畏惧他，于是兴起了浮山之役。而史书记载他父子在集市聚敛财富，被时论轻视鄙薄。那么古人所说的“利用贪婪的人，利用愚笨的人”，难道一个人的短处不足以拖累他的长处吗？

崔亮制定的停年格，虽然规定官员必须等到停职日期在后的人才能任职，但最终未能实现，平庸之才、下等品级但停职时间久的人显然优先任用。查《萧寳寅传》记载，魏朝外官调回六年才叙用，内官以四年为限。崔亮设立这个制度，专门以停职后的年数来判定，不总计其平生的资历。压制新进，防止滞塞，是有意为之，利益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别人不能干预。虽然说是失误，但仍有收获。不像后世泛泛论述考核任用，没有定法，容许侥幸和浮躁，致使士大夫都傲慢地向上索取必然的利益。其得失相比，差距就远了。

江东王氏子弟，像王肃这样的人不少，而与孝文帝相遇，受到的信任和待遇如此隆重。大概是因为他们年龄相仿，且中间有图谋南下的规划缘故。王肃传记载，孝文帝祈雨三天不进食，可惜孝文帝涉猎道术浅薄而杂用，所以寿命不长久，功业也因此没有成就。不然，岂止是这样呢？

袁翻论述甄琛的谥号，当时人家已有行状。至德与圣人齐步，鸿名与大贤比肩，那么行状的起源，应当更早。大体上浮夸溢美，从西汉末年开始如此，大概是王莽遗留的教化所致。蔡邕说写碑文，只有郭太、陈实无愧色，这种风气由来已久。

傅水，南方人记载水浅。砍伐营寨，大概是轻捷剽悍的习气。古人能渡过淮河砍伐营寨，而今人不能渡过长江劫掠营寨。我在制司任职时，和州被围，日夜告急。元帅召集各营士兵赴援，后来因为渡江没有立足之地，竟不敢行动。那么军队没有平时的训练，只是随其所便罢了。

奚康生弓力十石，箭矢不同于普通箭。梁武帝送给他一张弓，长八尺，弓把周围一尺二寸，箭粗几乎像长笛。康生用来平射，还有余力。《考工记》记载造弓的方法，《诗经》称“袒裼暴虎”，然而这样绝伦的事，却不见于古人，难道是被德行掩盖了吗？

商汤、周文王虽然起于小国，却称王天下，后世都说德行衰微，不可再为，所以孟子说“称霸必须有大国”。司马懿、杨坚之所以能窃取政权，是窃取了权柄的缘故。尔朱荣以部落酋长的身份居住在秀容不毛之地，只有一个县，民众才几千，世代作为边藩，朝廷权重的轻重，曾经没有参与，一旦起兵，沉太后、幼主狩猎，举国士人如狐兔般逃散。葛荣百万大军，擒获萧寳寅、万俟丑奴，天下大难几乎平息。虽然自身不得善终，但魏朝竟然因此灭亡。那么权力和力量都不足，却能如此，为什么呢？孝文帝凭借累世的富盛，仰慕古人，放松约束，养痈遗患，既没有匡正风俗的功绩，反而遭受动摇根本的危害。尔朱荣的祸乱，实在是自取灭亡。可悲啊。

尔朱仲远说：“近来行台招募的人，都能权立中正，在军中评定等级，斟酌授官。现在请求兼置权制军要，听从他的意见。”于是随情补授，肆意聚敛。魏初设立中正，见卫瓘、李重传，我曾认为曹操能利用乡论品第人才，使不能由军功杂进，所以后来有正始胜流的称号。现在拓跋政治败坏，军中设立中正，爵位由心意给予，官职由贿赂成就，大概是沿袭其名，以遂强臣的欲望。而魏朝因此灭亡，那么魏朝尚且上等功劳首差六级，下等吏员罚作，冯唐认为过分，如果不是权柄在上，也不能做到。辛雄禄养论称：“孔子陈述五孝，从天子到庶人，没有致仕的条文。《礼记》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家不从政。”郑玄注说：“免除赋役。”那么只是免除庶民的赋役，不是公卿大夫士的意思。认为应当允许禄养，不限制年龄，肃宗采纳了。魏朝自从迁都洛阳之后，政治过于宽厚，而一时议论也多此类，然而没有验证就迅速灭亡，大概可哀啊。

钱币徒有五铢的文字，而没有二铢的实质，薄得像榆荚，上面穿孔就容易破裂，放在水上，几乎不沉。这是高道穆在魏末论述滥发钱币的话。古今救钱币弊端的说法很多，大体上用钱币代替实物，用大改小，用重易轻，虽然情况不同，但带来的益处无异。没有像后世以缺乏铜为患，督责铸造不止，以至于毁坏钱币来取铜的。唉，这不可不深思啊。

译孙绍论述律令，只是说主持议论的家族，过于沿用古制，这是孝文帝之后的事情，是局势不可收拾的证明。所以孙绍又说：“过去在代都，民风质朴而治安；从中京以来，文风浮华而政治混乱。”以前在太和年间，极力陈述得失，详细论述四方华夷的心态，以及当时的局势，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担忧边远地区，却忧虑京畿地区。然而当时并非没有智者，想要改弦更张，难道可以说容易吗？

张普惠劝谏太上皇泰公，是一时的壮烈议论，像任城王、清河王、元匡、崔光、袁翻参与质问辩难的人，也都心里知道这不可行，本来就不担忧刑罚灾祸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以弱势顺从防备，以强势拒绝劝谏，虽然看似不同，导致失败则是一样的。这本来是治国者的利害所在，所以《左传》记载孔子评论泄冶说：“百姓多有邪僻，不要自己树立法度。”那么张普惠的免职，可以说是幸运的了。

从《高允传》来看，高允确实可以算是修养高尚的人。从《陈奇传》来看，高允难道可以算是好人吗？见识浅陋，于是深深结下排斥异己的怨恨，借当时严酷的法令，陷害他人，导致人家破人亡。悲哀啊，悲哀啊。

徐遵明指着自己的心说：“真正的老师正在这里。”古代的老师没有错误，老师就是心，心就是老师。不是老师没有心，不是心没有老师。用《左传》来考察，周朝衰微时设立学校进行教育的人称为老师，已经出现了错误，所以义理逐渐偏差。到了后世，积累众多老师的错误，形成一家之学，学者只相信老师，而不再用心探求。徐遵明的这个观点，大概是千年来未曾阐发的。虽然如此，老师的错误还可以改正，心的错误就无法挽回了。这大概是徐遵明智慧所不及的地方，而以心为陷阱的人，正纷纷出现。

