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修东莱书説卷六 宋 时澜 撰
马主兵，官制也。六卿并将，司马帅一，兵制也。两不相妨，见官兵之制，此时已定，成周润色而已。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于六军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军之众也。声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气，散在天地之间，秀者为人，偏者为万物。有扈残虐生民，暴殄万物，威侮之实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名虽三，其理则一。在我自暴自弃，则天地之正理皆怠弃而不存，万恶之本原也。啓不厯数有扈之罪，自其本原言之，五行三正已皆侮弃，则其为恶何所不至？方有扈弃侮之时，天已絶其命，至是惟恭行天罚而已，非有私意于其间也。」
译马主兵，这是官制的规定。六卿都担任将领，司马率领其中一支，这是兵制的规定。这两者互不冲突，可见官兵制度，在当时已经确定，周朝只是加以润色罢了。王说：“唉！六事之人，是服侍于六军的人。我誓告你们，是誓告六军的众人。声讨有扈的罪过，使他们清楚地知道。五行之气，散布在天地之间，精华的化为人，偏驳的化为万物。有扈残害虐待百姓，暴虐糟蹋万物，这就是威侮的实质。三正，是天、地、人的正理，名称虽然有三，道理却是一致的。在我自身自暴自弃，那么天地的正理都会懈怠废弃而不存在，这是万恶的根本。启没有逐一列举有扈的罪过，而是从根本说起，既然五行三正都已经受到侮弃，那么他的恶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当有扈弃绝侮慢的时候，上天已经断绝了他的命数，到现在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罢了，其中并没有私意。”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车战，一车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啓之誓师，必欲各严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于右；右不攻右，而攻于左。御而不范，而以诡，虽有功，亦不恭命也。大扺天下有不可易之理，不当过不及。在天则为则，在人则为命，在师则为律。事事物物皆有是理，学者思不出其位，行无越思，此之谓也。视聼言动，一失其则，而逾其所止，是左不攻左之▯也。师不以律，则臧而凶。后世吴起斩先战而奔敌斩首者，盖斩首之功小，乱行之罪大。一乱部分，则不可为师，故也。
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古者用兵，必载迁主、载社主，而赏罚聴焉，示不敢专也。有用命而可赏者，祖赏之；有不用命而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申戒之也。予则孥戮汝者，此于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戮非必为杀，亦有不杀之戮，如左氏所谓「惟戮是闻，初不至死」也。此启当时自为加严之意，古人善于自量，启知徳降于上世，而又当用兵之际，不嫌于加严也。非特警众，亦深以见啓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谓「啓贤能敬承继禹者」，此也。夫承尧舜禹重熙累洽之后，未尝接行阵之事，一旦誓师戒勅戎阵，如素讲者，盖禹之家学，文武两偹，体用兼全，本末具举，不分精粗，于此可见。
五子之歌第三 夏书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至五子之歌，气象又不同矣。孔子序书，直言太康失▯，见太康之恶；言昆弟须于洛汭，又见五子友恭爱笃之心。太康既失▯矣，五人相与望于洛汭，徬徨痛惜，形之于歌，情发于中，有不能自已者。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徳，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尸位以逸豫，天之位而命之君，其可以逸乐居乎？明王奉若天道，建▯设都，树后王君公，不惟逸豫。夫建▯非所以逸豫，则逸豫之失▯必矣。亡国之君耽于逸豫，则灭厥徳。徳者，性之固有，其可灭乎？虽固有之，放纵不已，溺于昬乱颠覆之中。所谓徳者，或几乎亡矣。虽谓之灭，可也。黎民之亲其上，一心一体。太康既灭厥徳，则心异而体觧。一夫不懐，圣人所惧，况于黎民咸贰？怨之积而洽矣。当是时也，太康之所以警省忧惕者，宜不容已。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余日而不反。曰：「乃者见太康之用工尽力于咸贰之后者，盖如此也。」安于逸豫，是理既灭，天下虽危如累卵，而犹以为太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艰哉」之义，以为有此位者，当享无穷之乐，所以举世皆贰，而无度之游方且曰：「乃其念甚顺而不疑也。」
