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记言卷二十七

译孙权在黄龙元年正式即位，那是魏明帝太和三年或四年的时候。距离孙策最初取得江东已经三十多年了。凭借孙权善于自守的能力，众人尽力辅佐他，经历了许多患难，才最终称帝。这难道不是迫切的吗？只是形势尚未允许罢了。而袁术、袁绍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基业，就匆忙自尊自大，导致家族灭亡。实在的国力与虚妄的意图，相差如此悬殊。谋臣策士，不可不知道这一点。

孙权派遣万人去回访辽东，辽东方面认为不可。孙权的错误不用多说了。我唯独奇怪孙权凭借小小的江东，违背众意，行事如此缺乏防备，却还没有关系到兴亡的命运。后世有人因为天下广大，一旦失误就再也无法挽回，这是为什么呢？虽然如此，也幸好公孙渊随即改变了计策，只不过成为一时的笑柄罢了。如果再三纠缠不停，孙权意气用事，倾尽国力跟随他，张昭等人都会被害死，那真是加速灭亡了。

按：孙权派遣十万军队，修筑堂邑涂塘，用来淹没北边的道路。当时，塘外都是敌境，所以这样做。如果放弃淮河，不敢在自己腹地防守，蓄水自淹，却说这是追随前人的做法，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李衡的妻子习氏不允许李衡经营产业，曾经引用司马迁所说的江陵千树橘，应当像封君家那样说：“人担心的是没有德行道义，不担心不富贵。如果富贵而能安于贫贱，才好呢。这做什么呢？”秦汉以后记载的贤良妇女，大多不可信。如果这话确实可信，那么羔羊的美德又怎能比得上它呢？

孙休即位，才打算按照古制设立学官，任命五经博士。当时江东很久没有学校了，人们说州郡的官吏百姓以及各营士兵，都乘船在长江上往来，从事商业活动，良田逐渐荒废，现存的粮食日益减少。在孙权时期，上下努力耕种，与战争相互依存，军队可以经常使用，因此商业少而农业多，并不是真正致力于根本。古人得到百里之地，就能建立不可动摇的基业。三国各方方圆数千里，只是急切地以杀人为事，不能有一天安宁。像这样的诏令，几十年才出现一两次。用古法来衡量，即使想要长久存在，可能吗？

孙休的武后刘防，另外制作名字，被世人嗤笑，本来不值得讨论。然而从伏羲到尧舜，文字都已经一成不变，后世不再增减了。凡是事物的名称，贯穿天地，无不如此，这是人为的吗？天设定的吗？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却这样了吗？学者们认为伏羲开始画八卦，创造书契来代替结绳的政治，从此文献产生，恐怕不能依据这一点。

防稽功曹邵畴自杀，遗言中有“天下重器，匹夫横议，含垢藏疾，不彰翰笔，镇躁归静，使之自息”等语，都不容易达到。如果确实是邵畴的话，而杀身以明志，将会轻率地使用生命，接近匹夫匹妇的行为，诚信的人难道就是所谓的梁王堕马，贾谊自伤，殉人的义理本来应该这样吗？

有人劝刘繇可以任命太史慈为大将军，刘繇说：“我如果用子义，许子将不应当笑我吗？”只是让他侦察观察轻重罢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一定会说许、郭风流自命，败坏事功，发表这种不切实际的言论。然而当时所谓的三君八俊之类，无不品评格局并济，干练雅正兼遂，都在上面雍容镇服，而

译后进雁行奔走于下，没有不肖恶子随意夹杂其中。刘备说：“孔北海竟然知道天下有刘备吗？”那么汉末的人物，可以想象，学者自然应当深刻认识。

孙权自己写书信几处，其中给孙皎的信颇有文义可观。既然知道他的才能，以谨慎细致宽宏大量包容粗鲁武断作为难，又涉猎经传，有益于世用，所以劝吕防读书，不是虚言。曹操、刘备都能说话，曹操险薄体现在词章上，无可记录。刘备给禅的信说：“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汝与丞相同事，事之如父。”他自己说周旋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论治道很多，应当也品味他的话。

诸孙多才，武与防权共起，曹、刘盖孤弱矣。兴亡以道，不在其宗。曹氏以爽亡，孙以峻、綝败。

张昭诵读君子之事上章，一时都认为是恰当的。然而像严畯只诵读“仲尼居则诚”，张昭所说的鄙生。如果张昭所诵读的，是要让他的君主知道，凡是为人臣的，进退开说之际，都应当尽忠补过，顺美匡恶，不仅仅是燕谈闲语，泛论平生，以此来表达为臣的义理，可以。如果真的想要尽忠补过，顺美匡恶，那么也不是这所能尽的。为什么不赞扬他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他在尽忠将顺方面，怎么超过这个呢？恐怕张昭的君臣，也不能达到这个程度。

古人认为用才为难，所以说在知人，说聿求，说吁俊，说旁招。到了末世才开始以才得自用为难，蒸民所诵，仲山甫、汉萧、张、邴、魏近之矣。陈寿称孙权不及孙策，不能相张昭，说顾雍依仗素业而将之，智局故能究极荣位。如果雍始终无玷，国人上下所同敬，而寿之论不尽其美，盖亦有所见，非偶然者，正以其自用之也。自是以后，号为一世大臣，当时所贵，后人所尊，大抵多雍之流，皆人才之所以自用，而人主用才之道不复见矣。此意甚长，要当细考。孙权论魏明帝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为是衰证，非兴隆之渐。由今观之，正坐不能如陆逊所言尔。权以此为不足以致兴隆，未知权所谓兴隆者竟何在，享国久近，在其人之心量广狭。权有地数千里，立国数十年，以力战为强，以独任为能，残民以逞，终无毫发爱利之意，身死而其后不复振，操术使之然也。张悌临死语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夫习于难易，流于异同而不计其治乱，固人情之同患。然治之所在，实难少而易多，同众而异寡。乱之所生，常冒行其所难，故犯其所异。若止以不惮难、不恶异为合治道，此特言治之粗者。故伊尹教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虽非上哲，而志之顺逆，必与道之是非对立。故人之所谓难者，不知其难；所谓异者，不知其异。以太甲之不明，而终能思庸，无禹汤之德，而致禹汤之治者，由伊尹言之精也。曹操乘荆州之捷，径取孙权，此常人之所畏尔。稍有意虑便自知不然，况周瑜、鲁肃辈乎？李左车劝韩信按甲以服燕，操亦非不晓，而急于席卷，遂坠防士之所讳。是事古今同律，何止一赤壁也？然张悌决版桥之战，亦与赤壁何远，而吴竟以灭。盖兴亡自有象，操虽强，而孙氏立国之初，忠智毕

