増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一
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惟三月丙午朏，三月初一日也。初三日戊申，召公乃侵晨至洛，卜其所居。太保于二十一日受成王命而行。初五日至，夫自丰至洛，不必半月经涉如此者，圣贤举事详审顾定，故以半月在道审定规摹。及至于洛，举而行之。况道涂顿敝，精神未定，故三日之后诚敬既存，方往洛邑卜宅。至则即卜，非可以防履之精神临之也。卜者，古人举事必用稽疑。召公见至公之理甚明，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往卜之。卜之既吉，乃经营作洛之事。
译洛邑，占卜其居处。既得吉兆，便进行规划营造。
三月丙午日，即三月初一。初三日戊申，召公于是清晨抵达洛邑，占卜其居所。太保在二十一日接受成王的命令后出发。初五日到达，从丰京到洛邑，不必历经半个月如此之久，圣贤行事详审顾定，所以用半个月在途中审定规划。等到到达洛邑，便着手施行。况且路途劳顿疲惫，精神尚未安定，所以三天之后诚敬之心既已确立，才前往洛邑占卜居处。到达后立即占卜，不能用匆忙赶路的精神来对待。占卜，是古人做事必定用来决断疑难。召公见到公正的道理非常明白，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定前往占卜。占卜结果吉利，于是开始经营建造洛邑的事宜。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既得吉卜，后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殷民筑洛之基址。工筑之事方兴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者，社稷宗庙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纲皆定。翼日之朝，周公于是来洛，徧观召公之经营。周公总大体而巳召公既役，周公乃观上相之体。当然，古人爲治之体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天祭地也。周公既巳达观新邑，乃用工起宫室。欲坐明堂以朝诸侯，爲无穷之计。先祭天地，而后用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祭之七日，周公方以书命殷之众诸侯，使来助役。作洛，国家之大事也。古者王室有大事，诸侯莫不赴役。既命殷民，殷民皆趋事赴功。大抵古人作事规摹，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受命，初五日至洛，何以延▯半月？乍至之初，精神未定，未可告神明也。旣卜之后，不即营治，必三日庚戌，方以殷众作基址者。卜旣得吉，相视筹度，某处可筑，某处可造，故三日而后工筑兴也。既筑之后，五日位成，又何以能成位于五日之间？先王仁恩浃洽，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乐事赴功，故其功速。亦见古之建都邑，不穷奢侈，上栋下雨，以待风雨，非若后人规摹广大，经年而不成也。况古人爲学，精粗通贯，作洛之事，召公谙练精熟，计预事果，不费疑滞，五日即成也。规摹既成，周公乃观。既观之矣，三日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赴役之民用工。周公又何以迁延至十二日也？古人举事，其事愈大，其动愈迟。十二日之间，反覆经营，规摹全备。用工之后，不愆于素，葢不于斤斧纷纭之时，始有商议也。庶殷丕作者，周公命殷庶其至，未一庐舎未定，乃能欣然而大兴作。非圣人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何以感其丕作也？夫侯甸男▯伯趋事赴功可也，至于雠民丕作，乃见周公感人之深。史官书此，其意深矣。
太保乃以庶▯冡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章，诸儒之说不同。一说，成王不在洛，止告周公。谓王不在洛，则可谓告周公，则一篇无告周公之辞也。又一说，谓终篇戒成王。成王在洛，告周公与告成王同。使成王果在洛，召公以天下诸侯取币来献者，何以不即归之成王，而归之周公？序言成王在丰，不闻在洛。史官言使太保先相宅，本非自来也。葢洛邑事毕，周公欲归宗周，召公乃取天下诸侯贽见币物献之周公，使达之王。召公欲陈戒于成王，故与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陈于公及王。」虽与周公言，乃欲周公以诸侯之币与召公之戒并达于王也。召公谓今洛邑巳成，欲归诰告殷民，根本乃自于御事，皆不敢指成王，故谓之御事。如今称人爲足下、执事之谓也。
