増修东莱书说卷十二

译下篇第十四 商书

商王说：“来！你来说，我这个小辈过去在甘盘那里学习，后来他隐退到荒野，居住在黄河边，从黄河迁到亳地，直到他去世都没有显达。你应当用你的教诲来引导我的心志。”

译这篇是傅说向高宗讲述圣人之学的功夫。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梦中得到上天赐予的征兆，等到得到傅说，便立他为相，早晚接受他的教诲，希望他成就自己的心意非常迫切。傅说用来告诫高宗的话，是有次第的。首篇告诫他要听从劝谏，在统领百官之后，告诫他治理大道的大体。从“明王遵循天道”以下，各有具体的条目。高宗感叹他的话，说：“真是精妙啊！”大概是他体会到了其中的意味，认为天下的道理没有比这更完善的了。“真是精妙啊！”含有恰好满足、心满意足的意思。傅说见高宗领悟得容易，担心他实行起来不力，所以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困难。”然后高宗感到惭愧，好像有所失落，知道在“真是精妙”之外，还有无穷的道理存在于实践之中，将要讲求学问来探求它，于是用推心置腹的话告诉傅说：“我过去曾在甘盘那里学习，学业还没有完成，他忽然舍弃我而隐遁，我沿着他的踪迹去寻找他。到了野外去询问，他已经进入黄河；到了黄河边去询问，他已经前往亳地。踪迹消失，最终不再显现。寻求甘盘的迫切，可见我为学之心了。”志向在甘盘那里确定下来，只是小成罢了。承接前功以至于达到大成的功夫，难道可以不依靠傅说对我的训导吗？大抵人做学问，在不知道滋味的时候失去老师，看待老师好像很轻；在知道滋味之后失去老师，就像在河流中间失去了船桨，正饥饿时夺走他的食物，正口渴时夺走他的饮水。高宗对傅说的期望之所以非常急切，原因就在这里。从甘盘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在高宗学业未成时抛弃他离去？这正是甘盘深深挽留高宗使其有所成就的原因。如果甘盘常在身边，那么高宗的心有所依赖，不再有进步的机会。只有他毅然离去，高宗惶恐不安，那么他的进步就会超过常人几十倍。所以周公留下召公独自说：“在武丁的时候，就有像甘盘这样的人。”不说“傅说”，大概是因为发源开端都是甘盘。

如果要制作甜酒，你就是那酒曲；如果要制作调和的羹汤，你就是那盐和梅子。

高宗寻求傅说的训导，又设置比喻来开导他：“甜酒没有酿成之前，不过是米和水，必须得到酒曲才能成为甜酒；羹汤没有调和之前，不过是牲畜，必须得到盐和梅子才能成为羹汤。人这一身，各种道理都具备，亲近好人，那么气质一天天趋向于善。如果没有人来成就他，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物体罢了。”

你与我共同修治，我不会抛弃你，我一定能践行你的训导。

学问的道理，是相互需要才能完成的。有高宗的资质，而没有傅说的教导，固然不行；有傅说的话，而没有高宗的倾听，也不行。就像师生之间，老师有成就学生的用心，学生有承受教诲的资质，所以叫做共同修治。意思是教导者与学习者互相启发，诚意相接。高宗说：“我期望你以共同修治的道理，你不要因为我不能实行的缘故，而抛弃你的训导。我一定能践行。”高宗的意思，大概是举出傅说前面所说的“王者的诚意并不难，只是傅说不说，就有过错”的意思，来感发他。傅说先前担心高宗不能实行，现在高宗说我能实行，你训导我却不说话，那就是你的过错了。共同修治也有互相遍及的意思，是让傅说在左右前后辅佐的意思。

傅说说道：“君王的人追求多闻，这时是为了建立功业，学习古代的训诫，才能有所成就。不效法古人，想要长久传世，这不是我所听过的。”