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奸雄何世无之？虽尧舜之时，亦有凶人在我之理。既坚既正，则彼无自而入。茍有间隙，彼必投之。此后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若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叙，虽后羿懐不臣之心，不过一负固不服之诸侯耳，亦何能为太康？惟逸豫，百姓离心，羿所以乗间而起。曰：因者，明天下祸乱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始皇不筑长城，不起阿房，陈胜、吴广将何所因？隋炀帝不伐辽东，不治宫室，李密、王世充亦何所因？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不顾其母与弟，而恣游畋。五弟朝夕左右，谏之不聼，去之则不能，情逼义迫，御其母以从之。亲爱痛望之至也。夫兄弟非君臣比也，三谏不聴而去，臣道也。兄弟之间，生死俱之，不能回。太康欲往之心，计无所出，义不可己，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胷中如何哉？其忠爱友恭之意，展转而无所依矣。以此见五子之歌，非一时生意而为之，蕴积之久，志念已熟，▯之于歌，故辞旨深切。五子咸怨，非仇怨之怨，盖怨艾之怨也。知其所谓怨，则知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之歌，当以诗体观，不当以书体观。《小弁》父子之怨
译左边的人不攻击左边的敌人，就是不遵从命令；右边的人不攻击右边的敌人，就是不遵从命令；驾车的人不驾驭好马匹，就是不遵从命令。
古代车战，一辆车上有三个人，左右各一人，驾车的人在中间。启在誓师时，必定要求每个人严守自己的职责。左边的人不攻击左边，反而攻击右边；右边的人不攻击右边，反而攻击左边。驾车的人不遵循规范，而是使用诡计，即使立了功，也是不遵从命令。大体上，天下有不可改变的道理，做事不应过度或不足。在天上表现为法则，在人身上表现为命令，在军队中表现为军纪。万事万物都有这个理，求学的人思考不超出自己的本分，行动不超越思考的范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视听言动，一旦失去准则，逾越了应有的界限，这就是左边的人不攻击左边的错误。军队如果不按军纪行事，就会由吉转凶。后世吴起斩杀抢先出战的人，斩杀敌首的人，大概是因为斩首的功劳小，扰乱军纪的罪过大。一旦扰乱了部队的编制，就不能成为军队，就是这个原因。
遵从命令的，在祖庙前赏赐；不遵从命令的，在社坛前杀戮。我则将连累你的妻儿一同杀戮。
古代用兵，必定载着迁主（祖先神主）和社主（土地神主），赏罚听从神主的裁决，表示不敢专断。有遵从命令而应当赏赐的，在祖庙前赏赐；有不遵从命令而应当杀戮的，在社坛前杀戮。这是用兵的常法，用来申诫告诫。我说将连累你的妻儿一同杀戮，这是在常法之外新提出的。杀戮不一定就是杀死，也有不杀死的惩罚，比如《左传》所说的“只听说惩罚，起初并不至于死”。这是启当时自己加严的意思，古人善于自我衡量，启知道德行比上古有所下降，而又处在用兵的时候，不嫌加严。这不仅是警戒众人，也深深体现了启自我警戒、省察、敬畏的意思。所谓“启贤能恭敬地继承禹”，说的就是这个。在承接尧舜禹重重光明、连续和谐之后，未曾接触过行军打仗的事情，一旦誓师告诫军队，就像平时演练过一样，这是因为禹的家学，文武兼备，体用俱全，本末都具备，不分精粗，在这里可以看出。
五子之歌第三 夏书
太康失去国家，他的五个兄弟在洛水北岸等待，作了《五子之歌》。
到了《五子之歌》，气象又不同了。孔子编订《尚书》，直说太康失去国家，显示出太康的恶行；说五个兄弟在洛水北岸等待，又显示出五子友爱恭敬、情谊深厚的心。太康既已失去国家，五个人一起在洛水北岸眺望，彷徨痛惜，抒发在歌中，情感发自内心，有不能自己控制的地方。
太康空占着君位，因为安逸享乐而毁灭了自己的德行，百姓都离心离德。于是他游乐无度，在洛水之外打猎，一百天不回来。
太康空占着君位而安逸享乐，上天赋予的位置而任命他为君，难道可以安逸享乐地占据吗？圣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建立国家设置都城，树立后王君公，不只是安逸享乐。建立国家不是为了安逸享乐，那么安逸享乐而失去国家是必然的。亡国的君主沉溺于安逸享乐，就毁灭了自己的德行。德行，是本性中固有的，怎么可以毁灭呢？虽然本性中固有，放纵不止，沉溺于昏乱颠覆之中。所谓的德行，几乎要亡失了。虽然说是毁灭，也可以。百姓亲近他们的君主，一心一体。太康既已毁灭了自己的德行，那么心就不同而身体就解体。一个人不怀念，圣人都感到恐惧，何况百姓都离心离德？怨恨积累而融洽了。在这个时候，太康之所以警戒省察、忧虑警惕，应该不容停止。于是他游乐无度，在洛水之外打猎，直到一百多天不回来。说：“那时看到太康在百姓离心离德之后用工尽力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安于安逸享乐，这个理既已毁灭，天下虽然危险得像累叠的蛋，却还认为像泰山一样稳固。太康不知道“天位艰难啊”的意思，认为有这个位置的人，应当享受无穷的快乐，所以举世都离心离德，而无度的游乐反而说：“那时他的念头很顺遂而不怀疑。”
有穷国的后羿趁着百姓不能忍受而抗拒太康于黄河边。
奸雄哪个时代没有呢？即使在尧舜的时候，也有凶人在我之中的道理。如果坚定而正直，那么他们就没有机会进入。如果有间隙，他们必定会投奔。这后羿抗拒太康，就是趁着百姓不能忍受。如果君主在上庄重，臣子在下明察，百官各得其宜，万事各得其序，即使后羿怀有不臣之心，不过是一个负固不服的诸侯罢了，又怎么能对太康怎么样呢？只有安逸享乐，百姓离心，后羿才得以乘间而起。说：因，说明天下祸乱的根源，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如果秦始皇不修筑长城，不建造阿房宫，陈胜、吴广将凭借什么？隋炀帝不征伐辽东，不修建宫室，李密、王世充又凭借什么？