译力，大势既定，实不可。以虚声下，至晋兵将虽不如曹，而吴亡形已成。悌所谓无愚智皆知之，其奋于一战者，不过欲与之同死耳。此所以决防同而成败异也。

译孙权即将称帝时，对人说：“从前鲁子敬曾谈到这一点，可以说他明于事势了。”战国以后，轻浮浅薄的人妄自夸耀，以迎合时势，偶然成功或失败，大概无所不有。只有那些确实可以成就事业的人，他们本来不曾轻易发言，而听者也不敢轻易听取。鲁肃对孙权的影响，其验证竟在几十年之后。就像诸葛亮回答刘备，只论述形势的大致要点，起初并不说应当达到什么地步，这难道是孔子所说的“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是因为以自身做不到为耻”吗？既然如此，那么像张昭那样沉默不语，孙权自然不应当责备他。

孙权与吕范谈论读书以及光武帝、曹操的事情，以及鲁肃所说吕范进学的好处，学者应当详细查看。至于光武帝，差不多算是能读书的人，孙权和曹操还不能说能读书。孙权又说，不应当治理经学来担任博士，如果博士中没有这种说法，那么经学应当有两种解释，不然的话，博士的说法可以废除吗？

虞翻是东方的杰出人才，在州郡做官，向上不能参与天下兴衰的大义，向下不能为自己荣辱设防，徒然效忠勤勉，轻易招致废黜流放，可惜啊，可惜啊！竟然比不上顾雍、诸葛瑾等人。虞耸选拔引荐人物，务必在幽深隐僻、孤陋寡闻之中，这也是用心周到的一点。他所说的赞誉，依据的是已经成功的人；所说的诋毁，依据的是已经失败的人。后世则又不然，嫉妒那些已经成功的人而设法诋毁以败坏他们，这都是不对的。

张温的文学见识和功业虽然没有流传于后世，但看顾雍、张昭、诸葛亮等人对他的推崇，可以说他像颜回一样出自孔门，与子贡同受赞誉，像贾谊一样登上汉室，周勃、灌婴也不曾进谗言。自古以来，负有非凡才能的人，有时被君主所知，但他的下属共同排挤他，使他不得志的情况是有的。没有举朝所信服，上下都愿意，而君主反而加以忌恨厌恶，罗织他的罪名，使他濒临死亡的情况。这只是孙权自度自己不足以任用他，又从而倾轧他罢了。这对张温有什么损害？而注记载虞俊说他才多智少，华而不实，有覆灭家族的祸患。我见到他的征兆，难道真是这样吗？骆统的奏疏字字可考，真使人再三叹息。

骆统区区小事，独自知道以百姓为重，怎能得到长者的言论？

昆阳之战以后，官渡之战、周瑜、关羽、陆逊都是大战。刘备平生拙于用兵，举事无不失败，却专门率领军队独自迎战吴人正盛的锋芒，自然没有取胜的道理。然而他素来有雄名，而陆逊晚出，陈寿所说的“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大概也是难事。按照陆逊传，督率五万人抵御刘备，刘备传不说有多少人，必须加倍。魏书说四万人，恐怕不对。刘备既然不能夺取夷陵，顺流破竹，而是斜侧旁入，沿着山列险，众兵无所施展，名义上五六百里，实际上不过数十里罢了。魏文帝笑刘备不懂兵法，难道有七百里营可以抵御敌人？如果占据要害，即使是苞桑原隰险阻，又有什么可忌惮的呢？

陆抗讨伐步阐，军营更筑严密的包围，从赤溪到故市，内以围步阐，外以拒敌，昼夜催促急切，如同敌人已到。在徐晃解除樊城包围的事情上，已经互相印证了。大概是智勇相遇，各尽其力，不依赖敌人不敢救援，一旦遁退，就像诸葛恪自取丧败一样。陆抗又说：德行相等则众胜寡，力量相当则安制危。政治衰败，百姓未安，而议论的人只以长川峻山，限制封域，这不过是书传的末节，不是智者所先考虑的。好啊，与司马侯、吴起相合了。陆氏确实是父子有才。

孙登德行兼于才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终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丕、曹植，何足道哉？然而孙权晚年骄惰猜险，祸成骨肉。孙登也幸而早死，未知父子之爱竟能始终否。

贺齐传甚奇伟，江东之有山越，无异夷蛮，大概是秦汉所不能尽治。孙氏既以吴越起事，搜剔制服，数十年间遂成平土了。现在湖南尚有峒民，而世无齐辈勇决，误摇手动足，辄为大患。虽然不是先王论治所尚，然而以彼视此，犹有可言。而后世因讳之，不敢道，如齐者殆不可及也。

吴范占验，存亡兴废，无不审中。如果如其言，无用人事了。将是天定而人从呢？将是人为而天合呢？将是如物之形立而影随呢？自尧舜三代，以道制命，以德听天，而祯祥数术，犹未尝不行乎其间。独未知秦汉之后，或有圣贤事功者，其天道先具，又当如何尔？

诸葛恪先讨山越，后筑东兴，功效不可掩矣。然而推此而遂欲施于天下大计，则覆宗废主，倾辱其国，曾不旋踵者，天下之计自有定形，不因事而就。诸葛恪智小，不足以知之，虑近谋远，势当然尔。然而当时议论，徒能毁其已败，则亦无所取。

王蕃、楼玄、贺邵、韦昭、华覈，吴之将亡，孙皓酷暴，尚有此人。孔子称：“殷有三仁，殷圣贤数十世之天下，其亡有此仁人，固其宜也。”悲夫。

蜀志

刘表当乱世，雍容文义，自保一方，比于袁、曹之残民，不犹愈乎？刘璋虽闇懦，然而国富民盛，守之以恩，无所得罪也。而纵横之士，韩嵩、张松之徒，各思自逞，不以其上为可安，必欲与之偕亡而后已。利口覆邦家，真可恶哉！刘备颇知天下大计所在，但初起时名位浅薄，不及当诸人盟会之际。既后起，智勇短劣，不能折群雄胜败之冲，安有一二十年进取无成，栖栖寄托，而犹欲就功名者？所以自负，惟有谋诛曹操一事，始终赖此，仅立一隅。大抵虽匹夫特起，未有无揁榦而可偶然立事者。如荆、益固容身之地，然图之无名，极觉勉强。其诛不武，其克不令。诸葛亮、庞统以此自见，不如袖手寂寞，终无所为也。

译陈寿说：“等到刘备将国家托付给诸葛亮，内心毫无二心，这确实是君臣之间最公正的关系，是古今罕见的典范。这种境界，连司马迁也写不出来。”

周朝衰微，圣贤不再出现。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了匡正济世的功业。在《春秋》记载的两百多年里，考察管仲的事迹，与王道并没有不同，但隐士和权谋之士却被推崇为首要。诸葛亮治理蜀汉，虽然没能恢复汉朝，但在千百年间，其功绩如丹青般鲜明。我审视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实际上用的是霸政，但评论者却认为他接近王道。大概是古今世道不同，人心见识也随之改变罢了。

刘备与关羽、张飞、麋竺、简雍辗转南北，从壮年到老年，几乎断绝了维持生计的办法，而诸葛亮教导他夺取荆州、益州，这才最终成就了三分天下的局面。荆州、益州虽然可以夺取，但如果借兵于孙权，就会受到借贷督责的困扰；如果与刘璋结盟防备，就会遭受欺侮掠夺。考量诸葛亮始终的用心行事，不应该有这些情况。而号称他的名号为“兴复汉室”，真是可悲啊。所以我认为君子对于天下，一定要使一切都不偏不正，然后才顺从他的君主。自从伊尹、吕尚不再兴起，管仲、乐毅的遗风也消亡，再也没有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了。

