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五

译君奭第十八 周书

译召公没有疑虑，周公前辈已经详尽地辨析过了。在召公权势正盛、想要离去的时候，周公反复挽留他，不遗余力。后世在权位相互倾轧的时候，排挤人使他离开的情况很多，而挽留人使他留下的，大概很少了。周公本来不能用后世的标准来衡量。然而大臣秉持的心意，公心则深深担心没有助手，私心则只担心不能专权。公与私之间，是君主应当深刻明察的。

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师，辅佐成王作为左右手。召公不高兴，周公于是作了《君奭》。

功业成就后是不可以居功的。洛邑建成，周公告别准备回去，大概是与召公心意相同。不久成王用尽礼节来挽留他。周公既然幡然改变主意留下了，而召公仍然坚守先前想要退隐的心意，没有改变。所以对于太师、太保、左右、辅相的职位，就不高兴了。周公于是写了这封信，反复开导劝谕，挽留他。于是召公才开始被周公挽留。周公是圣人，看待周公认为去留之间没有差错。召公在自己心意尚未通晓时，不曾因为周公留下而自己也留下，不随便跟随，像这样。等到心意通晓后，不仅暂时留在一时，辅佐成王，又辅佐康王，亲身承担托付孤儿重命之责而不推辞。大概是对周公的话有所体会了。正因为他不随便跟随，所以诚信笃厚。唉，这就是召公之所以为召公的原因吧。

周公好像说：“君奭，不幸啊，上天降下丧乱于殷商，殷商已经丧失了它的天命。我们周朝既然接受了天命，我不敢说：‘它的基业永远可以保持美好，如果上天辅助我们的诚心。’我也不敢说：‘它的最终会出于不祥。’呜呼！君奭已经说过：‘这在于我，我也不敢在上帝面前安宁。’如果不永远思念天威，以及我们的百姓，没有过失违背。只有人在我这里，后嗣子孙大大不能恭敬，上下阻绝丧失前人的光辉，在家不知道天命不易，天难以信任，于是就会丧失天命，不能经历继承前人的恭敬明德，在今天我小子旦不能有所匡正，引导只有前人的光辉施于我幼小的成王。又说：‘天不可信，我的道只在于延继宁王的德行。’天不会轻易放弃文王所受的天命。”

用名分来相称，周初大概还质朴。殷商的丧乱，从后世的私心来说，那么殷商的祸患，就是周朝的福分。《多士》告诫殷民说“弗吊”，不过是怜悯劳苦的言辞。现在周公告诫召公，周家大臣互相说话，也首先说“弗吊”。大概圣贤以天下为心，不幸遇到丧乱，又不幸承担这个责任，难道是所乐于做的吗？上天降下丧乱于殷商，殷商已经丧失了它的天命，我们周朝既然接受了它，用什么来承接它呢？我不敢说：“它的基业永远可以保信，期望达到休盛，只有顺从天意大概可以？”辅助成就我的诚心，我也不敢说：“它的最终会出于不祥，而自弃于不可为。”人对于天，有的依赖而不自我修养，有的恐惧而不自我奋发。说它的基业永远可以保信，是依赖而不修养的人，以为天必定会福佑自己；说它的最终会出于不祥，是恐惧而不奋发的人，以为天必定会祸害自己。天没有必然，必然就不是天了。认为必然的，不是了解天。周公说：“我对于天，岂敢计算祸福必然呢？只有尽在我自己的诚心，以顺从天意罢了。”又叹息引用召公先前的话来质问。召公已经曾经说：“这在于我。”我也像召公的意思，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的命令。何不一起悉心奉天？为什么忽然忘记先前的话，而想要离去呢？《召诰》说天多次说“我不敢知”，与周公好像符合符节，那么召公先前的话可以推知了。不永远思念天威，以及我们的百姓防备，过失违背只有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大不能恭敬上下，阻绝丧失前人的光辉，在家不知道的人，周公告诉召公：“如果不永远思念天威的可畏于今日，我们的百姓没有怨尤违戾的时候，就认为天命已经稳固，民心已经安定，可以退身，而日后的事就只由日后的人，在我后嗣子孙身边的人自己承担责任。”召公的意思虽然像这样，如果万一后嗣大大不能恭敬上下，骄慢奢侈放肆，阻绝丧失祖宗的光辉，那么宗臣的道义可以说“我在家而不知道吗”？本来不能因为已经退隐而逃避责任。何不现在一起努力留下而扶持呢？天命不易，天难以信任，不易大概是天命的道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执着。古先圣王之所以兢兢业业，好像坠入深渊一样。检验我们内心操持舍弃的时候，就知道了。从天来说叫做“不易”，从人观察天来说叫做“难谌”。容易而相信它，那么不曾知道所谓的“不易”，于是就会丧失天命，那么它的灭亡忽然就来了，不能稍微经历岁月，这就是所谓的不易难谌。可以说天命已经稳固而不扶持它吗？继承前人的恭敬明德，在今天我小子旦不能有所匡正，引导只有前人的光辉施于我幼小的成王，既然说了天命难保，又说保住祖宗的基业，责任实在在于周公前人文武。恭敬明德，恭敬承继文武的明德。这个责任虽然在我，我岂能自己有所作为呢？不过启迪开导前人文武的光辉施于我幼小的成王罢了。明德，是光辉的本体；光辉，是明德的发扬。从恭敬承继来说它的本体，从施用来说它的发扬。玩味“非克有正”的话，那么周公退托求助于召公的意思就在其中了。又说