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巳上皆告成王之辞，因周公以达王也。元者，长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长子也。商本天之长子，后世失道，天即换易，而商之命亦转而爲周之命矣。皇天之无亲，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葢有无穷之休矣。然而遗大投艰，天下之责，在一身，所可忧者，葢亦无穷。呜呼！王其若之何？天以元子之责，改与成王，王何以当之？其可不敬乎！辞之恳恻，感动之至深也。
天既遐终大▯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徳。
以大▯之殷一失厥道，天即弃絶其命。堂堂大▯，既爲天所弃絶，今当如何？且商家贤圣之君六七作，在天之先哲王，可以凭藉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今观之，皆不可凭籍扶持矣。则成王安可尽
译过了三天，庚戌日，太保便率领殷商的遗民在洛水之滨举行奠基仪式。又过了五天，甲寅日，宫室的位置确定下来。到了第二天，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邑，于是全面视察新邑的经营情况。既然得到了吉利的占卜，过了三天，庚戌日，召公便率领殷商遗民开始构筑洛邑的基址。建筑工程刚刚兴起。又过了五天，甲寅日，宫室的位置便确立完成。所谓“位”，是指社稷和宗庙的位置。基址既已建成，大体格局都已确定。第二天早晨，周公于是来到洛邑，全面视察召公的经营成果。周公总揽大体，召公具体执行，周公于是视察上相辅佐的体制。这当然是古人治理国家的体制。
过了三天，丁巳日，在郊外祭祀，用两头牛。到了第二天，戊午日，在新邑祭祀社神，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
郊祭是祭天，社祭是祭地。周公既然已经全面视察了新邑，便动用人力开始建造宫室。想要坐在明堂朝见诸侯，为长远做打算。所以先祭祀天地，然后才动用人力。
过了七天，甲子日，周公于是举行朝会，用文书命令殷商的众诸侯、甸服、男服以及众伯。既然已经命令了殷商遗民，殷商遗民便大力劳作。
祭祀后的第七天，周公才用文书命令殷商的众诸侯，让他们来协助劳役。建造洛邑，是国家的大事。古时候王室有大事，诸侯没有不前往服役的。既然命令了殷商遗民，殷商遗民都争先恐后地投入工作。大抵古人做事的规模，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接受命令，初五日到洛邑，为什么拖延了半个月？刚到之初，精神尚未安定，不可以告祭神明。既然占卜得到吉兆，不立即营建，一定要等到三天后的庚戌日，才率领殷商众人构筑基址。占卜既然得到吉兆，观察测量，哪里可以筑墙，哪里可以建造，所以三天之后工程才兴起。既然开始构筑，五天位置就确立，为什么能在五天之间完成？先王的仁恩普及，规划经营，百姓努力，不几天就完成，乐于做事，奔赴工程，所以功效迅速。也可见古代建造都城，不穷尽奢侈，上盖栋梁下铺瓦片，以抵御风雨，不像后人规模广大，经年而不能完成。况且古人做学问，精粗贯通，建造洛邑的事，召公熟练精通，计划预先确定，事情果断，不费迟疑，五天就完成。规模既已建成，周公于是视察。既然视察了，三天后祭天，第二天祭地，又过了七天才命令服役的民众动工。周公为什么拖延到十二天？古人做事，事情越大，行动越迟缓。十二天之间，反复经营，规模完备。动工之后，不违背初衷，大概不是在斧斤纷乱的时候，才开始商议。殷商遗民大力劳作，周公命令殷商遗民到来，虽然房屋尚未安定，却能欣然大力劳作。如果不是圣人安抚他们就来，调动他们就和谐，怎么能感动他们大力劳作？侯、甸、男、众伯争先恐后地投入工作是可以的，至于仇视的民众大力劳作，才可见周公感动人至深。史官记载这些，用意深远。
太保于是率领众冡君出来，取来币帛，又回去，赐给周公说：“拜手稽首，禀告成王，如同您告诫殷商遗民，以及您的办事人员。”
这一章，诸儒的说法不同。一种说法，成王不在洛邑，只告诉周公。说成王不在洛邑，那么可以说告诉周公，那么一篇中没有告诉周公的话。又一种说法，说终篇是告诫成王。成王在洛邑，告诉周公和告诉成王一样。如果成王果然在洛邑，召公率领天下诸侯取币帛来献，为什么不立即给成王，而给周公？序言说成王在丰，没听说在洛邑。史官说让太保先相宅，本来不是亲自来的。大概洛邑的事完毕，周公想回宗周，召公便取天下诸侯的贽见币帛献给周公，让他转达给成王。召公想向成王陈述告诫，所以对周公说：“拜手稽首，陈述给您和成王。”虽然对周公说，却是想让周公把诸侯的币帛和召公的告诫一起转达给成王。召公说现在洛邑已经建成，想回去告诫殷商遗民，根本在于办事人员，都不敢直指成王，所以称他们为办事人员。就像现在称人为足下、执事一样。
