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修东莱书说卷二十八

译任命官员，历代君主何曾不诵读这句话呢？表面上恭敬而内心却疏远，言语上称善而内心却并非如此。凡此种种，都是徒有虚名，而非真正践行。至于夏朝的君主，则是真正践行了。所谓“迪”，就是践行的意思。至于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能够征召贤才，真正尊崇上帝罢了。儿子能治理好家业，父亲就受到尊敬，这是说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贤人在位，上帝就受到尊崇，这是说他代替天行使职权。征召贤才，固然能使国家强大，但一定要引导到尊崇上帝的高度，这是因为夏后氏征召贤才，本意是共同代替天行使职权，出于公心，并非想要私自增强国家的权势。国家强大的效果，就像回声响应声音一样，是不求自得的。

对于具备九种德行的人，要真正了解并诚信地信任他们。虽然已经征召了贤才，如果在招纳方面擅长而在甄选方面笨拙，仍然没有益处。统称为“俊”，而他们之所以为“俊”，有的正直而温和，有的宽厚而严肃，难道能用一种标准来识别吗？如果不能真正了解并笃信九种德行的行为，虽然根据各自的鉴赏标准各有所获，但得到这个而遗漏那个，必然不能全部纳入理想的范围。所谓“迪知”，是践行了解而非随便了解；所谓“忱恂”，是诚信而非轻信。了解得深，信任就笃定。自从皋陶将九种德行传授给禹，夏朝的君主大概世代坚守，将其作为识人的方法。于是敢告诫教导君主说：“拜手叩头，君主啊！说：安顿好你的事务，安顿好你的牧守，安顿好你的准则，这才是君主啊。”夏朝的群臣看到君主对贤才真正了解并笃信如此，才敢告诫教导关于任用的要点。如果这种心意没有在下级中信服，那么臣子又怎敢贸然进言呢？臣道的本来就不应当率先倡导。唉，人臣难以进言固然如此，人君能听到忠言更是困难。开始时拜手叩头说“君主啊”，恭敬地告诫做君主的艰难；结束时列举事务、牧守、准则说“这才是君主啊”，明确地告知做君主的职责。所谓事务、牧守、准则，就是前面所说的常道。伯常任准则，治理的体制系统就在于此。安顿好这三者，君主的本分就完备了。在征召贤才之后，群贤从四方聚集，天下只观察这三者的举措，以此作为向背的依据。政令有所归属，那么众官各就各位，根据才能授予职务，大概有主管的官员存在，不是人主的职责。周公告诫成王，除了缀衣、虎贲之外，其礼仪言辞与夏朝大致相同。那么以图谋任用这三者作为君主的职责，是三代告诫君主的常法。表明亲近的职责，使人君不敢轻视，这是周公涵养源头的精微用意。谋划当面用大顺于德的人，夏朝的群臣既已以安顿三者为告诫，君主于是谋划以广泛询问，当面以亲自验证，任用那些大顺于德的人。那么安顿人一定要像这样，才能称为能安顿人。大概重大的责任不可轻易托付，重大的德行不可用小知去衡量，必须参酌人与己，然后才能完备。

至于这三者中没有义民，桀的恶德不兴起，过去任用的人都是暴德而没有后代的，在夏朝兴盛时，任用三者是这样的详细。等到衰败时，竟然至于完全没有义民，说的都是不义之人，没有一个君子。所谓“兹乃”，这是三者的职位，不是其他职位。尚且没有义民，那么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并非人才果然比往日差劣，桀的恶德不兴起，往日只是任用罢了。过去只任用俊德，效果见于有室大竞；桀只任用暴德，效果见于绝世无后。确实啊，存亡在于所任用的人。

译还有成汤升任大治之使，光大上帝光明的天命，于是任用三位有德居位者，能够胜任其位，称为三位有俊才者，能够胜任其才，恭敬地以他们为重大法度，能够任用三宅三俊。他在商邑，使商邑和谐；他在四方，使大德显现。呜呼！他在纣王那里，只亲近那些施行刑罚、残暴无德的人，与他们同处一国；只亲近那些惯于安逸、无德的人，与他们同掌国政。上帝恭敬地惩罚他，于是使我周朝拥有华夏，沿用商朝所受的天命，治理万民。

