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修东莱书説卷八 宋 时澜 撰
若即肇修之工夫也。茍拒谏逆贤，汤一身之纪且不修，何以修天下之纪乎？舜嗣位而从五典，禹受命而叙彞伦，汤归亳而肇人纪之修，武王胜殷而汲汲攸叙之访，为君为师者之第一事也。
译这就是开始修治的工夫。如果拒绝劝谏、违背贤人，商汤连自身的纲纪都修治不好，又怎么能修治天下的纲纪呢？舜继承帝位而顺从五典，禹接受天命而梳理常伦，商汤回到亳地而开始修治人间的纲纪，武王战胜殷商而急切地访求所应梳理的秩序，这些都是作为君主和老师的头等大事。
居上克明为下克忠
汤之克明若齐圣广渊易克也，惟克忠为难。求汤不幸处君臣之大变，此心之忠，何以知其克也？当天命未絶之时，桀纣为君，汤武安于为臣，汤武之本心也。及天命之既絶，则桀纣不可以为君矣，故汤武不得已应命而起。故诗人美武王曰：「媚兹一人。」观「媚之一辞」与「忠之一辞」，气象有肃恭之态，而无一毫干名犯分之心。不然，五进伊尹，汤岂不忠于为下邪？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
惟检身若不及，故能于人不求备。大抵用工于自检，实见天下之理如此其难践，实见一身之行如此其难全，则不敢责人之备。盖已之所素甞者，难敢以难望于人哉。
以至于有万▯兹惟艰哉
汤自肇修人纪至检身若不及，工夫之多，践履之深，其得天下如此之难以汤之聪明，其难且尔太甲中材之主，则难又奚止于汤也。
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得之既难，故其虑后世也深。求哲人辅后嗣，制官刑，儆有位，为后世无穷之计。
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徳，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防▯；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古者成童，习舞。恒舞则为愆矣。歌以永言，酣歌则为愆矣。巫者歌舞以降神，恒舞酣歌，所以谓之巫风也。观汤之时，以恒舞酣歌为戒，则知靡靡之乐，非作于商纣之时；郑卫之音，非起于周衰之际。天下之理，正邪对峙，有雅乐则有淫声矣。三风十愆，前六愆因后四愆而生。人之用力，体察当于其所自生也。见圣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则为侮矣。闻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则为逆矣。耆徳之人，一念之隔，则为远；顽童之人，一念之喜，则为比。四愆不免，则六愆随之。卿士▯君，有一于身，必至防亡。非谓一愆之能防亡也。徳不孤，恶亦不孤。有其一则至于二，至于三，而九者从而有矣。有一云者，箴其病于未萌也。
臣下不匡其刑墨
君臣之义，天伦也。臣下不匡其刑，墨以刑而彊驱之，何也？盖臣作朕股肱耳目，腹心之动，股肱耳目之应，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后世人臣之分，移于禄一体之义，析而二，固有视其君之过若不相及者。故汤制刑以惧之，庶几人臣爱身，必无不谏。是则汤之官刑，非威以胁人而使之必谏也，乃所以还其股肱之义而全其天伦也。卿士▯君，各有臣下以匡其愆也。卿士▯君有愆，刑及臣下，交相正之，用至矣。卿士▯君之愆将及防亡，臣下之刑至墨，非过也。
具训于▯士，呜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圣谟洋洋，嘉言孔彰。