唉！皇天上帝，改变了它的长子，这就是大国殷商的命运。只有王接受天命，无穷的是美善，无穷的也是忧虑。唉！怎么能不恭敬呢？
以上都是告诉成王的话，通过周公转达给成王。元，是长的意思。代天做儿子，就是天的长子。商本是天的长子，后世失道，天就更换，而商的命运也就转而成为周的命运了。皇天没有私亲，就是这样！现在王接受天命，拥有四方，大概有无穷的美善了。然而遗留重大艰难，天下的责任，在一人身上，所可忧虑的，大概也是无穷的。唉！王该怎么办？天把长子的责任，改给成王，王怎么承担？能不恭敬吗！言辞恳切，感动至深。
天既然远远终结了大殷商的命运，这殷商许多先哲王，在天上的，以及他们的后王后民，这服从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最终智慧隐藏，弊病存在，才知道保护怀抱携带他们的妻儿，以哀求天，走向他们的灭亡，出去被执。唉！天也哀怜四方民众，他的眷顾命令用来勉励，王赶快恭敬德行。
以大殷商一失去它的道，天就弃绝它的命运。堂堂大殷商，既然被天弃绝，现在该怎么办？况且商家贤圣的君主六七次出现，在天上的先哲王，可以凭藉扶持的多了。如果可以世代享受天命，从现在看，都不可以凭藉扶持了。那么成王怎么可以完全
凭藉太王、王季、文武也？商之厥后子孙，不称天意，多见逺识者，则使之藏隐而留于王朝者，皆瘝病多害之人。以此治民，故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皆保抱携持其妇子以号呼于天，欲奔亡而避恶政。出则爲纣所执，以此见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尚行于国中，其法度尚严密，出奔者即就拘执。民果不能如纣何？而纣果能胜天下矣。然其所以终于亡者，纣之力能胜百姓，而不能胜天。民之奔亡者，纣即执之，固在威虐之中。至天哀于四方民，纣之威虐亦无所用。人力岂可以胜天哉？今王受天之眷命，必当懋勉用力，疾速于敬徳可也。召公之言至此尤切。
译（周朝兴起）是凭借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功德吗？商朝后来的子孙，不顺应天意，那些多有远见的人，则让他们隐藏起来而留在王朝中的，都是患有疾病、带来祸害的人。用这样的人治理百姓，所以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离散，都怀抱扶持他们的妻儿向天呼号，想要逃亡以躲避暴政。出逃就被纣王抓获，由此可以看出商朝的灭亡，并非因为国力衰弱。它的威令还在国内施行，它的法度依然严密，出逃的人随即就被拘捕。百姓果真不能把纣王怎么样吗？而纣王果真能战胜天下吗？然而他最终灭亡的原因，是纣王的力量能战胜百姓，却不能战胜上天。百姓逃亡，纣王就抓捕他们，他们固然处于威逼虐待之中。等到上天怜悯四方的百姓，纣王的威逼虐待也就无处施用了。人力难道可以战胜上天吗？现在大王承受上天的眷顾与使命，一定要勤勉努力，迅速恭敬地修德就可以了。召公的话到这里尤其恳切。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夀耉，曰：「其稽我古人之徳，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
我相古先王有夏，▯之于子，从而导迪保祐之，而夏能保天意，而顺若天，于夏如此，夏先王于天如此，非不可爲后世凭藉扶持。以今观之，既坠其命矣。又相有殷，天之所以导迪保祐者，亦非不尽其至，而汤亦能稽顺天意。以今观之，亦坠其命矣。然则前人诚不可▯也。今王以幼冲而继嗣，必无遗老成人询以事天治国之理。王果能不遗老成人，我方谓王能稽古人之徳，况谓庶几能稽谋？自天言，咨询老成，方庶几尔。
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后用，顾畏于民碞。
召公前既言先王难恃天命难知能询谋故老方庶几知此恐成王自尊而抑之也圣贤立言本末全备既抑之必又进之故叹息而言「王虽冲子巳爲天之元子矣爲天之元子茍大能以至诚包容覆育小民则今即有休美矣」此以进成王也前之抑所以虚其心后之进所以彊其志王既爲天之元子即当自此用力亦王其疾敬徳之意何者未爲元子尚可停俟既居元子之位安得不即用力乎碞险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之险当常常顾畏也