起初，傅说担心高宗领悟得容易，而实行起来不力。高宗既然已经经历，想要下无穷的功夫。傅说于是把圣学无穷的道理告诉他。人君追求多闻，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言辞显得华美而已。确立天下的大经，包罗天下的大化，以至于赞天地之化育。这就是所谓的建立功业，那么学问本来就是为了实用。时惟是决然的道理。学习古人的训诫，才能有所成就，是追求其实用而可用的东西。人自恃而不肯学习，古人一定说前言往行，不过是古人的陈迹罢了。从两方面推论，性理的论述，古人说得精微，而不是浅近的说法。学习性理的人，舍弃古训就一无所得。政事的论述，古人说得明白完备，而不是迂阔的言辞。学习政事的人，舍弃古训就一无所得。做事不效法古人，想要追求长世，这不是我所听过的。大概学问的渊源，不可凭空臆测。他言辞的严正深沉，显示出古人不可不学。

只有学习，谦逊其志，务必及时敏捷，那么修养才能到来。

铺陈为学的本末源流。谦逊其志，是为学的开始，必须先虚心下气，才可以接受天下的善。志向不谦逊，那么与为学的功夫相违背了。自古圣贤为学，没有不从谦逊其志入手的。孟子说尧舜之道在于孝悌，就是谦逊其志的形容。学者处在父兄身边，心必须虚，气必须下，在洒扫应对之间，没有一丝傲慢之心。徐行后长，叫做悌，所以离道很近。所以为学应当辨别心的升降。这颗心一上升，就一定高傲，一定自满。假如这颗心已经充实了，从这颗心的上升，那么离桀纣的道路就不远了。这颗心一下降，就一定卑逊，一定退抑，而这颗心才开始虚心。从这颗心的下降，那么离尧舜的道路就不远了。然而所谓降心，不是放下的意思，谦冲和易，学者用力则自然可见了。既能谦逊其志，又必须孜孜不倦，以充养而扩大，这是及时敏捷的功夫，也就是学而时习之的意思。人做学问，从早到晚，出入起居，梦

译觉察到动静变化，无非是天命的运行流转。《诗经》说：“上天的命令，深远而永不停息。”如果有一时不修养，那么天命就无法运行流转了。私心产生间断，怎么能做到时刻勤勉呢？既谦逊心志，又时刻勤勉，自己所修养的德行，每天进步、日益增长，就像井里的泉水，越汲取越涌出，遵循着达到日日更新、又日日更新的境地，这是地理中自然涌出的源泉，源源不断自我生成的意蕴。

译确实怀有这个道理，并积累于自身。

谦逊的志向，时时勤勉，知晓此理的人多，秉持此念的人少。如果真能像“念兹在兹”那样念念不忘，就知道该在哪里用力，然后道就会聚集于自身。学者阅读圣贤的书，听闻师友教诲，难道不想从事吗？只是不能笃实践行，所以时而进时而退，时而相信时而怀疑。如果信念笃实，没有一丝虚伪之心，这就是所谓的“允怀”，而道也就积累于自身了。道本来就是固有的理，不是从外面来的，本来未曾散失，为什么说“积”呢？况且这理浩荡无穷无极，不能用一二来积累。只要此心长存，没有间断，那么道自然融会贯通，聚集而不散失。如果践行不显著，习染不察觉，那么道自是道，我自是我，视道为遥远而非亲近，散失而非积累。如果践行显著，习染察觉，那么人就能与道合一，我所本有的，一天比一天积累。所以今天见其浅，明天见其深；今天见其晦暗，明天见其光明。不是道有浅深晦明之别，而是造道的次第。想要明白“积于自身”的意义，应当用这个意思去探求。

只有教与学各占一半。

这是交互修习的意义。大体上，教人与受教者，功夫各占一半。老师举出一个角落，学者应当反推其他三个角落。老师告知过去的事，学者应当领悟未来的事。圣人教人，牵引而不射中，上半部分固然依赖提点指引的帮助，下半部分必须自己下功夫。自古圣贤著书垂示谋略，记载在典籍中，他们的教诲只达到一半，另一半的功夫，学者必须自己加以讲求。所以离群索居，固然有孤陋的害处；处在师友之间，朝夕切磋，也有依赖的害处。大概完全依赖师友，自己不下功夫，害处更大。甘盘之所以离开，傅说的话涉及这一点，也是担心高宗完全依赖他。