司马徽说：“儒生俗士，哪里懂得时务？懂得时务的，在于俊杰。”当公孙衍、张仪开合动摇天下，听命于他们，而孟子认为这是妾妇之道，那么即使是一世的智计，也不足以抵挡儒者的含蓄深远。东汉士人崇尚风操，家中重视经学，也已经懂得义理了。然而勇猛之士如林般兴起，豪侠之士如云般聚集，先生大人不足以镇服他们，散乱冲撞，争斗酿成了末世的祸患。于是揣度时变的人自负谋算，略谈世事的人极尽纵横之术，而儒生稽考古事，俗士被废弃。司马徽所说的俊杰，幸好有诸葛亮在，然而仍然难免于纵横之术。如果其他人不足以与诸葛亮谈论，法正之类的人就不必数说了。我曾经评论汉高祖没有什么才能，而萧何把天下交给他。现在看诸葛亮对于刘备，也是如此。像光武帝、曹操、刘裕、唐太宗，都是亲自选取臣下辅助自己罢了。然而汉高祖还是大势已成，萧何与他合作容易。刘备漂流二十年，未曾得到尺寸之地，诸葛亮凭空夺取，以无为有，比起萧何，事情困难加倍。至于始终承担责任，经历险阻而心意通达，行为不崇尚以古人的资历，而使用后世策士的权术，道理不能两立，所以尽力而功绩很少。

眉山苏氏说：“《出师表》简洁而详尽，直率而不放肆，与《伊训》、《说命》互为表里。”诸葛亮谋取益州，如同日食月食一样明显。到了这时，人们都仰望他，不再议论前事了。苏氏的话虽然过分，但大意也接近了。

诸葛亮自从刘备死后，闭关不出。五年才出一次，而不可抵挡，是可以的。一出就失败，那么之后错落不再振作，是必然的道理。商汤、周文王拥有百里之地而得到天下，谁说益州之大不可以夺取？只是不施行商汤、周文王的道罢了。诸葛亮区区之地，信赏必罚，朝种暮获，虽然号称治理办理，而魏国也不至于混乱，那么怎么能凭借一隅之地而收取克复的功勋？如果使用魏延、杨仪，尚且不能保全其后，这也与魏国有什么差别？不是所谓以百倍之力取其一。

臣死的时候，不让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辜负陛下。等到去世果然如他所说，他小心敬畏，与萧何相同。这就是他能服一世的原因。然而以上，应当还有事情。

诸葛亮收集荀勖和峤的命令，陈寿所定的诸葛亮的话，是魏晋之人不想听到的。然而保存它而不敢抹去，如果不是诸葛亮至诚，谁能让他这样？陈寿又说：“大晋光明至德，恩泽无边。确实如此，他好善忘仇，自晋武帝及举朝盛事，所以其后虽然混乱而尚能延续。”

陈寿评论诸葛亮文集，古语中赞述诸葛亮的美德都是当时亲眼所见的实事，所谓经历事务综合事物，公诚之心体现在文字中就是这样。至于后世浮夸泛指，就失实了。唉，三代之后道义遥远，世道下降，本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持权术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以诸葛亮的始末考察，历历可见。所以使他的功业不能穷尽的，都是末俗余论误导的。所以我谆谆具述。那么学者到这里，更需要自拔才可以。

徽在树上采桑，坐在树下与统共语，从白天到夜晚。徽非常诧异。恰逢行懿筐之间，就有王霸的谋略，足以快乐而无忧。那么贫贱确实不能成为士人的累赘。唐人所谓“开筵面场圃，举酒话桑麻”，正是本色韵胜者，闲吟而已。

刘备说：“每次与曹操反事，乃可成。”这未必是当时的真话，然而以诈取刘璋者，是刘备所不安的。刘备周旋于陈元方、郑康成群儒，授记其说宽缓，而诸葛亮、庞统定计数于前，必成败于后。司马徽所谓识时务者欤？恐怕如此俊杰，比之古人，更当吉蠲以荐明德。

观察刘璋之所以失，刘备之所以得，事的成败，真有计谋。法正既与刘备以益州，又为之图取汉中，其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乃审其必成而动，非苟好谋者。正忽死，则智算已隐，而刘备之业止矣。如诸葛亮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这全不是议论汤武之仁义，伊周辅之，自知必胜桀纣之暴虐，百全而不失。后世无德，专用计数，李斯张良以有胜无，亦百全而不失也。使成败利钝果不能逆睹，但欲以身死为恭，则何用劳师残民，为此不可知之举？高不足为仁，而下不足为智，况三代之君臣未尝有此法乎？

译许靖凭借汝南杰出士人的名声而著名，他曾经参与汉朝的谋议，等到他流亡播迁时，没有苟且容身的地方，于是臣服于他，晚年竟然有翻脸被轻视的事情。那么像荀彧那样的出处，大概不可以轻易责备吧。法正轻视许靖，才知道许靖是应当尊敬的，这启发了刘备用贤的契机。诸葛亮亲近厚待法正，是有原因的。诸葛亮不凭借英明特出而标榜万物，而是以恳切诚挚来招揽众人的智慧，关于参署的防备，以及敝屣与珠玉的比喻，确实是意味深长的话。用人固然困难，而被别人任用也不容易。末世人才素质衰败丧失，万人千篇一律，把横议当作高论，把肤浅的言论当作忠心的思虑，却想要求得诸葛亮虚心接纳的益处，我看他们大多听取意见但最终很少成功。

廖立说：“关羽依仗勇猛的名声，治军没有法度，只凭意气突击，怎能不陷入困境？关羽生病时，诸葛亮正因为他搅乱事端，才废黜了他。至于李平，按法律应当废黜。罪与功的轻重，曲折很多，上古不曾把这作为治理国家的盛大节操，也只是霸政的次要事务罢了。”习凿齿的议论很浅薄，没能穷究其中的义理。

每当想到诸葛亮的才能，魏延、杨仪死后国家就败亡。事情自从战国、秦、汉以后，成为一胜一负的战争，即使完全得到天下，都是侥幸劫掠不幸罢了。只有诸葛亮想要节制而后使用他们，然而也只能在他生前做到。周武王死后，三监、淮夷叛乱，百姓无不反叛，说艰难重大，何况诸葛亮呢？

取代汉朝的，是当涂高，这是什么话？汉光武帝曾经拿这话问公孙述，说您难道是高的身体吗？杜琼于是用魏当涂而高来取类比附，又是什么类比？又说开始自汉朝命名官职，说曹司马，应当还有什么意义？谯周又说：众多而宏大，期望的防备，具备而授予，如何？复归天下的防备在晋，难道防备在魏吗？《诗经》说：“伟大的上帝，降临下界显赫，监察四方，寻求百姓的安宁。只有这两个国家，他们的政令不得人心；只有那四个国家，于是探究于是度量。上帝厌恶他们，憎恨他们的扩张。于是眷顾西方，这里才是给予安居的地方。”汉末谄媚依附王莽的人，开始有谶纬预先确定的说法。光武帝尊崇它超过经典，班固父子迎合世俗论述记载，而后世以能推析配合的人为精通谶纬。那么人才怎么不浅陋呢？