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来都洛，葢将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托周公之言以戒，观此则《召诰》非告周公明矣。「旦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万民，皆自此出。称「旦曰」者，君前臣名也。王来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爲此太规摹，有此大功业，天命至此方有所成，以之治民，今必休矣。古人举事规摹广大，洛邑之作，上与天同大，感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爲此而作洛，规摹岂不大哉？周至文武，天命巳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者，恐成王恃天命之巳成，欲其以未成居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徳。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王今必当先服殷之御事，使来比附，介助我周家之御事，不可以商周二其心，要在一视同仁，使商之臣与周之臣合而爲一节。抑商臣之性，渐染陶成，日进一日，至于日日进新也。然又在王以身率之，王欲用敬徳之功，当爲所不可不敬之徳，葢不得不然者，非有勉彊如饥食渇饮之常，莫之爲而爲者耳。至于莫之爲而爲，则其动也天，自然一视同仁，合商周爲一体，混新旧爲一致，此疾敬徳之工夫也。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歴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徳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歴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徳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又再言夏商存亡以告成王，恐其听之畧也。夏商之所以兴亡，所以长短，皆非我之所能知。惟不敬徳者即亡，兴亡长短不观于天，惟观于敬，此召公见之之的也。夏商之天命葢如此，今既受此命，其可不思夏商之所以长，所以短者，鉴之以续其事功？又况王乃初有基业者，又不可以比前也。王乃初服者，初有基业，无他▯恃，其可不敬？
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歴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徳，王其徳之用，祈天永命。
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于初生。自初生而保养，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来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歴年，正在今日。知今我初服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哲命、吉凶命、歴年之时也。提而省之，往都新邑，敬徳，安可少缓？王惟用徳，乃可祈天永命。言祈天永命，无他术，止有敬徳爲可耳。曰：祈者，欲成王知
译考察古代的民众，夏朝时，上天引导并保佑其君主，他面审上天的意旨而顺从，如今却已坠失了天命。考察殷朝，上天引导并保佑其君主，他面审上天的意旨而顺从，如今也已坠失了天命。如今年轻的君主继承大统，如果不遗漏那些长寿的耆老，说：“应当考察古人的德行，况且说能够考察谋划来自上天。”
我考察古代先王夏朝，上天对于夏后，从而引导保佑他，而夏后能够保持天意，顺从天命，夏朝如此，夏先王对天如此，并非不可作为后世的凭借和扶持。以现在来看，已经坠失了天命。又考察殷朝，上天之所以引导保佑的，也并非不尽其至，而商汤也能考察顺从天意。以现在来看，也坠失了天命。然而前人确实不可凭借。如今君王以年幼冲龄而继承大统，必定没有遗漏老成之人来询问事天治国的道理。君王果真能不遗漏老成之人，我才说君王能考察古人的德行，何况说庶几能考察谋划？从上天来说，咨询老成，才庶几如此。
唉！君王虽然年幼，却是天的大儿子啊！他不能很好地安抚小民，如今有美善之事，君王不敢后于用，顾念畏惧民众的险恶。
召公先前已经说过先王难以倚恃、天命难以预知，能够咨询谋划故老才庶几知晓，这恐怕是成王自尊而抑制他，圣贤立言本末全备，既然抑制了他，必定又要激励他，所以叹息着说：“君王虽然年幼，已经是天的大儿子了，作为天的大儿子，如果大能以至诚包容覆育小民，那么如今就有美善了。”这是为了激励成王。前文的抑制是为了虚怀若谷，后文的激励是为了坚定意志。君王既是天的大儿子，就应当从此用力，这也是君王赶快敬修德行的意思。为什么呢？还没有成为大儿子时，尚可停息等待，既然居于大儿子的地位，怎么能不立即用力呢？碞是险恶的意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民众的险恶应当常常顾念畏惧。