念念不忘始终常在于学业，他的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就达到了，鉴于先王的成法，就永远没有过失。典，是常的意思，是说应当使心常在于学业内，不要使心在学业外。大体上为学不可谋取利益计算功效，应当一心向学，仓促匆忙时必定如此，颠沛流离时必定如此，这才叫做纯粹。如果说今天修养了多少，明天修养了多少，怎么能达到不知不觉的地步呢？只要一心向学，不计较德行的修养，而其修养不知不觉。德行修养不知不觉，已经接近于大而化之叫做圣人的境界了。又让他鉴于先王，大概至公无私的道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有一丝自恃之心。学者所学习的就是这个理，先王本来不能违背这个理，那么后人可以违背先王吗？所以说：遵循先王的法度而有过失的，从来没有。为学的功夫已经极其完备，在这个时候，又鉴于先王，这才可以没有过失吗？从谦逊志学到不知不觉，为学之道本末具备，德行盛大仁德熟透，取之左右逢其源，纵横运用，自我作古也可以。却不知道始终为学的功夫，既深且至，达到成就了。如果认为不必鉴于先王，那么这颗心的满足，前面的功夫都不足以依据，一身之中无非是过失。傅说论学而以鉴于先王作结，所以把他终身所用力而得到的，置于若无之地，而学问之道就完备了。没有过失，是德行中最难的。舜的德行可以说很盛了，皋陶只说：帝德没有过失。

只有傅说能够恭敬承奉，广泛招揽贤才，排列在众官位上。

广泛寻求贤人，把高宗的德意布告于天下。说高宗果真能下功夫，如上所说，傅说能够恭敬承奉上意，求贤以共治。大概心既正，然后四肢可以举动。

王说：“唉！傅说，四海之内都仰慕我的德行，这是你的教化。”

高宗能成就前面的事业，那么天下共同仰慕他的德行，这是高宗的能事。高宗却说：“都是傅说教化的所及，我没有参与。”由此看出高宗已经得到了傅说谦逊志学的道理了。

手足在于人，良臣在于圣。

有手足，才可以成人；有良臣，才可以成圣。高宗片刻不能忘记傅说了。

从前先正保衡辅佐我先王，他说：“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内心羞愧耻辱，如同在市集上被鞭打。一个人不得其所，就说：‘这是我的罪过。’辅佐我烈祖，感通于皇天，你还要明白辅佐我，不要让伊尹独享有商之美名。”

伊尹在成汤之时，居保衡之职，兴起我先王，而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以至于说：“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内心羞愧耻辱，如同在市集上被鞭打，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而一个人不得其所，就引咎归己，认为是自己的罪过，两负君民之责，内心至诚广大，遂能辅佐我成汤，至于与天无间，所谓至诚赞天地之化育也。伊尹用心如此，你傅说应当明白一心事我，不要让伊尹独享有商之美名。当高宗未闻“行之惟艰”之言，见天下之理若尽于此，傅说此时深恐高宗自止；及既闻之，乃见天下之理无穷，高宗此时反恐傅说自止，而望之以伊尹之事，前见傅说告之之深，此见高宗求之之切，君臣相与于无穷之理，交修之至也。

只有君主没有贤人不能治理，只有贤人没有君主不能施展。

高宗说：“我为万民之王，非得贤者，何以治天下？深知不可无贤，自量德薄，何以致之？然我固不足以致贤，而贤非后

译（他们）也不能进食。大概凡是食用土地所产之物的人，没有谁不是君王的臣民。如今所有食用土地所产之物而成为我臣民的人，尚且存有君臣之间的道义。我虽然德行浅薄，无法招致你们，但你们也是食用土地所产之物的贤者。如果你们还念及君臣之间的道义，念及食用土地所产之物的恩情，或许都能前来辅佐我。这话说出了君臣相互依存的意思，更加恳切了。」

