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十七

译习学记言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八 宋叶适撰《战国防》

周

春秋以后，直到秦国兴起，没有可靠的史书可以考证。虽然有司马迁的《史记》，但都是杂取各种书籍以及民间流传的传闻拼凑而成的。所以战国这一部分，不敢因为与《左传》相同就认为是定本，直接加以确证。而《战国防》，本是司马迁所依据的资料，粗略地记载了各国的事情。读者通过年月来验证事情的先后，由此来了解得失，或许还能接近真相。刘向为这本书作序，上起周文王、周武王，最后说诈伪不能与王者的德行相比。大意虽然不错，但看法尚浅且不够全面。因为道德礼义和学校教育，自从天地圣人出现以来就是共有的，并非文王、武王所独有。等到圣人不再出现，逐渐废弃败坏，到了秦朝灭亡时达到极点，诈伪的弊端于是再也无法挽回。刘向难道认为汉朝兴起后也能稍微改变秦朝的习俗吗？况且其中设立权谋、制定计策，有关当时重大利害的事情，学者借此观察世事变化，本来就不应该忽略。然而这样的内容只有十分之二三罢了，其余琐碎反复的言论，只是争夺锥刀般的细微利益，连市井小人都以此为耻。所谓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又哪里值得喜爱，都值得观看呢？如果习惯于轻浮浅薄虚妄的夸饰之言，使其与道德礼义相混淆，这成为学者心术的巨大祸害，能不非常畏惧吗？

秦国谋求九鼎，颜率东西奔走游说，才勉强免于一难。王孙满还能说：“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鼎”，所以周朝尚可存在。到了颜率只说“武王时一鼎需要九万人拉”，词穷语尽，没有着落。那么九鼎怎能不沉没，周朝怎能不灭亡？说辩士能用口舌保全别人的国家，确实是不对的。

忠臣让诽谤在下，赞誉在上。大臣得到赞誉，并非国家的美事。君臣互相猜忌的局面，至此才形成。而秦国习用之后，后世遵行。古今固然没有臣子自认为贤能而贬低君主却能导致治世的，但也没有自我毁损以成就君主却能不致混乱的。魏绛说：“愚民欺骗他们的百姓，而虞羿在田猎中。”晏婴说：“公厚敛，陈氏厚施，民归之略。”都是这个意思。然而太康被拒，五子自怨。夏禹有训诫：“君臣共克艰难罢了。”谈客妄加议论，能使人心术下移，不可不仔细审察。

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孟子说：“这首诗的意思是，这些都不是王事，我独自贤劳。”用温人的言辞来考证，从前人学习诗书而不能理解的，本来很多。不然，孔孟怎么能成为先觉者呢？苏厉比喻养由基可以教射箭，说应当以善于休息为好，这是不对的。楚共王怒视养由基说：“明天你射死艺。”大概是逞一夫之技，而不足以决定成败，这是君主的话。养由基既然懂得射箭，哪有气力疲倦，弓拨矢钩而不中的呢？后人多有此论，是未能射箭而先求休息。孟子也比喻：“百步之外，到达那里是你的力气，射中目标不是你的力气。”那么古人的道理，本来不以休息为射箭；而教射箭的人让他不怨恨胜过自己的人，并非教他休息。