君王来继承上帝，在天下之中自我安顿。周公说：“应当建立大邑，应当从此配享皇天，谨慎祭祀于上下，应当从此治理其中。君王有成命，治理民众，如今有美善。”君王来定都洛邑，大概将要继承上帝，在天下之中而立，安定四海的民众。土中，就是洛邑，天下之中。召公又借周公的话来告诫，看这里就知道《召诰》不是告诉周公了。“旦说”者，是说周公也常说“建立洛邑”，并非徒然符合天心，感通幽明，治理万民，都从此出发。称“旦说”者，是君前臣名的礼节。君王来到洛邑，果真能如周公的话为此大的规摹，有此大的功业，天命至此方才有所成就，以此治理民众，如今必定美善了。古人做事规摹广大，洛邑的建立，上与天同大，感通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为此而建立洛邑，规摹难道不大吗？周朝到文武，天命已经成就，召公却说“能如此天命方才成就”，是恐怕成王倚恃天命已经成就，想要他以未成就的心态居之。
君王先安抚殷人，从事政务的官员亲近辅助我周家的从事政务的官员，节制性情，每天，他们迈进而敬，作为所不可不敬的德行。
召公又教导成王治理洛邑的方法，君王如今必定应当先安抚殷人的从事政务的官员，使他们来比附，辅助我周家的从事政务的官员，不可以商周二其心，要在一视同仁，使商朝的臣子与周朝的臣子合而为一节。抑制商朝臣子的性情，逐渐熏陶养成，日进一日，以至于日日进新。然而又在君王以身作则，君王想要用敬修德行的功夫，应当作为所不可不敬的德行，大概不得不然，并非有勉强，如饥食渴饮之常，莫之为而为之罢了。至于莫之为而为之，那么其动也天，自然一视同仁，合商周为一体，混新旧为一致，这是赶快敬修德行的功夫。
我不可以不借鉴夏朝，也不可以不借鉴殷朝。我不敢知道说：“夏朝服从天命，只有历年。我不敢知道说：不其长久？只因不敬修德行，才早坠失了天命。”我不敢知道说：“殷朝承受天命，只有历年。我不敢知道说：不其长久？只因不敬修德行，才早坠失了天命。”如今君王继承承受天命，我也只在这两国天命继承的功业上，君王才初有基业。
唉！如同生子，无不在其初生时，自我遗留下明智的命令。如今上天命令明智，命令吉凶，命令历年，知道如今我初有基业，居住在新邑。所以君王赶快敬修德行，君王用德行，祈求上天永远赐予天命。
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滛用非▯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徳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君徳在于好生王勿以下民过用非法之故遂敢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于殄戮忿疾一生即损君徳矣何则人君之徳止在好生好生之徳止在于用常法治民以常道而有功则可以非道而有功则不可葢王所处之位在于徳元元者善之长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人君以此徳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损君徳成王在文武之侧岂不知君徳之根源正在于罔厉杀人召公不巳于告者恐成王于爲治之际因有所违拂而壊其本原也王果能以好生之徳洽于天下小民方尽知君意以王之刑罚用于天下初非动用非法则于王岂不甚显如春气着物无所不徧王所以显也
译天命尚未安定。
希望大王不要因小民过度使用非法之事，就敢灭绝杀戮，以治理民众；如果这样做了，即便有功，大王所处的地位在于“德元”（至善之德），小民才只应受常法治理。大王显赫的君德在于好生，大王不要因为小民有过错、使用非法之事，就敢不依常法惩治其罪，以至于灭绝杀戮；一旦因愤怒憎恶而剥夺生命，就损害了君德。为什么呢？人君的德止在于好生，好生的德止在于用常法治理民众；以常道而有功是可以的，以非道而有功则不可以。因为大王所处的地位在于“德元”，“元”是善的开端和根本，伟大的乾元，万物赖以开始，人君凭借这“德元”覆盖天下，怎么可以因为小民过度使用非法之事，就损害君德呢？成王在文王、武王身旁，难道不知道君德的根源正在于不滥杀无辜吗？召公之所以反复告诫，是担心成王在治理国家时，因有所违背而破坏其根本。大王果真能以好生之德施于天下，小民才会完全明白君意，知道大王将刑罚用于天下，并非动用非法之法，这对大王来说难道不是极为显赫吗？就像春气感化万物，无所不至，大王因此显赫。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歴年，式勿替有殷歴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之间，当各尽其休。言我欲如夏歴年之久，勿欲如商歴年之替。召公言：「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永命在天，君之所以受之者，乃在于小民耳。」