増修东莱书说卷二十
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徳，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译成汤初年，上天降下威严，我国百姓陷入大乱。丧失德行，没有不是由于酒的缘故。无论行为是善是恶，〇导致亡国，也没有不是由于酒罪的原因。
天下之物，无一不用于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爲也。以酒论之，麴糵水火之齐，皆天所置。有是理，则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无酒则无以荐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巳非以资人酣饮也。后人失其本意，所以大丧乱其徳者，无非由酒。大▯小▯，所以丧灭者，亦皆由酒。得罪以饮酒致祸，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民爲酒所用，即天之降威也。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彞酒。越庶国饮，惟祀，徳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彞训，越小大徳，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当时，乃众迷中独悟，众醉中独醒者。所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于酒。至于庶国，惟祭祀方可饮。于饮福受胙之时，虽饮神之福，亦必徳以将之，不至于醉。中人无所主，则爲麴糵所迷夺矣。文王言：「我民当导迪其小子，惟土物是爱，勤稼穑，服田畆，其心方善。」大抵纵酒者，多不事家业之人尔。小子当听祖考之▯训。祖考者，老成之人也，歴事既多，所以教子孙者，必不许之纵酒。聪听者，欲其用精神以听也。聼之不聪，则诲尔谆谆，听我藐藐矣。越小大徳，小子惟一者，当时饮酒者必以爲小徳，无害于事，但于大徳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徳，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徳而不戒，是以至于纵而不巳。故文王教之，合而爲一，不可分彼爲大徳，此爲小徳，当以一体观之。
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逺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前举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国之事。康叔当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嗣续而无怠，统一而不杂，专工于稼穑之事，奔走以事其父与其长。下民之分，竭力耕田，供爲子职而巳何暇于纵酒乎？安常乐业，念不至酒，不服田畆，心无所用，则必向于酒矣。其有肇牵车牛，逺服贾，出而爲商，以其所得孝养其父母。父母以其逺归而喜，躬自洗濯，腆厚致酒，以慰劳之。是时乃可用酒。周公前所以禁酒者如此之严，至此复教之用酒者，葢圣人之教，至于断絶人情则不行，所以闭其饮酒之门多矣。故开其一而使之有节，但不可逾此节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耉，惟君尔乃饮食醉饱。
庶士有职事者，以至于百君子爲官长者，皆在尔统率之下。尔当听我之教。尔若大能羞养老成人，乃爲君当然之事。尔方可饮至于醉，食至于饱。周公开饮酒之门，不过三事：祭祀用酒，父母庆用酒，至于养老用酒。三者无非于其良心发处开之。祭祀、孝养、养老，皆良心之所发也。于此饮酒，岂至于纵？乃所以养其温厚和气也。
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徳。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徳，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许尔。谓尔长永观顾省察，动作皆稽中徳。大抵言一节一行者易，而一饮一啄之际爲难谨。康叔若非常永观顾省察，一动一作必稽中徳，则口腹亦岂易制？工夫至于此矣。尔庶几能羞馈祀，则可以保宗庙矣。尔乃可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纵矣。此乃信爲王者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顺其元徳。周家世世不忘乎？不荒于酒，躬率一国之民，亦爲国君常事尔。而其末所以称之如此之重，至于天若元徳者，葢进徳之验。惟于其最难屏者工夫密察，则徳进不巳，而天亦不能违也。酒虽细故，玩而难逺。康叔达观时省稽考之意，不忘于动作之间，酒始不得乘间而入。而中徳所厚，邪虑不入，而善日充实。至于天若于永观作稽，而深求其所用工，则知所谓天若元徳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学者爲学，必省察其身。苟有瑕过，因循难去，必日消磨荡涤，使浸浸迁变，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酒之一事，周公垦切如此，