孙盛议论谯周完全投降的事，特别值得记录。我看诸葛亮振奋懒惰苟且的习气，激励他的众人而使用他们。战车屡次出动，邦域不惊恐。至于在一隅之地对抗天下，道理还没有穷尽。相比公孙述，相差多少？而费祎、谯周之类，执守愚儒的腐儒之说，等到国家倾覆灭亡，祸患确实由此产生。那么秦、楚的自强，燕、齐的必然恢复，他们立国远的有数百年，当时的谋臣重相，奠基事业保全基业，也实在不容易轻视。他们实在没有箕子、周公的德行，不过是谯周罢了。

用陈寿的史书考察，蒋琬、费祎，大概能继承诸葛亮，而对于姜维也没有贬低的言辞。然而姜维与诸葛恪所以败亡，都是使用诸葛亮的意图。勤兵无名，形势自然应当倾覆。诸葛亮本来认为益州，汉高祖凭借它成就帝业，然而高祖凭借蜀地，才几年罢了。现在凭借旷世累积之久，兴起无效未已的军队，内部出现裂痕，外部兴起祸端，那么君主没有桀纣的暴虐，而国家遭受覆灭的祸患。可惜诸葛亮的讲求，也有未达到的地方。

杨戏辅臣赞说：诸葛亮贤愚竞相用心，都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张裔也说，又杨洪传也是这样。蜀人之所以记载诸葛亮，这件事尤其显著。等到廖立、李平所以流泪至死，也都是这个意思。古代称颂官人的，只有舜、周公罢了。秦汉以后，才有诸葛亮、孔明。然而义利之间，更应当详细处理。如果义不深，效不遠，尺寸之能，竭命尽力以用为重，使后人所看到的止于此，那么材薄而功陋了。陈寿笔法高处，逼近司马迁，相比班固，只是缺少文义修饰罢了。终究胜过班固。近世有人说《三国志》应当重新修定，大概看到注中所载还有诸书，不知道陈寿已经全部取用而写成书了。注中所载，都是陈寿书的弃余。士人诵读不详细，轻易立论，误导后生见闻，最坏事。

习学记言卷二十八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习学记言》>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二十九宋叶适撰《晋书》

帝纪

史书称曹操征召司马懿，司马懿知道汉朝气数将尽，不想屈节于曹氏，借口风痹不能起居。曹操派人在夜里刺探他，他坚卧不动。再次征召命令使者逮捕他，他害怕而就职。等到晒书杀婢的事，按司马懿这时年纪轻，名声小，难道是为了日后的雄豪之地，而曹操就害怕他到这种地步？而且说不想屈节于曹氏，尤其不符合事实。史臣及当时谄媚的人，意在夸耀他素来美好，而无话可说，也可笑。

诸葛恪屯兵皖城，司马懿将要攻打他。议论的人认为贼人占据坚城，积谷想引诱官兵，现在悬军远攻，他们的救兵必至。按吴国画江而守，魏人尚且担忧他们越险致师，近世却把淮河委给敌人，自有城堡也预先毁弃。虽然古今之变，勇怯不同，也是由于谋国者不曾考论的缘故。曹操盗取汉室三世，四十年诸将没有擅兵于外的，大概是君主自己掌握权力。司马懿屡次立大功，位极将相，年近七十，想要夺取他的兵权而不能。忽然遇到齐王曹芳年幼，曹爽、曹羲，子弟晏飏之类，都不以为意，所以司马懿父子得以在外招募以逆行之。然而也可以说危险了。如果曹爽等人有一人知道出于此，不至于弃军溃荡，司马懿父子何由肆其志？正与吕须事相同。那么虚谈无据，远离事情，岂不是自古书生的警戒呢？

译晋武帝受禅代魏，在陈留王的诏书中说：“自从魏室以来，连续几代多事，几乎倾覆，实在依靠晋朝匡救拯救的德行，才得以保全祭祀，渡过大难。”这是说晋朝对魏朝有再造之恩。然而桓玄已经篡夺了晋朝，刘裕出身微贱，诛杀桓玄，恢复晋朝的名号，所以晋恭帝说：“再次被刘公延长了寿命，将近二十年，今天的事情，本来心甘情愿。”魏朝未曾有内外之难，司马懿受遗诏担任丞相，一朝劫夺政权，弑杀两位君主，诛灭王陵，母丘俭、诸葛诞等人，都决溃了魏朝的根本，为自己打算，反而声称对魏朝有再造之恩，举一世之乱臣贼子，公然肆意诬蔑，这真的是认为上天可以欺骗吗？如果不是我们小国，敢窃取殷商的命运，怎么会如此悬殊呢？

秦汉之后，君主自认为卓越英明，手握大权，然而仍然没有征伐乱本，相继如发。其余平世守文的君主，往往以小善掩盖大恶的很多。比如晋武帝宽厚雅正，没有失去君道，不幸遇上奸佞的后妃、昏庸的儿子、祸乱的妃子相互勾结，祸患如鱼烂，不可救药。这大概有天意吧？而何曾却说皇上宴见只说平常事，不涉及治国远图，死后没有后嗣。后世因此认为他是知言，不知道何曾所谓的治国远图，又将在哪里呢？

周幽王因为昏虐导致夷狄灭宗的祸患，惠帝所遭遇的略相似。然而惠帝昏庸而不暴虐，夷狄的祸患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大概是战国、秦、汉五六百年，穷兵黩武，开疆拓土，防御不以正道，至此泛滥，偶然承受其弊罢了。干宝《晋史》善于议论，说天下大器，众生重畜，爱恶利害，攻夺如积水燎火，未曾暂时安静，这话也是见识事机的人说的。考察典籍，只有五帝相承治理天下，周朝先世治理其国，用一道，守一说，民生其时，安乐长久，所以形势虽然不暂时安静，而安静之以人。然而施之于晋事，却是迂阔无用之语。况且后世驳杂，粗略相羁系，姑且复弭定，何暇远证帝王呢？考察晋武帝末年，担忧惠帝，倚仗皇孙，顾虑贾后，惩戒魏氏，尊任宗室，付授乖谬，开路杀戮，转侧数四，而盗贼敌国乘之，这是祸乱的关键。譬如无病壮实之人，既服毒药，自当致死，所以尚未尽亡灭者，帝业宽厚，未至得罪于民罢了。而干宝认为礼法刑政，民风国势，都已大坏于武帝之世。如果武帝之世果已大坏，那么晋之余号安得尚存？这大概是计数的失误，不是体统的罪过。元帝镇守建邺十余年，遂跻位号。如果论昔之君臣相与锄荒刬秽，创立基本，就令简陋，亦当稍有规度可循，不应数年便已大乱。大概初倚王敦共济艰难，而王导本一家弟兄，意无同异，但不反尔，止于趋和目前，何尝却虑身后？所以未能有成，而遽破坏至此。迄东晋之亡，无复宁岁，时人方谓江左有管夷吾，真尚名之弊也。