凡是典礼、征讨等昭著于天下的，都是上帝的光明。成汤升任大治之使，条理清晰鲜明，这就是所说的升任光大上帝光明的天命。然而成汤之所以能大治，难道靠一己之力吗？只是说图谋任用三宅三俊罢了。于是任用三有宅，能够胜任其位；称为三有俊，能够胜任其才，这是说了解得明察。所任用的三宅，确实能胜任其位而不荒废其职；所称道的三俊，确实能胜任其才而不徒有其名。在未胜任其位、未胜任其才之前，了解他们的只有成汤；在胜任其位、胜任其才之后，则人人都信任他们。三俊，解说者说他们是日后依次补任三宅的人。看那宅以职位言，俊以德行言，意谓储备培养以待任用，或许如解说者所说的那样吧？高帝在身后储备了萧何、曹参、周勃、陈平，最终能平定两代的动乱；诸葛亮在身后储备了蒋琬、费祎、董允、姜维，也能维持数十年。何况三代为了社稷长远考虑，股肱心腹的重任，本来就应该预先寻求继承人。恭敬地以他们为重大法度，能够任用三宅三俊，这是说对待他们恭敬。恭敬地侍奉贤者，一言一行，只以他们为重大法度而效法，没有怀疑和贰心，然后才能任用三宅三俊并使他们竭尽忠诚。所谓向伊尹学习然后臣服于他，这就是一个证明。后世才开始有驾驭臣下的议论，却不知道可以驾驭的，只是奸雄狡诈之人罢了。如果怀着这种心态，贤者怎肯委身相托呢？成汤之所以能任用三宅三俊，只是恭敬地以他们为重大法度以尽其恭敬，没听说他驾驭他们。了解既明，对待既恭，贤才奋起建功，达到至治。他在商邑，使商邑和谐，近处考察得详细其情，不容易齐整畿甸的和谐，这是纯厚的极致。他在四方，使大德显现，远处波及，难以使德行普遍显现，法度相同则广大的极致。至纯至大，治道没有余蕴了。周公既叙述成汤，于是慨然感叹于纣王德行的昏乱，所与共处一国的，只是那些施行刑罚、残暴无德的人，施行刑罚的是应该进用刑罚杀戮的人。所与共掌国政的，只是那些惯于安逸、无德的人。惯于安逸的，是备悉众丑的人。惯于安逸无德的恶，甚于施行刑罚残暴无德，所以共掌国政的任用也比共处一国更亲近。举荐贤者拔其杰出者，嗜好恶人从其尤甚者，都是用到极致的。纣王淫乱昏乱不恭敬天职，所以上帝恭敬地惩罚他，使我周朝拥有华夏，又用商朝所受的天命，共同治理万民。恭敬的，是天理；纣王干犯惩罚，违背此理。周朝拥有华夏，顺从此理。没有惩罚他的人，而惩罚至亡国；没有使他的人，而使他拥有华夏。这就是所谓的天理。冠以恭敬，而继以惩罚。用“伻”说他们违背此理，以至于所谓“式商受命”，也不是外于此理而另有天命。合周公论述夏商兴亡，不出于任用得失之间。立政的体统，大概就在这里吧？

还有文王、武王能够了解三有宅的心，明察三有俊的心，以恭敬侍奉上帝，设立民众的长官，设立政事任用人才，以牧官作为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

论述成汤、文武，都以“亦越”发语端，大概与上文相参。桀的时候，似乎不可为矣，也在成汤而遽然如此。纣的时候，似乎不可为矣，也在文武而遽然如此。这不是有两天下吗？治乱同机而异发，圣狂同心而异念，贤材同世而异用。人君何不于此而深省呢？三宅共掌国政，了解其心的还未尽，则不能无间。只有文武真能了解其心。成王反风之后，不可说不知道周公的心了，他的了解，也只是成王的了解罢了，他看文武了解周公，则犹大有径庭。三俊待用，未与事遇，则底蕴不外见。只有文武灼然见其心，其他人则或疑信相半。文武了解三宅、三俊，都说“心者，大概君臣的相与，万化的原也”。如果貌亲口惠，相期于肝膈之外，则既无其本了。文武既能够了解明察三宅、三俊的心，以此而恭敬侍奉上帝，则天职修而上有所承；以此而为民众长官，则体统立而下有所依。浩然无愧于俯仰之际了。夏说“尊上帝”，商说“升任光大上帝光明的天命”，周说“恭敬侍奉上帝”。那么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既论述文武的大纲，复条陈而历数之。设立政事任用人才，以牧官作为三事者，所谓三宅，大概立政的本也。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仆、百司庶府者，大概在内侍卫与凡职掌也。周制马有十二匹，