译天下的万物，没有一样不是顺应天道而存在的，这是自然如此，并非人力所能强求。以酒为例，酒曲、粮食、水、火这些酿酒的要素，都是上天所安排的。有这种天理，就有这种事物。上天降下旨意，让我们百姓制作酒，是为了用于祭祀。没有酒，就无法献祭馨香之气。制作酒的本来意图，仅仅是为了祭祀，并不是为了供人酣畅饮酒。后人丧失了酒的本来意义，因此导致道德严重败坏，没有不是由酒引起的。国家无论大小，之所以灭亡，也都是因为酒。因饮酒而获罪招致灾祸，却说这是上天降下的威严，其实天理并不在人心之外。百姓被酒所驱使，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威严。
周文王告诫教导下属官员和办事人员，不要沉溺于酒。至于各国百姓，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要以德行来节制，不至于醉倒。文王说：“我要引导我的百姓，教导年轻人，只应爱护土地上的物产，这样他们的心才会善良，才能聪慧地听从祖先的教诲，无论是小德还是大德，年轻人都应视为一体。”
周文王在当时，是众人迷惑中独自醒悟、众人沉醉中独自清醒的人。所以他告诫官员们，不可经常饮酒。至于各国百姓，只有在祭祀时才可以饮酒。在饮福受胙的时候，即使是饮用神灵赐福的酒，也必须以德行来节制，不至于醉倒。中等资质的人如果没有主见，就会被酒曲所迷惑和夺走心智。文王说：“我的百姓应当引导年轻人，只应爱护土地物产，勤于农事，服侍田地，这样他们的心才会善良。”大概纵酒的人，大多是不从事家业的人罢了。年轻人应当听从祖先的教诲。祖先，就是老成持重的人，经历的事情多，所以教导子孙，一定不允许他们纵酒。聪慧地听从，是希望他们用精神去聆听。听得不聪慧，那么教诲你时谆谆不倦，你听时却轻慢不在意。所谓小德大德，年轻人都应视为一体，当时饮酒的人一定认为小德无害于事，只要在大的德行上用力就够了。却不知道把酒当作小德，正是弊病的根源。认为是小德而不加警戒，因此导致放纵而不停止。所以文王教导他们，合而为一，不可分开认为那是大德，这是小德，应当以整体来看待。
妹土的百姓，继承你们辅佐君主的职责，专心种植黍稷，奔走侍奉你们的父兄。开始驾车赶牛，远行经商，用来孝养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父母欢喜，亲自洗涤整治，备办酒食。前面列举文王的话，到这里是成王自己告诉康叔治理封国的事宜。康叔应当让妹土的百姓，竭尽辅佐之力，四肢所用，继承职责而不懈怠，专一而不杂乱，专心从事农事，奔走侍奉他们的父亲和长辈。下层百姓的本分，是竭力耕田，尽到子女的职分罢了，哪有闲暇去纵酒呢？安于常道，乐于职业，念头不会想到酒；如果不从事农事，心无所用，就一定会趋向于酒了。那些开始驾车赶牛，远行经商，外出做买卖，用所得来孝养父母的人。父母因为他们远行归来而欢喜，亲自洗涤整治，丰厚地备办酒食，用来慰劳他们。这时才可以饮酒。周公前面禁止酒如此严格，到这里又教导使用酒，大概是因为圣人的教化，如果断绝人情就不能实行，所以关闭饮酒的门路很多。因此打开一个口子而让他们有节制，只是不可超过这个节制罢了。
众士中的官员，以及众伯和君子，你们应当经常听取，我的教诲。你们若能大力尊敬养老人，这就是君主应当做的事。你们才可以饮食到醉饱。
众士中有职事的人，以至于百位君子作为官长，都在你们的统率之下。你们应当听从我的教诲。你们若能大力尊敬养老人，这就是君主应当做的事。你们才可以饮酒到醉，吃饭到饱。周公开设饮酒的门路，不过三件事：祭祀用酒，父母庆贺用酒，至于养老用酒。这三者无非是在良心发动的地方开启。祭祀、孝养、养老，都是良心的发动。在这里饮酒，怎么会放纵呢？这是用来培养温厚和气的。
周公说：“康叔果真能这样，我才大大赞许你。说你长久地观察反省，行动都考察中道之德。大概说一节一行容易，而在吃喝之间最难谨慎。康叔如果不长久地观察反省，一举一动都考察中道之德，那么口腹之欲又怎能容易控制呢？工夫到了这个地步。你大概能恭敬地奉献祭祀，就可以保全宗庙了。你才可以自我节制而安逸，使自身不至于放纵。这才是真正能匡正天下事务的臣子，而天也顺应你的大德。周家世世代代不会忘记吗？不沉溺于酒，亲自率领一国的百姓，也是国君的常事罢了。而最后称赞得如此隆重，以至于天顺应大德，大概是因为进德的表现。只有在最难摒弃的地方工夫严密察验，那么德行就会不断进步，而天也不能违背。酒虽然是小事，玩忽而难以远离。康叔通达观察时常反省考察的意思，在动作之间不忘，酒才不能乘虚而入。而中道之德深厚，邪念不入，善行日益充实。至于天顺应长久观察考察，而深求他所下的工夫，就知道所谓天顺应大德的意思了。”
成王说：“封，我西土的辅佐君主的官员和办事人员，还能运用文王的教诲，不沉溺于酒，所以我到现在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
做学问的人，一定要反省自身。如果有瑕疵过错，因循难去，必须每天消磨荡涤，使逐渐变化，乃至达到天顺应大德的境地。以酒这一件事，周公恳切如此，