史讥元帝，元戎屡动，不出江畿经略区区，仅全吴楚晋人之患。如逆风行舟，风不息，舟不止。虽破浪反风，功如刘裕，亦无止泊处，而况于元帝乎？其得免覆溺，幸矣，何忍诮之哉！

明帝改荆湘，以分上流之势。苏峻之难，复以并陶侃。昔孙权既得荆州，则都武昌；至孙皓犹然，所以镇压上流也。坐受下流制命，强藩召侮甚多，成功甚少。王导谓：“仲谋、玄德俱称王者之宅，徒虚言耳。”盖晋君非弱则弱，不复知为国家计，其势然也。

升平三年，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运。此言运致敌境也。咸平元年，权停一年运。此言运致京邑也。不知晋运法如何？观此虽曰劳弊，然尚有苏息之时。近世国内漕挽流通，盖皆舟楫之力。而比年一用兵，州县配民以二十万钱，转米一斛，仅逾淮而止。余在金陵，与漕司力争，仅免再运。为元帅而不先讲运法，岂惟弃军，并弃其民？若再三用，则化为盗贼矣。

志

晋志叙天文经星甚详，后世皆从之。盖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星图，推演义类，附之人事，最为易见，故也。按《尧典》称“历象日月星辰”，止于昼夜四时之别，四星殷正之名，由上而验于下。天有是时，则人必有是应；其或差忒，则人事为之不齐。此古人所以有贵于知天也。过是则皆人所自为，而天不预焉。至舜在璇玑玉衡，而以齐七政为文，则又不止于象之数。盖其始以人事必有待于天，而其后以天道复有待于人，然亦不过五星而已。此可谓极天人之精者也。然则凡二典之所不言，而甘、石、巫咸之所具载者，皆学古求是者之所当审。不然，则以天援人，而以人诬天，纷纷乎其不可合矣。奈何反以古人为质略，而后世为详密乎？舜称“肆类于上帝”，盖言统天之最尊者。天之运动大者日月，其次星辰。今术家乃以极星不动，然后能役使群动，是以星而统天也。夫上帝为统天之最尊，圣人以德配之，以象事之，顾莫之敢名。而术家以星统天，与方士野人相为举缘，以证经说。至于宫庙朝廷，百官有司，无所不备，则又以天而从人。故有“本在地而上发于天”之论，此尤学者之所当审也。正始八年，日蚀，诏问群臣得失。蒋济言：“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齐侯问灾，晏子对以布惠；鲁君问异，臧孙答以缓役。济防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终至败亡。”济所陈谓敌国相图可也。今司马懿以臣篡君，由匹夫而夺其天下，比周之戒，其朋之慎，孰大于此？何丁谧、邓飏之有？就如济言，则天曾不为弑逆不臣者示变，何也？

译庄周说：“从前十个太阳同时出现，万物都被照耀，何况德行比太阳更进一层的人呢？”这大概是庄周夸张的言辞罢了。然而晋代竟然出现了三个太阳相继出现，从西向东运行，太阳陨落，日光散乱，白天出现其他异象，这些交错的现象都是此前史书没有记载的。古代称神人混杂扰乱，无法用常理衡量，于是命令重和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那么上古时代的神灵，大概是夷狄地区的常态。到了五帝时期，人道才开始明朗；到了夏商周三代，就不再出现了。《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刘向认为这是增加怪异现象，如果看到晋代的事情，又该如何解释呢？夷狄再次改变中原，这是同类气息所招致的，到了这种地步自然不足为怪。永宁元年，从正月到闰月，五星交替经过天空，纵横没有定规。当时天下的动乱确实很大，按理推断：是人在下面争斗，导致星星在上面变异，从而使星星不能安守其位呢？还是星星先在上面变异，然后在下面预示动乱呢？叔兴既然占卜齐鲁宋国的事，没有不灵验的，又说“君主问错了，吉凶由人决定”。这是先王旧有的学问，认为天不能胜过人。叔兴还有听闻。然而既然已经知道天意，那么占卜验证终究胜过，而人道于是就不能确立了。所以我认为五星五次经过天空，虽然变异最大，如果人道有办法消除恢复，也不应当预先占卜。那么张华不被罢免，如何回应天意？张华想以自己无过错作为德行，不知道在乱世占据重要职位，他的过错已经很大了。

岁星侵犯天关，占卜说：“关梁应当分裂。”当时石虎扰乱中原，而江东安定，所以庾翼认为老天昏乱，不分黑白。对天要求必然如此尚且不可以，何况对占卜要求必然如此来怠慢天呢？

《典谟》首先提到万邦，后来《诗经》《尚书》沿袭并称呼它的很多。到了禹辅佐完成五服制度，就说达到五千，这就是所谓的万，是举整数而言。孔子解释《易经》，也说“地上有水，比卦，先王以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这直接以象设立义理是可以的。如果禹在涂山会盟，既然说拿着玉帛前来，那么应该有实际的情况，却还说万国，为什么呢？如果真的倾尽天下，杂乱地聚集在一起，礼仪繁琐交错，道路几乎承受不了这种混乱。传述者因此就说黄帝方制万里，得到百里见方的国家一万区；夏末只有三千多个国家，逐渐削减，到了商周，有人说一千八百个国家，有人说八百诸侯。春秋时代才称几十个，这可以作为依据吗？封建虽然是上古明确的制度，不知道圣人要以什么方法为标准？是将每个国家都整齐划一，还是只是展示大纲？已经灭亡的是否有复兴，开始分封的从何处取地？那些禁令细节，大概无法详细知晓。后世只看到《周官》所设立的度数，就认为是封建的常规。然而当时既然没有空出天下等待建立诸侯的道理，那么这本书已经不可信，何况夏商以前呢？那么所谓的万邦，大概是区域聚集的众多名称，没有地理上的实际制度，不能用周人的封国来解释。

查平州户口一万六千，而慕容廆利用它建国，应当是依靠部落自强，还可以。凉州三万七百人，而张轨世袭，号称大国，到了李暠、秃发、沮渠三方分割，争夺雄霸，人口土地有多少【查李暠传：中州、江汉流徙者不

译过两万家】干戈日日寻找，掠夺年年不同，人口没有增加，而剩余百姓几乎没有遗留，可悲啊。

荀朂认为汉魏的尺比古尺长，所以旧乐不和谐。阮咸又认为荀朂的尺比古尺短，所以新乐不和谐。不知道晋人认为阮咸有神解的人，对于旧乐只是肯定而没有非议呢？还是旧乐自有不和谐，而讥讽荀朂不知道如何调和呢？古人区分治乱亡国之音，是说音乐如故，而世道感召不同，不是尺度长短能导致的。所以《五子之歌》说：“关石和钧，王府则有。那些物品还是这样，而世道已经不同。”难道要在器物数量之间求详，然后才是存亡的原因吗？那么荀朂固然不对，而阮咸也未尝正确。