译他能够继承你的君主，效法先王，长久地安定百姓。

高宗用心如此，等到成汤时，安定百姓已经绰绰有余了。然而高宗却兢兢业业，唯恐自己未能做到，又把希望寄托在傅说身上。这种不能自我满足、期望与傅说共同修德的意义，最终使他们一起达到了无穷无尽的境界。

傅说行拜礼叩头说：“我敢回应并宣扬天子的美好命令。”

高宗既然已经增进德行，还发出共同修德无穷无尽的言论，他探究道理已经到达极点了。傅说对此没有更多可说的，只是说：“回应并宣扬天子的美好命令罢了。”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书

高宗祭祀成汤，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祖已训诫国王，作《高宗肜日》。这是高宗的训诫。

高宗肜日，出现了野鸡鸣叫。

灾异有两种，上天必定等待君主的过错显现暴露，然后才降下灾异来警示恐惧他。这是无道的君主，与天地隔绝不通，飞禽走兽草木动物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状态。像这样，灾异的感应通常迟缓。贤明的君主至诚，与天地合为一体，性情中稍有差失，灾异立刻感应。像这样，灾异的感应通常迅速。高宗祭祀成汤而有野鸡飞上鼎耳鸣叫。以高宗作为君主，难道他有其他过错吗？大概是因为高宗恭敬沉默地思考大道，梦见上帝赐予良佐，精神与天地相通已经很久了。又接着效法上天的功业，德行与天相合，所以在祭祀时略微有过分丰厚，野鸡随即感应而来。这虽然是高宗偏向丰厚的过错，过分丰厚也是过错。傅说在中篇说“沉溺于祭祀，这时是不恭敬的，礼仪繁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已经知道高宗的偏差在于这里吗？只有艰难地领会警示反省的次序，才深刻了，但这颗心终究难以在肜祭之间除去过分丰厚的念头。人的气质偏向丰厚之处，最难改变。这才知道实行确实艰难。肜祭，是祭祀的第二天再次祭祀，在殷代叫肜，在周代叫绎。之所以在第二天再次祭祀，是因为古人祭祀诚意纯一，即使祭祀结束后诚意仍然不散，所以在第二天再次祭祀。又通过祭祀来培养我的诚意，就像《采蘩》诗所说“恭敬谨慎，从容舒缓”，祭祀时诚意本来就是这样。至于回去时又舒缓和缓，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普通人忽作忽止，哪里足以面对天地呢？

祖已说：只有先前的圣王，端正他的事务。

祖已想要劝谏，所以先说古时的圣王，遇到灾异，不敢向外寻求，只在自身中正其所行之事，这就是所谓训诫国王的意思。大概祖已先总说大纲，古时圣王遇到灾异，反省自身的意图。

于是训诫国王说：“只有上天监视下民，掌管它的义理。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不是上天使百姓夭折，是百姓中途断绝了自己的天命。百姓有不顺从德行的，不听从罪责。上天既然已定下天命，端正他的德行，却说：‘能把我怎么样呢？’唉！国王主管敬重百姓，没有不是上天的常道。祭祀，不要过分丰厚于亲近的人。”

义理，是说上天监视下民，它所主宰自有常理，至公无私，厚薄高低，善恶都符合适宜，这就是常理。理没有偏全，气有厚薄。只有皇上帝降下天命于下民，怎么会有一个人不同此理呢？伟大的乾元，万物成形，无非是纯粹至善的开端，起初无所谓夭折。而承受气的人有所不同，所以有的长寿有的短命，不是上天使他们夭折，是百姓在中间自己断绝了天命。百姓有不顺从德行的，是不受天命，所谓不受天命，就是戕害自己的性情。等到上天把罪责降在他身上，又不能顺从而安受，小人困穷就会放纵。不知道上天既然已定下天命，端正他的德行了。“既”字最应当看，说百姓虽然不听从罪责，上天既然有定命，没有毫厘之差了。却说“能把我怎么样呢？”祖已说完又叹息，于是指着高宗告诉他说：“国王所主管的，只有敬重百姓，君主的职责就在于此。”“司”字用得有力，司是存守的意思。天下的百姓，无非是上天的子嗣，不可有一丝私心夹杂其中，而区分疏远。天下的理所以确立，天下的适宜，人君顺应其理，称量其适宜于大公之中，在主管百姓之际，知道上天子嗣的均一。祭祀难道可以过分丰厚于亲近的人吗？如果有所丰厚，那么这颗心就私了。这篇因野鸡鸣叫而作，进谏之言，不涉及灾异，只指出大公之道来示之。大概高宗天资聪明，不像昏昧的君主，必定要在他的过错上提点他。大公之道既然明白，高宗已经反省知道胸中有不合理之处了。这是古人善于正君的方法，后人说祖已讽谏，不敢直言，不知道高宗是从谏如流的君主，而祖已和高宗都已经努力过了。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书