译“天命不可轻信，我的道理在于：只有继承文王的德行，才能延续天命；上天必定不会废弃文王所承受的天命。”凡是分章的地方，都是另起一个话题。又说：“这是记载话语结束后又继续下去的情形，描绘议论的起伏，并将精神一并书写出来。”天命难以把握，固然不可轻信；在我所遵循的道理中，只有思考文王的德行，才能延续世系。上天必定不会废弃文王所受的天命。如果只相信天命而不知道反求诸己，就会把天看作外在的东西；相信文王之所以能得天命的原因，这才是真正相信天的实质。上天的运作，无声无息，效法文王，万民才会信服。寻求天命的人，没有比文王更亲近的了。说这些话，是为了阐发并引导前人光辉的意义，从而终结这一论述。

译周公说：“君奭，我听说在从前成汤接受天命的时候，当时就有伊尹这样的人才，他的德行通达于皇天。在太甲的时候，就有保衡（伊尹）这样的人才。在太戊的时候，就有伊陟、臣扈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德行通达于上帝，巫咸治理王室。在祖乙的时候，就有巫贤这样的人才。在武丁的时候，就有甘盘这样的人才。这些人都遵循并陈述正道，保全并治理好殷朝。所以殷朝的礼仪得以升配于天，历经的岁月很长久。上天纯粹地保佑天命，那么商朝确实使百姓富足，王和臣下无不秉持德行，明显地体恤众人。小臣和作为屏障的侯、甸，何况全都奔走效力。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德行，才称颂并任用他们来治理君主。所以天子在四方有所作为，如同占卜和筮占一样，没有不令人信服的。”