译设立趣马一职，则其地位低于圉牧。小尹、虎贲、缀衣、趣马，都是侍奉君王的低级职务，其中小尹是他们的长官。左右仆，掌管供共同使用的物品，在君王左右服役。庶府，大概是府史所在的官府，“庶”表示众多。大都、小伯，是大都、小都的长官。大都只提“都”而不提“伯”，小伯只提“伯”而不提“都”，这是互相补充说明。艺人，是指卜祝、巫医、工匠等凭借技艺侍奉上级的人。表臣、百司，是指在外的百官，“表”是与“里”相对的概念。上文提到的“百司”，大概是内廷的百官，如内府、内司服之类，所谓“里臣”。这里的“百司”，大概是外廷的百官，如外府、外司服之类，所谓“表臣”。太史，是史官。尹伯，是有司的长官。例如庖人尹庖、内饔尹饔、膳夫，就是这几位尹的长官；钟师尹钟、磬师尹磬、大师司乐，也是这几位尹的长官。凡是所谓的官吏，没有不在内外百司之中的。至于特别列出名号的，都有其用意。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仆，因为扈从护卫、亲近君王而被列出。庶府，因为冗杂低贱、人们容易忽视而被列出。艺人，因为担心他们可能用淫巧机诈动摇君王的心志而被列出。太史，因为奉行避讳善恶、公正地评判天下后世的是非而被列出。尹伯，因为大小相互维系、关乎体制纲纪而被列出。至于大都小伯，则是分管郊畿地区，不列入百司数目的。既然详细列举了文武众多官职，最后总结说：“庶常吉士。”“庶”是众多的意思，说在文武的朝廷中，没有不是吉士的。“常”是长久的意思，说整个文武时代，没有不是吉士的。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何止千百？根据才能大小任用，也各有方法。现在统称为吉士，大概是虽然长短不齐，但终究都是慈祥良善之人，不容许一个残忍刻薄、阴险狡诈的人跻身其中。这是文武用人的一大法则，所以确立了周朝忠厚的治国体制。序书的内容已经完备，接着论述诸侯的官职，以及天子派往诸侯和四方夷狄的监官。司徒、司马、司空、亚旅，是诸侯的三卿及其副手。诸侯国的官职，唯独这些是名位与天子相通的吗？先儒认为三卿是文武未伐纣前的官制，如果都是文武在朝为官，怎么会再次出现在“庶常吉士”之后呢？这一章大概是通述文武的官职。文王虽然没有拥有天下，武王攻克商朝后，官制实际上通达四海，其为诸侯国的官职无疑。夷、微、卢、烝、三亳、阪尹，是天子派往诸侯和四方夷狄的监官。夷、微、卢，大概都是蛮夷。《牧誓》中常见其中两个。烝，先儒认为是“众”，或许也是蛮夷的名称，而失传了其所在地？三亳，解说者认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阪则不详。古代险要之地、边疆守卫，有时不封给诸侯而由天子派官治理，交错分布在五服之间，这就叫作尹。《王制》记载天子派官治理的地方不止一处，这里只是举出其中重要的罢了。从诸侯三卿以下，只列出官名而没有其他话语，大概是承接上文“庶常吉士”的文字，以内部官职来映照外部官职。

译文王之所以能够安守本心，因而能够建立这些常行的政务，在于他任用那些俊德之人来治理百姓。前一章详细叙述了文武百官的职责，既然已经详尽完备，担心成王只看条目而不知纲领，所以从根本源头来展示给他。心是万事的纲领。如果放纵而不安守，就会心神不定、纷扰杂乱，随波逐流于某一事物，还怎么能统领万事呢？君主的心既已安守，安定其所居之处，那么治理天下的事业都是由这颗心建立起来的。世间的人才，也都是由这颗心感应而得的。首章所叙述的文王之事、文王之官，看似繁杂不胜枚举。然而文王何曾支离破碎、多方求索于外呢？只是能够安守本心罢了。正因为安守了这颗心，才能建立这些常行的政务，使体制法度全都得以举荐施行。所谓常事，大概是有国家常行而不可废弃的，前一章百官所掌管的都是这些。治理百姓的长官也能受到感化，所以无不秉持德行。所谓“司牧人”，是举其长官以见其下属。德行虽然是司牧人自身所具有的，然而之所以能够俊敏日新，实在是由于文王圣心化育之中而不自知，所以说“以克”。意思是凭借文王而能，并非他们自己所能做到的。过去的教化者，大概有展示制度，文饰使之自我造就、上达妙境的人；也有微微启发端倪，使之推究于事物之间的人。本末虽然不曾分离，但论述各有其方法。只有周公对于成王，用众多官员来广博其见识而万物无所遗漏，用一心来简约其要领而其他无所事事。广博与简约并举，体用全部陈明。唉，这是父亲和老师的用心啊。