他的五个弟弟，带着他们的母亲跟随，在洛水的北岸等待。五子都怨恨，叙述大禹的告诫，作了歌。
太康不顾他的母亲和弟弟，而恣意游乐打猎。五个弟弟朝夕在左右，劝谏他不听，离开他又不忍，情势逼迫义理紧迫，带着他们的母亲跟随他。亲爱痛惜的希望到了极点。兄弟不像君臣那样，三次劝谏不听而离开，是臣子的道理。兄弟之间，生死与共，不能回头。太康想要前往的心，计无所出，义理不可停止，带着他们的母亲跟随，在洛水的北岸等待。五子心中如何呢？他们的忠爱友恭之意，辗转反侧而无所依靠。由此可以看出《五子之歌》，不是一时兴起而作的，蕴积已久，志念已熟，抒发在歌中，所以辞旨深切。五子都怨恨，不是仇怨的怨，而是怨艾的怨。知道他们所谓的怨，就知道叙述告诫作歌的意思了。《五子之歌》，应当以诗体看待，不应当以书体看待。《小弁》父子之怨
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所谓其兄闗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哀而不伤之谓也。五子之歌一章，切于一章，一章逺思大禹敬民之训，二章自寻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业，四章又反复家绪之本末，五章其情极矣。尽取其忧愧之罪，归之于已。观此五章，俯仰髙下，节奏所在，五子之心为如何？
译这是《五子之歌》中兄弟间的怨恨。所谓兄长拉弓射他，他却流泪哭泣地劝谏，这就是哀而不伤的意思。《五子之歌》共五章，每一章都紧扣主题：第一章深念大禹敬爱百姓的训诫，第二章自我追究导致灭亡的原因，第三章痛惜冀都的基业，第四章又反复追述家族传承的始末，第五章情感达到了极致。将所有的忧愁愧悔之罪，都归咎于自己。观察这五章，无论俯仰高低，节奏所在之处，五子的心境是怎样的呢？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本，本固▯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有训，是禹固着之于训辞，以贻子孙也。可近，不可下。见君民的然为一体，可亲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视民为下，则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本，本固▯宁，百世兴王之定法也。且何以为▯？不过合天下之民而聚之耳。则民岂非▯本乎？民所聚而成▯，民所贰则不成▯。岂非本固则▯宁乎？禹受位于舜，其相▯之要曰：“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躬履之久，见之精切，故作训以戒子孙，坚决着明。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禹以万世允赖之功，方谓愚夫愚妇之微，一能胜予。功髙出一世之上，心常在一世之下。此非敬畏之心，视天下若如此。盖其践履之功既到，见天下实有此理。匹夫之志，万钧之▯不能夺之。一能胜予之实也。一人三失，一失至于三而不变，不可望其复改矣。频复之凶也。失而即改，不贰过也。二失而改，困而能改者也。至于三失，则玩而不复悔矣。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明则易见，暗则难知。在上之人，易于有不明之怨。何者？▯均体敌，有怨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之结怨于民，民伏于雷霆之下，不敢言而敢怒，何所自▯？故其怨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发则不可复救。圣人所以旁搜博采，以通下情，盖欲图于不见也。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禹持敬之工夫深至，故其形容明切如此。万世君人者之心也。其在上者，以天下为心，説得广，故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其在下者，以一身为天下，説得近，故曽子曰：“啓予手，啓予足，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位虽不同，其实无广狭。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厯数祖训，一愚夫足以胜懔乎之禹。咸贰之黎民，乃盘游之太康，其何以胜之哉？五子之所以怨也。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天下之事，皆有其则，至其则而止，所谓度也。夫妇之正，不可废也；搜狩之常，不可阙也。嘉防合礼，不可以去；酒导民情性，不可以无乐。栋宇以蔽风雨，垣墙以御穿窬。制于圣人，岂以灭徳？然禽色而至于荒，酒至于酣，音至于嗜，宇则峻之，墙则雕之，非其则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于六事之中。茍有其一，未有可以幸免者，况俱有之？五子见危亡之道如此之明，而思太康之奔赴乎其中，其心为如何？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灭亡。」