裴伯茂在内宴上侮辱轻慢元景哲，申启称裴伯茂抛弃了自己的本分，与监官同行，用梨子击打案几，旁边弄脏了冠服。在禁庭之内，让人提着衣服，说不应该让人提着衣服，没说人不允许进入殿庭，应当考察。

史书称温子升外表恬静，与世无争，说话有准则，不随意诋毁或赞誉；而内心深沉险恶，在事情发生时喜欢参与询问，所以最终招致祸败。在尔朱氏、高欢父子之间，只有温子升号称能有意于父室，当时人士像他这样的人，绝无仅有。魏收的话，不也是恰当的吗？

眭夸说：“桃简卿已经做了司徒，何必用这些来劳烦国士？等到穿素服接受吊唁时，都可以记录。”魏朝法律严厉急促，做官的人都说：“不敢不到场。”那么决意不做官而能自行其意像眭夸这样的人，又怎么能驾驭呢？

张渊的《观象赋》完备地记载了星象文字。

江式编集字书，名为《古今文字》四十卷，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根本，上篆下隶，有表详细论述。

房景伯母子可以说能够以孝道教化百姓了。世间的愚儒，愤怒地擒拿突击，冒然行动无所顾忌，而陷害他人入罪，这是把曾参、闵子骞当作夏桀、盗跖啊。可悲啊！我曾经论述：善于进攻的人，一定使救援无处可用；善于救援的人，即使进攻包围的力量沉重，也一定能一并击败他们。凭借虚名声望望风退却挫败的人，不在此列。只有徐晃、韦叡收取救援之功，而姚兴率领十万大军相守数月，外面指望突然逃脱，里面希望接应，拱手受陷，没有发挥一点作用。难道是姚兴倔强于一隅，还没有见到强大的敌人而这样吗？像窦建德，本来就不值得说了。

董琬记载西域为十六国，地域为西域。西域本来有三道，后来改为四道，接汉西域传看。

魏收的序，传后亡佚，然而本传没有不使用自序的。自司马迁、班固以来，虽然没有不自我夸耀的，看魏收的文辞如此，可以说是鄙陋而无耻了。

习学记言卷三十四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三十五宋叶适撰《北史》

齐书

高欢出身低微，供使唤所与奔走往来的人，都是胥徒下隶，天下像这类人，怎么能称道？时世太平就歌哭以尽兴，有事就呼叫而起，奋不顾身，胜利者得到它，自古都是这样。而史书记载他因为张彝被害，倾尽家产结交宾客，从此才有澄清天下的志向。不知道高欢衣食尚且不能自给，家产从何倾尽？而天下的清浊，又究竟在哪里？这大概是文章粉饰的过错。至于说，认为不可让四方豪杰窥视朝廷，这又是可叹的。

高欢本来没有资业，赤身依靠他人，曾经没有吃饱，就扔下筷子返回。虽然奸雄飞扬动荡，不能用常理衡量，然而高欢最终用这成事，大概也难以理解。李元忠所说的“你来这里寂寂无名，更想寻找建立义旗的地方”。既然掌握了权柄，四方听从他的伸缩，宇文泰刚刚萌芽，还可以回转，而高欢无礼自恣，逼迫驱逐他的君主，迅速造成中裂的祸患，百姓流血数十年。那么高欢只看到反叛的利益，没有看到反叛的危害。

东边比西边，土地甲兵十倍。高欢如果持重养威，用计谋牵制敌人，自然可以从容全胜。然而十年间，急切地进行三次大战，几乎不能保全自身，智勇都困顿，而秦与六国的形势显现了。这是高欢除了反叛尔朱氏之外，一无所能。世人有的认为他是人雄，是错误的。

魏朝自孝昌末年，铜马、铁胫、黑山、青犊、枭张、晋赵、豕笑、燕秦，这使得豪家大族聚集乡部，托名勤王，图谋自我署置，有的外家公主，女谒在内促成，贪图利益收纳钱财，启奏设立州郡，分离大的合并小的，本来顺应时宜，剖竹分符，大概不得已，百室之邑就设立州名，三户之民空设郡目，譬如木犬，犹如泥龙。于是合并省去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三镇二十六戍，这是齐天保七年的诏书。又规定刺史令都兼任，不给干物，从此以虚名为官数百年。

译彭城王元浟担任刺史时，询问百姓食用鸡羹的情况，追查盗窃鹿脯的盗贼，在市场上购买白毛牛皮，在菜叶上书写给王老母。他有这样明察果断的政绩，自然不会因出身富贵而限制自己的判断。当时有人说：“自从殿下到来这五年，百姓不认识官吏，官吏不欺骗百姓，百姓有记忆以来，才开始遇到如今的教化。”殿下只喝这乡的水，不吃这乡的饭。这是士大夫做不到的，而贵公子却做到了。大概治理政事不能仅仅依赖权术啊。

赵郡王元叡六月不喝冰水，担任元帅职务，却一定与士兵同甘共苦，像这样确实难能可贵。然而在盛夏时节统领山东军队，长途跋涉修筑长城，如果身为上位者，常常违背天时，跋涉长途，把百姓置于必死的境地，怎能都像元叡那样抚慰并使用他们，使百姓不叛乱并且取得成功呢？因此，怀着仁人之心去执行暴主的命令，确实不知道最终会怎样。

汉明帝时，西域用白马驮着佛经送到洛阳，因此建立了白马寺。佛经的函匣流传在这个寺庙里，形制古朴，世人认为是古物，历代都作为宝物收藏。到了这时，被刺史韩贤砍破。难道洛阳自汉晋以来经历丧乱，而这座寺庙和经函能独自保存下来吗？

斛律光率领五万军队回师，还未到达邺城，皇帝下诏命令立即解散军队。斛律光认为军人的功勋没有得到慰劳，于是秘密上表请求派遣使者，宣布皇恩，军队暂且继续前进。朝廷派遣使者迟缓，军队将要回到紫陌时，斛律光仍然驻扎营地等待使者。皇帝听说斛律光的军营已经逼近，心里非常厌恶，急忙命令舍人追回斛律光入宫觐见，然后才宣布慰劳并解散军队。斛律光因此被怀疑，最终导致家族被灭。前代解散军队像这样容易，自从唐代中期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即使是昏庸如孩童、酗酒无度的人，也没有敢轻视其部众的。过去因为轻慢而自取灭亡，大多迅速败亡；后来因为畏惧逼迫而相互牵制，所以仅仅得以生存。至于威令的轻重，事功的聚合离散，应当考察。

