増修东莱书说卷二十四

译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五《宋》时澜撰

无逸第十七 周书

师长的言论，尊贵但不亲近；同族同党的言论，亲近但不尊贵。所以严厉的话少，温和滋润且亲昵喜爱的话多。姑且拿这一篇来说，上自天命精微之处，下至田间劳作的艰难，乡里间的怨恨诅咒，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忠诚爱护之情恳切深厚，尤其在意寿命长短的问题。这是将师长、族党的议论，汇聚为一本书。进入人心很深，开导人很透彻。确实可以说是百代的根本啊。

周公作《无逸》

周公遭遇变故，作了《七月》这首诗，陈述王业建立的艰难；而《无逸》的写作，也是在迁都洛邑、还政成王之后。这两个时间大概是相先后的。安逸享乐，是祸乱的根源。三年东征，用来平定外部的动乱，这不过是治理末节罢了。《无逸》是治理根源的书。

周公说：“唉！君子所应当做的，就是不要安逸，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这样在安逸时才知道百姓的依靠。看看那些平民百姓，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于是轻慢，已经荒诞不经，否则就轻侮他们的父母说：‘过去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

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不安逸，是天德，也是君德。君子所应当做的不安逸，凡人有时勤劳有时懒惰，大概也有不安逸的时候。但是能暂时做到而不能长久保持，就不是所说的不安逸。只有君子以不安逸为所当为，就像鱼对于水，野兽对于树林，有不可分离的东西。或者为了利益而去做，或者勉强而实行，都不是所说的不安逸。他们看待刚健不息的本体，还像是两样东西。周公在篇首叹息而言，用来期望成王成就王业的用心，不浅薄啊。先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这样在安逸时才知道百姓的依靠。这不是开始忧虑勤劳终于安逸享乐的说法。是说先具备尝过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处于安逸，就深深知道百姓所依赖的，是百姓所凭借来生存的东西。不曾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就急忙处于安逸，兴建一座宫室，发起一项劳役，看起来很容易，然而百姓有不得其死的了。他们本来不是有意虐待百姓，实在是不曾知道百姓所凭借来生存的东西就在于此。成王生长在深宫之中就急忙处于人的上位，周公深深地为他担忧，所以用这些话警戒他。如果用开始勤劳终于安逸来解释，那就是刚健的本体有时停止了。后世逐渐不能善终的祸患，未必不是这种说法引起的。周公既然警戒成王，又引用乡里近事来阐明它。看看乡里平民，他们的父母辛勤劳作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生于豢养，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的，放纵安逸自恣。于是轻慢的，放纵安逸那么所习染的就是低下的，街巷谣谚常挂在嘴边，这是流染已深的证据。已经荒诞不经的，长恶不悛，于是达到荒诞妄为，改文说“既”，是说已到荒诞妄为的地步，就没有再可以挽救的了。恶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是荒诞妄为，就一定讪笑轻侮他们的父母，说“过去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徒然自苦罢了”，自以为狡猾反而把老成当作愚蠢。刘裕从农田中奋起而夺取江左，传了一两代之后，子孙看见他们的服用反而说“种田的老头得到这些也过分了”，这正是所说的过去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以成王的中等才能，假使管叔蔡叔得志，日夜煽惑戕害他，怎么知道他不会把后稷公刘当作种田的老头呢？周公的训诫委曲周到到这个地步，这是亲戚间的情话，进入人心最深的。

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在殷王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百姓，恭敬畏惧不敢荒废安宁。所以中宗在位七十五年。他在高宗时，以前在外勤劳，于是与平民一起劳作。他即位，于是有时居丧三年不说话，他只不说话，说话就和谐，不敢荒废安宁，美好安定殷朝，至于大小官员没有时或怨恨。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他在祖甲时，不义惟王以前是平民劳作。他即位，于是知道百姓的依靠，能够保护恩惠于众民，不敢轻侮鳏寡。所以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从这时之后，立为王生来就安逸，生来就安逸，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听百姓的劳苦，只追求享乐。从这时之后，也没有能长寿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