杜预论述君主葬礼结束后除丧，谅闇以终三年。查《说命》王居忧，谅阴三年而无逸，称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古人都丧三年，而高宗的居处独有异于常，大概是古人所不能行的。那些称之为谅阴的，后世不得而知其制度了。然而周公赞美它，以训诫成王，如果不是人主的卓越行为高于人一等，那么为什么要取它？孔子说何必高宗，古人都这样，因为冢宰总已有三年不预政的意义，所以有此回答。而且不敢以高宗隔绝天下，担心庸人将自安而不为。这就是所谓的谅阴，大概是特别超过三年，而杜预反而说不能三年。既葬而除，以心丧终，多么违背啊？孔子说服美不安，所以不这样做。孟子说齐疏之服，自天子达。孔孟所谓的三年，专以服指，无服则无丧了。哪有葬毕丧除，服释于外，哀忘于内，三年之久，其何以终？舜禹终丧，都避尧舜之子，不得已而后受命，虽非事实，然推舜禹之心，必不轻其丧而重天下也。而杜预乃言天子位尊政大，不同凡人，则尤戾矣。

晋武帝泰始四年诏言巡狩述职及周典各为一书，由其文则三国以来所无，由其实则或过于两汉矣。武帝信不可谓无志于民者，后世子孙之凭借尚有此也。晋志载置尚书本末甚详，中书亦见事始。君相之职，自前世无的切证据。然君之所欲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为，必以归于君。此古今通义也。查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复戒舜，而终以明良之歌。古文简质，不能尽通于今，考其大意，似舜尽欲以其职委禹，禹戒以亦自听览，无专畀臣下，安于纵逸也。然皋陶以为元首丛脞，股肱惰，万事隳，则是君终当命其相，不当自为也。伊尹、周公复子归政，不知人主所亲者何政？《周官》乃成王所自为，六卿分职，各帅其属，以倡九牧，成王不过训饬之而已。春秋时方有立而不从政，由宁氏之语。靖郭君谓齐宣王曰：“五官之计，不可不日听而数览也。”王徔之，已而厌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专齐之权。夫六卿各自以职倡九牧，相犹无所事，而况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已不能久，又以与人权有所专，而君相之职兼失矣。若秦始皇程书决事，盖不足论。汉高、惠事尽出萧、曹，文、景虽稍自亲，然陈平犹谓有主者，则是时公卿各自分职，丞相至欲斩邓通、晁错，尚循古义也。孝武初年便用一项文士，中外相应，以分外朝之势。及赵禹、张汤更进宰相，束手遂置尚书列属，分曹都受外事，与靖郭君所言意同。自是人主宰相之职涣然离异，君所欲为不复以命

译相，相一切听其君所为矣。其后尚书权益重，领录出宰相上，往往夺国。魏初别置秘书，仍典尚书所奏，寻改为中书。刘放、孙资倾动中外，侍中、给事黄门通掌门下，最为禁密，则尚书更是外朝，而中书门下者乃天子之私人也。然其后又有内尚书，由外达尚，转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内决，人主之职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损，已成者不可改也。然则舜、禹、皋陶所论何事？成王、伊、周所治何业？必不疏略于秦汉，而卤莽于魏晋矣。

译《周官》虽然记载六卿分工负责，但天官的事务最为繁重，都关系到国家体制的要害，而公、孤的职任却很简略，所以学者大多认为冢宰就是宰相，或者说公、孤兼任宰相之职。查考《周官》说公不一定全备，但应当有一两位像孤那样弘扬教化、恭敬辅佐天地，没有不备设官员的道理，那么所说的冢宰作为百官之长，职责本来如此，何必将重任集中在一官身上，而让公、孤向下兼任呢？如果公、孤缺位，难道又要让冢宰向上兼任吗？处理事务以辅佐君主的是百官；阐明道理以匡正君主的是宰相。用后世的观念去怀疑唐、虞、夏、商、周三代，是学者的大弊病。

曹操采纳卫觊的建议，设置官吏卖盐，购买犁牛，供给流民。关中因此变得富庶。过去认为君主必定有遗留的利益，可以指出来作为养育百姓的工具。后世却全部把它们当作日常经费，一旦有百姓之事，资金用度无处获取，怎能空手而止呢？凡是魏晋之间用来强固根本、制服敌人的措施，都被讥笑为迂腐遥远、不切实际的言论，更何况那些更高层次的措施，又怎么能实行呢？这真是可悲啊。

杜预建议将官牛分发给兖州、豫州的将士，春耕谷物成熟之后，每头牛征收三百斛，三万五千头牛得到运到水边的谷物七百万斛。一头牛卖三百斛谷物，难道是谷物太贱而牛太贵到了这种地步吗？又说留下万头牛在牧地耕种，一年应当再收入数千万斛谷物，这让人无法理解，恐怕有误。

《魏志》记载黄初初年恢复五铢钱，因为谷物昂贵，于是废止。太和年间才最终推行。《晋志》却说魏武帝废止董卓的小钱，重新使用五铢钱。到魏文帝时因为谷物便宜而废止。用这些话来考证，如果从初平到黄初，谷物都便宜。太和年间相隔几年，如果不是因为饥荒，怎么会突然昂贵呢？大概《晋志》有误。不知道汉末根本不用五铢钱。《夏侯后传》称魏明帝在位时，宣帝身居上将的重任，他的儿子们都有雄才大略，皇后知道宣帝不是魏朝的纯臣，而皇后又是魏氏的外甥女，宣帝深深忌恨她。青龙二年，于是用毒酒害死她，享年二十四岁。查考青龙二年，距离魏明帝即位八年，距离他去世五年。君主在位，国家权柄未失，而司马懿父子篡位的迹象已经萌发。整个魏国没有人知道，而他的妻子作为妇人却知道了。因此朝廷众人还不如一个女子。所以绕朝说“你不要说秦国没有人”，贤能智慧的人真是难得啊。皇后正值盛年，计算她在房闱床席之间见到的情况，不止一次不屈服，而先遭遇毒酒而死，与守节而死的人没有不同。

武帝没有失德，而杨元后以市井庸俗妇人的见识辅佐他，立杨芷为惠后，以妹妹继室，以贾氏为儿媳，三个愚人意见一致，动乱的根源已经形成，无可救药，祸害波及百姓数百年。既然如此，那么说王化从后妃治理开始，道理首推《二南》，这是古人的常语，确实万世不变。

读刘暾上奏杨后之事，让人悲叹。幽王的诗说：“周朝宗庙已经毁灭，无处停息。正大夫流离失所，没有人知道我的劳苦。三事大夫，不肯早晚勤勉。邦君诸侯，不肯早晚朝见。”大概那时幽王被杀，太子外迁，而那些公卿贵人，首先图谋自身便利，没有人以国家倾覆为念，所以人们怨恨讽刺他如此。刘暾担任留台，却能抗拒强臣，保全废后，比起这首诗所称赞的人，远远超过他们了。荀藩、周馥，也都是有志之士。