文王不兼管众多的言论、众多的刑狱、众多的谨慎之事。只训导那些有司的长官，顺从他们的裁决，来处理众多的刑狱和谨慎之事。文王不敢过问这些。

治理之道原本有本体，安守本心是其根源，不兼管众多刑狱和谨慎之事，是其体现。凡是奏请和诉讼，所谓众多言论；凡是刑罚和审讯，所谓众多刑狱；凡事无不关系利害，都应当谨慎戒惧，所谓众多谨慎之事。国家的事务，不出这三者了。文王既已安守本心并任用司牧人，使长官能够俊德，那么典章制度各有主管，哪里是文王应当兼管的呢？只托付给有司的长官，顺从他们的裁决，大概可否听任他们裁决罢了，不再兼管。君主应当专一于为君之道，臣子应当专一于为臣之职，君主如果兼管臣子的职务，不仅使君道不专，而且臣子也不能专司其职。众多刑狱和谨慎之事，文王不敢过问这些，是重申前面的意思。放置众多言论而不加议论，是因为事情未施行时称为言论，既施行后则刑狱与谨慎之事可以包含它了。不说“不过问这些”，而说“不敢过问这些”，如果只说不过问，那就是老庄的无为了；只有说不敢过问，然后才能看出文王的敬慎戒惧、思不出位的意思，毫厘之间的差别，学者应当精细考察。

还有武王，遵循着安抚天下的功业，不敢废弃他的义德，遵循着谋划从容之德，以此来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

“亦越”是承接前文的辞语。论述文王从心和本体方面，是从其根本源头来说的。论述武王从功业方面，是从其发用方面来说的。观察其根本源头，可以知道其发用；观察其发用，可以知道其根本源头。两章大概是互相映照的。文王一怒而安定天下的百姓，安定百姓就是所谓的安抚之功，一怒就是所谓的义德。武王也是一怒而安定天下的百姓，所以遵循着不敢废弃它。不灭绝他的愤怒，也不丧失他的威望，这是文王的从容之德。不疏远近臣，不遗忘远人，远近都包容，所以遵循着思惟谋划而顺从它。文王和武王的大度如此，适宜他们共同承受伟大的基业，建立八百年的盛大事业。对于义德说“不敢废弃”，对于从容之德说“遵循谋划顺从”，生育与肃杀，一阖一辟，固然不是两种气产生的，这是天地圣人的心。所以从容之德遵循谋划顺从，而义德则是迫于不得已而不敢废弃。先论心，次论本体，最后论功业，这是论述的顺序。

唉！年轻人如今已经称王了。从今以后，我们设立政事，任用准人和牧夫。我们应当明察知道他们的顺从，大大地让他们治理辅佐我们承受的人民，调和我们的众多刑狱和谨慎之事。这时就不要有间隙。从一句话一句话，我则最终只依靠成德的贤人，来治理我们承受的人民。唉！我旦已经接受了美好的言论，全都告诉年轻人称王了。从今以后，文王的子孙不要误于众多刑狱和谨慎之事。只有公正才能治理它。

周公既叙述了文武基业的伟大，叹息说：“年轻人如今已经称王，继承这样的基业，怎么居住其中呢？怎么可以不深思图谋任用的关键呢？”一篇之中，“所谓称王了”大概屡次提及而屡次叹息，深恐成王平日轻视已成之事，如今还不自知身当职分之大，所以警告他不只一次。从今以后，我们设立政事，任用准人和牧夫，我们应当明察知道他们的顺从，这是授予他们知人的方法。从今以后，是说从此以后，自成王而下后的嗣王，都希望他们世代遵守，周公恳切的意思则无穷无尽。“我”是主君而言，周公以君为体。政事有小大，纲领与条目的区别，说“立政”，则已经举出纲领了，又说“立事”，是把握其要点，综理想要其周全。所以“立政立事”，难道是君主亲自做的吗？关键在于图谋任用准人和牧夫罢了。三宅遗漏其一，大概略举其二以包含其余，没有别的意思。图谋任用三宅不可没有知人的方法，明察知道他们的顺从，就是所谓的知人方法。“若”是顺从的意思。