慕容绍宗本来是高欢心腹之患，高欢怀疑而不任用他，你因此对待侯景，本来绰绰有余【记载苏氏论述绍宗、李勣的事】

高欢对高敖说：“纯粹带领汉人，恐怕办不成事，想割让一千多鲜卑人，互相混杂。”而高敖不听。自从晋朝衰亡，单一民族的胡人控制中原二三百年。高欢本是汉人，却凭借鲜卑势力篡夺魏朝。宇文泰是真正的鲜卑人，却想要推行周朝的政术，虽然不完全如此，但气势回复到隋唐，因此南北统一，再次成为华夏。这是苏绰的功劳，王猛几乎不值一提了。高氏的兴起，李元忠在开始时逢迎，陈元康、杨愔等人在中间营构缔结。李元忠疏放淡薄，推远荣利，还有可取之处。像陈元康、崔暹，不能说出他们是什么材品，他们的志向尚且不及富贵，何况比他们更高的人？高欢父子所号召的气类就是这样，自然不足为怪。然而自古建立国家，长短厚薄，总要不是徒然的。高欢父子想以此得到天下，他们凭什么守住呢？适宜他们最终灭亡。

国家在北方兴起，雄步中原。五帝礼仪不同，三王制度各异。掩衣在左还是右，哪里值得争论是非？这是王纮年轻时的话。事情到了已经败坏腐烂的地步，随着世道兴起灭亡，不能再振兴。那么即使是孔子的圣人，尚且不能自立，可怕啊。夷夏变迁，何止一日？安于本来如此，不再有志向，反而以细微的事情自我经营。像子赐这类人，与王纮没有不同的，几乎没有。

薛琡在崔亮实行停年格后说，义均行雁次，如果像穿鱼一样拿着簿册，呼唤名字，一个官吏就够了，几个人来使用，什么叫铨衡？又说汉朝命令三公举荐贤良方正有道直言的人担任长吏，晋末这种风气于是衰微。薛琡本来不是能谈论治道的人，因为这时正改变实行资格制度，人心不平，旧论还在。我当初登科参加选拔，侍郎李椿也号称佳士，端正笏板遍问注选的人，愿意授职吗？都回答说：“愿意授职。”我当面嘲笑他，李椿莫测其意。自从皋陶、夔建立选用法，以人的性质适合其材所宜，万无一失。春秋以后开始专门谈论材能，十个人还能得到四五人。后世于是舍弃材能而谈论技艺，常常违背所尊贵的，取用所卑贱的，又用年月来决断。那偶然契合万一的，即使是所谓的大贤上德，都是古人品第所不及的，又何况他们下面的人呢？这简直是拿夷狄之道治理国家，而想要兴起大功，怎么能得到呢？

魏孝文帝志慕华夏，其效果未见，反而形成贪懦的风俗。到高欢与恶少举事，淫乱纵横流布，于是让儿子高澄宠用崔暹，施展其控制弹压的威严。过去曹操进用崔琰、毛玠，逼迫汉代的余习，使他们都像崔暹，哪里值得计算呢。

杨愔因为最初跟随禅代，议论不力，忌恨高德政，最终把他置于死地。杨愔尚且能这样，像荀彧，应该是不肯的。至于刘穆之、褚渊、范云、沈约，汲汲自献，以后为羞。大概时局急促国祚短促，执节不长，人材愈降，自然应当到达这一步了。

举荐梁朝士人不足以抵挡侯景，于是任用道人陆法和的妖术。国家将要灭亡，固然听信于神。高洋暴虐狂妄，以杀人为戏，却如此敬礼陆法和，大概是畏惧灾祸罢了。我曾经论述世人舍弃仁义忠信常道而趋向神怪，必定认为亡可以变为存，败可以变为成。然而神怪最终坐视成败存亡，而不能在其中增加一毫智巧。而亡果真能存，败果真能成，必定依靠仁义忠信常道才可以。《伊训》说：“先王开始修明人纪，听从谏言不违背，先民顺从，居上位能明察，处下位能忠诚，对人不求全责备，检点自身像来不及，以至于拥有万邦。”《康诰》说：“只有你伟大的先考文王，能明德慎罚，任用贤人尊敬贤人，威严威严显明百姓，用来开创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那么人力所能做的，决不是神怪所能知道的。而认为天数不可免的，又不是神怪所能预知的，真不值得再顾念了。

译梁朝灭亡后，假使王僧辩能够成功，终究不会篡位叛逆。王琳虽然势力微小，也能以义理打动凶恶的邻国。大概是因为梁武帝在位时间较长，相比江南其他姓氏建立的政权，大致有法度规范，于是得到了尽忠致死的士人，这也是他平日培养的结果。

杨愔辅佐北齐，史书称“君主昏庸在上，政治清明在下”，这本来就已经过分了。王通于是说：“有杨遵彦这样的人，实际上掌握国家命脉，看待百姓如同伤痛，为什么不能善终？”卫国国君卫灵公淫乱荒淫，而史鱼、蘧伯玉、弥子瑕三人任职，不至于亡国，已经是幸运了。如果北齐文宣帝放纵他的凶残暴虐，时间长久不停止，杨愔将与他一同死掉，还怎么能庇护他使他善终呢？况且“看待百姓如同伤痛”，难道是他所能达到的吗？观察事情不精当，用虚浮的光影迷惑后学，这种祸患太大了。夷狄对于父母兄弟的恩德，向来不深厚，如果侥幸逃脱死祸，人们就会顺从自己的欲望行事。杨愔在这个时候，虽然仰慕古人辅佐君主的气节，但迟疑懦弱，权势丧失，局势背离，坐席来不及坐暖，就突然遭遇非正常的死亡。大概这是事理当然，不值得悲叹感慨。

北魏和北齐之间，温子升、邢邵、魏收相继出现，文章稍微能与江南相比。隋唐以来，能使南北文风统一，大概不仅仅是庾信、江总的教导。高澄父子招揽士人，像对待奴仆一样使用他们，他说一封信征召建康，一张短简召唤长安，正是模仿曹魏的做法。根本没有建立，却急于歌颂。齐宣王的小雅，尚且不能挽救亡国。铺陈辞藻，奋笔疾书，像波涛汹涌，只会加速它的崩溃罢了。

迁都邺城以后，主持选拔官员的职位，有名望的有几个人：文襄帝年轻时光明磊落，弊端在于粗疏；袁叔德深沉细密谨慎厚道，伤害在于琐碎；杨愔风流辩才敏捷，选拔士人失之于浮华；只有辛术性情崇尚坚贞明察，选拔士人以才能器量为标准，循名责实，新旧人才并举，仓库小吏必定提拔，门第阀阅也不遗漏。考察前后，衡量人才的标准在辛术这里，最为折中公允。北魏因为按年龄资历选拔导致混乱，高氏反其道而行。看这个，那么一时奔走的人，凭借才能去追求功名，自然不取决于君主的德行。排列次序选拔群才，虽然说是吏部的职责，但宰相知人善任，能充分发挥人的才能，才是职业中的一件大事。像诸葛亮那样，何必还需要尚书呢？