王祥不拜而长揖，世人认为是高雅的谈吐。这固然没有违逆时势的祸患，认为他贤于何曾、荀觊是可以的。如果就此认为这是名节，不知道仅仅这样，能成就什么事业？这也是学者应当知道的。我在袁涣、张范、邴原那里已经论述过这个意思。王戎说王祥在正始年间，不在能言善辩的行列。王敦也说：“没想到永嘉末年，又听到正始之音。”正始年间被人羡慕，是这样吗？石苞担任司徒，派遣掾属巡视州郡，考核农桑的优劣。这大概是秦汉以来三公的常事。后世只取账册文书，堆积在架子上腐烂，而把这类事情当作笑谈。然而石苞以忠勤被当时称道，那么这样的举动，必定是实在有益国家、便利百姓，不是虚文。

羊祜是舅舅；杜预是女婿；裴頠也与贾后有亲属关系。虽然他们的才德都能自己达到高位，但人情上下之所以容易信服，是因为他们处于亲戚的地位。杜预说：“立功立言，可以希望。”又说：“禹、稷的功绩，期望在于济世。秦汉以后，儒者坚守师传而遗弃实用，号称通人，又往往放荡疏漏，应付一切。道德滞固，功名浅薄迫切。”像杜预这样周密而有意图，博学而能成功，智慧建立而不遗漏，仁德有功而不夸耀，接近战国、春秋时期的人才。

卫恒等人所著的《书势》，自古文、篆、隶、草书都具备。文字的兴起，大概不知道它的起源。而从汉朝以来，就说伏羲开始画八卦，造书契来代替结绳记事。后世学者相信它。至于说沮诵、苍颉因鸟迹而兴起思考，那些话不详细。查考《易传》虽然称包牺氏观察鸟兽的纹路，与大地的适宜，开始作八卦。又说其他卦义在八卦之外。所以《周官》太卜掌管三易，其经卦都是八，其别卦都是六十四。《易》学者认为是文字的初始，然而上古的易卦义已经完备。学者却说伏羲开始画，文王开始重卦。这是古人文字简略未备，正有待于后人而完备。孔子编订《尚书》起于唐虞，现在考据《典谟》，凡是后世所谓的文字义理，那时都已经完备，不能再增加。人文是自然的道理，圣贤得其精要，庸人连粗浅都失去了。大概有古人能做到而后世不及的，没有古人不备而还等待后人完备的。至于字的形制，随时代不同，篆、隶、真、草，其体势越来越降，华夷不同使用，古今各自施行，而工拙妍丑因此自然显现。这就是卫恒与崔瑗、蔡邕辈之所以咏歌形容，而想要以此论述文字源流失传遥远的原因。

译卫玠虽然年轻，未经历世事，未能探究其德行便去世了，然而他清高深远、淡泊简约，见识超过老成之人，与黄宪相比又有什么差距呢？

刘卞狂妄谋划，想用儿子胁迫父亲，并废黜其母，这不是权变之道所允许的，张华拒绝他，是正确的。等到愍怀太子被废黜，众怒集中在贾后身上，张华在这个时候奉皇帝之命废黜皇后，恢复太子之位以安定人心，这是权变之道所允许的。但他仍然安于常规、沿袭旧习，既不能除去贾后，又不能谋划对策，坐视孙伦、贾秀成就他们的叛逆行为，大权外移，自身既被诛灭，国家灭亡于是不可挽救，真是可悲啊。大概孙伦的事态形成后才篡位，篡位后齐王冏、成都王颖等争权起事，然后晋朝势力衰微，以至于南迁。那么，不通晓常规与权变，却想居于大臣之位，真是困难啊。

安平献王司马昭，仁爱，不遗弃亲人；义气，不背叛君主。年老时称道他，本末都可以考察。谁说司马氏的门庭，竟有这样的人才呢？至于顺从族人的儿子，在教化家庭转变为国家的时候，光耀显赫，不以自我为喜。坚持追求实际，不是他所建立的，以至于困顿穷迫。悲哀啊！

晋武帝时，大的议论有四个：惠帝确定继承人是一个，贾后作为宗妇是第二个，贾充、荀勖的进退是第三个，齐王司马攸的去留是第四个。晋朝的治乱存亡，虽然在这四件事上，然而不过是一个根本。从前周朝太子有兄长但没有智慧，不能分辨豆麦，所以不能立为太子。武帝有二十五个儿子，惠帝没有智慧，武帝自己知道，但最终不决定的原因，是依仗愍怀太子。又明显知道贾充的女儿不可娶，然而最终娶为儿媳，以造成愍怀太子的惨剧，实际上是荀勖等人在其中弥缝。末年担心司马攸挟持众望夺取嫡位，又驱逐他，以加速他的死亡。武帝在一件事上不能决断，所以四件事没有不是这样的，于是导致把天下抛弃。那么尧舜之所以不传位给他们的儿子，难道是因为他们是圣人，大概也是审慎考虑确定计策理所当然的吧？

史书记载项城失守，贾充周勤梦见道路的事，非常奇怪。如司马懿与师昭死后之灵，急切地想为他们的子孙考虑，而最终不能成功。他们不畏惧殷朝众多先哲王在天吗？

王濬两次上表，自我申诉的言辞不可停止。所谓口中不说平定吴国的事，自然应当在回到洛阳之后。杜预说王濬既然执掌西藩，就应当直接攻取秣陵，讨伐累世的逃犯，使吴人脱离苦难。从长江进入淮河，越过泗水、汴水、沂水、黄河而上，整顿军队返回都城。凡是王濬所未到的地方，都就近给予他。这也是节度之所能施行的。如果都像王浑那样，控制别人听命于自己，功劳什么时候能完成？人的差距，竟然达到这样吗？

魏晋之际，以名声用人，加上亲近旧人缠绵，年老不舍弃，所以能尽其才任。所到的山涛、魏舒、郑袤就是如此。如果君主本来没有这个意思，而年老不去职，那么只有减损，没有可称道的了。史书说山涛与卢钦论用兵的根本，认为不宜去掉州郡的武备，他的论述很精辟，可惜没有保存下来。王衍崇尚虚无，裴頠推崇实有，是非相互攻击，最终不能确定。凡是天下的义理，始于尧舜禹皋陶，如果使他们见义不明，析理不精，怎么能达到唐虞三代的治理？孔孟还是祖述他们的。老庄妄作，晏衍随和，区区在有无之间对起，自然不值得讨论。然而只有一件事，秦汉以后，学习王衍所建立的，都是人才所趋向的，所以喜好崇尚门户师承，大体也是想作为进取的资本，只是看他们的品格高低如何罢了。如果国家大计不与他们共同谋划，那么兴废的责任，难道与他们有关吗？正始年间，虽然以虚无起义，然而各位名士即为司马氏父子铲除。等到惠帝怀帝时，虽然以矜夸荒诞成俗，然而晋业已经在武帝之世毁坏。杨骏与各位宗室祸机交发，如激射的箭旋转的车轮，正像张裴那样固执，不能措手足，何况王衍等人？后世竟然把兴亡的事归罪于他们。开始蒙受祸患，而最终承担责任，不知道人们都想作为进取的资本，而世论为什么唯独责备他们很深？难道是因为他们以污浊鄙陋，安于荣达者自认为适宜得到，而俊颖胜特之士最终没有地方容身吗？这真是可怜悯，而务为笃论者所应当认识的。