译万物没有不有所顺应的，水顺应向下，火顺应向上，虽然有堵塞它而不下、压抑它而不上升的情况，但终究不是它所顺应的本性。人在行善方面，难道没有修饰外表而勉强去做的人吗？如果能清楚地知道他所顺应的本性，那么君子与小人心安理得之处，就无法隐藏了。夏后氏考察人的方法，也说“谋面用丕训德”，训也就是顺的意思。通过观察人的顺从来考察他，大概是有传承的。既然清楚地知道他所顺应的本性，确实正直而不邪僻，然后推心置腹地托付给他，于是让他治理百姓以辅助我，调和审理我的各种诉讼和谨慎之事，这时就没有人能在中间离间了，这是说任用他的专一。怀疑就不任用，任用就不怀疑。既然已经深深地了解他了，就应当大大地托付给他，让他去治理，以相助辅佐我所接受的百姓，以调和均平我各种诉讼和谨慎之事，哪里还能容许有异心的人在中间离间呢？“民而言受者”，是说承受天命于天和祖宗，而不是成王自己所固有的。了解人不能不彻底，任用人不能不专一，这是周公竭尽这两方面来告诫他的原因。成王已经即位执政了，周公担心他或许会刚愎自用而没有敬畏之心，所以再次告诫他：“从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之间，我始终只咨询和访问那些成就美德的贤人，不敢刚愎自用来治理我所接受的百姓。如果在仓促或困顿之时忘记了师保的教诲，那么百姓会有不得善终的，这就辜负了上天和祖宗的托付了。”君主尊贵而没有第二人，上面必须常让他敬畏师保，下面敬畏百姓，然后才能兢兢业业而不敢放肆。周公的训诫，是用来维持他的敬畏之心，这大概是成就圣人的功夫。唉！我旦已经接受了别人的美好言论，都告诉了年轻的天子成王了，这是再次深切地感叹。周公叹息着说：“我已经接受了别人的美好言论，都告诉了我，年轻的天子已经即位了，你将用什么来称职并填补这些言论呢？如果没有办法称职填补，那么今天的赞誉，就是明天的诋毁，能不害怕吗？”在父兄面前赞誉子弟的人很多，如果没有实际德行，那么父兄常常替他感到局促不安。周公对成王的感叹和恳切，可以说是非常深刻了。从今以后，文王的子孙，不要在各种诉讼和谨慎之事上出错，只有以正道来治理它们。前面已经说过选择人来调和诉讼，谨慎地以正道来治理它，选拔正直的人，把诉讼托付给他，让他以正法断案，以正理衡量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正道。如果不知道正道，虽然战战兢兢地想要不出错，怎么能不出错呢？“勿误”，是说敬慎的心；“正”，是说治理的根本。

