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十九

译商鞅变法，是一件大事。司马迁没有加以疏解，区分深浅，没有条理，而学者也考察得不详细。所谓让百姓编成什伍互相监视检举，实行连坐，这是变法的本意。古代设立比、闾、族、党等基层组织，让百姓互相担保、互相接纳、和睦亲近，如果有罪过邪僻，互相牵连，也实行连坐，但这并不是严厉对待百姓而不让他们互相监视检举。孟子教导治理滕国，就说：“死亡迁徙不离开乡里，乡间的田地共同耕种井田，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救助，疾病互相扶持。”大概治理小国，把分散的百姓凝聚起来，以亲近和睦为优先，即使有罪过邪僻，也没有闲暇去互相牵连。先王用公天下的法则，让百姓保有私利；商鞅用私一国的法则，让百姓追求公利，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地方。不告发奸恶的人腰斩，告发奸恶的人与斩敌首级同等奖赏，隐藏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等惩罚，这是因为事情积累习惯造成的。大概有接受这种赏罚的人，如果立刻确立为固定的法则，来统一秦国的风俗，那么百姓背叛秦国就不必等到陈胜、吴广起事了。不分家异姓的人逐渐加倍征收赋税，法律逼迫掠夺他们。先王的法则，虽然防范民情，比如打官司不要报仇，避仇令，民情有所出入。叶公说：“我们乡里有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告发他。”孔子说：“我们乡里的正直的人不同于这个，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现在商鞅让百姓一切不得私下争斗互相包庇，隐瞒正直之情直接通达，来奉公守法。又从事末业获利以及懒惰而贫困的人，先王虽然有里布屋粟的惩罚，但闲民转移，做事不举反而逮捕他们。他设法抑制百姓，轻重曲折，事情不止一端。司马迁所记载的，说正直像酒中的毒酒，药中的乌头，疾病中的寒热，匕首中的濡缕，立刻死人也未必是这样。至于像合并小乡为县，开辟井田为阡陌之类，那么本来可以立刻实行了。大概他禁止百姓巧诈察察，百姓专一深沉果敢，一旦施行于上下，而私利有利于国家，所以虽然杀了他，最终不能废除他的法则，几百年禁令制度形成。秦国已经灭亡，但还是不可改变。凡是在后世实行的，增减厚薄，稍微不同，大体都是商鞅遗留的术数。为什么唯独否定他呢？

用孟子、荀卿冠于诸子之上，虽然在大体上不错，但有可遗憾的地方。知道不言利是对的，却不知道所以不言利的意思。而且在邹衍的分数上终究太多了。又说武王仁义，伯夷不食周粟，天下只有一个道理。武王果真仁义，那么伯夷为什么以死明志呢？大概是传说的人妄言。后世说孔孟绝学，秦汉以后没有人能达到，也不是虚言。

冯驩的事迹与战国策中的冯暖稍有不同，史记大概别有所本，其意义更为优胜。

如果魏无忌不幸处于颓废的俗世，与各位公子同样有招致士人的名声，轻易离开宗国，不看重千乘之国，而成为节侠的雄杰，可惜啊！不然，以他的精识至诚，实在能从屠夫酒贩等鄙贱之中得到天下士人，即使是商周的先民，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我说乐毅的词，变化而能知道根本，流放而不失正道，所以说免除自身立功，以彰显先王的踪迹，是臣子的上策。虽然不被现在的君主所理解，而没有伍子胥、商鞅被杀的灾祸，君子将有所取法。至于蒯通、主父偃废书而泣，为什么在这里？难道说这两个人的好恶，也足以轻重其间吗？大概是乐毅的书因此而流传罢了。

蔺相如手持玉璧斜视柱子，进献缻给秦王。当时，气习所激发，有志气的人都能自我奋起。庸人所难的，君子所易的，虽然不是必定容易，但道义上不能停止。至于君子所易的，那么庸人固然难的称病让位给廉颇，也是蔺相如所擅长的。司马迁的论述未尽，因此写下来。

乐毅虽然已经攻破齐国，但未能平定齐国，代替他的骑劫燕国的败形已经具备，田单出万死急计，侥幸而胜，理势固然，说他能以亡为存是可以的。奇正还相生，不是用来施于此的。学者细考文景时，天下已定，取士有法，士人可以求志反本，修饰简约以待上用了。而邹阳之徒，还抱着伥伥的空意，祖述谈客的余说，波荡客游，杂袭谄污贱之间，以遭遇困辱。所谓不贵其身而屈其德的人吗？董仲舒、扬雄不同了。

楚国为霸强，数百余年前后，君臣未曾失计。到怀王，愚而信谗，暗而自用，空堕张仪的谖，为诸侯笑。秦楚雌雄既分，天下之势始有所归，而楚遂以亡，这是国家的大变。如果屈原的明于治乱，智足以扶危定倾，而谗斥不用，谏争莫行。离骚的词，当为此而起。大概五子作歌，三仁自献，文义详略不同，而大指可见。司马迁却以为困于上官大夫，所以疾其君而作。一身之利害，少自好者不露芒刃，何况原呢？国风、小雅虽有其间，取义狭者，如果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那么浅陋甚矣。圣人何取哉？司马迁诚贵原，然不足以知之。又习见贾谊赋，诠次失序，本末颠倒，后世因相沿论议，至今不能明，可重叹也。

吕不韦的贾，不特以货为货，而又以国为货，卒遂其欲。士之有利心，左右化居，何止一不韦而已？哀哉！如果司马迁所载，范蠡为陶朱公，是不以国为货，而以身为货。贤不肖虽异，要不免于货也。