乱当时之纪纲，乃至于灭亡。言此冀方，本陶唐之有委付，至今岂特坠皇祖之业哉？当时声明文物，百蛮来朝，万国面内，如此之盛，今乃至于不能保。此时五子之心，又如何？玩味其抑▯髙下，正如《黍离》之诗，痛惜基业之衰。
其四曰：「明明我祖，万▯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絶祀。」
明明我祖，万▯之君，尊显如此，指大禹言之也。典则者，所垂之训也。关者，通也；和者，平也。石与钧，天下所皆有，不如王府之关石和钧，通轻重之宜也。前人，事事物物，精粗不遗，既有其业，又有其法，又有其具。今不能守，而荒坠其绪，至于覆宗絶祀，举祖宗之已成，一旦而废之。五子之心，又如何？
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懐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慎厥徳，虽悔可追。」
发叹而言：「惜之！重忧之至也。」万姓未尝仇五子也，而五子自以一身当万姓之怨。予▯畴依知太康之孤离而不可立也？郁陶忧结之懐，忸怩惶愧之顔也。此章不必以训诂求，读之自使人恻然，见兄弟一体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弟，五子无失，何以忸怩？盖视太康所为如己为之，故弗慎厥徳，虽悔可追。如出太康
译第一条说：“皇祖有训诫：百姓可以亲近，不可轻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我看天下的平民百姓，哪怕一个普通人也能胜过我，而我一个人却会有多次过失。怨恨难道在于明显显露吗？在怨恨尚未显露时就应加以防范。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作为统治者，怎么能不恭敬呢？”
皇祖的训诫，是禹将其刻在训辞上，留给子孙后代的。可以亲近，不可轻视。这表明君民本为一体，可以亲近他们使他们靠拢，不可推远他们使他们疏离。把百姓看得低贱，就有彼此隔绝、不相交接的意思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则国家安宁，这是百代兴邦的定法。况且什么是国家？不过是汇聚天下的百姓罢了。那么百姓难道不是国家的根本吗？百姓聚合才能形成国家，百姓离心则国家不成。难道不是根本稳固则国家安宁吗？禹从舜那里接受帝位，他相佐国家的要点说：“值得爱戴的不是君主，值得敬畏的不是百姓。百姓如果没有元首，拥戴谁呢？元首如果没有百姓，谁和他一起守护国家呢？”禹亲身实践很久，见解精辟透彻，所以作训诫来告诫子孙，坚决明确。我看天下的平民百姓，一个普通人也能胜过我。禹凭借万世信赖的功业，却认为平民百姓的微小力量，一个也能胜过自己。功业高出当世之上，心态却常在当世之下。这不是敬畏之心，视天下如同此般。大概他的实践功夫已到，见到天下确实有此道理。普通人的志向，万钧之力也不能改变。这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能胜过我”的实情。一个人三次犯错，错到三次而不改变，就不能指望他再改正了。这是频繁重复错误的凶险。犯错后立即改正，不重复犯同样的错。犯错两次后改正，这是困顿中能改正的人。至于犯错三次，那就玩忽而不后悔了。怨恨难道在于明显显露吗？在怨恨尚未显露时就应加以防范。明显则容易看见，隐蔽则难以知晓。在上位的人，容易有不明显的怨恨。为什么呢？君民地位相当，有怨恨当面诉说，有什么不明白的？如果君主在百姓中结怨，百姓伏在雷霆之下，不敢说话却敢愤怒，怨恨从何而来呢？所以怨恨常常隐蔽而不明显。一天比一天加深，爆发时便无法挽救。圣人广泛搜集采纳意见，以通达下情，大概就是想防患于未然。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禹持敬的功夫深至，所以形容如此明白切中。这是万世统治者的本心。在上位的人，以天下为心，说得广阔，所以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在下位的人，以一身为天下，说得切近，所以曾子说：“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战战兢兢，如同临近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地位虽然不同，其实没有广狭之分。作为统治者，怎么能不恭敬呢？历数祖先训诫，一个平民足以使战战兢兢的禹敬畏。如果百姓都离心离德，像太康那样盘游享乐，他凭什么能胜过呢？这就是五子怨恨的原因。
第二条说：“训诫中有：在内沉迷女色；在外沉迷打猎，沉溺美酒，嗜好音乐，建造高屋，雕刻墙壁。有其中任何一项，没有不灭亡的。”
天下的事，都有其准则，达到准则就停止，这就是度。夫妇的正道，不可废弃；搜狩的常规，不可缺失。嘉礼合于礼制，不可去除；酒能疏导民情性，不可没有音乐。栋梁房屋用来遮蔽风雨，垣墙用来防御盗窃。圣人制定这些，难道是为了灭绝德行吗？然而沉迷女色以至于荒废政事，喝酒以至于酣醉，音乐以至于嗜好，房屋建得高耸，墙壁雕刻华丽，就不符合准则了。在六件事中，只要有其中一项，没有能够侥幸免祸的，何况全部都有呢？五子看到危亡的道理如此明显，而想到太康奔赴其中，他的心情会怎样呢？
第三条说：“只有那陶唐氏，拥有这冀州之地，如今丧失了正道，扰乱了纲纪，才导致灭亡。”