周公既论述不安逸的道理，又举不安逸的君主来告诉成王，叹息而说：“我听说大概话有所自来，想要成王敬听。”严肃恭敬敬畏，大概是中宗不安逸的实质。严肃就是谨慎庄重，恭敬就是谦下，寅就是肃敬，畏就是兢业，合起来说，就是敬罢了。天命自我约束，是说中宗常以天命来约束自己。上天的命令，存于心，流行于天下，显见于灾异之象。内体察道心的精微，外观天下的公理，仰因灾异之象的启示，参验省察，不违背它的法则，这就是所谓以天命约束自己。因为桑谷之变而修省，这是天命自我约束的一个方面罢了。治理百姓恭敬畏惧，不敢荒废安宁。天人一理，既然敬畏天命，必定不敢轻慢下民，所以恭敬畏惧而不敢荒怠宴安。大概是深知百姓的可畏，而深识治理百姓的果难。中宗的敬就是这样，所以享国七十五年，为什么呢？只有敬所以长寿。主静就悠远博厚，自强就坚实精明，操存就

译血气循着常轨运行而不紊乱，收敛则精神内守而不浮躁。至于节俭克制、去除伤害身心的拖累，更不必说。凡此种种，都是“敬”的力量，也是长寿的道理。从这往下直到周文王，那些长寿且没有灾祸的人，无不是遵循这个道理。孔子说“仁者寿”，仁是本体，敬是功效，这与《无逸》篇的道理互相阐发。

高宗以前在外经历劳苦，亲近并同平民百姓相处，平民百姓的艰难他都完全了解。等到他即位，有时守丧三年不说话，大概是因为以前亲眼见过百姓的艰难，所以不敢轻易发布政令。守丧的制度，古人都是这样，至于三年不说一句话，是高宗特别用来修养自身的。圣贤之君未必都这样，所以说“乃或”，意思是这是一种可能的做法。接着说“于是殷国和乐安定，直到大小官员没有时刻产生怨恨”。三年不说话，臣下盼望听到一句话而得以实现。四海之内，都仰慕他的德行。这是说政令发布之后，人情无不和乐安定而没有怨恨，都是可以看到的。和乐安定不仅仅是休息的意思，而是礼乐教化在安居乐业之中蓬勃兴起。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与民休息，称之为“靖”是可以的，哪里称得上“嘉靖”呢？没有时刻产生怨恨，那么不仅是不怨恨，而是连怨恨的根源都没有了。高宗之所以长寿，固然与中宗没有不同，然而他在位五十九年，在大小官员没有时刻产生怨恨之后，大概是因为民心大和，引导迎接善气，这也是长寿的道理，又在此阐发。用意以深切劝诫，下一章论述文王使万民和乐，也是这个意思。

祖甲就是太甲。不义而称王，以前身为平民时，起初行为不义，习惯成了自然，这就是所谓“不义而称王”。想要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这是未居桐宫之前身为平民时的行为。等到他即位，于是知道平民的依靠，能够保养恩惠百姓，不敢欺侮鳏寡之人，说的是他因过失被废黜后又恢复王位，内心困苦思虑，深知平民的依靠，所以能够保养恩爱百姓，即使是鳏寡这样微小的人，也不敢欺侮，惩戒自己怠慢的深刻，所以操持“敬”的力量。太甲的世次，大概在中宗、高宗之前，这是以在位时间的长短为次序。从那时以后，立为王的生来就安逸，是《无逸》的反面。正因为生来安逸，所以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听平民的劳苦，只沉溺于享乐，如果让他知道、听到，他敢安心沉溺于享乐吗？沉溺享乐的极致，损害本性、丧失生命，无所不至，所以从那时以后，也没有人能长寿。又列举历数详细陈述，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深切警示成王，沉溺享乐越严重，那么享年就越短促。

大体上，修身之本，从天子到平民，只有先知道自爱，不丧失自身，然后万事才能依次举荐。兴起恭敬而收敛放肆，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是周公忠诚爱护、恳切之意。商朝距离周朝不远，所以周公用成王耳目所接触到的来说，只称颂三位君主，中宗严肃恭敬、敬畏谨慎，不说明原因，就接近于生而知之的人了。高宗以前在外经历劳苦，通过经历阅历而后成就德行，就是学而知之的人了。祖甲以前行为不义，就是困而知之的人了。人的品格、学问的等级，没有超出这三种的，举出这三位君主，其义理已经完备，不必再广泛引用，不是有所取舍。他论述逸乐之君，就根据多数情况概括而言，也不是说三位君主之后的君主都逸乐，以意逆志就可以理解了。