译司马迁将刺客、滑稽、纪年列入列传，难道是孟子听说并知晓的事吗？曹沫并无其事，专诸、聂政是盗贼，世上本来就有这种人，司马迁所褒扬推崇的，似乎不可理解。有人说荆轲趁君主不备，这种风气不可助长，用孟子的法度来考察，则不是这样。

查《李斯传》记载诸侯叛秦，李斯多次想请求单独进谏，二世不答应，反而责备李斯放纵欲望、扩大私欲，想长久享有天下，李斯不知如何作答，于是用督责之术应对，认为剥削百姓深重的是明吏，杀人众多的是忠臣，而二世却说李斯、冯去疾等人劝止建造阿房宫，减少四方戍守。二世想造千辆车的驾御，万辆车的属从，于是杀了李斯。这时距离秦灭亡不过一两年间，君臣虽然想各自放纵意志，哪有闲暇施行？况且李斯已经阿谀逢迎以求容身，又怎能进谏？恐怕各自都有错误，未必是事实。李斯促使秦走向灭亡，本来不值得称道。然而五帝三王数千年的法治，一旦铲除无遗，李斯自神其术，则应当有别的有效验证，而国家与其自身随之俱尽。汉人还认为李斯忠而被施以极刑，而司马迁又责备他不与周公、召公并列，为什么呢？说魏豹、彭越不死与沦为囚徒没有区别，所以只担心没有身体罢了。云蒸龙变，想有所防备，其度量言语季布为人奴而不死，想有所作为，其不足，所以最终成为汉名将。查《管仲请囚》，子路认为不够仁。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发左衽了。”岂像匹夫匹妇那样守小信？自缢于沟渠而无人知晓。孔子之所以肯定管仲，是因为他匡正天下的功绩，比死更重要。季布不死，避免高祖报怨之过于义，还有所成就。若魏豹、彭越，只为自身打算，趁时伺机，大概将施展其奸雄之志，以毒害百姓，这是法律所禁止，道义所诛杀，不必逆探其心，允许其囚禁而惋惜其死。韩信的事，应当与张良一起看，汉所以得天下，开阖变化，都在其中，岂只是汉？大概三代之后，天下虽大，徒手号令，而以一夫智力取之，都从这里开始。至于蒯通摇唇鼓舌纵横捭阖，使已经结合的几乎离散，尤其奇异。孔子称“厌恶巧言令色颠覆邦家”，尧、舜、三代及春秋时所谓的巧言，还不至于这样吧？司马迁责备韩信不学道谦让，夸耀功劳自恃才能，以至于被灭族。韩信虽然不足以知道这些，然而应当受此责备。为什么呢？当天下发难，与沛公先后起事的，各有得鹿之心，本来以其力自毙，不奇怪。只有萧何、张良与韩信、沛公之所须，如左右手然，其君臣之分当素定。若韩信还想自立，那么汉谁与共功？这是天下终不可得而定。韩信托身于人，而市井之度不改，开始则急迫以不得不与，终则侥幸于必不可为，以黥布、彭越所以自处者而处周公、召公、太公之地，想不亡，能吗？蒯通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太史公记有战国防所无者，难道取之于此乎？而班固不言。

查《郦生陆贾叔孙通传》都说高祖骂儒生，憎恶儒服，而汉所共事都是武人、刀笔吏，没有士人。只有张良不是军吏，不知穿什么衣服。然而儒书、儒服自春秋、战国时固已诟戾之矣。游说、法术之学行，道义既绝，至此陆贾始发其端。如阳气复于大冬，学者盖未可轻视之也。

扬雄称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大概汉至中世，董仲舒之流出，颇见古人本末。而叔孙通以刓方希世，为儒者所贬。然而岂知通于暴秦、胜羽中，以其所学绵蕝自立之为难也？儒术赖以粗传，真叔孙通、陆贾之力。观两生所言，殆亦未知者。昔公刘失其稷官，自窜戎狄，诗人追美之，与文、武同词。故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言有以致之也。安得以孙、曾之文诮祖宗之质乎？

汉文帝令张释之：“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旧称《王制》，乃文帝时博士诸生所为，及记礼者，大抵多汉初文字，信乎其为论高矣。文帝接秦之弊，本欲有所为，惜乎当时无知治明道之士，而其间既已空缺数百年，高则有慕古之迂，卑则有循俗之陋，故其事止于如此。后世去文帝时虽远，然君臣议论执碍不行处，亦不过如此，盖未见有实能通知者。然而行之可否，百世一理，何论古今哉？

观张释之、冯唐、孟舒所论，及周亚夫治兵，此做成文帝时一种治体，由秦汉以后未之有及也。即更有贤于此数人者，在弼违任政之地，未知当得复何如？周、召力行，孔、孟知言，终要有归宿处。世所讲明，亦其粗尔。

扁鹊事，浮称滥引，不可根据。大概为医者寓言，以神其学。如黄帝、岐伯之流，无是实也。以术能见五脏，虽不异，然必有其人，而后有其事。不考于实，而信其妄，则迁过矣。田蚡、灌夫不必论。窦婴本以节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处废兴之际如此，可叹也。

译李广亲自统领军队，是别人赶不上的。世人有时用常规的标准来评论他，这本来就不对了。然而他最终没能建立功名，不知道原因究竟在哪里？司马迁说李广带兵屡次陷入困境和屈辱，是有原因的，这大概也是不对的。