扰乱当时的纲纪，才导致灭亡。说这冀州之地，本是陶唐氏所托付，到如今难道只是坠失了皇祖的基业吗？当时声名文物显赫，百蛮来朝，万国归心，如此兴盛，如今却到了不能保全的地步。这时五子的心情，又会怎样呢？玩味其压抑与高下，正如《黍离》之诗，痛惜基业的衰败。
第四条说：“光明伟大的我的祖先，万国的君主，有典章有法则，留给子孙。关口和石衡，王府都有。如果荒废坠失其绪业，就会覆灭宗庙，断绝祭祀。”
光明伟大的我的祖先，万国的君主，如此尊贵显赫，是指大禹而言。典章法则，是所留下的训诫。关，是通达；和，是平准。石和钧，天下都有，不如王府的关口石衡，通达轻重的适宜。前人，事事物物，精粗不遗漏，既有基业，又有法则，又有器具。如今不能坚守，而荒废坠失其绪业，以至于覆灭宗庙，断绝祭祀，将祖宗已成的基业，一旦废弃。五子的心情，又会怎样呢？
第五条说：“唉！归向何处？我心中悲伤，万姓怨恨我。我将依靠谁？忧愁郁结在我心中！脸厚而羞愧。不谨慎自己的德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发出感叹说：“可惜啊！忧虑到了极点。”万姓不曾怨恨五子，而五子自己以一己之身承担万姓的怨恨。我将依靠谁？知道太康孤立无援而不可立足？忧愁郁结的情怀，羞愧惶愧的脸色。这一章不必用训诂去求索，读之自然使人悲伤，见到兄弟一体的至情。太康失道，怨恨不在弟弟，五子无失，为何羞愧？大概视太康所为如同自己所为，所以不谨慎自己的德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如同出自太康
之口，代为太康寒心也。玩此五章，其防转切，无忿嫉不平之意，真情笃友之至之所形见也。欲观诗者，当先观书，则见诗之变风变雅；观舜之▯歌，则见诗之雅颂。本乎情，止乎礼义，有自来矣。
译读到此处，不禁为太康感到寒心。研读这五章，其防微杜渐之意深切，没有愤恨嫉妒、不平之气，正是真情厚谊达到极致的表现。想要研读《诗经》的人，应当先研读《尚书》，这样才能看到《诗经》中变风变雅的作品；研读舜的《赓歌》，才能看到《诗经》中的雅颂之作。诗歌发乎真情，止于礼义，是有其渊源来历的。
▯征第四 夏书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往征之作，▯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后承王命，徂征。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以至于周三百六十。世浸逺，官浸多，往往分职不一。惟羲和之官，尧时四人，至夏已合为一，至周亦不过一人，其位浸卑。舜伯夷典礼，夔典乐，周大宗伯、大司乐合为春官也。官皆转而为多，此二官独转而为少，何也？盖唐虞之时，民性浑厐，风气未开，啓其本原，可以自治，故掌天时礼乐之官皆多，而其它皆略。自此以后，风俗日薄，以精微示之，有所未谕，故三代之君通其变，凡天时礼乐之事，皆散寓于政刑度数之间以诏民，亦非视天时礼乐为轻而略之也。世变风移，不得不质文迭变，以通其政。尧舜之时，天人未分，淳厐未散也。于此可以观天下大▯之转移矣。
告于众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徴定保。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嵗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有常刑。」
征伐天子之大权，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故史官先言：「惟仲康肇位四海，六师之掌命有所自，徂征之命承之而已。」其辞甚严正，万世君臣之纲也。嗟者，发叹而悯其劳之辞。「明徴定保」即圣之谟训也。明徴者，昭然可见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证于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谓「自非大无道，尽欲扶持而全安也」。先王克谨天戒，即明证之戒也。人臣克有常宪，谓常行之法也。曰「克」者，君臣用工之地也；曰「有」者，有诸已之有常宪，是常法藏之官府，揭之象魏，散之有司，非不坦然明白。若不克有，则何以异于无也？百官修辅，不言辅弼而言修辅，修者辅弼之功夫，人臣自课于朝夕者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专于此而业焉。辅者不过辅弼之谓，加之以修，则交相正救，无时怠忽之意深矣。厥后惟明明者，百官既修辅，万几无蔽，故明而又明，谓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之明，晋君子以自昭明徳，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以辅之，则明而又明，有日新无疆之意也。官众皆相规正，百工亦执艺以谏，责难于君谓之恭，不谏者为不恭，则▯有常用之刑。凡此皆遒人徇路之辞，稽之《周礼》可见。