这一章列举商朝六位贤臣的功业，大概是勉励召公能与前人相匹敌。伊尹辅佐成汤，是以圣人辅佐圣人，他的治理教化与天没有间隔，所以说“通达于皇天”，意思是他的德行通于天。伊陟、臣扈辅佐太戊，是以贤人辅佐贤人，他们的治理教化能够契合帝心，所以说“通达于上帝”，意思是他们的德行通于帝。从普遍覆盖包含的角度来说，称之为天；从主宰的角度来说，称之为帝。天好比是性，帝好比是心，起初并不是两回事。凡是《尚书》中有时称天，有时称帝，都是随所指而言，并没有轻重之分。至于这一章对比而言，则显示出圣人与贤人的区别。“通达于上帝”，还是从存有主宰者的角度说的；至于“通达于皇天”，则是浑然一体的天体，不可以从存有主宰者的角度说了。虽然如此，太甲时的保衡，就是以前的伊尹。辅佐成汤则“通达于天”，辅佐太甲则“通达于帝”，为什么呢？并不是伊尹的治理教化不如从前，也不是太甲不如成汤。伊尹对于太甲，也未曾因为太甲不如成汤就降低一等而自我贬低。《咸有一德》篇，本来就用成汤的标准期望太甲，他未进入圣人的境界，未通达皇天，大概是太甲的责任。巫咸也是太戊的辅相，不把他列入伊陟、臣扈的行列，只说他治理王室，为什么呢？巫咸的治理，功绩在王室，而在精微深奥的蕴藏上，还比不上那两位大臣。祖乙时有巫贤，武丁时有甘盘，不说他们的治功高低，大概周公的议论，本来不是为比较人而发的。成汤与太甲、太戊达到治世，有圣人与贤人的差异，他们的言辞不能相同。伊尹对于成汤、太甲所侍奉的，有前后的差异，他们的言辞不能相同。巫咸与伊陟、臣扈同时代，有优劣的差异，他们的言辞不能相同。至于巫贤、甘盘各自在一朝显扬声名，没有什么可疑混的，本来不必斤斤计较地比较。巫咸的事迹，在经书中没有记载了。武丁从前向甘盘学习，后来甘盘隐遁于荒野，而四海仰慕其德行，实际上是传说的力量。舍弃传说而举荐甘盘，大概是因为甘盘是源头，传说是支流，有先河后海的意思。这些人都遵循并陈述正道，保全并治理好殷朝，所以殷朝的礼仪升配于天，历经岁月长久，是说这六位贤臣遵循并深思此道，而功业名声各自陈列，布告于天下，所以殷家的礼仪升而配天，历经长久的岁月。只有天子祭祀以祖先配天，而冕服鼎俎没有不配天之数的。那么配天的礼仪，大概是天子的礼仪。从成汤以诸侯身份升而使用天子的礼仪，长久而不坠失，实在是六位贤臣的力量。六位贤臣所遵循的，都是此道，而心之所至，则有差别。孟子论述伯夷、伊尹、孔子，最后以“这是相同的”作结，也是这个意思。上天纯粹地保佑天命，那么商朝确实使百姓富足，而说“纯”，是说其眷顾天命非常笃厚。眷顾天命非常笃厚，那么因为商家富足、百姓厚待民众，所以上天也厚待他们。这大概是六位贤臣深知根本所在，而祈求上天永保天命。王和臣下无不秉持德行，明显地体恤众人，小臣和作为屏障的侯、甸，王人，就是王。六位贤臣通达君主的心，他们的君主无不秉持君主的德行于上，明恤，就是显比的意思。大概是显然以至公之心抚恤天下，在内则惠及卑贱的小臣，在外则惠及作为藩屏的侯、甸。内说小臣，穷尽其目；外说侯、甸，举其纲。恩意融洽于内外，公平周遍，这就是所秉持的君德。后世的君主私昵小臣、优伶仆隶，光宠显赫，而偏爱一国，如周平王偏袒虢国，防备虽不深，可以称之为明恤吗？何况全都奔走效力，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德行，才称颂并任用他们来治理君主。君德成就，彰信于兆民，凡在四方有所作为，怎么能不像占卜和筮占那样神奇？民众没有不信任的。“乂”的意思，是用规谏箴诲来治理。六位贤臣在下充实民众，在上通达君主，又号召天下的贤俊，使他们朝夕以道德之言涵浸熏陶，以达到无不令人信服的盛况，这才是真正大臣的职业。大臣的职业如此，召公不景仰效法，却急于说退隐吗？

周公说：“君奭，上天赐予长寿，平和通达，保全并治理好殷朝。殷朝继承天命，上天显示威严。现在你长久思念，就有稳固的天命。你的治理清明，我新建立的邦国。”

坦然无私叫做平，格，是通彻三极而没有间隔的意思。上天无私地赐予长寿，只有至平，通彻于天的人，那么长寿的平和就常久悠远，有长寿之道。长寿其当寿，无所加减，这就是所以为天的原因。这就是所以保全治理而长寿殷朝国祚的原因。前章列举成汤、伊尹而

译退朝之后，君臣各自竭尽职责，不亏缺也不偏私，这大概是平正法则的实际体现。上天保佑治理殷商就是这样，到了殷纣王，也继承了天位，却突然遭受灭亡的威严，竟然不能依靠前人的功德而免于祸难，更加显现出上天没有私心、不偏袒长寿的特点。现在你长久地思念，那么就有稳固天命、治理好国家的可能，使我的新建立的周朝得以彰显。周公说天命没有恒常，而将重任归于召公。商朝先代圣王众多，基业深厚，一旦失道就灭亡，上天曾经不因私心而使其长寿。何况我们新建立的周朝，天命尚未稳固呢？你召公努力留下，为周家长久地思念，那么天命就会稳固。国家命运的稳固与否，只取决于召公思念的长久与否，难道能忍心不为此而留下吗？召公如果长久思念，那么天命必定稳固，其治理的成效也会赫然显著地出现在我们新建立的邦国，自身与国家一同显达；否则，自身与国家一同受辱。