劝谏巡视晋阳而死的人有六个。赵彦深、唐邕等人因为当时没有立即签名，仅仅免于一死。那么河阴之祸，不需要等到尔朱荣才发生。从前赵盾奔逃，赵穿作乱。赵盾没有出山就回来了，后世有人认为是赵盾弑君，不再相信《左传》等三部传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晋灵公拒绝劝谏以及杀害赵盾的事，也不应当相信了。不相信不足以深入计较，但对于爱民保国的意图，轻视到了损害义理的地步。

祖珽建立了文林馆，又想增减政务，淘汰人物，向朝廷推心置腹，作为治理国家的方法。这时士人互相依附，与王叔文、柳宗元没有区别。假使王叔文等人能首先确立广陵王参与决断，那么大权归于自己，宦官就会退伏了。元和年间的那些人固然不明白这一点，谈论治国不识细微征兆，只以成败来判断，被蒙蔽的地方太多了。

唐邕告诉唐白自己担任外骑兵曹，分管兵马。史书称唐邕九州军士分为四部分，勇猛招募的强弱多少，轮换往返，以及器械的精粗，粮草储备的虚实，精心勤政，没有不熟悉的。统计兵数军实，前代大臣没有以此职著名的。大概这是汉魏掾属，后代吏史所掌管的事。唐朝衰败，宦官专掌兵权，五代转移到武臣手中，于是与中书省分领。直到号称两府，既然把吏职转归朝廷，只是作为养尊处优的地方，而对于兵政的损益，实际上一无所知。寻求像唐白那样亲身承担其才能，而后居位不再可得。那么古人专门以一事成名，是成就人才的重要方法。

崔劼、卢叔武，是北齐时代的雅士。崔劼说：“立身以来，耻于用一句话来推荐自己。现在如果推荐儿子，与推荐自己有什么不同？”这话最值得传颂。卢叔武忍受贫困饿死，但能出谋划策，认为轻兵野战，胜负难料，这是胡人骑兵的方法，不是深谋远虑万全之道。想在平阳建立重镇，与蒲州相对，来牵制他们。又请求自己驻守平阳，完成这个谋略。这是齐、周成败的原因，齐人没有能说出这话的，也应当记录。

张雕说贤家唐令的处理极其没有道理，如果作几行兵帐，我不如唐邕；如果使君主成为尧舜，自己身居稷契之位，那么唐邕不如我。当时我厌恶他的矜夸荒诞，唐邕是曹掾吏史之才，国家大体岂是他所知道的？张雕的话并非荒诞。然而张雕正励精图治，不谋私利，以国家为己任，厚待胡洪珍而轻视韩长鸾，于是因劝谏而死。孔子说泄冶：“百姓多邪僻，没有树立法度，不是不幸吗？”只有他临死前的几十句话尤其可悲。

齐氏改变风俗属于弦管音乐，梁时改变雅正在于文章。弦管的混乱，时过境迁就平息了；文章的改变，事情过去仍然存在。弦管只引诱市井淫邪之人，文章能迷惑山林正士，危害的大小固然不同。自从文林馆设立，齐人风气败坏，然而不久就灭亡，其中的俊秀之士全部被周隋所用。士人的离合，难道与国家的废兴相关吗？《诗经》说：“殷商的士人皮肤敏捷，在京师举行灌礼。”《论语》说：“殷商有三仁。”这两节应当参看。

祖鸿勋立身有根本，给阳休之的信中说：“文章虽然不高，看韩愈的《进学解》《送穷文》，用言语的工拙比较官职，难道优劣相差很远吗？士人不先确定他所存守的正道，使探究极致的本源，追配雅颂，只是在末流中驰骋，没有益处。”

颜之推学问广博文章华丽，观看《我生赋》，不失雅正之体，叙述梁齐末年的事，可以考证纠正，不是江南文士所能达到的。他说：“我一生而三化具备，像茶一样苦像蓼一样辛。”以及自从东晋逃避祸难，寄寓礼乐于江湘，至此将近三百年。左衽遍布四方，咏叹胡人的苦难而长叹，吟诵微管而增加悲伤。读来痛苦不能停止。前人虽然简陋，没有没有志向的，唯独今天不是这样。悲哀啊。

译宋世良、宋世轨、苏珍之。宋世良在监狱里长出了桃树，蓬蒿也长满了。每天衙门空虚寂静，再也没有打官司的人了。苏琼每逢蚕月，预先在辖区内下发绵绢的规格标准，那些兵赋的次序也都确立了明确的格式。然而他必定不会因为扩大度量、加厚织物来祸害百姓，所以获得了循良的美誉。而现在世人认为有所疏漏、检举不尽就是失职，这是没有见识的极端看法，恐怕也应当加以议论。

和士开对齐王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最终都化为灰烬，尧、舜、桀、纣，究竟又有什么不同？陛下应当趁着年少力壮，放纵心意享乐，纵横行事，这就是一日的快乐，抵得上千年。”李斯、赵高用这种欺诈手段对待秦二世，与和士开的智愚虽有不同，但他们的言辞意旨却不约而同，为什么呢？

《后周书》称宇文泰的祖先出自炎帝神农氏，被黄帝所灭，子孙逃居北方荒野。有个叫葛乌菟的人，鲜卑人拥立他为主。从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到普回，共二十三世。从普回到葛乌菟，无法计算了。鲜卑人何必讲究世系次序？史祖魏收，魏收的史祖司马迁，司马迁把匈奴说成是大禹的后代，只是记事推演引证罢了，大概没有什么阿谀附会。而魏收称宇文泰是舜的臣子，令狐德棻称他是炎帝的后代，则是专门用欺骗的笔法制造谄媚的言语。刘向、班固说汉朝继承尧的气运，也是这类说法吗？

高欢、宇文泰虽然都同样篡夺了北魏，但宇文泰、贺拔岳是被推举重用的，贺拔岳既已被杀，他的部下没有主君，于是拥戴宇文泰而归附他，这接近于形势自然发展而来。北魏孝武帝落入他人手中而不能保持自己的德行，先被高欢驱逐，后被宇文泰毒死。那些败落的孽种、亡国的幼主，自古以来都是乱臣贼子的诱饵。他们妄遇一个无赖奸人，就用伊尹、周公的事来要求他，真是悲哀啊。