古代世系、训、典、故、志、春秋、诗、礼、乐，各自成书。这些都是史官的职责，用来教育人，因此分别设立官职。大概都可以用来惩戒和劝勉。孔子对于各种书籍，选择精要的意义。可以作为世间教化的，就采用它。像世系这类，对于教化比较粗疏，就不采用。至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竭尽巧思，包罗各国史事，防止错漏达到万端，精粹研究到了极点，不能再增加了。司马迁想要超出它，另立新意，写成这本书，然而没有不同的原因，只是把各种书都拿来合并罢了。就像雕刻木偶，形体具备而精神不存在了。书写完了但意义很少，道德性命更加散失细微，学者没有统领纲纪，其趋势不得不从事于无用的空文。那么人才从哪里可以成就呢？唉！孔子说“上天没有毁灭这种文化”，难道说的是这种情况吗？

学者一定要学习孔子和孟子。大概孔子的话简约而穷尽了意义，孟子的话详细而意义没有遗漏。现在董仲舒解说《春秋》，达到数千上万字，前后章节的意义都不穷尽，杂乱地漫无目的地记载。司马迁的话也是这样。学者认为这是对的，与孔孟相同，违背正道而跟随他们，这是大祸害了。

司马迁说尧虽然贤能，兴起事业没有成功，得到禹而九州安宁，而且想要兴起圣人的统绪，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吗？大概感叹卫青、霍去病、公孙弘的事情，委婉其辞罢了。汉武帝任用妄人，残害百姓不停止，几乎使天下灭亡，他不能兴起圣人的统绪，本来就应该这样。然而不知道司马迁所谓选择人来兴起的，又应当如何？尧舜三代的时期，礼义修明而夷狄顺服，不必盛大军备。如果秦汉以后，蛮夷部落盛衰大小不可预测，那么中原用来对待他们的，又哪里有固定的方法？防备守卫边疆，使他们不能侵犯我们罢了。如果认为汉武帝建功不深，而奇异的人间出，大概将对此有功劳的，那么我不能知道了。

汉武帝五十年，用兵只有严安一个人上书论事，有本末。说秦朝失去强盛，几乎祸害当世，意味深长。

司马迁传仓公和司马相如最详细，扁鹊的事情既然不可依据，而仓公一家的医方，不是后世所尊崇的根本。至于相如的文章，不合于义理不当于实用，却全部记载，也不可知。概括书法，本来就不应该传。

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的事情，完全像杂说，没有经过质正，学者从哪里效法？成王告诫君陈说：“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仗法律来削减。”《甫刑》说：“哀敬断案。”禹、皋陶所以相传，官伯族姓所应当警戒的，非常详细。哪有自身不正却能正人的呢？奉法循理，也可以治理，何必威严？这是对残酷的人而言，不是根本的议论。季康子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您想要善，百姓就善了。君子的德行是风，小人的德行是草。草对着风，一定倒下。”大概这时吏治已经趋向残酷了，而孔子的议论如此，既不以根本对应末节，本来也不以末节胜过根本。司马迁说奉法循理也可以治理，是以末节胜过根本。后世的治理最终不能反过来，正直的人从司马迁作《循吏传》开始。

从前孔子的门下，不允许子夏以知道，春秋笔削传者，又说他不能措一辞，然而后世显重大概，子夏的徒弟，公羊为春秋悖谬更甚，分门专业者，竞于枝叶之末，流益远益讹，而自周衰以文字为教者，既已有训诂笺注之渐矣，是先王之道，至于汉儒，非独秦火能晦蚀之，盖亦其势也，且烧书六年而秦遽亡，师友源流耳，目睹记岂不尚在，俗师相授，屋壁独藏，自不同耳，游夏本得道之辞华，而汉儒所闻，又词华之分散零落者，迁用此作儒林传，上面分数目不能多也。

序：酷吏以世俗言之，则美；以王道订之，则差。孔子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者，是桓、文以上事，何暇及此辈？正谓如子文治楚，子产治郑耳。人之材智，在所以导之。迁所序酷吏之流，上古何尝乏少？先王所以力行，全要消弭习服。如此等人，还于中道，不使平民受其无告，而迁谓之在彼，不在此。是以末胜本之论愈炽，王道无时可回也。

怪民奇论，不经之书，上世为甚，非圣人之智，不足以放而绌之也。迁因张骞使还，始以禹本纪、山海经为不可信。然则迁之所信者，固多矣。推此意以经世，其得之寡，失之众。学者当以为戒，不当以为法也。

淳于髡任己自贤于当世，无所敬。以孟子考之，其人可知也。至迁欲列于滑稽之首，遂使与二优同称，斯太甚矣。又谓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以道之用。夫以其居言之，则何所不流，而又何所争？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乌往而不滞？孔子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迁之所云，不亦异是乎？

译古代的圣人，因为百姓不能自己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就教给他们衣食的方法。等到这种方法败坏时，上下没有节制，人们就凭借赖以衣食的手段来争斗力量，独占利益，争夺而不觉得羞愧，满足而不肯停止。老子认为这是施教者的过错。所以说：治理达到极盛时，百姓各自觉得食物甘美，衣服漂亮，安于风俗，乐于职业。他认为不崇尚难得之物，不显露可欲之物，就能使百姓如此，虽然这不是正统的言论，但还有其深意。现在司马迁把圣人所教导的、老子所废弃的，归结为同一条路。所谓善于治理的顺应民心，次等的用利益引导，再次等的用教诲，最次的用刑罚整顿，都要听从奸诈不守法的底层百姓，然后才行。那么谁还能治理国家呢？两者都失掉了。