欲其深长思省，则学者可不知所自省哉？又举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能辅助文王，自以往▯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皆庶几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葢酒虽人之所嗜，所性不存焉于此，既薄则于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爲消长。所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于酒，而厚于徳之力也。
译希望他们能够深入思考并反省，那么求学的人难道不知道应当自我反省吗？又举周文王的事例来说明：“我们西土能够辅佐文王，从以往辅佐君王的臣子，一直到掌管事务的年轻臣属，都差不多能够践行文王的教诲，不沉溺于酒。”因此我至今能够承受商朝的天命，而拥有天下。大概酒虽然是人们所喜爱的，但人的本性并不寄托于此，对酒淡薄了，对德行就必然厚重。天下的道理，相互消长。所以能够承受商朝天命的，正是由于不沉溺于酒，而依靠厚重德行的力量。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徳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徳显，越尹人祗辟。」
又举商之所以兴者告康叔。我闻昔日商王之兴，盖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显道，小民难保，何敢不畏？能畏小民，是真能畏天也。经徳秉哲者，商先哲王持养之功也。常厥徳，保厥位。经徳则无失徳矣。徳虽本然，修之有可继也。今天其命哲，则哲亦人主本然之明，不保持则有时爲物所蔽而昏矣。盛徳之主，无不尊畏其辅助之臣，相与賛成一巳之徳。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职者，皆肃恭以辅上，而体其君之心。夫自成汤至于帝乙，贤圣之君六七作，其成王业，在于畏相臣之辅助。其君者惟有笃恭，君臣之间皆不敢自暇逸矣，况敢大饮于酒乎？商之所以兴，其君之心在畏，相臣之心在棐恭，上下皆于恭敬用功，矧曰其敢崇饮？言况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卫邦伯之诸侯，在内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至于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闲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内外举在笃恭中，此心岂暇及于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爲尹人者，亦专以敬君爲事。见商之时，通天下皆笃恭矣。而又独言显越尹人祗辟者，葢敬君之事，惟观之尹人爲明，所以谓之显尹人。百官诸侯之长也。尹人知敬君，则他人可知。上下笃恭之中，于尹人祗辟尤见笃恭之显也。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滛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防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徳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羣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举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后。王酣身，纣爲长夜之饮，置身于酒，其命所以颠错昏迷，无由得显于民。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祗敬保养者，专在于怨，不能转易。先王之兴，敬保其徳而不易；后世乃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岂当保？复不能转易，祗保者，犹言恶力巳及，不可复救也。乃大惟纵肆淫泆于非法之中，用燕饮以丧其威仪。夫一动一作，无非天命之流行也。纵酒之至，威仪悉丧，民罔不防伤心。君民相亲，见君如此，动其良心，防然伤感。伤感重于怨，怨之极而无可奈何，乃至于伤民伤心矣。纣犹不自觉，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恶渐长，无有休止，反自以爲安逸。人之饮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知其困敝而不安矣。纣之酣身，不复醒矣，所以安之而不自知，无有休息。酒之所爲，暴心日长，凶疾很厉，死亦不畏。闾巷不肖，醉酒无借，不畏死之状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当时纵酒之罪，止于纣与众逋逃之人耳，而无辜之人无不罹其祸，使商国靡有孑遗。无有徳之馨香寓于祭祀而显闻于天者，但大有民之怨气耳。风俗既成人，皆嗜酒，罪合于一，腥秽充塞，天所以降丧于商。其所以不爱于商者，惟其以酒爲安，天亦岂故欲虐？尔民亦惟尔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巳前言殷先哲王，上下皆畏敬，此言后嗣王，通天下风俗皆昏乱。两段正相应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兹之多者，尔在文武之侧，朝夕所闻，不外此事。亲见文王之家法森严如此，况古人之言：『水能照妍丑耳，不必于水观，但于民观之足矣。』今惟商坠厥命，监莫大于此，其可不以此大监之有所悚动，以抚当时百姓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