译周公说：“君奭，从前上帝裁割、重申并劝勉宁王（文王）的德行，将大的天命集中于他的身上。只有文王能够修治并调和我们的华夏，也只有像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样的贤臣。又说：没有能够往来于君民之间，以引导常教的人。文王认为自己的德行微薄，未能降及国人，也只有纯粹地辅佐、秉持德行，引导并知晓天威，这才使得当时的文王引导显现，覆冒并遍闻于上帝，从而承受了殷商的天命。武王依靠这四位贤臣尚能引导享有禄位，后来他们与武王大行天威，全部诛灭了他们的敌人。只有这四位贤臣彰显武王，只有他们覆冒并大尽称颂武王的德行。现在在我这个小子旦身上，就像渡过大河，我前往与你召公一起渡河，这小子同未在位，千万不要责备我，收敛而不勉励，不及耆老，造作德行而不降下，我就听不到鸣鸟的声音，何况说能够感通商周交替的兴亡呢？这已经可以看见了。如果是在文武之朝，那么召公就在其中回旋飞翔并亲身践履，所以周公再次举出他亲眼所见的事情来警示他。割是裁割，申是重申，劝是劝勉。上帝辅佐文王，裁割他的偏颇，重申并劝勉，以日日更新他的德行，以将大的天命集中于他的身上。德行成就则天命集中，德行是天命的实质，天命是德行的极致。上帝对文王说不要背离，不要羡慕，这是为了裁割文王的德行而达到他密察的功夫。文王升降在帝左右，勤勉不懈的文王美好的名声不止，这是为了重申并劝勉文王的德行而增进他缉熙的学问。文王的密察缉熙，就是上帝的裁割重申劝勉，不再有诏令了。文王既然集中了大的天命，就承担了天下的责任，所以他的心庶几能够修治并调和于诸夏，以尽他的职分。太和虽然贯通古今，充满宇宙而不息，然而纣王作为天下的宗主，穷凶极恶，戾气充塞，而和就缺失了。修治并恢复它，实在是文王的责任。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没有闲暇食用，全部调和万民，这是修治并调和的实质。所谓的修治并调和，大概基于裁割重申劝勉，以修治自己的和推而广之于诸夏。尚克是希望道而未见的心理。如果说已经能够，那么哪里是所谓纯粹而不止呢？文王之所以内进他的德行，外和诸夏，合内外之道，大概也有贤哲的辅佐。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五位臣子，都互相依附先后辅佐文王，可以说是兴盛了。文王仍然觉得不足，又说：人才少，没有能够往来于君民之间，以引导常教于下的人，所以文王自视蔑有少德降于国人，贤已众。”而视之，若寡德已盛，而视之，若无此，乃纯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闻此言，反视已之功业，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谓成而欲去乎？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纯一佐佑，秉德不移，蹈履至到，实知天威，以显其君，而受殷命，故曰“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迪见者，蹈履而实见，非小知之窥测也；冒闻者，覆冒而遍闻，非一事之感格也。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孔氏谓虢叔先没，意其或有所传欤？武王继世，文王五臣虽一人先没，惟此四人者尚蹈有禄位，盖言赖故老之犹存也。后暨武王诞〇天威，咸刘厥敌者，言四人后与武王大〇天讨，防刘其敌，盖言其集大勋也。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者，既集大勋，遂显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尽称武王之德，盖言其达声教于四海也。造端于文王，故论其原；成终于武王，故论其效，固相为终始也。师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预五臣之列，盖一时议论或详或畧，随意而言，主于留召公而非欲为人物之评也。文武君臣于天人之际，佑曰“纯佑”，知曰“迪知”，见曰“迪见”，闻曰“冒闻”，将曰“诞将”，称曰“单称”，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极其效，非若后世乍出乍入，安于小成者之为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者，周公言今两圣五贤之责皆在我之一身，惧不能胜，若游大川，罔知津涯，岂能独济哉？予往与汝召公其共济可也，求助之切也。小子同未在位，诞无我责者，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虽已亲政，然幼冲小子，未知艰难，政当同未在位之时，而尽瘁扶持之，不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责我以当去也。收罔勗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者？言召公若收敛退藏，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逮，以耉老为德，高视远引，不降心而屈留，则周家之治可忧矣。鸣鸟盖是时，周方盛隆，鸣凤在郊，卷阿鸣于高冈者，乃咏其实。周公谓召公：“若收敛以老成自居，不屑国事，则我岂能独保今日之盛？在郊之凤，〇藏而不复闻其鸣，况敢言进此而有所感格乎？”自后世观之，天下