太史公说《春秋》的大义，本于公羊学和董仲舒粗浅妄意的揣测，并非事实。但后世多把它当作依据，即使是自命精深的人，也落入这种说法。我在《春秋》和《左氏传》中，已经大致有所见解，现在根据司马迁所听到的，简要陈述如下。我听说董生说：“周道衰败废弃，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大夫阻塞他。孔子知道言论不被采用，道义不能实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的准则，贬低天子，退抑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通达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把它载于空泛的言论，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

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音乐得以纠正，雅颂各得其所。”又说：“给我几年时间，五十岁学习《易》。”又说：“学生们为什么不学习《诗》？”又说：“夏代的礼我能说。”又说：“文王死后，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孔子对于六艺，大概是乐于学习的，认为文化在于此。他修撰《春秋》的原因，是史法尚未端正，义理尚未统一，旧章可以续接，近事应当阐明，留给后世的重大意义很大。至于诸侯害他，大夫阻塞他，言论不被采用，道义不能实行，而以此通达王道，这是想要抬高孔子反而贬低他了。

《春秋》向上阐明三王之道，向下辨别人事的纲纪，区别嫌疑，明确是非，决定犹豫，褒善贬恶，尊重贤人轻视不肖，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病振兴废弛，这是王道的大体。

如果《春秋》这样才是王道的大体，那么《诗》《书》《礼》《易》难道不像这样就是王道的小体吗？这是汉代专门之学的说法，后世学者相信它，认为孔子珍视最后的书，这是对道的理解不深。

《易》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变化；《礼》调节人伦，所以擅长行为；《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政治；《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擅长风俗；《乐》是快乐所以确立，所以擅长和谐；《春秋》辨别是非，所以擅长治理人。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引导事理，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引导教化，春秋用来引导道义。

六经难道自己分别而各擅其长吗？汉人的浅陋，往往如此。其中也有司马迁自己的意思，不只是董生的话。那些专门之学的人，既然视其他经书为无有；而能尽知六经的人，又只限于这种说法，从哪里能明白呢？

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

如果《书》中的《仲虺之诰》、《汤诰》、《武成》、《论语》、《尧曰》：“咨尔，至于举逸民，所谓拨乱反正了。”《春秋》因事明义，虽然大体归于拨乱反正，但天子、诸侯、大夫之间的细节很多，不容易说清。公羊学狭隘地执着于藩篱之见，开启苛扰之门，自己都不正，怎么能把乱世反归于正呢？

《春秋》文字写成，数万其指，数千万。事物的散聚，都在《春秋》中。《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能保住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

商汤周武以仁义拯救桀纣的暴戾，保全诸侯的国家，只是一个根本，不是各有根本而失去的。如果按公羊董生的说法，铢寸来衡量，怎么能避免这种祸患呢？

所以有国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有防备而看不见，后有贼寇而不知道。

按周公作《鸱鸮》之诗留给成王，而成王拿着《金縢》之书哭泣。他们君臣之间，变化而恢复正道，不靠能知《春秋》为主。

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守常事而不知道适宜，遭变事而不知道权变。

孔子说：“未可与权，可与权了，就不论常事变事，只求正确罢了。所以孔子自认为无可无不可。然而常事变事，上古本来不分，即使《春秋》也不分。《春秋》之时，事之变故不可胜道。如果以权变合于变化，那么道将更散，怎么反本？如果处在末世，不能反本而还合于变化，那么圣人有什么可取的？《春秋》之学，大概不是这样。”

其实都认为是善，做而不知道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古代没有被人以空言而为义的。《春秋》之时，家异意，人异说，而义有随之异的。如赵盾、许止及其他赴告书法，多是一时立义。《春秋》不能正，而有因之者，不是以是为当然。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这尤其不是《春秋》本义，以法对礼，是汉儒的话。

译习学记言卷二十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二十一 宋叶适撰《汉书》

帝纪

上古记载典籍的方法，到太史公的《史记》就断绝了。班固的《汉书》以后，学者不得不另外创立方法。因为后人经世致用的学问，专门以汉代以来的情况作为标准，对于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只是泛泛地提及罢了。古人以道德作为言论，以道义作为行事，言论和行事极其简略，却仍然容纳不下道德和道义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诗经》《尚书》等经典虽然简约却能贯通两千年的原因。至于世系、日期、地名、年号、文字的优劣、事情的始末、细微详尽之处，都是古人所省略，而后世所详述的。像李翱等人，也号称高出世俗的人才，他们所追求的也不过如此。那么后世的人才日益沉沦溺没，其趋势是必然的。由此推论，假如古人预先为后世考虑，以上古记载典籍的方法为准。如果采用后世的方法，那么学者最终不敢将其置于荒诞虚妄之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应当也会有所不同。实在让人面对遗留的典籍而长叹不已。

世道的变迁以积习难除最为困难，以自身为最可畏惧。高祖之所以能够约法三章，是因为处于下位的形势，亲身遭受被杀的危险，不像昔日的混乱。君主只知道从上面杀人的容易，所以如此。他最终不能减轻刑罚的原因，是内外前后的积习造成的。然而后世一定要把这句话作为讨论刑罚的源头。古人谈论体恤刑罚、谨慎惩罚，本来很多。至于说凡是百姓自己犯罪以及昏庸、贪污、作恶、杀人作为皋陶的刑罚，这不足以阻止后世滥杀无辜的祸患。因为不像这句话这样直截了当，无论愚笨还是聪明的人都能明白。