古人言「民」，召公改言「小民」者，葢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在小民之身。故召公原其根本，使成王知之。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徳。王末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达所言于王，末又殷勤至于拜手稽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谓商民也），百君子（谓商臣也），友民（谓国民也），雠民、百君子未从化者，友民巳从化者，以此两等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徳。”召公前既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而爲一矣。至此又分爲雠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后自势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视同仁，合商周而为一；自势言之，所谓雠民者，所谓友民者，化犹未纯正，将随其宜而抚摩教迪之。谓之雠者，欲成王知商民尚伺阙失，乘间投隙，其势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爲二体也。我与雠民及友民引领翘足，待王之威命明徳而保受之。爲成王者，何以处此？果有威命明徳使之保受，王方终有成命，王亦显明。我非敢自谓勤劳，言初无补于国家，但能敬奉币帛，以供王奉诸侯之常职而巳若夫祈天永命，则在王之身，王之所当自能也。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増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三《宋》时澜撰
洛诰第十五 周书
太甲复亳，而伊尹告归；成王卜洛，而周公告归。盖伊尹、周公处大臣之变者也。巳事而亟去，所以明吾心而严万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何也？伊尹之时，国无他变，太甲思庸，则其责塞矣。至于周公，虽卜洛以迁，商民基业略定，然其心犹未服，四方之大势犹未集，非周公谁与镇安之？此所以欲去而复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
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书曰：“复归于亳”，著作《汤诰》之时也。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书曰：“还归在丰”，著作《周官》之时也。他篇亦莫不然，而《洛诰》之序则独不然。告洛邑之卜，周公在成周，而遣使于成王也。作《洛诰》之书，周公归宗周，而亲告于成王也。若如书序之凡例，当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归于宗周，作《洛诰》。”今乃于告卜之下，即书“作《洛诰》”，不复着其时，何哉？盖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则都邑定，都邑定则受朝防，迁商民而周之基业定。周之基业定，则周公之去志亦定。当使人告卜之时，告归虽未形于言，而精诚至意，实与之俱往矣。孔子深见于此心，故变例而书略，作诰之时而发，作诰之志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此章首序作洛献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复子明辟，程氏谓如复于王之复周公，盖言我以作洛献卜之事反告于汝明君也。周公之视成王孺子也，成王之视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之，明君以称之，盖大卜洛之事而深发其敬也。世儒复辟之说，盖生于此语，抑不知有失然后有复？武王崩，成王立，未甞一日不居王位，何复之有哉？君幼而百官緫已以听焉，是固冢宰之职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监，莫不系之于成王，则昔固为辟自若也，而今何复焉？政使如世儒之说，则天下之事岂有大于此者？何为下文无一语及之，而专论营洛献卜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译上下勤勉体恤，其辞说：“我承受天命，希望像夏朝历年长久那样，不要像殷商历年那样被取代，希望君王凭借小民而承受上天永久的天命。”