古代的帝王，之所以对外分封诸侯，对内设立百官，并不是想要让他们富贵而尊崇荣耀他们，而是因为天下极其广大，不是一个人所能独自治理的，所以广泛访求贤才，辅助自己治理。如果知道他是贤才，就用礼节任命他。那个人听到任命的那天，就会悲痛地说：“凡是接受别人的事务，承担别人的劳苦，为什么要舍弃自己而顺从别人？”又自我勉励说：“上天降生杰出之士，是为了利于时世，那位君主，想要让我来治理安定天下，可以随便推辞吗？”于是降下心意接受任命。等到担任官职时，白天吃不香，夜晚睡不好，思考如何对上匡扶君主，对下安定百姓，来不及顾惜自己的私事，担忧自己的家庭，所以妻子儿女有时遭受饥寒的困窘也不顾念。于是君主赐给他俸禄，用轩车冕服尊崇他，并不认为这是恩惠。贤臣接受，也不认为这是恩德。职位不凭空加授，俸禄不胡乱赐予。作为君主，如果真能用这种方法授予官职；作为臣子，如果真能用这种心情接受职位，那么天下之大，可以不说话就治理好了。从前尧舜作为君主，稷契作为臣子，就是用的这种方法。等到后世衰微，这种方法就废弃了，于是把官职当作私恩，把爵禄当作荣耀恩惠。君主任命官员，亲近的就授予，喜爱的就任用。臣子接受职位，能够尊崇自身而滋润家室的，就绕弯子去求取；损害自身而利于他人的，就巧言推辞。于是至公的道理消亡，而奸诈的萌芽产生，天下不能治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圣主中兴，想要去除浇薄虚伪，各位在朝的士人，应当念及职事的艰难，辜负职责会招致连累，早晚兢兢业业，如同临深渊、踩薄冰。才能胜任的，就审察自己而担当；不能胜任的，就收敛短处而回避。使天官不胡

译乱加授，王爵不空虚授予，那么淳朴素净的风气，或许可以接近。观察这些可以验证，这是苏绰执政的大意。然而天下能说苏绰这些话的人不少，拘泥于时势而不敢说，等到奋然说出来却不被任用，那就很多了。可惜他没能赶上君臣名分确定的时候，没有成为贤明君主的诏令，而只是成为逆臣的命令罢了。

宇文泰再次进行篡逆，他的史官柳虬已经拿着简册记录他的罪过。宇文泰又命令卢辩作告文，来晓谕他的过错。高贵公说：“司马昭的心，路人皆知。”宇文泰举动如此，想要欺骗谁？王莽篡位而作《大诰》，宇文泰用《周礼》，也是这样。难道遵循周制的伪君子，本来就应当这样吗？石勒对于刘曜，苻坚对于慕容暐，周孝武帝对于高纬，都是以一个夺取一个。孝武帝起初从五年十月，到六年正月，马蹄还没有走遍，而几千里的土地全部得到。虽然是乘着群愚自溃的机会，然而不亲身勤劳苦力去奔赴，也是不能做到的。等到他轻率锐进的念头溢出而无法控制，想要以廓清混一的功绩，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必定取得。唉！幸好他很快死了，不然将会死在刀箭之下，被后世嘲笑。难道只是他的儿子不肖，足以亡国吗？

九尾狐是妖狐，显示灭亡的征兆。不知道忧惧，还想要求得“不接受祥瑞”的名声。其实他认为没有比这更大的祥瑞了。五品按时序排列，四海和平，家家懂得孝慈，人人知道礼让。那些君臣只是模仿十几篇《周官》，就自认为能做到这样，真是可笑啊。我评论周武帝，如果史书所说，布德立行，都想要超越古人，正是孟子所说齐王将以求取我所最想要的。然而孟子对齐王说“如果这样做不能求得你所想要的”，让他看到周武帝所做的，一定认为可以求得他所想要的了。商汤、周武王既然有截断法度的先例，而王道却更加不能在后世施行，这是开启利欲大门的大者，而学者却认为能关闭它，为什么呢？

周武帝初行《刑书要制》，持械聚众强盗一匹以上，不持械聚众强盗五匹以上，监临主掌自己盗窃二十匹以上，小盗及诈伪请领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瞒五户及十丁以上，隐瞒土地三顷以上，都处死。到了天元帝担心它严重太过，况且海内刚平定，恐怕民心未附，于是大祭告天而废除它。孟子说：“《康诰》说‘杀人越货，不怕死’，凡是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这是不等待教化就诛杀的人。殷承受夏，周承受殷，都不推辞。魏周分田，权力在正长手中，隐瞒五户十丁与土地三顷，其罪和赃物都明显了。设法禁止奸邪，根据孟子的议论，要制所行的，正好与罪称相当，并不是重。季康子担忧盗贼，问孔子说：“如果杀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您想要善，百姓就善了。”孟子让阳肤做士师，问曾子，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很久了。如果得知实情，就哀怜而不要高兴。”善于为政的人，应当使百姓不做欺骗盗窃的事，不应当因为他们的欺骗盗窃就杀他们。那么孟子的议论，是孔子、曾参所不赞同的。况且周武帝防节自励，用己律人，所以必定实行重刑而不怀疑。他的儿子奢纵任情，推己恕人，所以认为实行重刑不可。后世依据已定的法律，起初不知道奢俭在哪里，只想要重而不轻，又应当在两人之下。固然没有空闲考察圣贤的异同。周武帝一举平齐的功劳，齐王宪占了十之八九。正当他正明君权，以臣下畜养驱使，不以兄弟相称。自认为这样能革除累世悍辅囚辱的弊端，使幼主像封割孤豚在牢笼中，与晋司马攸、魏元勰祸出一轨，而三国相

译随为墟。不然就像齐孝昭、武成挺刃而夺之了。悲哀啊！本朝太祖鉴戒唐末五代防君之败，不私其子，根本既成，祚命永延。贾谊说天下可以用数术制御，他的话是：“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那么汉朝的衰亡，难道不是遗腹委裘吗？

译尔朱氏败灭，高欢的事势已经大体成功，但他暴虐专横、急于求成，那些粗有气节的人于是都惊恐防备。宇文泰出身寒微贫贱，却坐享其成，得以任用人才。像贺拔胜这样年纪大、地位高、才能出众、气魄豪迈的人，尚且决意投奔江南，死心塌地为其效力，其他人可想而知了。贺拔岳人微言轻、势力弱小，然而曾经担任他副将的人，没有不建立功业、留下名声的。难道他们全都具备这样的才能吗？而宇文泰又凭什么能驱使这些人呢？只是因为魏孝武帝舍弃东都迁往西京，轻重之势相互激荡，于是君主的威权既已丧失，而臣下的威势便随之兴起，这能不令人畏惧吗？