译周公说：“唉！那正是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克制、保持敬畏，文王降低自己的身份去从事安抚百姓和耕种田地的工作，温和柔顺、美好恭敬，关怀保护普通百姓，恩惠救济鳏夫寡妇。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空闲吃饭，用来使万民全都和谐。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田猎，以便让众诸侯只供给正当的赋税。文王承受天命治理百姓，直到他去世，他在位五十年，那时商朝和周朝还属于不同的时代。文王是成王的祖父，所以再次举出文王不贪图安逸的事迹来告诫成王，因为关系越亲近，心意就越恳切了。”

“那正是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克制、保持敬畏”，这是论述文王不贪图安逸，先说明其渊源所自。凡是有血气的生物，常常忧患在于向上僭越，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谦下罢了。减损自我、恭敬敬畏，就是谦下的表现。太王、王季之所以能够自我克制、保持敬畏，是因为他们在不贪图安逸方面用力很深，这就是文王不贪图安逸的渊源。文王则是从父祖的克制敬畏而达到圣人的境界。

“文王降低自己的身份去从事安抚百姓和耕种田地的工作”，是说他自己生活简朴，而专心致力于安养百姓。降低身份，只是举出一个方面，宫室饮食等自我奉养的简朴，都可以由此推知。事物不能同时两方面都盛大，对自己奉养丰厚，必然对体恤百姓微薄。文王在衣服自我奉养这类事情上，本性并不在意，漠然未曾留意，如果用力在这些方面，那么他的精力究竟用在哪里呢？只是通过安抚百姓的工作来安定民众，通过耕种田地的工作来养育民众罢了。精力不分散在自我奉养上，所以功劳全部归于体恤百姓。

“温和柔顺”，是柔顺中美好显著的部分。“美好恭敬”，是恭敬中深远美好的部分。刚开始从事不贪图安逸的人，柔顺谦逊、恭敬谨慎，不称之为柔顺恭敬是不可以的。但比起“温和柔顺、美好恭敬”那种意味光辉的境界，就大不相同了。不是文王的圣德，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文王以温和柔顺、美好恭敬来关怀保护普通百姓，恩惠救济鳏夫寡妇，这就是所谓安抚他们他们就归顺，动员他们他们就和谐。对百姓称“小”，是因为如果普通男女没有受到他的恩泽，那么他的关怀保护就不周全。对鳏夫寡妇称“恩惠救济”，是因为鳏夫寡妇是穷困的百姓，垂头丧气，圣王恩惠安抚他们，没有不重新焕发生机的。

“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来不及空闲吃饭，用来使万民全都和谐”，当时商纣王在上位，毒害疲惫天下，文王处在方伯的位置，想要使百姓全都和谐，艰难得如同杯水车薪，怀着道在远方尚未得见的心情，勤劳辛苦自然应当达到这种程度。然而这难道像后世那些计算文书、传递餐食，代替官吏职责的人吗？《立政》篇说不要兼管各种言论、各种狱讼、各种谨慎之事，那么所谓“来不及空闲吃饭”，他的勤劳一定有所在。读《无逸》，就见到文王的辛劳；读《立政》，就见到文王的安逸，这难道互相矛盾吗？在极度的辛劳中有极度的安逸，在极度的安逸中有极度的辛劳。

“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田猎，以便让众诸侯只供给正当的赋税”，游乐田猎国家有常规制度，至于沉溺于游乐田猎，那就是以此为耽乐，这本来是文王所不做的。不说“不做”，而说“不敢”，是小心翼翼的态度。从游乐田猎的简约，就可以知道各种用度的节约，既然没有浪费，自然没有过度征收，所以众诸侯进贡给文王的，在正当数额之外，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文王作为西伯，所统辖的众诸侯大概有常规的供给，这在春秋时期诸侯进贡给霸主的情况中，清清楚楚可见。直到唐代还有送使的制度，那么诸侯供给方伯，由来已久了。

这一章论述文王的家法，所以凡是不贪图安逸的条目，如崇尚节俭素朴、重视农业、体恤困穷、勤于政事、戒除游乐、防止横征暴敛，大体都具备。这里称说文王的长寿，就是前一章的意思，但也让成王知道文王如此忧劳，最终享受百年的寿命，那么那些阿谀奉承说勤于政事就损伤生命的话，也就不值得相信了。用这个来防范百姓，后世还有妄说文王忧劳减损寿命的言论，来开启君主放纵安逸，像郑国那样。