殷开始责难周，周人攻占黎。祖伊恐惧，奔跑着告诉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有统治百姓的大德，有事奉君主的小心。纣在上面，作恶日益增加；文王在下面，修德日益兴盛。殷之所以责难周的原因。黎地靠近王畿，而辅佐纣作恶的人，武王不得已而攻占它。祖伊，纣的贤臣，见黎地已经被周战胜，恐惧奔跑着告诉受。奔跑着告诉有仓皇的意思。当时上下被纣的恶所同化，没有人知道危亡的到来。只有祖伊在醉中独醒，恐惧而告诉西伯。不是文王，是武王。周国在西，所以叫西伯。史书记载，纣派胶鬲观察军队。胶鬲问说：“西伯为什么而来？”那么武

译大王也继承了文王担任西伯的职位。孔子编订《尚书》，其中“始”字最有深意。说“开始”，是表明周人在此之前并无取代商朝的野心。开始归咎于周，是表明商朝归罪他人而不自我反省。天下的道理不能有两个并存的强大势力，周朝日益兴盛，商朝日益危殆。文王虽然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但商朝的天命尚未断绝，周朝没有讨伐商朝的心思。如今天命已经断绝，周人不得不顺应民众的意愿。商人才知道周朝必定会讨伐商朝，因此开始归咎于周。由此可以看出，在周朝顺应民意之前，文王、武王侍奉君主的心意就是这样的，由此可见周朝极高的德行。

译西伯已经攻克黎国，祖伊感到恐惧，奔跑着向纣王报告说：“天子，上天已经断绝了我殷朝的国运，贤德之人和高尚之士，都不敢预知吉祥。并非先王不辅助我们的后人，只是大王淫乱嬉戏，因而自绝于天命。”

“天子”这一称呼，是怀着惊惧之情，呼唤君主并向他报告。上天已经断绝了我殷家的国运，殷朝的贤臣既然自称天命已尽，那么周朝受命就是确定的了。贤德之人和高尚之士都不敢预知吉祥。商朝的贤德之人，不只是祖伊、微子这些人都是如此。自古以来观察国家的兴衰，都参考占卜的结果。将贤德之人与高尚之士并提，是因为他们是有道之士，至诚如同神明，像高尚之士那样具有先见之明。成汤的恩德泽被世人，神灵在天，对于后人未曾没有相助之心。只是纣王骄横淫乱、荒废政事、嬉戏无度，因此自绝了天命。所谓“自绝”，是说上天本无心，周朝也本无心。

所以上天抛弃了我们，没有安稳的食物，不体恤百姓的天性，不遵循常法。

如今我们的百姓兄弟妻子离散，连一顿饭的安稳都没有，他们内心的动摇可想而知了。又因为天性迷乱，不自知自度，不遵从上级的典章法度，百姓到了这种地步，就不知道还有君主了。虽然如此，百姓只是抛弃了商朝，怎么知道上天也抛弃了商朝呢？百姓抛弃了它，就是上天抛弃了它。上天又何必有心去抛弃商朝呢？所以说“上天抛弃我们”，意思是上天确实有所依据。

如今我们的百姓没有不想灭亡的，说：“上天为什么不降下威严？大的国运不能维系！”现在大王该怎么办呢？

祖伊说到这里，有恐惧、忧伤、窘迫、穷困的神态，这就是“时日曷丧”的意思吧？

纣王说：“唉，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上吗？”