惟时羲和颠覆厥徳，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昬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当时法度既修明，遒人又每嵗宣▯其命于凡有官之人，所以起其敬心，宜无一人敢犯者。惟羲和独沈乱于酒，以颠覆厥徳。徳者人之固有，羲和以沈乱而颠覆也。惟其沈乱于酒，故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无所复顾。天纪自尧以来，羲和世守者曰钦若，至是乃至于扰乱。酒之为恶大矣。一沈于酒，虽祖父世守之业，国家之重爵禄，皆不暇顾，而逺弃其职位，保其食邑，以叛逆。説者多谓羲和一臣之失职，黜其爵可也，削其邑可也，何烦专行师伐？不知羲和当时已逺弃厥司，保其所有之邑，负固而不服矣。古者人君务在导迪民性，酒尤乱徳之源，故深禁之。如周官饮酒者杀，如书酒诰一篇，以至此言羲和之罪，皆凛然严毅。至汉乃防酒酤，惟恐民饮之不多。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后世君职已不尽至于师职，则全阙矣。季秋之月，辰弗集于房。房者，日月所防之次舍也。日月之行至朔必防于房，集则为顺，不集则为差。日者君之表，日既有变，百官莫敢自宁。如瞽之微，以至啬夫、庶人之在官者，皆奔走以救变。羲和处此官，乃不闻知，可谓昬迷于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诛。人君不敢自专，有大赏罚必归之祖与天，故誓师之言不曰干仲康之诛，而曰先王之诛，以见古人循天理，率先王之道，已不得而与也。此语非有意而言，自古相承，不以己视天下，心之所存，议论之所习熟矣。
政典》曰
译〇征第四 夏书
羲和沉溺于酒色，废弃了观测天时的职责，扰乱了历法。〇于是有了征伐的举动，〇这就是“征”。
只有仲康刚刚在天下即位，〇侯被任命掌管六军。羲和废弃了他的职责，在他的封邑中沉溺于酒荒。〇侯秉承王命，前往征伐。
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百官，夏商两代官职加倍，到了周代达到三百六十个。时代逐渐久远，官职逐渐增多，往往分职不一。只有羲和这个官职，尧时设有四人，到了夏代已经合并为一，到了周代也不过一人，其地位逐渐降低。舜时伯夷掌管礼仪，夔掌管音乐，周代的大宗伯、大司乐合并为春官。其他官职都转变为增多，唯独这两个官职转变为减少，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唐尧虞舜之时，民性淳朴浑厚，风气尚未开通，开启其本源，百姓可以自我治理，所以掌管天时、礼仪、音乐的官职都多，而其他方面则简略。从此以后，风俗日益淡薄，用精微的道理示之，百姓有所不理解，所以三代君主通晓变化，凡是天时、礼仪、音乐之事，都分散寄托在政治、刑罚、法度之中以告诫百姓，也不是轻视天时、礼仪、音乐而简略它们。世道变迁，风气转移，不得不质朴与文饰交替变化，以通达政治。尧舜之时，天与人未分，淳朴浑厚之气未散。由此可以观察天下大道的转移了。
告诫众人说：“唉！我的众臣，圣人有谋略训诫，明确的征兆安定保全。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臣民能够拥有常行的法度。百官修治辅佐，他们的君主才能光明又光明。每年孟春之月，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宣告。官员相互规劝，工匠执掌技艺之事来进谏。如果有不恭敬的，〇就有常行的刑罚。”
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天下有道，礼仪、音乐、征伐都出自天子，所以史官首先说：“只有仲康刚刚在天下即位，六军的掌管命令有所由来，征伐的命令只是秉承它而已。”言辞非常严正，这是万世君臣的纲纪。嗟，是发出叹息而怜悯其辛劳的言辞。“明徴定保”就是圣人的谋略训诫。明徴，是昭然可见的征兆。凡是上天用来向君主示证的事情，都是为了警戒而安定保全，如董仲舒所说的“自非大无道，尽欲扶持而全安也”。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就是明证的警戒。人臣能够拥有常行的法度，是说常行之法。说“克”，是君臣用力的地方；说“有”，是有于自身的常行法度，这是常法藏在官府，悬挂在象魏，分散给有司，不是不坦然明白。如果不能拥有，那与没有有什么区别呢？百官修治辅佐，不说辅弼而说修辅，修是辅弼的功夫，是人臣朝夕自我督促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专门致力于此并以此为业。辅不过是辅弼的意思，加上修，则相互纠正补救，无时懈怠的意思就深了。厥后惟明明，百官既然修治辅佐，万机没有遮蔽，所以明而又明，称为明明。人君有本然的明，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如果不是人臣所能达到的，而得到臣子辅佐，则明而又明，有日新无疆的意思。官员都相互规正，百工也执掌技艺来进谏，责难于君称为恭，不进谏的为不恭，则〇有常行的刑罚。凡此都是遒人巡行路上传达的言辞，考察《周礼》可见。
当时羲和颠覆了他的德行，沉溺混乱于酒，背离官职离开位次，扰乱天纪，远远抛弃了他的职责。于是季秋之月的朔日，日月没有会合于房宿。乐官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羲和尸位素餐，没有听闻知晓，昏沉迷惑于天象，从而触犯了先王的诛罚。当时法度已经修治明备，遒人又每年宣告〇其命令给所有有官职的人，所以激起他们的敬畏之心，应该没有一人敢犯。只有羲和独自沉溺混乱于酒，从而颠覆了他的德行。德是人固有的，羲和因沉溺混乱而颠覆。因为沉溺混乱于酒，所以背离官职离开位次，扰乱天纪，远远抛弃了他的职责，无所复顾。天纪自尧以来，羲和世代守护的是钦若，至此竟然到了扰乱的地步。酒的恶行太大了。一旦沉溺于酒，即使祖父世代守护的基业，国家的重要爵禄，都不暇顾及，而远远抛弃其职位，保住其食邑，以叛逆。解说者多认为羲和只是一个臣子的失职，贬黜其爵位可以，削去其食邑可以，何必专门兴师征伐？