宇文泰让于谨担任三老，称赞他“木材顺着墨线就正直，君主听从劝谏就圣明”。观察高宗所说的话，超过了傅说所知晓的了。但他不以身作则，用规矩法度来率先垂范天下，一定要委任给那些善于言辞的臣子，自己顺从他们，这符合《易经》中“用九”爻辞“群龙无首”的含义。这大概是太平盛世保持盈满、守成不变的常道。古代的圣人，都具备大道、成就德行，作为万物的首领，他们的行为在前，劝谏在后。只有高宗身处安乐却心怀忧患，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怀疑自己不如别人，等待劝谏才行动。历代帝王没有这样的，经学之士考证议论也达不到这个境界。于谨纵横乱世，身穿铠甲驰骋追逐，偶尔兴起废弃的典章，让空缺的官职得到填补，浅薄地熟读书句，勉强应付其名号。然而后世效法先王，没有不这样的，这哪里值得启发醒悟呢？尔朱荣担任柱国大将军，地位在丞相之上。宇文泰等人沿袭这一制度，所以号称八柱国。国家的两种典制，有四岳、九官、十二牧等职位。《周礼》说：“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位确定职位，规划国都治理郊野，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以此作为百姓的准则。”现在忽然自称柱国大将军，这是什么含义呢？大概是武人没有学识，随意凭空捏造罢了。宇文泰与苏绰、卢辩依据《周礼》设置官职，却混杂使用北魏及秦汉以后的名称。孔子虽然向郯子学习官名，但并不羡慕效仿。周朝本来与戎狄杂居，只是因为圣贤相继兴起，法度最为长久，所以孔子遵从它。后世如果认为遵从它，其实不遵从它的名称，那么汉晋的官职等同于任职，暂且遵从它们也可以。如果名称和实质都正确，必须像成周那样，那么一个字也不能增减了。宇文泰自己贪恋柱国的称号，甘愿排在尔朱荣之后，既然不能改变，而苏绰又为他制定法度，效法周公。龟兹王褚煚所讥讽的，依然还在，这真是可笑啊。柳庆是关西的文士。苏绰担忧近代文风华丽浮靡、轻薄，让他撰写《贺白鹿表》来革除这种风气。柳庆提笔立刻写成，文辞兼具文采与质朴。苏绰笑着说：“枳树和橘子尚且可以移植，何况才子呢。”柳庆的词作没有流传下来，无法验证其是非。《典谟》《训诰》，固然不是笔墨技巧所能改变的，而且它们的体制也各自随着时代不同而变化。苏绰作《大诰令》，写文章的人都依照这种体裁，只是在皮毛上模仿出一层粗俗的样子，如果这样就能成为尧舜三代的文风，那么浅陋迂腐的儒生先已竭尽工巧，而豪杰俊才反而搁笔不知所措了。我颇记得年轻时听长辈说，有几个士人各自模仿名人的文字来互相夸耀，有的模仿韩愈、柳宗元，有的模仿欧阳修、曾巩，水平高的模仿西汉文章。其中一人说：“还不够。”于是特意模仿《诗经》《尚书》的文风来压倒众人。苏绰想要革除的风气与这有什么不同呢？认为能改变一代风气，恐怕是不行的。

柳宏死时，年龄三十一岁。杨素为他作诔文说：“山阳王弼，风流长逝；颍川荀粲，零落无时。修竹夹池，永远断绝了梁园的辞赋；长杨映沼，不再有洛川的文章。”这是说柳宏以清谈兼有华丽的文笔，在长枪大槊的武人时代，数十年间，仅听说他这样一个人。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正始之音吗？

自从宇文泰兴起，直到隋唐百年间，精神气脉全在苏绰一人身上。三代衰落后，辅佐帝王成就功业的才能不常出现，只有管仲、乐毅、萧何、诸葛亮、王猛、苏绰等人。诸葛亮地势不足以自立，王猛没有坚凝稳固的功业，而苏绰遵循文义，仰取俯拾，遵从腐儒的常说，依据旧籍的陈言，能使宇文泰完全听从，粗细轻重，任由他裁断，不追求新奇，坐致实用。难道仅仅是因为国家强大、财富兼并吗？自从晋朝以后，南北分裂，中原不振，从此由北向南，文教复兴，假使孔子复出，感叹“微管仲”的话，也不会托付给其他人了。那么学者，难道以能言善辩为贵吗？只看他的行为如何罢了。王通有人问苏绰说：“他是俊才，他的道怎么样？在战国实行可以强国，在太平盛世实行就会动乱。那些自许为英豪的人，用才没有根本；自命为圣哲的人，穷究事理不尽。在太平盛世实行必然动乱，在战国实行不能强国，古今都是这样。苏绰有什么毛病呢？况且有什么俊才可言？”

六条诏书平实无华，诸葛亮、王猛驱赶市井之人来使用，来不及达到这种境界。死后没有继承者，恩泽不能流传久远，不灭亡等待什么呢？自从董仲舒、萧望之、刘向、崔实、王符、仲长统等人，都论述治国之道，却没有一句话接近真理。那么像苏绰这样的人，也不容易啊。

独孤信深入湘川，千方百计抵御敌人，相持经过一年，最终全军归来。从前世的标准来说，这是大功，却因丢失土地，被革除官职。史书说宇文护的政令荒谬到这种地步，然而也是因为当时超出期望取得成功的人太多了。不然，怎么能从极弱奋起，夺取天下十九的疆土呢？这又不能用赏罚的常情来论断。

郭贤劝告高欢说：“贺拔岳刚死，关中震骇，不能趁机夺取雍州，这是没有智慧。魏孝武帝西迁，势力寡弱；毛鸿宾战败，关门不守，又不能合力决战，这是没有勇气。这是高欢失去关陇的原因。如果是高欢的党羽，谋划没有能超过这个的。”刘煜想趁着投降张鲁的机会夺取蜀地，而曹操不敢。大概从前的智谋，一定有使用却不敢用尽的时候。然而高欢在狼狈汹汹之时犹豫放逸，而在安徐已定之后却缄口决死，难怪他屡次进取屡次退却啊！

译耿豪说：“大丈夫遇见贼寇，必须右手拔刀，左手持矛，直刺直砍，千万不要皱眉。”邙山之战时，他大声呼喊着独自冲入敌阵，奋力杀出，挡在他面前的敌人，死伤相继。他又对身边的人说：“我难道喜欢杀人吗？壮士铲除贼寇，不得不如此。如果不能杀贼，又不被人所伤，那与那些只知追逐坐席安逸的人有什么区别？”耿豪虽然凶狠粗鲁，不值得效法，但把他比作关羽、张飞，那就又太看轻他了。李穆、蔡祐，是丞相的手臂；耿豪、王勇，是丞相的咽喉。宇文泰能够发挥武夫的作用，像这样，怎能不使弱小的国家变得强大呢？