译王说：“封，我听说古人说过：从前，商朝的先代圣王，能够敬畏上天，显明小民，修明德行，秉持智慧。从成汤一直到帝乙，成就王业的君主都敬畏辅佐之臣，那些执掌政务的人，他们的辅佐恭敬谨慎，不敢让自己空闲安逸，何况还敢崇尚饮酒呢？至于在外服的侯、甸、男、卫、邦伯；在内服的百官众尹，以及亚官、服官、宗工；还有百姓和里居之人，没有谁敢沉湎于酒。这不仅是不敢，也是没有空闲。他们只想帮助成就王者的德行，显扬于外，那些身为长官的人，也专以敬奉君主为事。”
又举出商朝兴盛的原因来告诉康叔。我听说昔日商王兴盛，大概是因为这个道理，即敬畏上天、敬畏百姓。上天有显明的道理，小民难以保全，怎么敢不敬畏？能敬畏小民，才是真正能敬畏上天。修明德行、秉持智慧，是商朝先代圣王持守修养的功夫。常守其德，保住其位。修明德行就不会失德了。德行虽然本然具有，但修养它才能有所继承。现在上天赋予智慧，那么智慧也是君主本然的明察，如果不保持，有时就会被外物遮蔽而昏昧了。盛德的君主，没有不尊敬畏重其辅助之臣的，共同赞成一己之德。他们的心能自我抑制敬畏，君主既然抑制敬畏，凡在位在职的人，都肃恭地辅佐君主，而体察君主的心。从成汤到帝乙，贤圣的君主有六七位，他们成就王业，在于敬畏辅臣的辅助。他们的君主只有笃实恭敬，君臣之间都不敢自求空闲安逸，何况敢大饮于酒呢？商朝之所以兴盛，君主的心在于敬畏，辅臣的心在于恭敬，上下都在恭敬上用功，何况还有工夫崇尚酒呢？朝廷君臣既然这样，在外服的有侯、甸、男、卫、邦伯等诸侯，在内服的有百官众尹，以及亚官、服官、宗工，至于百姓和里居不在位而闲居的人，都不敢沉湎于酒。不仅是因为敬畏而不敢，上下内外都处在笃实恭敬之中，这颗心哪里有空闲顾及酒呢？只想帮助成就王者的德行罢了。又那些身为长官的人，也专以敬奉君主为事。看商朝的时候，天下都笃实恭敬。又特别提到显明那些身为长官的人敬奉君主，大概敬奉君主的事，只有从长官那里看得最明白，所以称为显明的长官。长官知道敬奉君主，那么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在上下笃实恭敬之中，从长官敬奉君主上尤其能见到笃实恭敬的显明。
我听说也有人说：后来的嗣王沉湎于酒，颠倒了天命，不能显明于民，只知保持怨恨而不肯改变。他们大肆纵情淫乱于不合常理的事，因宴饮而丧失了威仪。百姓没有不痛心伤感的，他们只荒淫厚待于酒，不仅不自知停止，反而放纵其心，凶狠暴戾，不怕死。罪责在于商邑，导致殷国灭亡，无辜的人无不遭受祸患，没有德行馨香通过祭祀上达于天，只有百姓的怨恨，众多的人因酒而发出的腥秽之气上闻于天。所以上天降下丧亡于殷，上天不爱护殷，只因为殷王安逸。上天并非暴虐，只是百姓自己招致罪责。
又举出商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后世。王沉湎于酒，纣王长夜饮酒，置身于酒中，他的天命因此颠错昏迷，无法显明于民。又不体恤百姓的怨恨，他所敬重保养的，专门在于怨恨，不能转变。先王兴盛，敬重保养其德行而不改变；后世却敬重保养其怨恨而不改变。怨恨哪里应当保养？又不能转变，所谓敬重保养，是说恶果已经到来，不可再挽救了。于是大肆纵情淫乱于非法之中，因宴饮而丧失了威仪。一举一动，无非是天命的流行。纵酒到了极点，威仪全部丧失，百姓没有不痛心伤感的。君民相亲，看到君主这样，触动他们的良心，怆然伤感。伤感重于怨恨，怨恨到了极点无可奈何，以至于百姓痛心伤感了。纣王还不自知，正荒淫自厚于酒，他的恶行逐渐增长，没有休止，反而自以为安逸。人饮酒，今日沉醉，明日醒来，也自知困顿疲敝而不安。纣王的沉湎，不再清醒了，所以安于其中而不自知，没有休息。酒的作用，使暴戾之心日渐增长，凶狠暴戾，死也不怕。闾巷中的不肖之徒，醉酒无顾忌，不怕死的状况非常明显。商邑指王家而言，当时纵酒的罪责，只限于纣王与众逃犯，而无辜的人无不遭受其祸，使商国没有遗留。没有德行的馨香寓于祭祀而显闻于天，只有大有百姓的怨气。风俗既成，人都嗜酒，罪责合于一，腥秽充塞，上天所以下降丧亡于商。上天之所以不爱护商，只因为以酒为安，上天又岂是故意要暴虐？你们百姓也只是自己放纵安逸以取罪责罢了。前面说殷先哲王，上下都敬畏，这里说后嗣王，天下风俗都昏乱。两段正好相应。
王说：“封，我不只是这样多次告诫。古人有话说：‘人不要在水边照看自己，应当在百姓中照看自己。’现在只有商朝丧失了天命，我们怎么可以不大大地以此为鉴，安抚当时的百姓呢？”
周公以王命告诉康叔：“我说我之所以这样多次告诫你，是因为你在文王、武王身边，朝夕所闻，不外乎此事。亲眼见到文王的家法如此森严，何况古人的话：‘水能照见美丑罢了，不必在水边看，只要在百姓中看就足够了。’现在只有商朝丧失了天命，鉴戒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怎么可以不以此大大地鉴戒，有所震动，来安抚当时的百姓呢？”
我只说：“你要谨慎警惕殷朝的老臣，侯、甸、男、卫，何况太史友、内史友，以及老臣、百官宗工，何况是你所从事的，服行休美、服行采择，何况是你同类的，圻父、薄