高帝说：“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不断绝粮道，不如萧何。”与张良、韩信分配功劳，这是说萧何粗浅的话，实际上不知道萧何的深意。汉朝得到天下，全靠萧何的力量，不仅仅是汉朝，而是给后世得到天下的人树立了榜样。因为古人的治国方略，到这里已经灭绝，不再出现了。高祖又自称：“在马上得到天下，如果在马上就能得到，怎么会有先前被困于项羽，后来被围困于匈奴的情况呢？”司马迁说：“萧何依靠日月的余光，注重实际，哪里可以用赞颂的常语来评价？”只是萧何的才能智慧，自然有其限度罢了。

班固习惯看到近事，认为高祖不修习文学，但天性明达。班固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加上文学修养，就不会只是这样了。考察与高祖同时的人，如楚怀王、仁义、成安君等儒者，不免败亡。天下的大计，帝王的事业，不是区区书生所能知道的。班固所说的文学，恐怕不足以谈论帝王的大事。他们身处民间的是刘氏，灭掉魏国迁到丰邑，都是平民，没有族姓可论，与范宣子所说的不同了。那么怎么能继承尧的运数呢？叔孙穆子认为没有德行却享有禄位的人，尚且不足以不朽，何况是匹夫单人呢？班固之前的看法已经浅陋，而班固又更加严重了。

在群雄争夺的时候夺取天下，容易；在母后专制的日子里安定社稷，困难。这是陈平在吕后时期，所以收敛不敢有所作为的原因。然而陈平自己审视吕产、吕禄昏庸，不认为是大患，只是认为吕后不可在朝廷上争辩，所以一切顺从听从。等到吕后死后，四十天内，诸吕已经灭亡；再过几十天，孝文帝即位，汉朝的事就安定了。后人只看到处理起来不难，便认为像演戏一样，不知道他处置精密，能够使外朝上下合为一体，不再有迎合吕氏的意思。不然，不足以成为深居静思的谋划。

秦始皇开始有制诏，而汉朝沿袭它。大概是显示君主夸大威势使人服从的样子，不是古人所说的“言曰从王言，惟作命”的意思。王通说：“诏令体现君主的意志。”王通所说的诏令，是认为秦朝不对吗？认为对吗？如果言语不足以体现意志，而一定要依靠诏令，那么盘庚的《说命》就狭隘了。

汉文帝废除肉刑，缩短丧期，赐予百姓租税，都是因为他给予百姓的东西【缺】

不勉强，更有以上的事，也可以实行。可惜辅佐他的人没有合适的人选。班氏父子虽然搜集他的善行，但也只能说他节俭以及近于常理做事，大概他们所知道的只是这样罢了。汉武帝刚即位，窦婴、田蚡、赵绾等商议建立明堂，迎接申公，因为请求不要向东宫奏事，赵绾、王臧被杀，所兴办的事业都废除了。这时汉武帝才十六七岁，赵绾、王臧不能用德行来培养他，却做希求古名、追求虚名的空事，施行急骤，操切宫廷，既导致杀身，又使汉武帝血气日益刚强，无所节制，最终放纵欲望。汉儒的作用，确实到了这个地步。

汉武帝选拔贤良的诏书称“唐尧虞舜成王康王，上参比尧舜，下配三王”，完全指向虚浮之处。《诗经》《尚书》所说的“考察古代先民”，都是恭谨节俭敬畏，努力实行不停息，去除百姓的疾苦，成就他们的利益，实现他们的道义，而不把自己参比其中。孔子说“仁爱的人，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能从近处取譬”，大概不只是君主见道不实，当时谈论道的人自己也不实。那些汲黯虽然能言善辩，内心多欲而外表施行仁义，然而也不过是一个刚直的人，而所得到的却是公孙弘之类的人。如果仅有晏子、子产这样的人，自然不同，因为前世的人才不再出现了。

班固对汉武帝极力称颂他的美德，而对昭帝却说继承奢侈的余弊，海内空虚耗损，询问百姓疾苦。古人考察古代礼文的事，本来是为了养育百姓，而汉武帝考察古代礼文的事，反而害了百姓。班固想要选择一个来归美，所以他的避就如此。那么考察古代礼文终究以害民而停止，这可以吗？

译汉宣帝每五天听政一次，从丞相以下的官员各自履行职责、上奏事务，由侍中尚书转奏他们的言论，考核他们的才能与功效，侍中尚书若有功劳应当升迁，或有特殊善行则给予厚赏，不轻易改变当时的制度，这被称为枢机，其周密细致的品秩法式完备齐备，大概自周成王、康王以后，君主能将天下作为一家来治理，始终没有缺失的，才具备这样的条件。古人将天下视为公有的，并非为了自家一姓。《尚书》说：“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万国安宁。”宣帝将天下视为私产，侍中尚书终身不得升迁，只依赖他们的干练能力足以承担家事罢了。虽然不遗漏贤才，但有贤才也不任用。这件事虽然久远，但风气习俗所熏染，这种议论也不再有了，真是可悲啊。

王成诏书中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即使是唐尧虞舜也不能教化天下。”后世谈论治国之道，没有统一的准则，只将刑罚和奖赏视为极致，于是用私意曲解古人。这类语言传诵既久，极有害于义理。

有祖父母、父母丧事，不服徭役。这时还保留着这种心意。

凤凰、神雀，甘露、醴泉，应当是一时的气运所感召。宣帝操持杀罚如同左契般严苛，却将这些视为祥瑞感应，为什么呢？然而对官吏严厉而对百姓宽缓，持守刑罚而不滥用，虽然不是古人的治国之道，也是求治的心意。