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就不要在观览、安逸、游乐、田猎上过度。要让万民只供给正当的赋税。不要说：‘今天耽于享乐，这不是百姓所顺从的，也不是上天所赞许的。’这时的人就会有大的过失。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迷乱，酗酒败坏德行啊！”

《无逸》虽然告诫成王，实际上是希望后世子孙共同遵守这些训诫，所以用“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来说。观览用来舒展眼睛，安逸用来休息身体，游乐用来考察风俗，田猎用来练习武备。作为君主是不能没有这些的，只是不能过度罢了。过度了，人欲就会放肆，而且逐渐陷入混乱灭亡。所以周公告诫继位的君王，不是让他们没有观览、安逸、游乐、田猎，而是让他们不要在这些方面过度。“淫”就是过度的意思。如果一定要断绝它们，使完全没有，那么就会紧迫拘束，压抑而不能伸展，这不是培养德行的方法。前面称说文王，这里告诫继位的君王，都是先说简约游乐田猎，接着说只供给正当的赋税。大概想要禁止横征暴敛，必须先断绝横征暴敛的源头。观览、安逸、游乐、田猎，就是横征暴敛的源头。在这四方面过度，奢侈浪费没有节制，那些诸侯不得不横征暴敛。这四个方面既已节省，用度有了常规，自然应该让万民只供给正当的赋税。九贡九赋，十分之一的制度，都是名正言顺，顺应天下的中正制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有害于理财正辞的道义了。

“不要说：‘今天耽于享乐，这不是百姓所顺从的，也不是上天所赞许的。这时的人就会有大的过失。’这是堵塞安逸享乐的源头。”人刚开始耽于享乐时，常常自我宽恕说：“我只是今天耽于享乐罢了。一天放纵安逸，有什么害处呢？”却不知道这种心念一旦流荡，就从一天到两天，从两天或许到终身不悔改。所以周公先堵塞其源头。

译告诫他们不要有片刻的闲暇，说：“今天沉溺于享乐。”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上天和百姓的心意，对下无法向百姓展示榜样，百姓也不听从教诲；对上无法顺应天意，上天也不顺从。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犯了极大的罪过，而不是小的过失。仅仅一天沉溺于享乐，周公禁止得如此严厉。大概是因为君主不能让他知道沉溺享乐的滋味，如果开启他一天的享乐认为没有伤害，等到他尝到了这种滋味，就会逐渐加深、逐渐沉溺了。不像殷王受那样迷乱酗酒、败坏德行，纣王的大恶，在数千年之后，平民百姓还以此为耻，何况当时殷商灭亡不久，罪恶尤其严重。所以举出他极端的恶行来警示，认为如果不警戒一天的沉溺享乐，顺从欲望不断增长不止，就一定会成为纣王一类的人。不要说：“今天沉溺于享乐。”大概是要追溯逸乐的开端，让他彻底断绝细微的苗头。不像殷王受那样迷乱，大概是要揭示逸乐的结局，让他知道必然达到这种极端，始末都完备了。