史书说乐广每以简约的语言分析事理，使人满意，他所不知道的，沉默不语。孔子说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大概缺如。以此自我修养可以，以此综理万物可以吗？裴頠丰博，乐广不能使他屈服。王敦又说乐彦辅短才，如果以有限的知识而取不让的名声，确实是圣贤所贱视的。恐怕史家所载，也有不一定然的。

温羡驳斥张华恢复官爵的议论，引用《晏子》中子克陈乞不到二百字，而古今事节曲尽。温羡年轻时以明朗聪慧著称，看这篇文章定不虚传。刘毅论九品，称所立品格，还访问刁攸，攸不是州里所归附的，不是职分所设置的，不明白这句话，似乎是中正者私下问他的。又说刘良工，攸所下的石公罪攸行，尤其不可理解【傅咸传：臣识石公前在殿上脱衣，为荀恺所奏】如果不是君主素来知名，难道应该只略疏而不析言吗？刘毅陈述八损，虽然精详，然而不如卫瓘。卫瓘说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这是九品始立，有为为之的。又说魏始造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这是论九品得失的要害。李重又说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详此是汉末用兵久，人才自行伍杂进，莫能考察，所以以中正乡论品之，使不得尽由军功。及其弊则反以位定品，并门地子孙皆然，而素行无施，名实乱矣。那么卫瓘的论述，又不如李重的简而可考。按曹操虽然以百战篡汉，而能立中正九品，清浊不杂，仕进者赖之。正始以后，胜流争出，标宇离俗，为国光华，后世固不及远矣。

译史书上称任恺有见识和度量，有治理国家的才干，把国家社稷当作自己的责任。后来被贾充压制，失去职位，见到武帝不再说话，只是哭泣罢了。最终因忧虑而死。不知道像这样的人，是为了自身呢？还是为了国家呢？与《柏舟》《离骚》的意旨相同还是不同呢？

刘颂当时说任恺能够辨别事物、议论事理，有可取之处。史家删削不精，所以后世讽诵时不再有气势。这也是晋代议论兴盛的时候，不可轻视。说武帝时是遭遇衰世，其他人本来没有这种说法。至于说到五等封国，说圣王建立相互制衡的势态，建立邦国如果尽其道理，那么没有方向不可以。虽然古人的议论大多如此，但不能说这就辨别了事物之理。我在《史记》表中已经见过。傅玄、皇甫陶以谏官的身份议论事理，看所下的诏书，说武帝无意于听取言论，可以吗？言辞笃实防顺，超过汉朝的诏令了。傅玄说魏初考核田亩不追求多顷亩，只追求修治功力，所以说田收十余斛，水田数十斛。自从近来增加田顷亩，然而亩才数斛以下。土地的力量有限，虽然人力修治，没有增加或减少十倍的。恐怕这话应当再审查。

傅咸说：“正始年间，何晏负责选举，内外众人都各得其所，灿烂的美好，在这里可以看见。按照陈寿史书、习凿齿书以及王肃、傅嘏等人的议论，都不像这样。那么成败的毁誉，好恶的是非，大概不足以作为千年的准则。而学者相信它太过分了。”

习学记言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习学记言卷三十 宋业适撰《晋书》

列传

阮籍用酣饮放纵来逞示人欲，用谨慎严密来防备世患，进不能显达，退不能隐居，岌岌乎在刑戮之间，深深亲近权贵，勉强保全自身，与群虱在裤裆里有什么区别？而所谓的大人先生，在哪里呢？史书称他本来有济世之志，恰逢魏晋之际，天下多事，名士很少有保全的，因此不参与世事。又说随意独自驾车，不走正道，车迹所到尽头，就痛哭而返。又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唉，世道本来不容易济助，而英雄也有多种途径，不知道阮籍所存的心意如何，而不自容到这种地步，也可哀啊。至于嵇康，则一心沉沦，性与道相合，确实无求于世，不幸龙章凤姿，惊众炫俗，世人独自追求他不止，使他不能以正道终老，大概不是他的罪过。从前孔子担忧世俗多事，他的教化必定以厚待他人、薄待自己，远虑近忧，站立时参看前面，乘车时倚靠车衡，凛然如同兵器加在颈上，而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大概人道之难很厉害啊！那么嵇康虽然想采薇散发以颐养天年，却不可得。悲夫，悲夫！竹林之贤，超过这个就没有可观的了。

秦秀，史书称朝野认为贾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大家都认为秦秀是知言。以鲧、欢兜的奸邪在朝，尚且不能知道，而贾充的不肖野人，从哪里知道？他通晓天下如此。既然这样，那么晋本来与贾充共同兴起国家，而灭亡的形势已经显现了。

贱者是大道的实质，退者是天命的实质。朝中贵显的是建功之臣，野中美善的是全德之士。上有宽明之主，下有听意之人。圣帝开创教化，参合三皇之德，齐同虞夏之风。想要温温和畅，不想要察察明切。想要混混如玄流，不想要荡荡而名发。想要索索条解，不想要契契绳结。想要芸芸无垠，不想要区区分别。想要闇然内章，不想要示白若冰雪。想要醇醇任德，不想要琐琐执法。所以有独定之计的人，不借谋于众人；守不动之安的人，不假虑于群宾。所以能弃外亲之华，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露，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沈。损之不得，测之愈深。这些都是皇甫谧道自分界中的言语，固然不是炫耀文华的人所能达到的。自从韩非、贾谊、枚乘、东方朔、扬雄、班固、张衡、蔡邕、韩愈之流，作这种自喻文字，虽然工拙不同，但意足语贞，没有及得上皇甫谧的。大概推之使去异乎求之不得，有望望戚戚之情。有人说晋无文章，只有陶潜《归去来》，陶潜也是道自分界者，但恐怕应当再详细考察。皇甫谧生前不仕，临终薄葬，尤其可称。所谓一介不取，与旅泊天地，固然无欠余。比起管宁，更有职业罢了。

从魏到隋唐，曹植、陆机是文士之冠。曹植虽然波澜阔而工不逮陆机，但曹植还有汉余体，陆机则格卑气弱。虽然杼轴自成，遂与古人隔绝，致使笔墨道废数百年，可叹啊。然而陆机在文字组织错综之间，实有其功。虽然古今豪杰命世者，也有所不能预，此不可不知。看他讥切曹冏，以退为高而托寄非所，勋烈不就，竟夷其族。乃知文人能言者多，能行者少，固无取于智也。

江统《徙戎论》叙述上世事，虽然简略，已得其理；叙述两汉事，极详。不仅汉魏人能为此议论者绝无，而能知此本末者绝少。汉宣、光，魏武，号为有识，然而都身以戎狄之患遗后，使其国尚未亡，则子孙自当之。大概天下利害，国家大体，思患预防，非圣人不能也。江统与郭钦论此事，相去才一二十年间，固不为深识，然而当时无一人知者。是则虽一二十年，正与数百年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