译可以没有召公，不可以没有周公。然而周公在召公离去时，反而惶恐不安，只怕召公不留下。这正是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

译周公说：“唉！希望您能借鉴于此。我们承受天命，福泽无边，但也极为艰难。告诉您，您的谋略应当宽宏，我不愿让后人因我们而迷惑。”

周公历数文王、武王时期辅弼大臣的盛况，又叹息着告诉召公：“希望您能借鉴于此，勉励自己视此而自强。”周公说“我承受天命，福泽无边，但也极为艰难”，这是周公深思王业，一方面欢喜，一方面畏惧。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其福泽是无边的。追溯后稷、公刘以来，积累缔造，那艰难也是极大的。想到福泽，难道不可喜吗？固然应当有所继承。想到艰难，难道不可惧吗？固然应当有所保全。如果只想洁身自好，而不为社稷做深远的考虑，那就是固执狭隘到了极点。告诉您“您的谋略应当宽宏”，是告诉召公不要狭隘。想要离去，何不谋划如何做到宽宏呢？郑玄认为召公不高兴似乎是因为狭隘急躁，所以让他谋划宽宏之道，这是对的。大概大臣的位置，是各种责难汇聚的地方，面对震撼冲击，要求他镇定；面对辛甘燥湿，要求他调和；面对盘根错节，要求他解开舒缓；面对黑暗污浊，要求他包容接纳。如果不是心胸开阔、气量宏大，以及那些患得患失、贪恋权位的人，未曾没有翩然离去的意思。何况召公亲身经历了巨大的变故，在破斧缺斨的时候，委屈周旋，心力交瘁，又不同于平时的大臣。只是因为成王尚未亲政，不敢请求退休罢了。一旦政柄有了归属，正想实现前日的志向，反而不能如愿，这就是他心中不快的原因。这固然如此，何不谋划如何做到宽宏呢？如果真心宽宏，远思文王、武王王业的艰难，舒展四肢，为长远的大局做规划，那么向来倦怠、急躁、狭隘的毛病，自然会在平和宽宏的境界中消融了。周公说“我不愿让后人迷惑”，是周公说“我终究不会独善其身而使后人迷乱”，这大概是周公自述自己不去的原因，同时也以此勉励召公。

周公说：“前人倾吐心意，于是完全命令你作为你民众的准则。说：‘你应当明确勉励，辅佐君王，务必诚实地承担这重大的天命。只有文王的德行，才能大大地承受这无边的忧责。’”

这一章列举文王、武王之所以命令召公的话，来感动他。前人倾吐心意，于是完全命令你作为你民众的准则，说：“你应当明确勉励，辅佐君王，务必诚实地承担这重大的天命”，这里的“前人”指的是文王、武王。文王、武王布宣他们的心意，于是完全倾倒以命令你。召公被置于辅佐之位，作为仪表和刑范，供人瞻仰，使他成为你民众的根本准则。他们命令的言辞说：“你应当明确勉励，以配偶辅佐君王，天命如此重大。”作为召公，在于至诚服从，承担这重大的天命不可失坠。现在如果匆忙离去，那就是失坠这天命而不是承担这天命了。只有文王的德行，才能大大地承受这无边的忧责，这是又追述文王的特殊恩遇来感动他。召公纵然不为成王留下，不为周公留下，难道不应当只念及文王往日眷顾的厚德，为我们周家承受无穷的忧责吗？想召公听到这些话，必定会在内心悚然动容。《洛诰》中周公再次挽留，实在是因为文王、武王的缘故。现在召公想要离去，周公再次举出文王、武王来感动他，不仅是因为周、召二人同心，而且是因为文王、武王使人即使在两代之后也念念不忘。周公父子兄弟之间固然不必说，而召公为此身老而不敢言归，那么他对待大臣的态度也可以推知了。

周公说：“告诉您，我确实信任保奭。如果你能恭敬，让我借鉴于殷商灭亡的大灾祸。于是念及我的天威，我不确实像这样告诫。我只说：辅助我们二人，你有契合吗？”周公说：“在这二人之时，天降福泽更加到来。只有这二人，不能胜任。如果你能恭敬，德行光明我俊美的民众，在于让后人于伟大的时代。”唉！笃实辅佐这二人，我才能到达今天的福泽。我们都成就了文王的功业而不懈怠，大大地覆盖海隅日出之处，没有不顺从的。