秦

卫鞅做秦国的相，是天下灭亡的开始。自古帝王之外，诸侯没有大国，虽然经历衰乱，或者互相攻伐并吞，但力量不能完全肆意妄为，而诛讨的道义已经明确了。桀纣都以王者之身想要作恶，汤武尚且消灭他们，何况小国呢？这是诸侯能够相互依恃而存在的原因。天下灭亡，其渐有三：周朝东迁后，平王不像君主，抛弃了宗周，秦人夺取土地没有禁令，一朝之间开辟土地八百，这是一。楚国兴起于荆山，施展诈术倚仗武力，汉阳的诸侯被吞噬殆尽，东边覆盖舒徐，北边绵延襄邓，自成为大邦，这是二。晋国以残暴毁灭为基础，文公号称侯伯，实际上兼并土地以自我封殖，王畿的土地不免被攻围，于是达到数圻，雄视天下，这是三。然而还夹杂借用礼义，旁出文告，互兴迭废，乍存乍没，没有完全确立统治天下的规制。等到卫鞅入秦为相，完全破坏帝王法度，挟持关中而强大诸夏，天下的形势开始偏重于一隅。山东诸侯也各自抛弃自己的国家，守典章法度无一留存，朝从暮横，只是与秦国相抗衡罢了。所以卫鞅虽然在秦国被杀，不到百年而天下归于秦国。因此，没有三国广大的土地，无法形成战国相雄强的形势；没有卫鞅破坏王制，无法成为暴秦统一天下的资本。唉！是天意吗？还是圣人不再出现，其理自然如此。孟子说：“不仁而得天下，从未有过。”卫鞅的不仁，足以灭亡天下罢了，怎么能得到天下呢？

古代没有武力征伐天下的方法，以德行而天下自然归附，是有的。所以《康诰》说：“只有你伟大的父亲文王，能够明德慎罚，任用贤能，尊敬贤者，威严显赫于民，从而开创我们的区夏，以及我们的一二邦，以修治我们的西土。当时依靠冒犯，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消灭殷商。楚熊渠诟天之辞说：“我必自取之。”虽然有此志向，本来没有此方法。卫鞅之后，苏秦、张仪制造合纵连横。主张合纵的，抵抗秦国以自存而已；主张连横的，虽然联合诸侯以事秦，但服从而没有夺取的方法。随后谋诈锋出，到了韩非、李斯，最终兼并山东而夺取天下。于是论天下开始有势，兼并天下开始有术。秦朝灭亡，谋臣智士抵掌而议，运宇宙如丸泥。张良、陈平之徒，竟以空手辅佐其人，而攫取天下，无不如志。自后相承，说客处士舍此则不谈。那么王道的灭亡，而人心转易至此。唉！甚哉，学者贵于自反而已。

译楚怀王听信张仪，断绝与齐国的关系，索取商于之地，这是六国被秦国破灭的最大证据。假如楚国不失去计策，那么秦国就没有机会施展围捕猎物的圈套，左腿刚抬起，右臂就被捆绑住了。那时楚国实际上已经灭亡，只是坐着看秦国兼并诸侯，最终才被消灭。这与索取商于之地相隔八十多年。起初商鞅欺骗公子卬，夺取了魏国河西之地。等到张仪让楚国断绝与齐国的关系，秦国之所以能兼并诸侯，关键就在这两件事上。处于那种境地，希望对方答应我；妻子希望对方辱骂别人；卖掉仆妾，在街巷中出售；休妻嫁到乡间。如果深思，就会像吴吟那样向上陈述，这是陈轸的话。凡是辩士必定先设立比喻，来引发他们想说的话，都是这类情况。然而往往不出于人情所亲近的范围，因此欺诈虚伪横行泛滥，搅乱生存为灭亡。像陈轸的话，大概接近人情所亲近的了。所以他提出的计策，还可以暂时挽救败局，不至于有倾覆的祸患。然而战国到汉朝数百年间，士人用已经失去的情理，来揣测未来的事变，施行于国家，其失败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悲哀啊！

从前殷人自己知道将要灭亡，微子作诰，父师、少师各自向先王献出诚意。秦国与六国还不知道谁存谁亡，而顿弱请求万金，离间他们的君臣。后来陈平对项羽，也使用了这种方法。大概失去道义而骨肉自己知道不能结合，得到利益使君臣想结合也不能。四海虽然广阔，哪里不是危险的地方呢？

齐国

古代以夏桀、商纣为鉴戒，战国时期借口则有夫差、智伯。当时的说士也有想用这些来禁制秦国的，不是爱护秦国，而是寻求利益的一条途径罢了。然而秦人正极其暴虐放肆，横行欺凌蚩尤而超出其上，哪里还谈得上夫差、智伯呢？大概到了二世之后才验证罢了。