不知道羲和当时已经远远抛弃了他的职责，保住其所有的食邑，负固不服了。古代人君致力于引导启迪民性，酒尤其扰乱德行的根源，所以深禁之。如周官饮酒者杀，如《书·酒诰》一篇，以至于这里说羲和的罪，都凛然严毅。到了汉代却防止酒禁，只怕百姓饮酒不多。上天保佑下民，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后世君主的职责已经不完全是师长的职责，那就完全缺失了。季秋之月，日月没有会合于房宿。房，是日月相会的次舍。日月运行到朔日必定会合于房宿，会合则为顺，不会合则为差。日是君主的表率，日既然有变，百官不敢自安。如乐官之微，以至于啬夫、庶人之在官者，都奔走以救变。羲和处此官，却不听闻知晓，可谓昏沉迷惑于天象了，从而触犯了先王的诛罚。人君不敢自专，有大赏罚必归之于祖先与上天，所以誓师之言不说触犯仲康的诛罚，而说先王的诛罚，以见古人遵循天理，率先王之道，自己不得干预。此语非有意而言，自古相承，不以己视天下，心之所存，议论之所习熟矣。
政典》曰
前此皆责羲和之辞，以后乃誓师之辞。政典如所谓《司马法》也。先时不及时，或谓嗣侯举此，防羲和之罪，非也。此军法也。军法莫严于期防。后世期防先后者，必杀，盖本于此。胜败所系，不可不先以为戒也。
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
曰：“奉将天罚，曰同力王室，又曰钦承天子威命。”古之兵师所以无叛命者，皆其将帅所以告勅其众者，未尝不举人君以为言，使师旅之心常知有天子，其所以养我、命我者，天子也。将帅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奉天讨，上下相承，不敢稍出私意，认为已权，则人君安敢轻兵，人臣安敢专命，士卒亦安敢犯命哉！
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徳，烈于猛火。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惟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火炎昆冈，炽烈之时，不分玉石。我众为天子之吏，若逸其徳，又甚于猛火。言止欲殱其首虏，凡以威而彊使从者，皆不治也。自歼厥渠魁，至咸与惟新，此三代行师之本也。威克厥爱，允济。説者多以爱为仁爱，威为威虐，乃▯申韩之言，不知爱与威者也。爱者，私爱姑息之谓；威者，振厉奋发之谓。人临战阵，多为私爱所牵，惜身顾家，安能用命？又如宋襄公之不忍，何以集事？非振厉奋发不可。盖威非残忍酷烈之谓，却有爱存焉。仁者必有勇，是也。大抵威爱当观其所发，发于私乎，虽爱非爱；发于公乎，虽威非威。威虽非圣人之所尚，茍当威而不威，则不知时措者也。况军旅主于威乎？《夏书》存于后世者最少，因▯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军旅之事，显然偹具。想当时废职者惟羲和一人而已。观书之要，观其略，当知其详；观其存，当知其不存者。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厘沃》。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増修东莱书説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説卷七 宋 时澜 撰
汤誓第一 商书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汤誓》
观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见孟子所谓“五就汤，五就桀”之事，甚明。汤累进伊尹于夏，欲以开导，使之悛改。桀终不可回，此伊尹所以复归亳而定伐夏之谋也。岂汤、伊尹之本心哉？聿求元圣，与之戮力。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伊尹亦自谓：“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徳，克享天心。”尹之所适，即天命之所在。盖天心所享者，天命所系也。汤进伊尹于夏，所以驻命于夏也。复归之时，命始不容辞矣。伊尹相汤伐桀，先伊尹而后汤，文▯顺也。升自陑，或谓出其不意，岂王者之师哉？或谓汤得人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义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决择。升自陑，必用师当行之道，夏之可攻处也。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汤告众庶而称王曰：「此史官于伊尹复归之后，因天命之已决，而定其称也。」方天命未絶于桀，汤得伊尹而进之，拳拳尊君之心，无所不至。及伊尹丑之，天命絶矣。絶于彼，则不容释于此。昔之尊君，不幸而无所伸，岂预称王而誓师乎？事定而不敢居圣人之心也，事未定而居之，无乃非圣人之心哉？天命所在，固惟圣人见之明的，而此心则不然也。非台小子敢行称乱，以此知非汤伐桀，乃天也。使汤非顺天命，应人心，则为称乱矣。
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防？予及汝皆亡。」夏徳若兹，今朕必往。
今商之众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