告诉您，我确实信任保奭。凡是用来告诉召公的话，都是我所确实信允当而不可改变的，不是随便说的，保奭是称呼他的官职而告诉他的。如果你能恭敬，让我借鉴于殷商灭亡的大灾祸，于是念及我的天威，这是深深勉励召公敬畏上天。这种心如果不存，那么即使前日天降祸于殷商，覆辙未远，还不知道反省。你用力于恭敬，为我借鉴观察殷亡的大乱，因此念及我的天威之可畏，从而在当时保全它。这种心如果存在，那么天威就凛然可畏了。借鉴殷商，是召公所自借鉴的，而说“以我”是因为周公以他的重望来敦勉他。召公是成德的大贤，他的操守存养已经很熟了。牧野之战的事，难道有遗漏而忽然忘记的吗？大概心不可有所偏执，当他想要退隐的心重时，心就偏执于退隐了。偏执于此，就会遗漏彼此，周公所以大加警戒他以操持存养之功。然而召公所谓不存，难道像常人那样吗？也只是毫厘之间罢了。只有周公能看见，只有周公能治理。当他们相与交谈，稍微有不宽宏，随即用“告诉您，您的谋略应当宽宏”来开导他。稍微有不存，随即用“如果你能恭敬”来收敛他。在眇忽无形的际遇中开导收敛，这是将洙泗炉锤的妙用，用于丰镐鼎铉之间，何其兴盛啊。周公又说：“我不信，只今日像这样告谕，我固然常想：所以念天威而保全它，实在因为你我二人，岂可舍去？”大概曾问你：“你的见解与此契合吗？不契合吗？”你却说：“确实如此。二人只是天降福泽更加到来，功业日益兴盛，福禄日益增加，只是我们二人不能胜任，何不一起避开满盈呢？”

译你如果能够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抑制畏惧之心，明察并提拔贤能之人，将他们安排在各个职位上，以尽到大臣的职责，从而开启上天深厚的福佑，不要只是惶恐不安地想要离职。如果将来天下太平无事，那么在你推让给后人、在大业鼎盛之时超然隐退，我不禁止你。但现在难道是辞官的时候吗？周公再次叹息说道：“坚定辅佐君主的人，是我们两人。我们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美好的兴盛局面，功业已经显现，应当坚持到底。因此我希望能不懈怠地完成文王的功业，勤勉努力，直到太阳升起的大海边缘，使天下无不顺从服从，听从上天的驱使，然后我的心才感到满足，才不负大臣的职责，才可以说时机成熟，可以退位让给后人。”此后，召公历经成王、康王时期仍然没有放下大政，难道不是念及“大海边缘无不顺从”的话，而自认为常常有所欠缺吗？

译周公说：“君主你不顺从我的意愿到这种地步，多次告诫你。我只是因为怜悯上天对百姓的养育，想要生养他们，实在非常艰难。现在刚有头绪，召公你却舍弃离去而不肯成就它，这确实非常令人怜悯。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生养万物，周公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所以看到贤者想要离去，百姓无法顺利生存，就为上天感到怜悯。之前用文王武王来挽留召公，现在用上天的意愿来挽留召公，心意更加恳切了。召公怎敢不留下呢？”

周公说：“唉！君主你既然知道百姓的德行，也没有不能做到的。起初要考虑到最终的结果，恭敬地按照这样做，恭敬地用来治理国家。”

召公想要离去，是因为看到百姓没有过失违抗，认为民心已经安定，是可以保全的，这是他想要离去的根本原因。所以文章的结尾再次深入阐述民情难以保全，以警示他。叹息着对召公说：“只有你经历长久，熟练知晓，固然知道百姓的德行也没有不能做到起初那样的，今天没有过失违抗，大概也是容易的事。只是考虑到最终则难以保全而令人畏惧罢了。你要恭敬顺从这番告诫，思考保全百姓的艰难，然后前往。恭敬地运用你的治理，不可轻忽。”这是召公已经留下，周公告诫他派遣他去任职的话。然而《洛诰》中周公的挽留，则有应答记载在简册上，这篇却没有召公肯留下的话语。大概召公对于周公，就像颜回对于孔子那样不违背且看似愚钝，他领受的心意，本来就已经在眉宇眼神之间显现了。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七《宋》时澜撰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书