具训于▯士，教之于童，▯之▯也。天性未发，人欲未萌，于此而训之，入之深矣。嗣王祗厥身，念哉！一篇之旨，归之于此。故其辞警而意严，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所制官刑，自今观之，皆凛然可畏之事。而其中有洋洋孔彰之象，何也？圣人无本末精粗之间，其悚然可畏，乃生生不穷之理。故见其显然有洋洋发动之意也。不然，三风十愆之戒，徒若法律之语，森然不可犯耳，乌知其中有天理也？伊尹之圣，详味圣谟洋洋之大，而嘉言则甚彰明。盖洒扫应对，乃精义入神之妙，能反三风之训而黙识之，则所谓洋洋孔彰之意自见矣。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徳罔小，万▯惟庆；尔惟不徳罔大，坠厥宗。
惟上帝不常，上帝固不常，而此理则未尝不常也。作有善恶，降有灾祥，何不常之有？非作善之外有所谓百祥，作恶之外有所谓百殃，善与祥，恶与殃，各以▯而相从耳。徳与不徳其小未有不至于大者，观复姤二卦可见。勿以小善为无益而勿修，勿以小恶为无伤而勿去。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而滔天燎原之▯有不可以抑遏者，则所谓“庆万▯坠厥宗”之意明矣。
肆命徂后
太甲上第五 商书
太甲既立不明
孔子序书，断以不明。原
译居于上位者能够明察，居于下位者能够忠诚。
商汤的明察如同齐圣广渊那样容易做到，唯独做到忠诚是困难的。探究商汤不幸处于君臣关系发生巨大变故的境地，他内心的忠诚，凭什么知道他能做到呢？当天命尚未断绝的时候，夏桀商纣作为君主，商汤周武安于做臣子，这是商汤周武的本心。等到天命已经断绝，那么夏桀商纣就不可以再作为君主了，所以商汤周武不得已顺应天命而起兵。因此诗人赞美周武王说：“媚兹一人。”观察“媚”这个词与“忠”这个词，气象有严肃恭敬的态度，而没有丝毫追求名声、僭越本分的心思。不然的话，伊尹五次进见，商汤难道不忠于做臣子吗？
与人相处不要求全责备，检查自身却像怕来不及一样。
正因为检查自身像怕来不及一样，所以才能对人要求不苛刻。大抵在自我检点上用力，确实看到天下的道理如此难以践行，确实看到自身的行为如此难以完善，就不敢要求别人完美。因为自己平时所经历过的困难，怎么敢把困难强加给别人呢。
以至于拥有万邦，这真是艰难啊。
商汤从开始修明人伦纲纪到检查自身像怕来不及一样，工夫之多，践履之深，他得到天下如此艰难，以商汤的聪明才智，尚且如此艰难，太甲作为中等资质的君主，那么艰难又哪里只限于商汤呢。
广泛寻求贤哲之人，让他们辅佐你的后代。制定官员的刑罚，警戒在位的人。
得到天下既然艰难，所以他为后世考虑得很深远。寻求贤哲之人辅佐后代，制定官员的刑罚，警戒在位的人，是为后世做无穷无尽的打算。
说：“如果有经常在宫中跳舞，在室内纵情歌唱的，这叫巫风。如果有贪恋财货美色，经常外出打猎的，这叫淫风。如果有侮辱圣人的言论，违背忠直之言，疏远有德的老臣，亲近愚顽的孩童的，这叫乱风。这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卿士身上有一种，家必定败坏；君主身上有一种，国家必定灭亡。”
古代成童，学习舞蹈。经常跳舞就是过失了。唱歌用来抒发情感，纵情歌唱就是过失了。巫师歌舞来降神，经常跳舞纵情歌唱，所以称为巫风。观察商汤的时代，把经常跳舞纵情歌唱作为警戒，就知道靡靡之音，不是产生于商纣之时；郑卫之音，不是兴起于周朝衰败之际。天下的道理，正邪相对峙，有雅乐就有淫声了。三风十愆，前六种过失因后四种过失而产生。人的用力，体察应当在其产生的根源上。看到圣人的言论，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恭敬，就是侮辱了。听到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合，就是违背了。有德的老臣，一念之间的隔阂，就是疏远；愚顽的孩童，一念之间的喜好，就是亲近。四种过失不免，六种过失就随之而来。卿士和君主，身上有一种，必定导致败亡。不是说一种过失就能导致败亡。德行不孤立，恶行也不孤立。有一种就会发展到两种，发展到三种，而九种过失就随之而有了。有一种的说法，是在疾病未萌发时就加以规劝。
臣下不匡正君主的过失，他们的刑罚是墨刑。