匈奴在九州之外，与周朝的玁狁不同。自从中国统一，匈奴也成为一大敌手，彼此对峙。匈奴自行兴盛自行衰败，过去争斗现在臣服，并非宣帝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可惜啊！汉武帝君臣不明，因此枉费民命，几乎导致国家灭亡。诸儒讲论五经的同异，萧望之平奏上呈，皇帝称制临决，设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君主亲自研习经术，不论所知的是真是伪、是深是浅，却能令儒生风气震动，以其好恶予夺作为是非标准。像这类事情，对学者的义理没有增益，反而让人更加不明晰。上古的治理，君臣同心，举措曲直各得其所，这是凭借自己的心意极力考究，不像汉景帝、汉武帝只取古语的大致影响和模糊印象。致力于实行宽大，顺应百姓疾苦，但官吏有时不能禁止奸邪，纵容释放有罪之人，这确实是末世的弊病。然而古人用已有的去对待没有的，不用没有的去责备已有的，尚且不能得到周全。皋陶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功劳有疑问从重，与其杀害无辜，宁可违背常法。”所以盘庚告谕迁都，周公对待殷商的顽民，多用岁月，另作意度，这是宽大的实证。如果宣帝一定要使奸邪有罪者都不受损失，而宽大自行其中，这就是用自己没有的去责备别人已有的，是做不到的。信赏必罚，综核名实，申不害、韩非的法术兼而用之了。宣帝之所以能称为治理且没有大患，是因为他主张爱民。然而当时君主不能自称为何术，暂且说是杂用霸王之道罢了。等到班氏父子正色而言，而百世之下都将王道儒学作为申韩之治的装饰，即使是卓然豪杰者尚且不能知晓，何况去改变它呢？

汉元帝劝用儒生，几乎坐废而汉朝治理也终于不振。大概俗儒不足以委任，正中用人之弊。然而汉元帝难道真的不堪治理天下吗？成王、康王并非上等资质，因为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的缘故，能达成隆盛太平，成为百王的法则。假使宣帝王道已经明白，选择人才留给他的儿子，为何就不能成为成王、康王呢？古人先后一致，而后世父子心意不同，是因为操持的术数不同。

汉元帝不像宣帝持刑深重，而萧望之在二年冬死于石显之手，君臣都不醒悟父亲了解儿子，其验证很快。然而石显本是宣帝所委信的，史臣称之为枢机周密的，萧望之的死，是宣帝的遗患。举荐阴阳灾异诏言事的人很多，有的进擢召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汉元帝并非无意于天下，如果看到臣下多使品秩局部分明，而鉴照自远，众言并进，使异情不壅塞，而思虑容易中肯。古人所以贵在明作哲，聪作谋。不然则东西高下，只随物所驱使，外惑内眩，无法自知，而其害还甚于独听孤立者。像宣帝那样牢关固拒，专守一智，大概是惧怕这个。

永光诏自咎不明，无法知道贤才，并考察汉元帝诸诏，往往引过在自己，不失君道。史家认为号令温雅，确实如此。自从三代诰誓断绝，到汉朝制诏遂为空文，但还有其意与言。又降，而后世言与意都亡，只是堆砌故实了。

王莽在汉平帝初年秉政，才四月，越裳献白雉，赐号安汉公，而篡位之事已成。大概继承诸父的旧业，内外无非王氏之人，所以速捷如此。自从霍光以大司马领尚书事，宰相失职，而外戚接踵当国，所以导致灭亡，不足论也。

表

司马迁、班固论尧舜三代秦汉兴亡，说镌刻金石者难为功，摧折枯朽者易为力，这是古今至大的事。不能以金石枯朽为比。况且圣人躬行仁义，固然没有逐渐镌取之心，而事情也不然。何况汉朝起于布衣微贱，岂更有为之枯朽者？而又安所摧折哉？孟子说：“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秦暴强不以道，虽曰兴其国，其实驱民也。为之驱者，必有能受之者。故孟子又说：“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积驱不已，而天下终无能受之者，遂至迸溢溃裂，人自为聚，家自为受，而汉竟得之。自是以后，无不驱天下而归于一。夫与秦同一辙者，皆势不得已，自为之受，而非有能受之者也。诸侯王表言：诸吕时赖诸侯强而存，王莽时以诸侯弱而亡，此黏合论事，形似而实非也。如意鸩死，肥�不脱死友饿死不嗣，皆高帝亲子，何足赖也？古人亲贤并建，所以为民也。夹辅一家，自为久存之计，此后人以私意疑之也。秦虽废其法，汉虽慕其名，存亡之实，盖不在此。不考德而任私，后世之论，大抵皆是矣。

译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列侯，儒生们羡慕不已。然而栾大仅见一面就被封三千户，这也不见得尊贵。《郊祀志》记载为二千户。

元封初年，设置部刺史，后世沿袭，认为监司不可或缺。文景时期，州县号称太平治理，却从未设有刺史。王嘉传中颇为陈述其带来的祸患。古代的州牧、侯伯，尊贵显赫，相互统属承继；而监司却以卑贱约束尊贵，以低位凌驾高位，甚至倚仗威势妄自废置官员，然后才树立风采，胜任其职。那么想用这种弊法来求得官吏称职，是不可能的。更甚者，甚至设立法规来防范监司，这就离正道太远了。