周公又言：「我思尔一国之中，系尔统率者甚多，汝所当坚固谨戒。在内则有商献臣，汝当尊敬者；在外则有侯甸男采卫。又况有太史、内史，朝夕相亲相近者？于献臣、百宗工及供尔事者，服休坐而论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谨戒？又况有三卿者，系君之所定，国之存亡系焉，安可不坚固尊敬乎？」圻父，司马也，顺众人之事故，谓之若畴。农父，司徒也，掌▯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犹言迫也，迫去民之非违而使之格，故谓之薄违。宏父，司空也，掌▯土之官，顺保民居，故谓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当劼毖者。况汝能刚制于酒，刚制者，当时酒之爲病甚深，茍泛泛悠悠，不用力断然制之，则安能制也？故谓之刚制。
厥或诰曰：「羣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其有告尔云：“商民复羣聚而饮酒，汝不可纵，当尽执拘，使归于周，我其杀之。”至此，周公之刑甚严矣。刑虽甚严，“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辞也。周公诚意恳恻，深思渐染之深，导迫之误，至于沈湎，未可遽杀，故谓之“勿庸”，且当教之。其有不湎于酒，尔必彰明，使享禄位，以示劝于天下。至不听我教，辞不蠲洁，其事是终不能悛改，时则同归于杀。言惟至此者，方可杀也。夫羣饮者，杀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爲勿庸”，而姑教之，从者褒显而用，犹不从者，始不得巳而杀。至诚恳恻之心，可见矣。
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至是，又教康叔以反躬。汝当常听我之言，以谨毖其民。若复有湎于酒者，汝不可辩说，以爲污俗之旧。尔实司牧其民，民湎于酒，谁之过？则康叔安得辞其责？可不尽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书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以厥臣达，王惟▯君。」
梓材》一书，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辑寜抚摩新造之▯也。《康诰》言治民之理，《酒诰》去商民之病。至于《梓材》，惟欲其并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国之情，最所当先也。葢流言之变，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难通者，无如大家；在上而难通者，无如天子。大家彊而难通者也，天子尊而难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责，当通上下之情，以一国臣民之情达之于大家。大家者，彊姓巨室，骄傲而难通。大家通，则一国皆通矣。又并以臣民大家之情达之于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则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故止谓之臣。康叔之爲▯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纲领，当变乱新造之后，上下之情不通，不于此而通之，则再召变乱，无从而止。此康叔爲▯之本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
爲▯之要务，在虚心屈巳，不敢自用，取诸人以爲善，以一国之人爲师。常言：“我有师，师则非一人矣。”官属官长，无不师之，始尽爲▯之道。大意在虚心也。
曰：「予罔厉杀人，亦厥君先敬劳，肆徂厥敬劳，肆往奸宄杀人歴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
既通一国之情矣，又取人爲善，尽君道矣。乃示徳于▯人。葢叛乱征伐之后，疮痍未瘳，死伤未复，必以好生之徳抚摩之，此君徳之常体，而尤急于治衞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谓我之意不欲厉杀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于罔厉杀人。康叔当体此意，以好生爲徳，敬以慰劳斯民，谓之敬劳者，以尊临卑，以贤临不肖，以治临乱，常若巳髙而彼卑，不免有嗟来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劳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抚叛乱之后当然，凡爲▯者皆当然。肆今也，自今巳往，凡司徒、司马、司空、尹旅之属，亦将如康叔之敬劳。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爲奸宄者与杀人者，歴人者，歴人如今干证