君臣的道义，是天伦关系。臣下不匡正君主的过失，用墨刑来强行驱使，为什么呢？因为臣子作为我的股肱耳目，腹心的动作，股肱耳目的反应，有不知其然而然的默契。后世做臣子的本分，转移到了俸禄上，一体的道义，分析为二，本来就有把君主的过失看作与自己无关的人。所以商汤制定刑罚来使他们恐惧，希望做臣子的人爱惜自身，必定没有不劝谏的。这就是商汤的官员刑罚，不是用威势胁迫人而使他们必定劝谏，而是用来恢复股肱的道义而保全天伦关系。卿士和君主，各有臣下来匡正他们的过失。卿士和君主有过失，刑罚加在臣下身上，互相纠正，用法达到了极致。卿士和君主的过失将导致败亡，臣下的刑罚到墨刑，不是过分。
把训诫详细地告诉卿士，唉！嗣王敬畏自身，要思念啊！圣人的谋略广大，美好的言论非常显著。
把训诫详细地告诉卿士，在孩童时教导他们，这是卿士的职责。天性尚未发动，人欲尚未萌发，在此时教导他们，深入内心了。嗣王敬畏自身，要思念啊！一篇的主旨，归结于此。所以它的言辞警策而意思严肃，圣人的谋略广大，美好的言论非常显著。所制定的官员刑罚，从现在看来，都是凛然可畏的事情。而其中有广大显著的样子，为什么呢？圣人没有本末精粗的区别，那令人恐惧的，是生生不息的道理。所以看到它显然有广大发动的意思。不然的话，三风十愆的警戒，徒然像法律的语言，森严不可侵犯罢了，哪里知道其中有天理呢？伊尹的圣明，详细品味圣人谋略广大的含义，而美好的言论则非常显著。大概洒扫应对，是精义入神的妙处，能够反过来理解三风的训诫而默记在心，那么所谓广大显著的意思自然显现了。
只有上帝不常，做善事就降下百种吉祥，做不善事就降下百种灾殃。你只要有德行，无论多小，万邦都会庆祝；你如果没有德行，无论多大，都会败坏宗庙。
只有上帝不常，上帝固然不常，但这个理却未曾不常。做有善恶，降有灾祥，有什么不常的呢？不是做善事之外有所谓百种吉祥，做恶事之外有所谓百种灾殃，善与吉祥，恶与灾殃，各自以必然性而相随罢了。德行与无德行，其小没有不到达大的，观察复卦和姤卦就可以明白。不要认为小善无益而不修养，不要认为小恶无伤而不去除。像火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开始涌出，而滔天燎原的灾难有不可抑制的，那么所谓“庆祝万邦败坏宗庙”的意思就明白了。
于是命令太甲前往亳都。
太甲上第五 商书
太甲即位后不明德。
孔子编订《尚书》，断定为不明德。原
太甲之过也，盖欲纵之败度。礼皆昬蔽之病，咎在不明耳。况君道常明，不明则反为君之道。故孔子断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过。大抵为恶，虽不止于一端，本原其有外于不明者乎？
译太甲的过错，大概是想放纵自己而败坏法度。礼仪上的缺失都是蒙蔽造成的弊病，罪责在于不明智罢了。况且君主的正道在于常明，不明智就违背了为君之道。所以孔子用“不明”二字来判定，指出太甲的过错。大体上作恶，虽然不止一个方面，但推究其根本，难道有出于不明智之外的原因吗？
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居防之时，有欲纵之败，故伊尹放之。三年之防毕，悔过允徳，复归于亳。人君居防，听于▯宰，礼也。太甲居防于桐宫，防毕已归亳矣，不谓之放君亦可也。孔子崇居忧之义，证尹无放君之事，夫岂不可，而直云放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质之天地而无疑，诏之百世而无愧。太甲之昬迷愤悱，而后可以啓发尹之心，对越成汤而为之，何嫌于形迹？孔子之心，对越伊尹而书之，何嫌而讳避？桐宫之营，密迩先王，先王之严，朝夕临之在上，质之在旁，而败度败礼之习，不得肆焉。然则「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纵欲之心也。使孔子序书，委曲而盖之，是伊尹之为，实于理有所不安，则何以对天地而下报成汤乎？孔子亦若为之讳矣。