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集编卷一
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晶，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译你的话通过比较就可以明白。比如冰和水晶，并非不光亮，但与玉相比，自然有一种温润含蓄的气象，没有那么多耀眼的光芒罢了。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隠、羞▯、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扵其心，害扵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集编卷一 宋 真徳秀 撰
梁惠王章句下【凡七章】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魏侯防也都大梁僣称王諡曰惠史记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而孟轲至梁】王曰：「叟，不逺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仁者心之徳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乘去声餍于艳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国危谓将有弑夺之祸乘车数也万乘之国者天子畿内地方千里出车万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车千乘也千乘之国诸侯之国百乘之家诸侯之大夫也弑下杀上也餍足也言臣之于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有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则不弑其君而尽夺之其心未肯以为足也】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此言仁义未尝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义而已之意也遗犹弃也后不急也言仁者必爱其亲义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义而无求利之心则其下化之自亲戴于已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结上文两节之意○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循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豪厘之差千里之缪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或问人之所以为性者五而独举仁义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过乎阴阳五行实一阴阳也故人之所以为性者虽有仁义礼智信之殊然曰：仁义，则其大端已举矣。曰：然则其或主于爱，或主于宜，而所施亦有君亲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发则专主于爱，而爱莫切于爱亲，故人仁则必不遗其亲矣。义者，宜也，其发则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于尊君，故人义则必不后其君矣。曰：子谓仁义未尝不利，则是所谓仁义者，乃所以为求利之资乎？曰：不然也。仁义，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义，循天理而不得不然也。然仁义得于此，则君臣父子之间，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然无一物之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谓“利者，义之和”者，正谓此尔。曰：然则孟子何不以是为言也？曰：仁义固无不利矣，然以是为言，则人之为仁义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则利不可得，而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地。○心之制，亦是就义之全体处説。事之宜，是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説。事之宜，非是就在外之事説看甚麽事来这里，而便有个宜处，这便是义。○问：心之徳、爱之理，俱以体言？心之制、事之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徳，是浑沦説；爱之理，方説到亲切处；心之制，却是説义之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思，湏知程子言“处物为义”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则在心也。○所谓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未说
译杨氏说：《孟子》一书，主旨在于端正人心，教导人们存养本心、涵养本性，收回放逸之心。谈到仁义礼智时，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作为发端。谈到邪说的危害时，说：“邪说产生于内心，就会危害政治。”谈到侍奉君主时，说：“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君主一端正，国家就安定了。”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下功夫。人如果能端正本心，那么就没有什么难办的事了。《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根本只是端正本心、使意念真诚罢了。心端正了，然后才知道本性是善的。所以孟子遇见人就说人性本善，欧阳修却说圣人的教化，人性不是首要的，这可以说是错误的。人性上不能添加任何东西，尧舜之所以成为万世的法则，也只是顺应本性罢了。所谓顺应本性，就是遵循天理。如果在外面运用计谋权术，即使建立了功业，也只是私欲，与圣贤的做法相比，相差天地之远。
钦定四库全书
《孟子集编》卷一 宋 真德秀 撰
梁惠王章句下（共七章）
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是魏侯魏罃，都城在大梁，僭越称王，谥号为惠。《史记》记载，惠王三十五年，以谦卑的礼节和丰厚的财物招揽贤者，孟轲来到梁国）。惠王说：“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也将有对我国有利的建议吗？”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谈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仁是心的德性，爱的原理；义是心的节制，事情的适宜）。大王说：‘怎样对我国有利？’大夫说：‘怎样对我的家族有利？’士人和百姓说：‘怎样对我自身有利？’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其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家族；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害其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家族。从万辆中取千辆，从千辆中取百辆，不能说不多了。如果轻视义而看重利，不夺取全部就不会满足（‘乘’读去声，‘餍’音艳。这是说追求利益的害处，以阐明上文‘何必谈利’的意思。‘征’即取，上取于下，下取于上，所以叫‘交征’。‘国危’指将有弑君夺权的祸患。‘乘’是兵车数，万辆兵车的国家指天子畿内方圆千里，出兵车万辆；千辆兵车的家族指天子公卿采地方圆百里，出兵车千辆；千辆兵车的国家指诸侯国；百辆兵车的家族指诸侯的大夫。‘弑’是臣杀君；‘餍’是满足。意思是臣对君每十分取其一，也已经很多了。如果以义为后而以利为先，那么不弑君而尽夺其权，心里也不肯满足）。没有行仁却抛弃父母的人，没有行义却怠慢君主的人（这是说仁义未尝不利，以阐明上文‘只要有仁义就够了’的意思。‘遗’同‘弃’；‘后’是不急迫。意思是仁者必定爱其父母，义者必定急其所尊之君。所以君主亲身实行仁义而没有求利之心，那么下属受其感化，自然亲近拥戴他）。大王也只说‘仁义就够了’，何必谈利呢？（重复此话来总结上文两节的意思。本章说仁义根植于人心固有，是天理的公义；利心产生于物我对比，是人欲的私心。遵循天理，不求利而自然无不利；遵循人欲，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这就是《孟子》一书开篇的深意，学者应当仔细考察并明辨。有人问：人之所以为性的有五德，为何只举仁义？回答说：天地之所以生万物，不过阴阳五行，实质是一阴阳。所以人之所以为性，虽有仁义礼智信的不同，但说仁义，则大端已举。问：那么有的主于爱，有的主于宜，所施也有君亲的不同，为何？回答说：仁是人，其发动专主于爱，而爱没有比爱父母更切的，所以人仁就必定不抛弃父母。义是宜，其发动则事皆得其宜，而所宜没有比尊君更大的，所以人义就必定不怠慢君主。问：你说仁义未尝不利，那么所谓的仁义，是作为求利的资本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仁义是天理的自然，居仁由义，遵循天理而不得不然。然而仁义得于此，那么君臣父子之间，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然没有一物不得其所的，而最初并没有求利之心。《易经》所谓‘利者，义之和’，正是指这个。问：那么孟子为何不以这个来说呢？回答说：仁义固然无不利，但如果以此来说，那么人做仁义，不免有求利之心。一有求利之心，则利不可得，而害至矣。这是孟子拔本塞源而救其弊的原因。‘心之制’，也是就义的全体处说。‘事之宜’，是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说。‘事之宜’，不是就在外之事说，看什么事来这里，便有个宜处，这便是义。问：‘心之德’、‘爱之理’，俱以体言？‘心之制’、‘事之宜’，俱以用言否？回答说：‘心之德’，是浑沦说；‘爱之理’，方说到亲切处；‘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思，须知程子言‘处物为义’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则在心也。所谓‘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