译周公又说：“我想到你封国之中，统率你的人很多，你应当坚固谨慎戒惧。在内则有商朝的贤臣，是你应当尊敬的；在外则有侯、甸、男、采、卫等诸侯。何况还有太史、内史，朝夕与你亲近的人？对于贤臣、百官以及供你役使的人，那些安闲坐而论道的臣子，那些穿着礼服起身办事的臣子，能不谨慎戒惧吗？何况有三卿，是君王所任命的，国家的存亡系于他们，怎么能不坚固尊敬呢？”圻父，是司马，顺应众人的事务，所以称为若畴。农父，是司徒，掌管教化之职，纠正百姓邪僻之心，“薄”是迫近的意思，迫近去除百姓的邪僻之心而使之归正，所以称为薄违。宏父，是司空，掌管水土之职，顺应并安护百姓的居所，所以称为若保。凡是这三卿，都是你应当谨慎戒惧的。何况你能刚强地禁绝饮酒，“刚制”的意思是，当时酒造成的祸害很深，如果泛泛悠悠，不用力果断地禁绝它，怎么能禁绝呢？所以称为刚制。
如果有告诫说：“群聚饮酒，你不要放纵。全部逮捕拘禁押送到周京，我将杀掉他们。”又只有殷商遗留下来的习俗，众臣百官，沉溺于酒，不要杀掉他们，姑且教导他们。有这些明察享用的（善行），却不采用我的教导之辞，只有我一人不体恤，不使你的事务洁净，这时就等同于杀头。
如果有告诉你：“商民又群聚饮酒，你不可放纵，应当全部逮捕拘禁，押送到周京，我将杀掉他们。”到这里，周公的刑罚很严厉了。刑罚虽然严厉，“曰其”又是怀疑而未定的语气。周公诚意恳切，深思渐染之深，导迫之误，以至于沉溺，不可立即杀掉，所以称为“勿庸”，应当教导他们。有不沉溺于酒的，你必定彰明，使他享受禄位，以劝勉天下。至于不听我教导，言辞不洁净，事务终究不能悔改，这时就同归于杀。说只有到这时，才可以杀掉。群聚饮酒的，杀掉，这是周公的本意。又认为“勿庸”，而姑且教导他们，顺从的褒奖显用，还不顺从的，才不得已而杀掉。至诚恳切之心，可见了。
王说：“封，你常听我的告诫，不要辩解你治理百姓沉溺于酒的事。”
到这里，又教导康叔要反躬自省。你应当常听我的话，以谨慎戒惧你的百姓。如果再有沉溺于酒的，你不可辩解，认为是污浊风俗的旧习。你实际是治理百姓的，百姓沉溺于酒，是谁的过错？那么康叔怎么能推卸责任？能不尽心以率领百姓吗？
梓材第十三 周书
王这样说：“封，用你的百姓和臣子，通达大家。用你的臣子通达，王才是君。”
《梓材》这一篇，周公以成王的命令，命令康叔安抚新造的卫国。《康诰》讲治民的道理，《酒诰》去除商民的弊病。至于《梓材》，只希望他包容并蓄，其理固有次序，而通达一国之情，是最应当先做的。大概流言之变，正是由于天下之情堵塞而不通。情不易通，在下而难通的，无如大家；在上而难通的，无如天子。大家强横而难通，天子尊贵而难通。康叔担任治理邦国的责任，应当通达上下之情，以一国臣民之情通达于大家。大家，是强宗巨室，骄傲而难通。大家通了，那么一国都通了。又并用臣民大家之情通达于王。从康叔来说，有民、有臣、有大家；从王来说，那么率土之滨，没有不是王的臣子，所以只称为臣。康叔作为卫国的君，以通达上下之情为纲领，在变乱新造之后，上下之情不通，不在此通达，那么再召变乱，无从而止。这是康叔治理卫国的根本。
你如果常说：“我有师。师是司徒、司马、司空、尹、旅。”
治理卫国的要务，在于虚心屈己，不敢自用，取人之善，以一国之人作为老师。常说：“我有师，师则不止一人。”官属官长，无不师之，才尽治理卫国之道。大意在于虚心。
说：“我不严厉杀人，也是你的君先敬劳，所以去敬劳，所以往奸宄杀人历人宥，所以也见厥君事戕败人宥。”
既通达一国之情了，又取人为善，尽君道了。乃示德于卫人。大概叛乱征伐之后，疮痍未愈，死伤未复，必以好生之德安抚之，这是君德的常体，而尤急于治理卫国。故周公更端提出，说我之意不欲厉杀人，这是三代得天下之本。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于罔厉杀人。康叔当体此意，以好生为德，敬以慰劳百姓，称为敬劳者，以尊临卑，以贤临不肖，以治临乱，常若己高而彼卑，不免有嗟来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劳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抚叛乱之后当然，凡治理卫国者皆当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马、司空、尹旅之属，亦将如康叔之敬劳。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为奸宄者与杀人者，历人者，历人如今干证
贼所过歴者也，皆宥之而咸与爲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徳先之，凡爲康叔臣者，见其君好生之事，有戕贼败害人者，亦体康叔之意，从而宥之。然康叔之所宥及于杀人歴人者，臣之所宥止于戕败人者，葢大权君之所专，小事臣之所职也。三节皆有次序，先通一国之情，使无猜疑间隔；次取人爲善，以一国之善爲师；而后以好生之徳抚摩慰劳之。康叔治衞之道备矣。
译那些被贼人经过的地方，都予以宽恕，让他们全都改过自新。康叔既然以好生的德行率先垂范，凡是康叔的臣子，看到君主好生之事，对于有残害败坏他人的人，也体会康叔的心意，从而予以宽恕。然而康叔所宽恕的，甚至包括杀人和伤害他人的人，臣子所宽恕的，只限于残害败坏他人的人，大概是因为重大的权力由君主专断，细小的事务由臣子负责。这三节都有次序，首先沟通全国的情意，使没有猜疑隔阂；其次选取人为善，以全国的善行为师；然后用好生的德行抚慰慰劳他们。康叔治理卫国的大道完备了。