三年之后，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只、社稷宗庙，罔不只肃。」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顺也。太甲不明，凡所作为，与伊尹相背，所以不顺。所向既异，安能相入哉？伊尹作书曰：「先王顾諟天之明命。顾者，省察也；諟者，提撕也。皆警省之意也。言时时省察提撕，不敢少怠。以是心而承接上下神只，至于宗庙社稷之事，莫不只敬钦肃。」伊尹所以首及此者，人心虽甚涣散，至祭祀之时，无有不诚敬者，此其本心也。故萃涣之卦，必言二假有庙。伊尹欲救太甲纵欲之失，首自其本原正之，深得其理矣。盖汤于祭祀之时，洞洞属属，此心之敬，无不立矣。太甲之心，放而不收，至于纵欲。伊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指汤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监厥徳，用集大命，抚绥万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肆嗣王丕承基绪。
惟汤有此敬心，故天监厥徳，用集大命。自顾諟以下至罔不只肃，皆汤之徳。用云者，命非自外至也，而使之抚绥万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伊尹之心，又极其辛勤辅翼成汤，以安天下之民。夫汤尹君臣同心一体，扶持天下，然后太甲嗣立，有此无疆基绪。太甲何独不明汤尹之心哉？
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夏都亳之西，故谓之西邑。夏尹见夏有道之君，凡百所为，无不纎悉。内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备而无一毫亏阙，不满人意之处。其君如此，是宜为相者亦感动奋发，相与同保其终。夫君道之周，而保终之道在是。周者，谨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徳，周于利之周也。而其中自有惟终之理。相于此时，虽不终者亦将有终，况能自终者，其有终可知矣。
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
后嗣指桀而言也。桀所为不周，恣行暴虐，岂得而有终乎？故臣亦罔见其能有终者。夫桀之相，岂尽无终者邪？自桀之不周观之，君先已罔终矣。感应之理，岂得不然？虽有能终者，亦无所用其力，况与桀俱化者邪？此言欲以感动太甲，尽正己物正之学，则主圣而臣必良矣。参二段而观之，伊尹责任太甲之意何如哉？
嗣王戒哉，祗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闻。伊尹列举善恶之证，明白如此，嗣王岂得不戒哉？君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汤矣。伊尹忠诚恳切，太甲方且以为常，虽聴尹言，若无所念，无所闻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
伊尹作书而太甲方罔念闻。至是又谆谆提耳而言之，故谓之「乃言」。先王昧爽丕显，昧爽者，天未明将分之际也。汤于是时已大自显明，洗濯其心，澡雪其志，坐以待旦。汤待旦之时，其存心养性，湛然清浄，无一毫物累，同乎太虚。不啻日之东升，将照临于天下。以汤此心观之，可谓以勤劳而得天下，似可少逸矣。犹坐以待旦，则下于汤者果如何而勤邪？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
旁求俊彦啓迪后人
旁者求之非一路也。当汤之时，朝廷之上，左右前后，无非俊彦矣。汤之心犹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尽天下之贤，使啓迪于我后之人