秦王让子楚诵读辞令，因为年少被抛弃，没有师傅，不习惯诵读。罢免他，虽然秦国与戎狄习俗相同，他们的君主也未尝不诵读书籍。至于楚国不习惯诵读，而秦始皇是他的儿子，李斯于是教他焚烧毁灭先圣的典籍。然而君主的学习，不学习那些关乎百世的大利害。

邹忌自知不如徐公美，因此劝他的君主接受谏言，听闻过错。古代君臣相互交谈，用义理远离贪欲，而治道确立。邹忌的话，用贪欲寻求义理，而谏言之路开通，不同啊。难道治道义理本来无处不在吗？虽然如此，它能维持多久呢？

给蛇画脚的议论，世间的庸人固然多当作口头谈资。然而战胜而不知道停止，称之为画脚是可以的。如果还没有成为蛇，那么说什么脚呢？所以凡是持这种议论的人，都未曾成为蛇。

苏秦留住楚太子，请求下属东国的说士，分别列出十几条利益。《春秋》说晏子一句话，齐侯减少刑罚，说：“仁人的话，它的利益广大啊！”自古以来贤大夫纲举目张，而论述国家大计，本来很多。传说一见他的话几十条，至于揣摩利害，无非是倾覆他人以自便，而写下来没有惭愧之色，学者读它，应当像厌恶恶臭一样对待。

齐威王、宣王、靖郭君、孟尝君招致游士，他们的言论风旨可见的，从淳于髠、夏侯章、田瞀以下大致都在，而冯暖的事最著名。颜触学问兼通孔老，而能坚持自己的说法不屈服身体。赵成后所说的于陵仲子，大概这个人高洁独立于尘垢之外，富贵万物不足以说服他。不仅嗜利行诈的人认为无用，也是他自己所惭愧而厌恶的。

游说齐湣王无姓名的几千字，其要点说：“明君察相，五兵不动而诸侯顺从，辞让而重赂到来。”大体陈述用兵的害处，虽然杂乱，然而当时，能说这些话的人大概很少，而湣王也最终因穷兵黩武亡国杀身，不是虚妄的。

田单立功，不久就有九人的防备，几乎死掉。自古以来功名之际，没有能免的，可畏啊！貂勃一游说，而杀掉九子，田单得以恢复安宁。诛杀佞臣，怎么那么容易？古今事不同，或许当真如此，未可知也。

楚赵

智伯的灾难，赵襄子问张孟谈。认为董安于世治理晋阳，而尹铎修治它。至于修筑城墙，检查府库，视察粮仓，从公宫墙壁发射箭矢，从宫室铜器中取兵器。大概他的预备积蓄如此，而《晋语》却说尹铎为保障，为茧丝，减少户数。所以灶台沉没青蛙鸣叫而百姓不叛离。我本来怀疑所载的不是事实。大概当时，只要得到可以受敌的地方，上下相守以待变故就够了。哪有能宽待百姓而后求其不叛离的呢？豫让说：“为先知，报后知；为故君，贼新君。”大乱君臣之义。这是《春秋》时余论未衰息者，所以孔子以琴张为不当吊宗鲁。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财用之所聚也，圣人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仪行也。战国“防备的浅陋太严重了。”公子成不知何人，竟能说出这几十句话？然而最终再拜而胡服，又可笑啊。自从荀吴变卒破狄，其征兆已见。武灵王虽然广地辟国，无救于杀身坏法乱纪，最终与六王相随而灭。然而治国的关键，确实不在此。

鲁仲连不肯尊秦为帝，是战国一大关键事件。大概当时，士人不知耻，而仲连能耻之。孟子说：“如耻之，莫如师文王。”那么仲连所耻的，有办法处理这种情况吗？

译赵、魏、韩

魏文侯与韩、赵讲和，诸侯便来朝见；他亲自停止狩猎，国家因此强盛。这是战国初期的事情。此后不再有此类事例，不仅战国时期如此，汉、魏以后也没有了。周世宗的情况比较接近。