宇文泰采用韦孝宽的法令，各州道路上一里种一棵树，十里种三棵树，百里种五棵树。那么在这法令实行以前，原野尤其萧条冷落。《诗经》说：“有孤生的杜梨树，生长在道路左边。那位君子啊，难道肯来我这里？”又说：“柞树棫树被拔除了，道路变得平坦了。”难道把荒野变为桑麻之地，自古以来的圣贤都认为是难事吗？

司马迁、班固用文采炫耀自己，言辞繁多而实质内容少。像王罴、韦孝宽的传记，正是这样质朴拙直，然而他们的功名壮伟不可掩盖。学者如果能详细查看他们的长处，气力就不少了。只是拘泥于蔺相如、赵充国等人，没有新意，这是读书的大弊病。

《薛慎传》记载：“宇文泰在行台设立学校，选取丞郎及府佐中德行明敏的人充当学生，全部让他们早上处理公务，晚上进行讲习。先学习六经，后学习诸子史书。又在学生中挑选淳朴贤良的人，侍奉他读书。”我曾经遗憾刘裕质朴可以与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却被刘穆之阻碍。那么苏绰的功劳就多了。汉高祖说：“我靠马背得到天下，哪里用得着诗书？至于溺死儒生的帽子。”这是说他如果不修习文学而本性明达，唉，太荒谬了！又哪里值得称述呢？

令狐整率领乡亲两千多人随军征讨。宇文泰曾经从容地对令狐整说：“你的远祖因立忠而离去，你现在因立忠而来，可以说是积善有余庆，世代继承美德。”史书说令狐整的远祖是汉建威将军令狐迈，不向王莽屈服，他的儿子称避居河右，所以宇文泰称赞他。这件事现在粗略见于姓氏家谱。那么隋唐以前，《史记》《汉书》之外，另外自有书籍。李翺却说：“读前汉与后汉书，生疏还是熟悉如何？”大概是因为屡次经历战乱，典籍被焚毁，其他书籍大多不存。那些存在的又因为不是文章句式的资粮，无暇熟读。像李翺尚且如此，又可叹啊。司马裔辞封【缺】

《赵肃传》：“元旦举行朝礼，没有封爵的人不得参与，不知依据什么典故。”

苏亮、苏绰，苏绰是苏亮的堂兄，文章稍不如苏亮，至于筹划进取，苏亮又不如苏绰，所以世人称“二苏”。

柳虬论史，认为汉魏以来，秘密记录，只让后世听闻，对当时没有益处，所以著写汉魏历史的不是一个家族，编造晋史的达到数家，后代纷纭，不知标准。请求现在的记事者，都应当在朝廷上公开陈述情况，然后交付史阁，希望使是非明显，得失不隐藏，使听到善行的人每天修养，有过错的人知道恐惧，事情于是施行。后汉李法，只能说出史官记事不实，后来不信任而已，当时议论开张，至此所以宇文泰废立。柳虬能执着简册过错啊。柳虬死在

译魏恭帝元年冬天，不然遇到宇文护行禅代事，或许有忌惮吗？天地之初，都是夷狄，互相争夺杀戮，以力量自雄，大概是常势。虽然炎黄以道驾驭，不能制止。等到尧舜以身为德，感化万物，远近大变，功成治定，选择贤人退居，不据为己有，而忠信礼让的风俗形成了。先人后己，迁义远利，必定出于心的自然，而明白理的不可违背。所以汤既放逐桀，只有惭愧的德行，而他的臣子反而作诰以谕解他。至于乱臣贼子，则不然，公然弑逆，而厌恶大恶被听闻。崔杼所以杀太史，将要行篡夺，而畏惧正论的禁止。曹操所以杀孔融。至于他们自己实行，自己书写，不杀不争，两不相忌，而天下易姓，这又是崔杼与曹操智虑所不工的，而柳虬固不足以知道及之。悲夫。

自元伟以下十四人都在周朝有大位，与高氏断绝了。这是末世的盛事，不可不记。梁武帝只说：“我如果依照它实行，谁说不可？”又说：“稍等，自然知道我的心而已。”王莽、曹丕、司马炎都不杀旧君，杀旧君从刘裕开始。

王轨、宇文孝伯、乐运，贞良骨鲠，大概是世代长养成就所有，近似殷周世臣同存亡者，不再是偏方草创邂逅相遇可得的。乐运说：“令宿卫之官有一人夜里不值班，罪至削除，因而逃亡，就籍没，这是大逆之罪，与十杖同科。先前未经变法时立法，多么轻啊？”应当考察。又说：“虽然法律越严，恐怕人情越散。一人心散，尚且可以制止，如果天下都散，当如何？”秦网密而国亡，汉章疏而祚永，可以说是富哉之言了。宇文泰说：“平吴之利，二陆而已；定楚之功，诸贤毕至，可谓过之。”又说：“我即王氏甥，卿等即吾舅，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他释放囚犯礼遇士人，齐桓公以上也。宇文泰本来崇尚古文，致力于救时弊，像王褒、庾信的淫靡，不是他所喜欢的。特别因为他们有江东盛名，为文士宗伯，所以敬礼如不及。主宰万物的人能因人所长，不以己好恶格之，大概是难事啊。史书叙述北方能文，自杜广、徐光、封奕、朱彤、胡义周、刘延明以降，而说苏绰务存质朴，虽然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所以莫能常行。古代圣王教养天下英才，尽其性命之理，使言语文字各极其致，所以能不约而自合。苏绰既无所建明，奈何以一人之势，徒取经训之已传者，一切效之，使庸鄙者易就，颖秀者难立，这是反助徐庾之锋，激天下而从之也。周武帝发诏，遣使聘沈重，踵门谒熊安生，虽然二人未足以当此礼，而帝诚心好贤，屈己忘势，干戈之际独高经师，征尘未洗，先驱陋巷，在晋阳城下死而复生，胡念及此，心期卓越，殆战国以来所未有也。汉武帝以安车蒲轮征申公，儒生尚夸之；刘备为左将军，三诣诸葛亮，后世尚以为难，视此何区区哉！帝不幸早殂，功业不究，未知真有佐王之才者遇之如何？尔乐逊、徐遵明诸生，陈时宜五条，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如自非军旅之中，何用过为迫切？申侯将奔楚，子诲之曰：“无适小国，政狭法峻，将不汝容。”敬仲入齐，称曰：“幸若获宥。”及于宽政，国家虽强，详不受弱。诗云：“德则不竞，何惮于病。”惟德可以庇民，非恃强也。及陈事上