译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代的人互相训导告诫，互相保护恩惠，互相教导教诲。百姓没有谁互相造谣惑众、制造幻象来欺骗，这是因为他们不听信那些谣言。如果君主不听信这些谣言，人们就会去训导他，从而变乱先王的正确法度，无论小事大事都受到破坏。百姓如果不听从，内心就会违背怨恨；如果不听从，口中就会诅咒咒骂。所谓训告，是用格言来训导启发；所谓保惠，是用善道来保养爱护；所谓教诲，是教戒劝勉的话语谆谆恳切，不仅仅是训告而已。训告和教诲，都体现在言语上；保惠则在日常饮食起居之间极力调护防范，它们的功用是相辅相成的。古代的人德行功业已经巍巍盛大，臣子尚且互相训告、保惠、教诲。何况成王年幼无知，怎么能缺少这些呢？这就是《无逸》这篇文献之所以创作的原因。邪正相互消长，如果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训诲保养，正气充实，邪说从哪里钻空子呢？所以百姓没有谁敢互相造谣惑众、诡诞幻化来扰乱君主的视听。如果君主不听信这些谣言，人们就会去训导他，从而变乱先王的正确法度，无论小事大事都受到破坏，这是说君主此时不听信君子的训导，小人就会趁机用邪说来训导他，变乱先王的正确法度，无论小事大事，没有不被扫除的。如果君主不厌倦君子的言论，小人怎么敢贸然进献他们的邪说呢？他们本来就是有所窥探才行动的。百姓如果不听从，内心就会违背怨恨；如果不听从，口中就会诅咒咒骂，这是因为先王的正确法度非常有利于百姓，非常不利于小人。简而言之，比如严格名分以调和百姓的准则，而小人欺凌他人的行为就非常不乐意；减少刑罚以重视百姓的生命，而小人残酷的行为就非常不乐意；减轻赋税以厚待百姓的生计，而小人贪婪奢侈的行为就非常不乐意。所以小人得志，必定要彻底消灭这些法度才心满意足，百姓才开始无所适从，内心和口中都充满怨恨。作为统治者，以至于让百姓内心和口中都充满怨恨，那么国家也就危险了。这大概是消长存亡的关键，所以周公恳切地陈述这些。”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再到祖甲，以及我们周文王，这四个人都通达明智。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他们就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如果有人说：‘这是我的过错，确实像这样，不仅不敢怀怒’。如果君主不听信这些谣言，人们就会去造谣惑众，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如果君主相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长久地思念君主的包容之道，不宽宏大量，胡乱惩罚无罪的人，杀害无辜的人，怨恨就会聚集在他身上。”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要以此为鉴。”

知道却不去做，这才是智慧的实质。不践行明智，而是去除它，这不是智慧的实质。所以周公称赞三宗和文王的明智，一定要用“迪哲”来说，意思是确实践行所知而不去除它。为什么知道三宗和文王确实践行所知而不去除它呢？凡人在平时无事的时候，谁不知道自我反省而不责备别人的道理呢？等到诽谤谩骂进入耳朵，激怒内心，那么平时所说的自我反省而不责备别人，忽然忘记了，放纵自己的愤怒，无所不至，这不是能践行平日所知的人。只有文王和三宗则不然，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他们就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更加修习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对于诬蔑毁谤的过错，安然接受，说：“我的过错确实像这样”，欣然不怒，不仅不敢怀怒，而且根本没有怒可以隐藏。如上所述，在没有遇到怨恨辱骂，没有看到诬蔑毁谤的时候，难道不知道这是美德吗？至于亲身遭遇怨恨辱骂诬蔑毁谤的时候，能践行所知的，只有三宗和文王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迪哲。深入体味三宗和文王听到怨恨辱骂，他们的功业更加新鲜，他们的心更加平和，圣学的发扬光大，君道的广大，可以断定了。成王和后来的君王，如果不听不思，三宗和文王的迪哲，人们就会造谣惑众，制造流言来迷惑他们，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就不能不信，就认为确实像这样，不长久地思念作为君主的包容之道，不宽宏大量，用造谣无根的说法，罗织嫌疑，胡乱惩罚无罪的人，杀害无辜的人，远近大小，千差万别，而怨恨却相同，都聚集在一人身上，怎么能承受呢？两章都讲这个，不听，大概是不听君子之言，这是国家存亡的决定。即使是幽厉这样的君主，难道不知道渺小的一身不能承受亿万人的怨恨吗？只是不听君子之言，所以小人造谣惑众，千头万绪，使他们不得不信，信则自至于怒，怒则自至于虐，最终普天同怨，无处逃避，何不谨慎于听受之初呢？周公教戒完毕，又叹息让继位的君王以此为鉴，大概是一篇训诫深切周到，希望他们永远以此为鉴。《无逸》这篇文献七次更端，每次以“呜呼”开头，大概是深深感叹，其意在言语之外。开始以安逸享乐为戒，最后则以抛弃忠言，惑于邪说，破坏法度，治理诽谤来总结，只有无逸，然后能去除弊病，而所以保持无逸的，也不过是这几条戒律。如果不幸有这些弊病，趋向安逸享乐，就像水往低处流；而安逸享乐，也是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所以以此结束无逸的意义。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五

<经部,书类,增修东莱书说》>

钦定四库全书

増修东莱书说卷二十六《宋》时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