田子方说：对音律精通的人，往往对官职事务迟钝。魏文侯认为他说得好，这难道是因为他在治理与怠慢之间有所遗思吗？而禹认为并非如此。大概古道的传统已经遥远，后世没有传承下来。真是可悲啊。

惠施胡乱声称周文王打开棺木以废除厚葬，当时是为了夸耀他的学说，用文王的道义来昭示天下，他难道不知道孟子所说的文王是什么样子吗？

齐国与魏国在马陵交战，齐国大败魏国，杀死了太子申，歼灭了十万军队。魏王召见惠施并告诉他：“齐国是我的仇敌，我怨恨它至死不忘。虽然国家弱小，但我常常想动员全部兵力去攻打它，怎么样？”惠施回答说：“不行。我听说称王的人懂得法度，称霸的人懂得计谋。现在大王告诉我的这些话，疏远了法度而远离了计谋。大王本来先与赵国结怨，然后与齐国作战。如今作战失利，国家没有防守和作战的准备。大王又想动员全部兵力去攻打齐国，这不是我所说的正确做法。大王如果想报复齐国，不如趁机改变服饰、降低礼节去朝见齐国。楚王一定会愤怒。大王派人游说并联合楚王与齐国争斗，那么楚王一定会攻打齐国。让休整的楚国去攻打疲惫的齐国，齐国一定会被楚国擒获。这样大王就借助楚国来摧毁齐国。”魏王说：“好。”于是派人向齐国报信，愿意像臣畜一样侍奉并朝见齐国。田婴答应了。张丑说：“不行。如果战胜不了魏国，却得到了朝见的礼节，与魏国和解并压制楚国，这就可以取得大胜。如今战胜了魏国，歼灭了十万军队，并擒获了太子申，使拥有万辆兵车的魏国称臣，并威慑秦国和楚国，这必然会使齐国显得暴戾。况且楚王的为人，喜欢用兵且非常追求名声，最终成为齐国祸患的，一定是楚国。”田婴不听，于是接纳魏王并与他一同朝见。齐侯再三这样做，赵国对此感到羞耻。楚王愤怒，亲自率军攻打齐国。赵国响应楚军，在徐州大败齐军。查考《孟子·梁惠王》篇说：“晋国，天下没有比它更强的，这是老先生您所知道的。到了我这一代，向东在齐国战败，长子死在那里；向西在秦国丢失土地七百里；向南在楚国受辱。我对此感到羞耻，希望为死者报仇雪恨，怎么做才可以呢？”孟子说：“拥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轻刑罚，降低税收，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让壮年人在闲暇时修养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侍奉长官，就可以让他们拿着木棒去抵挡秦、楚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了。那些国家剥夺百姓的农时，使他们不能耕种来供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离散。那些国家使百姓陷入困境，大王前去征讨他们，谁敢与大王为敌？所以说：仁者无敌。大王请不要怀疑。”梁惠王之所以告诉惠施“动员全部兵力攻打齐国”，就是因为他告诉孟子“希望报仇雪恨”的意思。而惠施的话像那样，效果也像那样；孟子的话像这样，梁惠王却认为迂腐而不听。所以详细记载下来，让求学的人去选择。范台宴会上，请求鲁君举杯。鲁君选择四件事来说，自从伯禽以来，只有僖公被称为贤君，尚且达不到这番言论。鲁国方圆五百里，它的君主如此贤明，却不能振兴国家，难道是流传的错误吗？还是因为夹在暴虐强国之间，即使行善也不足以自立呢？

范睢说：“别人对我有恩德，不可忘记；我对别人有恩德，不可不忘。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应当如此。进而达到不矜持、不夸耀，这才是成就德行的名声。”战国时期的士人聚集在四位权贵门下，所以他们的言论时常值得称道。冯谖以下等门客的身份为孟尝君买义，而范睢能够铲除信陵君的骄横，也是各自凭借他们资质相近的缘故吧？秦王说：“天子的愤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完全是虚张声势的气概，所以唐雎得以用同样的气概战胜他，说：“只是两个人的尸体倒下，血流五步，天下人都要穿丧服，我拔剑而起。”秦王脸色沮丧，长跪道歉。然而荆轲事件中提到秦法：“在殿上侍奉的群臣，不得携带尺寸兵器。”或许其他国家的使客不被禁止携带兵器吗？孟子说：“文王、武王一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诗经》称：“虽然不消除他的愤怒，也不丧失他的声望。”这应当与秦王、唐雎的气概相提并论。