译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太甲回到亳都，思念常道。伊尹作了《太甲》三篇。太甲在桐宫守丧的时候，有放纵自己、败坏法度的倾向，所以伊尹放逐了他。三年守丧期满，太甲悔过并表现出诚信的德行，于是回到亳都。国君守丧期间，听从冢宰（宰相）的教导，这是合乎礼制的。太甲在桐宫守丧，丧期结束后已回到亳都，不称他为“放逐君主”也是可以的。孔子推崇守丧期间的哀戚之义，证明伊尹没有放逐君主的行为，这难道不可以吗？那为什么直接说“放逐到桐宫”呢？伊尹和孔子怀着大公无私的心，面对天地而没有疑虑，昭示百世而没有愧疚。太甲的昏乱迷惘和愤懑不平，之后才能启发伊尹的心，为了对得起成汤而这样做，有什么嫌疑需要避讳呢？孔子的心，为了对得起伊尹而记载下来，有什么嫌疑需要避讳呢？桐宫的营建，靠近先王陵墓，先王的威严，早晚都在上面临视，在旁审视，那些败坏法度、违背礼制的习气，就无法肆意妄为了。那么所谓“放逐”，不是放逐他的身体，而是放逐他放纵欲望的心。如果孔子编撰史书，委婉地掩盖这件事，那就是伊尹的行为实际上在道理上有所不安，那么怎么面对天地并向下报答成汤呢？孔子也就似乎在为他避讳了。三年之后，太甲思念常道，伊尹于是作了《太甲》三篇。
只有继位的君王不顺从阿衡（伊尹），伊尹作书说：“先王顾念那上天光明的命令，以此来承接上下神灵、社稷宗庙，没有不恭敬严肃的。”
只有继位的君王不顺从阿衡，顺从就是顺意。太甲不明理，凡是他的所作所为，都与伊尹相违背，所以不顺从。方向既然不同，怎么能相互融洽呢？伊尹作书说：“先王顾念那上天光明的命令。顾，是省察；諟，是提撕。都是警戒省悟的意思。说时时省察提撕，不敢稍有懈怠。用这种心来承接上下神灵，至于宗庙社稷的事情，没有不恭敬严肃的。”伊尹之所以首先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人心虽然非常涣散，但到了祭祀的时候，没有不诚敬的，这是人的本心。所以萃卦的涣散，必定说二爻有庙。伊尹想要挽救太甲放纵欲望的过失，首先从他的本源上纠正，深得其中的道理。大概汤在祭祀的时候，恭敬谨慎，这颗敬畏的心，无不确立。太甲的心，放纵而不收敛，以至于放纵欲望。伊尹想要收回太甲放纵的心，所以指出汤收敛心的做法来治理他。
上天监视他的德行，因此汇聚了大的天命，安抚四方，只有伊尹自身能够辅佐他的君主安定天下，所以继位的君王能够继承基业。
只有汤有这种敬畏的心，所以上天监视他的德行，因此汇聚了大的天命。从“顾諟”以下到“罔不只肃”，都是汤的德行。用，是说天命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让他安抚四方。只有伊尹自身能够辅佐他的君主安定天下，伊尹的心，又极其辛勤地辅佐成汤，以安定天下的百姓。汤和伊尹君臣同心一体，扶持天下，然后太甲继位，拥有这无尽的基业。太甲为什么偏偏不明白汤和伊尹的心呢？
只有伊尹自身先前在西邑夏看到，自从周朝有始终，宰相也有始终。
夏都位于亳的西边，所以称为西邑。伊尹看到夏朝有道的君主，凡是百种作为，无不细致周全。对内修身，对外治理朝廷，大到治理天下，完备而没有丝毫亏缺，没有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君主如此，这是应当做宰相的人也感动奋发，共同保持其始终。君道的周全，而保持始终的道理就在这里。周，是谨慎敬畏到了极点，如孟子所说的“周于德”、“周于利”的周。而其中自有保持始终的道理。宰相在这个时候，即使不能始终的人也将有始终，何况能自己保持始终的人，其有始终就可想而知了。
其后继位的君王不能保持始终，宰相也不能保持始终。
后嗣指桀而言。桀的所作所为不周全，恣意施行暴虐，怎么能保持始终呢？所以臣子也没有见他能保持始终。桀的宰相，难道都是不能保持始终的人吗？从桀的不周全来看，君主已经先不能保持始终了。感应的道理，难道能不是这样吗？即使有能保持始终的人，也无从施展他的力量，何况与桀一起变化的人呢？这话想要感动太甲，尽正己正物的学问，那么君主圣明而臣子必定贤良了。参看这两段来看，伊尹对太甲的责任之意如何呢？