祖伊的话很恳切。纣王反而自我叹息：“我生来难道不是有天命在上吗？”天命正在归附的时候，圣人还说：“天命没有定准，不敢据为己有。”天命已经断绝之后，纣王却说：“有天命在上吗？”这就是兴亡的道理。亡国之君，祸患已经迫在眉睫，还不自省。西伯已经攻克黎国，纣王还说：“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上吗？”真是不知道什么是天命啊。这话一出口，他沉溺酒色的程度，就可以知道了。

祖伊回答说：“唉，你的罪过很多，陈列在上天面前，你还能向天命推诿吗？”

祖伊奔跑着报告，还希望来得及急救。纣王如此怠慢，反而叹息说：“你的罪过很多，陈列在上天面前，这是无法掩盖的。你凭什么能向天命推诿？大概只有与上天同德的人，才能向天命推诿。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然后先天意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意而动而奉行天时。”孔子温良恭俭让，然后才敢说上天将要丧亡斯文。后死者不能参与斯文，上天没有丧亡斯文，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大人与孔子向天命推诿，他们的德行大概与上天相似。现在纣王罪过陈列在上天面前，却敢向天命推诿，怎么思考得如此不周呢！

殷朝即将灭亡，指着你的功绩难道没有吗？没有人会诛戮你吗？

商朝的灭亡在即。指着纣王朝夕所做的功绩来说，无非是丧亡的事业罢了。人们共同起来诛戮你。完了！祖伊说到这里，即使痛哭又怎么能停止呢？商家覆灭，指日可待，本来就不是祖伊的话所能挽救的。然而当时贤人如王子、微子、箕子、胶鬲可以辅佐，又有六七位贤圣的君主，基业日益深厚。纣王如果能辅佐而向善，那么以前不敢预知吉祥的贤德之人，现在将会以吉祥来许诺；以前不辅助的先王，现在将会暗中保佑；以前抛弃我们的上天，现在将会明察眷顾。周朝的德行虽然兴盛，以服事殷朝，又有什么可求的呢？这篇大意，应当在商朝开始犯错、周朝寻求善政中去探寻。如孔子编订《尚书》所说的“始咎”二字，本来就是为了形容周朝的盛德，不得不如此。如果商朝臣子对于周朝所谓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什么祖伊的话中没有一句提到文王、武王？说祖伊正在责备君主，不可以责备别人，而在反说之际，也没有责备周朝的言辞，为什么呢？周朝将战胜商朝，而商人没有责备周朝的话，周朝的至德以及所遵循的大公之理，就可以想而知了。

增修东莱书说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说卷十四《宋》时澜撰

微子第十七 商书

殷朝已经错失了天命，微子作诰，告诫父师、少师。

这篇书作的产生，深深哀悼宗国即将灭亡，而有志士仁人的心意。大概治乱的区别，要看贤人君子议论在哪里。天下有道，一起在朝廷上谋划商议，以辅佐君主；天下无道，一起在私家私下议论，而各自尽到献身之道，这是不得已的。假如微子与父师、少师在唐虞时代，一定与稷、契、皋陶在朝廷上赞善；在成汤时代，一定与伊尹、仲虺在君主面前陈述告诫。不幸遇到纣王，劝谏不听，进不可行；不劝谏，不能退，退也不可行。进退不可，不得已，谋划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以不违背自己的节操。圣贤处心积虑到这种地步，那么纣王时的情况就可以看见了。孔子说：“商朝有三个仁人。”三仁的心意，就在这篇书中可以看见了。

微子好像说：“父师、少师，殷朝难道不能治理好四方吗？”

从此以下，都是微子忧虑商朝灭亡，而议论其败坏德行的原因。读这本书的人，不可以带着愤恨嫉妒的心情去看待，应当深切体会其忧恻之心。那么一篇之中，没有不是忧恻之辞，这是三仁言论的本心。“其”是怀疑而未定的语气；“或者”是怀疑而非断定的语气。说：难道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