史疾治理列御寇的言论说：“崇尚公正。”楚王怀疑公正，认为它不能用来治理国家，不能用来抵御盗贼。春秋末期，这种理论已经流行。所以孔子说：“您带头公正，谁敢不公正？”又说：“您执政，何必用杀戮？您想要善，百姓就会善。”当时的人也怀疑这一点，即使是孔子的高足弟子，也不完全相信。

郭隗用古道的道理劝说燕昭王，激发了他敬重士人的动机，建造宫殿以师礼相待，从他自己开始。这不是谦让，四方听到风声，都类似地到来。这不是胜过自己，破齐的功劳，由乐毅专任，自己并不参与。这不是无能，而是为君主建立招致士人的方法，以昭示后世。这不是依赖宠幸，《尚书》称“一个臣子”，如果不是喜好贤圣的人，能这样吗？夏、商、周三代以上，帝王的辅佐，奇异的举动和瑰丽的行为，偶尔在散佚的书籍中见到一两条，像郭隗差不多接近了。这大概不是战国时期招揽士人所能做到的。

关于荆轲的议论者多有不同。扬雄谈论荆轲时，说孟轲如果像荆轲，君子就会窃取他，两个“轲”名字偶然相同，怎么能因此推崇孟子而贬低荆轲呢？扬雄太浅陋了。孟子说：“残害百姓的人，称为独夫，只听说诛杀独夫纣，没听说弑君。”孟子特别为战国时期的君主确立这个道义，大概是憎恶那些贼害仁义的人罢了。秦始皇像大猪长蛇一样，接连吞食天下，天下的人可以共同起来诛杀他。荆轲虽然功业未成，但他的志向是壮烈的。

译墨子贬低自己而尊重别人，用情感使他感到羞愧；讨论技艺考察实际，用能力使他信服。墨子凭借这些来辅佐他的君主，保全他的国家。孟子用大义来责备他，这是对的；然而战国时期的士人，本来就不如他。

中山国君主喜好士人，李庇请求讨伐他，这是为了追求名声，不注重根本，导致耕种的人懒惰，作战的人懦弱。这话原本出于轻慢鄙薄，然而像齐国稷下四公子那样礼遇士人，其中难道没有贤人吗？只是任用的方法杂乱，这才是遭受攻伐的根本原因。淳于髡自身没有用处，是奸邪之人的首领，反而自称没有贤人，如果有贤人，淳于髡必定能识别。那么君主以喜好士人为名，却不知道士人的贤与不贤，没有开启治国的实效，对挽救灭亡有什么帮助呢？《战国策》的《国别》部分必定收录了苏秦、张仪的纵横之术，并且记载了代厉的始末，推测这是苏秦学派学者所编订的。另外，韩、赵、魏都以智伯索地作为开端，而燕国以高渐离刺杀秦始皇作为结尾，如果刘向校订之前已经如此，那么这本书早就经过整理修正了，并不是残缺不全。

司马迁的《史记》取材于《国语》、《战国策》以及其他先秦书籍，都完全采用旧文，没有窜改订正，这就是叙述而已，没有创作。不知道刘向、扬雄所说的“善于叙述事理，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体现在哪里？难道是指楚汉时期的事情而言吗？

论述世道有三种情况，都以人心为根本。夏商周三代以上，道德仁义，是人心所安止的地方。春秋以来，人心逐渐丧失，但还有义理的残余。到了战国时期，人心再也没有存留了。先于事物而随波逐流，制造事势以造成倾覆，凭借细微的线索施展智巧，利用漏洞形成事机，都是违背本心、背离本性而行的。所以灾祸以至于使天下全部灭亡才停止。从汉朝到现在，学者想要寻求回归人心所安止的地方，本来是有道的。然而质朴的人不能论世观变，常常因为无知而受害；浮华的人不能顺应道德准则行事，却随波逐流的人太多了。所以有人把《战国策》当作奇书，这是治学的大忌。