君臣之间，应当各自尽到美好的职责。意思是我想像夏朝历年那样长久，不想像商朝历年那样被取代。召公说：“我希望君王凭借小民而承受上天永久的天命，永久的天命在于天，君王之所以能承受的，就在于小民罢了。”古人说“民”，召公改说“小民”，大概是因为国家的根本全在小民，国家的兴盛或灭亡，不在于大族，不在于诸侯，不在于奸雄盗贼，只在于小民自身。所以召公推究其根本，让成王知道。
叩手跪拜说：“我小臣，敢以君王的仇民、百位君子以及友民，来保全承受君王的威严命令和光明德行。君王最终有了成功的命令，君王也就显达。我不敢自夸勤劳，只是恭敬地奉献币帛，用来供给君王能够祈求上天永久天命。”
召公既然已经通过周公向君王传达了所说的话，最后又殷勤到叩手跪拜，说：“我小臣，敢以君王的仇民（指商朝百姓），百位君子（指商朝臣子），友民（指周朝百姓），仇民、百君子尚未顺从教化，友民已经顺从教化，凭借这两类百姓来保全承受君王的威严命令和光明德行。”召公前面既已说君王先安抚殷商的办事人员，比照夹在我们周朝办事人员之间，合而为一了。到这里又分为仇民、友民，前面是从内心来说，后面是从形势来说。从内心来说，一视同仁，将商周合为一体；从形势来说，所谓的仇民，所谓的友民，教化还不完全纯正，将要随着他们的情况来抚慰教导他们。称为仇民，是想让成王知道商朝百姓还在窥探缺失，乘虚而入，其形势令人畏惧，警戒之深切到了这个地步，起初并非分为两个实体。我和仇民以及友民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君王的威严命令和光明德行来保全承受。作为成王，对此该如何处置？如果真有威严命令和光明德行让他们保全承受，君王方才最终有了成功的命令，君王也就显达。我不敢自认为勤劳，说起初对国家毫无补益，只是能恭敬奉献币帛，来供给君王侍奉诸侯的常规职分罢了。至于祈求上天永久天命，则在君王自身，是君王所应当自己能够做到的。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三《宋》时澜撰
洛诰第十五 周书
太甲回到亳都，而伊尹告老归去；成王占卜洛邑，而周公告老归去。大概伊尹、周公处于大臣的变故之中。事情办完就急忙离去，是为了表明我的心迹并严立万世的防范。然而周公不能遂行离去，为什么呢？伊尹之时，国家没有其他变故，太甲思念常道，那么他的责任就满足了。至于周公，虽然占卜洛邑以迁都，商朝百姓的基业大致安定，然而他们的心还不服，四方的大势还未汇聚，除了周公谁与镇守安抚？这就是想要离去却又留下的原因。
召公既然已经相度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派使者来报告占卜结果，于是作了《洛诰》。
商汤既废黜夏朝天命，又回到亳都，作了《汤诰》。《书序》说：“回到亳都”，是作《汤诰》的时候。成王既废黜殷商天命，消灭淮夷，又回到丰京，作了《周官》。《书序》说：“回到丰京”，是作《周官》的时候。其他篇章也没有不是这样的，而《洛诰》的序言却唯独不是这样。报告洛邑的占卜，周公在成周，而派遣使者给成王。作《洛诰》这本书，周公回到宗周，而亲自告诉成王。如果按照《书序》的惯例，应当说：“召公既相度宅址，周公前往经营成周，派使者来报告占卜，回到宗周，作了《洛诰》。”现在却在报告占卜之下，直接写“作了《洛诰》”，不再注明其时，为什么呢？大概是根据周公的心志来说的。占卜确定则都邑确定，都邑确定则接受朝拜防范，迁移商朝百姓而周朝的基业确定。周朝的基业确定，那么周公离去的志向也就确定了。当派人报告占卜的时候，告归虽然未形于言，但精诚至意，实际上已经随使者一同前往了。孔子深刻洞察此心，所以改变惯例而简略书写，在作诰之时发出，作诰之志也。
周公叩手跪拜说：“我回复你光明的君主。君王如果不肯，以及上天基础命定的命令，我就继续保全辅佐东土，其基础作为百姓光明的君主。我仅在乙卯日早晨到达洛师，我占卜河北黎水，我于是占卜涧水东，瀍水西，只有洛水吉利。我又占卜瀍水东，也只有洛水吉利。派遣使者来带着地图以及进献占卜结果。”
这一章首先叙述作洛献卜的意思，叩手跪拜，是敬重这件事。朕复子明辟，程氏说如同回复于王的复周公，大概说我以作洛献卜之事反告于你明君。周公视成王为孺子，成王视周公为叔父，叩手而言，以明君称之，大概是大卜洛之事而深发其敬意。世儒复辟之说，大概产生于此语，却不知有失然后有复？武王崩，成王立，未曾一日不居王位，有什么复呢？君主年幼而百官总领已事以听命，这本来就是冢宰的职责。只有君主作福，只有君主作威。在此之前，封康叔，伐三监，无不系于成王，那么过去本来就是君主自若，而现在有什么复呢？纵使如世儒之说，那么天下之事岂有大于此者？为何下文无一语及之，而专论营洛献卜的缘故呢？君王如果不肯及天，基础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