继位的君王要警戒啊，敬重你的君主，君主不像君主，就辱没了你的祖先。君王只知安逸，没有念头听闻。伊尹列举善恶的证据，明白如此，继位的君王怎么能不警戒呢？君主不像君主，不仅自辱，又辱没了你的祖先成汤。伊尹忠诚恳切，太甲却以为平常，虽然听伊尹的话，好像没有念头，没有听闻。
伊尹于是说：“先王在天将亮时就很显明，坐着等待天亮。”
伊尹作书而太甲却无念头听闻。到这里又谆谆教诲，所以称为“乃言”。先王在天将亮时就很显明，昧爽，是天未明将分之际。汤在这个时候已经大自显明，洗涤他的心，澡雪他的志，坐着等待天亮。汤等待天亮的时候，他的存心养性，湛然清净，没有一丝物累，如同太虚。不止是太阳东升，将要照耀天下。以汤这颗心来看，可以说是以勤劳得到天下，似乎可以稍微安逸了。还坐着等待天亮，那么低于汤的人果真如何勤劳呢？伊尹因此暗讽太甲的毛病。
广泛寻求俊才，启迪后人。
旁，是寻求不止一条路。在汤的时候，朝廷之上，左右前后，无非是俊才。汤的心还不自足，正广泛寻求，一定要尽天下的贤人，让他们启迪我后人。
。汤之心以为得天下之艰，常有易失之意。求贤必至于旁求，以啓迪后嗣，为万世子孙之虑者，亦逺矣。
译商汤心中认为得到天下很艰难，常怀有容易失去的忧虑。寻求贤才必定做到广泛搜求，以此启发开导后代子孙，为万世子孙做长远考虑，这种用心也是深远的。
无越厥命以自覆
命者，正理也。禀于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谓命也。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
慎乃俭徳惟懐永图
既言俭徳，又言慎乃盖徳者，本然之理；慎者，用工之地也。俭徳，汤固有之徳也。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源也。太甲欲纵之败，正与俭徳相反。俭者，非特节俭之谓，一念收敛，无非徳之所聚。太甲之病，在于放；伊尹急欲其心收聚，而不放，则精神防聚，所懐者孰非永图？兢兢固守，常有钦谨之意，自然凡事务长久之理。惟其心放而不收，故昬于纵欲，徒视目前之利，此岂久享富贵道理？宜尹以是言箴其病。
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既张其机，欲以发矢，必先省察其括，循于度，然后可释。
钦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怿，万世有辞。王未克变，所谓止者，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忠之▯也。言当钦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汤之所行，则惟朕以怿，万世之后亦有声闻。伊尹视万世之毁誉，其责尽在一身。孟子曰：“伊尹，圣之任也。”于此可见夫伊尹之休戚，系万世之毁誉，则知尹之一身，当商家天下之大期。太甲以能顺我之言，则我欣然悦怿。自尹之怿，似未足为利害也，而万世之辞系焉。盖此见尹任天下之重处。尹之悦怿，见太甲之为有万世垂谟之意，是以尹之怿也，不为尹怿，为万世而怿。其有辞于太甲也，固宜。
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王徂桐宫居忧，克终允徳。王未克变，视罔念闻，亦少异矣，然未有转移之机，其变犹未克也。伊尹爱太甲，眷眷之意，无忿怒之辞，叹惜以为非其本然，乃习与性成耳。深思转移之理，不可复使之日近声色，与左右近习玩狎于不顺之事。营葺桐宫，密迩先王，无俾长与斯世而俱迷。是伊尹己知其迁桐而必变也。人君者，所以指天下之迷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人君之迷，即一世之迷。故曰「世迷」。