王启监厥乱爲民曰：「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王其效▯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养引恬？自古王若兹监，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诸侯之意监如三监之监自黄帝立左右监之官以监观万国监诸侯之长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监既诛命康叔继之如旄丘之责衞伯则知衞伯亦当时诸侯之长矣王者开立诸侯之监本爲治民非爲它也舜之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时柔逺能迩成王命度叔爲监亦但言涵养抚摩不可残虐至于鳏寡无告者敬之使得其所至于寡妇无依者聨属之使有所归聚合其民大度以并包而含容之无有平民鳏寡匹妇之分效致也如效马效羊之效王之所以致此命于▯君以及于御事者果何以哉非如后世爲文具徒挂墙壁而巳必有所以也康叔当深思其意优游涵养待以岁月徐徐使之自至于安养之地治乱国者易于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引养引恬和缓不迫渐而引之如杜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乆病之人骤加药石反以激病安恬以补养之引而至于和平可也监谓康叔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抚民皆如此不可以法治之总前三节之意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涂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朴斵，惟其涂丹雘。」
周公又举物理以谕康叔：「如稽考田亩，既用力整理而陈布修治矣，茍不爲疆畎，必有水潦之侵，牛羊之践。又如作室家，既筑垣墉矣，茍不覆葢，必爲风雨所飘摇。又如造器，既勤于朴斲矣，茍不加采饰，则朴斵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梓木爲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谓国家基业，自太王、王季、文武艰难积累，周公复爲之定乱十巳七八矣。今之所少，但欲隄防覆葢粉饰，如疆畎、塈茨、丹雘之类而已。康叔茍不抚摩商之遗民，复爲变乱，则前日之艰难工夫皆废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徳，懐爲夹庶▯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徳，后式典集庶▯，丕享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徳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巳若兹监。」
周公举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徳矣。文王徽柔懿恭，不遑暇食，皆勤用明徳之事也。惟先王既勤用明徳，以抚绥懐养，故诸侯皆来协力，以终此事。今成王方专以徳安和慰抚先后迷惑之民，使之皆归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葢先王大业十巳七八，观皇天既付中国民，可见矣。所少者迷民未安耳，是周家之所欠阙，正在康叔也。康叔于此苟不同心协力安慰迷民，其何以安慰先王所受命乎？」巳者，发语之辞；监则呼封康叔以言也。
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成王之意，岂苟且一时之安而巳欲爲子孙万年之基业。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协力抚摩之？不能抚摩，则变乱尚未可保，何以爲万世计哉？见圣人规模之广大，后世创业之君，苟且一时而巳晋武帝平吴之后，何曽諌曰：「陛下朝夕所论，特家人妇子之常事尔。」武帝固无万世之规摹矣。古之王者，民众少有不安，必抚摩安慰，无所不尽者，永保之念。至于子孙，则不静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増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一
<经部,书类,增修东莱书说》>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二《宋》时澜撰
召诰第十四 周书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丰者，旧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防；一以迁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国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徃相宅，建作洛之规摹。故召公因作诰，使成王知艰难之理。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二月既望之后，史官以月纪日之法也。周公摄政之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王自宗周镐京以至于丰，丰文武庙在焉。于庙中命召公往洛，先周公以相宅。