译自古商朝，以及我们周文王，在设立官职、任命人员、选拔牧夫和准人时，能够识别其内在品质，知道他们适合担任此职，又能通过外在表现深入推究其内心。通过言语推究其心意，通过才能推究其德行，通过其在当下的表现推究其晚年能否持守，究竟如何？推究的方法不止一端。这样能够安顿他们，则人与职位相称；能够推究他们，则表象与内心相符。审查如此之后，才让他们治理国家。既然让他们治理，就完全听任他们作为。难在任用之前，所以任用之后就容易。如果事先轻易任用，小人就会钻空子；如果事后才严格，君子就无法尽心。先后确实不可颠倒。既然列举了任用的得当作为法则，又列举了任用的失误作为警戒。国家如果没有设立政事，没有纲纪，所用的是奸巧轻浮之人，不顺从德行，这就应当昏暗微弱，不显耀于他们的时代。君子属阳，所以任用他们则国家升向光明昌盛；小人属阴，所以任用他们则国家降向昏暗灭亡。阴阳升降，也各自遵循其本性。前后任用君子与小人的得失，如此明显。从今以后设立政事的人，不要用奸巧之人，要专门选择吉士来勤勉辅助我们国家。告诫之意非常用力。君主没有其他职责，只有辨别君子与小人为职责，国家的存亡常由此决定。《立政》篇在君子与小人的问题上反复强调，难道没有深意吗？文武百官众多，周公又希望后世的人只用吉士。同时召公进献告诫的诗，“歌咏王有很多吉士”，也说了多次。穆王时代，周道已经衰微，他命令伯冏时，“吉士”二字还在嘴边。这就是周家父祖所传、师保所训、子孙所守，只在于吉士。那一代的治国体制，大概可以知道了。小人被称为奸巧之人，是形容其沾沾自喜、便捷轻浮的情状，让君主知道。这大概是吉士的反面，是周家家法所严厉厌恶的。现在文子文孙、年轻的君王即位了，不要在各种狱讼上出错。只有主管狱讼的牧夫，再次呼唤成王，以狱事的重要性警示他。从今以后的文子文孙，指从成王到后世子孙。现在的文子文孙，专指成王。开始说“庶言”：“庶狱，庶慎罢了”，去掉其一；只说“庶狱，庶慎罢了”，去掉其二。只说“庶狱”，大概是提取其重要的部分，单独举出，让成王深知狱讼不可稍有差错，从而严格选拔典狱的牧夫。狱讼为什么特别重要？关乎百姓性命，也关乎国家命运。引导善气，祈求上天延长国命，靠的是狱讼；使无辜者不被牵连，世代安宁，也靠的是狱讼。周公单独强调并告诫它，难道不是有原因吗！

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以登上大禹走过的足迹，遍行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以彰显文王的辉煌光辉，以发扬武王的伟大功业。

军队，是刑罚中最大的。所以既然说了庶狱，接着就告诫治兵。继位的君主，多沉溺于逸乐，不出门户，放松戒备，忘记战争，从而败坏祖宗基业。所以告诫他必须能够整顿军队，遍登大禹九州的旧迹，严整方正，行于天下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以震耀文武的光辉功业。这次行动，大概是振奋士气而不使其懈怠，掌握民众而不使其抵触，摧压奸邪而不使其觊觎，是保住君位的良策。成王安抚万邦，巡视侯甸，四方征伐不服者，安抚亿万百姓，已经践行了这些话。虽然如此，周公的训诫，考察其弊端，难道不会开启后世好大喜功的祸患吗？回答说：周公整顿军队的训诫，是在不要误判庶狱之后说的。在庶狱之间，尚且担心一个刑罚的误判，何况六师万众的性命，怎敢不审慎而误举呢？以前明后推，怀着不要误判庶狱的心情，奉行整顿军队的告诫，必定不是不得已不停止，而轻易使用民命的。

唉！从今以后，君王设立政事，一定要能够任用常人。

常人是与吉士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的人。对于国家来说，他们吃国家的粮食，穿国家的布帛，得到他们就生存，得不到他们就死亡。然而他们大多迟钝木讷，通常不能与小聪明、新晋之人争长短于口舌之间，所以世俗君主在取舍上迷惑，治乱由此分开。唉，这就是周公在结尾慨叹并深致意的原因吗？

周公说：“太史、司寇、苏公，恭敬地处理你们的狱讼，以延长我们王国的寿命。这样就有谨慎，以排列使用中正的刑罚。”

《立政》篇结束了。周公再次告诉太史苏公的事，为什么呢？《立政》所最重视的是狱讼，而苏公是治理狱讼的典范。苏忿生作为武王的司寇，每次用法都恭敬地依据狱讼，未曾敢轻率。大小狱讼，没有不经过司寇的。恭敬地依据狱讼，大概是说无处不恭敬。

译所以能够巩固根基，来培育壮大我们的王国。如果审理案件的人以此为准则并且谨慎对待，那么就能各自依据轻重不同的条款恰当地施加刑罚，而不会出现偏差了。谨慎，是恭敬的表现，是用来传达苏公心意的方法。周公既然告诫后代君王要选拔掌管司法的官员，担心他们不知道选拔人才的准则，所以命令太史将苏公的事迹记录在竹简上，以昭示后代君王说：“这是万世以来司法官员的楷模。”符合这一准则的就任用，违背这一准则的就斥退，难道不是很容易吗？周公为各种案件所考虑的，真是周全极了。