县、乡、亭的制度，本源于商鞅。商鞅虽然变法，但终究是因为周朝衰微，大国难以沿用旧制。齐、晋、楚等国分割地名设置官职，以便自行管理，往往在商鞅之前就存在了。古代百里之内的狭小区域，各自自成朝廷。从后世看来，似乎烦扰百姓。三老、啬夫、游徼，各自都有职掌，靠近百姓并分担责任。如果后世毫无纪纲秩序，而县令、县长凶悍，只以征收赋税为事，那又是商鞅所不会做的。评定人才等级，以示劝诫，这是古人的本意，史官的常职。名世之士，无非是将一两个罪过熟记于心，恶行积累被视为下愚。至于混杂在中间的人，就不再讨论了。所以大禹告诫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这是实指。班固罗列细碎之事，失去了本意。至于他评定高下有误，尚不足以深究。

志

王莽时期，通晓钟律的人，都聚集在一起陈述观点，声数、度量、权衡，无不附会于《易经》。他们的说法很浅薄，类似后世的义疏。为何取用他们通晓事物呢？传说伶伦取嶰谷的竹子来制定音律，万物都由音律产生，这又是荒谬的。自从司马迁说，王者的物度轨则，统一本源于六律，六律是万事的根本。汉人的议论，大概是沿袭了这个说法。《尚书》说统一律度量衡，又说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在治理与怠慢之间出纳五言。那么古人将律与度数视为同一事物，从未说过万物都由律产生。而孔子赞《易》，没有将八卦与度量权衡相合的文字。准、平、规、矩，是世间所需，鲜明地陈列，即使在夷狄荒远之地，也无不具备。自有人类以来，共同拥有，只是精粗疏密不同罢了。学者想要通晓事物变化，不明其根本却先拘泥于末节，有终身不能达到的。又跟随这种说法去迎合，大多属于此类。

《尚书》称命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历象，但其方法不可见，可见的只有四时昏旦的正位而已。到司马迁制定新历，才开始以律之龠起始，而刘歆又推演《春秋》与《易经》参合为历书。考察尧舜时，《易》道未备，三代以前没有《春秋》，那么古代历法大概不源于《易》律，《春秋》也不兼管历数。这是司马迁所谓律为万事根本，而刘歆自认为从《左传》有所得，也不过是施用于律罢了。学者立于百世之末，而律历都是难以知晓的技术，不以古文圣人为正，却迷惑于后世一家的私说，以今逆古，以后准前，那么穷年终老而学习的人，都是无用的虚词，离道德义理远了。

春秋以来，论礼乐数十家，没有能真正知晓其意可以施行于治理的。我本来就说过了。看班固取用前人已经论述的，杂合为意，缀连成辞，极力推崇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而感叹他们不被任用。虽然没有大错，但更不可依据了。八珍是美食，必有烹调的方法；文锦是奇服，要识裁制的实际。不然就抛弃它，不如布衣粗粮适合口体。自有人类而有君主，教治之道不止一端。只有羲农、尧舜圣人相承，能以德化摩挲而使他们兴起于仁义，习于礼乐而使他们远离刑戮。文武、周公死后，圣人不作，不同的君主国家，各自以私智治理。到孔子时，政刑诈力日益趋向低下，既不可挽回，而他的话说：“安上治民，没有比礼更好的；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又说：“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齐，百姓免于犯罪但没有羞耻。”孔子之所以善于礼乐而不善于政刑，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必有为之的方法。为之的方法，难道漫无头绪迟缓而难成吗？必定是统理敏捷而容易见效。春秋的人才如管仲，虽不知以礼乐善俗，还未到以政刑胁迫百姓。若子产则以政刑胁迫百姓了。子产自以为政刑已至，刊刻而垂示，而叔向认为不足以安定百姓，所以直说：“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不为刑辟而后礼乐可为，没有礼乐刑辟兼而为之的。而《乐记》却说：“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难道是古人的本意吗？若贾谊以权势法制为人主的斤斧，而乃服上黄，数用五；董仲舒明《春秋》公羊，深绳臣子不得容足，而乃设庠序，兴太学，以至王吉、刘向，皆欲于末世政刑刻急之内，暂兴治古礼乐之虚文，以养人之毫发而胜杀人之丘山，求王道之行不可得也。夫舍泥涂者趋几席，恶辛螫者服甘饴。诚使后世君臣有能深知政刑之不足以善世，明见道德教化之意，笃信安上易俗之实，择其忠厚至诚力行之士，布在州县，废其所以为鞭棰刑戮监临防制者，而一以父兄师友之道经纪其民，然则礼乐之效不待岁月而变矣。卓茂曰：“今我以礼治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呜呼！后世虽无三代之材，若茂者，亦岂乏少乎？然而茂可以治一邑，而不能推之于国，则亦未知其方耳。

译六代的音乐，在春秋时代尚且存在，诸侯大国固然多有保存，何况鲁国向来完备呢？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解说者认为陈国公子完逃奔到齐国，他是舜的后代，所以有韶乐。如果说孔子在齐国才开始考订校正韶乐，以至于久而忘味，那么可以说孔子到了齐国才开始认识韶乐，喜悦得忘了滋味；但如果用陈公子完的事情来推测，尤其是不对的。太师挚前往齐国，一直进入海中。司马迁说：孔子死后，受业的弟子沉沦埋没而不被举用，有的前往齐国楚国，有的进入海中。班固说：商纣王制作淫靡的音乐，乐官师瞽抱着乐器逃散，有的前往诸侯国，有的进入河海。考察《论语》这一章，其义理可以推究，但当时的情况应当缺略。司马迁既然接近那个时代，而班固太过疏远，解释章句的人自然难以准确。