译，议之徒亦应不少，当有上彻天听者，未闻是非。陛下虽存，物议欲尽天下之情，犹为未尽等语，是也。宇文泰崎岖关陇，诸子相继鞭挞宇内，成其所欲，虽大要不过强兵，亦其国是所定。立论常向上一着，故如逊等辈亦能言之。夫以国家天下之大，而其言语迫促卑陋，同出一律，饮食嗜好不越酸咸之则，名号虽存而亡，形具矣。

译姚僧垣是吴地人，但他的医术在关中地区广为流传。伊娄穆生病，说从腰部到肚脐好像有三个肿块，两脚松弛无力，无法自主控制。姚僧垣开了三剂汤药，服用第一剂后，上面的肿块就消解了；接着服用第二剂，中间的肿块也消解了；再服用第三剂，所有的肿块都消除了。又配了一剂药，脚稍微能够屈伸。姚僧垣说：“等到霜降时节，这病应当痊愈。”到了九月，伊娄穆才能起身行走。高祖向东征伐，到达河阴时，得了病，口中不能说话，眼皮下垂遮住眼睛，无法视物，一只脚短缩，又无法行走。姚僧垣认为五脏都有病，不能同时治疗。军队中的急务，没有比言语更重要的。皇帝于是能够说话；接着又治疗眼睛，眼睛便痊愈了；最后治疗脚，脚也好了。《史记》中的医方很多，却不说明治疗的缘由，只是记载其灵验的结果，大多像这样，无法考证。我前些年得病，两腹之间有肿块，有人认为这是气机不升降导致的。服用了百余剂胃气丸，肿块痊愈。这病急迫垂危，近二十年没有解除，医生终究无法说出病名。忌讳生病不接受治疗，这样的人不过一两个罢了；有病却治不好，所有的医生都是如此，令人叹息。

萧詧到儿子萧�蘬，凭借一座城池之地成为北周的附庸，然而他所任用的文武谋臣中知名者有数十人，难道是因为他的土地多才多艺的人多吗？还是因为人才偶然聚集呢？从前鲁、卫、宋、郑都是小国，但人才卓越，在后世著称，直到萧詧时才再次见到这种情况。可惜他的土地不足，人才有余而土地不足，还可以说过去；土地有余而人才不足，那就无法说过去了。

习学记言卷三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三十六 宋 叶适 撰 《隋书》

我曾经论述过，宇文泰起初崛起时，不同于高欢和武帝亲自运用权谋策略，使弱变强，占据了整个北方，历经五代数十年。虽然树立的德行不深厚，安排继承人没有规矩，但是对于杨坚并没有罪过。杨坚却倚仗女后的权势，挟持轻浮无赖的儿子，施行欺诈逼迫夺取皇位，如同怀�中那样，才半年的时间就杀害了宇文氏，没有留下后代，所以老臣宿将一个个低头拜伏，不敢违抗。比起王莽来，这还值得说吗？杨坚年轻时以相貌奇特自夸，说他奇异的人本来就不止一个。而史书又叙述他刚出生时，头上长出角，全身鳞片突起。唉，这不过是怪异不祥的东西罢了，难道是上天不爱百姓，借给他富贵，却让他互相屠杀吗？史法的败坏始于司马迁，太过分了。

外戚虽然处于逼迫夺取的地位，但古今灭族的人都是如此。窦武享有天下重名，与众贤同心，施展力量尚且不能诛杀宦官，反而父子都死了，为什么杨坚夺取政权这么容易呢？高颎、李德林跟随叛乱像流水一样，韦孝宽、李穆都认为天命已经改变。那些奋起袖子径直向前，肆意剪除颠覆的人，真足以扼住天下的咽喉并控制其命运吗？孟子说：“不仁而得到天下，从来没有过。”苏氏说只是没有见到司马懿、杨坚所以这样说。孟子尊崇确立仁义，想要扶持拯救一时的不幸，他的话没有应验，这就是尧舜汤武之道因此断绝而没有传承的原因。况且箕子认为纣王是被上天抛弃的，所以不忍心援助商朝，最终不与周朝并立。士人如果有志于道，而力量不能拯救，像孔子顺从义理不进入秦国是可以的。如果为此改变言论以自求容身，那么家法就完全丧失了。

《易》周氏官仪，依照汉魏的旧制，追求地位是第一件事。虽然平庸谄媚的人相遇，志向在于扫除前人的痕迹，也是由于苟且羡慕虚名，人情不顺，有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周官再次败坏，对此学者以此为口实，哪里用得着谈论经书呢？

放宽山泽的禁令，从后世来说，不是小事。所散发的利益何止一种？所免除的刑罚何止一种？从前能做到，后来不能做到，为什么呢？

窃取皇位的第二年，就营造新都。他的言辞自称像殷朝五次迁都，担心人死完后，人们以市场不能更换摊位作为受命的困难。然而强迫百姓迁移到新造的日子，人心不仅不认为困难，反而鼓励他们，又为什么这么容易呢？

赏赐百官钱帛，任凭他们自己取用，尽力拿出，可以说无礼无义了。然而用利益防范人，使人舍弃亲人而跟随自己，所得到的虽然都是贪婪无耻的臣子，但结党营私，盗贼师徒相承，为数不少。所以他一生，行赏极厚，而死生荣辱在呼吸之间，也是前代所没有的【唐太宗也赐给三品以上官员帛，任凭他们轻重】。三年派遣使者巡视民间的情伪，都想详细听闻，扬鞭分路，将要遍访四海，远近官司，遐迩风俗，巨细必记，回来时奏闻，希望使不出户庭，坐知万里，这是革命常行的事情。然而天子居深宫，百官守常职，耳目近处壅塞隔绝，势成君主，如果有志于治理，时常派遣使者访知下情，利害之间足以变革设置，昭发蒙昧，消释党偏，大概新起天下的要道。这与独自任用台谏，恣意专执，日朘月削，表里欺蔽，使风俗日降而不自知者，相差百倍了。

十年，诏书说魏末丧乱，寓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室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按李繁《家传》载，苏绰初置府兵，与此利害优劣殊不同。然诏文乃当时实事也。葢绰虽创始，而地狭民寡，加以长征不归，故未得尽行其説。至是平陈后，乃修完成法尔。李泌见其近，不见其逺，遂谓三代之后无及此者。后人从而信之。至言其能敛千载已防之兵，复还之民。呜呼！孰知其籍千载已齐之民，厘而为兵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