桐宫，汤所▯之地，庐于墓侧，朝夕有所耸动，玩狎之习日逺，感发之机日接，克变之理在是也。盖此心居于忧，则善端自生，百非不得而入。忧则心收，乐则心放也。王往桐宫，居于忧，果至于克终允徳。伊尹未尝数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告戒之道，斥其过恶则激而不听，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恶自相形也。太甲一篇，合伊训而观之，然后知伊尹纳诲之不可及。后世人臣谏君，至于再三而不从，辞气忿怒，浸至不平。伊尹三节进戒，一节反缓于一节。伊训之作，太甲过未形之时也。其言痛伤，有哀痛不能自已之意。及其过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缓，不伤悼痛切。伊训言：「尔惟不徳，罔大，坠厥宗，坠厥宗则九庙为墟矣！」使人凛然有危惧之意。至太甲但曰「忝厥祖」，「忝祖」之言，视「坠宗」之言，孰为严？其曰「无越厥命以自覆」，「无」之一字，辞旨从容，亦非若「坠厥宗」之断断也。况又曰「惟懐永图，曰万世有辞」，期望之意愈至，详味太甲首篇，温乎春风和气中，有陶然自得之意。及观伊训格言，大训明偹，森严如在武库矛防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夫父母有过，谏之于几微而不从，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心生，则谏诤之言过其伤，多矣。为孝子者，加敬而不违，虽劳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气愈和，其言愈从容，而不敢迫也。伊尹，圣人；太甲，庸君。伊尹，元老；太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圣也。
增修东莱书説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説卷九 宋 时澜 撰
太甲中第六 商书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作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徳，实万世无疆之休。」
太甲既克终允徳，伊尹复辟以冕服奉嗣王，复于亳即君位，乃
译不要超越天命而自取覆亡。
所谓命，就是正理。禀受于天，那不可更改的正理，就是所说的命。假使太甲遵循正理而行，怎么会有覆亡的祸患呢？
谨慎你的节俭之德，只有心怀长远的谋划。
既然说了节俭之德，又说谨慎你的，这是因为德是本然之理；而谨慎，是用功的地方。节俭之德，是成汤本来具有的德行。伊尹用这些话来针砭太甲的弊病根源。太甲想要放纵败坏，正与节俭之德相反。所谓俭，不仅仅是节俭的意思，一念收敛，无不是德行的积聚。太甲的弊病，在于放纵；伊尹急切地希望他内心收聚，而不放纵，那么精神就会防聚，所怀想的哪不是长远的谋划？兢兢业业地固守，常有恭敬谨慎的意思，自然凡事都符合长久之理。正因为内心放纵而不收敛，所以在纵欲上昏昧，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这难道是长久享受富贵的道理吗？伊尹用这些话来针砭他的弊病。
就像虞人张开弓弩，前去审视箭尾是否合乎法度，然后才发射。
虞，是虞人的虞。虞人既然张开了弓弩，想要发射箭矢，必须先审视箭尾，合乎法度，然后才可以发射。
敬重你所应止之处，遵循你祖先成汤所行的道路，只有我因此喜悦，万世之后也有美名。太甲未能改变，所谓止，就是作为君主止于仁，作为臣子止于忠的道理。说应当敬重他所应止之处，遵循你祖先成汤所行的道路，那么只有我因此喜悦，万世之后也有美名流传。伊尹看待万世的毁誉，他的责任全在自己一身。孟子说：“伊尹，是圣人中的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伊尹的休戚，系于万世的毁誉，就知道伊尹一人，担当着商朝天下的大任。太甲如果能顺从我的话，那么我就欣然喜悦。从伊尹的喜悦来看，似乎不足以构成利害，但万世的美名却系于此。这正体现了伊尹承担天下重任的地方。伊尹的喜悦，表明太甲有万世垂范的意思，所以伊尹的喜悦，不是为伊尹自己喜悦，而是为万世而喜悦。他对太甲有美名流传，本是适宜的。