自从周朝衰微，文字日益沦丧灭绝，到秦朝时完全断绝。字体变化于徒隶之手，典籍形成于吏员的笔下。汉朝兴起，大到朝廷，小到郡国，无非是秦朝的旧制，大概都是胥吏逐渐磨蚀后的残余。功名利禄之士所学习的，流于轻靡的占十分之九，虽然间或有豪杰喜好古道的，仍然不能追寻到三代的大概。最奇怪的是，房中歌、郊祀歌，都是当时轻薄之人所作，极其浮浅鄙俗，而郊庙宴飨却经常使用。匡衡凭借儒学被任用，有所更改确定，不知道哪种更好。后世反而说这是西汉的文章，应当与三代并列。竭尽全力模拟，或者剽窃抄袭不厌烦，然而《清庙》、《维天之命》以下的诸诗，不知道学者究竟认为怎么样，却仍然诵读解说不停。唉，这种文风终究不能振兴了吗？

习学记言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二十二 宋叶适撰《汉书》

志

班固撰写兵志，却不详细记载汉朝的兵法，只说材官、南北军、七校、楼船罢了。后世考证汉朝的兵制，纷纷议论此事，恐怕应当更加审慎。大概周朝的政治已经崩坏，诸侯小国担心没有兵力可以增补，大国担心没有军队可以扩充，所以简练教募、废置分合的说法很多。等到战国兼并吞并，虽然各自成为大国，但彼此相互抗拒，所以议论军事也更加急切。到了秦朝统一天下，接着汉朝兴起，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古代完全不同。百姓没有不是士兵的，士兵没有不可使用的，左右取用，随心所欲，这就是没有兵制可言的原因。况且先王的法度，有可以沿用到后世的，唯独兵制不可以沿用，大概是因为土地大小完备、众寡不同罢了。如果以天下之大，没有制服四海的实效，而只有兵力不足的担忧，祸患比春秋战国更严重，那么汉朝没有兵制，本来就不容易恢复。现在强行认为有兵制，那么其论述就更加难以精巧了。

《周官》墨刑五百，劓刑五百，宫刑五百，刖刑五百，死刑五百。《吕刑》墨罚一千，劓罚一千，剕罚五百，宫罚三百，大辟二百。这是《吕刑》轻罪多而重罪少，比《周官》的刑罚轻，而班固却认为多五百，只论其多少，而不论其轻重，于是说比《周官》重，不知道穆王之所以哀敬制定刑罚，大概是要减轻它，哪里是说加重它呢？又说治理乱邦，虽然有重典的文字，但也不著为常法，大概是要因事制宜，而班固把穆王在太平盛世致轻的法律，当作乱邦用重的书籍，误导后学了。然而为什么多呢？世道衰微则条文繁杂，所以轻罪增加；穆王用训赎来补救，所以重罪减少。虽然如此，《周官》与《吕刑》，不知道究竟哪个在先，哪个在后，随书解说，而不知道其根本，怎么能认识古人的治理呢？

大禹自认为德行衰微而制定肉刑，不知道这话从何而来？《吕刑》说蚩尤作乱，苗民不服从神灵，于是开始淫乱地施行劓、刵、椓、黥。那么肉刑或许不是圣人所制定的？古人认为制定刑罚是政治混乱，大概是不求于德行而求于刑罚。后世则不然，不制定法令无法使百姓安宁，大概必须轻刑而后可以，回归于德行。班固所说的诋毁欺诈、文致罪状，全部废除其用意，就是这个意思。班固说先王制定土地安置百姓，富裕后教化他们，必定经过一代而后仁爱，其说法很美。然而《诗经》称：“那边有没收割的幼穗，这边有没收集的断穗；那边有遗留的禾把，这边有滞留的麦穗。”这是寡妇的利益，古今难易的情况，又何尝不同？只有官府养育百姓与命令百姓自养不同罢了。观察《七月》所陈述的，田野勤劳，公私共同之初，不曾以有余为奢侈。如果只将王政说得好看，而不求其实，那就是用空话赞誉古人在治道上，没有可进的道理。

汉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开放借田，听从晁错入粟除租的建议，后来于是实行三十税一。孟子以二十取一为貉道，说是有中国人伦，不是随便轻视它。这是对当时诸侯小国说的可以，如果汉朝初年制度已经大不相同，必将回归于古代而后能利民。相持纷纷想要增加，反而损害，如晁错等人的议论虽然很拙陋，简率而因时转易，主要在于不贪农末，相安积实自倍，最终成就汉朝的仁政，那么即使圣人复起，也不能废除了。到了后世完全得到天下，无异于上下苦心劳力奉行刻剥的法令，使仁人志士想要出一二求以毫末利民而不可，且终究不知道其受病的根源在哪里，真是可悲啊。

萧望之说：“增加海租以及官府自己捕鱼，鱼不出来，再给予百姓鱼，鱼才出来；鱼害怕被吃，租税轻重以及区分官民于感应，有什么关系？”贡禹又说：“全部罢免钱币，不再作为货币。”儒者的见识大多如此。孟子只说“密网不入，鱼鳖不可胜食而已”。如果不是像桑弘羊一心想把百姓当作沟壑，其他随时建立法令，大概还没有失去布利上下之意。陋儒不懂，一切筑墙封闭，反而以不言利自我禁锢；而言利者，于是借机祸害百姓了。班固以孝武“国用饶给，民不益赋”为次。考察司马迁作《平准书》，意图专门诛斥均输，而班固所说的却像这样，为什么呢？管仲观察都邑大小，想要钱米并蓄；李悝、耿寿昌代农人敛散，都是为了通有无，备凶荒。然而官吏不良，法令不行，那么即使有美政善意，尚且成为百姓的祸害。如果全部笼络百货，自己买卖，看待百姓像蛮夷，这只是法令实行罢了，官吏怎么能成为良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