周文王的兴隆，而蔡叔却沦为囚徒；蔡叔沦为囚徒，而蔡仲却被封为诸侯。安定中或许产生危险，危险中或许产生安定。二者相互转化。

蔡叔死后，周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之位，于是作了《蔡仲之命》。

唉！孔子编次《尚书》，多么深刻地洞察周公的心意啊！周公囚禁蔡叔，难道是不得已吗？在蔡叔死之前，周公的心意，可以说是希望他能够改正，我每天都在盼望他，难道忍心立刻断定蔡叔不能改正吗？蔡叔既然死了，这种希望断绝了。于是将平日对蔡叔极致的友爱之情，无法施加于蔡叔的，一并施加于蔡仲，命令诸侯将他封在蔡地。《尚书》说：“蔡叔死后，周王命令蔡仲继承诸侯之位。”唉！多么深刻地洞察周公的心意啊！

只有周公担任冢宰，整顿百官。群叔散布流言，于是将管叔在商地施以刑罚，将蔡叔囚禁在郭邻，用七辆车子，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不予齿录。蔡仲能够任用恭敬的德行，周公让他担任卿士。蔡叔死后，于是命令诸侯将他封在蔡地。冢宰位居六卿之首而统领百官，是天子的宰相。周公以三公的身份而下行使宰相的职权。周朝制度常常让三公兼任六卿，其中确有深意。三公没有具体职务，六卿则分掌具体职务。三公讨论治国大道，六卿则执行大道。让三公兼任六卿，将精微与粗浅、源头与流末统一于一体，分离就不是大道了。史书先记载“只有周公担任冢宰，整顿百官”，接着记载“群叔散布流言”，以此来确立三叔的罪责。在君主年少、国家疑虑之时，冢宰的位置是社稷和百姓的根本。这个位置一旦动摇，那么天下就岌岌可危了。现在周公担任冢宰，整顿百官，而三叔却散布流言煽动叛乱，来动摇它，这难道是周公一人的利害吗？这是想要倾覆文王武王的社稷，使四海的生灵陷入苦难，得罪上天，得罪宗庙，上天的讨伐所加，不是周公所能私相决断的。象想要杀舜，舜处在卑微的地位，其祸害只限于一身，所以舜能够实现他友爱的心意。周公的位置则关系到天下的安危，虽然想要对三叔实现友爱的心意，也无法做到。心意相同而地位不同。于是将管叔在商地施以刑罚，是因为他始作俑者制造祸乱，不能赦免，“致”字含有难以处决的意思，所以深刻表明周公的不得已。将蔡叔囚禁在郭邻，用七辆车子，是因为蔡叔的罪责次于管叔，所以不杀而囚禁，还跟随他七辆车子，这就不同于普通百姓的捆绑囚禁，这是亲近亲属的恩惠。将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不予齿录，是因为霍叔的罪责又次于蔡叔，所以不囚禁而降编入民伍，刚满三年就恢复他的封国。对于蔡叔、霍叔每次都寻求从轻发落，由此可知周公对于管叔，也是想要寻求让他活命而不可得。蔡仲能够任用恭敬的德行，周公让他担任卿士，是因为周公对三叔的刑罚感到局促不安，友爱之情郁结不畅，幸好蔡仲能够以恭敬之心对待德行，就迅速提拔他，虽然是为官职选择人才，也是以此稍微释怀这份遗憾。蔡叔死后，于是命令诸侯将他封在蔡地，是因为蔡叔迷惑不返，虽然命令他的儿子在王位下，归还他的旧封，但我心中终究不满足。

周王说：“小子，为什么只有你遵循德行改正行为，能够谨慎你的谋划，所以我命令你在东方土地做诸侯，前往就任你的封地。要恭敬啊！你应当掩盖前人的过失，只有忠诚只有孝顺。你应当从自身开始迈步，能够勤勉不懈怠，以此垂范你的后代，遵循你祖父文王的常训，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

任命书的言辞，虽然称是成王的命令，实际上是周公的心意。遵循德行，是遵循文王的德行；改正行为，是改正蔡叔的行为。对于善称为德行，说的是它本来的样子；对于恶称为行为，说的是只是所行之过，而不是本性的真实样子。蔡仲生于忧患，以祖父为鉴戒以父亲为惩戒，是能够谨慎他的道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