《习学记言》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十九 宋 叶适 撰

《史记》

五帝三代本纪

伏羲、黄帝是文字的开端，圣智的先驱，不只是学者这样说，孔子也说过。至于舍弃远古洪荒时代，从尧舜开始断代，难道一定要孔子吗？从舜、禹以来，本来就是这样。怎么知道的呢？当禹、益、皋陶共同治理大道，祖述旧闻的时候，他们距离黄帝、颛顼并不遥远，所称道的道德广大，都只说是尧舜，没有上溯到他们的祖先。推想群圣先贤的心意，难道是夸耀父亲而掩盖祖先吗？所以我认为神灵非常态，不是人道的开端，缺而不论，并不是掩盖他们。像司马迁所见的《五帝德》、《帝系姓》，虽然说是起自黄帝，但如果考察古代而得知，君主只到尧舜，臣子只到禹、皋陶，而伏羲、黄帝之后的牧者之类并不参与。司马迁没有深入古人的深意，只是在百家杂乱之中选取雅正驯良的而记载下来。那么《典谟》大训，只是雅正而已吗？况且黄帝、尧舜之后，已经数千年，长老所说的不可信实了。不选择义理而务求广博，也是治学的祸患。孔子对颜渊说：“行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礼帽。”这是治理国家的要领。汉代儒者的智慧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而司马迁记载夏商，说孔子正夏历，又说“殷朝的路车是好的”，接近这个意思了。至于周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服侍殷朝，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至德了。司马迁不能理解，所以说：“接受天命称王，改变法度制度，正朔应当以孔子为准。”

用司马迁所记载的五帝三代来考察，尧舜以前确实遥远，而夏商残缺没有证据，连孔子也这么说。只有周朝享国最长，距离汉朝不久，司马迁竭力搜集，但也不过是《诗》《书》《国语》所记载的而已，其他大概不能有所增补。这就是古史法则只到此为止了。等到孔子以诸侯的史官按时比岁次，加上日月，以保存世教，所以最为详密。左丘明因此作传，罗列各国，极其巧妙，但还没有改变史法的意思。到了司马迁窥见本末，勇猛而不能自制，当时没有大人先哲为道，古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史法于是大变，不恢复古人的旧制。那么难道只是天下空尽而为秦，而斯文至此也荡然殊制，可叹啊。

秦本纪

由余谈论治国，类似老子，偏驳不概括于大道，但能实行他的意思罢了。太史公说秦穆公作誓，君子听到都为之流泪，不知道这话根据什么而来？你把它排在《书》后面是有原因的。百里奚、蹇叔都将近百岁，所以说：“白发苍苍的好士，体力已经衰退，我还有他们。”大概是深深后悔吧。城周之战，晋国执政不能记住践土之盟，不久晋国灭亡。秦孝公发布命令，上距穆公二百五十年了。穆公旧事，常像镜子一样观看，适宜他兴起。人没有自己求强而得不到的，他不幸得到商鞅，一百多年，秦国也灭亡，遗留祸患万世，可悲啊。

始皇本纪

始皇七年、九年、十三年、三十三年，彗星纵横布满天空，不只是预告六国灭亡，也预告秦朝灭亡。

商周用颂来排列音乐，告祭神明。始皇却刻石自颂功德，他的词句低下鄙俗。后来学习古文的人，反而并称先秦，又因为文体混杂以雅颂语，想要恢复古文是不可能的。

始皇并天下十年五巡行

周朝得到火德，秦朝顺从所不胜，以刚毅暴戾，深刻刻削，没有仁爱和义，作为水德。按照子产的话，火猛烈人们望而畏之，水柔弱人们狎而玩之，这是周秦用德都失误了。而老子说水善于利益万物而不争，处在人们所厌恶的地方，所以接近于道。大概是怪民奇论，成为天下的祸患，不只是秦朝承继其弊，后世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