译在此之前都是责备羲和的言辞，在此之后才是誓师的言辞。政典就像所谓的《司马法》那样。先前说“不及时”，有人认为是嗣侯举出这些，是为了防备羲和的罪过，这是不对的。这是军法。军法没有比期限和防备更严格的了。后世对于违反期限和防备先后次序的人，必定处死，大概就源于此。胜败所系，不可不事先以此作为警戒。
现在我用你们这些众人去奉行天帝的惩罚，你们众位将士要同心协力辅佐王室，还要恭敬地秉承天子的威严命令。
说：“奉行天帝的惩罚，说同心协力辅佐王室，又说恭敬地秉承天子的威严命令。”古代军队之所以没有违抗命令的，都是因为将领告诫众人时，未曾不举出君主作为依据，使军队的心始终知道有天子的存在，知道养育我们、命令我们的是天子。将领只知道秉承王命，王者只知道奉行天讨，上下相互承接，不敢稍有私意，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力，那么君主怎敢轻率用兵，臣下怎敢专断命令，士卒又怎敢违抗命令呢！
大火燃烧在昆仑山冈，玉石一同被烧毁。天子的官吏如果放纵德行，比猛烈的火焰还要炽烈。消灭他们的首领，被胁迫跟随的人不予治罪。那些沾染了污浊习俗的人，都让他们改过自新。唉！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你们众位将士，要勤勉地警戒啊！
大火燃烧在昆仑山冈，炽烈的时候，不分玉石。我们众人是天子的官吏，如果放纵德行，又比猛烈的火焰更甚。意思是只想诛杀首恶，凡是因威势而被迫顺从的人，都不予治罪。从“歼厥渠魁”到“咸与惟新”，这是夏商周三代行军的根本。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解说的人多把仁爱理解为仁爱，把威严理解为威虐，这是申不害、韩非子的言论，不懂得什么是爱与威。爱，是指私下的溺爱姑息；威，是指振奋激励奋发。人面临战阵，多被私爱牵制，爱惜自身顾念家庭，怎么能服从命令？又像宋襄公那样不忍心，怎么能成就大事？不振奋激励奋发是不行的。大概威严不是残忍酷烈的意思，其中却存有仁爱。仁爱的人必定有勇气，就是这个道理。大抵威严与仁爱要看它们产生的根源，出于私心吗，即使是爱也不是真正的爱；出于公心吗，即使是威严也不是真正的威严。威严虽然不是圣人所崇尚的，如果该用威严时却不用威严，那就是不懂适时行事的人了。何况军队主要在于威严呢？《夏书》流传到后世的最少，因为征伐可以考察官名、法度、人物、军旅之事，显然完备。想当时废职的只有羲和一人而已。读书的要领，看其概要，应当知道其详情；看其现存的部分，应当知道其不存的部分。
从契到成汤，迁徙了八次。汤开始居住在亳，跟随先王的居所。作了《帝告》、《厘沃》。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征讨他。作了《汤征》。伊尹离开亳前往夏，既然厌恶夏，又回到亳。从北门进入，于是遇见汝鸠、汝方。作了《汝鸠》、《汝方》。
增修东莱书说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说卷七 宋 时澜 撰
汤誓第一 商书
伊尹辅佐汤讨伐桀，从陑地进军，于是与桀在鸣条的野外作战，作了《汤誓》。《汤誓》
看伊尹离开亳前往夏，既然厌恶夏，又回到亳。看见孟子所说的“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的事情，非常明白。汤屡次把伊尹推荐给夏，想要开导他，使他悔改。桀终究不可挽回，这就是伊尹所以回到亳并确定讨伐夏的计谋的原因。这难道是汤、伊尹的本心吗？寻求伟大的圣人，与他共同努力。汤对于伊尹，是学习之后才以臣子自居。伊尹也自认为：“只有我伊尹和汤，都具有一种德行，能够承受天心。”伊尹所去的地方，就是天命所在。大概天心所承受的，就是天命所系属的。汤把伊尹推荐给夏，是为了把天命驻留在夏。回到亳的时候，天命开始不容推辞了。伊尹辅佐汤讨伐桀，先说伊尹而后说汤，文义顺畅。从陑地进军，有人说这是出其不意，这难道是王者之师的做法吗？有人说汤得到人和，不一定需要地利，这也不符合人情。王者固然使用仁义的军队，但是利害向背，也必定要抉择。从陑地进军，必定是用兵应当走的道路，是夏可以进攻的地方。
王说：“来吧，你们众人，都听我的话。不是我小子，敢进行叛乱？夏有很多罪过，天命要诛灭它。”
汤告诉众人而称王说：“这是史官在伊尹回到亳之后，因为天命已经决定，而确定他的称呼。”当天命还没有断绝于桀的时候，汤得到伊尹并推荐他，诚恳尊重君主的心，无所不至。等到伊尹厌恶他，天命就断绝了。在那边断绝，那么在这边就不容许放弃。过去尊重君主，不幸而无法伸张，难道预先称王而誓师吗？事情确定而不敢居圣人的心，事情未确定而居之，恐怕不是圣人的心吧？天命所在，固然只有圣人看得明白，而此心却不是这样。不是我小子敢进行叛乱，由此知道不是汤讨伐桀，而是天。如果汤不顺从天命，顺应人心，那就是叛乱了。
现在你们众人，你们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舍弃我们的农事而去征讨夏。”我只听到你们众人的话，“夏有罪，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征讨。”现在你们却说：“夏的罪过究竟怎样？”夏王竭尽众人的力量，竭尽夏邑的赋税。众人大多懈怠不合作，说：“这个日子什么时候结束？我与你都要灭亡。”夏的德行像这样，现在我必定要去。
现在商朝的众人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舍弃我们的农事而去征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