伊尹说：“这是不义，习惯成了本性，我不亲近不顺从的人，在桐宫营建居所，靠近先王，他的训诫不要使世人迷惑。”太甲前往桐宫居丧守孝，能够最终成就诚信之德。太甲未能改变，看待没有念头的听闻，也稍有不同，然而还没有转移的契机，他的改变还未能达成。伊尹爱护太甲，眷眷之意，没有忿怒的言辞，叹息惋惜认为这不是他的本然，而是习惯成了本性罢了。深思转移的道理，不能再让他日渐亲近声色，与左右亲近之人玩狎于不顺从之事。营建桐宫，靠近先王，不要让他长久与这世俗一起迷惑。这是伊尹已经知道迁居桐宫就一定会改变。君主，是用来指点天下迷惑的。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的迷惑，就是一世的迷惑。所以说“世迷”。桐宫，是成汤所居之地，庐于墓侧，朝夕有所耸动，玩狎的习惯日渐远离，感发的契机日渐接近，能够改变的道理就在这里。因为此心居于忧思，那么善端自然产生，各种邪恶不得而入。忧思则内心收敛，快乐则内心放纵。太甲前往桐宫，居于忧思，果然最终成就了诚信之德。伊尹不曾列举太甲的过错，只是反复提及先王，告诫的方法，斥责其过恶就会激起抵触而不听，所以说先王的美好如此，使善恶自然相形。《太甲》一篇，结合《伊训》一起观看，然后才知道伊尹进献教诲的高明不可及。后世臣子劝谏君主，到了再三而不听从，言辞语气忿怒，渐渐至于不平。伊尹三次进谏，一次比一次缓和。《伊训》的写作，是在太甲过错尚未显露之时。其言辞痛伤，有哀痛不能自持的意思。等到过错已经显露，而《太甲》一篇却雍容和缓，不伤悼痛切。《伊训》说：“你只有不德，没有大的，坠毁你的宗庙，坠毁你的宗庙那么九庙就变成废墟了！”使人凛然有危惧的意思。到了《太甲》只说“愧对你的祖先”，“愧对祖先”的话，比起“坠毁宗庙”的话，哪个更严厉？它说“不要超越天命而自取覆亡”，“无”这一字，辞旨从容，也不像“坠毁宗庙”那样决断。况且又说“只有心怀长远的谋划，说万世有美名”，期望的意思更加深切，仔细品味《太甲》首篇，在春风和气中，有陶然自得的意思。等到观看《伊训》的格言，大训明白完备，森严如在武库矛戟森列。为什么呢？臣子侍奉君主，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侍奉父母，微谏见到志向不从，又恭敬不违背，劳苦而不怨恨。父母有过错，在细微处劝谏而不从，常情或许有忿激之心，忿激之心产生，那么谏诤的话就过于伤害，多了。作为孝子，更加恭敬而不违背，虽然劳苦而不怨恨。他的神色更加恭敬，他的气息更加和缓，他的话更加从容，而不敢逼迫。伊尹，是圣人；太甲，是平庸的君主。伊尹，是元老；太甲，是年幼的君主，而侍奉他如同父亲。这就是他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
增修东莱书说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说卷九 宋 时澜 撰
太甲中第六 商书
在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戴着礼帽穿着礼服奉嗣王回到亳。作书说：“百姓没有君主，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没有百姓，不能开辟四方。皇天眷顾保佑商朝，使嗣王能够最终成就他的德行，实在是万世无尽的福佑。”
太甲既然能够最终成就诚信之德，伊尹又恢复他戴着礼帽穿着礼服奉嗣王，回到亳即位，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