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
译王告诫康叔，治理民众时说：“不要互相残害，不要互相虐待。要尊敬鳏夫，要照顾寡妇。要以宽大的胸怀包容他们，王之所以这样告诫诸侯以及执政官员，其命令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引导他们走向安养与平和。自古以来的君王都是这样治理民众的，没有别的办法。”
周公又阐述君王任命诸侯监国的用意。“监”如同三监的“监”，自黄帝设立左右监的官职，以监察万国诸侯之长。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诛杀他们后，任命康叔继承其位。就像《旄丘》中责备卫伯那样，可知卫伯也是当时诸侯之长。君王设立诸侯监国，本是为了治理民众，并非为了其他目的。舜任命十二牧时，说“顺应时势，安抚远方，亲近近处”；成王任命康叔为监，也只是说要涵养抚摩，不可残虐，对于鳏寡无告的人要尊敬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对于无依的寡妇要联络归属，使他们有所依靠。聚合民众，以宽大的胸怀包容他们，不分平民、鳏夫、寡妇的区别，都要效法致治。王之所以将这道命令下达给诸侯以及执政官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并非像后世那样作为虚文，仅仅挂在墙壁上而已，必定有其原因。康叔应当深思其意，从容涵养，等待时日，徐徐引导他们自然达到安养的状态。治理动乱的国家，容易因愤怒急躁而追求功效速成；引导安养、引导平和，则是和缓不迫，逐渐引导，如同杜甫诗所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久病之人如果突然用药石，反而激发病情；用安恬来补养，引导至和平状态是可以的。“监”指的是康叔。周公告诫康叔，自古君王安抚民众都是如此，不可以仅靠法治，这是总结前三节的意思。
周公说：“就像勘察田地，已经辛勤开垦，必须修治它的田界和沟渠。就像建造房屋，已经辛勤筑起墙壁，必须涂抹泥灰并盖上茅草。就像制作梓木器具，已经辛勤砍削，必须涂上丹漆和彩绘。”
周公又举出物理来开导康叔：“就像勘察田亩，已经用力整理并陈布修治了，如果不修治田界和沟渠，必定会有水涝的侵害，牛羊的践踏。又如建造房屋，已经筑起墙壁了，如果不覆盖屋顶，必定会被风雨吹摇。又如制造器具，已经勤于砍削了，如果不加彩绘装饰，那么砍削的工作也就徒劳了。”《梓材》篇名，是因为古人祭器多用梓木制作，所以用《梓材》命名。意思是说，国家的基业，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艰难积累，周公又为之平定动乱十之七八了。现在所缺少的，只是想要堤防、覆盖、粉饰，如同田界、泥灰茅草、丹漆彩绘之类罢了。康叔如果不安抚商朝的遗民，再次发生变乱，那么前日的艰难工夫都废掉了。说明《命》篇的用意非常深切。
现在王说：“先王已经勤勉地运用明德，怀抚众人，作为兄弟般的诸侯前来归附。也已经运用明德，后来依照典章聚集众人，盛大祭祀皇天。既将中国民众以及他们的疆土交付给先王。因此王只运用德行来和悦安抚先后迷惑的民众，民众用和悦之心接受先王的受命，已经像这样治理了。”
周公举出成王的意思来告知康叔：“先王已经勤勉地运用明德了。文王温和恭敬，无暇进食，都是勤勉运用明德的事情。只有先王已经勤勉运用明德，以抚绥怀养，所以诸侯都来协力，以完成此事。现在成王正专心以德行安和慰抚先后迷惑的民众，使他们都归顺王化，从而能够慰抚先王的受命。大概先王的大业已经完成十之七八，看皇天既将中国民众交付，就可以知道了。所缺少的只是迷惑的民众尚未安定罢了，这是周家所欠缺的，正在康叔身上。康叔在此如果不同心协力安慰迷惑的民众，怎么能慰抚先王所受的命呢？”“巳”是发语词；“监”则是呼唤康叔来说话。
周公说：“想要达到万年之久，只有王的子子孙孙，永远保护民众。”
成王的意思，岂是苟且一时的安定而已，而是想要为子孙万年的基业。迷惑的民众尚未安定，康叔能不协力抚摩吗？不能抚摩，那么变乱还不可保，怎么能作为万世的计策呢？可见圣人规模的广大，后世创业的君主，只是苟且一时罢了。晋武帝平定吴国之后，何曾劝谏说：“陛下早晚所谈论的，不过是家人妇女的常事罢了。”武帝确实没有万世的规摹了。古代的君王，民众稍有不安，必定抚摩安慰，无所不尽，这是永远保护民众的念头。至于子孙，那么不安定的根源，一丝一毫也不能留下。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一
<经部,书类,增修东莱书说》>
钦定四库全书
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二《宋》时澜撰
召诰第十四 周书
成王在丰，想要营建洛邑，派召公先去相度宅址，作《召诰》。
丰是旧都宗周的地方。洛邑的宅址，一是因为道路均等，接受四方的朝见；二是为了迁移商朝的民众；三是为了安定周朝的鼎器。这是国家的大事。成王重视这件事，派召公这位大臣先去相度宅址，建立洛邑的规摹。所以召公因此作诰，让成王知道艰难的道理。
二月既望之后，史官用月纪日的方法。周公摄政七年二月十五日，过了六日二十一日，是乙未日。王从宗周镐京到达丰，丰有文武庙。在庙中命令召公前往洛邑，在周公之前去相度宅址。
到了三月，丙午日月初生。过了三日戊申，太保早晨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